陕商故事
清代渭南西塬三大姓之九龙贺家——贺士英
在清代渭南西塬阳郭镇有“姜、贺、李”三大姓，是名闻关中的盖省财东。尤其是贺家洼贺家，在陕西和西北各州府县办了八百家典当、七十二家钱庄，成为陕西金融业的风云人物。贺家发家后在其家乡大兴土木，盖了九条街的宅院，号称“九龙贺家”。
一、清代陕西金融业的发展
清代陕西自然经济下小生产的破产和支付需要为陕西钱商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小生产作为十字路口经济，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农民死一头老黄牛，再生产便不能维持。清代陕西农村的地租剥削和生产条件的恶化将农民大量地逼向高利贷资本的怀抱。如韩城的农民在地主剥削下“终岁勤服，家无余资者，十户八九”①，乾州“北乡地冈阜崎岖，清薄尤甚……丰年仅能度日，凶年不免逃亡”②，陕南各地“耕者锄沙为田，摇于其间早则溪涸而禾焦，潦则水汇而禾烂，幸或有秋，所登亩不盈石，官递私积，徭役杂征，尽其所入，苦不及支”③，陕北各县“以晌为命，家无瞻石，稍水旱辄肆攘窍”④。在这种天灾人祸打击下，农民除了典当告贷外，唯有逃亡。而封建社会里，完纳税课以及婚丧娶嫁的支付需要亦是农民举债的重要原因。泾阳入清后“婚多论财，货侈仓具，有破产嫁女”⑤，韩城丧事靡费，“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⑥，而凤县山民“入市交易所欠债项由客民滚算，过期以利息并入，借本积多，以地为质而业非已有”⑦。小生产的大量破产成为高利贷资本借机发展的基础，到嘉庆年间，全省仅当铺就有1293家，若以“每当岁征银五两计”⑧，每年仅当税就有6465两，而全省民屯耕地税才“征银642两”⑨，当税在田赋之上，足见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程度。
清代陕西商人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鼎盛发展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为陕西钱商的兴盛提供了市场基础。清代陕西商人在食盐、茶叶、棉布、皮货、烟草、药材、木厢等大宗商品流通领域获得了巨大发展，长途贩运，跋山涉河，奔波于南北大半个中国，在途、在厂、在岸需占用大量资本，做的都是大生意，耗资其巨。如四川盐井“上井三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万金”⑩，湖豫贩布“每次运来大几千上万两银子”(11)，“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12)，兰州水烟业“每家烟坊的资金大都在万两白银以上，甚至有十万银元之多”(13)，秦巴山中的木厢业“每厂辄数百人，非操重赀有力之家不能办”(14)，而三原的药材店资金五六千元为大，人口百余口为多。经营这些跨州越县的大宗商品流通，需要巨额资本投入，为钱商借贷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市场条件。加之，当时大宗商品批发业务多采取赊销方式，每月28日为走标之期，各地庄口将货款汇集兰州，统一押运至三原再分解各地，使三原成为西北金融汇划中心，每年划汇各地的银两常在2千万两至3千万两之巨。为避免“失镖”的损失，经营异地汇兑的票号、钱店以及经营同地借贷的典当、钱铺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北各地遍地滋生，成为推动陕西钱商业务发展的巨大市场力量。
清代初中期四川经济的复兴和陕西秦巴山区的开发为陕西钱商通过经营金融业积聚资本提供了历史机遇。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数十年的战乱，久摧兵火，经济大破坏，井纪灶废，百不存一，人烟稀疏，并无富商大户。清政府面对百业凋零的局面，为了复兴四川省经济，实行一系列招民入川、务从民便的经济政策，以“浚新补旧”恢复川盐生产，充裕国深，而川省人民凋潦，所产甚微，富商大户皆裹足不前，这便为陕西钱商大量入川经营典当、钱铺积聚资本提供了市场空当。陕西钱商抓住这一良机，纷纷入川经营典当，“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15)，使陕西钱商经营的典当、字号成为“四川握社会金融之特权及放高利贷唯一系统”(16)。由于陕西钱商经营的典当票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17)，又实行“低息”的经营策略，如当时钱业有“利不超过三分”的规定，而陕西人在川省办的当铺“腊月十五以后，减至二分，销利者昼夜拥挤，至地方公私款项亦多稳当生息”(18)。加以当时川省人民朴素，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陕西钱商在川省聚敛了巨额财富，钱业利润丰厚，皆有盈余，“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19)，有力地增强了陕西钱商的经济实力。
清代中期后，为了安抚流亡，从嘉庆四年起，对陕西秦巴山区实行放垦政策。由于山内土著稀少，资金有限，清政府只得采取“募商开厂”的政策，吸引山外资本向山内投资，这便为陕西钱商向秦巴山区扩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他们除了在山内开办钱庄、票号聚敛资本外，还“出本交厂头，雇募匠作”(20)，使陕西钱商在山内各业经营中占相当势力。而贸易伊盟的陕西边商又多放贷给当地的王公贵族，成为王公们的债权人，使“王公仕宦大多欠他们的钱”(21)，并以此而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22)。
从明代以来。陕西即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明帝国财税的绝大部分均耗散在这一边境军事地带，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饷银不下10万两。入清后虽然边境外展，陕西变为内陆省份，但陕西仍为边关巨障，西域屡次用兵的协饷均由陕西转输。从乾隆以来屡次征剿西域，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新疆的协饷就有291万两，“当时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银，犹充斥皆是”(23)。这无疑对陕西钱商的发展起了输血作用，使许多陕西商人开的钱庄、票号承担着藩库的作用，将税收和协饷转化为生息银两，为官府取利。协饷流通，库款充裕使陕西金融活跃，保持着“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如”(24)的优裕局面。
所有这些历史因素的“合力”，都大大促进了陕西银钱业的发展，使陕西钱商开设的票号、钱庄、典当、钱铺遍布陕西和西北地区各省区，成为清代中国西部金融业的实际操纵者。
三原为陕甘两省的商业重镇。该县出产以棉花、生牛、羊皮为大宗，每年冬季运赴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年额甚巨。泾阳水烟、药材，每年秋冬之时，经三原运销京粤，湖北之大布、湖南之茶叶亦系由三原转销甘凉，其金融汇划、沪汉津京之汇兑，无不以三原为枢纽。因此。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有百川通、天成享、协同庆、日升昌、大运通、大德恒、蔚丰学、大恒通八大票号主要负责钱引汇划业务”(25)，并且清初时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约有当铺69座，每年经三原汇划全国的款项达2000～3000万两之巨，使三原在陕甘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之语。进入清代中叶后，西安的银钱业也发展很快。咸丰年间“西安就有北院门高家高景清开设有万福源、景胜永、景复盛和李岳顺开设的万顺隆、敬顺往票号，同治八年有天福同、永兴庆两家钱庄开业”(26)。以后随经济发展，工商扩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也在谋求出路，票号从单纯汇兑扩大为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到清末民初连同票号、钱庄、银号，“西安银钱业曾多达二百余家”，其中仅“高景清开设的景胜永票号资本就达白银一百万两之多，陕西澄城商人开设的俊源银号除资本二千银元外，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金砖(每个金砖重百两)”(27)。
在清代陕西的银钱业中，执其牛耳的则是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洼贺家，其当家人就是贺士英。
二、渭南阳郭镇九龙贺家的经营情况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的，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房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当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座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个钱铺，即72座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秦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28)。根据清政府《典当条例》，当时办一座当铺至少需5万两白银，贺家仅当铺资金就高达4000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29)。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而且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洩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
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之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炘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疾典病民，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质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30)，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黑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建造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佣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辙。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他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青年路省委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
贺家钱铺的钱很多，东家们说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耸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并不多见。
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贺士英还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并捐资打造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铁链上还镌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有趣的是贺家还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就是这位姨太太，有一年除夕不小心把贺家用制钱堆的“钱山”蹬倒了，于是贺家财东大惊失色，说是不祥之兆，钱山倒了贺家就没钱了。这当然是“女子祸水”的一种版本罢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封建商人对商海不测风云的恐惧和担心。
贺家与邻村五里阳郭镇的大户姜家是死对头。贺家银钱多，姜家官衔大，姜家当家人姜恒泰当年救过陕西巡抚潘增祥，被授予管理黄河的巡河道台。贺家很不服气，专门在贺家洼与阳郭镇之间修了一道高墙，阻隔姜家去渭南县城的道路。姜家人赴县城只好绕道西安。后来贺家的一位小伙看上了姜家的一位姑娘，姜家就在其大院内起了一座绣楼，将姑娘囚禁在绣楼里，使贺家小伙只好望楼兴叹，留下了一段商业竞争的佳话。(31)
三、渭南阳郭镇九龙贺家的经营经验
贺家在清代中叶后执陕西金融业之牛耳，创造了令陕西人风光的财富神话，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营经验。
(一)财大气粗，垄断经营
贺家从贺士雅、贺士英两兄弟以来，投资于陕西的银钱业。他们高端起点，利用陕西是西部商贸中心的区位优势和经营典当业当时只赚不赔的市场机会，一口气在陕西及西北其他地区办了36家当铺，每一个当铺又配有两家钱庄，即72家钱庄，这种经营的大气和大手笔非凡人或能比拟。因为仅36家典当的原始投资就不低于180万两，尚不算72家钱庄，起码也得140万两。这一次性的近400万两创业投资，就使贺家在陕西金融业异军突起，占领了市场鳌头。而且典当与钱庄互为犄角，典当主要经营银钱贷放，面对的是有钱人家的货币需求，赚取高额利息；钱庄则主要从事银钱兑换，主要面向一般穷苦百姓，赚取银钱比价的差额利润。这种纵横交错的业务配置，使贺家将金融业的利润可以一网打尽，然后将利息转化为投资，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形成高利贷市场网络，几乎成为一个货币资本帝国，所以贺家可以左右西北金融市场。清代中叶，徐炘抚陕时，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士英去见陕抚，率先响应，下令他家各典当实行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人们见贺家典当利轻，纷纷到贺家典当质贷，其他典当无法与之抗衡，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贺家不仅没有赔钱，反而因为借贷业务繁盛还赚了钱，并且落了个“贺家减当为穷人”的好名声。
贺士雅、贺士英对商号管理得很严格。贺士雅每年要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到各地去巡查，风雨无阻，并且每到一地，了解行情，探寻民意，检查账目，一丝不苟。商号的掌柜、伙计见到贺士雅都垂手壁立，肃然起敬。贺士雅、贺士英还在贺家洼贺家大院修了全国极为少见的“贺家公馆”的私人会馆，专门供各号掌柜年关回府汇报业务所居。年关聚餐，掌柜以当年业务绩效排座次，那些挨东家比较近的掌柜，说明功劳突出，眉飞色舞；那些离东家座位较远的掌柜，垂头丧气，自知成绩不如人，脸上无光。这一套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了掌柜们经营的积极性。贺家在银钱业的经营中还能够别出心裁，富有创意。他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这种类似徽州民居骑马墙的建筑风格，在当时的关中并不多见。人们看到这种建筑，远远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起了很好的实物广告作用。
而且贺家在资源配置上也突出了自己的家族特色，将资金资源与人力资源配置结合在一起。贺家是大户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村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人随当走，当跟人行”，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贺氏家族也随着他家的当铺遍布关中各地。
(二)兼营别业，多重获利
在传统社会，商业风险大，专营一业，常常会因市场变故而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实行多角化经营是一般商家稳健的经营策略。贺家也是如此。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从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他人禾。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极富深意的市场筹划。因为陕西商帮是涉外经营，生意字号多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每年腊月驻外庄号要将利润运回总庄，即走镖之期，由于路途遥远，有盗贼之忧，常常发生失镖事件。为确保镖银安全，陕商惯用的手法就是在沿途设立分号分庄，镖银驮队按庄行进，每日住进自家庄号，叫做“行进千里不住他人店”，这样做一则可以确保镖银安全，也就是保证了效益安全，另一则也便于业务互相连接向外拓展，表现了陕西商人老辣的经营手段。所以，在陕商经营史上很少有失镖的事发生。
(三)热心公益，捐资慈善
贺家财大气粗，家势如虹，他们发家后注重结缘各方，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除了在贺家洼大兴土木，结缘全村四邻外，贺家对社会公益事业不遗余力，表现了良好的社会公众责任心。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32)。贺家还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打造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铁链上还镌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
①乾隆《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②乾隆《乾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③康熙《西乡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④万历《延绥镇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⑤嘉靖《泾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⑥乾隆《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⑦光绪《新修凤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⑧民国《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五，第3页。
⑨潘锡恩：《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卷226，第5页。
⑩周庆云：《盐法通志》，民国4年铅印本，卷41，第73页。
(11)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页。
(12)嘉庆《正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志》。
(13)《风翔陈村的生字水烟》，《凤翔文史瓷料选辑》第3辑，第61-62页。
(14)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15)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中正书局民国23年版，第4章。
(16)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中正书局民国23年版，第448-449页。
(17)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中正书局民国23年版，第4章。
(18)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19)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2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2。
(21)谢再善：《伊克昭七旗志略》，《西北论衡》卷10，第2期。
(22)谢再善：《伊克昭七旗志略》，《西北论衡》卷10，第2期。
(23)谢尧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24)谢尧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25)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运销概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1页。
(26)《革命文献》，卷74，第415页。
(27)叶启贤：《解故前的西安银钱业》，《西安文史资料)第10辑，第107-108页。
(28)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笃行》。
(2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30)贺士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第6辑，第147-148页。
(31)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32)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八，《笃行》。
一、清代陕西金融业的发展
清代陕西自然经济下小生产的破产和支付需要为陕西钱商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社会基础。小生产作为十字路口经济，处于不断的分化之中。农民死一头老黄牛，再生产便不能维持。清代陕西农村的地租剥削和生产条件的恶化将农民大量地逼向高利贷资本的怀抱。如韩城的农民在地主剥削下“终岁勤服，家无余资者，十户八九”①，乾州“北乡地冈阜崎岖，清薄尤甚……丰年仅能度日，凶年不免逃亡”②，陕南各地“耕者锄沙为田，摇于其间早则溪涸而禾焦，潦则水汇而禾烂，幸或有秋，所登亩不盈石，官递私积，徭役杂征，尽其所入，苦不及支”③，陕北各县“以晌为命，家无瞻石，稍水旱辄肆攘窍”④。在这种天灾人祸打击下，农民除了典当告贷外，唯有逃亡。而封建社会里，完纳税课以及婚丧娶嫁的支付需要亦是农民举债的重要原因。泾阳入清后“婚多论财，货侈仓具，有破产嫁女”⑤，韩城丧事靡费，“猪羊油盘食桌动辄数十，丧家破产，往往有之”⑥，而凤县山民“入市交易所欠债项由客民滚算，过期以利息并入，借本积多，以地为质而业非已有”⑦。小生产的大量破产成为高利贷资本借机发展的基础，到嘉庆年间，全省仅当铺就有1293家，若以“每当岁征银五两计”⑧，每年仅当税就有6465两，而全省民屯耕地税才“征银642两”⑨，当税在田赋之上，足见高利贷资本的发展程度。
清代陕西商人在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鼎盛发展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为陕西钱商的兴盛提供了市场基础。清代陕西商人在食盐、茶叶、棉布、皮货、烟草、药材、木厢等大宗商品流通领域获得了巨大发展，长途贩运，跋山涉河，奔波于南北大半个中国，在途、在厂、在岸需占用大量资本，做的都是大生意，耗资其巨。如四川盐井“上井三万金……下井数千金或数万金”⑩，湖豫贩布“每次运来大几千上万两银子”(11)，“商贾至者，每挟数千金”(12)，兰州水烟业“每家烟坊的资金大都在万两白银以上，甚至有十万银元之多”(13)，秦巴山中的木厢业“每厂辄数百人，非操重赀有力之家不能办”(14)，而三原的药材店资金五六千元为大，人口百余口为多。经营这些跨州越县的大宗商品流通，需要巨额资本投入，为钱商借贷业务的开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市场条件。加之，当时大宗商品批发业务多采取赊销方式，每月28日为走标之期，各地庄口将货款汇集兰州，统一押运至三原再分解各地，使三原成为西北金融汇划中心，每年划汇各地的银两常在2千万两至3千万两之巨。为避免“失镖”的损失，经营异地汇兑的票号、钱店以及经营同地借贷的典当、钱铺如雨后春笋般在西北各地遍地滋生，成为推动陕西钱商业务发展的巨大市场力量。
清代初中期四川经济的复兴和陕西秦巴山区的开发为陕西钱商通过经营金融业积聚资本提供了历史机遇。明末清初四川经过数十年的战乱，久摧兵火，经济大破坏，井纪灶废，百不存一，人烟稀疏，并无富商大户。清政府面对百业凋零的局面，为了复兴四川省经济，实行一系列招民入川、务从民便的经济政策，以“浚新补旧”恢复川盐生产，充裕国深，而川省人民凋潦，所产甚微，富商大户皆裹足不前，这便为陕西钱商大量入川经营典当、钱铺积聚资本提供了市场空当。陕西钱商抓住这一良机，纷纷入川经营典当，“四川省之典当业，在前清时，颇称发达。当时，董斯业者，大都系陕西帮”(15)，使陕西钱商经营的典当、字号成为“四川握社会金融之特权及放高利贷唯一系统”(16)。由于陕西钱商经营的典当票号“组织严密，办事认真”(17)，又实行“低息”的经营策略，如当时钱业有“利不超过三分”的规定，而陕西人在川省办的当铺“腊月十五以后，减至二分，销利者昼夜拥挤，至地方公私款项亦多稳当生息”(18)。加以当时川省人民朴素，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陕西钱商在川省聚敛了巨额财富，钱业利润丰厚，皆有盈余，“每年运回陕西之数莫可限量”(19)，有力地增强了陕西钱商的经济实力。
清代中期后，为了安抚流亡，从嘉庆四年起，对陕西秦巴山区实行放垦政策。由于山内土著稀少，资金有限，清政府只得采取“募商开厂”的政策，吸引山外资本向山内投资，这便为陕西钱商向秦巴山区扩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他们除了在山内开办钱庄、票号聚敛资本外，还“出本交厂头，雇募匠作”(20)，使陕西钱商在山内各业经营中占相当势力。而贸易伊盟的陕西边商又多放贷给当地的王公贵族，成为王公们的债权人，使“王公仕宦大多欠他们的钱”(21)，并以此而成为“旗地经济的实际掌握者”(22)。
从明代以来。陕西即为边防建设的重点地区，明帝国财税的绝大部分均耗散在这一边境军事地带，每年仅江南各省输向陕西的饷银不下10万两。入清后虽然边境外展，陕西变为内陆省份，但陕西仍为边关巨障，西域屡次用兵的协饷均由陕西转输。从乾隆以来屡次征剿西域，每年经陕西协饷输银不下60万两。新疆开省后，全国经陕西输新疆的协饷就有291万两，“当时市面上光耀夺目之白银，犹充斥皆是”(23)。这无疑对陕西钱商的发展起了输血作用，使许多陕西商人开的钱庄、票号承担着藩库的作用，将税收和协饷转化为生息银两，为官府取利。协饷流通，库款充裕使陕西金融活跃，保持着“刻有现款百万，便可立致裕如”(24)的优裕局面。
所有这些历史因素的“合力”，都大大促进了陕西银钱业的发展，使陕西钱商开设的票号、钱庄、典当、钱铺遍布陕西和西北地区各省区，成为清代中国西部金融业的实际操纵者。
三原为陕甘两省的商业重镇。该县出产以棉花、生牛、羊皮为大宗，每年冬季运赴汉口转销东南各省，年额甚巨。泾阳水烟、药材，每年秋冬之时，经三原运销京粤，湖北之大布、湖南之茶叶亦系由三原转销甘凉，其金融汇划、沪汉津京之汇兑，无不以三原为枢纽。因此。三原成为西北金融中心和钱业汇集之地。“有百川通、天成享、协同庆、日升昌、大运通、大德恒、蔚丰学、大恒通八大票号主要负责钱引汇划业务”(25)，并且清初时有当铺37座，到乾隆年间约有当铺69座，每年经三原汇划全国的款项达2000～3000万两之巨，使三原在陕甘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时人有“宁要三原，不要西安”之语。进入清代中叶后，西安的银钱业也发展很快。咸丰年间“西安就有北院门高家高景清开设有万福源、景胜永、景复盛和李岳顺开设的万顺隆、敬顺往票号，同治八年有天福同、永兴庆两家钱庄开业”(26)。以后随经济发展，工商扩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社会上的闲散资金也在谋求出路，票号从单纯汇兑扩大为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到清末民初连同票号、钱庄、银号，“西安银钱业曾多达二百余家”，其中仅“高景清开设的景胜永票号资本就达白银一百万两之多，陕西澄城商人开设的俊源银号除资本二千银元外，还拥有相当数量的金砖(每个金砖重百两)”(27)。
在清代陕西的银钱业中，执其牛耳的则是渭南西塬阳郭镇贺家洼贺家，其当家人就是贺士英。
二、渭南阳郭镇九龙贺家的经营情况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的，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房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当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座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个钱铺，即72座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秦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28)。根据清政府《典当条例》，当时办一座当铺至少需5万两白银，贺家仅当铺资金就高达4000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29)。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而且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洩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
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之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炘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疾典病民，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质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30)，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黑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建造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佣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辙。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他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青年路省委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
贺家钱铺的钱很多，东家们说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耸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并不多见。
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贺士英还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并捐资打造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铁链上还镌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有趣的是贺家还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就是这位姨太太，有一年除夕不小心把贺家用制钱堆的“钱山”蹬倒了，于是贺家财东大惊失色，说是不祥之兆，钱山倒了贺家就没钱了。这当然是“女子祸水”的一种版本罢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封建商人对商海不测风云的恐惧和担心。
贺家与邻村五里阳郭镇的大户姜家是死对头。贺家银钱多，姜家官衔大，姜家当家人姜恒泰当年救过陕西巡抚潘增祥，被授予管理黄河的巡河道台。贺家很不服气，专门在贺家洼与阳郭镇之间修了一道高墙，阻隔姜家去渭南县城的道路。姜家人赴县城只好绕道西安。后来贺家的一位小伙看上了姜家的一位姑娘，姜家就在其大院内起了一座绣楼，将姑娘囚禁在绣楼里，使贺家小伙只好望楼兴叹，留下了一段商业竞争的佳话。(31)
三、渭南阳郭镇九龙贺家的经营经验
贺家在清代中叶后执陕西金融业之牛耳，创造了令陕西人风光的财富神话，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营经验。
(一)财大气粗，垄断经营
贺家从贺士雅、贺士英两兄弟以来，投资于陕西的银钱业。他们高端起点，利用陕西是西部商贸中心的区位优势和经营典当业当时只赚不赔的市场机会，一口气在陕西及西北其他地区办了36家当铺，每一个当铺又配有两家钱庄，即72家钱庄，这种经营的大气和大手笔非凡人或能比拟。因为仅36家典当的原始投资就不低于180万两，尚不算72家钱庄，起码也得140万两。这一次性的近400万两创业投资，就使贺家在陕西金融业异军突起，占领了市场鳌头。而且典当与钱庄互为犄角，典当主要经营银钱贷放，面对的是有钱人家的货币需求，赚取高额利息；钱庄则主要从事银钱兑换，主要面向一般穷苦百姓，赚取银钱比价的差额利润。这种纵横交错的业务配置，使贺家将金融业的利润可以一网打尽，然后将利息转化为投资，走上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形成高利贷市场网络，几乎成为一个货币资本帝国，所以贺家可以左右西北金融市场。清代中叶，徐炘抚陕时，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士英去见陕抚，率先响应，下令他家各典当实行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人们见贺家典当利轻，纷纷到贺家典当质贷，其他典当无法与之抗衡，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贺家不仅没有赔钱，反而因为借贷业务繁盛还赚了钱，并且落了个“贺家减当为穷人”的好名声。
贺士雅、贺士英对商号管理得很严格。贺士雅每年要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到各地去巡查，风雨无阻，并且每到一地，了解行情，探寻民意，检查账目，一丝不苟。商号的掌柜、伙计见到贺士雅都垂手壁立，肃然起敬。贺士雅、贺士英还在贺家洼贺家大院修了全国极为少见的“贺家公馆”的私人会馆，专门供各号掌柜年关回府汇报业务所居。年关聚餐，掌柜以当年业务绩效排座次，那些挨东家比较近的掌柜，说明功劳突出，眉飞色舞；那些离东家座位较远的掌柜，垂头丧气，自知成绩不如人，脸上无光。这一套激励机制有效地调动了掌柜们经营的积极性。贺家在银钱业的经营中还能够别出心裁，富有创意。他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这种类似徽州民居骑马墙的建筑风格，在当时的关中并不多见。人们看到这种建筑，远远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起了很好的实物广告作用。
而且贺家在资源配置上也突出了自己的家族特色，将资金资源与人力资源配置结合在一起。贺家是大户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村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人随当走，当跟人行”，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贺氏家族也随着他家的当铺遍布关中各地。
(二)兼营别业，多重获利
在传统社会，商业风险大，专营一业，常常会因市场变故而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实行多角化经营是一般商家稳健的经营策略。贺家也是如此。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从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他人禾。这种做法在当时是极富深意的市场筹划。因为陕西商帮是涉外经营，生意字号多在千里之外的异地他乡，每年腊月驻外庄号要将利润运回总庄，即走镖之期，由于路途遥远，有盗贼之忧，常常发生失镖事件。为确保镖银安全，陕商惯用的手法就是在沿途设立分号分庄，镖银驮队按庄行进，每日住进自家庄号，叫做“行进千里不住他人店”，这样做一则可以确保镖银安全，也就是保证了效益安全，另一则也便于业务互相连接向外拓展，表现了陕西商人老辣的经营手段。所以，在陕商经营史上很少有失镖的事发生。
(三)热心公益，捐资慈善
贺家财大气粗，家势如虹，他们发家后注重结缘各方，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除了在贺家洼大兴土木，结缘全村四邻外，贺家对社会公益事业不遗余力，表现了良好的社会公众责任心。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32)。贺家还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打造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铁链上还镌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
①乾隆《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②乾隆《乾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③康熙《西乡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④万历《延绥镇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⑤嘉靖《泾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⑥乾隆《韩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志》。
⑦光绪《新修凤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⑧民国《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五，第3页。
⑨潘锡恩：《嘉庆重修一统志》商务印书馆1934年影印本，卷226，第5页。
⑩周庆云：《盐法通志》，民国4年铅印本，卷41，第73页。
(11)李肇植：《德安府布史话》，《安陆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9页。
(12)嘉庆《正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物产志》。
(13)《风翔陈村的生字水烟》，《凤翔文史瓷料选辑》第3辑，第61-62页。
(14)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4页。
(15)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中正书局民国23年版，第4章。
(16)吕登平：《四川农村经济》，中正书局民国23年版，第448-449页。
(17)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选辑》，中正书局民国23年版，第4章。
(18)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19)民国《三台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食货志》。
(20)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2。
(21)谢再善：《伊克昭七旗志略》，《西北论衡》卷10，第2期。
(22)谢再善：《伊克昭七旗志略》，《西北论衡》卷10，第2期。
(23)谢尧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24)谢尧钟：《新疆游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0页。
(25)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西北运销概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71页。
(26)《革命文献》，卷74，第415页。
(27)叶启贤：《解故前的西安银钱业》，《西安文史资料)第10辑，第107-108页。
(28)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笃行》。
(29)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30)贺士云：《清末民初关中的几家富户》，《西安文史资料》第6辑，第147-148页。
(31)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0页。
(32)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八，《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