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渭北三大富户之吝店镇程曹村——曹元坤
渭南吝店镇程曹村曹家，在清代渭北财团中也是富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吝店焦家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
一、明清时代陕商对伊盟草原的开发
在明代，戈壁、瀚海以南的广大区域，被称为大漠，那里世代居住着大量藏、蒙少数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过着原生态的草原生活。那里自然条件恶劣，“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一派荒凉景象。清代诗人李涣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①漠内人烟罕至，是贸易的空置地区。
明初，为了防范边外少数民族侵扰中原，明政府在陕西沿长城一线设边镇拱守边防，实行“汉藏不相交接”政策。但是为了满足边外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和从他们手中换取战马，明政府于洪武四年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令将陕西紫阳茶区的茶叶贩运藏番边地，这样陕西商人开始走上大规模开展西部贸易的道路。当时陕西茶叶分两路运到边地，一路经汉中运到陇南的洮州，今日甘肃宕昌县的“养马城”就是当年换取战马的地方；一路经汉中运到河州，到达青海草原的边缘。这时陕西商人孤独地承担着茶叶西运的任务。对漠南的蒙地，则由政府在长城关口设“马市”与蒙地交换，“蒙汉交界开设互市11处，汉商以烟、茶、布、绸缎等上市，禁易粮食、铜、铁器；蒙古以牛、羊、绒毛、皮张等上市，禁易马匹”②。同时，为解决边防军的军马所需，明正统三年准将陕西定边盐池所产的盐斤“纳马中盐”换取延庆、平凉官民所养战马，规定“上马一匹予盐百引，次马八十引”③。这就是定边“花马池”(即以盐换取五花马)盐场的由来。在盐马交易政策体制下，大量陕北边地的商民，驮盐到伊盟草原的腹地，走上入漠交换的道路。到隆庆年间，俺答汗部归降，漠内和平，政府实行“招商中盐”，允许商人参与漠内食盐贸易，晋商和徽商闻讯而起，试图挤入这一过程。《定边县志》有徽商在边地携资贩盐的记载，④但很快他们就因路远费繁、本高利薄而退出了这一过程。
到了明代中叶，余子俊抚陕，重修边墙，并允许陕西边民出长城各关口，开发边墙外五十里的无人地，从而掀起了陕西人“走西口”的第一次浪潮。大量陕北和关中商民，出长城到漠内开荒种地，设店贸易，汉蒙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最早的《走西口》是这样唱的——“常言说树挪死来人挪活，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啊亲亲，我挣上七斗八斗就朝回走”，才使得“妹妹送哥泪花花流。”
这说明，在明代基本上是陕西商人垄断着西部贸易，他们是大漠孤独的西行者。那时的陕北商民，赶着牛车，牵着毛驴，驮着漠内所需的百货，深入到草原的腹地，在王府的旁边设立店铺，展开交换，这就是陕西历史上所说的“跑边”，那些发财致富设立商行的被称为“边商”或“边行”。当时仅神木、榆林跑边的“边商”就有20万人，他们艰难地开辟着伊盟草原的商品经济，为封闭的草原带去了新的活力。
渭南吝店程曹村曹家的创始人曹元坤早年就是在一片苍茫的大地上贩马起的家。
二、渭南吝店程曹材曹家的经营过程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
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十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
三、渭南吝店程曹村曹家的成功经验
曹家在甘陇以贩马起家，然后转向金融、粟行，百年发展，长盛不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经验。
(一)抓住机遇，灵活转向
曹家第一代创业人曹元坤最初是在甘陇贩马，这应该是利用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政策提供的机遇。那时有不少陕西商人深入到甘陇腹地，尤其是甘南草原将茶叶换取的马匹贩回关内，从甘肃各地的“养马城”将马匹驱赶回内地，是一件苦差事。一般是上百匹马为一群，赶马人手持套马杆，前呼后喊，夜行晓宿，怕马匹白天赶路消耗太大。一路上多有豺狼虎豹，土匪劫掠，上千里路程着实不易。曹元坤早年为了养家糊口，毅然走上赶马的道路，历经千辛万苦，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到清代初年，“秦人填四川”，在陕西商人下四川经商的浪潮中，他抓住又一次难得的机遇，下四川到岐山人马家开的“万盛”号当学徒，学习商业营销经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地步。然后回故乡创办“新兴惠”老号，从事典当等金融业务，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途程。
(二)合理配置，互为犄角
曹家成功的一个突出经验就是资源配置合理，实行互为犄角的多角化经营。他家先在自己家乡吝店开办“新兴惠”老号，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渭南是陕西商帮的核心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渭北财团。当年陕西渭北地区大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银窖，窖藏大量银两。在自己家乡举办典当，有很好的乡缘信义，极容易筹得银两，使曹家顺利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掘得典当的第一桶金后，曹元坤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固守已有的模式，而是瞅准机会，将资金投向当时资金匮乏的四川，在四川彭县兴办“新兴盛”，放账生理。当时四川“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⑤。正确的决策，为曹家带来了滚滚利润，使曹家在陕西富户中渐露头角，成为有钱人家。
开办典当成功后，曹家并没有停止经营的步伐。他们又一次聪敏地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了粮食经营业。常言说“七十二行，粮食为王”，在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经营粟行，也称为“陆陈行”是最保险的经营，尤其是在号称粮仓的关中，调剂粮食余缺，调节品种差异，是极容易赚钱的生意。因而，曹家的聪明在于，将四川经营典当的利润转化为陕西的粟行投资，在蒲城兴办“永兴公”号，经营粮食买卖。最盛时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就有100多名。实行货币资本与商业资本的互相犄角，彼此转化，使经营活动获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重义轻利，和谐乡党
曹家发财后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为穷人立了一个会。这就是渭北三月三日古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二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中集会贸易的原生形态，是探讨关中庙会经济原生态的证明。这个程曹“三月三”古会一直存在到上20世纪80年代，在渭南地区很有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曹家宣称，过会三日，卖不掉的木材全由曹家收购，使贩木材者免去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了大户人家对发展小区域经济的带头作用，也表现了曹家发财不忘乡邻的善行，被人们流传至今。20世纪80年代本书主编到程曹做调查时，古会的情形还依稀可见。
①李焕：《甘泉道中》。
②李绮云：《从马市中几种商品看明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编委会：《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
④嘉庆《定边县志》，嘉庆34年刻本，第67页。
⑤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章。
一、明清时代陕商对伊盟草原的开发
在明代，戈壁、瀚海以南的广大区域，被称为大漠，那里世代居住着大量藏、蒙少数民族，他们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过着原生态的草原生活。那里自然条件恶劣，“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一派荒凉景象。清代诗人李涣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①漠内人烟罕至，是贸易的空置地区。
明初，为了防范边外少数民族侵扰中原，明政府在陕西沿长城一线设边镇拱守边防，实行“汉藏不相交接”政策。但是为了满足边外游牧民族对茶叶的需求和从他们手中换取战马，明政府于洪武四年在陕西实行“茶马交易”政策，令将陕西紫阳茶区的茶叶贩运藏番边地，这样陕西商人开始走上大规模开展西部贸易的道路。当时陕西茶叶分两路运到边地，一路经汉中运到陇南的洮州，今日甘肃宕昌县的“养马城”就是当年换取战马的地方；一路经汉中运到河州，到达青海草原的边缘。这时陕西商人孤独地承担着茶叶西运的任务。对漠南的蒙地，则由政府在长城关口设“马市”与蒙地交换，“蒙汉交界开设互市11处，汉商以烟、茶、布、绸缎等上市，禁易粮食、铜、铁器；蒙古以牛、羊、绒毛、皮张等上市，禁易马匹”②。同时，为解决边防军的军马所需，明正统三年准将陕西定边盐池所产的盐斤“纳马中盐”换取延庆、平凉官民所养战马，规定“上马一匹予盐百引，次马八十引”③。这就是定边“花马池”(即以盐换取五花马)盐场的由来。在盐马交易政策体制下，大量陕北边地的商民，驮盐到伊盟草原的腹地，走上入漠交换的道路。到隆庆年间，俺答汗部归降，漠内和平，政府实行“招商中盐”，允许商人参与漠内食盐贸易，晋商和徽商闻讯而起，试图挤入这一过程。《定边县志》有徽商在边地携资贩盐的记载，④但很快他们就因路远费繁、本高利薄而退出了这一过程。
到了明代中叶，余子俊抚陕，重修边墙，并允许陕西边民出长城各关口，开发边墙外五十里的无人地，从而掀起了陕西人“走西口”的第一次浪潮。大量陕北和关中商民，出长城到漠内开荒种地，设店贸易，汉蒙贸易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所以，最早的《走西口》是这样唱的——“常言说树挪死来人挪活，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啊亲亲，我挣上七斗八斗就朝回走”，才使得“妹妹送哥泪花花流。”
这说明，在明代基本上是陕西商人垄断着西部贸易，他们是大漠孤独的西行者。那时的陕北商民，赶着牛车，牵着毛驴，驮着漠内所需的百货，深入到草原的腹地，在王府的旁边设立店铺，展开交换，这就是陕西历史上所说的“跑边”，那些发财致富设立商行的被称为“边商”或“边行”。当时仅神木、榆林跑边的“边商”就有20万人，他们艰难地开辟着伊盟草原的商品经济，为封闭的草原带去了新的活力。
渭南吝店程曹村曹家的创始人曹元坤早年就是在一片苍茫的大地上贩马起的家。
二、渭南吝店程曹材曹家的经营过程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
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十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
三、渭南吝店程曹村曹家的成功经验
曹家在甘陇以贩马起家，然后转向金融、粟行，百年发展，长盛不衰，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经验。
(一)抓住机遇，灵活转向
曹家第一代创业人曹元坤最初是在甘陇贩马，这应该是利用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的“茶马交易”政策提供的机遇。那时有不少陕西商人深入到甘陇腹地，尤其是甘南草原将茶叶换取的马匹贩回关内，从甘肃各地的“养马城”将马匹驱赶回内地，是一件苦差事。一般是上百匹马为一群，赶马人手持套马杆，前呼后喊，夜行晓宿，怕马匹白天赶路消耗太大。一路上多有豺狼虎豹，土匪劫掠，上千里路程着实不易。曹元坤早年为了养家糊口，毅然走上赶马的道路，历经千辛万苦，也积累了丰富的经营经验。到清代初年，“秦人填四川”，在陕西商人下四川经商的浪潮中，他抓住又一次难得的机遇，下四川到岐山人马家开的“万盛”号当学徒，学习商业营销经验，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可以独当一面的地步。然后回故乡创办“新兴惠”老号，从事典当等金融业务，走上了发家致富的途程。
(二)合理配置，互为犄角
曹家成功的一个突出经验就是资源配置合理，实行互为犄角的多角化经营。他家先在自己家乡吝店开办“新兴惠”老号，吸纳社会闲散资金。渭南是陕西商帮的核心地区，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拥有巨额资金的渭北财团。当年陕西渭北地区大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银窖，窖藏大量银两。在自己家乡举办典当，有很好的乡缘信义，极容易筹得银两，使曹家顺利地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掘得典当的第一桶金后，曹元坤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固守已有的模式，而是瞅准机会，将资金投向当时资金匮乏的四川，在四川彭县兴办“新兴盛”，放账生理。当时四川“人民俭朴，十当九赎，不愿当死，故每年皆有盈余”⑤。正确的决策，为曹家带来了滚滚利润，使曹家在陕西富户中渐露头角，成为有钱人家。
开办典当成功后，曹家并没有停止经营的步伐。他们又一次聪敏地将投资的目光转向了粮食经营业。常言说“七十二行，粮食为王”，在自然经济的传统社会，经营粟行，也称为“陆陈行”是最保险的经营，尤其是在号称粮仓的关中，调剂粮食余缺，调节品种差异，是极容易赚钱的生意。因而，曹家的聪明在于，将四川经营典当的利润转化为陕西的粟行投资，在蒲城兴办“永兴公”号，经营粮食买卖。最盛时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就有100多名。实行货币资本与商业资本的互相犄角，彼此转化，使经营活动获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
(三)重义轻利，和谐乡党
曹家发财后最值得称道的一件事，就是为穷人立了一个会。这就是渭北三月三日古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二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这为我们提供了关中集会贸易的原生形态，是探讨关中庙会经济原生态的证明。这个程曹“三月三”古会一直存在到上20世纪80年代，在渭南地区很有影响。难能可贵的是，曹家宣称，过会三日，卖不掉的木材全由曹家收购，使贩木材者免去后顾之忧，充分发挥了大户人家对发展小区域经济的带头作用，也表现了曹家发财不忘乡邻的善行，被人们流传至今。20世纪80年代本书主编到程曹做调查时，古会的情形还依稀可见。
①李焕：《甘泉道中》。
②李绮云：《从马市中几种商品看明后期江南与塞北的经济联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③编委会：《定边县志》，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
④嘉庆《定边县志》，嘉庆34年刻本，第67页。
⑤张肖梅：《四川经济参考资料》，中正书局民国32年版，第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