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渭南西塬三大姓之阳郭姜家——姜恒泰
在清代渭南西塬上，有名盖关中的三大姓富户，他们就是贺家洼贺家、阳郭镇姜家和李后镇李家，其中李后镇李家与阳郭镇姜家还是甥舅关系。他们三家都是通过经营典当业而发财致富的，共同代表了阳郭的财富力量，成为那一历史时期的发家模范。
一、清朝的典当业
“七十二行，银钱为王”，在商品经济下，银钱业(近代称金融业)是“百业之王”。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最终要体现在利益上。而在商品经济下“货币是财富存在的社会形式”，占有货币就是占有财富，因而经营银钱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也是生利最快的行业。这不仅在于货币是流通手段，“转快利钱多”，还在于货币也是生息资本，“钱不停留利自生”。因此，陕、晋、徽三帮莫不以经营银钱业为行业首选，在明清之际他们三分天下，各霸一方，多财善贾，纵横捭阖，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财富神话。
同时，货币又是一般等价物，具有汇通天下的效能。因此，一地银钱业的发展程度，又是一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明清地域性商帮纵横天下的条件下，银钱业又是商帮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表达形式。明代嘉靖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衡量天下富豪的标准就是“五十万两”，类似今天的“富豪榜”。他认为天下富豪，家资五十万两以上为头等，全国17家，其中除王公贵族外，晋商三家，徽商两家①。
货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地人们之货币理念及其银钱业经营方式，常常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一地人们的货币心态和价值追求。明人宋应星说，明代银钱业的地域格局是“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②
因此，银钱业的经营形态也带有三方文化深深的烙印。
明清时期徽商主要在江南办典当、钱庄，他们操纵着中国经济最富饶地区的货币流通，“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③在徽商所经营的行业中，最拿手的还是典当、钱庄，明清的银钱业中有“无典不徽”的说法。清代有人指出：“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④由于徽州多唐宋旧族，徽商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徽州方言中称富人为朝奉，故一般将钱庄的老板称为“朝奉”。徽州人自称“朝奉”，其事与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封”有关。据说当年，赵匡胤拥兵南下，平定歙州(徽州)时，徽州人箪食壶浆，夹道相迎，场面十分的热烈。赵匡胤见了很受感动，就停车对大家说：“多谢汝等朝奉!”意思是说，多谢你们的朝拜与礼物奉献。但徽州人以为皇帝圣旨亲口封他们为“朝奉”，于是一个个喜不自禁，纷纷以“朝奉大夫”自居。“朝奉”在苏、浙、皖一带也用来称呼当铺的管事人。《儒林外史》第52回：“院子上面三间厅房，安着柜台，几个朝奉在里面做生意。陈正公问道：‘这可是毛二爷的当铺?’”⑤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朝奉”这个称谓典型表现了徽商做生意的形象。
晋商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华北地区和北京做典当、账局、票号生意，他们几乎垄断了北京的银钱业，最盛时有“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说法。山西人办典当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山西人的当铺、钱铺一般称投资人为“相与”，“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和合伙人；而把经理人、业董者称为“当家”，意即“当家之人”、“主事之人”，如《乔家大院》中“院子里住着当家人”。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就说，山西旧社会的当铺经理称为“当家的”⑥。
陕商主要在西北办典当，他们基本上垄断了西北和四川的银钱业。有人记载清代兰州的“钱庄药业，秦人居多”。清代四川有句民谣“豆腐老陕狗，走遍天下有”，言说陕西人在四川开的当铺字号像豆腐和狗一样多。陕西商人办典当、钱店、银楼，一般称投资人为“财东”，这是从“东西制”下东家是出资人演变而来的；称经理人为“掌柜”，“掌柜”为陕西方言。唐代时，有人在长安城中办“柜坊”的新型货币流通机构，为人保管钱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将钥匙挂在腰间，称“掌柜”。也有认为是明清陕西商人到各地做生意，携带大量银两，为安全起见，特制巨型板柜，里边放银两，柜面为床铺，晚上就睡在银柜上，这些人被称为“掌柜”⑦。就是这些陕西“掌柜”们，在陕西明清金融史上演绎了风起云涌的历史活剧。渭南阳郭镇姜家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二、阳郭镇姜家的经营情况
姜家现住渭南阳郭镇南姜村。姜家世代为商，嘉道年间从姜望绪起已发家，姜望绪因荒年散粟七次花费制钱万缗而成为渭南著名乡绅，在《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但真正把姜家的事业推进到烈火烹油态势的则是姜望绪的儿子姜恒泰。渭南阳郭镇巨富姜恒泰是在秦巴山伐木发的家。姜恒泰早年在渭南城西门口开了一间药铺叫“药济堂”，行医抓药治病，他为人厚道善良，穷人买药可长期赊账，在渭南小有名气。关于姜恒泰生子还有一段传说。据传姜恒泰中年丧妻，到西安去相亲，住了十几天没有媒人上门，他感觉绝望了，准备打道回府。回家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黄牛带引了四个牛犊直向他奔来，他满怀惊喜，醒来望着窗外的月光，才知道是个梦。第二天一早便有媒人上门，姑娘是西安城墙东南角人，姓黄，她后来给姜恒泰生了四个儿子。因此姜家的堂号叫“四经堂”。老大叫“六积堂”，老二叫“寿安堂”，老三叫“德法堂”，老四叫“五福堂”。
姜家的发家与陕西藩台谭钟麟有很大的关系。姜恒泰为人厚道，有一年陕西藩台谭钟麟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陕西的大小官员都认为谭钟麟这次凶多吉少，必然要被罢官解甲归田，临行时大小官员都冷眼相待，无人相送。到渭南后，谭钟麟专门去看望和他有些私交的姜恒泰。因与姜恒泰有金兰之交，谭钟麟受到姜恒泰的热情款待，姜恒泰还送给他500两银子，作为上京的盘缠。谭钟麟走出渭南城后，碰到一个老人，老人拦住了他的坐骑，问他：“您是谭大官人吗?请您下马，小老儿有一事相告。”谭钟麟下马后，老人把他拉到路边，问他：你知道西安的城垛有多少，西安有多少城门，城楼上有多少窗户。谭钟麟瞠目结舌，无以回答。老人便一一告诉他，并请官人牢记在心。谭钟麟上京后，面见皇上，皇上查问的正是老人所问之事，谭钟麟对答如流，皇上知道他忠心可靠，不仅没有罢他的官，反而将他晋升为陕甘总督。谭钟麟摆队回陕，路过渭南城，同州府的大小官员都到渭南东门接官厅跪接，谭钟麟连正眼都不愿意瞧他们，停轿未问别人，只说了一句话：“姜恒泰来了没有?”姜恒泰一介草民，跪在最后，有人回答说：“来了，跪在后边。”谭钟麟便亲自下轿，急步走到姜恒泰的身边，扶他起来，拉着姜恒泰的手走进接官厅。为感激姜恒泰解救自己于危难，谭钟麟委任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
姜恒泰任道台期间，把家里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到秦巴山里包山伐木，包了三座山，募请工人伐木，做木厢、枋板，成为陕西著名的木商。姜家在南山包山伐木发了大财，每年伐的木头扎成木排，放入汉江，顺流而下，一直漂到湖北。一次放的木头就有成千根，每次放排的木工就有百十人，分为工头、领工、攘头、书办，俨然一支队伍。木头到汉口后被工人拉上岸，晾干后发往江南各地，每根木头上都刻有“渭南姜家木”的字样，现在江南的一些百年老房子的大梁上还留有这样的字样。姜家在汉口卖完木头之后，又用卖木头的银子买成棉布，贩往西安、兰州，从不空手而返。姜家每年挣的银子都是用斗量的。
姜恒泰还在川省和西北经营水烟、药材、山货等生意。从渭南到兰州都有姜家的店铺，据说从阳郭到兰州，姜家的东家们从来都不歇外人的店，沿途都住在自家的商号里。姜恒泰做生意很有头脑，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一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但有挤兑风险。有一次姜家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陕甘总督谭钟麟，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省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姜家不仅办钱庄、典当，在陕西各县还有其他生意，自号叫“悦茂号”。姜家在姜恒泰的带领下成为与阳郭镇贺家并驾齐驱的渭南西塬两大富户，人称“贺家的钱多，姜家的官大”。
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修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绣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轶事有关。有一年，一个江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便到姜家抢劫，姜恒泰知道后，亲自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款待。姜恒泰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该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恒泰说：“你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很难入内。”姜恒泰听从了大盗的话，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姜家的住房还有一个标志，过去一般大户人家盖房，房脊上都有兽头，如果是商人住宅，兽头的口就是张着的；如果是官宦人家，兽头的嘴就是闭着的，叫做保守官府秘密。而姜家的兽头很有趣，一边是张口的，一边是闭嘴的，一看就是亦官亦商的人家。姜家的大院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就是今天陕西渭南阳郭镇政府所在地。
有趣的是阳郭镇的姜家与贺家洼的贺士英贺家只相隔五里路，两家都是闻名陕西的大财东，一家是官商，一家是民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家斗了一辈子。姜家发财后为了扬名乡里，准备修从阳郭镇到渭南的尤河大桥，贺士英知道后，也要加入一份。桥修好后，要勒石纪念，碑石上刻有“阳郭镇姜贺两家建”，贺家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姜家之后，大为光火，硬是将自己的名字从石碑上打掉。后来贺家修了从渭南西原到西安的大路，就是不准姜家的人从路上过。姜家为了扬名，又捐资修了阳郭镇的城墙，但修到贺家的地界，贺家坚决不同意，现在这个半截子城墙还留在阳郭镇。
姜家总是同贺家关系紧张，贺家瞧不起姜家的以官起家，姜家看不上贺家的土财主，两家的恩恩怨怨却挡不住两家男女后代爱情的勃发。姜家的一位姑娘爱上了贺家的一个少爷，姜恒泰知道后气得要命，专门在他们家大院的花园里修了一座两层高的绣楼，把姑娘关在绣楼上，不准她下绣楼一步，也不准贺家的少爷踏进姜家一步，生生将两个相爱的男女拆散。那位贺家少爷一气之下，斩断情丝，远走他乡。而姜家的小姐夜夜守在绣楼上，望着窗外的明月，碧海青天夜夜心，怀念着远方的人儿，至死未嫁。现在阳郭镇政府所在地旁边的那座绣楼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一段哀怨的爱情故事。⑧
三、阳郭镇姜家的经营经验
姜家在渭南西塬上因钱多官大而著称于世。而姜家从农民发展成为关中有名的富商大户，是依靠他们一步一步形成的市场营销经验，引导着财富的积累。这些经验对今天仍然有启示作用。
(一)敢于创新，不惧风险
商海是充满风险之地，供求捉摸不定，价格潮涨潮落。一念之胜，可能顷刻暴发，腰缠万贯；一着不慎，可能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善为商者必要有大胸怀、大气度，敢冒风险，勇于创新，才可以取得大风险、大回报的风险利润，掘得趋时上市、抢占先机的第一桶金。阳郭姜家正是这种敢冒风险的商人。他家发财主要是抓住了清政府放垦秦巴老林的历史机遇，在秦巴山办林场、木厢，获得了“要发财，贩木材”的丰厚市场利润。清代中叶，清政府屈于山外人口激增的压力，实行“放垦秦巴”的新经济政策，嘉庆四年上谕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建盖庐舍之用”⑨。因秦巴山老林丛密，林产极多，各地商民纷纷挟资入山开矿砍木作厂。姜家正是抓住清政府的放垦秦巴政策机遇，率先投资山内林业。而当时投资秦巴木业是耗资极大的风险投资，经营林业租山、雇工、采伐、运放、堆栈，均得占用巨量资本。因此木厂费工最巨，“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⑩，“必有力之家，捐重赀聚徒众人入山数百里砍伐”(11)，而姜恒泰正是具有挑战性格的人。他认准秦巴木业是富有利好的新兴产业，便把家里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到秦巴山里包山伐木，包了三座山，募请工人伐木，做木厢、枋板，成为陕西著名的木商。
在金融业的投资上，姜恒泰也是如此。经营木材发家后，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但有挤兑风险，搞不好亏折净尽还会吃官司。但大风险大利润的刺激，使姜恒泰又一次走上冒险的经营道路。他一次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果不其然，很快便发生了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陕甘总督谭钟麟，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省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由此，关中留下了“姜家发绺有官府”的民谣。
(二)连接官府，亦商亦官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便使得商人不得不连接官府，与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得官府的支持和保护。这在中国传统商人身上并不足为奇。姜家发家与姜恒泰和陕甘总督谭钟麟私交甚密有直接关系。姜恒泰早年在渭南开药铺时，与谭钟麟有金兰之交。有一年陕西藩台谭钟麟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临行到渭南后，专门去看望和他有些私交的姜恒泰。谭钟麟受到姜恒泰的热情款待，还送给他500两银子，作为上京的盘缠。谭钟麟上京后，面见皇帝，对答如流，皇上知道他忠心可靠，不仅没有罢他的官，反而晋升他为陕甘总督。谭钟麟摆队回陕，为感激姜恒泰解救自己于危难，委任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所以，阳郭的人说：“贺家财多，姜家官大”。
姜家的这种亦商亦官身份，也表现在他家的建筑上。姜家的房脊上的兽头很有趣，一边是张口的，一边是闭嘴的，张口的叫做传播商业信息，闭口的叫做保守官府秘密。远处一看就知道姜家是亦官亦商人家，起了很好的广告宣传作用。
(三)乐善好施，惠及乡邻
姜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公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籽种耕牛1000头。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宴席，宴请村中穷困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①王世贞：《国朝丛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2。
②宋应星：《野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争论》。
③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4，《地部》。
④李燧：《晋游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卷3。
⑤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⑥张正明：《话说晋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⑦李刚：《陕西掌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⑨《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53。
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11)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3。
一、清朝的典当业
“七十二行，银钱为王”，在商品经济下，银钱业(近代称金融业)是“百业之王”。因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最终要体现在利益上。而在商品经济下“货币是财富存在的社会形式”，占有货币就是占有财富，因而经营银钱业是最赚钱的行业，也是生利最快的行业。这不仅在于货币是流通手段，“转快利钱多”，还在于货币也是生息资本，“钱不停留利自生”。因此，陕、晋、徽三帮莫不以经营银钱业为行业首选，在明清之际他们三分天下，各霸一方，多财善贾，纵横捭阖，演绎了中国商业史上的财富神话。
同时，货币又是一般等价物，具有汇通天下的效能。因此，一地银钱业的发展程度，又是一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集中体现。在明清地域性商帮纵横天下的条件下，银钱业又是商帮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的表达形式。明代嘉靖年间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衡量天下富豪的标准就是“五十万两”，类似今天的“富豪榜”。他认为天下富豪，家资五十万两以上为头等，全国17家，其中除王公贵族外，晋商三家，徽商两家①。
货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地人们之货币理念及其银钱业经营方式，常常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反映一地人们的货币心态和价值追求。明人宋应星说，明代银钱业的地域格局是“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②
因此，银钱业的经营形态也带有三方文化深深的烙印。
明清时期徽商主要在江南办典当、钱庄，他们操纵着中国经济最富饶地区的货币流通，“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③在徽商所经营的行业中，最拿手的还是典当、钱庄，明清的银钱业中有“无典不徽”的说法。清代有人指出：“典肆，江以南皆徽人，曰徽商；江以北皆晋人，曰晋商。”④由于徽州多唐宋旧族，徽商受徽州文化的影响，徽州方言中称富人为朝奉，故一般将钱庄的老板称为“朝奉”。徽州人自称“朝奉”，其事与宋太祖赵匡胤的“亲封”有关。据说当年，赵匡胤拥兵南下，平定歙州(徽州)时，徽州人箪食壶浆，夹道相迎，场面十分的热烈。赵匡胤见了很受感动，就停车对大家说：“多谢汝等朝奉!”意思是说，多谢你们的朝拜与礼物奉献。但徽州人以为皇帝圣旨亲口封他们为“朝奉”，于是一个个喜不自禁，纷纷以“朝奉大夫”自居。“朝奉”在苏、浙、皖一带也用来称呼当铺的管事人。《儒林外史》第52回：“院子上面三间厅房，安着柜台，几个朝奉在里面做生意。陈正公问道：‘这可是毛二爷的当铺?’”⑤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朝奉”这个称谓典型表现了徽商做生意的形象。
晋商主要在黄河以北的广大华北地区和北京做典当、账局、票号生意，他们几乎垄断了北京的银钱业，最盛时有“山西票庄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的说法。山西人办典当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山西人的当铺、钱铺一般称投资人为“相与”，“相与”是山西方言中的一个词汇，最初的意思是往来朋友，对山西商人来说，这个词是指生意伙伴和合伙人；而把经理人、业董者称为“当家”，意即“当家之人”、“主事之人”，如《乔家大院》中“院子里住着当家人”。晋商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就说，山西旧社会的当铺经理称为“当家的”⑥。
陕商主要在西北办典当，他们基本上垄断了西北和四川的银钱业。有人记载清代兰州的“钱庄药业，秦人居多”。清代四川有句民谣“豆腐老陕狗，走遍天下有”，言说陕西人在四川开的当铺字号像豆腐和狗一样多。陕西商人办典当、钱店、银楼，一般称投资人为“财东”，这是从“东西制”下东家是出资人演变而来的；称经理人为“掌柜”，“掌柜”为陕西方言。唐代时，有人在长安城中办“柜坊”的新型货币流通机构，为人保管钱币，收取一定的保管费，将钥匙挂在腰间，称“掌柜”。也有认为是明清陕西商人到各地做生意，携带大量银两，为安全起见，特制巨型板柜，里边放银两，柜面为床铺，晚上就睡在银柜上，这些人被称为“掌柜”⑦。就是这些陕西“掌柜”们，在陕西明清金融史上演绎了风起云涌的历史活剧。渭南阳郭镇姜家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
二、阳郭镇姜家的经营情况
姜家现住渭南阳郭镇南姜村。姜家世代为商，嘉道年间从姜望绪起已发家，姜望绪因荒年散粟七次花费制钱万缗而成为渭南著名乡绅，在《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但真正把姜家的事业推进到烈火烹油态势的则是姜望绪的儿子姜恒泰。渭南阳郭镇巨富姜恒泰是在秦巴山伐木发的家。姜恒泰早年在渭南城西门口开了一间药铺叫“药济堂”，行医抓药治病，他为人厚道善良，穷人买药可长期赊账，在渭南小有名气。关于姜恒泰生子还有一段传说。据传姜恒泰中年丧妻，到西安去相亲，住了十几天没有媒人上门，他感觉绝望了，准备打道回府。回家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黄牛带引了四个牛犊直向他奔来，他满怀惊喜，醒来望着窗外的月光，才知道是个梦。第二天一早便有媒人上门，姑娘是西安城墙东南角人，姓黄，她后来给姜恒泰生了四个儿子。因此姜家的堂号叫“四经堂”。老大叫“六积堂”，老二叫“寿安堂”，老三叫“德法堂”，老四叫“五福堂”。
姜家的发家与陕西藩台谭钟麟有很大的关系。姜恒泰为人厚道，有一年陕西藩台谭钟麟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陕西的大小官员都认为谭钟麟这次凶多吉少，必然要被罢官解甲归田，临行时大小官员都冷眼相待，无人相送。到渭南后，谭钟麟专门去看望和他有些私交的姜恒泰。因与姜恒泰有金兰之交，谭钟麟受到姜恒泰的热情款待，姜恒泰还送给他500两银子，作为上京的盘缠。谭钟麟走出渭南城后，碰到一个老人，老人拦住了他的坐骑，问他：“您是谭大官人吗?请您下马，小老儿有一事相告。”谭钟麟下马后，老人把他拉到路边，问他：你知道西安的城垛有多少，西安有多少城门，城楼上有多少窗户。谭钟麟瞠目结舌，无以回答。老人便一一告诉他，并请官人牢记在心。谭钟麟上京后，面见皇上，皇上查问的正是老人所问之事，谭钟麟对答如流，皇上知道他忠心可靠，不仅没有罢他的官，反而将他晋升为陕甘总督。谭钟麟摆队回陕，路过渭南城，同州府的大小官员都到渭南东门接官厅跪接，谭钟麟连正眼都不愿意瞧他们，停轿未问别人，只说了一句话：“姜恒泰来了没有?”姜恒泰一介草民，跪在最后，有人回答说：“来了，跪在后边。”谭钟麟便亲自下轿，急步走到姜恒泰的身边，扶他起来，拉着姜恒泰的手走进接官厅。为感激姜恒泰解救自己于危难，谭钟麟委任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
姜恒泰任道台期间，把家里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到秦巴山里包山伐木，包了三座山，募请工人伐木，做木厢、枋板，成为陕西著名的木商。姜家在南山包山伐木发了大财，每年伐的木头扎成木排，放入汉江，顺流而下，一直漂到湖北。一次放的木头就有成千根，每次放排的木工就有百十人，分为工头、领工、攘头、书办，俨然一支队伍。木头到汉口后被工人拉上岸，晾干后发往江南各地，每根木头上都刻有“渭南姜家木”的字样，现在江南的一些百年老房子的大梁上还留有这样的字样。姜家在汉口卖完木头之后，又用卖木头的银子买成棉布，贩往西安、兰州，从不空手而返。姜家每年挣的银子都是用斗量的。
姜恒泰还在川省和西北经营水烟、药材、山货等生意。从渭南到兰州都有姜家的店铺，据说从阳郭到兰州，姜家的东家们从来都不歇外人的店，沿途都住在自家的商号里。姜恒泰做生意很有头脑，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一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但有挤兑风险。有一次姜家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陕甘总督谭钟麟，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省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姜家不仅办钱庄、典当，在陕西各县还有其他生意，自号叫“悦茂号”。姜家在姜恒泰的带领下成为与阳郭镇贺家并驾齐驱的渭南西塬两大富户，人称“贺家的钱多，姜家的官大”。
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修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绣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轶事有关。有一年，一个江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便到姜家抢劫，姜恒泰知道后，亲自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款待。姜恒泰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该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恒泰说：“你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很难入内。”姜恒泰听从了大盗的话，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姜家的住房还有一个标志，过去一般大户人家盖房，房脊上都有兽头，如果是商人住宅，兽头的口就是张着的；如果是官宦人家，兽头的嘴就是闭着的，叫做保守官府秘密。而姜家的兽头很有趣，一边是张口的，一边是闭嘴的，一看就是亦官亦商的人家。姜家的大院现在还完好地保存着，就是今天陕西渭南阳郭镇政府所在地。
有趣的是阳郭镇的姜家与贺家洼的贺士英贺家只相隔五里路，两家都是闻名陕西的大财东，一家是官商，一家是民商，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两家斗了一辈子。姜家发财后为了扬名乡里，准备修从阳郭镇到渭南的尤河大桥，贺士英知道后，也要加入一份。桥修好后，要勒石纪念，碑石上刻有“阳郭镇姜贺两家建”，贺家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姜家之后，大为光火，硬是将自己的名字从石碑上打掉。后来贺家修了从渭南西原到西安的大路，就是不准姜家的人从路上过。姜家为了扬名，又捐资修了阳郭镇的城墙，但修到贺家的地界，贺家坚决不同意，现在这个半截子城墙还留在阳郭镇。
姜家总是同贺家关系紧张，贺家瞧不起姜家的以官起家，姜家看不上贺家的土财主，两家的恩恩怨怨却挡不住两家男女后代爱情的勃发。姜家的一位姑娘爱上了贺家的一个少爷，姜恒泰知道后气得要命，专门在他们家大院的花园里修了一座两层高的绣楼，把姑娘关在绣楼上，不准她下绣楼一步，也不准贺家的少爷踏进姜家一步，生生将两个相爱的男女拆散。那位贺家少爷一气之下，斩断情丝，远走他乡。而姜家的小姐夜夜守在绣楼上，望着窗外的明月，碧海青天夜夜心，怀念着远方的人儿，至死未嫁。现在阳郭镇政府所在地旁边的那座绣楼还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一段哀怨的爱情故事。⑧
三、阳郭镇姜家的经营经验
姜家在渭南西塬上因钱多官大而著称于世。而姜家从农民发展成为关中有名的富商大户，是依靠他们一步一步形成的市场营销经验，引导着财富的积累。这些经验对今天仍然有启示作用。
(一)敢于创新，不惧风险
商海是充满风险之地，供求捉摸不定，价格潮涨潮落。一念之胜，可能顷刻暴发，腰缠万贯；一着不慎，可能倾家荡产，流落街头。善为商者必要有大胸怀、大气度，敢冒风险，勇于创新，才可以取得大风险、大回报的风险利润，掘得趋时上市、抢占先机的第一桶金。阳郭姜家正是这种敢冒风险的商人。他家发财主要是抓住了清政府放垦秦巴老林的历史机遇，在秦巴山办林场、木厢，获得了“要发财，贩木材”的丰厚市场利润。清代中叶，清政府屈于山外人口激增的压力，实行“放垦秦巴”的新经济政策，嘉庆四年上谕说“朕意南山内既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既可拨给流民自行垦种，而所伐林木，既可作建盖庐舍之用”⑨。因秦巴山老林丛密，林产极多，各地商民纷纷挟资入山开矿砍木作厂。姜家正是抓住清政府的放垦秦巴政策机遇，率先投资山内林业。而当时投资秦巴木业是耗资极大的风险投资，经营林业租山、雇工、采伐、运放、堆栈，均得占用巨量资本。因此木厂费工最巨，“凡开厂之商必有资本足以养活厂内之人”⑩，“必有力之家，捐重赀聚徒众人入山数百里砍伐”(11)，而姜恒泰正是具有挑战性格的人。他认准秦巴木业是富有利好的新兴产业，便把家里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到秦巴山里包山伐木，包了三座山，募请工人伐木，做木厢、枋板，成为陕西著名的木商。
在金融业的投资上，姜恒泰也是如此。经营木材发家后，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但有挤兑风险，搞不好亏折净尽还会吃官司。但大风险大利润的刺激，使姜恒泰又一次走上冒险的经营道路。他一次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果不其然，很快便发生了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陕甘总督谭钟麟，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省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由此，关中留下了“姜家发绺有官府”的民谣。
(二)连接官府，亦商亦官
在中国传统社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利益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便使得商人不得不连接官府，与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以获得官府的支持和保护。这在中国传统商人身上并不足为奇。姜家发家与姜恒泰和陕甘总督谭钟麟私交甚密有直接关系。姜恒泰早年在渭南开药铺时，与谭钟麟有金兰之交。有一年陕西藩台谭钟麟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临行到渭南后，专门去看望和他有些私交的姜恒泰。谭钟麟受到姜恒泰的热情款待，还送给他500两银子，作为上京的盘缠。谭钟麟上京后，面见皇帝，对答如流，皇上知道他忠心可靠，不仅没有罢他的官，反而晋升他为陕甘总督。谭钟麟摆队回陕，为感激姜恒泰解救自己于危难，委任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所以，阳郭的人说：“贺家财多，姜家官大”。
姜家的这种亦商亦官身份，也表现在他家的建筑上。姜家的房脊上的兽头很有趣，一边是张口的，一边是闭嘴的，张口的叫做传播商业信息，闭口的叫做保守官府秘密。远处一看就知道姜家是亦官亦商人家，起了很好的广告宣传作用。
(三)乐善好施，惠及乡邻
姜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公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籽种耕牛1000头。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宴席，宴请村中穷困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①王世贞：《国朝丛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卷2。
②宋应星：《野议》，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争论》。
③谢肇淛：《五杂俎》，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4，《地部》。
④李燧：《晋游日记》，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卷3。
⑤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2页。
⑥张正明：《话说晋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6年版，第73页。
⑦李刚：《陕西掌柜》，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
⑧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6页。
⑨《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53。
⑩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9页。
(11)乾隆《周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