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泾阳四大家族——王桥于家和石桥刘家
在清代泾阳“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桥一撮毛”的四大家族中，刘家是生意大，王桥于家的银钱多，东刘西孟社树姚的资财加起来，还不到王桥于家的一撮毛。他们都是在经营茶叶贸易中发的财。刘家主营陕甘茶叶贸易，于家主营康藏茶叶贸易，都取得了贸易的成功。
一、清代的陕甘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因此，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1匹最多换茶叶60公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1匹换茶30篦，中等20，下等15。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从宋以来就实行用陕西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到明代更上升为国家安边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陕南从汉唐以来就形成以金州(今安康)为中心的秦巴茶区(包括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以及四川保宁府的部分产茶区县)。其中，紫阳更是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宦姑紫茶”已是覆盖西部、名振全国的名牌产品。明代秦巴茶年产量达到115万斤。
秦巴茶的销售，历史上以3个地区为主：陕西关中、甘宁青新和楚豫地区。紫阳茶行销甘宁青新(统称大西北)，县境内有水旱两条路线。出县后分别在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今铺镇)汇合，再继续向西。
县境内旱路：自紫阳之西乡，沿途山路崎岖，人力负担重，甚为辛苦。但因路程不甚远，10日以内可到达，又较少风险，不似水运，茶叶常因受潮而遭受损失。故虽有汉江航道，而人力背运者仍很多。特别是春季，茶初上市时，船运途中费时费日，商人为抢高价，常常购数十公斤茶叶即背负西乡。其路线是：任河流域的茶商走亮垭子，经镇巴观音堂、魏家滩、兴隆场、大河坝、平安场、两河口进入西乡县境，又经洋溪河、马家湾、堰口到达西乡县城；也有一些商人至观音堂后转而向东北经大市川、五里坝、下高川、木竹巴之碾子垭、两河口、下高川到达西乡县城。而任河流域八庙、白鹤一带茶商，则走田坝河、巴庙、西河、五里坝到西乡。
水路：任河流域自瓦房店以下，及汉江沿岸茶商多走水路。自紫阳境内溯江而上，经石泉、洋县、城固而至十八里铺及汉中；或至西乡境后改装小船转沿牧马河抵西乡县城。
水路运茶所需时间较长，平常最短时间即需20日左右或一个月，甚至3个月之久，最短为14日。且汉江上游沿途险滩甚多，稍有不慎，即有翻船之险，茶叶也常常因受潮而变质发霉。但好处是运费比陆运低廉。以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为例：自紫阳至南郑，每百公斤茶陆运费用26元，而水运仅14元左右。同时，水路运茶又受季节影响。春、冬汉江水枯时，船只上行只能到达十八里铺，十八里铺以上便无法通航。故每逢枯水季节，凡运茶船都将茶叶卸在十八里铺，这便是十八里铺成为紫阳茶重要集散地的原因之一。只有涨水时茶船才能到达汉中。
茶叶自紫阳境内经水、陆两路进入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三处重要转运地后，又经西北茶商之手，经下述两路进入大西北地区。
(1)沿藵斜道经留坝、凤县、两当到达天水。到天水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另一路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达临夏(古称河州)地区。
(2)经勉县、略阳、徽县、成县、岷县到达临潭一带(临潭古称洮州)。茶叶到达临夏、临潭等地后，除大部分就地销售外，另有一部分又转销至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地区。
边茶贸易使陕西茶商的足迹遍布甘陇各地，并带来了甘陇许多州县经济的繁荣。徽州因茶马批验所设于斯，因之“寒燠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陆通衢，商贾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俱兴”①，成为陕川茶叶入甘的重要中转地之一。河州、洮州因“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②，“各省军民流聚巨万”③，从而使该州商务发达，“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贾居焉”④，“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⑤。
兰州明为皋兰，是内地货物通甘凉的必经之道，加之嘉靖癸亥设甘州茶马司，因“商人苦于运拽”，明廷令将甘茶“调停折中收贮兰州”⑥，因此，在明代运茶到兰州各卫所的主要是陕西茶商，“兰州、西宁等城茶务不仅明代多为陕帮商人经营，甚至从清代至民初，陕帮商人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⑦。《甘肃通志稿》中说，就是在近代，兰州的茶叶“主要由山陕大帮垄断经营”⑧，这些“山陕大帮为了扩大联络，在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县城，一般都设有会馆，致富之后，有的携资还乡，有的就地安家落户，世代经营商业，成为当地的商业世家”⑨。
出兰州“河以西之商货，凉庄为大，往者捷买资甘(州)肃(州)”⑩，明人郭代《甘州纪事》诗中说甘州的茶马交易是“牦牛互市番氓出，宛马临关汉使回”(11)。
地居河套的宁夏府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中心市场。陕川茶叶由天水分途北上，经固原、吴忠入宁夏府。固原为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弘治十五年后增盐池中马，使固原茶商盐商云集，“固原荒凉之地，变为繁华”(12)。
由固原北上，吴忠为宁夏茶叶集散市场，该地交通便利，为黄河水运中心。西宁系由甘入青藏之门户，因此亦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主要市场。洪武三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明代中叶以后陕西商人在甘陇的广大区域内牵驼驱车，贩运边茶，成为实现汉藏人民经济联系的主要力量。其贸易茶叶数量仍十分巨大。若按正德元年“令汉中岁办茶课26800斤，新收茶课24160斤，俱照数岁，永为定制”(13)计，陕西紫阳茶区输甘陇官茶当为每岁50960斤。
清代泾阳石桥东流村刘家和王桥于家，就是在经营陕甘茶叶贸易中发的家。
二、泾阳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的经营过程
泾阳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的经营过程，在马长寿先生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中有所记载：
于家在泾阳县王桥镇东街村，是清代泾阳的首富，当时泾阳的“四大家族”，即“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的“一撮毛”就是指王桥于家。泾阳是当时陕甘贸易中心，烟货由西而东，茶叶、布匹则由东而西，所以泾阳有钱的人以商为业，形成“与其吏也宁贾”的价值取向。加之王桥在龙洞渠岸边，这一带水田很多，因此容易力农致富，经商发财，于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于家起家很早，从其祖于天赐时在四川做生意，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茶店和布店，在汉中、汉阴也开有分号，当时最有名者为“恒泰盛”茶号，堂名“务本堂”；康定的“恒泰”茶庄也是他家的生意(14)；每年办引8000张，利润在100万两以上。(15)还在川东雅安开设陕商最大的“兴义茶庄”，每年办茶引11600张，1张茶引购茶100斤，另加附茶14斤。这些盈利也有一部分流归泾阳，使于家富得流油。于家发家后在本村建造了华丽的府第，成为清代关中商宅的代表。(16)
三、泾阳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的经营经验
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都是在陕甘和四川办茶而发的家。他们在陕西茶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陕西茶商的共同奋斗中，于家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
(一)一业为主，兼营别样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际上是易货贸易，除了官茶部分是茶马交易外，由商人“货卖”的部分则是茶与西部土特产品的交换，这便决定了茶叶经营上的多样性。茶商在选择交易产品时往往根据市场需要表现出较多的灵活性，市场需要什么就交换什么，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模式。在明代的边茶贸易领域，单纯经营茶叶的商人并不多见，往往是一业为主，兼营多样，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勾通农牧，促成中西部地区经济联系中的“西商”特点。如西北边茶贸易中在陕西是茶、盐交换，茶店既向西北客商批发茶叶，又同时收购西北客商驮来的食盐、皮毛、药材。这些西北茶商将茶叶运到边地后，除换马外，又以茶交换西北番族的其他畜牧产品。永乐二十二年给事中黄骥言“巨又窃见西域所产，不过马及钢砂、梧桐、碱之类，唯马国家所需，余无裨于国，乞自今有贡马者，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听与民买卖……上嘉纳之”(17)，宣德年间甘都王贵曰“此闻外夷以羊马与军民为市，尔宜戒伤下人，必准时值，不可抑买”(18)。可见，茶马交易绝不仅仅是茶与马的交换，而是茶与西北畜牧产品的交换。西南边茶亦然。川中茶产最初是“诸羌以毛布毛缨之类相与贸易”，实行茶马交易后，又是茶与藏区的金砂、麝香、贝母、皮货相交换，后羊毛畅销，他们又收购羊毛，“康定羊毛每年上市70万斤左右，由德泰合一家购买。因此，《泾阳商业志》指出该县王桥巨富于家是“专营茶、药材，商号多设在四川一带”(19)，便颇为精当。这种“一业为主，兼营别样”的做法使企业经营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并可赚取多重利润，分散经营风险，坐收综合效益之利。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一种机智的选择。
(二)注重信息，随行就市
掌握了市场信息，对市场供求胸中有数，随行就市地从事经营，这方面明代的陕西茶商也富有一定的经验。如西北边茶“每当一批西北茶客到来，或紫阳茶区闻知甘肃等地茶叶短缺，茶客将来之际，市场茶价随之大涨，‘茶滚子’、小商贩、茶行茶栈主等东奔西走，积极储备茶叶，寻找货源，若逢来紫阳的西北客较多时，市场价格可比平时高出五、六倍。西北茶商走后，价格随之即下跌”(20)。有个别茶商还抓住茶叶系季节产品的特点，“每年春季新茶上市之初，常有小商人背负数十斤新茶赶赴销场，以求高价出售”(21)，收取货发利市的经营实效。后来他们发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值下”(22)，并且“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23)，从湖茶比陕川茶更适应西部市场需要(“亦利番也”)的实际出发，转向大量贩运湖南安化所产湖茶到西北边地，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灵活性，并因之而促成了明末清初安化茯茶在陕西的急剧兴起。
西南边茶亦是如此。最初定马价为“每中马1匹绿茶1800斤”(24)，实为给茶太多，认为这不符合“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市场供求规律，遂要求“验马之高下，以茶给之……上马1匹与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25)，虽是官府定价，却也曲折地反映了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精神。进入商办边茶后，更是按供求变化，随行市运作，“或见番客云集，茶斤易买，方请增引”(26)，一旦官府课税过重，无利可图时，“复将茶株尽掘”，搞得官府无所适从，只得“无税无引抚茶商，令民卖茶造茶”(27)。
①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②解缙：《解学士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1。
③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65。
④嘉靖《河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
⑤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2。
⑥顾炎武：《天下群国利病书》，上海书店1985年版，卷39。
⑦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⑧甘肃省通志馆：《甘肃通志稿》，甘肃图书馆油印本，卷130。
⑨甘肃省通志馆：《甘肃通志稿》，甘肃图书馆油印本，卷130。
⑩民国《威武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1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12)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14。
(13)陕西省通志馆：《敕修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42。
(14)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15)杨仲华：《西康纪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16)《于家大院搬迁风波》，《三秦都市报》，2003年7月10日。
(17)《成祖永乐实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5。
(18)《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88。
(19)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43-44页。
(20)樊光春等：《紫阳茶叶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21)樊光春等：《紫阳茶叶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2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2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24)《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60。
(25)《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51。
(26)《四川清代藏区的边茶贸易)，见《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42页。
(27)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13，第51页。
一、清代的陕甘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至清代止，历经岁月沧桑近千年。因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因此，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明太祖洪武年间，上等马1匹最多换茶叶60公斤。明万历年间，则定上等马1匹换茶30篦，中等20，下等15。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茶马》诗中这样写道：“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
从宋以来就实行用陕西茶产换取边外少数民族战马的“茶马交易”政策，到明代更上升为国家安边的基本政策，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陕南从汉唐以来就形成以金州(今安康)为中心的秦巴茶区(包括紫阳、汉阴、石泉、西乡、城固、汉中以及四川保宁府的部分产茶区县)。其中，紫阳更是中国著名的茶叶产区之一，所产“宦姑紫茶”已是覆盖西部、名振全国的名牌产品。明代秦巴茶年产量达到115万斤。
秦巴茶的销售，历史上以3个地区为主：陕西关中、甘宁青新和楚豫地区。紫阳茶行销甘宁青新(统称大西北)，县境内有水旱两条路线。出县后分别在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今铺镇)汇合，再继续向西。
县境内旱路：自紫阳之西乡，沿途山路崎岖，人力负担重，甚为辛苦。但因路程不甚远，10日以内可到达，又较少风险，不似水运，茶叶常因受潮而遭受损失。故虽有汉江航道，而人力背运者仍很多。特别是春季，茶初上市时，船运途中费时费日，商人为抢高价，常常购数十公斤茶叶即背负西乡。其路线是：任河流域的茶商走亮垭子，经镇巴观音堂、魏家滩、兴隆场、大河坝、平安场、两河口进入西乡县境，又经洋溪河、马家湾、堰口到达西乡县城；也有一些商人至观音堂后转而向东北经大市川、五里坝、下高川、木竹巴之碾子垭、两河口、下高川到达西乡县城。而任河流域八庙、白鹤一带茶商，则走田坝河、巴庙、西河、五里坝到西乡。
水路：任河流域自瓦房店以下，及汉江沿岸茶商多走水路。自紫阳境内溯江而上，经石泉、洋县、城固而至十八里铺及汉中；或至西乡境后改装小船转沿牧马河抵西乡县城。
水路运茶所需时间较长，平常最短时间即需20日左右或一个月，甚至3个月之久，最短为14日。且汉江上游沿途险滩甚多，稍有不慎，即有翻船之险，茶叶也常常因受潮而变质发霉。但好处是运费比陆运低廉。以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为例：自紫阳至南郑，每百公斤茶陆运费用26元，而水运仅14元左右。同时，水路运茶又受季节影响。春、冬汉江水枯时，船只上行只能到达十八里铺，十八里铺以上便无法通航。故每逢枯水季节，凡运茶船都将茶叶卸在十八里铺，这便是十八里铺成为紫阳茶重要集散地的原因之一。只有涨水时茶船才能到达汉中。
茶叶自紫阳境内经水、陆两路进入西乡、汉中、十八里铺三处重要转运地后，又经西北茶商之手，经下述两路进入大西北地区。
(1)沿藵斜道经留坝、凤县、两当到达天水。到天水后又分为两路：一路经清水到达庄浪等地：另一路经甘谷、武山、陇西、临洮到达临夏(古称河州)地区。
(2)经勉县、略阳、徽县、成县、岷县到达临潭一带(临潭古称洮州)。茶叶到达临夏、临潭等地后，除大部分就地销售外，另有一部分又转销至塔里木盆地、河西走廊，乃至更远的地区。
边茶贸易使陕西茶商的足迹遍布甘陇各地，并带来了甘陇许多州县经济的繁荣。徽州因茶马批验所设于斯，因之“寒燠得中，物产略备，又为水陆通衢，商贾辐辏，故四民乐业，百务俱兴”①，成为陕川茶叶入甘的重要中转地之一。河州、洮州因“岁运巴陕之茶于司，官茶而民得以马易之”②，“各省军民流聚巨万”③，从而使该州商务发达，“南关市客店一十八座，四方贾居焉”④，“少数年之间河州之马如鸡豚之畜”⑤。
兰州明为皋兰，是内地货物通甘凉的必经之道，加之嘉靖癸亥设甘州茶马司，因“商人苦于运拽”，明廷令将甘茶“调停折中收贮兰州”⑥，因此，在明代运茶到兰州各卫所的主要是陕西茶商，“兰州、西宁等城茶务不仅明代多为陕帮商人经营，甚至从清代至民初，陕帮商人都占举足轻重的地位”⑦。《甘肃通志稿》中说，就是在近代，兰州的茶叶“主要由山陕大帮垄断经营”⑧，这些“山陕大帮为了扩大联络，在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县城，一般都设有会馆，致富之后，有的携资还乡，有的就地安家落户，世代经营商业，成为当地的商业世家”⑨。
出兰州“河以西之商货，凉庄为大，往者捷买资甘(州)肃(州)”⑩，明人郭代《甘州纪事》诗中说甘州的茶马交易是“牦牛互市番氓出，宛马临关汉使回”(11)。
地居河套的宁夏府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中心市场。陕川茶叶由天水分途北上，经固原、吴忠入宁夏府。固原为三边总督的驻节之地，弘治十五年后增盐池中马，使固原茶商盐商云集，“固原荒凉之地，变为繁华”(12)。
由固原北上，吴忠为宁夏茶叶集散市场，该地交通便利，为黄河水运中心。西宁系由甘入青藏之门户，因此亦是陕西商人销茶的又一主要市场。洪武三年改秦州茶马司为西宁茶马司，其机构设在西宁卫城北大街，市马地点在镇海堡。明代中叶以后陕西商人在甘陇的广大区域内牵驼驱车，贩运边茶，成为实现汉藏人民经济联系的主要力量。其贸易茶叶数量仍十分巨大。若按正德元年“令汉中岁办茶课26800斤，新收茶课24160斤，俱照数岁，永为定制”(13)计，陕西紫阳茶区输甘陇官茶当为每岁50960斤。
清代泾阳石桥东流村刘家和王桥于家，就是在经营陕甘茶叶贸易中发的家。
二、泾阳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的经营过程
泾阳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的经营过程，在马长寿先生的《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中有所记载：
于家在泾阳县王桥镇东街村，是清代泾阳的首富，当时泾阳的“四大家族”，即“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的“一撮毛”就是指王桥于家。泾阳是当时陕甘贸易中心，烟货由西而东，茶叶、布匹则由东而西，所以泾阳有钱的人以商为业，形成“与其吏也宁贾”的价值取向。加之王桥在龙洞渠岸边，这一带水田很多，因此容易力农致富，经商发财，于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于家起家很早，从其祖于天赐时在四川做生意，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茶店和布店，在汉中、汉阴也开有分号，当时最有名者为“恒泰盛”茶号，堂名“务本堂”；康定的“恒泰”茶庄也是他家的生意(14)；每年办引8000张，利润在100万两以上。(15)还在川东雅安开设陕商最大的“兴义茶庄”，每年办茶引11600张，1张茶引购茶100斤，另加附茶14斤。这些盈利也有一部分流归泾阳，使于家富得流油。于家发家后在本村建造了华丽的府第，成为清代关中商宅的代表。(16)
三、泾阳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的经营经验
石桥刘家和王桥于家都是在陕甘和四川办茶而发的家。他们在陕西茶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陕西茶商的共同奋斗中，于家也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
(一)一业为主，兼营别样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际上是易货贸易，除了官茶部分是茶马交易外，由商人“货卖”的部分则是茶与西部土特产品的交换，这便决定了茶叶经营上的多样性。茶商在选择交易产品时往往根据市场需要表现出较多的灵活性，市场需要什么就交换什么，不拘泥于一个固定的模式。在明代的边茶贸易领域，单纯经营茶叶的商人并不多见，往往是一业为主，兼营多样，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勾通农牧，促成中西部地区经济联系中的“西商”特点。如西北边茶贸易中在陕西是茶、盐交换，茶店既向西北客商批发茶叶，又同时收购西北客商驮来的食盐、皮毛、药材。这些西北茶商将茶叶运到边地后，除换马外，又以茶交换西北番族的其他畜牧产品。永乐二十二年给事中黄骥言“巨又窃见西域所产，不过马及钢砂、梧桐、碱之类，唯马国家所需，余无裨于国，乞自今有贡马者，令就甘肃给军士，余一切勿受，听与民买卖……上嘉纳之”(17)，宣德年间甘都王贵曰“此闻外夷以羊马与军民为市，尔宜戒伤下人，必准时值，不可抑买”(18)。可见，茶马交易绝不仅仅是茶与马的交换，而是茶与西北畜牧产品的交换。西南边茶亦然。川中茶产最初是“诸羌以毛布毛缨之类相与贸易”，实行茶马交易后，又是茶与藏区的金砂、麝香、贝母、皮货相交换，后羊毛畅销，他们又收购羊毛，“康定羊毛每年上市70万斤左右，由德泰合一家购买。因此，《泾阳商业志》指出该县王桥巨富于家是“专营茶、药材，商号多设在四川一带”(19)，便颇为精当。这种“一业为主，兼营别样”的做法使企业经营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灵活性，并可赚取多重利润，分散经营风险，坐收综合效益之利。这不能不说是陕西商人一种机智的选择。
(二)注重信息，随行就市
掌握了市场信息，对市场供求胸中有数，随行就市地从事经营，这方面明代的陕西茶商也富有一定的经验。如西北边茶“每当一批西北茶客到来，或紫阳茶区闻知甘肃等地茶叶短缺，茶客将来之际，市场茶价随之大涨，‘茶滚子’、小商贩、茶行茶栈主等东奔西走，积极储备茶叶，寻找货源，若逢来紫阳的西北客较多时，市场价格可比平时高出五、六倍。西北茶商走后，价格随之即下跌”(20)。有个别茶商还抓住茶叶系季节产品的特点，“每年春季新茶上市之初，常有小商人背负数十斤新茶赶赴销场，以求高价出售”(21)，收取货发利市的经营实效。后来他们发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值下”(22)，并且“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23)，从湖茶比陕川茶更适应西部市场需要(“亦利番也”)的实际出发，转向大量贩运湖南安化所产湖茶到西北边地，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灵活性，并因之而促成了明末清初安化茯茶在陕西的急剧兴起。
西南边茶亦是如此。最初定马价为“每中马1匹绿茶1800斤”(24)，实为给茶太多，认为这不符合“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市场供求规律，遂要求“验马之高下，以茶给之……上马1匹与茶120斤，中马70斤，驹马50斤”(25)，虽是官府定价，却也曲折地反映了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精神。进入商办边茶后，更是按供求变化，随行市运作，“或见番客云集，茶斤易买，方请增引”(26)，一旦官府课税过重，无利可图时，“复将茶株尽掘”，搞得官府无所适从，只得“无税无引抚茶商，令民卖茶造茶”(27)。
①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②解缙：《解学士集》，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1。
③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65。
④嘉靖《河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
⑤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2。
⑥顾炎武：《天下群国利病书》，上海书店1985年版，卷39。
⑦王致中：《明清西北社会经济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第402页。
⑧甘肃省通志馆：《甘肃通志稿》，甘肃图书馆油印本，卷130。
⑨甘肃省通志馆：《甘肃通志稿》，甘肃图书馆油印本，卷130。
⑩民国《威武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风俗》。
(11)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19页。
(12)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14。
(13)陕西省通志馆：《敕修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42。
(14)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15)杨仲华：《西康纪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0页。
(16)《于家大院搬迁风波》，《三秦都市报》，2003年7月10日。
(17)《成祖永乐实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卷5。
(18)《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88。
(19)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第43-44页。
(20)樊光春等：《紫阳茶叶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21)樊光春等：《紫阳茶叶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页。
(2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23)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64年版，卷80，《食货志》。
(24)《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60。
(25)《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51。
(26)《四川清代藏区的边茶贸易)，见《四川甘孜文史资料》，第42页。
(27)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13，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