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的陕西，出了一位著名的女商人，她就是泾阳安吴堡“吴氏商业帝国”的掌门人，后来又被慈禧太后认为义女并诰封“一品夫人”的泾阳安吴周莹。
　　一、清代西北茶叶市场的变化
　　在清朝的数百余年里，陕西商人在西北茶叶贸易领域始终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西北茶叶贸易又是全国茶叶贸易的重头戏。据《甘肃通志》卷19《茶马》统计，当时全国共有茶引28766道，茶1438300斤，西北茶区有茶引27296道，茶134800斤，占全国茶引的近95%，到清末每年销往西北的茶叶平均47万担，西北六省一地每人每年约合1.5斤茶，这就是清代陕西茶商对中国西部经济发展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入清后，西北茶叶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茶马交易”政策的废除，明代西北边茶贸易是在明王朝“茶马交易”的国家行为诱导下发展起来的。清朝初年平定三藩和征剿西域的战争对军马所需甚急，同时对新疆等地少数民族的安抚，使从马上得天下的清朝统治者对西北地区的茶马交易给予特殊的关注和重视。顺治、康熙两朝在西北继续实行“茶马交易”政策，“顺治初元，定茶马事例。上马给茶蓖12，中马给10，下马给7，以甘肃旧制。大引蓖茶，官商均分，小引纳税三分入官，七分给商，谕嗣后各引均由部发，照大引例，以为中马之用。又旧例大引附60蓖，小引附67斤，定为每引千斤，概准附140斤，听商自卖”①。并额定西北茶市“旧额所增其茶引28766道……共征茶136480蓖”②，设陕西茶马御史辖洮秦州河州西宁甘州五茶马司，“每岁御史招商领引纳课报部，所中马者给各边兵”。③这套官营边茶制度在清初，对解决部分战马急需和从政治上“羁縻”少数民族都起到了实际作用，如《陕西通志》所言“睦邻不以金褥，控驭不以师旅，以市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惟茶乎”。④
　　但入雍乾后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变化，使“茶马交易”愈来愈失去存在的意义。其一，清政府自养战马的数量进一步增加。清朝平定中原后，利用北方的广阔牧地，先后在察哈尔、辽宁等地建立两冀牧场、商都牧场、大凌河牧场等，作为军马的主要供给和补充基地，加上满族兴起于东北，满族骑兵喜欢用东北的马，这便使得以茶叶换取西北战马戍边已不是军政急需。其次，入清后版图统一，“自我朝百年以来……夷人入城，汉人入夷，彼此交易，熟习者往来便利”⑤，形成“大宛西番尽为内地，喔洼天马皆厩上之驹”⑥的局面，清政府获取战马的手段也进一步正常化，可以通过税款征调或商品购买来取得马匹，而不再需要通过以茶易马这种易货贸易的特殊手段从边外少数民族手中交换战马。对此，康熙四十五年茶马御史博音的奏章中讲得很明白，他说：“以臣愚见，莫若将茶差停止，将中马之事，二年以2万引计算交于巡抚……商人茶封运到，连银一并交纳，如旧部定茶价，应得银6万两，即比部价三分，亦得银4万两，以此4万之银，酌买马匹，应可得4千匹，或发解京，或拨各省，最为易得，买就即行起解，则一年可省草料银100万两。”⑦其三，官办边茶下中马数量少而官茶存积甚巨。清茶法“大引采茶9300斤，为930蓖，商领部引输价买茶交茶马司一半入官易马”⑧，加之康熙五十七年“议准陕西、西宁……原额茶引9240入道不敷民番食用，令加增茶引2000道”⑨，使五茶马司贮茶甚巨，而中马又少，遂使官茶供过于求，存积过多，自乾隆七年至二十四年，五茶司“存积至1弘余万封，非十年之久不能全数疏销”⑩。面对堆积如山的官贮陈茶，清政府及有关官员采取种种应急措施以销存茶，改征折色、减少商配、搭放兵饷等都无法解决愈积愈多的陈茶，只好于乾隆二十七年“请仍照原议，每封定价3钱，召商变卖”。(11)这里“召商变卖”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说明官营边茶将经济行为变为政治手段严重压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不顾供求规律必然受到规律的惩罚，“官茶存积过多”，“兰城无马可中”就是明证。这迫使封建统治者只得回到商品经济的轨道上来，最终放弃官营边茶的政府行为，“召商变卖”，使西北茶叶贸易完全进入市场经济的行列。最后，因茶税激增，商人开中边茶亦缺乏积极性。清初为调动商人开中边茶的积极性，曾规定“商人每引交茶50斤，无论本折，即系课额”(12)，除纳茶之外，“并无课项”。到康熙六十一年，陕甘总督年羹尧管理茶马，“令商人每百引纳官茶一千封外，纳捐助银七十三两六钱二分七厘，在甘肃布政司交纳。又令商人每百引纳养膳银四十三两八钱八分一厘，在甘肃巡抚衙门交纳”。(13)从而打破了原先“纳茶之外，更无余税”的旧例，使商人贩运边茶的积极性受挫。这些都说明，到雍乾年间曾经以互惠为基础在西北边贸繁盛了近七百年的“茶马交易”，因时代变迁而走到了尽头，陷入了“绝境”。清政府只得改弦更张，于雍正十三年改变历代设茶马司总理边茶事务的做法，“罢中马之制，令商纳税银”(14)，西北地区实施将近700年的官营茶马交易从此宣告结束。
　　罢中马之制后，清政府只注重收税，西北茶叶贸易进入全面商品化的阶段，“规定五司行茶多寡，预定销行数目，使商人归于一定引分，令各商闻定，以后照此运销，不能按年份变更”。(15)并规定“额引9982，每引一税茶，10封以1封交茶，9封折银”(16)，由兰州“道理其事”，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商人长途贩茶的积极性，经营西北茶叶贸易成为比以前更为有利的生意，更有经营的自主权和主动性。
　　泾阳是西北茶务中心，茶店、茶号在最多时有80多家，“每家每年平均办茶15票，共计1500票，每票4500斤，每年过境砖茶数多在200万公斤”。这些经营湖茶的商号在泾阳的代表就是“裕兴重”，裕兴重在泾阳设总号，在安化、兰州有分庄，其兰州分庄负责人胡服九还作过不少年的“总商”。该店在邓监堂负责店务时期，经营发展很快，承领的茶票经常在一百票左右。经营作风是稳扎稳打，注重质量，长期与马合盛齐名，并在后期压倒马合盛占据陕西茶商的头把交椅，资本积累到四五十万两银子，成为咸同光朝陕西的巨富。(17)
　　而“裕兴重”的东家就是泾阳安吴堡吴家的周莹。
　　二、安吴周莹的经营历程
　　由于周莹在陕西是传奇人物，关于其身世便多有讹传。陕西省图书馆特藏部杨居让先生的文章，(18)对周莹的身世有严格的考据。据此可知：
　　周莹为泾阳孟店村周梅村的养女。周梅村是明代贩布发家的泾阳富户。《重修鲁桥镇城乡志》记载：“周占奎字梅村，是孟店村巨富。乾嘉间江西窑业最盛，迄今号‘梅村自制’即是也。屡出资抒国难，以捐封江西补用道。见贫困小求即助，生平无邪行。有周八爷‘活财神’之说。”(19)周家到清代末期因分家析产而家道中落。周莹为周家养女之说，见《重修泾阳县志》载：莹“少孤，依于兄嫂，年十六以兄嫂命归吴”。(20)当周家日薄西山时，安吴堡的吴家却如日中天。在同治、光绪时期吴家仍是泾阳富商大户，官宦人家。吴家西院的吴聘，父亲吴蔚文曾任湖北候补道台、山西宁武县知县、议叙布政使，又是著名盐商，承办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盐业专卖。《续修陕西通志稿》载：“吴蔚文，字汉章，痒生，家素封而好读书，事继母以孝，奖布政使衔。”吴聘正是周莹所要嫁的丈夫，聘“有父风，在光绪丁丑、戊寅旱灾时，捐贩银两万两千两，议叙郎中”。(21)这些说明，和周家一样，吴家也是以盐商为主，且在光绪初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
　　在这种情况下，周莹以没落家道之女，无奈嫁给了被骡马踢伤命悬一线的吴聘。结果是吴聘亡，“成婚之夕，夫病沈，逾十日亡”。从此以后，周莹就成了“安吴寡妇”。
　　周莹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受朝廷册封。一次是光绪十一年被封为“诰命二品夫人”，此事在《续修陕西通志稿》中有明确记载：“光绪十一年，安吴堡封二品夫人。吴周氏捐银四万两有奇，重修落成，知县涂官俊建立碑亭为文纪事。”(22)再一次是庚子年间，慈禧西狩，被慈禧封为“诰命一品夫人”，《重修泾阳县志》中记载：“庚子两宫西狩，值大荒，(安吴寡妇)命念昔(吴寡妇养子)赴行在，捐十万金助赈，奉旨赏给一品夫人。念昔亦由郎中赏道员并戴花翎，秩二品。”(23)另一证据是，2005年11月，在高陵县找到了安吴寡妇《墓志铭》，碑文中有：“清故诰封二品夫人，特封一品夫人……”此碑文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朱益藩所撰。(24)并援吴家“护国夫人”牌匾。
　　至于周莹被慈禧太后认作义女一事，虽然未见文字记载，但却在情理之中，也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庚子国变，慈禧带着光绪流亡陕西，周莹闻讯后，在泾阳买了5头硕壮的奶牛，连夜驱赶到慈禧的行宫所在，第二天当惊魂未定的慈禧刚起身，周莹就奉献上了一桶热腾腾的鲜牛奶，据说亡命逃难中的慈禧见状，感慨地说：“还是陕西人与朝廷一心呀!”便命觐见太后。这次觐见并不简单，《泾阳史话续集》中有载，孙杰曼先生罗列安吴寡妇给慈禧的进献物，就包括“哮珠手串一件、象牙凉席两件、金佛像一尊、景泰蓝香炉一个、楠木卧床一张、楠木小圆瓶八个、金猴一个、景泰蓝食盒一对共八件”(25)，如此丰厚的礼物，加之吴家捐资朝廷的十万两白银，对逃难中的慈禧来说不能不大受感动，认周莹为义女，这在中国乡土世俗社会是极其常见的事。而周莹的回报则是在慈禧诞辰，奉献一副由十二个屏面连接成的屏风。这副屏风非同小可，是极其精美的艺术品。“屏风高达三米五，每条屏之间用铁挂钩紧凑相连，浑然一体。正面上半部镶嵌精美的手工湘绣。屏风的大背景为：朝阳初升映东海，紫气祥瑞拂面来。局部构思精巧细赋：鹿(禄)、羊(吉祥)瑞兽地上走，凤、燕灵鸟枝头飞。团面色彩艳丽，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下半部是精致的雕刻图案，雕刻着许多民间福禄吉祥传说。木雕图案又分上下两层，上一层从内向外依次相对称：(象)大象九贡，寓意博物多财，麒麟祥瑞；(鹿)加官封禄；(猴)加官封侯；(狮)太师少师；(羊)三阳开泰。下一层是诸多美好传说，如老子出关、紫气东来、天台圣灵、人间仙境等等。屏风两侧基柱是头向外大张口的两个小狮子。屏风背面是各种小楷书体所书的成百上千个红色‘寿’字。整体屏风壮观精美，秀雅超凡，寓意福如东海、吉祥如意、万寿无疆。”(26)该屏风慈禧离开陕西时没有带回京师，而是留在了当时西安的“亮宝楼”，现藏在陕西省图书馆。
　　周莹一生最辉煌的事迹是在安吴吴家创造的。安吴堡位于泾阳县城北16公里处，云阳镇东北4公里处的蒋路乡，距西安60余公里，北靠嵯峨山。泾阳吴氏祖籍江苏。传说唐朝时吴家有人在泾阳当官，选定嵯峨山麓的安吴堡村安家，此后即以泾阳为籍。大约在清初，吴氏家业开始兴盛发达，逐渐修成东、西、南、北、中五院，兄弟分居经营。其中以西院，即吴式仪堂最为兴旺。吴式仪堂曾祖父吴恒德，祖父吴萼轩(字汝英)，在甘肃凉州一带经商获利，用银子捐得“诰授武德骑尉卫守府”官衔，到其公公吴尉文(字汉章)时，一方面续用银子捐官，先后任湖北后补道台、山西宁武知府等职；另一方面凭借办理淮盐盐务、掌握数百盐引之便，在扬州设立盐务总号“裕隆全”，各地设立分号，一年就有数百万两银子收入，成为远近闻名的大盐商。光绪丙子年(1876)吴尉文去世。不久，周莹的丈夫吴聘也撒手人寰。在此家道主持空置的危机面前，周莹挺身而出，临危受命，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智慧，帮助吴家度过了重重危机，为吴家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周莹42岁离开人世时，留给吴家的商业产业包括：甘肃平凉西峰总号；甘肃天水陇西棉布行；山西永济秦晋铁木货栈；山西运城盐栈；湖北武汉珠宝店；江苏南京国货行；江苏扬州裕隆全盐务总号；上海总号；四川重庆江岸川货土产杂品行；陕西潼关典当行；陕西蒲城钱庄；陕西三原西街布行；陕西高陵南糖糕点店；陕西淳化山杂货栈；陕西三原钱庄；陕西三原粮行；陕西蒲城粮行；陕西宝鸡泰凤酒楼；陕西岐山面馆；陕西咸阳粮行；陕西乾州棉花行；陕西西安百货行；陕西西安盐栈；陕西泾阳铁木货栈；陕西泾阳粮棉货栈；陕西泾阳裕兴重茶庄等。
　　当时泾阳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吴家的伙计走州过县，不吃别家的饭，不住别家的店。”其资财高达50万两白银，商号、作坊分布之广，资本、财力积累之快，在当地都是首屈一指的。安吴寡妇在聚敛钱财的同时，在安吴堡周围廉价购地五六百亩；还在泾阳县城山门角以西购置、修建了20多院房产，首尾相接，占了半条街。她在安吴堡内大兴土木，修了一座堡内之城，叫内城。内城分偏正两院，正院仅一座大厅就有房百余间，佣人2000余名，主人只有她和养子吴怀先二人。她除在安吴修建花园之外，还在邻近的寇家村修了一座夏可避暑，冬可取暖，亭台楼榭一应俱全的大花园。
　　三、周莹的经营成功经验
　　周莹十八岁主政吴家“吴式仪堂”家业，将吴家的商业打造得烈火烹油，发展到巅峰状态。她一个弱女子，在一个男权极重的社会里，创造了财富神话，也创造了“吴周氏”特有的经营经验。这就是：
　　(一)临危受命，大刀阔斧
　　作为在泾阳“活财神”孟店周家长大的周莹，从小受到商业氛围的陶冶，有良好的商业素养。在她嫁到吴家，面临公丧夫亡，吴家商业众叛亲离，风雨飘摇的危急关头，她一弱女子挺身而出，临危受命，主政吴式仪堂的管家大印。当时吴家内部上下对她的才能多有怀疑，外部几个有为的商号掌柜蠢蠢欲动，挟资观望，奸伙欺东。她不畏艰难，大刀阔斧地对吴家商业进行整顿。她得知成都山货药材店——川花总号总理和扬州“裕隆全”盐务总号总理想趁原东家去世将商号据为己有，便毅然启程对吴家在全国的商号进行巡视，暗中调查两人的劣迹和叛逆之心。在掌握大量证据后，在与两位掌柜交锋的过程中，用铁证揭穿了两人意欲颠覆吴氏帝国，预谋自立门户的图谋，坚决予以撤换，并将诚实守信的伙计直接提拔到商号管理层。
　　为了稳定人心，她将“裕隆全”全体店员薪俸提高了两成，高出扬州商界最低年薪三成，加上每账年终分红，“裕隆全”的员工薪俸在江南同行中占据翘楚。这种激励制度极大调动了店员的积极性，“裕隆全”的生意没有因掌柜易主而受损，反而蒸蒸日上。
　　据吴周氏墓志记载：她十八岁即管家政，效法“垂帘听政”的历史故事，年终吴周氏将吴家在外地商号的掌柜召集回来，由总管家代替她设宴款待，以示东家对下属的关怀。然后在大厅室外挂一道竹帘，听取各地掌柜汇报，之后分别提出下年度的安排意见。当时参加宴会者姑妄听之，不以为然，认为一个十几岁的女流懂得什么。谁知第二年年底，结算之后，凡按吴周氏主意办的商号都赚了钱；相反，没有按吴周氏意见办的，都赔了本。由此，她在众掌柜中树立了绝对威信，大家无不佩服她在经营方面的才智过人。吴周氏掌管家政后，极尽经营理财之才能，使吴家原有商号个个重新兴旺起来，除继续经营好江苏、江西、安徽等省淮盐外，又先后在湖北、上海、四川、重庆、甘肃及陕西各地设立商号，各大商埠、码头都有吴家的生意，业务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二)诚信仁义，善待家人
　　在男权统治的传统商业社会里，女人要想立足商场，除了具有临危不乱、果敢刚毅、处事冷静、过人智慧外，坚持经营中的诚信仁义是周莹成功的不二法门。
　　相传1903年，一位画商将几幅据说是宋徽宗的花鸟图拿到安吴堡，高价卖给周莹收藏。未久，经一位画家鉴定是赝品。周莹找来画商说：“你不应该靠欺骗捞银子。往后谁还敢与你做买卖?你记住，砸招牌的事，是商家最可耻的愚蠢!”事后未久，高陵南糖商号食盐专卖店误将海盐当晋大青盐卖，让一老者发觉，找到商号总理提出批评，周莹知道后，立即命盐店贴出告示，承认错误，以三倍价格赔偿给老者，受到高陵县人们的一致好评。她的盐店销售额几乎在一夜间提高了四倍，占到全县盐销售量的七成多。事后，周莹命商店在门口挂了一块“诚实无诈自律自戒”的木匾作警示，这块牌匾直到她死后毁于南糖店的一场大火。
　　第一次出巡后，她将吴家土地除保留下安吴堡附近600多亩水浇地外，其余1000多亩全部交给原佃户管理，佃户自负盈亏，纳税之后每亩地每年象征性缴纳斗粮做租金，如遇歉收或灾祸，当年租金免收，在双方自愿基础上一经签约，即日生效，20年不变。随后她又宣布取消所有佃户房舍租金，无偿将佃户们所住房屋划归各户所有，并对损坏的房屋进行修葺。周莹说到做到，至死都没有更改过契约，依此而赢得了乡亲们对她的信任。她死后，因无后而不得进入吴氏陵园，受她恩泽的乡亲们，便在渠岸择地修了一座庙，将她供为“水娘娘”，就是对她诚信最好的回报。
　　她的诚信仁义还表现在对家人的信任上。周莹主政吴家大业时，她深知独木不成林的道理，便以诚信仁义团结身边的谋士能人。她对以扬州总管罗天增、杨茂亭、王子绪、王幼农等为代表的总管信任有加，恩威并用，使他们对吴家的事业忠心耿耿，出谋划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她对泾阳“裕兴重”茶号邓监堂的信任，更是演绎了爱护信任人才的佳话。邓监堂是泾阳茶业中有名的经营人才，自己原先开一家茶店，在与泾阳大茶商马合盛的竞争中败北，流落街头。周莹闻知后，不惜重金聘请邓监堂为吴家“裕兴重”号经理，邓监堂接任后提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要求，周莹点头答应。在邓监堂出任经理的两年时间内，整日里只是下棋、饮酒，裕兴重一斤茶叶都没有卖出去，只赔不赚。伙计们多有烦言，认为周莹用错了人。周莹不为所动，她深知邓监堂自有道理。不久，泾阳茶市发生变化，茶价飞涨，邓监堂迅速出手，一次就赚了上万两银子，使裕兴重一跃成为泾阳最大的茶号，垄断了泾阳茶票的六成以上。大家对周莹的知人善任佩服有加。
　　就是对周家的下人，她也是诚信为本、平等待人，取得他们的信任。周莹为商25年，揽到旗下的人才成百上千，仅财会人员就多达二百六十多名，这些人都是誉领各地的拔尖能手。相传她的管家骆荣，财务总管房中书，跟她共事终生，至死一文未贪，其诚其志其廉令人难忘。安吴堡当地民间相传，她为了解下情，密切主仆关系，每月初一、十五，与下人在一起聚餐，但决不准酩酊大醉，保持了与伙计良好的东伙关系。在她去世时，与她出生入死的武师谋士们，如丧考妣，令人感慨万千。原因十分简单，周莹不是把他们当成工具使用，而是视他们为自己真正的知心朋友。
　　(三)熟知行情，聪慧过人
　　周莹是商家后代，“活财神”之女，知晓商业规律，自小练就了经商本领。加之她聪慧过人，有胆有识，在清代陕西商界演绎了多场“以智取财”的经营佳话。
　　泾阳是西北商务中心。一年秋天，棉花喜获丰收，但是关中的棉花行想趁机杀价，引起棉农不满，有的棉农干脆不卖。周莹告诫下人要有以丰补歉的思想，今年丰收了不等于明年丰收，陕西丰收了不等于河南丰收。而且，今年损害了棉农的利益，明年种棉花的少了，棉花收不上了，最终损害的还是自己的利益。
　　她坚持按照往年的市场价收购棉花，这样一来棉农的棉花都卖给了她，而西安棉花业的龙头老大因无法向客户供货不得不求助于周莹，高价从周莹手中买棉花。
　　按照市场规律出牌使周莹成了赢家。本着“三丰一歉双平年”的农作物规律，她及时调整经营战略，成为市场的前瞻者。第二年，棉花歉收，因上年棉花库存多，周莹又战胜了其他人。7年时间里，她由每年进出3000来担棉花到一年购进11万多担棉花，由小打小闹成为关中地区棉花经营大户。
　　同样，茶叶市场的变幻莫测也考验着周莹的市场经验。一年茶叶市场大跌，茶叶滞销，周莹请曾经在西部茶叶市场上叱咤风云的邓监堂出山指导，并让其全权决策。邓监堂深知“贵极反贱，贱极反复贵”的价格反弹规律，顶住压力，坚持囤库待机。正如他所料，过了几个月，茶价突然上升，眨眼滞销变畅销，赚了个钵满盆溢。周莹的茶庄起死回生，一跃成为泾阳最大的茶店。
　　(四)宅心仁厚，大义在先
　　周莹以女人特有的纤细和善良打造着自己的商业帝国。她虽为女流，却深明大义，懂得“以商事国”的大义所在。光绪庚子年间，慈禧西狩，朝廷落难，周莹闻风而动，捐银20万两，资助政府渡过财政难关，并得到了慈禧亲手题写的“护国夫人”牌匾；而后，周莹又捐银50万两，被慈禧认为义女，诰封一品夫人。
　　她不仅在国家危难关头慷慨解囊，对乡里更是乐善好施，成为远近闻名的“活菩萨”。由于战乱和天灾，关中地区涌现出饥民大潮。她决定开仓放粮，设置粥厂，赈济灾民。她在高陵、三原、泾阳、淳化、斗鸡台、口镇设有吴氏字号的地方开设粥厂，让泾阳、淳化、三原、蒲城、富平等米粮店开仓放粮，在安吴堡外辟出5亩地设立日夜粥厂，将库存粮食分给周边揭不开锅的穷苦人家。中华民国十八年陕西连续三年天灾，吴氏天天放粥，泾阳县那三年没有一人饿死。
　　此外，她还捐助银子，在泾阳城打了几十眼深井，解决了两万多口人、千头牲畜的用水困难；随后，又把原郑白渠引进高陵县和泾阳接壤的地方，在泽泊处挖出排水渠，引地下盐碱积水入渭河，降低了地下水位，减少了盐碱侵蚀。她还捐资建文庙、办义学……这些善举在泾阳县志中多有记载。
　　(五)一门书香，人才辈出
　　吴家是大户大家，虽然分为五家堂号，尤以东院“吴仪式堂”最为富厚，但其他各院也多受周莹关照。特别是西院“吴崇厚堂”在周莹的关照下，出了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学巨匠，他就是中国近代文学创始人吴宓。
　　周莹是吴宓的婶娘。吴宓所在的西院吴崇厚堂，虽然算不上最富，但在泾阳和三原也有店铺、房屋和地基。吴宓的祖父吴家骏，据《吴宓自编年谱》中介绍说他曾候选教谕，任华阴县学训导，虽是个秀才，但“性恬淡，喜饮酒，作画，赋诗。诗稿无存。有自画像横幅卷轴：在花园中，独坐石床上，垂须，整衣，意态悠闲。二小童在近旁扇炉火，煎水，烹茶”。同治初年，陕西回民叛乱，泾阳县城失陷。祖父携家眷避居嵯峨山中数年。闲暇之余开辟荒地，栽种桃、杏、梨、李、柿、橘等果树数百株。吴家以此为活，亦以艺植果树之术教当地农民。乱平之后，吴家回堡时，把所有的园地和果树无偿赠与农民。农民深为感激，戒其家人及子孙，每年果熟，必先摘取每种果之最佳者，奉送与安吴堡吴公，然后自己才敢尝新，如此者数年。
　　由于祖父死得早，祖母杨太夫人守节抚孤，掌管家业数十年。祖母通达人情事理，性严而明。她治家，据说有三条家规：(1)吴家不招待任何吸鸦片的宾客和亲友。她经常说：“一切丧德、败德之行事，皆由吸鸦片烟起。”(2)三姑六婆，尤其佛教之僧侣，道教之男女道士，绝对不许入我家门。(3)然对乞丐，则多多施与。在吴家故宅的大厅上，悬挂了一块木刻白底红字的楹联，文曰：“叙天伦之乐事：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著大学之明法：格物、致知、正心、修身。”表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吴宓成为国学大师也就不足为奇了。
　　①赵尔簨：《清史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124，《食货》。
　　②赵尔簨：《清史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124，《食货》。
　　③赵尔簨：《清史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124，《食货》。
　　④陕西省通志馆：《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42，《茶马》。
　　⑤编委会：《中卫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卷4，第5页。
　　⑥嵇璜：《清续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27。
　　⑦康熙《河州志》，康熙四十八年刻本，卷2，《茶马》。
　　⑧甘肃省通志馆：《甘肃通志》，雍正六年刻本，卷19，《茶马》。
　　⑨甘肃省通志馆：《甘肃通志》，雍正六年刻本，卷19，《茶马》。
　　⑩嵇璜：《清续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11年版，卷30。
　　(11)赵尔簨：《清史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124，《食货》。
　　(12)赵尔簨：《清史稿》，中华书局2012年版，卷124，《食货》。
　　(13)陕西省通志馆：《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42，《茶马》。
　　(14)道光《兰州府志》道光十三年刻本，卷5。
　　(15)道光《兰州府志》道光十三年刻本，卷5。
　　(16)泾阳县商业局：《泾阳商业志》油印本，第15页。
　　(17)胡伯益：《烟茶布三帮在陕西经营情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163页。
　　(18)杨居让：《不得不说的安吴寡妇》，《唐都学刊》2015年第5期。
　　(19)民国《重修鲁桥镇志》，精益印书馆民国12年印，卷7，列传2。
　　(20)民国《重修泾阳县志》，华新印刷局宣统3年印，卷1，列传《贤孝》，第10-11页。
　　(21)陕西省通志馆：《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省通志馆印，卷124，第16-17页。
　　(22)陕西省通志馆：《续修陕西通志稿》，陕西省通志馆印，卷124，第16-17页。
　　(23)民国《重修泾阳县志》，华新印刷局宣统3年印，卷1，贤孝，第7-9页。
　　(24)李智：《丰碑·安吴青训班文献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592页。
　　(25)王兴林：《泾阳史话续集》，泾阳史话续集编委会1996年版(内部资料)，第271页。
　　(26)王兴林：《泾阳史话续集》，泾阳史话续集编委会1996年版(内部资料)，第2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