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三原东关盐商巨富——胡家
进入清代后，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在四川开当铺、办盐井，致富发财。其中三原东关胡氏家族就是著名的盐商巨富，在关中很有影响。三原胡氏一门，一代为官，二代为商，三代为士，很是反映了陕西商人一般的发展历程。
一、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的活动概况
陕西商人投资井盐生产是从雍乾时期发轫的。当时陕西商人在主营川盐运销时亦开始向川盐生产领域渗透，如康熙年间，就有陕西商人到自流井投资开凿井盐，当地奸商便将卤水灌入废坏井中，冒充好井卖与陕西客商，岂料陕西客商接手后竟奇迹般地推出了卤水，结果他们都发了。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流井开凿“磨子井”的经历亦可曲折反映他们早期投资的情况。“磨子井真有其事，是秦商开的一口气井，被人们称为‘火井王’，关于它的开凿故事引人入胜。乾隆年间，有位陕商在自流井凿办盐井，经历三年而不见功，此时办井者家产已尽，无力继续凿办，于是把井基处的磨子值当百文钱，购来米豆，就用其磨子推了一顿豆花饭，权作散伙的答谢。工匠们吃过饭后，有人提议加凿试试运气。没料到几凿下去，竟能穿脉见功，众皆大喜，办井者更是喜形于色，连呼‘就叫它磨子井’，后来这口井成为能烧300多口盐锅的高产气井”①。这说明当时陕商投资凿井还是独资，后来有的陕商又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别的产盐州县。如乾隆时“陕西商人支千裔来郁(彭水)凿新井，仿自贡盐场收卤方法”②。但总的来说，雍乾时代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的投资凿井尚属初创，还需要有一个摸索和试验的过程。
道光年间，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条件才进一步成熟，至迟在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四川井盐生产，而这一时期陕商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自流井盐场。因此，他们是自流井盐场早期开发的主力军。
翻开自流井盐场的发展史，到处可以看到陕商拓荒的足迹。据自贡市老工商者黄植青先生根据自己一生业盐的经历所撰就的回忆文章得知：自流井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兴旺，井密如毛，主要是陕西客帮经营的，大都是一些大口浅井；到光绪十几年(1884—1893)，因蒋家沟口径二寸七八到三寸四五十的黑卤井出现，就逐渐归于消灭。盘蟹沟在同治四年已很兴旺，以前陕西客帮在这里做了几十丈深、口径二寸四五的井，以后逐渐做到二百多丈。这里有李友四堂的联珠井(与陕商合办)，旧产黑卤几十担，陕帮的咸德井日产百多担，火也比较多。珍珠寺陕西客帮在尚义濒附近锉有一百多眼井，光绪十四年极为旺盛，光绪三十年左右因井老水拓火熄而逐渐衰败。”③
贡井盐场的兴起也与陕商有关，据吉润卿先生回忆：“贡井场在老早以前，开灶遍布于天池寺山下……一般是井户‘就井设灶’，由井户自己经营，当时叫作‘自办煎烧’……在天池寺灰包上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④
把自流井盐场与贡井盐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陕西商人。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李德山创大生笕，把贡井的卤水输送到自井，最大过水三千多担。据说大生笕创办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笕，当时有十大笕”。⑤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自贡市盐业的崛起。
同时陕商在健乐盐场的势力也很盛，咸丰年间健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了其中的六大灶。⑥
这些口碑资料可以与当地文史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得到互相印证。《四川盐法志》卷首，圣谕载“查川省各厂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该语系圣谕所载，恐非虚话。自贡市档案馆编撰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大量载有陕西商人租地、接逗的契约材料亦是极宝贵的历史史实。就近人研究成果来说，冉光荣、张学君先生在其所著《明清四川井盐史稿》中指出：“乾嘉时期，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陕西商人，利用他们的巨额财富，投资于井盐的生产，‘做下节’、‘佃煎’、‘购买或兼并旧分’与‘锅口’四种。”“富荥盐场较之其他盐场而言，外商，尤以陕西商人势力强大。”⑦钟明冰主编的《中国自贡》一书“自贡盐场的陕商”条目中指出：“嘉庆以后，陕商开始逐步投入井灶生产……成为自贡盐场占有井灶的一大集团。”⑧宋良曦在其所撰《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一文中亦指出：“陕商在自贡投资井灶，与王三畏、李友四堂发家合作开凿海顺、海旺、实洪等灶……在这里经营的盐井多达100多眼。”⑨这些材料都充分证明了“秦人也是自流井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投资开设的井灶，大都是产量极高的高产卤气井，在自贡盐场居于技术领先的地位。如“陕西商人在尚义号凿有上百个的眼井，其中以天然气井磨子井最为有名，日产最多达十五万立方米，有‘火井王’之称”⑩，陕帮刘子康的洪源井也每天喷过千多担水，有六百多口火；又如陕帮的洪富、实洪等井，都各有二百多口火，而且都是三百丈的深井。(11)其他如三生井、发源井、三秦井亦都是高产气井。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陕帮开办发源井(亦称广元井)锉到豆渣岩层以下没有再做下节，由井口技术工人朱其江介绍盐商李伯斋租佃复淘推汲，结果发现了盐岩(12)，为自贡盐场生产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除了自己独立投资开设井灶外，还常采取“合资”的形式与当地富商联合开发盐井或共办井灶。因此在清中期垄断自贡井盐生产的当地富商“李王胡颜”四大家族，或是借助陕商的财力或是得到陕商的扶植才得以发家致富。
三原东关胡氏家族正是当年在自贡开盐井发财的陕西著名盐商。
二、三原东关胡氏家族的经营情况
三原胡氏原为浙江省龙游县人，其家有习用之图章，文曰“龙游世胄”。祖上宦于陕西，明末清初胡家先祖彦尧公，任镇守同官(今铜川市)“金锁关”将军，赴陕上任，选三原东关安家置业，在三原东关买老樊家的地，修建宅院、安顿家眷，购一深宅大院，内有厢房、厅房、后楼、经书楼和花园，占地六七亩，堂号“英厚堂”。其后，由于人丁兴旺，商贾业兴盛，原宅已不能容，遂在原斋北修建“德英堂”。目前，在胡家后人的庭院中，保留着明代胡家始祖住地《德英堂》后楼卧室门的石条。
三原胡氏二代一门四堂号。其著名的有：胡砺金、胡砺锋、胡砺廉、胡砺山等兄弟。
胡砺金在胡氏宗族德厚堂“砺”字辈中排行老大。明清之际，三原富户纷纷到四川投资盐业，数年不归，人称“川客”。胡家兄弟胡砺金、胡砺锋二人也到四川自贡投资盐井生意，开盐井，办盐灶，兴竹笕，发了不少财，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银以上，是三原县的大盐商之一。当时，三原盐商在县城的商行形成了一条街，称“盐店街”，该街名保留至今。
老二胡砺锋，字丽生，号若星。后来在四川办盐井发财，捐官为郎分刑部四川司，勤于职事，谙习律例，兼秋审处行走，选甘肃庆阳知县。庆阳为著名瘠区，兵燹后，四墙蒿莱，衙署倾圮，人不堪其苦。砺锋安之若素，修城郭，广屯恳，查保甲，勤缉捕，戢书役，裁陋规，建书院以培士风，捐置书籍千余卷，莅任八年，兴革殆尽。海城匪徒、戕官窜走，远与辖墙接壤，砺锋举办团防，匪不敢犯，调署西宁府其他地甫经回乱，凋敝甚，乃抬集流亡，抚恤疮痍，安戢降众，补行考试，积劳成疾，卒于官丧，归民夹道哭送。子墀，庠生，子垲附贡生，均举人。亦庠生，甘肃县丞。(13)
老三胡砺廉，早年厌倦科举，也在四川自贡经商参与盐井投资。其后人回忆说：“胡砺廉……出身书香门第，却不喜习制举业(即学习做八股文)。当时三原县一带土匪时有出没，其弟砺山在京任户部郎中，他母亲想移居京师，让他随同赴京，摆脱家务，专心科举。他哄母亲说：‘不能齐家治国，读书有何用处?况八股文章，不学就会。’于是留在家中，一边读书，一边治家。他家大业大，家内有五六十人，在各地经商者有好几百人。”胡砺廉明确反对八股取士。他说： “国家承宋、元、明之后，以经义取士，士趋于苟得而学日陋。章袭句模，千人一律。来自庠序而腹无诗书、目无古今，其何以经常而达变?”他崇尚实学，认为算术虽被国人视为“末技”，而西人精于算术，以之发明了机械，创造了财富，并凭借它欺凌中国。因此，“求实则末技有至用，叩虚则大道亦空言。”胡砺廉发财后，也是走的捐官致仕道路，他曾任甘肃庆阳知府，青海道台。与清朝重臣李鸿章是至交，上房曾悬挂有李鸿章为其曾祖书赠“闲寻书册应多味，不負雲山赖有诗”的对联，落款称“芷洲三兄雅嘱弟少泉敬题”(李鸿章号少泉)。刘古愚曾为其撰墓志铭，曰：“‘君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后环曲池，临以崇山，前树二梧二藤，君日夕吟哦处也。岁甲申，饮余于其中。’酒半，告余曰：‘人之所居者，世；世之所以者，材。材生于天，成于学。国家承宋、元、明之后，以经义取士，士趋于苟得而学于陋。章袭句模，千人一律。来自庠序而腹无诗书、目无古今，其何以经常而达变?夫算，小数也。西人精之，利器械、裕货财以凭凌我中国者，求实则末技有至用，即虚则大道亦空言也。世变方殷，人谋宜豫，豫莫如储材。储如之何?道义以端其趋，经史以广其识，博观勤习以宏其才，敛虚骄之气以求实用，如是焉已。吾衰矣，愿出千金请予子俊者。’长安柏景伟，君慕其人，与为姻。时主讲味经书院，乃如君言，创立‘求友斋’，与吾乡人士相讲习。呜呼!君之所蕴，固自有超出流俗万万者，郁而无所试，宜其横发四溢而遂落拓以终也。”可见其思想为人的一般面貌。
三原胡氏兄弟中惟老四胡砺山与众不同。据《三原辞典》载：出身书香门第，却不喜制举业(习八股文)。爱好山川名胜，曾抵上海考察中外通商、夷情向北、物力息耗。为了创导实学，他出巨资，鼓励陕甘味经书院前后二位山长柏景伟、刘光蕡在书院创立了“求友斋”，指导学生学习天文、地理、算学等经世致用之学，并创设书局，刊印了《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实学书籍，成为陕西较早推行西学的人物之一。
三原胡氏三代侄子中，由于在陕甘味经书院受到陕西大儒刘古愚的精心栽培，出了像胡均、胡坪、胡堪、胡坊、胡垣、胡墀、胡垲这些在陕西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俊俏子弟。其中：
胡均，字平甫，其父胡子周设私塾“古月斋”，延请清爱国教育家刘古愚执教。胡均随刘古愚十数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娶刘古愚长女儒珍为妻。光绪十七年(1891)，胡均乡试中举，任内阁中书。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在京联合18省举人会商反对《马关条约》，胡均积极参与“公车上书”之举，并为骨干之一，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返里后，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先任宏道书院山长，继任宏道高等学堂监督，后与张秉枢主持宏道工业学堂，开本县近代工业职业教育之先河。后又留学日本，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运用白磷技术在西安东郊索罗巷兴办西安火柴厂(“火花”公鸡)，成为陕西民族工业的先驱人物之一。
胡坪，在胡氏德厚堂“土”字辈中排行八。自幼崇文尚武，早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及陕西武备学堂，光绪二十年中武举。1906年留学日本并在日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游京、沪学习警政，担任过国民政府西安警察署署长，榆林井岳秀部队军械处长，神木官碱局经理等职。与吴宓、柏筱余、井勿幕及军界邓宝珊、刘润民、李百川交往很深。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疏财仗义，济困扶危。
胡堪，在胡氏德厚堂“土”字辈中排行九，优贡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胡家花园创办《白话报》、《训俗报》，铅印、旬刊，为陕西省最早出现的白话刊物，为推广白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宣统元年(1909)，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在三原县创办胡氏私立正始女子学堂，自任校长，创办新学，亲力亲为。擅长字、画，外甥吴宓的祖父及祖母合葬《墓志铭》，即其所书。幼、少年时代，与于右任先生一同在三原县东关胡家巷胡家自办的古月斋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多年，既是同窗，又是思想接近、热爱书法艺术、有共同语言、情谊深厚的好友，曾为于右任1900年一帧散发照书写“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于右任先生对胡堪很赞赏，为其作“故旧小传”。
三、三原胡家的经营理念
三原胡家是陕西商人中典型的官、商、儒互通之家。他们家族的发展变化，典型反映了陕西商人的思想发展和路径选择的轨迹。这与他们经营理念的变化有内在的联系。
(一)官、商、儒互通，追赶时代新潮
胡家第一代是以官起家，其祖彦尧公，任镇守同官(今铜川市)“金锁关”将军，在三原置产业安顿家眷，做官并没有带来胡家的大富大贵。胡家第二代胡砺金等兄弟想走科举取士道路，但都没有成功，说明在清代官职职位有限的情况下，从举业向士的流动是艰难的。胡氏兄弟基本上都是走上弃儒从商的经营发展道路，通过经商发财致富的。经商发家后，利用手中财富的力量，捐纳为官，完成由商向官的转化，说明在卖官鬻爵存在的社会条件下，由商向官的转化，是一条通向致仕道路的捷径。在传统社会，商人买官一般都是虚衔，并非实授，只是取得一种官衔的待遇，借以光宗耀祖。而胡家兄弟却是实授，他们买到的官职都是实衔，在他们当官期间，还做了不少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如胡砺锋任庆阳知县期间，“四墙蒿莱，衙署倾圮，人不堪其苦。砺锋安之若素，修城郭，广屯恳，查保甲，勤缉捕，戢书役，裁陋规，建书院以培士风，捐置书籍千余卷，莅任八年，兴革殆尽”，还是在当地做了一些好事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胡氏兄弟对科举当官有清醒的认识，认为科举举业是思想僵化、虚而无当，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国家的富强。正如胡砺廉所言那样：“承宋、元、明之后，以经义取士，士趋于苟得而学于陋。章袭句模，千人一律。来自庠序而腹无诗书、目无古今。”空而无用的刁章词句，无助于社会的发展。相反西方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断变化，充满了活力，“其何以经常而变夫算，小数也。西人精之，利器械、裕货财以凭凌我中国者，”在当时人们视技术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下，他大胆提出“求实则末技有至用，即虚则大道亦空言也”，将批判的矛头直逼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即将到来的变化，提出人们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疾呼“世变方殷，人谋宜豫”，并提出当时要做的就是“储材”，为国家发展贮备必要的实用性人才。那就要摒弃虚言，崇尚实学，即“道义以端其趋，经史以广其识，博观勤习以宏其才，敛虚骄之气以求实用”，反映了他们要求与时俱进的强烈呼声和对社会变革的敏锐感知。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没有要求第三代胡氏传人走经商或致仕的老路，而是通过在陕甘味经书院学习，走教育和实业发展的道路。所以胡家的胡均、胡坊、胡垣、胡墀、胡垲这一代人，都是通过接受新学教育，或是从事教育，或是举办实业，有不少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胡家的这种发展变化，深刻反映了陕西商人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追赶时代进步的强烈愿望。
(二)仁爱与善良相通，造福桑梓戚党
胡家发家后，本着仁义为本、善良为先的大家风范，大量从事造福桑梓戚党的慈善活动，为三原的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博取了“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信义，在家乡父老中留下了好的印象。胡砺锋发家后，常周济贫困的亲戚乡邻，亦为众乡邻所知晓。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胡砺廉“拿出五六万贯招募壮丁守县城，共十多万贯捐钱似雪中送炭，事以克济。他并徒步抄小道去富平县，募勇援助三原县城防。而他又独立募勇，誓保东关，按时续捐钱尚46000多贯。胡砺锋之母也捐出5万金固人心，宾阳桥之捷即赏外勇金3000两。这样，才保东关不失。九月末，官兵到境，他又与各富绅捐输军饷。而东关防守事宜，他仍与堂弟砺锋捐资，会同绅士经办。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一年。至钦差帮办大臣雷正绾进战甘肃路过三原，派捐军饷，他复倡捐银1万两。自始守以致解，他尽心竭力，劬瘁已甚。”(14)胡砺金与父胡锡爵等人于清咸丰三年(1853)捐资兴建三原县城隍庙照壁北侧两角的铸铁旗杆一对。该旗杆的底座上分别镌刻着捐资兴建人——胡锡爵、胡励金等人的名字，以及兴建时间及匠人名。另一根铸铁旗杆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被震断，尚待修复。
①阿波：《自流井盐业股份制方式的历史形成》，《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③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54页。
④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绪11辑，第15页。
⑤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15页。
⑥《五通桥盐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⑦冉光荣：《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⑧钟明冰：《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
⑨《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概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概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2)黄植青：《白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贵资料选辑》第10辑，第254页。
(13)《地方志人物传记》，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455页。
(14)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页。
一、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的活动概况
陕西商人投资井盐生产是从雍乾时期发轫的。当时陕西商人在主营川盐运销时亦开始向川盐生产领域渗透，如康熙年间，就有陕西商人到自流井投资开凿井盐，当地奸商便将卤水灌入废坏井中，冒充好井卖与陕西客商，岂料陕西客商接手后竟奇迹般地推出了卤水，结果他们都发了。乾隆年间陕西商人在自流井开凿“磨子井”的经历亦可曲折反映他们早期投资的情况。“磨子井真有其事，是秦商开的一口气井，被人们称为‘火井王’，关于它的开凿故事引人入胜。乾隆年间，有位陕商在自流井凿办盐井，经历三年而不见功，此时办井者家产已尽，无力继续凿办，于是把井基处的磨子值当百文钱，购来米豆，就用其磨子推了一顿豆花饭，权作散伙的答谢。工匠们吃过饭后，有人提议加凿试试运气。没料到几凿下去，竟能穿脉见功，众皆大喜，办井者更是喜形于色，连呼‘就叫它磨子井’，后来这口井成为能烧300多口盐锅的高产气井”①。这说明当时陕商投资凿井还是独资，后来有的陕商又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别的产盐州县。如乾隆时“陕西商人支千裔来郁(彭水)凿新井，仿自贡盐场收卤方法”②。但总的来说，雍乾时代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的投资凿井尚属初创，还需要有一个摸索和试验的过程。
道光年间，陕西商人大规模投资井盐生产的条件才进一步成熟，至迟在嘉道年间，陕西商人开始大规模地投资四川井盐生产，而这一时期陕商的投资又主要集中在自流井盐场。因此，他们是自流井盐场早期开发的主力军。
翻开自流井盐场的发展史，到处可以看到陕商拓荒的足迹。据自贡市老工商者黄植青先生根据自己一生业盐的经历所撰就的回忆文章得知：自流井在咸丰年间就开始兴旺，井密如毛，主要是陕西客帮经营的，大都是一些大口浅井；到光绪十几年(1884—1893)，因蒋家沟口径二寸七八到三寸四五十的黑卤井出现，就逐渐归于消灭。盘蟹沟在同治四年已很兴旺，以前陕西客帮在这里做了几十丈深、口径二寸四五的井，以后逐渐做到二百多丈。这里有李友四堂的联珠井(与陕商合办)，旧产黑卤几十担，陕帮的咸德井日产百多担，火也比较多。珍珠寺陕西客帮在尚义濒附近锉有一百多眼井，光绪十四年极为旺盛，光绪三十年左右因井老水拓火熄而逐渐衰败。”③
贡井盐场的兴起也与陕商有关，据吉润卿先生回忆：“贡井场在老早以前，开灶遍布于天池寺山下……一般是井户‘就井设灶’，由井户自己经营，当时叫作‘自办煎烧’……在天池寺灰包上一带当时陕西人所经营的八大号都设有子号”。④
把自流井盐场与贡井盐场联系在一起的还是陕西商人。同光年间自流井盐场火旺于卤，贡井盐场则卤旺于火，“光绪二年李德山创大生笕，把贡井的卤水输送到自井，最大过水三千多担。据说大生笕创办于老陕，后来资本雄厚的盐商都自办卤笕，当时有十大笕”。⑤可以说是陕西商人一手促成自贡市盐业的崛起。
同时陕商在健乐盐场的势力也很盛，咸丰年间健乐盐场专门生产济楚花盐的有十大灶，陕商就控制了其中的六大灶。⑥
这些口碑资料可以与当地文史资料和今人研究成果得到互相印证。《四川盐法志》卷首，圣谕载“查川省各厂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该语系圣谕所载，恐非虚话。自贡市档案馆编撰的《自贡盐业契约档案选辑》中大量载有陕西商人租地、接逗的契约材料亦是极宝贵的历史史实。就近人研究成果来说，冉光荣、张学君先生在其所著《明清四川井盐史稿》中指出：“乾嘉时期，商人、高利贷者，特别是陕西商人，利用他们的巨额财富，投资于井盐的生产，‘做下节’、‘佃煎’、‘购买或兼并旧分’与‘锅口’四种。”“富荥盐场较之其他盐场而言，外商，尤以陕西商人势力强大。”⑦钟明冰主编的《中国自贡》一书“自贡盐场的陕商”条目中指出：“嘉庆以后，陕商开始逐步投入井灶生产……成为自贡盐场占有井灶的一大集团。”⑧宋良曦在其所撰《自贡地区的钱庄票号与盐业发展》一文中亦指出：“陕商在自贡投资井灶，与王三畏、李友四堂发家合作开凿海顺、海旺、实洪等灶……在这里经营的盐井多达100多眼。”⑨这些材料都充分证明了“秦人也是自流井的开拓者”的历史地位。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在自贡盐场投资开设的井灶，大都是产量极高的高产卤气井，在自贡盐场居于技术领先的地位。如“陕西商人在尚义号凿有上百个的眼井，其中以天然气井磨子井最为有名，日产最多达十五万立方米，有‘火井王’之称”⑩，陕帮刘子康的洪源井也每天喷过千多担水，有六百多口火；又如陕帮的洪富、实洪等井，都各有二百多口火，而且都是三百丈的深井。(11)其他如三生井、发源井、三秦井亦都是高产气井。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光绪二十年(1894)，陕帮开办发源井(亦称广元井)锉到豆渣岩层以下没有再做下节，由井口技术工人朱其江介绍盐商李伯斋租佃复淘推汲，结果发现了盐岩(12)，为自贡盐场生产发展上一个新台阶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
在清代中期，陕西商人除了自己独立投资开设井灶外，还常采取“合资”的形式与当地富商联合开发盐井或共办井灶。因此在清中期垄断自贡井盐生产的当地富商“李王胡颜”四大家族，或是借助陕商的财力或是得到陕商的扶植才得以发家致富。
三原东关胡氏家族正是当年在自贡开盐井发财的陕西著名盐商。
二、三原东关胡氏家族的经营情况
三原胡氏原为浙江省龙游县人，其家有习用之图章，文曰“龙游世胄”。祖上宦于陕西，明末清初胡家先祖彦尧公，任镇守同官(今铜川市)“金锁关”将军，赴陕上任，选三原东关安家置业，在三原东关买老樊家的地，修建宅院、安顿家眷，购一深宅大院，内有厢房、厅房、后楼、经书楼和花园，占地六七亩，堂号“英厚堂”。其后，由于人丁兴旺，商贾业兴盛，原宅已不能容，遂在原斋北修建“德英堂”。目前，在胡家后人的庭院中，保留着明代胡家始祖住地《德英堂》后楼卧室门的石条。
三原胡氏二代一门四堂号。其著名的有：胡砺金、胡砺锋、胡砺廉、胡砺山等兄弟。
胡砺金在胡氏宗族德厚堂“砺”字辈中排行老大。明清之际，三原富户纷纷到四川投资盐业，数年不归，人称“川客”。胡家兄弟胡砺金、胡砺锋二人也到四川自贡投资盐井生意，开盐井，办盐灶，兴竹笕，发了不少财，他们的资产都在百万两银以上，是三原县的大盐商之一。当时，三原盐商在县城的商行形成了一条街，称“盐店街”，该街名保留至今。
老二胡砺锋，字丽生，号若星。后来在四川办盐井发财，捐官为郎分刑部四川司，勤于职事，谙习律例，兼秋审处行走，选甘肃庆阳知县。庆阳为著名瘠区，兵燹后，四墙蒿莱，衙署倾圮，人不堪其苦。砺锋安之若素，修城郭，广屯恳，查保甲，勤缉捕，戢书役，裁陋规，建书院以培士风，捐置书籍千余卷，莅任八年，兴革殆尽。海城匪徒、戕官窜走，远与辖墙接壤，砺锋举办团防，匪不敢犯，调署西宁府其他地甫经回乱，凋敝甚，乃抬集流亡，抚恤疮痍，安戢降众，补行考试，积劳成疾，卒于官丧，归民夹道哭送。子墀，庠生，子垲附贡生，均举人。亦庠生，甘肃县丞。(13)
老三胡砺廉，早年厌倦科举，也在四川自贡经商参与盐井投资。其后人回忆说：“胡砺廉……出身书香门第，却不喜习制举业(即学习做八股文)。当时三原县一带土匪时有出没，其弟砺山在京任户部郎中，他母亲想移居京师，让他随同赴京，摆脱家务，专心科举。他哄母亲说：‘不能齐家治国，读书有何用处?况八股文章，不学就会。’于是留在家中，一边读书，一边治家。他家大业大，家内有五六十人，在各地经商者有好几百人。”胡砺廉明确反对八股取士。他说： “国家承宋、元、明之后，以经义取士，士趋于苟得而学日陋。章袭句模，千人一律。来自庠序而腹无诗书、目无古今，其何以经常而达变?”他崇尚实学，认为算术虽被国人视为“末技”，而西人精于算术，以之发明了机械，创造了财富，并凭借它欺凌中国。因此，“求实则末技有至用，叩虚则大道亦空言。”胡砺廉发财后，也是走的捐官致仕道路，他曾任甘肃庆阳知府，青海道台。与清朝重臣李鸿章是至交，上房曾悬挂有李鸿章为其曾祖书赠“闲寻书册应多味，不負雲山赖有诗”的对联，落款称“芷洲三兄雅嘱弟少泉敬题”(李鸿章号少泉)。刘古愚曾为其撰墓志铭，曰：“‘君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后环曲池，临以崇山，前树二梧二藤，君日夕吟哦处也。岁甲申，饮余于其中。’酒半，告余曰：‘人之所居者，世；世之所以者，材。材生于天，成于学。国家承宋、元、明之后，以经义取士，士趋于苟得而学于陋。章袭句模，千人一律。来自庠序而腹无诗书、目无古今，其何以经常而达变?夫算，小数也。西人精之，利器械、裕货财以凭凌我中国者，求实则末技有至用，即虚则大道亦空言也。世变方殷，人谋宜豫，豫莫如储材。储如之何?道义以端其趋，经史以广其识，博观勤习以宏其才，敛虚骄之气以求实用，如是焉已。吾衰矣，愿出千金请予子俊者。’长安柏景伟，君慕其人，与为姻。时主讲味经书院，乃如君言，创立‘求友斋’，与吾乡人士相讲习。呜呼!君之所蕴，固自有超出流俗万万者，郁而无所试，宜其横发四溢而遂落拓以终也。”可见其思想为人的一般面貌。
三原胡氏兄弟中惟老四胡砺山与众不同。据《三原辞典》载：出身书香门第，却不喜制举业(习八股文)。爱好山川名胜，曾抵上海考察中外通商、夷情向北、物力息耗。为了创导实学，他出巨资，鼓励陕甘味经书院前后二位山长柏景伟、刘光蕡在书院创立了“求友斋”，指导学生学习天文、地理、算学等经世致用之学，并创设书局，刊印了《梅氏筹算》、《平三角举要》等实学书籍，成为陕西较早推行西学的人物之一。
三原胡氏三代侄子中，由于在陕甘味经书院受到陕西大儒刘古愚的精心栽培，出了像胡均、胡坪、胡堪、胡坊、胡垣、胡墀、胡垲这些在陕西近代史上颇有名气的俊俏子弟。其中：
胡均，字平甫，其父胡子周设私塾“古月斋”，延请清爱国教育家刘古愚执教。胡均随刘古愚十数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娶刘古愚长女儒珍为妻。光绪十七年(1891)，胡均乡试中举，任内阁中书。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梁(启超)在京联合18省举人会商反对《马关条约》，胡均积极参与“公车上书”之举，并为骨干之一，戊戌政变后，他被革职。返里后，专心致志从事教育，先任宏道书院山长，继任宏道高等学堂监督，后与张秉枢主持宏道工业学堂，开本县近代工业职业教育之先河。后又留学日本，从日本留学回来后，运用白磷技术在西安东郊索罗巷兴办西安火柴厂(“火花”公鸡)，成为陕西民族工业的先驱人物之一。
胡坪，在胡氏德厚堂“土”字辈中排行八。自幼崇文尚武，早年就学三原宏道书院及陕西武备学堂，光绪二十年中武举。1906年留学日本并在日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曾游京、沪学习警政，担任过国民政府西安警察署署长，榆林井岳秀部队军械处长，神木官碱局经理等职。与吴宓、柏筱余、井勿幕及军界邓宝珊、刘润民、李百川交往很深。性格豪爽，待人真诚，疏财仗义，济困扶危。
胡堪，在胡氏德厚堂“土”字辈中排行九，优贡生。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胡家花园创办《白话报》、《训俗报》，铅印、旬刊，为陕西省最早出现的白话刊物，为推广白话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宣统元年(1909)，在新思潮的推动下，在三原县创办胡氏私立正始女子学堂，自任校长，创办新学，亲力亲为。擅长字、画，外甥吴宓的祖父及祖母合葬《墓志铭》，即其所书。幼、少年时代，与于右任先生一同在三原县东关胡家巷胡家自办的古月斋私塾里接受启蒙教育多年，既是同窗，又是思想接近、热爱书法艺术、有共同语言、情谊深厚的好友，曾为于右任1900年一帧散发照书写“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对联。于右任先生对胡堪很赞赏，为其作“故旧小传”。
三、三原胡家的经营理念
三原胡家是陕西商人中典型的官、商、儒互通之家。他们家族的发展变化，典型反映了陕西商人的思想发展和路径选择的轨迹。这与他们经营理念的变化有内在的联系。
(一)官、商、儒互通，追赶时代新潮
胡家第一代是以官起家，其祖彦尧公，任镇守同官(今铜川市)“金锁关”将军，在三原置产业安顿家眷，做官并没有带来胡家的大富大贵。胡家第二代胡砺金等兄弟想走科举取士道路，但都没有成功，说明在清代官职职位有限的情况下，从举业向士的流动是艰难的。胡氏兄弟基本上都是走上弃儒从商的经营发展道路，通过经商发财致富的。经商发家后，利用手中财富的力量，捐纳为官，完成由商向官的转化，说明在卖官鬻爵存在的社会条件下，由商向官的转化，是一条通向致仕道路的捷径。在传统社会，商人买官一般都是虚衔，并非实授，只是取得一种官衔的待遇，借以光宗耀祖。而胡家兄弟却是实授，他们买到的官职都是实衔，在他们当官期间，还做了不少有利于社会的事情。如胡砺锋任庆阳知县期间，“四墙蒿莱，衙署倾圮，人不堪其苦。砺锋安之若素，修城郭，广屯恳，查保甲，勤缉捕，戢书役，裁陋规，建书院以培士风，捐置书籍千余卷，莅任八年，兴革殆尽”，还是在当地做了一些好事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胡氏兄弟对科举当官有清醒的认识，认为科举举业是思想僵化、虚而无当，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国家的富强。正如胡砺廉所言那样：“承宋、元、明之后，以经义取士，士趋于苟得而学于陋。章袭句模，千人一律。来自庠序而腹无诗书、目无古今。”空而无用的刁章词句，无助于社会的发展。相反西方的经世致用之学，不断变化，充满了活力，“其何以经常而变夫算，小数也。西人精之，利器械、裕货财以凭凌我中国者，”在当时人们视技术为奇技淫巧的社会主流价值观下，他大胆提出“求实则末技有至用，即虚则大道亦空言也”，将批判的矛头直逼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们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即将到来的变化，提出人们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疾呼“世变方殷，人谋宜豫”，并提出当时要做的就是“储材”，为国家发展贮备必要的实用性人才。那就要摒弃虚言，崇尚实学，即“道义以端其趋，经史以广其识，博观勤习以宏其才，敛虚骄之气以求实用”，反映了他们要求与时俱进的强烈呼声和对社会变革的敏锐感知。在这种解放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没有要求第三代胡氏传人走经商或致仕的老路，而是通过在陕甘味经书院学习，走教育和实业发展的道路。所以胡家的胡均、胡坊、胡垣、胡墀、胡垲这一代人，都是通过接受新学教育，或是从事教育，或是举办实业，有不少还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胡家的这种发展变化，深刻反映了陕西商人自强不息、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和追赶时代进步的强烈愿望。
(二)仁爱与善良相通，造福桑梓戚党
胡家发家后，本着仁义为本、善良为先的大家风范，大量从事造福桑梓戚党的慈善活动，为三原的社会公益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博取了“乐善好施”的良好社会信义，在家乡父老中留下了好的印象。胡砺锋发家后，常周济贫困的亲戚乡邻，亦为众乡邻所知晓。在陕甘回民起义期间，胡砺廉“拿出五六万贯招募壮丁守县城，共十多万贯捐钱似雪中送炭，事以克济。他并徒步抄小道去富平县，募勇援助三原县城防。而他又独立募勇，誓保东关，按时续捐钱尚46000多贯。胡砺锋之母也捐出5万金固人心，宾阳桥之捷即赏外勇金3000两。这样，才保东关不失。九月末，官兵到境，他又与各富绅捐输军饷。而东关防守事宜，他仍与堂弟砺锋捐资，会同绅士经办。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一年。至钦差帮办大臣雷正绾进战甘肃路过三原，派捐军饷，他复倡捐银1万两。自始守以致解，他尽心竭力，劬瘁已甚。”(14)胡砺金与父胡锡爵等人于清咸丰三年(1853)捐资兴建三原县城隍庙照壁北侧两角的铸铁旗杆一对。该旗杆的底座上分别镌刻着捐资兴建人——胡锡爵、胡励金等人的名字，以及兴建时间及匠人名。另一根铸铁旗杆在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中被震断，尚待修复。
①阿波：《自流井盐业股份制方式的历史形成》，《盐业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冉光荣：《明清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③黄植青：《自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254页。
④吉润卿：《贡井盐场发展一瞥》，《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绪11辑，第15页。
⑤黄植青等：《李友四堂从发轫到衰亡》，《自贡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第115页。
⑥《五通桥盐史资料选辑》，第2辑。
⑦冉光荣：《四川井盐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⑧钟明冰：《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113页。
⑨《盐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⑩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概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1)余明：《自贡盐业资本家经营概论》，《盐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12)黄植青：《白贡盐场发展片断》，《自贡文贵资料选辑》第10辑，第254页。
(13)《地方志人物传记》，第一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455页。
(14)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