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名闻关西的旬邑“三水唐家”——唐景忠
明清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观是“厚重质直，忠义仁勇”。而在陕西旬邑富商唐景忠的卧室挂的一幅《励志铭》就写着“质本天成”，真实地反映了陕西商人的精神面貌。陕西旬邑唐家是清代在河南、湖北经商发的财，号称“三水唐家”，响遍大半个中国。
一、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商贸活动概况
明清之际，湖北由于与陕西地理毗连，是山陕商人从事商贸活动和投资的主要区域。形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清以来的人口区域移动，使秦楚之民互相杂居，加强了两省之间的联系。明代初年为了医治元末农民战争给湖北荆襄一带所带来的经济创伤，明政府实行移民政策，将陕西和山西的人民大量迁徙荆襄地区，形成明初有名的“山陕填荆襄”的移民运动。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湖北均州、光化等地，居民鲜少，郊野荒芜，各处商客有自洪武、永乐间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者”①，使得湖北的竹溪、郧阳、房县和均州、襄阳一带多山陕之民。《郧阳县志》中记载的很典型，说郧阳的居民是“民多秦音，俗尚楚歌，务农少学，流寓杂处……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②。襄阳古城也是“民多秦音其俗朴”③，竹山“邑中附籍者有秦人、江西人、武昌人、黄州人，各有会馆”④。而入清以后，特别是雍正四年实行“放垦秦巴”政策以后，大量的湖北、广东客民移居流寓秦巴山中，使得陕西兴安、商州多湖广之人，“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数百万计”⑤，又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陕西”移民潮。这两次大的移民运动，使得秦鄂两省人民互相杂居，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为山陕商人在湖北从事商贸活动奠定了人文历史基础。
其次，明末清初以来丹江水运的开发，使湖北成为山陕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明代前丹江水运由于竹林关月儿潭一带有巨石阻隔，其水运尚不具有经济意义。那时山陕商人到江南经商主要走潼关至开封的东官道，然后入运河水运。明末清初为了节省费用，加强西北与作为南北商业总汇的汉口之间的经济联系，清代加强了对丹江水运的整治，乾隆年间商州知府许维汉重点疏通龙驹寨到竹林关航道，疏通险滩29处，特别是排除了月儿潭的巨石阻隔，使丹江货运通畅，成为连接湖北和陕西的主要商道。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指出：“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陕省简道，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⑥一个“不让潼关道中”说明明末丹江水运已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入清以后对河道的整治更使得丹江成为陕西与江南联系的黄金水道，“襄阳由汉江溯流而上，虽经两千里而可以大船装载，需用水脚无多”⑦。其商务地位跃居潼关道之上，到道光三十年“厘金岁额曾达银十五万两，居全陕之冠”⑧。丹江水运的繁盛，使龙驹寨成为连接汉口经襄阳到陕西的水陆码头，也成为山陕商人到江南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孔道。乾隆时代陕西巡抚严如煜说：“龙驹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达襄阳之老河口，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雇驴”⑨。而光绪《襄阳府志》记载更有意思，说在连接陕楚的樊城“地当孔道，为商贾所荟萃，自西来者尚循俭朴，自南来者多习侈靡”⑩。这些都说明湖北明末清初成为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鄂西的广大区域。《郧阳县志》记载在从襄阳到陕西的陕鄂交界地区“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廛为肆，号曰客民”(11)。
其三，进入清代后湖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湖北成为山陕布商活动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发展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技术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江南地区。进入清代后，北方开发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棉纺织新技术，使得棉纺织技术开始向长江以北的湖北和河南普及，湖北和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新的支柱产业。而山陕商人为了节省到江南贩布的运输费用，也开始在湖北推广棉纺织技术，他们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规范生产，“惟初在各该处提倡织布时，亦颇费苦心：须先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仿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12)。有力推动了湖北以武昌、襄阳为中心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德安、汉阳、黄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以及汉阳府的孝感、花园等地，城乡居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结实耐穿，布厚起绒，异常暖和，有“暖布”之称，深得北方群众的欢迎，当时“货以府名”，故赢得“府布”的美名。每年春冬两季，山陕帮客商来本地设布行收买。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三十尺以下者为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13)。云梦“西商于云立店号数十处，与本地贸易市店以布互通有无”(14)。应城“大布粗而宽……四时舟车贩运不绝”(15)。随州“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持此为生计”。(16)汉阳府的汉阳、汉口、江夏、黄陂、沔阳、汉川以生产扣布著名，多为陕西布贾收购。汉阳“男女老幼机声轧轧…逐什一者盈千累万，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17)。这里的“滇黔远贾”仍然是陕西人在雅安经营棉布的商人，由他们贩运鄂布到滇黔一带销售。汉川所产大布、小布“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18)，汉口所产之葛仙布“多输向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汉中地方”(19)。黄州府的黄冈、黄安、衡水、蕲春、麻城、罗山、广济八县以产“景布”著称，分销均县、汉中、郧阳、广元、白河、天水、蜀河口、兰州、兴安、石泉，“汉中等地的客贩，则系运桐油、木耳等山货来老河口，再贩景布折回”(20)。而荆州府的沙市、砖桥、后港、拾回桥等地所产“荆庄大布，清朝中叶，产销鼎盛，畅销全国鄂豫川陕14个省”(21)。这些贩自湖北的“府布”，先运至云梦，进行晾晒、捆载，使得云梦成为湖北府布的集散地。其县志曰“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22)然后运汉口装船沿汉江而上入老河口至龙驹寨，再起旱路运至陕西三原。
所有这些都促使从明代以来大量山陕商人到湖北经商贸易，湖北成为山陕商人从事经商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的足迹遍布湖楚各地。安康“刘盈科，以商贸起家……自楚贩米”(23)。胡大朝最早在秦晋开当铺，后来到湖北经营商贸，“每泛舟江汉”(24)。大荔厄为林“为富室某司号事，往来于汉口沙市之间”(25)。蒲城王文宁“业盐家汉口，阅代矣”(26)。大荔八鱼井李家，“到同治年间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他家的商业以布庄为主，从湖北贩布，总号设在三原”(27)。韩城梁有才，清代迁居郧西板桥河，“耕贸起家”(28)。渭南李俊奇“贸易客死湖广”(29)。高陵刘帮祯“出贾荆湖”，发财致富，成为高陵第一富户(30)。泾阳商人李元燮“经商于吴楚间”(31)。高陵刘希仁“其祖以贸易起家……权子母于川湖间”(32)。渭南张怡绳“以贫富习商，常游川楚间”(33)。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经贸活动，使得山陕商帮成为湖北商贸领域的重要力量，在湖北的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山陕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等行业，嘉庆年间他们修建汉口山陕会馆时捐资的行帮就有二十三行之多，垄断了汉口贸易的半壁河山。以至于汉口《竹枝词》中带有怨气地说：“典当生涯属老西，蔑条花土尽黄帮。买卖全归汉口去，可怜生意冷沙头。”(34)沙市商业贸易主要掌握在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手中，十三帮组成的办事会馆在旃檀庵，每天由旃檀庵挂出当天的行市牌价，整个沙市的商贸市场才能启动。(35)在黄梅县“其工匠无土著，率四方来者，取相通而食，凡开张百货，又皆山陕徽歙之人”(36)。在巴东“商贾依川江之便，民多逐末，然亦无大资本，贫民或为北人负土货出境往来”(37)。在汉阳、黄州、黄陂、孝感、沔阳、汉川等地，从事棉布贸易的主要是“秦晋滇黔远贾”(38)。在宜昌“郡城商市半皆客民，有川帮陕帮建帮徽帮”(39)等。山陕商帮在湖北商贸活动的顺利发展，使得当地土著眼界大开，他们在《荆沙竹枝词》中写道：“毕竟客帮最有财，不同本地店难开。只需有个招牌晃，便好各行扯得来。”(40)
为了联络乡谊，推进商贸事业的发展，山陕商人还在湖北各地修建了他们从事活动和办公的会馆，使湖北成为山陕商人会馆建设最密集的省份，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山陕商人在湖北从事商贸活动的盛况。山陕商人在湖北建设会馆有资料可查最早的是汉口山陕会馆和郧西山陕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建于康熙二十二年，嘉庆年间重修，占地1万平方米，光绪年间再次修复时耗银121700两，恢弘壮丽，成为与汉口黄鹤楼、晴川阁并驾齐驱的武昌三大著名景点之一。(41)郧西山陕会馆也叫“三公祠”，建于康熙四十八年，雍正九年郧西知县建三代祠于关帝庙后，山陕商人便以关帝庙为会馆。(42)从清代康熙年间起，山陕商人在湖北建造会馆的活动连绵不断，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建造的会馆一共30所，分布在湖楚大地各个角落。
二、清代旬邑“三水唐家”的经营概况
据《唐氏世系谱》记载，“三水唐家”的发迹人叫唐应弼。唐家传至第四代唐景忠时，正值清乾嘉盛世，国内基本安定，这给唐氏发家创造了一个大气候。唐景忠以农为本，以商兴家。唐家仅在本县和邻县就拥有土地19290亩，佃农489户，年收租3000余石。牛驴一千余头、骡马180余匹，羊12000多只。唐景忠以经营水烟为主使其家族达至鼎盛，商号遍及陕西、河南、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街坊达90余所，人称为“汇兑中国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衔；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唐景忠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曾被报为百万富翁，亲赴北京参加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并被恩赐为七品官。唐家报为百万富翁后，历经100多年间，考取和用钱捐有功名、官衔的36人。最高的官为唐庭铨，官至三品盐运使。唐庭铨生前号称“唐十三”，据说为一女子一掷就是13万两。唐庭铨死时，皇帝下旨用三品大员规格埋葬，准许墓道全部用青石铺就，墓前立石狮、石羊、石马、石牌楼。20世纪70年代挖掘唐庭铨墓地，由于墓葬封闭极严，唐庭铨身上的衣服完好如新。
清乾隆年间，财产超过百万银子，是要上报朝廷登记的，唐家赫赫在册。旬邑清朝称三水县，是因为县城旁有一条三水河而得名。所以那时“三水唐家”名响半个中国，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唐家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建唐家大院，直到同治七年(1868)完工，期间历时43年。参加修建大院的铁匠、木匠、画匠等十几个工种多达340多人，工匠人数最多时达到了3200多名，足见其场面宏大。建成宫殿式庭院87院，约2700余间，其中以三层楼、转角楼、七檩六椽厅最为豪华。院内建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所有建筑全部是木、石、砖结构。木料多是从陕南、东北远运而来，石料是从十几里路外的万寿沟开采，匠工也是从省内外请来的名流。这里的建筑基础坚实，每座房子都是用磨光的砖和精雕细刻的石头砌成的，砖缝全用石灰、糯米汁浇灌。据说，当时夯打根基时，每人一天只打几个锤窝，晚上验工时，给锤窝倒上水，第二天凡是水渗下去的，必须重打。水磨砖，一人一天只磨两块，若不平正就得另磨。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使得唐家大院的木雕、砖雕、石雕精美绝伦。当大院建成后，唐家又专门盖了一座大型戏楼，唱戏祝贺，一气就唱了三个多月。
“唐家大院”仅唐景忠生前住的一院，就是两进三院毗连的房舍，其中两院各分前厅房、中厅房、后厅房三座房。前后两座均系两层，中厅房为一层，是两对檐厢房，门窗全系精雕细刻的各种图样。屋顶脊卧兽飞，檐牙高啄，钩心斗角。墙壁为水磨石砖，镶以木、砖、石雕，造型优美，精巧细腻，巧夺天工。整个建筑浑然一体，气宇轩昂，堪称艺术佳作。
大厅正中顶部悬挂“蔼若春风”匾额，四个金光闪闪的楷书大字赫然耀目。客厅屏风两边的对联，上联“勤以补拙，俭以养廉，处身世须留心两字”，告诫其后人勤劳可以使笨拙的人变得聪明灵敏，节俭可以养成廉洁的品质，处世为人必须注意做到“勤俭”。下联“书能破愚，诗能益智，愿儿孙常励志三余”，勉励其后人读书能破除愚昧无知，读诗能增长智慧才能，希望儿孙能常常勉励心志，利用一切时间多读书。
唐家在清嘉庆年间，全家不过60口人，就雇有仆人丫环165人，平均两个人服侍一人。还备有“鹦哥轿”66辆，平均一人一抬，真是“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村里的老人们回忆起唐家的生活和摆设都说，简直比皇帝还奢侈!(43)
唐家大院的建筑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可概括为“四精”：
精致的木雕。旬邑唐家大院，民居建筑石雕精美、细腻，可与故宫博物院的雕刻相媲美，整个庭院，屋顶脊卧兽飞，檐牙勾啄，钩心斗角。墙壁为水磨石砖，镶以木、砖、石雕，造型优美，巧夺天工，门栏窗棂玲珑剔透，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
精工的石雕。在唐家鼎盛时期，这里共有院落87个，约2700多间房。唐家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建这座唐家大院，每天光做工的铁匠、木匠、画匠、普工就有340多名，到咸丰元年(1851)工程又分为11处，各种工人增至3200多名。直到同治七年(1868)，其间历时43年，才基本告一段落。院内建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所有建筑全部是木、石、砖结构。据传万寿沟的一座石山都被他家采完了。
精细的砖磨。砖雕砌成，砖缝全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充分体现了北方四合院建筑和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风格。砖全部水磨，一人一天只能磨两块砖，若磨不平则必须另磨。同治七年，当大院建成后，唐家又专门盖了一座大型戏楼，唱戏祝贺，一气就唱了三个多月。
精美的家什。唐家所享用的一切都是不惜花费巨资，千方百计购买而来的。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摆设家什，多用楠木和推光漆制作而成，经100多年仍透明发亮，还有重金购置的夏撙、周鼎、汤盘、玉灯和珊瑚树等。可惜几经沧桑，大多已散失。
唐家从清末到民国，在极度挥霍中，逐步破落下去。唐家大院现已辟为民俗博物馆，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陕西省少有的保留较为完整的古代民居。
①张廷玉：《明英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6。
②同治《郧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③光绪《襄阳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2页。
④同治《竹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⑤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81，第2020页。
⑥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转引自《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4页。
⑦民国《续修商志稿》，民国23年刊本，卷8。
⑧民国《续修商志稿》，民国23年刊本，卷8。
⑧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⑧光绪《襄阳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风俗。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⑩光绪《襄阳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风俗。
(11)同治《郧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第1页。
(12)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中正书局民国35年版，第57页。
(13)光绪《孝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土物志》。
(14)道光《云梦县志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15)光绪《应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16)同治《随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土产志》。
(17)光绪《汉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志》。
(18)同治《汉川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志》。
(1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512页。
(20)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
(21)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斜》第6辑，第196页。
(22)道光《云梦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23)咸丰《安康县志》，咸丰3年刻本，卷13，人物传。
(24)咸丰《安康县志》，咸丰3年刻本，卷19。
(25)民国《大荔县志稿》，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第3页。
(26)范凯：《汉口丛谈》，民国22年益善书局刊本，卷3。
(2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28)民国《郧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29)民国《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30)吴岗：《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31)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编，第3卷。
(32)吴岗：《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33)贺瑞麟：《清麓文集》，关中丛书本，卷22。
(34)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8页。
(35)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湖北沙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6页。
(36)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版，卷1178，“黄州府部”。
(37)同治《巴东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38)嘉庆《汉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物产。
(39)同治《宜昌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风俗。
(40)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0页。
(41)《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庆义堂刊本，第1页。
(42)民国《郧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43)杨景振：《陕西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一、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商贸活动概况
明清之际，湖北由于与陕西地理毗连，是山陕商人从事商贸活动和投资的主要区域。形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明清以来的人口区域移动，使秦楚之民互相杂居，加强了两省之间的联系。明代初年为了医治元末农民战争给湖北荆襄一带所带来的经济创伤，明政府实行移民政策，将陕西和山西的人民大量迁徙荆襄地区，形成明初有名的“山陕填荆襄”的移民运动。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湖北均州、光化等地，居民鲜少，郊野荒芜，各处商客有自洪武、永乐间潜居于此，娶妻生子成家立业者”①，使得湖北的竹溪、郧阳、房县和均州、襄阳一带多山陕之民。《郧阳县志》中记载的很典型，说郧阳的居民是“民多秦音，俗尚楚歌，务农少学，流寓杂处……陕西之民四，江西之民三，山东、河南之民一，土著之民二”②。襄阳古城也是“民多秦音其俗朴”③，竹山“邑中附籍者有秦人、江西人、武昌人、黄州人，各有会馆”④。而入清以后，特别是雍正四年实行“放垦秦巴”政策以后，大量的湖北、广东客民移居流寓秦巴山中，使得陕西兴安、商州多湖广之人，“川楚粤黔安徽无业之民，侨寓其中，数百万计”⑤，又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陕西”移民潮。这两次大的移民运动，使得秦鄂两省人民互相杂居，经济和文化往来日益密切，为山陕商人在湖北从事商贸活动奠定了人文历史基础。
其次，明末清初以来丹江水运的开发，使湖北成为山陕商人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明代前丹江水运由于竹林关月儿潭一带有巨石阻隔，其水运尚不具有经济意义。那时山陕商人到江南经商主要走潼关至开封的东官道，然后入运河水运。明末清初为了节省费用，加强西北与作为南北商业总汇的汉口之间的经济联系，清代加强了对丹江水运的整治，乾隆年间商州知府许维汉重点疏通龙驹寨到竹林关航道，疏通险滩29处，特别是排除了月儿潭的巨石阻隔，使丹江货运通畅，成为连接湖北和陕西的主要商道。徐霞客在其《徐霞客游记》中指出：“龙驹寨，寨东去武关九十里，西向商州，即陕省简道，马骡商货，不让潼关道中。”⑥一个“不让潼关道中”说明明末丹江水运已具有经济上的意义。入清以后对河道的整治更使得丹江成为陕西与江南联系的黄金水道，“襄阳由汉江溯流而上，虽经两千里而可以大船装载，需用水脚无多”⑦。其商务地位跃居潼关道之上，到道光三十年“厘金岁额曾达银十五万两，居全陕之冠”⑧。丹江水运的繁盛，使龙驹寨成为连接汉口经襄阳到陕西的水陆码头，也成为山陕商人到江南从事商贸活动的主要孔道。乾隆时代陕西巡抚严如煜说：“龙驹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达襄阳之老河口，西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雇驴”⑨。而光绪《襄阳府志》记载更有意思，说在连接陕楚的樊城“地当孔道，为商贾所荟萃，自西来者尚循俭朴，自南来者多习侈靡”⑩。这些都说明湖北明末清初成为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他们的足迹踏遍了鄂西的广大区域。《郧阳县志》记载在从襄阳到陕西的陕鄂交界地区“往来而贾者秦人居多，百数十家缘山傍溪列廛为肆，号曰客民”(11)。
其三，进入清代后湖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湖北成为山陕布商活动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发展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技术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基地主要在江南地区。进入清代后，北方开发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棉纺织新技术，使得棉纺织技术开始向长江以北的湖北和河南普及，湖北和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成为那一时期新的支柱产业。而山陕商人为了节省到江南贩布的运输费用，也开始在湖北推广棉纺织技术，他们采用多种方法引导农村的家庭棉纺织业规范生产，“惟初在各该处提倡织布时，亦颇费苦心：须先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仿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12)。有力推动了湖北以武昌、襄阳为中心的棉纺织业的发展。在德安、汉阳、黄州等产棉织布的州县以及汉阳府的孝感、花园等地，城乡居民习于织布，其所产土布结实耐穿，布厚起绒，异常暖和，有“暖布”之称，深得北方群众的欢迎，当时“货以府名”，故赢得“府布”的美名。每年春冬两季，山陕帮客商来本地设布行收买。孝感所产土布“细薄如绸，三十尺以下者为椿布，西贾所收也，至呼为孝感布”(13)。云梦“西商于云立店号数十处，与本地贸易市店以布互通有无”(14)。应城“大布粗而宽……四时舟车贩运不绝”(15)。随州“人习为布，秋熟后，贾贩鳞集；随民多持此为生计”。(16)汉阳府的汉阳、汉口、江夏、黄陂、沔阳、汉川以生产扣布著名，多为陕西布贾收购。汉阳“男女老幼机声轧轧…逐什一者盈千累万，至汉口加染造，以应秦晋滇黔远贾之贸”(17)。这里的“滇黔远贾”仍然是陕西人在雅安经营棉布的商人，由他们贩运鄂布到滇黔一带销售。汉川所产大布、小布“秦晋滇黔贾人争市焉”(18)，汉口所产之葛仙布“多输向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汉中地方”(19)。黄州府的黄冈、黄安、衡水、蕲春、麻城、罗山、广济八县以产“景布”著称，分销均县、汉中、郧阳、广元、白河、天水、蜀河口、兰州、兴安、石泉，“汉中等地的客贩，则系运桐油、木耳等山货来老河口，再贩景布折回”(20)。而荆州府的沙市、砖桥、后港、拾回桥等地所产“荆庄大布，清朝中叶，产销鼎盛，畅销全国鄂豫川陕14个省”(21)。这些贩自湖北的“府布”，先运至云梦，进行晾晒、捆载，使得云梦成为湖北府布的集散地。其县志曰“凡西客来楚贸布，必经云城捆载出疆”。(22)然后运汉口装船沿汉江而上入老河口至龙驹寨，再起旱路运至陕西三原。
所有这些都促使从明代以来大量山陕商人到湖北经商贸易，湖北成为山陕商人从事经商贸易的主要区域，他们的足迹遍布湖楚各地。安康“刘盈科，以商贸起家……自楚贩米”(23)。胡大朝最早在秦晋开当铺，后来到湖北经营商贸，“每泛舟江汉”(24)。大荔厄为林“为富室某司号事，往来于汉口沙市之间”(25)。蒲城王文宁“业盐家汉口，阅代矣”(26)。大荔八鱼井李家，“到同治年间已有一二百年历史，他家的商业以布庄为主，从湖北贩布，总号设在三原”(27)。韩城梁有才，清代迁居郧西板桥河，“耕贸起家”(28)。渭南李俊奇“贸易客死湖广”(29)。高陵刘帮祯“出贾荆湖”，发财致富，成为高陵第一富户(30)。泾阳商人李元燮“经商于吴楚间”(31)。高陵刘希仁“其祖以贸易起家……权子母于川湖间”(32)。渭南张怡绳“以贫富习商，常游川楚间”(33)。
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的经贸活动，使得山陕商帮成为湖北商贸领域的重要力量，在湖北的明清商业经济发展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在九省通衢的武汉，山陕商人主要从事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等行业，嘉庆年间他们修建汉口山陕会馆时捐资的行帮就有二十三行之多，垄断了汉口贸易的半壁河山。以至于汉口《竹枝词》中带有怨气地说：“典当生涯属老西，蔑条花土尽黄帮。买卖全归汉口去，可怜生意冷沙头。”(34)沙市商业贸易主要掌握在包括山陕商帮在内的十三帮手中，十三帮组成的办事会馆在旃檀庵，每天由旃檀庵挂出当天的行市牌价，整个沙市的商贸市场才能启动。(35)在黄梅县“其工匠无土著，率四方来者，取相通而食，凡开张百货，又皆山陕徽歙之人”(36)。在巴东“商贾依川江之便，民多逐末，然亦无大资本，贫民或为北人负土货出境往来”(37)。在汉阳、黄州、黄陂、孝感、沔阳、汉川等地，从事棉布贸易的主要是“秦晋滇黔远贾”(38)。在宜昌“郡城商市半皆客民，有川帮陕帮建帮徽帮”(39)等。山陕商帮在湖北商贸活动的顺利发展，使得当地土著眼界大开，他们在《荆沙竹枝词》中写道：“毕竟客帮最有财，不同本地店难开。只需有个招牌晃，便好各行扯得来。”(40)
为了联络乡谊，推进商贸事业的发展，山陕商人还在湖北各地修建了他们从事活动和办公的会馆，使湖北成为山陕商人会馆建设最密集的省份，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山陕商人在湖北从事商贸活动的盛况。山陕商人在湖北建设会馆有资料可查最早的是汉口山陕会馆和郧西山陕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建于康熙二十二年，嘉庆年间重修，占地1万平方米，光绪年间再次修复时耗银121700两，恢弘壮丽，成为与汉口黄鹤楼、晴川阁并驾齐驱的武昌三大著名景点之一。(41)郧西山陕会馆也叫“三公祠”，建于康熙四十八年，雍正九年郧西知县建三代祠于关帝庙后，山陕商人便以关帝庙为会馆。(42)从清代康熙年间起，山陕商人在湖北建造会馆的活动连绵不断，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明清山陕商人在湖北建造的会馆一共30所，分布在湖楚大地各个角落。
二、清代旬邑“三水唐家”的经营概况
据《唐氏世系谱》记载，“三水唐家”的发迹人叫唐应弼。唐家传至第四代唐景忠时，正值清乾嘉盛世，国内基本安定，这给唐氏发家创造了一个大气候。唐景忠以农为本，以商兴家。唐家仅在本县和邻县就拥有土地19290亩，佃农489户，年收租3000余石。牛驴一千余头、骡马180余匹，羊12000多只。唐景忠以经营水烟为主使其家族达至鼎盛，商号遍及陕西、河南、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街坊达90余所，人称为“汇兑中国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衔；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唐景忠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曾被报为百万富翁，亲赴北京参加皇帝举行的“千叟宴”，并被恩赐为七品官。唐家报为百万富翁后，历经100多年间，考取和用钱捐有功名、官衔的36人。最高的官为唐庭铨，官至三品盐运使。唐庭铨生前号称“唐十三”，据说为一女子一掷就是13万两。唐庭铨死时，皇帝下旨用三品大员规格埋葬，准许墓道全部用青石铺就，墓前立石狮、石羊、石马、石牌楼。20世纪70年代挖掘唐庭铨墓地，由于墓葬封闭极严，唐庭铨身上的衣服完好如新。
清乾隆年间，财产超过百万银子，是要上报朝廷登记的，唐家赫赫在册。旬邑清朝称三水县，是因为县城旁有一条三水河而得名。所以那时“三水唐家”名响半个中国，成了财富的代名词。
唐家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建唐家大院，直到同治七年(1868)完工，期间历时43年。参加修建大院的铁匠、木匠、画匠等十几个工种多达340多人，工匠人数最多时达到了3200多名，足见其场面宏大。建成宫殿式庭院87院，约2700余间，其中以三层楼、转角楼、七檩六椽厅最为豪华。院内建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所有建筑全部是木、石、砖结构。木料多是从陕南、东北远运而来，石料是从十几里路外的万寿沟开采，匠工也是从省内外请来的名流。这里的建筑基础坚实，每座房子都是用磨光的砖和精雕细刻的石头砌成的，砖缝全用石灰、糯米汁浇灌。据说，当时夯打根基时，每人一天只打几个锤窝，晚上验工时，给锤窝倒上水，第二天凡是水渗下去的，必须重打。水磨砖，一人一天只磨两块，若不平正就得另磨。正是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才使得唐家大院的木雕、砖雕、石雕精美绝伦。当大院建成后，唐家又专门盖了一座大型戏楼，唱戏祝贺，一气就唱了三个多月。
“唐家大院”仅唐景忠生前住的一院，就是两进三院毗连的房舍，其中两院各分前厅房、中厅房、后厅房三座房。前后两座均系两层，中厅房为一层，是两对檐厢房，门窗全系精雕细刻的各种图样。屋顶脊卧兽飞，檐牙高啄，钩心斗角。墙壁为水磨石砖，镶以木、砖、石雕，造型优美，精巧细腻，巧夺天工。整个建筑浑然一体，气宇轩昂，堪称艺术佳作。
大厅正中顶部悬挂“蔼若春风”匾额，四个金光闪闪的楷书大字赫然耀目。客厅屏风两边的对联，上联“勤以补拙，俭以养廉，处身世须留心两字”，告诫其后人勤劳可以使笨拙的人变得聪明灵敏，节俭可以养成廉洁的品质，处世为人必须注意做到“勤俭”。下联“书能破愚，诗能益智，愿儿孙常励志三余”，勉励其后人读书能破除愚昧无知，读诗能增长智慧才能，希望儿孙能常常勉励心志，利用一切时间多读书。
唐家在清嘉庆年间，全家不过60口人，就雇有仆人丫环165人，平均两个人服侍一人。还备有“鹦哥轿”66辆，平均一人一抬，真是“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村里的老人们回忆起唐家的生活和摆设都说，简直比皇帝还奢侈!(43)
唐家大院的建筑艺术风格和艺术特色可概括为“四精”：
精致的木雕。旬邑唐家大院，民居建筑石雕精美、细腻，可与故宫博物院的雕刻相媲美，整个庭院，屋顶脊卧兽飞，檐牙勾啄，钩心斗角。墙壁为水磨石砖，镶以木、砖、石雕，造型优美，巧夺天工，门栏窗棂玲珑剔透，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
精工的石雕。在唐家鼎盛时期，这里共有院落87个，约2700多间房。唐家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建这座唐家大院，每天光做工的铁匠、木匠、画匠、普工就有340多名，到咸丰元年(1851)工程又分为11处，各种工人增至3200多名。直到同治七年(1868)，其间历时43年，才基本告一段落。院内建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所有建筑全部是木、石、砖结构。据传万寿沟的一座石山都被他家采完了。
精细的砖磨。砖雕砌成，砖缝全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充分体现了北方四合院建筑和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独特风格。砖全部水磨，一人一天只能磨两块砖，若磨不平则必须另磨。同治七年，当大院建成后，唐家又专门盖了一座大型戏楼，唱戏祝贺，一气就唱了三个多月。
精美的家什。唐家所享用的一切都是不惜花费巨资，千方百计购买而来的。他们家各种各样的摆设家什，多用楠木和推光漆制作而成，经100多年仍透明发亮，还有重金购置的夏撙、周鼎、汤盘、玉灯和珊瑚树等。可惜几经沧桑，大多已散失。
唐家从清末到民国，在极度挥霍中，逐步破落下去。唐家大院现已辟为民俗博物馆，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陕西省少有的保留较为完整的古代民居。
①张廷玉：《明英宗实录》，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6。
②同治《郧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③光绪《襄阳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第2页。
④同治《竹山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⑤贺长龄：《清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卷81，第2020页。
⑥徐霞客：《徐霞客游记》，转引自《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84页。
⑦民国《续修商志稿》，民国23年刊本，卷8。
⑧民国《续修商志稿》，民国23年刊本，卷8。
⑧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⑧光绪《襄阳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风俗。
⑨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⑩光绪《襄阳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风俗。
(11)同治《郧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第1页。
(12)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中正书局民国35年版，第57页。
(13)光绪《孝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土物志》。
(14)道光《云梦县志略》，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15)光绪《应城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16)同治《随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土产志》。
(17)光绪《汉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志》。
(18)同治《汉川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志》。
(19)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选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512页。
(20)平汉铁路经济调查组：《老河口支线经济调查》，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第45、46页。
(21)赵振业：《荆庄大布》，《荆门文史资斜》第6辑，第196页。
(22)道光《云梦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23)咸丰《安康县志》，咸丰3年刻本，卷13，人物传。
(24)咸丰《安康县志》，咸丰3年刻本，卷19。
(25)民国《大荔县志稿》，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第3页。
(26)范凯：《汉口丛谈》，民国22年益善书局刊本，卷3。
(27)马长寿：《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28)民国《郧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29)民国《新续渭南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30)吴岗：《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31)长白浩歌子：《萤窗异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编，第3卷。
(32)吴岗：《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7页。
(33)贺瑞麟：《清麓文集》，关中丛书本，卷22。
(34)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8页。
(35)毛鸣峰：《沙市的工商业与十三帮》，《湖北沙市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第6页。
(36)陈梦雷等：《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1934年版，卷1178，“黄州府部”。
(37)同治《巴东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38)嘉庆《汉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物产。
(39)同治《宜昌府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风俗。
(40)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750页。
(41)《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庆义堂刊本，第1页。
(42)民国《郧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43)杨景振：《陕西民俗》，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