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以诚信著称商界的韩城党家——党德佩
陕西韩城王庄党家仡佬的党家，清代是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发的家。党家以诚信著称商界，并因诚信而获得资助，在党家村修建了由124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总投资35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北洋舰队“致远舰”的投资。
一、明清之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活动概况
明清之际河南是陕西商人从事商贸活动和投资的主要市场。这是因为：
第一，豫、陕、晋三省地理毗连，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明清之际由于人口急剧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拉动，使各地各具特色的经济均有所发展。豫、陕、晋三省的特色经济使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山西所产的潞丝、铁器、煤炭主要销往河南，陕西所产的木材、药材、水烟、皮货也顺渭河而下贩运河南。而河南作为中原的产粮大省，其粮食大量地接济山西和陕西。在明清时代河南由于广产粮食，人们将余粮转化为酒曲而大量贩运到陕西和山西。据史料所载，河南“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水陆码头、有名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耗麦数千万石”①。河南巡抚胡宝泉报告说，康熙二十五年仅10个月河南运往山西和陕西的粮食就有“二百三十一万六千万石以上”②。
第二，在丹江水运没有兴起以前，河南是陕西商人经营中西部贸易的必经之地。自从明代洪武年间在山西和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盐布开中”、“茶马交易”以来，陕西商人主要从事江南和塞北之间的盐、布和茶叶贸易。在清代乾隆年间沿汉江而上的丹江水运由于巨石阻隔，没有被开发之前，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主要经河南。那时的陕西商人从江南贩运棉布茶叶经大运河到临清，然后入黄河水运到开封的王家楼、孙家湾起旱，再用骡马经郑州、洛阳、陕州的东官道驮运到陕西。徽商黄汴所写的《天下一统路程图记》记载：“陕西、河南两省，大同、宁夏等边，苏杭客货，皆由南北两河而上至汴城王家楼或孙家湾起车至陕西。”③因此陕西商人在途经河南的过程中，便将他们的足迹踏遍了中原各地。
第三，明清之际，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善贸易，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河南居天下之中，人口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商业活动的理想场所。加之，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其民不善从事经贸活动。如《汲县志》所言“其民货殖者多列市居货以待贸易，鲜出外行商”④。嵩县“邑人率务农力穑，无远服贾者”⑤。灵宝士民“若令其营商作宦，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是以中人之家有三五十辈足迹不出境外”。⑥在扶沟县也是民“安土重迁，多老死不出境外者”。⑦这便给陕西商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营市场和投资空间，使他们以河南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区域和市场，“盖以秦晋之氓聚居贸易，乘乡民缓急称贷而垄断取盈”⑧。河南各地市场“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⑨。因此山陕商帮在河南客帮中占显著的优势。
第四，进入清代后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兴起，使河南成为陕西布商经营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在技术上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主要在江南，呈现出“北棉南运，南布北来”的商品流向。进入清代后，北方河南和湖北诸省发明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新技术，使棉纺织在河南和湖北农村迅速兴起。陕西商人为了节省运输费用和成本，开始放弃江南市场，而转向主力投资河南和湖北市场。正如方行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乾隆间，河南、湖北地区棉布生产发展，陕甘商人转向这一地区买布，而减少向江南进货，为的是节省运输费用。”⑩陕西商人将节省运费的资金主要投向河南、湖北，以扶植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他们在河南和湖北提倡织布时颇费苦心，“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纺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11)。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河南成为明清陕西商人从事经贸活动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市场，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了豫中、豫南和豫北的各个角落，在明清之际的中原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在河南睢阳“布帛盐差诸利，率皆秦晋徽苏之侨寓兹邑者，辐辏于市”(12)。在涉县“西人善贾……苏杭关东之货无所不至”(13)。在孟县，由于所产的孟布很驰名，“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廛市填咽”(14)。在孟津“秦陇巨商中岁作贩”(15)。在豫北的正阳“山陕两省，商贩极多”(16)。在南阳“西安和西北几省以及四川地方的客商有的长期在南阳、镇平、唐河县扎庄大量收购土棉布”(17)。因此唐河“秦晋之民，聚居贸易”(18)，舞阳“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19)。嵩县“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20)。在豫中的许昌“秦晋京津各地之富商大贾，辇金而来，捆载而去”(21)。在颍州“县境内大布庄亦有二三十家，以陕帮为最多”(22)。由于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顺利展开，几乎掌握了河南商品贸易的主动权，使当地人民惊呼“银钱全被他们赚去了，地土全被他们买去了”(23)。
明清的陕西商人为了联络乡谊，推广他们在河南的经贸事业，在流寓和经商的各地，又集资修建会馆。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所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得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7亩7分8厘5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300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500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24)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得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修建了戏楼。”(25)从那时起到清末民初的500余年间，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会馆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息过，河南成为山陕商人建造会馆最密集的地区，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繁盛。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明清之际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的会馆一共有22所，分布在中原大地通商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各个角落。
明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对于推动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豫、晋、陕的区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明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推动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优化了河南的农业资源配置，推进了明清河南市场化的历史进程。
河南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是人口大省，有素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但由于自然经济的结构坚固，人们长期被禁锢在狭小的生产眼界里，不谙商贸之事，山陕商人在河南的商贸活动才把农民的产品变成了商品。正如《滑县县志》所记载的那样，商贸之事“多系客民负贩”(26)，“操奇赢网市利者，皆外来之人”(27)。明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优化了河南的农业资源配置，促进了河南产业结构的调整。明代豫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孟布、颖布、津布行销全国，与山陕商人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山陕商人为了减少到江南贩布的运费，下气力在河南培植了农村棉纺织技术的普及，他们所到之处与官府一道，提倡和推动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经官为标发杆杖，如式织就，布面大书‘官机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感，以故孟布驰名”(28)，并使河南的土布生产与山陕商人的活动形成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关系。河南孟县“倚以为命，惟在女红，往者秦晋一荒，孟民亡逃，盖白布不行之所致也”(29)。孟津植棉极广，“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商终岁坐贩，邑中贫民资以为生”(30)。开封府延津的土布生产农家更对陕西布商翘首盼望，“延地宜种棉花，地利颇厚，……因连年棉花不实，西客绝迹，今岁不知棉花颇丰，尚尤未至，或新年后必有客至，穷民稍可舒眉也”(31)。
清代河南踩曲业的兴起也有山陕商人的一份功劳，他们或者从河南直接购进麦曲外运，或者携厚资购进二麦，开坊踩曲，然后向各地贩卖。同时，明清河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同山陕客商的活动有关。乾隆《裕州志》就有这样的记载：“迩来生齿渐繁，土著少而附籍者众，百谷异种，各树其土之所殖，而物产亦为之小变”(32)。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活动所推动的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河南市场化因素的增长。这表现在：
一是促进明清河南市镇经济的兴起。明清以来，河南许多著名市镇的兴起与山陕客商的活动有直接联系。内乡西峡口“原不开集，半川因陕西等处往来买卖贩籴的众多商家，深感艰于贸易，在居民李谦吾等陈告下，于成化甲辰每月二七日开集”(33)。河南舞阳县北的北舞渡镇，据山陕会馆《重修钟鼓楼碑》载，“南阳舞阳北之舞渡，为舞阳一大都会也。山陕之人，经商于南，云至而雨集”，使北舞渡镇成为“江南商货由此而吞吐中转”的著名市镇。(34)河南南阳的社旗镇“由于地临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商大贾”(35)，使之成为“豫南巨镇”。河南邓州汲滩镇原为无名小村落，后来因为外地客商云集，仅各地客商在该地建筑的会馆就有15所，其中尤以陕山会馆最为壮丽，使汲滩镇成为百货云屯、客商辐辏的豫中著名市镇，有“小汉口”的美誉。(36)
二是山陕会馆本身就是市场。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修建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祭拜关公，被称为关帝庙或山陕庙。人们在逛庙的时候常常会购买物品，因此会馆在设计的时候也都附有市场。如河南沁阳山陕会馆“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37)河南周口山陕会馆，也称关帝庙，“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38)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商业活动的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格局。
三是山陕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河南的山陕会馆多祭拜关羽，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河南沁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会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津，入市游人浆列行”(39)。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40)。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关帝庙集市。该地最早设集市于半坡铺，不成；又迁到七里店，还不成；最终迁到八里桥关帝庙始成。许昌山陕会馆《移集呈稿碑》记载：“阖保邸有一集，有亏国课，适逢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涣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至。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催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上，乃始，则生意颇好……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久而废弛，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夫沧桑变更自昔为然。”(41)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贩卖河南的粮食、布匹、酒曲到西部地区，又将西部的皮货、药材、水烟贩运到中部和江南，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过程中加强了河南与西部的经济联系，山陕商人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明清陕西和山西的许多著名商业家族都是在河南做生意而发财致富的。清代世俗小说《歧路灯》中记载，陕西关中客商阎相公最早在朱仙镇著名富户谭家做管家，积蓄了不少财富，后来回到陕西成为领东掌柜，发了大财。(42)事实也是如此。陕西泾阳富户周梅村家、朝邑八女井李家、渭南孝义镇赵家都是在河南做棉布和粮食生意发的大财。其次，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对于促进中原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区域文化交流也起了推动作用。河南作为中部大省，自然经济的根基比较浓厚，人们一般不愿意背井离乡，从事商贸活动。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商贸经营活动，为中原人民带去了商品经济的新风，正如《唐河县志》所说的那样，“银钱都被他们赚去了，地土都被他们买去了”，使中原人民看到发展商品经济的致富作用，遂逐渐仿效，走上从事商品经济的道路。像小说《歧路灯》中主人翁之一的盛希侨所说的那样：“省城里的生意，都为山、陕、江、浙所开，他们背井离乡，还不是为着金钱上的紧要。”于是从山陕庙的山陕社里贷款一千两银子，开始合伙和别人做生意。(43)河南涉县人民不善商贸，后来在山陕商人的刺激和带动下，“涉民逐渐仿效，从事小商贸易”(44)。舞阳在山陕商人的刺激下，“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尚有本境人充当”(45)，走上经商贸易的道路。
而韩城王庄党家恰恰是在河南做生意发的财。
二、韩城党家的经营过程
韩城处陕西东部黄河之滨，古有“关中四塞之国”、“秦塞雄都”的美誉，在乾隆年间曾经被称为陕西的“小北京”，而党家村因农商并重，经济发达则又被称为“小韩城”。
陕西韩城党家，位于陕西省韩城市东北方向9公里西庄镇境内，全村多数为党、贾二姓，因党姓居住在早，故称党家(贾)村。全村330多户，1400多人，约670年历史。
韩城党家由党、贾两家联姻而成。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党族始祖党恕轩由本省原朝邑县逃荒迁徙至此定居。党恕轩娶邻村樊氏女为妻，生有四子，除四子君明赴甘肃河州“屯田”未归外，长子君显为长门，耕读并进，殷富有余。三子君义为三门，进山垦荒并经营山庄子，终于发家致富，人丁兴旺。次子君仁为二门，人丁兴旺，绵延至今，已传25世。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党景平在河南南阳瓦店摆摊经商，由于经营有方，赚钱发财，为党家的富厚打下了基础。传到振疆、定疆、街疆、守疆这一代，党家商贸事业开始上了一个台阶，在瓦店开设“恒兴栋”、“恒兴成”、“恒兴柱”、“恒兴永”四商号，还在韩城县城设立“永成”、“恒丰”、“恒升”三个当铺和“福盛成”、“福德明”两个估衣铺，家业大饶。
贾家其祖贾伯通，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明初迁徙韩城贾村，明孝宗弘治八年，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到贾姓贾翼唐时，党贾两家在河南南阳郭滩镇设立总号“合兴德”，道光年间为图谋发展，又迁往当时河南商贸中转中心之一的赊旗镇，即今日之社旗县。(46)
从明末至民初，支撑中国社会运转的有两大经济带：一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另一个是近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中原唐白河流域。前者带来了东南沿海的繁华，后者则维系着中西部内陆省份经济的发展，而这个经济带最重要的枢纽，就是河南南阳的赊旗镇(现社旗县)。
赊旗镇史称“赊店”，因东汉时期刘秀举义兵赊旗而得名，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缘。“依伏牛而襟汉水，望金盆而掬琼浆；仰天时而居地利，富物产而畅人和。”此处河道纵横、沃野千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1654年，战乱后的韩塬一片哀鸿，难于谋生。党家村党族十一世二门党德佩(名琳)，从小精明强悍，极富冒险精神。清顺治十一年，党德佩决意学习山陕商人“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方”的做法，弃农从商，闯荡商海，南下前往当时的商贸中心河南闯市场。他赶着一头小毛驴，驮着两捆棉花，告别了妻儿老小，离开韩城，来到了河南南阳瓦店镇，开设了“恒兴桂”商号，划出了党家村人商海扬帆的第一桨，开启了党家村三百年的兴盛与辉煌。曾有这样的故事，记述当时党德佩去河南的过程。党德佩离开韩城，辗转月余，终于在河南南阳府以南60多里白河北岸的贾营落脚，把带来的棉花卖掉作为本钱，在泥泞的河滩搭起棚子，出售瓦盆、瓦罐及日用杂货，起早睡晚，异常艰辛。贾营的对岸是南阳府的瓦店镇，瓦店是驿道所经的水陆码头，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货船络绎不绝。由于党德佩为人忠厚、随和、乐于助人，商人们便将未来得及脱手的货物让他代销，党德佩也尽职尽责使客户满意。一次，一位云南富商运来一船瓦罐、瓷器，滞销，一时难以脱手，富商心烦，一股脑推给党德佩，转身走人，随后杳无音信。忠厚的党德佩将货物收拾好，在经营自己小本生意的同时，极富耐心地推销云南富商的存货，不时还赶着毛驴穿梭在乡间叫卖，他还详细地记了一笔账，登记销售情况。别的商人揶揄道：“瓦罐卖的钱还不够你的房租，不如踢踏了，省得你劳心费神。”更有智者不时提醒：“云南人不会来了，你随便卖几个钱就行了。”党德佩憨厚地笑笑，木木讷讷地说：“不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得给人家有个交代。”七八年后，云南富商重返到瓦店，碰见了党德佩。二人寒暄后，党德佩将卖瓦罐的账和银钱一一呈上，富商目瞪口呆，他早已将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不禁惊叹：“现如今的天下，竟有如此诚信忠义的伟男子!”遂决定拿出一笔资金，帮助党德佩发展。
党德佩遂在瓦店创立了“恒兴桂”号，简称“桂”号(据说因院中长着一棵桂树而得名)，主要从事木材生意，兼营长途贩运。适逢战后重建，木材奇缺，生意相当红火。经过党德佩与儿子党景平以及后辈将近七八十年“连东带掌”的经营，“恒兴桂”号已经成为瓦店镇数一数二的商家，不仅拥有镇东北部的一大片房产，同时还拥有大量的土地，积聚了相当的财力，同时还留下一桩与山西王姓巨富争当“商业寨主”的传说。一日，在官府主持下，瓦店镇人群汇集，党、王两家以向白河里扔银子比富，进行实力竞争。王家先扔了100两，党佩德说，跟进；再扔500两，党佩德说，跟进；后来滚动到1000两，王家不敢扔了，党佩德随手扔了1000两，群声欢呼。从此党家在瓦店镇名声大振，进入垄断经营时期。
“桂”号的经营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
首先是在“桂”号成立之后，党德佩仍就依赖个人的才能辛勤经营，他更多地扮演了贩商的角色，主营木材及其他商品。他们利用租借的船只将河南当地的农产品及北方商人由陆路转运来的毛皮、布匹、烟叶等商品沿白河一路长途运销至汉口以远的市镇，并在返回时运载大量的木材、粮食、食盐、茶叶等物品销于内地，低廉的水路运费成为党家村商业长期获利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桂”号还有两项主要的业务：农产品加工业和金银存贷业务。这两项业务连同长途贩运一起构成了“桂”号一条龙式的经营范围，充分体现了南阳一带重商云集之后的“商不分行，自由贸易”的经营特色。
其次，党德佩之子党景平的加入使“桂”号的经营进入了第二阶段，从而也使“桂”号真正成为瓦店镇的一家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党景平的到来不仅满足了“桂”号业务不断扩大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历史延续性的需要。雍正初年党德佩将“桂”号析产分号，到“桂”号经营晚期，党德佩已年过九旬。他把“桂”号一分为四，分别交给四位孙子经营：长孙定疆继承老号“恒兴桂”，次孙镇疆立“恒兴栋”号，三孙卫疆立“恒兴庆”号，四孙守疆立“恒兴永”号。自析产之后，四个新商号之间，既竞争又协作，此消彼长，又延续了将近两百年。事实上，不论“桂”号析产与否，其全部资产的所有权一直控制在党氏家族手中，并且这种权利还被顺利地移交给党族的合法后代。自“桂”号析产之后，党家的子孙仍旧坚持“经商以信义为本，谋利以诚实为先”，在南阳一带，始终以信誉不断开辟经营发展的道路。先是“桂”号继承和发扬了昔日盛况；等它衰了，“栋”号接续兴起，生意做得更大，时间持续更久；“栋”号衰了，“庆”号、“永”号同时兴起。致富像赶浪一般，一浪接着一浪。他们各自辉煌了数十年，累计拥有土地约200顷，动产则多得无法计算。其中党德佩的四孙守疆在成立了“永”号之后，其家庭三代单传，人力缺乏，生意疲惫。到其曾孙辈，才有兄弟二人——秀才党庸五和处士党慎八。二人决心重振“永”号，相约轮番赴瓦店亲自经营，兄弟俩每人去3年，去时卖了本村上等土地20亩，每亩得价银100两，拿了2000两白银做资本，轮了10次，终使“永”号复兴，还将卖掉的土地都买了回来。在党家村的商业活动中，瓦店生意为后人树立了“父业子承，兄弟相随”的典型事例。
1775年，贾家的加入使得党家的商业发生了新的变化。至贾家十三世贾翼堂，贾家的商业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适时正逢康乾盛世，贾翼堂抓住机遇，精心筹划，远赴河南经商，从而掀起了党家村人创业的第二个高潮，最盛时期曾创造了党家村“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为党家村步入商业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使党家村商业发展再掀高潮的另一个因素是由原先的“自东自掌”的独资经营转变为“合伙求财”的“合伙股份制”经营。即西家经理和资深店员，由挣“身钱(工资)”改为参加“人股”(相对东家的“银股”而言，俗称“顶生意”)分红。让从业者的报酬同商号的盈亏直接挂钩，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贾翼堂在创业时期就聘请党玉书作西家，开了一个好头。参加入股的经理即掌柜的，有的是东家在自己了解或别人推荐的人中间聘请的；有的是由只管吃饭不挣身钱的店伙，进而挣身钱的店伙，进而“顶生意”的大店伙一步一步熬上去的。无论聘请来的，还是熬上去的，绝大部分都是韩城县北乃至本村本族的人；在河南当地雇佣的人多在下层作杂役、当伙计，能熬到参加“人股”分红的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对东家的本金也要作“银股”按股分红。各号的东家往往不是一家，西家也往往不是一个人。谁入“银股”多少，谁入“人股”多少，各家各有其具体数目。几年结算分红(多为三年)，分红如何提留，各次分红的具体数字等等，这些都记载在《万金账》上。《万金账》是商号的高度机密，一般店员也见不到，更不要说外人了。因此，对河南商号规模大小，都是说拥有土地若干顷，而不说拥有多少银两。据党家的后人回忆，党家在最盛时每月都有“标银”运回党家村，“日进纹银千两”，为此党家专门修了两座“分银院”和两座“分银楼”，运回的银子，各房按股份提取，分银时不用钱秤，而是用斗量，每房用斗往家里提银子。
贾翼堂聘请同村党族十四世党玉书为“合兴发”大掌柜。党玉书14岁弃学经商，在襄樊、武昌等地闯荡，其商业素养出类拔萃，他的墓志铭上讲“会计之暇，既阅经史”，具有儒商风范。他早年经商熟悉市场，到襄樊以后，自立商号，广交名流，目光远大，雄才大略，被誉为商界奇才，很快就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按现在的话说，党玉书既具有从业经验，又进行过实地考察。党、贾两族从司马迁那里所承继来的商业信条使得他们坚信“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在这一商业信条的支撑之下，党、贾两姓不仅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居住在一起，同时在生意上也是取长补短、互相扶助，做到了农耕和商业两相宜，长期以来在韩城地区被传为佳话。两人合作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把总号迁往百余里外的赊旗镇，另外在唐白河沿岸广设货栈，又在襄樊和汉口设立支号，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汉口、长沙乃至广东佛山。
“合兴发”初设赊旗镇，在北太平街，当时这个地方距两边的城门都很远，十分偏僻，起货不便，生意没有起色。不久，土匪攻城，将北太平街附近的河边城墙炸了一个大缺口，土匪蜂拥而至。党玉书带领兵勇伙计拼死抵抗，双方展开惨烈的厮杀，眼看力不能支，城将破，党玉书吩咐伙计：“快将银子抬上来!”一筐筐银子从缺口处雨点般抛下，匪徒们连忙丢弃兵刃，只顾拾银子，全然没有了斗志——土匪攻城，也是为了金钱，遂席卷而去，城无虞。官府士绅商家为感谢党玉书，特许他在土匪炸开的缺口处开一道城门，由“合兴发”专用，并且是能行大船的水门。从此，“合兴发”生意大发，雇有伙计千人，大船多艘，逐渐发展成为赊旗镇十大行当中排行第八的“木行”老大。每天交易竹6万根、木材三四千方，年利润30余万两白银。党玉书也被誉为“商界奇才”，成为赊旗镇的头面人物。后来，“合兴发”发展壮大，分成几个商号，买下了南北太平街所有铺面，购置良田千顷，将银子源源不断地驮回党家村，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党家还在本县城镇立号经商，从晚明以来一直未绝。特别是河南生意赚了大钱，把钱送回老家，花销后还有剩余，其中有人力会计划的就要设法让钱生息，有的放债，有的开铺子。他们一般采取“股份制”经营。有独资的，有合股的，还有同外村外姓人合股的。股东拿出一整笔银子，聘请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作西家——掌柜，参加“人股”，马上立字号、雇伙计开张。生意赚了，按股分红，赔了东家认账。经营过的行当很多，如道光年间党族十六世二门桂号一支党遵周家的《分簿》(兄弟分家的详细协议书)载：他家当时就在“三合木厂”、“恒兴当”、“恒兴绸铺”、“恒兴醋店”等四个商号有股份。“恒兴”二字可能是从河南瓦店“恒兴桂”等数家的字号上来的。在城镇的商号，一直开到民国初年，人所共知的有“恒丰当”、“恒升当”、“永成当”、“复德明估衣衣铺”、“复盛成估衣铺”、“合心永铁铺”、“合心明杂货铺”、“合心泰杂货铺”、“景升斋点心铺”；开在本村的有药铺、木厂、砖瓦厂，还有一个翻砂作坊。这些商号经营时间有长有短，结果有赚有赔。如“恒丰当”由四家合股，从道光以前经营到中华民国五年(1916)，历时近百年。
党家人特别钟情于“当铺”。清末民初韩城全县7家当铺，党家就占了3家。当铺是以实物作抵押，给人们提供临时性贷款而赚取利息的商业。封建社会要开当铺必得官府批准并参加官股，官、商合营。据说“恒丰当”当年就是官股、商股纹银各8000两。由于它本钱大，利息高，后台硬，自然利润厚而且有保证，成为人们最瞩目的行业。总之，党家村在本县本镇的这些商号，一般说都为其东家赚了钱，是“党家大院经济不应忽视的一环”。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震撼全国，赊旗镇的商人受到冲击，“合兴发”号难以整体经营，只好析产分号，将“合兴发”号一分为九，即“和兴元”、“和兴盛”、“三义发”、“玉隆汇”、“玉隆成”、“玉隆杰”、“德盛源”、“主敬堂”、“顺德堂”。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上，京杭大运河被截断，咸丰七年(1857)八月，捻军攻陷赊旗镇，焚烧山陕会馆，城里的商人惊恐万状，纷纷外迁。面对严峻的形势，贾族各号纷纷迁回老家，只有“玉隆”系列仍坚守太平阵地。在“玉隆”系列当中，经营较为成功的商号分别是“玉隆成”和“玉隆杰”号，“玉隆汇”号史料无任何记录。以赊旗镇为中转枢纽的南北运输通道，成为当时清政府的唯一经济命脉，赊旗镇的商人又一次迎来它的商业高峰，坚守阵地的“玉隆”号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遇，党玉书的后辈在赊旗镇太平街又延续了几十年的商业繁荣，从赊旗、瓦店将镖银一批批运回党家村。
19世纪末期，赊旗镇遭受了几次大的冲击，先是海禁开放，海轮从沪杭直达京津、俄罗斯，运力低廉。其次，由于自然和人力的原因，唐白河水量减少，难以走行大船。第三是激烈的社会冲突，太平天国起义、陕西境内回民起义等，战乱不断。“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各省自治，随后是旷日持久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贼匪扰乱不堪”，商业难以展开。最致命的是京汉铁路的开通，以及随后出现快捷便利的公路运输，赊旗镇的中心地位大受冲击，加之韩城自古重视科举，读书经商全为致仕，此时党家村素质好的子弟大多发奋在科举，对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党家村的商人们已没有先辈们创业的勇气和资金，生意一落千丈，加之个别还嗜好大烟，时不时卖地、出售商铺。至此，党家村在河南的生意彻底衰败。(47)
三、东方商宅大院——“党家大院”
党家在河南社旗经商发财后，回家乡大兴土木，修建了由144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号称“东方商宅的瑰宝”。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工学博士青木正夫，在考察党家大院时，因兴奋过度，竟然死在了党家村。
“党家大院”传统民居集落的形成演变，有670多年历史，处处凸显着中华建筑美学的意蕴。
党家的四合院，一般占地四分左右，呈长方形，四周由厅房、两边厢房、四座门房房屋围成，以厅房为首，门房为足，左右厢房为双臂，拟人化，寓意深刻。院子青砖铺墁，院中设天心石，靠房屋一圈铺高硷子，下雨走过不淋雨、不湿脚。房屋建造为砖木结构，青砖墙，灰瓦顶，木头架。因此木、砖、石三雕俱全。房顶有雕刻精致的脊兽。一般四合院为二层楼房，上库下突，房屋间数为单数，按八卦阴阳之说单数为阳，故厅房三大间，门房小五间，厢房三间或五间。厅房为供祖和设宴之所，高大宽敞，前檐多歇，装置有万字、菊花、艾叶等图案的活动屏门；门房和厢房为起居之室。大门是四合院的出入口，全是走马门楼，装饰十分讲究，气氛浑厚，华丽朴实。门外设有上马石、拴马桩，门楼两侧饰有博古、福禄、八封、花卉、人物、禽兽等形式多样的砖雕峙头，门墩为石雕，门簪、门楣为木雕；门内正面有照壁，砖雕诗文或绘画；门额题字光彩夺目，反映出宅主的政治地位、文化素养、精神面貌，诸如“进士第”、“世进士”、“世科第”、“明经第”、“登科”、“文魁”、“太史第”、“忠恕”、“宣德居”、“孝第慈”、“和为贵”、“谦受益”、“树德第”、“承天体”、“天赐吉祥”、“居之安”、“贻谋燕翼”、“耕读第”等等。
咸丰初年，南方有太平天国革命，北方有陕西回民起义，党家村殷实之户，为避防荒乱，发起修建泌阳寨子。他们在村子北边的坡崖上规划了宅基地50户，谁家要庄基，每户须预付纹银500两，由村上统一建造。筹到25000两银子后，先修筑了一圈城墙，石铺巷道，打水井二眼，建涝池一个，铸造土火炮数十门；然后每户划宅基地3分，以拈阄形式确定每户位置所有权，各家自己修建宅院和四合院房屋。咸丰三年(1856年)，城墙和设施全部完工。他们又把村中丁字巷口天哨门都修建起来，建哨所新旧共25处。
这样村中和寨子共建四合院144院，祖祠10座，马房27院，并有两个“分银楼”，一个“节孝祠”，一个“崇文塔”，构成一个庞大的商人住宅群。据估计，当年建造一个四合院需700两银子，全部党家大院共耗银350万两。
“党家大院”民居建筑的特点是：选址恰当，环境优美，布局严谨，错落有致，曲直有序，主次分明，建筑精户，美观实用，风貌古朴典雅，文化气息浓厚，具有历史、艺术、科学、观赏等价值。这些建筑风格特点都充分地表明了党家不是普通的村落而是一座中国式的商宅大院。(48)
四、韩城党家的经营经验
韩城党家在数百年的商业经营中，从一家小小的“合兴发”棉货店，发展成集棉、木、烟、粟、当诸业组成的商业集团，浸透了党家几代人的经营心血，也创造了商业史上丰富的从业经验。
(一)以农致富，趋时经商
党家的发展依然走着“力农致富，经商发家”的传统道路。党家村发端于农，全村土地不分肥瘠共两千三百余亩，以中华民国十七年95户，300多口人计算，人均7.5亩。有地120亩左右的有两三家(这个数目还不及河南一个佃户种的地多)，70亩左右的四五家，50亩左右的五六家，其余有地二十几亩，十几亩，甚而无地的则占大多数。拿当时的耕作技术和条件，即使丰年，要顾住这些人吃饭也很勉强，灾年还得买粮。
在这种情况下，早年的党家人，无法在本村发展，就把注意力移到外村和数十里、百里之外深山的土地，叫做“山庄子”，就是到浅山区或山区去购买土地，赁地收租，用农业上的积累为而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韩城水地很少，地块又小，但旱涝保收，价贵难买。党家村持有外村水地的家户不多，但这些地在保证口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旱岁月尤其如此。山地交通不便，土壤、气候条件都差，耕作粗放，一年只种一料秋田，好处是赋税轻。拥有少量山地者多是祖先遗留，老佃户耕种，只是到了荒年或遇到大的困难才进山找佃户“打饥荒”。拥有大量山地的情况就不同了，往往是占地几条沟、几座山，面积广大，几头骡子常年往回运玉米、木料。如党族三门人党渐，河南没有生意，仅凭山庄子和本县商号，成为本村巨富之一，建了4座四合院，光绪年间重修文星阁他捐银最早最多。据说工程一定下来，他当天就让人赶着牲口把银子驮着送到村中公共办事场所，时称“官房”的地方，以刺激那些捐银不积极的家户。(49)
党家的“山庄子”主要分布在今日韩城林源乡一带。这种“山庄子”的赁地出租农业经营模式，既解决了党家人的衣食所需，也使党家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这可从党家人的捐粟义行得到反映。“党孟辀，干谷里人，嘉靖乙亥岁，里有道赋，众不能办，议他徙，以避夏楚。辀闻而尼之，乃捐三百金代输焉……嘉靖乙卯岁，秋霜杀禾，冬又地震，有粟二百石，贷者不能偿，輈悉出券焚之。”(50)
但在传统社会力农致富的财富积累速度依然比较缓慢，“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比较效益差异，使党家受到经商风气的影响。陕西“自古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51)。党家村古属同州府治，渭北各县包括大荔、朝邑、合阳、韩城等同州富商巨族在全国小有名气，被称为“同州人”。同州的粮食、皮货、水烟、药材、煤炭驰名全国，铁业、运输业、加工业等非常兴隆。朝邑人韩邦奇说：“关中颇务农，朝邑多事贾”(52)，在重商风气影响下，到党家十一世党德佩时，党家开始走上经商道路。他先在河南南阳瓦店开“合兴发”字号，经营棉花、布匹，创出了局面。到1773年，贾家加入后，家族经商力量进一步壮大，遂将生意从南阳迁到社旗镇，并实行自东独资向“合伙股份制”的转变，以迎接行将到来的经营新局面。将生意主体从瓦店转向社旗，表现了党家人睿智的经营眼光。社旗镇是大运河入中原的重要商业枢纽。大运河的一支从山东孙家楼经唐河流入河南，是江南商品进入中原和关中的主要通道。“合兴发”迁入社旗后，利用唐河的黄金水道，经营经大运河转输的大路货品，如粮食、布匹、杉木等大宗商品，生意迅速升级。由于生意量大，党家专门修建了唐河上的专用码头，供转运货物之用。党家还垄断了社旗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太平街，使太平街一条街都是党家的商号，达到“日进斗金”的鼎盛阶段，实现了“拉不完的唐河，装不完的社旗”的财富神话。
(二)敢于冒险，诚信发家
党家做生意将陕西人敢于冒险的阳刚之气和诚信为本的厚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陕西风刚土厚的自然环境培育了秦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陕西人做生意气势如虹，大气凛然，不为区区微利所动。党家在社旗做的最惊动人心的事，就是两次“扔银子”：一次是与晋商王家争夺市场垄断权；再一次是为抵挡土匪。这两次经历虽使党家损失了银两，但一次获得了市场，另一次得到了开城墙建筑码头的特权，表现了党家人敢作敢为、生整硬干的泼辣经营作风。
陕西沃野千里的自然构造又塑造了秦人厚重质朴的人性情怀，使陕西商人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义气为先，被冠以“陕棒槌”的市场名号。党家在社旗最令人感动的则是诚信，而党家发家的秘诀也正是诚信。前面讲到的党德佩与云南客商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诚信是商家经营最根本的立身立命之所在，而诚信的本质在于提供诚信双方的互动双赢。党家因诚信而获得了大笔的经营资金，是诚信最大的赢家，并以诚信在社旗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勇于开拓，与时俱进
党家做生意不僵化保守，故步自封，而是依据经营实际的需要，不断求新，创新企业经营模式，使企业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党家早年采取自东自掌的独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机制，虽然事权统一，利不外溢，但它不利于企业扩大资金来源，吸引优秀经营人才和容易形成企业复杂的人际关系，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益。到1776年，党、贾两家联姻后，党家为企业发展创新经营模式，贾翼堂聘请同村党族十四世党玉书为“合兴发”大掌柜，实行“合伙股份制”新型经营模式，将“万金账”的融资制度和“东西制”的经营制度以及“计名开股”的利益机制引入企业，使“合兴发”升级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为其后取得“日进斗金”的经营效益做了制度安排。
合伙股份制是党家商业组织的重要形式。它扩大了企业资金来源，聚集了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减轻了融资成本。它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通过雇佣党玉书全权负责经营“合兴发”，发挥了党玉书的商业才能，提高了“合兴发”的管理经营效益，通过采取人股和银股的形式，把企业的经营好坏同员工的工资待遇挂起钩来，都是“顶生意者”，又称“份子伙计”，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入“人股”，极大地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使得东西两家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先进的商业机构在责权利三方面的统一，发挥了商业制度的激励作用。再加之秦人的朴实和淳厚，党家村深厚的制度文化底蕴，使得“合兴发”成为社旗商家的佼佼者。
(四)注重教育，培育家风
注重教育是党家的突出家风。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7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生。文星阁建于村子东南，朝向西北，面对村庄，是一座六棱六层塔形建筑，高十二丈余，周长四丈多。顶盖将军盔式，尖而峭，上有宝顶，六根铁绳从顶下牵起六角飞檐，飞檐末端各垂一只大铁铃，阁高风急铃摆，时常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二层以上每层三面有窗，正面窗户略大，配有匾额，相邻两侧则为砖砌圆窗。通体挺拔峻峭，颇像《封神演义》中的托塔天王李靖手中镇妖的宝塔。阁下入口处建有小亭，小亭屋面三面起坡，斜脊鸱吻，筒瓦包沟。亭下正面两根红色明柱，下接石雕柱础，上支饰以彩绘的檐檩、衬枋、插板，中间装有木栅门。柱上悬有木制对联：“巍焕楼台新气象；森严龛阁旧规模。”阁里各层均置有固定木梯和扶手，梯势陡峻，登时，有如古书所说：“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文星阁里祭献的对象较多，第一层门额题“文星阁”三字，门外也悬挂一副木制对联：“配地配天洋洋圣道超千古；在左在右耀耀神灵保万民。”阁里供奉至圣孔子以及称作“十哲”的子游、子夏、冉有、子路等十位孔门高徒的牌位。二层供奉复圣颜渊。三层供奉宗圣曾参。四层供奉述圣子思和亚圣孟轲的牌位。五层供奉文昌帝君牌位。顶层供的则是一手拿笔，一手执卷，正在点元的魁星爷，官名文曲星的塑像。
孔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文曲星是传说中主持文运的星宿，建客供奉他们，显示了党家崇尚文化的观念。阁各层面朝西北的窗额自下而上依次题着“大观在上”、“直步青云”、“文光射斗”、“云霞仙路”、“笔参造化”的字样，连同一层门额“文星阁”，这些窗额都强调了读书成才的思想观念，激励子弟们努力诵读。
党家崇尚文化的建筑，除了文星阁以外，还有南塬上所建的墨锭式砖塔一座，北塬高硷西所建的毛笔形砖塔一座，北塬中心所建的官帽式砖塔一座，小坡崖上所建的印式砖塔一座。村东哨门和西哨门外、关帝庙前、泌阳堡上二门祠堂前各建有“惜字炉”一座，所有写有文字的纸片不得派以裱糊、包裹之类用途，更不能乱扔践踏，果真成为废品，要一律送到“惜字炉”焚化；人们偶尔在巷里路上遇到字纸，也要拣起送到炉中。
党家不少四合院刻有家训格言，大多刻在厅房屏门外边两侧墙壁上，或者厅房面对的厢房山墙上。刻的多是品德修养方面的格言警句。在党红林买的四合院内，至今保存着两组家训，供游人观赏抄写。这家四合院东边厅房的两侧，砖刻着“四无”家训，一边“两无”。一边是“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另一边是：“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两边南北厢房的东墙上，与厅房砖刻字相反，又刻着两联家训。一边是：“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人的苦恼；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另一边是：“在少壮之时，要知老年人的心酸；局外观境，要知局内人的景观”。为什么要将这两条家训镶刻在墙上教育后人呢?这是因为其中有两件伤心的事情，值得党、贾两姓后裔警惕呢!
第一件伤心的事，就是河南生意的衰败。这固然是有京汉铁路建成后赊旗镇水陆码头生意萧条之因，但也有党贾个别后人过着花天酒地的公子生活，盲目委托他人经营之弊。自清朝咸丰年间分号之后，富足的党贾两家，在党家村盖了一座座四合院，乐极生嫌，认为商人地位卑贱，便将河南商号委托他人担任掌柜经营，无人监督生意之好坏，每年只凭千里捎来的一纸书信向东家交代，利润被他人私拿而去。所以，党、贾族人为吸取这一教训，在砖墙上刻了“无益之人勿亲”的警句。
第二件伤心的事，就是早年家贫党恕轩兄弟乞讨要饭，其弟病饿而死这一惨况，一代一代相传给党家后代，使其记住祖先这段心酸的历史。所以在砖墙上刻了“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
村中照壁上还有类似的家训，如“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后失言醒时悔，健不保养病时悔”。又如：“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等，都表现了党家人对后代的勉励和殷切希望。(53)
①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2。
②《宫中朱批奏折·商业贸易类》，乾隆25年5月胡宝泉《奏明商贩情形事》。
③黄汴：《天下一统路程图记》，明隆庆四年刻本，卷5。
④乾隆《汲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食货》。
⑤光绪《嵩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风俗》。
⑥民国《灵宝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人民》。
⑦光绪《扶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⑧乾隆《唐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⑨光绪《南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⑩方行：《论清代前期棉纺织业的社会分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1)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页。
(12)光绪《雎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风俗》。
(13)嘉庆《涉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疆域》。
(14)乾隆《孟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
(15)嘉庆《孟津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16)民国《正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实业志》。
(17)罗余三：《南阳民间土棉布》，《南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13、114页。
(18)乾隆《唐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
(19)道光《舞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土》。
(20)光绪《嵩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风俗》。
(21)民国《许昌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册，第473页。
(23)道光《舞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土》。
(24)赵清晶：《山陕会馆建筑结构》，《上蔡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63页。
(25)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26)同治《滑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5，风俗。
(27)嘉庆《密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风俗》。
(28)乾隆《孟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
(29)乾隆《孟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
(30)嘉庆《孟津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31)康熙《延津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32)乾隆《裕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33)成化《内乡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20年版，卷2。
(34)国家文管局：《中国名胜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9页。
(35)光绪《南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36)《河南邓州汲滩镇政府黄页》。
(37)道光《沁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第5页。
(38)朱耀廷：《古代坛庙》，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39)道光《沁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第5页。
(40)民国《阳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8。
(41)赵波：《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42)李绿园：《歧路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0页。
(43)李绿园：《歧路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页。
(44)道光《涉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45)道光《舞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4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47)均见，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老村落的商业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48)李刚：《李刚话陕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137页。
(49)均见，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老村落的商业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50)万历《韩城县志》，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卷4，《义举》。
(51)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4。
(52)韩邦奇：《朝邑县志》，明正德年间刻本，卷2，《风俗》。
(53)刘兆英等：《溥彼韩城》，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
一、明清之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活动概况
明清之际河南是陕西商人从事商贸活动和投资的主要市场。这是因为：
第一，豫、陕、晋三省地理毗连，在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明清之际由于人口急剧增长所产生的需求拉动，使各地各具特色的经济均有所发展。豫、陕、晋三省的特色经济使相互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山西所产的潞丝、铁器、煤炭主要销往河南，陕西所产的木材、药材、水烟、皮货也顺渭河而下贩运河南。而河南作为中原的产粮大省，其粮食大量地接济山西和陕西。在明清时代河南由于广产粮食，人们将余粮转化为酒曲而大量贩运到陕西和山西。据史料所载，河南“每年二麦登场后，富商巨贾在水陆码头、有名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耗麦数千万石”①。河南巡抚胡宝泉报告说，康熙二十五年仅10个月河南运往山西和陕西的粮食就有“二百三十一万六千万石以上”②。
第二，在丹江水运没有兴起以前，河南是陕西商人经营中西部贸易的必经之地。自从明代洪武年间在山西和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盐布开中”、“茶马交易”以来，陕西商人主要从事江南和塞北之间的盐、布和茶叶贸易。在清代乾隆年间沿汉江而上的丹江水运由于巨石阻隔，没有被开发之前，山陕商人赴江南贸易主要经河南。那时的陕西商人从江南贩运棉布茶叶经大运河到临清，然后入黄河水运到开封的王家楼、孙家湾起旱，再用骡马经郑州、洛阳、陕州的东官道驮运到陕西。徽商黄汴所写的《天下一统路程图记》记载：“陕西、河南两省，大同、宁夏等边，苏杭客货，皆由南北两河而上至汴城王家楼或孙家湾起车至陕西。”③因此陕西商人在途经河南的过程中，便将他们的足迹踏遍了中原各地。
第三，明清之际，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善贸易，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河南居天下之中，人口众多，地理位置优越，是商业活动的理想场所。加之，由于长期的自然经济，其民不善从事经贸活动。如《汲县志》所言“其民货殖者多列市居货以待贸易，鲜出外行商”④。嵩县“邑人率务农力穑，无远服贾者”⑤。灵宝士民“若令其营商作宦，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是以中人之家有三五十辈足迹不出境外”。⑥在扶沟县也是民“安土重迁，多老死不出境外者”。⑦这便给陕西商人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经营市场和投资空间，使他们以河南作为自己经营的主要区域和市场，“盖以秦晋之氓聚居贸易，乘乡民缓急称贷而垄断取盈”⑧。河南各地市场“水陆之冲，商贾辐辏，而山陕之人为多”⑨。因此山陕商帮在河南客帮中占显著的优势。
第四，进入清代后河南农村棉纺织业的兴起，使河南成为陕西布商经营的主要场所。在明代，由于北方棉纺织业在技术上无法解决气候干燥、断头颇多的困难，棉纺织品的生产主要在江南，呈现出“北棉南运，南布北来”的商品流向。进入清代后，北方河南和湖北诸省发明了“挖掘地窖，以利纺织”的新技术，使棉纺织在河南和湖北农村迅速兴起。陕西商人为了节省运输费用和成本，开始放弃江南市场，而转向主力投资河南和湖北市场。正如方行先生所分析的那样：“乾隆间，河南、湖北地区棉布生产发展，陕甘商人转向这一地区买布，而减少向江南进货，为的是节省运输费用。”⑩陕西商人将节省运费的资金主要投向河南、湖北，以扶植当地棉纺织业的发展。他们在河南和湖北提倡织布时颇费苦心，“将土布尺寸长短宽窄及每匹重量拟一标准，在各乡张贴广告，俾众周知，以便照样纺作，久之一般贫民能照样织布，并努力求精，因是出品良好，销路渐广，乃能维持至今而不改”(11)。
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河南成为明清陕西商人从事经贸活动的主要区域和投资的主要市场，陕西商人的足迹遍布了豫中、豫南和豫北的各个角落，在明清之际的中原大地上刮起过一场商品经济的“西北风”。在河南睢阳“布帛盐差诸利，率皆秦晋徽苏之侨寓兹邑者，辐辏于市”(12)。在涉县“西人善贾……苏杭关东之货无所不至”(13)。在孟县，由于所产的孟布很驰名，“陕甘以至边墙一带，远商云集，每日城镇市集收布特多，车马辐辏，廛市填咽”(14)。在孟津“秦陇巨商中岁作贩”(15)。在豫北的正阳“山陕两省，商贩极多”(16)。在南阳“西安和西北几省以及四川地方的客商有的长期在南阳、镇平、唐河县扎庄大量收购土棉布”(17)。因此唐河“秦晋之民，聚居贸易”(18)，舞阳“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19)。嵩县“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20)。在豫中的许昌“秦晋京津各地之富商大贾，辇金而来，捆载而去”(21)。在颍州“县境内大布庄亦有二三十家，以陕帮为最多”(22)。由于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顺利展开，几乎掌握了河南商品贸易的主动权，使当地人民惊呼“银钱全被他们赚去了，地土全被他们买去了”(23)。
明清的陕西商人为了联络乡谊，推广他们在河南的经贸事业，在流寓和经商的各地，又集资修建会馆。河南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所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得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7亩7分8厘5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300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500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24)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得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修建了戏楼。”(25)从那时起到清末民初的500余年间，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会馆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息过，河南成为山陕商人建造会馆最密集的地区，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在河南经贸活动的繁盛。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明清之际山陕商人在河南建造的会馆一共有22所，分布在中原大地通商大邑到穷乡僻壤的各个角落。
明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对于推动河南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因素的增长，加强豫、晋、陕的区域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首先，明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推动了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优化了河南的农业资源配置，推进了明清河南市场化的历史进程。
河南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是人口大省，有素为发达的农业经济。但由于自然经济的结构坚固，人们长期被禁锢在狭小的生产眼界里，不谙商贸之事，山陕商人在河南的商贸活动才把农民的产品变成了商品。正如《滑县县志》所记载的那样，商贸之事“多系客民负贩”(26)，“操奇赢网市利者，皆外来之人”(27)。明清陕西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优化了河南的农业资源配置，促进了河南产业结构的调整。明代豫北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孟布、颖布、津布行销全国，与山陕商人的活动有直接的关系。山陕商人为了减少到江南贩布的运费，下气力在河南培植了农村棉纺织技术的普及，他们所到之处与官府一道，提倡和推动农村棉纺织业的发展，“经官为标发杆杖，如式织就，布面大书‘官机白布’，登市交易，并无欺感，以故孟布驰名”(28)，并使河南的土布生产与山陕商人的活动形成互相依存、荣辱与共的关系。河南孟县“倚以为命，惟在女红，往者秦晋一荒，孟民亡逃，盖白布不行之所致也”(29)。孟津植棉极广，“无不织之家，秦陇巨商终岁坐贩，邑中贫民资以为生”(30)。开封府延津的土布生产农家更对陕西布商翘首盼望，“延地宜种棉花，地利颇厚，……因连年棉花不实，西客绝迹，今岁不知棉花颇丰，尚尤未至，或新年后必有客至，穷民稍可舒眉也”(31)。
清代河南踩曲业的兴起也有山陕商人的一份功劳，他们或者从河南直接购进麦曲外运，或者携厚资购进二麦，开坊踩曲，然后向各地贩卖。同时，明清河南经济作物的种植也同山陕客商的活动有关。乾隆《裕州志》就有这样的记载：“迩来生齿渐繁，土著少而附籍者众，百谷异种，各树其土之所殖，而物产亦为之小变”(32)。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活动所推动的河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河南市场化因素的增长。这表现在：
一是促进明清河南市镇经济的兴起。明清以来，河南许多著名市镇的兴起与山陕客商的活动有直接联系。内乡西峡口“原不开集，半川因陕西等处往来买卖贩籴的众多商家，深感艰于贸易，在居民李谦吾等陈告下，于成化甲辰每月二七日开集”(33)。河南舞阳县北的北舞渡镇，据山陕会馆《重修钟鼓楼碑》载，“南阳舞阳北之舞渡，为舞阳一大都会也。山陕之人，经商于南，云至而雨集”，使北舞渡镇成为“江南商货由此而吞吐中转”的著名市镇。(34)河南南阳的社旗镇“由于地临水，北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尤多秦晋盐商大贾”(35)，使之成为“豫南巨镇”。河南邓州汲滩镇原为无名小村落，后来因为外地客商云集，仅各地客商在该地建筑的会馆就有15所，其中尤以陕山会馆最为壮丽，使汲滩镇成为百货云屯、客商辐辏的豫中著名市镇，有“小汉口”的美誉。(36)
二是山陕会馆本身就是市场。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修建的山陕会馆，一般都祭拜关公，被称为关帝庙或山陕庙。人们在逛庙的时候常常会购买物品，因此会馆在设计的时候也都附有市场。如河南沁阳山陕会馆“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37)河南周口山陕会馆，也称关帝庙，“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38)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将馆墙四周搭建雨棚，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商业活动的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格局。
三是山陕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河南的山陕会馆多祭拜关羽，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河南沁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日的交易盛况是“千年广厦群回廊，百会喧陈大会场：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摊钱估客居成津，入市游人浆列行”(39)。河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40)。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关帝庙集市。该地最早设集市于半坡铺，不成；又迁到七里店，还不成；最终迁到八里桥关帝庙始成。许昌山陕会馆《移集呈稿碑》记载：“阖保邸有一集，有亏国课，适逢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碧涣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亦接踵而至。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催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上，乃始，则生意颇好……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久而废弛，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夫沧桑变更自昔为然。”(41)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贩卖河南的粮食、布匹、酒曲到西部地区，又将西部的皮货、药材、水烟贩运到中部和江南，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过程中加强了河南与西部的经济联系，山陕商人也从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明清陕西和山西的许多著名商业家族都是在河南做生意而发财致富的。清代世俗小说《歧路灯》中记载，陕西关中客商阎相公最早在朱仙镇著名富户谭家做管家，积蓄了不少财富，后来回到陕西成为领东掌柜，发了大财。(42)事实也是如此。陕西泾阳富户周梅村家、朝邑八女井李家、渭南孝义镇赵家都是在河南做棉布和粮食生意发的大财。其次，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的经贸活动对于促进中原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强区域文化交流也起了推动作用。河南作为中部大省，自然经济的根基比较浓厚，人们一般不愿意背井离乡，从事商贸活动。明清山陕商人在河南商贸经营活动，为中原人民带去了商品经济的新风，正如《唐河县志》所说的那样，“银钱都被他们赚去了，地土都被他们买去了”，使中原人民看到发展商品经济的致富作用，遂逐渐仿效，走上从事商品经济的道路。像小说《歧路灯》中主人翁之一的盛希侨所说的那样：“省城里的生意，都为山、陕、江、浙所开，他们背井离乡，还不是为着金钱上的紧要。”于是从山陕庙的山陕社里贷款一千两银子，开始合伙和别人做生意。(43)河南涉县人民不善商贸，后来在山陕商人的刺激和带动下，“涉民逐渐仿效，从事小商贸易”(44)。舞阳在山陕商人的刺激下，“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尚有本境人充当”(45)，走上经商贸易的道路。
而韩城王庄党家恰恰是在河南做生意发的财。
二、韩城党家的经营过程
韩城处陕西东部黄河之滨，古有“关中四塞之国”、“秦塞雄都”的美誉，在乾隆年间曾经被称为陕西的“小北京”，而党家村因农商并重，经济发达则又被称为“小韩城”。
陕西韩城党家，位于陕西省韩城市东北方向9公里西庄镇境内，全村多数为党、贾二姓，因党姓居住在早，故称党家(贾)村。全村330多户，1400多人，约670年历史。
韩城党家由党、贾两家联姻而成。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党族始祖党恕轩由本省原朝邑县逃荒迁徙至此定居。党恕轩娶邻村樊氏女为妻，生有四子，除四子君明赴甘肃河州“屯田”未归外，长子君显为长门，耕读并进，殷富有余。三子君义为三门，进山垦荒并经营山庄子，终于发家致富，人丁兴旺。次子君仁为二门，人丁兴旺，绵延至今，已传25世。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党景平在河南南阳瓦店摆摊经商，由于经营有方，赚钱发财，为党家的富厚打下了基础。传到振疆、定疆、街疆、守疆这一代，党家商贸事业开始上了一个台阶，在瓦店开设“恒兴栋”、“恒兴成”、“恒兴柱”、“恒兴永”四商号，还在韩城县城设立“永成”、“恒丰”、“恒升”三个当铺和“福盛成”、“福德明”两个估衣铺，家业大饶。
贾家其祖贾伯通，原籍山西洪洞县人，明初迁徙韩城贾村，明孝宗弘治八年，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到贾姓贾翼唐时，党贾两家在河南南阳郭滩镇设立总号“合兴德”，道光年间为图谋发展，又迁往当时河南商贸中转中心之一的赊旗镇，即今日之社旗县。(46)
从明末至民初，支撑中国社会运转的有两大经济带：一是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另一个是近代已经销声匿迹的中原唐白河流域。前者带来了东南沿海的繁华，后者则维系着中西部内陆省份经济的发展，而这个经济带最重要的枢纽，就是河南南阳的赊旗镇(现社旗县)。
赊旗镇史称“赊店”，因东汉时期刘秀举义兵赊旗而得名，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缘。“依伏牛而襟汉水，望金盆而掬琼浆；仰天时而居地利，富物产而畅人和。”此处河道纵横、沃野千里，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
1654年，战乱后的韩塬一片哀鸿，难于谋生。党家村党族十一世二门党德佩(名琳)，从小精明强悍，极富冒险精神。清顺治十一年，党德佩决意学习山陕商人“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外，不资地方”的做法，弃农从商，闯荡商海，南下前往当时的商贸中心河南闯市场。他赶着一头小毛驴，驮着两捆棉花，告别了妻儿老小，离开韩城，来到了河南南阳瓦店镇，开设了“恒兴桂”商号，划出了党家村人商海扬帆的第一桨，开启了党家村三百年的兴盛与辉煌。曾有这样的故事，记述当时党德佩去河南的过程。党德佩离开韩城，辗转月余，终于在河南南阳府以南60多里白河北岸的贾营落脚，把带来的棉花卖掉作为本钱，在泥泞的河滩搭起棚子，出售瓦盆、瓦罐及日用杂货，起早睡晚，异常艰辛。贾营的对岸是南阳府的瓦店镇，瓦店是驿道所经的水陆码头，商贾云集，南来北往的货船络绎不绝。由于党德佩为人忠厚、随和、乐于助人，商人们便将未来得及脱手的货物让他代销，党德佩也尽职尽责使客户满意。一次，一位云南富商运来一船瓦罐、瓷器，滞销，一时难以脱手，富商心烦，一股脑推给党德佩，转身走人，随后杳无音信。忠厚的党德佩将货物收拾好，在经营自己小本生意的同时，极富耐心地推销云南富商的存货，不时还赶着毛驴穿梭在乡间叫卖，他还详细地记了一笔账，登记销售情况。别的商人揶揄道：“瓦罐卖的钱还不够你的房租，不如踢踏了，省得你劳心费神。”更有智者不时提醒：“云南人不会来了，你随便卖几个钱就行了。”党德佩憨厚地笑笑，木木讷讷地说：“不行，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得给人家有个交代。”七八年后，云南富商重返到瓦店，碰见了党德佩。二人寒暄后，党德佩将卖瓦罐的账和银钱一一呈上，富商目瞪口呆，他早已将此事忘了个一干二净，不禁惊叹：“现如今的天下，竟有如此诚信忠义的伟男子!”遂决定拿出一笔资金，帮助党德佩发展。
党德佩遂在瓦店创立了“恒兴桂”号，简称“桂”号(据说因院中长着一棵桂树而得名)，主要从事木材生意，兼营长途贩运。适逢战后重建，木材奇缺，生意相当红火。经过党德佩与儿子党景平以及后辈将近七八十年“连东带掌”的经营，“恒兴桂”号已经成为瓦店镇数一数二的商家，不仅拥有镇东北部的一大片房产，同时还拥有大量的土地，积聚了相当的财力，同时还留下一桩与山西王姓巨富争当“商业寨主”的传说。一日，在官府主持下，瓦店镇人群汇集，党、王两家以向白河里扔银子比富，进行实力竞争。王家先扔了100两，党佩德说，跟进；再扔500两，党佩德说，跟进；后来滚动到1000两，王家不敢扔了，党佩德随手扔了1000两，群声欢呼。从此党家在瓦店镇名声大振，进入垄断经营时期。
“桂”号的经营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它们分别呈现出不同的演变特征：
首先是在“桂”号成立之后，党德佩仍就依赖个人的才能辛勤经营，他更多地扮演了贩商的角色，主营木材及其他商品。他们利用租借的船只将河南当地的农产品及北方商人由陆路转运来的毛皮、布匹、烟叶等商品沿白河一路长途运销至汉口以远的市镇，并在返回时运载大量的木材、粮食、食盐、茶叶等物品销于内地，低廉的水路运费成为党家村商业长期获利的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桂”号还有两项主要的业务：农产品加工业和金银存贷业务。这两项业务连同长途贩运一起构成了“桂”号一条龙式的经营范围，充分体现了南阳一带重商云集之后的“商不分行，自由贸易”的经营特色。
其次，党德佩之子党景平的加入使“桂”号的经营进入了第二阶段，从而也使“桂”号真正成为瓦店镇的一家名副其实的家族企业。党景平的到来不仅满足了“桂”号业务不断扩大的需要，同时也满足了家族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历史延续性的需要。雍正初年党德佩将“桂”号析产分号，到“桂”号经营晚期，党德佩已年过九旬。他把“桂”号一分为四，分别交给四位孙子经营：长孙定疆继承老号“恒兴桂”，次孙镇疆立“恒兴栋”号，三孙卫疆立“恒兴庆”号，四孙守疆立“恒兴永”号。自析产之后，四个新商号之间，既竞争又协作，此消彼长，又延续了将近两百年。事实上，不论“桂”号析产与否，其全部资产的所有权一直控制在党氏家族手中，并且这种权利还被顺利地移交给党族的合法后代。自“桂”号析产之后，党家的子孙仍旧坚持“经商以信义为本，谋利以诚实为先”，在南阳一带，始终以信誉不断开辟经营发展的道路。先是“桂”号继承和发扬了昔日盛况；等它衰了，“栋”号接续兴起，生意做得更大，时间持续更久；“栋”号衰了，“庆”号、“永”号同时兴起。致富像赶浪一般，一浪接着一浪。他们各自辉煌了数十年，累计拥有土地约200顷，动产则多得无法计算。其中党德佩的四孙守疆在成立了“永”号之后，其家庭三代单传，人力缺乏，生意疲惫。到其曾孙辈，才有兄弟二人——秀才党庸五和处士党慎八。二人决心重振“永”号，相约轮番赴瓦店亲自经营，兄弟俩每人去3年，去时卖了本村上等土地20亩，每亩得价银100两，拿了2000两白银做资本，轮了10次，终使“永”号复兴，还将卖掉的土地都买了回来。在党家村的商业活动中，瓦店生意为后人树立了“父业子承，兄弟相随”的典型事例。
1775年，贾家的加入使得党家的商业发生了新的变化。至贾家十三世贾翼堂，贾家的商业进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适时正逢康乾盛世，贾翼堂抓住机遇，精心筹划，远赴河南经商，从而掀起了党家村人创业的第二个高潮，最盛时期曾创造了党家村“日进白银千两”的商业神话，为党家村步入商业社会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使党家村商业发展再掀高潮的另一个因素是由原先的“自东自掌”的独资经营转变为“合伙求财”的“合伙股份制”经营。即西家经理和资深店员，由挣“身钱(工资)”改为参加“人股”(相对东家的“银股”而言，俗称“顶生意”)分红。让从业者的报酬同商号的盈亏直接挂钩，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贾翼堂在创业时期就聘请党玉书作西家，开了一个好头。参加入股的经理即掌柜的，有的是东家在自己了解或别人推荐的人中间聘请的；有的是由只管吃饭不挣身钱的店伙，进而挣身钱的店伙，进而“顶生意”的大店伙一步一步熬上去的。无论聘请来的，还是熬上去的，绝大部分都是韩城县北乃至本村本族的人；在河南当地雇佣的人多在下层作杂役、当伙计，能熬到参加“人股”分红的可真是凤毛麟角了。对东家的本金也要作“银股”按股分红。各号的东家往往不是一家，西家也往往不是一个人。谁入“银股”多少，谁入“人股”多少，各家各有其具体数目。几年结算分红(多为三年)，分红如何提留，各次分红的具体数字等等，这些都记载在《万金账》上。《万金账》是商号的高度机密，一般店员也见不到，更不要说外人了。因此，对河南商号规模大小，都是说拥有土地若干顷，而不说拥有多少银两。据党家的后人回忆，党家在最盛时每月都有“标银”运回党家村，“日进纹银千两”，为此党家专门修了两座“分银院”和两座“分银楼”，运回的银子，各房按股份提取，分银时不用钱秤，而是用斗量，每房用斗往家里提银子。
贾翼堂聘请同村党族十四世党玉书为“合兴发”大掌柜。党玉书14岁弃学经商，在襄樊、武昌等地闯荡，其商业素养出类拔萃，他的墓志铭上讲“会计之暇，既阅经史”，具有儒商风范。他早年经商熟悉市场，到襄樊以后，自立商号，广交名流，目光远大，雄才大略，被誉为商界奇才，很快就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按现在的话说，党玉书既具有从业经验，又进行过实地考察。党、贾两族从司马迁那里所承继来的商业信条使得他们坚信“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在这一商业信条的支撑之下，党、贾两姓不仅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居住在一起，同时在生意上也是取长补短、互相扶助，做到了农耕和商业两相宜，长期以来在韩城地区被传为佳话。两人合作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把总号迁往百余里外的赊旗镇，另外在唐白河沿岸广设货栈，又在襄樊和汉口设立支号，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汉口、长沙乃至广东佛山。
“合兴发”初设赊旗镇，在北太平街，当时这个地方距两边的城门都很远，十分偏僻，起货不便，生意没有起色。不久，土匪攻城，将北太平街附近的河边城墙炸了一个大缺口，土匪蜂拥而至。党玉书带领兵勇伙计拼死抵抗，双方展开惨烈的厮杀，眼看力不能支，城将破，党玉书吩咐伙计：“快将银子抬上来!”一筐筐银子从缺口处雨点般抛下，匪徒们连忙丢弃兵刃，只顾拾银子，全然没有了斗志——土匪攻城，也是为了金钱，遂席卷而去，城无虞。官府士绅商家为感谢党玉书，特许他在土匪炸开的缺口处开一道城门，由“合兴发”专用，并且是能行大船的水门。从此，“合兴发”生意大发，雇有伙计千人，大船多艘，逐渐发展成为赊旗镇十大行当中排行第八的“木行”老大。每天交易竹6万根、木材三四千方，年利润30余万两白银。党玉书也被誉为“商界奇才”，成为赊旗镇的头面人物。后来，“合兴发”发展壮大，分成几个商号，买下了南北太平街所有铺面，购置良田千顷，将银子源源不断地驮回党家村，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党家还在本县城镇立号经商，从晚明以来一直未绝。特别是河南生意赚了大钱，把钱送回老家，花销后还有剩余，其中有人力会计划的就要设法让钱生息，有的放债，有的开铺子。他们一般采取“股份制”经营。有独资的，有合股的，还有同外村外姓人合股的。股东拿出一整笔银子，聘请有能力有经验的人作西家——掌柜，参加“人股”，马上立字号、雇伙计开张。生意赚了，按股分红，赔了东家认账。经营过的行当很多，如道光年间党族十六世二门桂号一支党遵周家的《分簿》(兄弟分家的详细协议书)载：他家当时就在“三合木厂”、“恒兴当”、“恒兴绸铺”、“恒兴醋店”等四个商号有股份。“恒兴”二字可能是从河南瓦店“恒兴桂”等数家的字号上来的。在城镇的商号，一直开到民国初年，人所共知的有“恒丰当”、“恒升当”、“永成当”、“复德明估衣衣铺”、“复盛成估衣铺”、“合心永铁铺”、“合心明杂货铺”、“合心泰杂货铺”、“景升斋点心铺”；开在本村的有药铺、木厂、砖瓦厂，还有一个翻砂作坊。这些商号经营时间有长有短，结果有赚有赔。如“恒丰当”由四家合股，从道光以前经营到中华民国五年(1916)，历时近百年。
党家人特别钟情于“当铺”。清末民初韩城全县7家当铺，党家就占了3家。当铺是以实物作抵押，给人们提供临时性贷款而赚取利息的商业。封建社会要开当铺必得官府批准并参加官股，官、商合营。据说“恒丰当”当年就是官股、商股纹银各8000两。由于它本钱大，利息高，后台硬，自然利润厚而且有保证，成为人们最瞩目的行业。总之，党家村在本县本镇的这些商号，一般说都为其东家赚了钱，是“党家大院经济不应忽视的一环”。
咸丰初年，太平天国运动震撼全国，赊旗镇的商人受到冲击，“合兴发”号难以整体经营，只好析产分号，将“合兴发”号一分为九，即“和兴元”、“和兴盛”、“三义发”、“玉隆汇”、“玉隆成”、“玉隆杰”、“德盛源”、“主敬堂”、“顺德堂”。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上，京杭大运河被截断，咸丰七年(1857)八月，捻军攻陷赊旗镇，焚烧山陕会馆，城里的商人惊恐万状，纷纷外迁。面对严峻的形势，贾族各号纷纷迁回老家，只有“玉隆”系列仍坚守太平阵地。在“玉隆”系列当中，经营较为成功的商号分别是“玉隆成”和“玉隆杰”号，“玉隆汇”号史料无任何记录。以赊旗镇为中转枢纽的南北运输通道，成为当时清政府的唯一经济命脉，赊旗镇的商人又一次迎来它的商业高峰，坚守阵地的“玉隆”号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遇，党玉书的后辈在赊旗镇太平街又延续了几十年的商业繁荣，从赊旗、瓦店将镖银一批批运回党家村。
19世纪末期，赊旗镇遭受了几次大的冲击，先是海禁开放，海轮从沪杭直达京津、俄罗斯，运力低廉。其次，由于自然和人力的原因，唐白河水量减少，难以走行大船。第三是激烈的社会冲突，太平天国起义、陕西境内回民起义等，战乱不断。“商贾裹足，厘源梗塞”。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各省自治，随后是旷日持久的社会动乱、军阀混战，“贼匪扰乱不堪”，商业难以展开。最致命的是京汉铁路的开通，以及随后出现快捷便利的公路运输，赊旗镇的中心地位大受冲击，加之韩城自古重视科举，读书经商全为致仕，此时党家村素质好的子弟大多发奋在科举，对商业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党家村的商人们已没有先辈们创业的勇气和资金，生意一落千丈，加之个别还嗜好大烟，时不时卖地、出售商铺。至此，党家村在河南的生意彻底衰败。(47)
三、东方商宅大院——“党家大院”
党家在河南社旗经商发财后，回家乡大兴土木，修建了由144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号称“东方商宅的瑰宝”。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工学博士青木正夫，在考察党家大院时，因兴奋过度，竟然死在了党家村。
“党家大院”传统民居集落的形成演变，有670多年历史，处处凸显着中华建筑美学的意蕴。
党家的四合院，一般占地四分左右，呈长方形，四周由厅房、两边厢房、四座门房房屋围成，以厅房为首，门房为足，左右厢房为双臂，拟人化，寓意深刻。院子青砖铺墁，院中设天心石，靠房屋一圈铺高硷子，下雨走过不淋雨、不湿脚。房屋建造为砖木结构，青砖墙，灰瓦顶，木头架。因此木、砖、石三雕俱全。房顶有雕刻精致的脊兽。一般四合院为二层楼房，上库下突，房屋间数为单数，按八卦阴阳之说单数为阳，故厅房三大间，门房小五间，厢房三间或五间。厅房为供祖和设宴之所，高大宽敞，前檐多歇，装置有万字、菊花、艾叶等图案的活动屏门；门房和厢房为起居之室。大门是四合院的出入口，全是走马门楼，装饰十分讲究，气氛浑厚，华丽朴实。门外设有上马石、拴马桩，门楼两侧饰有博古、福禄、八封、花卉、人物、禽兽等形式多样的砖雕峙头，门墩为石雕，门簪、门楣为木雕；门内正面有照壁，砖雕诗文或绘画；门额题字光彩夺目，反映出宅主的政治地位、文化素养、精神面貌，诸如“进士第”、“世进士”、“世科第”、“明经第”、“登科”、“文魁”、“太史第”、“忠恕”、“宣德居”、“孝第慈”、“和为贵”、“谦受益”、“树德第”、“承天体”、“天赐吉祥”、“居之安”、“贻谋燕翼”、“耕读第”等等。
咸丰初年，南方有太平天国革命，北方有陕西回民起义，党家村殷实之户，为避防荒乱，发起修建泌阳寨子。他们在村子北边的坡崖上规划了宅基地50户，谁家要庄基，每户须预付纹银500两，由村上统一建造。筹到25000两银子后，先修筑了一圈城墙，石铺巷道，打水井二眼，建涝池一个，铸造土火炮数十门；然后每户划宅基地3分，以拈阄形式确定每户位置所有权，各家自己修建宅院和四合院房屋。咸丰三年(1856年)，城墙和设施全部完工。他们又把村中丁字巷口天哨门都修建起来，建哨所新旧共25处。
这样村中和寨子共建四合院144院，祖祠10座，马房27院，并有两个“分银楼”，一个“节孝祠”，一个“崇文塔”，构成一个庞大的商人住宅群。据估计，当年建造一个四合院需700两银子，全部党家大院共耗银350万两。
“党家大院”民居建筑的特点是：选址恰当，环境优美，布局严谨，错落有致，曲直有序，主次分明，建筑精户，美观实用，风貌古朴典雅，文化气息浓厚，具有历史、艺术、科学、观赏等价值。这些建筑风格特点都充分地表明了党家不是普通的村落而是一座中国式的商宅大院。(48)
四、韩城党家的经营经验
韩城党家在数百年的商业经营中，从一家小小的“合兴发”棉货店，发展成集棉、木、烟、粟、当诸业组成的商业集团，浸透了党家几代人的经营心血，也创造了商业史上丰富的从业经验。
(一)以农致富，趋时经商
党家的发展依然走着“力农致富，经商发家”的传统道路。党家村发端于农，全村土地不分肥瘠共两千三百余亩，以中华民国十七年95户，300多口人计算，人均7.5亩。有地120亩左右的有两三家(这个数目还不及河南一个佃户种的地多)，70亩左右的四五家，50亩左右的五六家，其余有地二十几亩，十几亩，甚而无地的则占大多数。拿当时的耕作技术和条件，即使丰年，要顾住这些人吃饭也很勉强，灾年还得买粮。
在这种情况下，早年的党家人，无法在本村发展，就把注意力移到外村和数十里、百里之外深山的土地，叫做“山庄子”，就是到浅山区或山区去购买土地，赁地收租，用农业上的积累为而后的发展打下基础。韩城水地很少，地块又小，但旱涝保收，价贵难买。党家村持有外村水地的家户不多，但这些地在保证口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旱岁月尤其如此。山地交通不便，土壤、气候条件都差，耕作粗放，一年只种一料秋田，好处是赋税轻。拥有少量山地者多是祖先遗留，老佃户耕种，只是到了荒年或遇到大的困难才进山找佃户“打饥荒”。拥有大量山地的情况就不同了，往往是占地几条沟、几座山，面积广大，几头骡子常年往回运玉米、木料。如党族三门人党渐，河南没有生意，仅凭山庄子和本县商号，成为本村巨富之一，建了4座四合院，光绪年间重修文星阁他捐银最早最多。据说工程一定下来，他当天就让人赶着牲口把银子驮着送到村中公共办事场所，时称“官房”的地方，以刺激那些捐银不积极的家户。(49)
党家的“山庄子”主要分布在今日韩城林源乡一带。这种“山庄子”的赁地出租农业经营模式，既解决了党家人的衣食所需，也使党家有了一定程度的积累。这可从党家人的捐粟义行得到反映。“党孟辀，干谷里人，嘉靖乙亥岁，里有道赋，众不能办，议他徙，以避夏楚。辀闻而尼之，乃捐三百金代输焉……嘉靖乙卯岁，秋霜杀禾，冬又地震，有粟二百石，贷者不能偿，輈悉出券焚之。”(50)
但在传统社会力农致富的财富积累速度依然比较缓慢，“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的比较效益差异，使党家受到经商风气的影响。陕西“自古多贾，西入陇蜀，东走齐鲁，往来贸易，莫不得其所欲，至今西北贾多秦人”(51)。党家村古属同州府治，渭北各县包括大荔、朝邑、合阳、韩城等同州富商巨族在全国小有名气，被称为“同州人”。同州的粮食、皮货、水烟、药材、煤炭驰名全国，铁业、运输业、加工业等非常兴隆。朝邑人韩邦奇说：“关中颇务农，朝邑多事贾”(52)，在重商风气影响下，到党家十一世党德佩时，党家开始走上经商道路。他先在河南南阳瓦店开“合兴发”字号，经营棉花、布匹，创出了局面。到1773年，贾家加入后，家族经商力量进一步壮大，遂将生意从南阳迁到社旗镇，并实行自东独资向“合伙股份制”的转变，以迎接行将到来的经营新局面。将生意主体从瓦店转向社旗，表现了党家人睿智的经营眼光。社旗镇是大运河入中原的重要商业枢纽。大运河的一支从山东孙家楼经唐河流入河南，是江南商品进入中原和关中的主要通道。“合兴发”迁入社旗后，利用唐河的黄金水道，经营经大运河转输的大路货品，如粮食、布匹、杉木等大宗商品，生意迅速升级。由于生意量大，党家专门修建了唐河上的专用码头，供转运货物之用。党家还垄断了社旗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太平街，使太平街一条街都是党家的商号，达到“日进斗金”的鼎盛阶段，实现了“拉不完的唐河，装不完的社旗”的财富神话。
(二)敢于冒险，诚信发家
党家做生意将陕西人敢于冒险的阳刚之气和诚信为本的厚重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陕西风刚土厚的自然环境培育了秦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使陕西人做生意气势如虹，大气凛然，不为区区微利所动。党家在社旗做的最惊动人心的事，就是两次“扔银子”：一次是与晋商王家争夺市场垄断权；再一次是为抵挡土匪。这两次经历虽使党家损失了银两，但一次获得了市场，另一次得到了开城墙建筑码头的特权，表现了党家人敢作敢为、生整硬干的泼辣经营作风。
陕西沃野千里的自然构造又塑造了秦人厚重质朴的人性情怀，使陕西商人做生意以诚信为本，义气为先，被冠以“陕棒槌”的市场名号。党家在社旗最令人感动的则是诚信，而党家发家的秘诀也正是诚信。前面讲到的党德佩与云南客商的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诚信是商家经营最根本的立身立命之所在，而诚信的本质在于提供诚信双方的互动双赢。党家因诚信而获得了大笔的经营资金，是诚信最大的赢家，并以诚信在社旗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三)勇于开拓，与时俱进
党家做生意不僵化保守，故步自封，而是依据经营实际的需要，不断求新，创新企业经营模式，使企业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党家早年采取自东自掌的独资经营模式。这种经营机制，虽然事权统一，利不外溢，但它不利于企业扩大资金来源，吸引优秀经营人才和容易形成企业复杂的人际关系，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效益。到1776年，党、贾两家联姻后，党家为企业发展创新经营模式，贾翼堂聘请同村党族十四世党玉书为“合兴发”大掌柜，实行“合伙股份制”新型经营模式，将“万金账”的融资制度和“东西制”的经营制度以及“计名开股”的利益机制引入企业，使“合兴发”升级到一个新的发展层次，为其后取得“日进斗金”的经营效益做了制度安排。
合伙股份制是党家商业组织的重要形式。它扩大了企业资金来源，聚集了社会上大量的闲散资金，减轻了融资成本。它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通过雇佣党玉书全权负责经营“合兴发”，发挥了党玉书的商业才能，提高了“合兴发”的管理经营效益，通过采取人股和银股的形式，把企业的经营好坏同员工的工资待遇挂起钩来，都是“顶生意者”，又称“份子伙计”，按现在的话说就是入“人股”，极大地调动了双方的积极性，使得东西两家的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先进的商业机构在责权利三方面的统一，发挥了商业制度的激励作用。再加之秦人的朴实和淳厚，党家村深厚的制度文化底蕴，使得“合兴发”成为社旗商家的佼佼者。
(四)注重教育，培育家风
注重教育是党家的突出家风。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7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生。文星阁建于村子东南，朝向西北，面对村庄，是一座六棱六层塔形建筑，高十二丈余，周长四丈多。顶盖将军盔式，尖而峭，上有宝顶，六根铁绳从顶下牵起六角飞檐，飞檐末端各垂一只大铁铃，阁高风急铃摆，时常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二层以上每层三面有窗，正面窗户略大，配有匾额，相邻两侧则为砖砌圆窗。通体挺拔峻峭，颇像《封神演义》中的托塔天王李靖手中镇妖的宝塔。阁下入口处建有小亭，小亭屋面三面起坡，斜脊鸱吻，筒瓦包沟。亭下正面两根红色明柱，下接石雕柱础，上支饰以彩绘的檐檩、衬枋、插板，中间装有木栅门。柱上悬有木制对联：“巍焕楼台新气象；森严龛阁旧规模。”阁里各层均置有固定木梯和扶手，梯势陡峻，登时，有如古书所说：“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文星阁里祭献的对象较多，第一层门额题“文星阁”三字，门外也悬挂一副木制对联：“配地配天洋洋圣道超千古；在左在右耀耀神灵保万民。”阁里供奉至圣孔子以及称作“十哲”的子游、子夏、冉有、子路等十位孔门高徒的牌位。二层供奉复圣颜渊。三层供奉宗圣曾参。四层供奉述圣子思和亚圣孟轲的牌位。五层供奉文昌帝君牌位。顶层供的则是一手拿笔，一手执卷，正在点元的魁星爷，官名文曲星的塑像。
孔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文曲星是传说中主持文运的星宿，建客供奉他们，显示了党家崇尚文化的观念。阁各层面朝西北的窗额自下而上依次题着“大观在上”、“直步青云”、“文光射斗”、“云霞仙路”、“笔参造化”的字样，连同一层门额“文星阁”，这些窗额都强调了读书成才的思想观念，激励子弟们努力诵读。
党家崇尚文化的建筑，除了文星阁以外，还有南塬上所建的墨锭式砖塔一座，北塬高硷西所建的毛笔形砖塔一座，北塬中心所建的官帽式砖塔一座，小坡崖上所建的印式砖塔一座。村东哨门和西哨门外、关帝庙前、泌阳堡上二门祠堂前各建有“惜字炉”一座，所有写有文字的纸片不得派以裱糊、包裹之类用途，更不能乱扔践踏，果真成为废品，要一律送到“惜字炉”焚化；人们偶尔在巷里路上遇到字纸，也要拣起送到炉中。
党家不少四合院刻有家训格言，大多刻在厅房屏门外边两侧墙壁上，或者厅房面对的厢房山墙上。刻的多是品德修养方面的格言警句。在党红林买的四合院内，至今保存着两组家训，供游人观赏抄写。这家四合院东边厅房的两侧，砖刻着“四无”家训，一边“两无”。一边是“无益之书勿读，无益之话勿说”；另一边是：“无益之事勿为，无益之人勿亲”。两边南北厢房的东墙上，与厅房砖刻字相反，又刻着两联家训。一边是：“处富贵之地，要知贫贱人的苦恼；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另一边是：“在少壮之时，要知老年人的心酸；局外观境，要知局内人的景观”。为什么要将这两条家训镶刻在墙上教育后人呢?这是因为其中有两件伤心的事情，值得党、贾两姓后裔警惕呢!
第一件伤心的事，就是河南生意的衰败。这固然是有京汉铁路建成后赊旗镇水陆码头生意萧条之因，但也有党贾个别后人过着花天酒地的公子生活，盲目委托他人经营之弊。自清朝咸丰年间分号之后，富足的党贾两家，在党家村盖了一座座四合院，乐极生嫌，认为商人地位卑贱，便将河南商号委托他人担任掌柜经营，无人监督生意之好坏，每年只凭千里捎来的一纸书信向东家交代，利润被他人私拿而去。所以，党、贾族人为吸取这一教训，在砖墙上刻了“无益之人勿亲”的警句。
第二件伤心的事，就是早年家贫党恕轩兄弟乞讨要饭，其弟病饿而死这一惨况，一代一代相传给党家后代，使其记住祖先这段心酸的历史。所以在砖墙上刻了“居安乐之场，要知患难人的痛痒”!
村中照壁上还有类似的家训，如“富时不俭贫时悔，见时不学用时悔，醉后失言醒时悔，健不保养病时悔”。又如：“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等，都表现了党家人对后代的勉励和殷切希望。(53)
①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卷2。
②《宫中朱批奏折·商业贸易类》，乾隆25年5月胡宝泉《奏明商贩情形事》。
③黄汴：《天下一统路程图记》，明隆庆四年刻本，卷5。
④乾隆《汲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食货》。
⑤光绪《嵩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风俗》。
⑥民国《灵宝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人民》。
⑦光绪《扶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⑧乾隆《唐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⑨光绪《南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⑩方行：《论清代前期棉纺织业的社会分工》，《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11)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业》，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57页。
(12)光绪《雎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0，《风俗》。
(13)嘉庆《涉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疆域》。
(14)乾隆《孟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
(15)嘉庆《孟津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16)民国《正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实业志》。
(17)罗余三：《南阳民间土棉布》，《南阳文史资料》第5辑，第113、114页。
(18)乾隆《唐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
(19)道光《舞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土》。
(20)光绪《嵩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风俗》。
(21)民国《许昌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8。
(22)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选辑》，社会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册，第473页。
(23)道光《舞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6，《风土》。
(24)赵清晶：《山陕会馆建筑结构》，《上蔡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63页。
(25)刘文锋：《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49页。
(26)同治《滑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5，风俗。
(27)嘉庆《密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1，《风俗》。
(28)乾隆《孟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
(29)乾隆《孟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物产》。
(30)嘉庆《孟津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4。
(31)康熙《延津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9。
(32)乾隆《裕州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风俗》。
(33)成化《内乡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20年版，卷2。
(34)国家文管局：《中国名胜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9页。
(35)光绪《南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
(36)《河南邓州汲滩镇政府黄页》。
(37)道光《沁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第5页。
(38)朱耀廷：《古代坛庙》，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39)道光《沁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第5页。
(40)民国《阳原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18。
(41)赵波：《关公文化大透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页。
(42)李绿园：《歧路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0页。
(43)李绿园：《歧路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页。
(44)道光《涉县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45)道光《舞阳县志》，台中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卷2，《风俗》。
(46)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7页。
(47)均见，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老村落的商业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48)李刚：《李刚话陕商》，三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4-137页。
(49)均见，黄德海：《变迁——一个中国古老村落的商业变迁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50)万历《韩城县志》，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卷4，《义举》。
(51)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4。
(52)韩邦奇：《朝邑县志》，明正德年间刻本，卷2，《风俗》。
(53)刘兆英等：《溥彼韩城》，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