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宋代耀州瓷器贡商——牛安国
宋代由于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陕西开始被边缘化，成为边疆地区。但宋代陕西瓷器和茶叶贸易的繁盛，使陕西成为中原与西北草原交易的主导地区。瓷器与茶叶贸易，使宋代的陕西产生过不少从事贸易的大商人，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耀州瓷器贡商——牛安国。
一、宋代陕西耀州瓷器的鼎盛发展
陕西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也是陶瓷文化的发源地，其中陕西铜川耀州瓷，就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1931年修建的咸榆公路，1939年修建的咸铜铁路，均穿耀州黄堡而过，两路修建时出土了不少古瓷器，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耀州黄堡窑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出唐至元5个历史时期制瓷作坊百余座，焙烧窑炉百余座，出土文物标本逾300多万件(片)，发掘规模之大、出土文物数量之多、遗迹保留之完整、序列性之强、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国内古瓷窑遗址中十分罕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唐三彩窑址和五代天青釉瓷的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轰动，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和“陕西新时期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我们逐渐揭开了耀州瓷器神秘的面纱。
耀州瓷原产地即陕西同官县黄堡镇，宋时隶属耀州，故而得名。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15公里，南距耀县13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宋神宗熙宁年间，铜川黄堡的窑神被封为“德应侯”，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在德应侯庙立了《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对黄堡镇的瓷器生产的环境有详尽的记载。该碑曰：“能侯据黄堡西南，附于山椒。清峰回护，绿水旁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居人以陶业为利，赖知谋生……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日以废泥投水，随波而下，至于山侧，系化为白泥，殊无毫发之余混沙石之中，其灵又不可穷也。”①自金、元兵乱之后，黄堡镇陶坊均毁于火，遂尔失传，“自黄堡瓷失传后，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为陈炉耳”②，至今1300余年，炉火不熄，有“炉山不夜”的美誉。
耀州窑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由于该地盛产白泥，故所烧制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美誉，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
五代时期，耀州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仍以生产白瓷为主，并且耀州窑是当时唯一可与越窑青瓷媲美的窑场。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③的记载，说明耀州窑青釉是与越窑秘色一样美丽的釉色。
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而耀州窑是当时最兴盛的青瓷窑场。耀州窑在北宋时期空前发展，呈现出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繁荣局面。《同官县志》“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④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耀州窑当时的规模。北宋耀州窑的器型丰富多样，除碗、盘等日用瓷器外，尚有瓶、罐、炉、壶、盒、香熏、钵等，其中小口、短颈、丰肩、长腹的梅瓶及五兽足炉、镂孔香熏等器型尤为精美。所以耀州窑是当时向朝廷进贡瓷器的主要窑场。
金代，耀州窑是仅次于龙泉窑的著名窑场，耀州窑在此时成功烧制了一种中国陶瓷史上绝无仅有的釉层肥厚莹润、釉色淡青泛白的月白釉瓷器。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有“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⑤的记载，这种釉色代表了这一时期耀州窑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景德镇陶录》中谈到：“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瓷，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⑥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承袭其说：“耀窑在西安耀州，亦宋时所建，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后烧白器较佳，初制者其釉透亮如玻璃，其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有似粉釉之白，有似熟菱米之白不等。”⑦
综上所述，五代耀州窑与金代耀州窑虽是中国青瓷史上两个重要窑场，而且有十分精美的月白釉作品问世，但其影响没有超过越窑和龙泉窑。而北宋耀州窑则是这一时期青瓷生产最重要的窑场，其产品可执全国民窑青瓷生产之牛耳。
二、牛安国的经营情况
牛安国的经营情况主要见之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刻立的《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
该碑文介绍道士吕中道的事迹，介绍他先在华原孙真人栖隐之地药王山升仙台“凿岩为洞”作“栖真之所”，后来去了金国中都燕京(今北京)。当时耀州派遣牛安国去中都“贡瓷器”，途中与吕相遇。碑文中涉及牛安国的内容为：“大定癸巳(金大定十三年，即1173年)……是岁冬。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吕中道)……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石碑背面刻有“受语进京故事”者姓名与官衔，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⑧等。
据此碑文可知，宋金时期，耀州瓷器一直是朝廷的“贡瓷”产地。有记载，耀州窑厂的生产情况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人犹是赖之为利，岂不归于神之助也。至有绝大火，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必曰神之化也。”⑨由于所产青瓷质量高雅，有相当数量是为朝廷烧制的“贡瓷”。五代耀州窑遗址中发现有刻“官”字的标本，说明是为官府烧制的瓷器。涉及耀州窑贡瓷的文献有数则，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⑩记载，《宋史·地理志》亦记载有“耀州……崇宁户122667，口347535。贡瓷器”(11)的记录，反映了耀州窑瓷器曾作为土贡之物，是不定期入贡的，时间大约在北宋神宗元年(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前后长达30年之久。这些贡瓷由于品质高贵，需专使押运，牛安国便是专门从事这一生意的商人。他于大定十三年押运贡瓷至滹沱河南路，遇见了云游四方的吕真人。北宋末耀州窑贡瓷并非全数解送朝廷，实际烧造数量肯定要大于贡瓷量，以备选或临时索需，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1953年在北京广安门基建工程中发现了300多片制作精美、刻有龙凤等图案、形制大而优美的耀瓷标本，据专家考证，这批瓷器是耀州窑向赵宋政权进贡的器皿，后被金人作为战利品掠夺至北京。
除为官家烧制的“官瓷”外，耀州窑还烧制了大量为民间使用的精美的瓷器。宋代《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12)可见这一时期，耀州窑的白瓷器在民间多有使用，人们主要用之于区分辨别名茶的质量。到南宋，耀州窑的青瓷大量使用于民间，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13)南宋前期叶寘《坦斋笔衡》中也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14)牛安国应当是从事这些民间瓷器贩运的，由于耀州瓷器这一时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因此贩运量一定相当巨大，也是牛安国的主要经营项目。
到了宋代，我国瓷器已是大量运销到外国，出口的通道主要是海路，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贸易港十分繁荣。宋朝廷于开宝四年(971)就开始在这些地方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事务，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销商品。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描述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5)中国瓷器就从这些港口运销南洋，并转运到波斯、印度西岸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噶尼喀沿海一带，有46处古代遗址都发现有我国的瓷器。宋朝廷在靖康以后，统治区域日益缩小，税源日益减少，因此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以增税收而助国用。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高宗赵构多次颁布“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16)、“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17)等，并且采取授予外贸上有成绩的商人以官职的办法进行鼓励。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4)，仅与泉州有通商贸易关系的就达56个国家和地区，瓷器的出口也随着外贸的扩大而增长。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据2012年南海海底考古打捞的沉船关于瓷器的报告，有不少是产自于陕西耀州的青瓷，说明那一时期耀州的青瓷也是大量出口的中国著名瓷器。
“官瓷”、“民瓷”、“外销瓷”都有耀州瓷的出产，足见耀州瓷在当时的影响力，而牛安国也应当是参与了这一瓷器的营销过程。
三、牛安国的经营特色
尽管目前可供掌握的牛安国具体经营资料并不多，但从所掌握的资料还是可以窥探牛安国的一些经营特色。
首先，牛安国很注意处理与官府的关系，这大概是传统商人的一般经营需要。因为从《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所记载的故事看，当时与牛安国一同押运耀州贡瓷的还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等，都是些官场上的人物，也许押运“贡瓷”这件事比较重要，或许可以通过这件差事与朝廷命官建立联系，他们才与牛安国同行。而且，从故事的叙述看，牛安国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业务关联，一个是“商酒监”，一个是去职的官员，一个是在职官员，也不是耀州的地方官，他们与牛安国同行，应该是结伴而行，反映了牛安国与他们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在北京还遇见了道士吕中道，耀县玉华宫本身就是道教圣地，玉华宫窑本身也是耀州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安国一定与这些道士比较熟悉，而道教的“道法自然”宗旨也一定会对牛安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做生意按照商业规律办事，注意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结缘各方，与各色人等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才在《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故事。
其次，牛安国做生意很讲究陕西人的诚信。陕西八百里秦川的农耕经济，讲究人与土地之间的诚实不欺和农业生产的守信遵时，这些都培育了秦人诚信诚实的基本人格。这种可贵的人生品格，在耀州窑的瓷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代耀州窑出产的白瓷中，有一款珍品叫“公道杯”，也叫“戒盈杯”，是耀州窑传世的杰作。它名字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公道杯是唐朝的传家宝。寿王与杨玉环婚喜之日，唐明皇赠此杯，并问杨玉环可知用意?杨说：“父皇赐此杯，是教导我们，凡事要适度，不可过贪，否则将一无所得。”唐明皇含笑颌首。该杯盛酒可谓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知足者酒存，贪心者酒尽”，寓示世人办事处世必须讲究公道，不可贪得无厌。公道杯赋予人们经营诚信，务实谦让，公平合理的启示。在牛安国经营的瓷器品种中，应该有不少是“公道杯”这样的瓷酒具。这些寓意深刻的作品，激发着牛安国诚信不贪的经营情怀，使他保持着务实平和的经营作风，才得以与各方人士结成良好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取得良好的声誉，人们才愿意与他结伴而行，就连以清高自诩的道士也成为他的好朋友。现在这件公道杯由工艺大师根据传世绝品复制而成，收藏在耀州瓷器历史博物馆中，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①该碑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②民国《同官县志》，民国22年版，卷12，《工商志》。
③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2。
④民国《同官县志》，民国22年版，卷12，《工商志》。
⑤周辉：《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
⑥蓝浦：《景德镇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古窑考》。
⑦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说窑》。
⑧此碑现存耀州陶瓷历史博物馆内。
⑨《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
⑩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3。
(11)脱脱：《宋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87。
(12)周辉：《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
(13)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2。
(14)叶寘：《坦斋笔衡》，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8。
(15)朱彧：《萍州可谈》，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3。
(16)《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绍兴七年”。
(17)《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绍兴十六年”。
一、宋代陕西耀州瓷器的鼎盛发展
陕西自古以来是中华文明的中心，也是陶瓷文化的发源地，其中陕西铜川耀州瓷，就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
1931年修建的咸榆公路，1939年修建的咸铜铁路，均穿耀州黄堡而过，两路修建时出土了不少古瓷器，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建国以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耀州黄堡窑遗址进行了多次发掘，清理出唐至元5个历史时期制瓷作坊百余座，焙烧窑炉百余座，出土文物标本逾300多万件(片)，发掘规模之大、出土文物数量之多、遗迹保留之完整、序列性之强、文化内涵之丰富，在国内古瓷窑遗址中十分罕见。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唐三彩窑址和五代天青釉瓷的发现，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轰动，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百大考古发现之一”和“陕西新时期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为我们逐渐揭开了耀州瓷器神秘的面纱。
耀州瓷原产地即陕西同官县黄堡镇，宋时隶属耀州，故而得名。黄堡镇位于漆水西岸狭长小盆地上，东北距铜川市15公里，南距耀县13公里。漆水从镇内穿过，流经耀县与沮河汇合。镇东西均有大道，水陆交通便利，附近出产煤与坩子土，有良好的烧瓷条件。宋神宗熙宁年间，铜川黄堡的窑神被封为“德应侯”，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在德应侯庙立了《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对黄堡镇的瓷器生产的环境有详尽的记载。该碑曰：“能侯据黄堡西南，附于山椒。清峰回护，绿水旁泻，草木奇怪。下视居人，如在掌内。居人以陶业为利，赖知谋生……陶人居多沿长河之上，日以废泥投水，随波而下，至于山侧，系化为白泥，殊无毫发之余混沙石之中，其灵又不可穷也。”①自金、元兵乱之后，黄堡镇陶坊均毁于火，遂尔失传，“自黄堡瓷失传后，继起者为立地、上店、陈炉各镇。而立地、上店今已不陶，所存者为陈炉耳”②，至今1300余年，炉火不熄，有“炉山不夜”的美誉。
耀州窑的早期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唐代。由于该地盛产白泥，故所烧制的白瓷胎釉白净、如银似雪，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美誉，标志着白瓷的真正成熟，成为风靡一时、“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名瓷。
五代时期，耀州黄堡镇窑和玉华宫窑等仍以生产白瓷为主，并且耀州窑是当时唯一可与越窑青瓷媲美的窑场。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③的记载，说明耀州窑青釉是与越窑秘色一样美丽的釉色。
宋代是我国制瓷业发展史上的一个繁荣时期，而耀州窑是当时最兴盛的青瓷窑场。耀州窑在北宋时期空前发展，呈现出鳞次栉比、星罗棋布的繁荣局面。《同官县志》“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④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耀州窑当时的规模。北宋耀州窑的器型丰富多样，除碗、盘等日用瓷器外，尚有瓶、罐、炉、壶、盒、香熏、钵等，其中小口、短颈、丰肩、长腹的梅瓶及五兽足炉、镂孔香熏等器型尤为精美。所以耀州窑是当时向朝廷进贡瓷器的主要窑场。
金代，耀州窑是仅次于龙泉窑的著名窑场，耀州窑在此时成功烧制了一种中国陶瓷史上绝无仅有的釉层肥厚莹润、釉色淡青泛白的月白釉瓷器。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有“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⑤的记载，这种釉色代表了这一时期耀州窑瓷器生产的最高水平。《景德镇陶录》中谈到：“耀州今属西安府，亦宋烧青瓷，色质俱不逮汝窑。后烧白器颇胜。”⑥民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承袭其说：“耀窑在西安耀州，亦宋时所建，初烧青器仿汝而略逊，后烧白器较佳，初制者其釉透亮如玻璃，其色甚白，有似牛乳之白，有似粉釉之白，有似熟菱米之白不等。”⑦
综上所述，五代耀州窑与金代耀州窑虽是中国青瓷史上两个重要窑场，而且有十分精美的月白釉作品问世，但其影响没有超过越窑和龙泉窑。而北宋耀州窑则是这一时期青瓷生产最重要的窑场，其产品可执全国民窑青瓷生产之牛耳。
二、牛安国的经营情况
牛安国的经营情况主要见之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1183)刻立的《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
该碑文介绍道士吕中道的事迹，介绍他先在华原孙真人栖隐之地药王山升仙台“凿岩为洞”作“栖真之所”，后来去了金国中都燕京(今北京)。当时耀州派遣牛安国去中都“贡瓷器”，途中与吕相遇。碑文中涉及牛安国的内容为：“大定癸巳(金大定十三年，即1173年)……是岁冬。耀州使效牛安国贡瓷器至滹沱河南路，逢先生(吕中道)……牛生拜问：‘先生何往?’曰：‘吾久厌尘世，拉竹林寺长老南游天坛。汝至都下，传语张监史。’既至都……遂见张监史……”石碑背面刻有“受语进京故事”者姓名与官衔，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⑧等。
据此碑文可知，宋金时期，耀州瓷器一直是朝廷的“贡瓷”产地。有记载，耀州窑厂的生产情况是：“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人犹是赖之为利，岂不归于神之助也。至有绝大火，启其窑而观之，往往清水盈匀，昆虫动活，皆莫究其所来，必曰神之化也。”⑨由于所产青瓷质量高雅，有相当数量是为朝廷烧制的“贡瓷”。五代耀州窑遗址中发现有刻“官”字的标本，说明是为官府烧制的瓷器。涉及耀州窑贡瓷的文献有数则，宋代王存《元丰九域志》有“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⑩记载，《宋史·地理志》亦记载有“耀州……崇宁户122667，口347535。贡瓷器”(11)的记录，反映了耀州窑瓷器曾作为土贡之物，是不定期入贡的，时间大约在北宋神宗元年(1078—1085)至徽宗崇宁(1102—1106)年间，前后长达30年之久。这些贡瓷由于品质高贵，需专使押运，牛安国便是专门从事这一生意的商人。他于大定十三年押运贡瓷至滹沱河南路，遇见了云游四方的吕真人。北宋末耀州窑贡瓷并非全数解送朝廷，实际烧造数量肯定要大于贡瓷量，以备选或临时索需，数量一定是相当可观的。1953年在北京广安门基建工程中发现了300多片制作精美、刻有龙凤等图案、形制大而优美的耀瓷标本，据专家考证，这批瓷器是耀州窑向赵宋政权进贡的器皿，后被金人作为战利品掠夺至北京。
除为官家烧制的“官瓷”外，耀州窑还烧制了大量为民间使用的精美的瓷器。宋代《清波杂志》记载：“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堡)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河朔用以分茶。出窑一有破碎，即弃于河，一夕化为泥。”(12)可见这一时期，耀州窑的白瓷器在民间多有使用，人们主要用之于区分辨别名茶的质量。到南宋，耀州窑的青瓷大量使用于民间，陆游《老学庵笔记》载：“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13)南宋前期叶寘《坦斋笔衡》中也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14)牛安国应当是从事这些民间瓷器贩运的，由于耀州瓷器这一时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因此贩运量一定相当巨大，也是牛安国的主要经营项目。
到了宋代，我国瓷器已是大量运销到外国，出口的通道主要是海路，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贸易港十分繁荣。宋朝廷于开宝四年(971)就开始在这些地方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事务，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销商品。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描述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5)中国瓷器就从这些港口运销南洋，并转运到波斯、印度西岸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在噶尼喀沿海一带，有46处古代遗址都发现有我国的瓷器。宋朝廷在靖康以后，统治区域日益缩小，税源日益减少，因此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以增税收而助国用。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高宗赵构多次颁布“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16)、“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17)等，并且采取授予外贸上有成绩的商人以官职的办法进行鼓励。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4)，仅与泉州有通商贸易关系的就达56个国家和地区，瓷器的出口也随着外贸的扩大而增长。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据2012年南海海底考古打捞的沉船关于瓷器的报告，有不少是产自于陕西耀州的青瓷，说明那一时期耀州的青瓷也是大量出口的中国著名瓷器。
“官瓷”、“民瓷”、“外销瓷”都有耀州瓷的出产，足见耀州瓷在当时的影响力，而牛安国也应当是参与了这一瓷器的营销过程。
三、牛安国的经营特色
尽管目前可供掌握的牛安国具体经营资料并不多，但从所掌握的资料还是可以窥探牛安国的一些经营特色。
首先，牛安国很注意处理与官府的关系，这大概是传统商人的一般经营需要。因为从《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所记载的故事看，当时与牛安国一同押运耀州贡瓷的还有“耀州商酒都监张荣”、“前耀州太守王浩”、“华原令王祥”等，都是些官场上的人物，也许押运“贡瓷”这件事比较重要，或许可以通过这件差事与朝廷命官建立联系，他们才与牛安国同行。而且，从故事的叙述看，牛安国与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业务关联，一个是“商酒监”，一个是去职的官员，一个是在职官员，也不是耀州的地方官，他们与牛安国同行，应该是结伴而行，反映了牛安国与他们良好的关系。同时，他在北京还遇见了道士吕中道，耀县玉华宫本身就是道教圣地，玉华宫窑本身也是耀州窑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牛安国一定与这些道士比较熟悉，而道教的“道法自然”宗旨也一定会对牛安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使他做生意按照商业规律办事，注意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才能结缘各方，与各色人等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才在《耀州吕公先生之记》碑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故事。
其次，牛安国做生意很讲究陕西人的诚信。陕西八百里秦川的农耕经济，讲究人与土地之间的诚实不欺和农业生产的守信遵时，这些都培育了秦人诚信诚实的基本人格。这种可贵的人生品格，在耀州窑的瓷器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唐代耀州窑出产的白瓷中，有一款珍品叫“公道杯”，也叫“戒盈杯”，是耀州窑传世的杰作。它名字的背后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公道杯是唐朝的传家宝。寿王与杨玉环婚喜之日，唐明皇赠此杯，并问杨玉环可知用意?杨说：“父皇赐此杯，是教导我们，凡事要适度，不可过贪，否则将一无所得。”唐明皇含笑颌首。该杯盛酒可谓公道，盛酒时只能浅平，不可过满，否则，杯中之酒便会全部漏掉，一滴不剩。“知足者酒存，贪心者酒尽”，寓示世人办事处世必须讲究公道，不可贪得无厌。公道杯赋予人们经营诚信，务实谦让，公平合理的启示。在牛安国经营的瓷器品种中，应该有不少是“公道杯”这样的瓷酒具。这些寓意深刻的作品，激发着牛安国诚信不贪的经营情怀，使他保持着务实平和的经营作风，才得以与各方人士结成良好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取得良好的声誉，人们才愿意与他结伴而行，就连以清高自诩的道士也成为他的好朋友。现在这件公道杯由工艺大师根据传世绝品复制而成，收藏在耀州瓷器历史博物馆中，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①该碑现陈列于西安碑林博物馆。
②民国《同官县志》，民国22年版，卷12，《工商志》。
③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2。
④民国《同官县志》，民国22年版，卷12，《工商志》。
⑤周辉：《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
⑥蓝浦：《景德镇陶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7，《古窑考》。
⑦许之衡：《饮流斋说瓷》，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说窑》。
⑧此碑现存耀州陶瓷历史博物馆内。
⑨《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
⑩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3。
(11)脱脱：《宋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87。
(12)周辉：《清波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册。
(13)陆游：《老学庵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卷2。
(14)叶寘：《坦斋笔衡》，中华书局1979年版，卷18。
(15)朱彧：《萍州可谈》，中华书局2002年版，卷3。
(16)《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绍兴七年”。
(17)《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绍兴十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