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清代旅疆陕商——赵均瑞
一、陕商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的历史过程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卷1记录了一则陕西渭南商人赵均瑞在甘肃、新疆几乎是奋斗一生的历史过程，为我们留下了陕西商人在西部经营活动中较为完整和珍贵的历史个案资料。为叙述清晰和分析方便起见，本文以列表的形式将赵均瑞在甘肃和新疆的活动表述于下。
赵均瑞，陕西渭南县回民，他从乾隆十二年到四十二年在甘肃和新疆的经营活动过程大致如下表所示①：
赵均瑞，从25岁到甘肃和新疆经商，前后凡21年。这期间6上阿克苏，4上叶尔羌，1上伊犁，1上库车，天山南北都跑遍了。其行程从肃州到阿克苏是2000公里，从阿克苏到叶尔羌是400公里，总计约16万公里，这是何等的艰辛；其所经营的商品包括靴子、羊、瓷器、茶叶、绸子、棉花、官玉、杂货，包罗万象；其所经营形式包括长途贩运、开杂货铺、开饭铺子，多种多样，凡能赚钱的营生都涉猎了；其经营的效果有赔有赚，几经折阅，坚韧不拔，一次不利，再战，战而失利，又战，直至父子接力。一个商人一生有如此之能量，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将明清陕西商人在西部的活动及其强毅果敢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二、陕商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的历史意义
陕商赵均瑞在西部的商业经营活动，以真实的个案材料和经营足迹，印证了许多我们对明清陕西商帮在西部活动的历史判断。
第一，清代新疆是陕西商帮活动的新的增长点，极大扩张了陕西商帮在西部的活动范围。明代陕西为边疆重地，长城为边防前线，在明朝“列镇长城，恪守边墙”的边疆策略下，陕西布政使司控扼着嘉峪关以内的广大区域。因此，陕西商帮的活动不逾嘉峪关。到清代以后，清统治者不停息地用兵西域，平息西北地区的各种叛乱，实行南北疆的统一，确立了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全境的统治，并在西域设府州县厅，派官驻守治理，将西域纳入中央集权的统一体制。康熙五年，实行陕甘分省，设甘肃布政使司，升皋兰县为兰州府，领8府6直隶49县，又移民屯垦甘肃诸州，使嘉峪关外的荒僻之地日滋繁盛。康、雍后又主力经营哈密，使之成为由陕甘通向西域的主要通道。到乾隆年间随着准噶尔部的最后平定，将天山南北合称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派官任守治理，使西北边疆达到了空前的扩大与统一。
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内地对新疆的民间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清廷对新疆实行移商实边的鼓励开发政策。如乾隆二十七年就曾发布命令“晓示商民有愿往者即给以印照”②，为了方便行旅还派兵在六百多里戈壁滩“酌建店房以便商贾往来栖宿……行旅称便”③，令嘉峪关“每日晨开酉闭，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④。另一方面清军屡征西域时，令陕西、山西商人随军出关，“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筋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供取于商”谓之“赶大营”⑤，大军退后，他们留守当地，成立市廛，使民间贸易成为不可遏阻的客观现实，清廷只好顺水推舟，任其自然。到乾嘉年间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开始达到全盛时期。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缓曾就新疆贸易形势有一个对朝廷的实地考察报告，说他乾隆八年八月奉命出关，由哈密达巴里坤见“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又西行至奇台，“商贾执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该地屯田民人生齿繁衍，扶老携幼，景象恬熙”，比巴里坤更为“繁庶”；又西行至乌鲁木齐，“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辐辏”，拟比巴里坤更为“殷繁”；又西行昌吉，“地肥水饶，商贾众多，计与乌鲁木齐相似”。⑥这些说明，清代西北疆域拓展，民族市场扩大，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促使清代陕西商帮鼎盛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陕商赵均瑞的商业活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他在乾隆朝的21年间，经商足迹遍布了肃州、巴里坤、辟展、库车、阿克苏、伊犁、叶尔羌，几乎覆盖了新疆全境，印证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第二，清代陕商形成了以哈密为中心，通向南北疆连接内地的全疆商贸网络体系。如果说明代陕西商人的脚步尚未逾出嘉峪关，那么到清代，陕西商人则以哈密为中心，形成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的贸易网络体系，而哈密、巴里坤、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则构成这一贸易体系中闪亮的明珠。
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出关喉吭。康熙以来，用兵西域，大军云屯，金融流畅，“汉民贩增帛悄悄随大军出关，久之，辟畴殖谷，流亡还集……汉回来自秦陇者亦百有余家”。⑦到清末“汉民自兵燹后流离散尽”。左宗棠征新疆，在河东筑大营，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芦构，舍店栉比，市镇喧填”⑧，由于“土著纏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⑨其中仅陕西的回民方就“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皆自畜骆驼以资周转，多于甘陇设总号以资联络。”⑩
巴里坤，为镇西府治所。“道当冲衡，人民咸集”，“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11)。在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有的陕西商人在巴里坤还很有名，如“郭风贤，系陕西富平县人，贸易至坤，因家焉，由军功历保四品花翎，前署奇台县知县”(12)。
伊犁，自乾隆三十一年移西安八旗官兵驻扎以来，“置廨库，主廨舍，筑城万堵，列市百重……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之外，烟火相望”，“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以技艺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无殊，狡诈者少”。(13)
阿克苏，因处南北交通枢纽，“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14)，其中有不少是陕西商人。
叶儿羌，为南疆商务汇集之所，“比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5)，街市名八栅尔，“有铺面，柜台只高尺许，栏其门出入必逾其上”(16)，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17)
而陕商赵均瑞的活动正在这一贸易体系之中。他前期(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七年)主要在肃州、哈密、库车一带活动，乾隆二十七年返回家乡归来后，转向主要经营肃州到阿克苏、叶尔羌一路的商贸活动，均是在这一贸易体系内转辗驰骋、贩贱鬻贵，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就，证明了《新疆图志·商务志》所言的“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这一贸易网络的存在。
第三，清代陕西商人在西部采取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经营形态和灵活多变的经营路径，取得了显著的经营效益。陕商赵均瑞的经营项目实行多角度经营，举凡靴子、羊、瓷器、茶叶、绸子、棉花、官玉、杂货不等，囊括民生日用；开办杂货铺、饭店、驼行，关注衣食住行，反映了明清陕西商人在西部经营的市场多元化形态和寻求多角度总体经济效益的经营思路。赵均瑞的经营形式也是灵活多变的，长途贩运与坐店售卖交错转换。他在乾隆二十八年前，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赚取从肃州到库车一线的差额利润；乾隆二十八年后，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实行住坐贩卖与长途贩运兼营的双轨制模式，既在阿克苏、叶尔羌开店铺，又兼营从伊犁到肃州的棉花贩运，说明明清时代“住坐商”与“转运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无非是商人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实行多角度经营，以赚取多样化的市场总体效益。赵均瑞的经营活动还反映了商帮集团化经营的特点，表现了商帮在商人涉远性经营中的保障互助作用。这就是乾隆二十八年，他在肃州变卖官玉，经营失败，“亏折了四五千两银子，还被告到官府，关回肃州”(18)，这是他21年经营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众亲友帮还清了账。又帮他买了39头骆驼，6月回阿克苏，驮了茶叶到叶尔羌”(19)，重整旗鼓，说明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对商人经营的保驾护航作用和商人实行集团化经营的新兴形式。所以，乡缘是陕西商人永远无法隔断的精神纽带和心灵慰藉。赵均瑞在甘肃、新疆21年的经营中，最大的转折点是乾隆二十七年他从家乡返回后。在此以前，他在肃州、库车一带经营靴子，业务并没有太大起色，乾隆二十七年他返回家乡渭南，汲取经营力量，也带回了新的经营理念，开始走上大规模经营棉花、茶叶、瓷器的贩运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家乡所给予他的精神支撑和物质后援起到了作用。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尽管起起落落，跌宕起伏，但总体经济效益是明显的。他早年在肃州一次就买了十五头骡子的驮脚，说明经营规模并不小；乾隆三十五年，他在肃州贩卖官玉，一次就买了1300余斤，每斤价银4～6两，约合8千两银子；乾隆三十九年又贩运39头骆驼的茶叶到叶尔羌，以每只骆驼驮300斤计，也约合1万1千余斤，生意规模实属不小；乾隆四十二年又贩运官玉4200余斤，每斤价银取8两最高价计，也约合3万3千两银子。以一个人的力量进行如此规模的经营，反映了陕西商人博大劲直的经营气度，所以才取得了开杂货铺、开饭铺、开驼行，还买了两所房子的经营效益。一滴水可以见太阳。陕商赵均瑞的经营活动，反映了清代陕西商人在西部活动的一般形态和经营的胜利，印证了清代新疆商务“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左右分歧，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喇沙尔、库东、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面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20)，由陕商垄断经营的局面。
三、陕商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的历史启迪
陕商赵均瑞在甘肃和新疆的商业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首先，他真实表现了明清陕西商人强毅果敢、坚忍不拔的创业开拓精神。赵均瑞在甘肃、新疆经商的21年间，万里投荒，行程达16.4万公里，足迹几乎遍布南北疆各地，这在交通不便、车马代步的明清时代是极其艰辛的壮举。明清时期的西部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态都十分恶劣。这里地处荒檄，关山险远，急涧巨川，天苍野茫。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碛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时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馋削，古垒啼鸟，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21)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陕商赵均瑞正是凭借着一股强毅果敢、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在这片苍茫天地中整整走了21年，路程达16.4万公里，可以说他在新疆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走中度过的。正如《新疆图志》在总结陕西商人在新疆经营成功的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作，而居久逾富”(22)。
市场是风云变幻、起落难测的高风险领域。赵均瑞在新疆的商业经营活动也是潮起潮落，起伏跌宕。但他硬是凭借陕西人的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开拓精神，一贾不成，再贾；再贾不成，三贾，将陕西人倔犟不屈的人生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库车经营靴子不利，返回家乡汲取经验，走上贩卖茶叶、棉花和玉石的道路，结果在肃州贩卖玉石“亏折了本钱，拖欠人家四五千两银子”(23)，仍不为所动，二次再回肃州贩卖玉石，规模比上一次更大，而且还叫上儿子，父业子承，誓将经营进行到底。这种不惧艰险、百折不回的开拓创业精神，是明清陕西商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激励今天陕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现实启迪作用。
其次，他的经营实践深刻表现了“合法经营则胜，违法经营则败”的商业经营成败规律。综观赵均瑞在新疆21年的经营实践，凡是他合法经营的时期，基本上都是能够赚钱的。如，乾隆二十七年，他到肃州买了骡子十五头驮脚到阿克苏贩卖；乾隆二十九年，买了些粗瓷器、绸子、茶叶到阿克苏贩卖；乾隆三十年，买了些棉花到伊犁去卖；乾隆三十四年，由哈密到叶尔羌贩货；乾隆三十九年，贩了39只骆驼的货，回阿克苏转卖，又驮了茶叶到叶尔羌；乾隆四十年，从阿克苏买了些货，贩回叶尔羌，都是赚钱的，才开了杂货铺、饭铺、驼行，还买了房子。凡是他被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时，都是亏本的。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四十二年，他两次发卖变价官玉，由于“官玉”是清廷管制的“违禁”商品，严禁私商贩运，结果他亏本不赀。第一次亏了“四五千两银子”，还吃了官司；第二次亏损更大，贩卖4200余斤官玉，每斤收价取8两最高价计，约合3万3千两银子，而卖价每斤2、3两不等，以3两最高价计，为1万2千余两，亏本2万余两，可以说将一生的心血折阅净尽。凡此说明，商人必须遵循“诚实买卖赚钱，合法经营发家”的商业经营规律，才能在充满利益诱惑的商海市廛中站稳脚跟，保持长盛不败的经营业绩。任何人违背这一商业经营规律，都会受到市场自净规律的惩罚。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营活动仍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历史是多样性的综合。清代陕商赵均瑞身上依然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商人“利义纠结”的历史烙印，这是旧时代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从赵均瑞21年的经商过程看，他绝大部分时间是诚实合法经营的，是反映了那一时期陕西商人优秀的经营品格的，至于他身上的经营瑕疵，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总体判断，因为市场本身已经做出了客观的评判。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册，第676页。
②傅恒：《平定准噶尔部方略》，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卷15。
③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第1992页。
④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第1992页。
⑤钟广生：《新疆志稿》，民国十九年刻本，卷2，《商务》。
⑥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1，第1190-1191页。
⑦宋芝田：《新疆建置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卷2，第22页。
⑧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71页。
⑨许国桢：《新疆乡土志稿》，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71页。
⑩汪亮：《西北地理》，中正书局1940年版，第495页。
(11)许国桢：《镇西府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06页。
(12)许国桢：《新疆乡土志稿》，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05页。
(13)格奉额：《伊江汇览》，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第18页。
(14)王锡祺：《小方壶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刻本，第二轶，第70页。
(15)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71页。
(16)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71页。
(17)格园：《新疆记略》，乾隆39年刻本，卷2。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册，第676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册，第676页。
(20)王树楠：《新疆地理志》，卷3，民国十二年刻本，第27页。
(21)黄文弼：《罗布卓尔考古论》，1948年版，第23页。
(22)王树楠：《新疆图志》，民国十二年刻本，卷29，《商务志》。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册，第676页。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卷1记录了一则陕西渭南商人赵均瑞在甘肃、新疆几乎是奋斗一生的历史过程，为我们留下了陕西商人在西部经营活动中较为完整和珍贵的历史个案资料。为叙述清晰和分析方便起见，本文以列表的形式将赵均瑞在甘肃和新疆的活动表述于下。
赵均瑞，陕西渭南县回民，他从乾隆十二年到四十二年在甘肃和新疆的经营活动过程大致如下表所示①：
赵均瑞，从25岁到甘肃和新疆经商，前后凡21年。这期间6上阿克苏，4上叶尔羌，1上伊犁，1上库车，天山南北都跑遍了。其行程从肃州到阿克苏是2000公里，从阿克苏到叶尔羌是400公里，总计约16万公里，这是何等的艰辛；其所经营的商品包括靴子、羊、瓷器、茶叶、绸子、棉花、官玉、杂货，包罗万象；其所经营形式包括长途贩运、开杂货铺、开饭铺子，多种多样，凡能赚钱的营生都涉猎了；其经营的效果有赔有赚，几经折阅，坚韧不拔，一次不利，再战，战而失利，又战，直至父子接力。一个商人一生有如此之能量，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将明清陕西商人在西部的活动及其强毅果敢的精神风貌表现得淋漓尽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和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二、陕商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的历史意义
陕商赵均瑞在西部的商业经营活动，以真实的个案材料和经营足迹，印证了许多我们对明清陕西商帮在西部活动的历史判断。
第一，清代新疆是陕西商帮活动的新的增长点，极大扩张了陕西商帮在西部的活动范围。明代陕西为边疆重地，长城为边防前线，在明朝“列镇长城，恪守边墙”的边疆策略下，陕西布政使司控扼着嘉峪关以内的广大区域。因此，陕西商帮的活动不逾嘉峪关。到清代以后，清统治者不停息地用兵西域，平息西北地区的各种叛乱，实行南北疆的统一，确立了清朝中央政府对新疆全境的统治，并在西域设府州县厅，派官驻守治理，将西域纳入中央集权的统一体制。康熙五年，实行陕甘分省，设甘肃布政使司，升皋兰县为兰州府，领8府6直隶49县，又移民屯垦甘肃诸州，使嘉峪关外的荒僻之地日滋繁盛。康、雍后又主力经营哈密，使之成为由陕甘通向西域的主要通道。到乾隆年间随着准噶尔部的最后平定，将天山南北合称新疆，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派官任守治理，使西北边疆达到了空前的扩大与统一。
随着政治上的统一，内地对新疆的民间贸易也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清廷对新疆实行移商实边的鼓励开发政策。如乾隆二十七年就曾发布命令“晓示商民有愿往者即给以印照”②，为了方便行旅还派兵在六百多里戈壁滩“酌建店房以便商贾往来栖宿……行旅称便”③，令嘉峪关“每日晨开酉闭，出关者听其前往，不得阻遏”④。另一方面清军屡征西域时，令陕西、山西商人随军出关，“馈粮千里，转谷百万，师行所至，则有随营商人奔走其后，军中牛酒之犒，筐筋之颁，声色百伎之娱乐，一切供取于商”谓之“赶大营”⑤，大军退后，他们留守当地，成立市廛，使民间贸易成为不可遏阻的客观现实，清廷只好顺水推舟，任其自然。到乾嘉年间内地与新疆的贸易开始达到全盛时期。乾隆三十七年陕甘总督文缓曾就新疆贸易形势有一个对朝廷的实地考察报告，说他乾隆八年八月奉命出关，由哈密达巴里坤见“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又西行至奇台，“商贾执业民人，俱前往趁食，聚集不少，而该地屯田民人生齿繁衍，扶老携幼，景象恬熙”，比巴里坤更为“繁庶”；又西行至乌鲁木齐，“天气和暖，地土肥美，营屯地亩，日以开辟，兵民众多，商贾辐辏”，拟比巴里坤更为“殷繁”；又西行昌吉，“地肥水饶，商贾众多，计与乌鲁木齐相似”。⑥这些说明，清代西北疆域拓展，民族市场扩大，为陕西商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促使清代陕西商帮鼎盛发展的新的增长点。陕商赵均瑞的商业活动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进行的。他在乾隆朝的21年间，经商足迹遍布了肃州、巴里坤、辟展、库车、阿克苏、伊犁、叶尔羌，几乎覆盖了新疆全境，印证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第二，清代陕商形成了以哈密为中心，通向南北疆连接内地的全疆商贸网络体系。如果说明代陕西商人的脚步尚未逾出嘉峪关，那么到清代，陕西商人则以哈密为中心，形成以“南路”和“北路”为干线的贸易网络体系，而哈密、巴里坤、库车、阿克苏、叶尔羌则构成这一贸易体系中闪亮的明珠。
哈密，系由陕赴新疆贸易的门户和出关喉吭。康熙以来，用兵西域，大军云屯，金融流畅，“汉民贩增帛悄悄随大军出关，久之，辟畴殖谷，流亡还集……汉回来自秦陇者亦百有余家”。⑦到清末“汉民自兵燹后流离散尽”。左宗棠征新疆，在河东筑大营，由是“街道大兴，商随营集，平碛芦构，舍店栉比，市镇喧填”⑧，由于“土著纏民不知行商业贾，市面铺户皆关内山陕甘凉等处随营来此贸易”。⑨其中仅陕西的回民方就“一百七十四户”。到光绪末年哈密还有“汉商大小百余家，多陕甘人。皆自畜骆驼以资周转，多于甘陇设总号以资联络。”⑩
巴里坤，为镇西府治所。“道当冲衡，人民咸集”，“山陕甘肃之商辐辏已极”，并设有“大会馆，系八大商总聚议之所”(11)。在巴里坤经商的陕西人很多，有的陕西商人在巴里坤还很有名，如“郭风贤，系陕西富平县人，贸易至坤，因家焉，由军功历保四品花翎，前署奇台县知县”(12)。
伊犁，自乾隆三十一年移西安八旗官兵驻扎以来，“置廨库，主廨舍，筑城万堵，列市百重……人物嬉恬，商贾辐辏，四郊之外，烟火相望”，“所集民人，半集雍凉秦晋，其以贸易来者，各安其业，以技艺至者，亦自食其力，嗜好无殊，狡诈者少”。(13)
阿克苏，因处南北交通枢纽，“内地商民，外番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纭，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14)，其中有不少是陕西商人。
叶儿羌，为南疆商务汇集之所，“比栉而居，几无隙地，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15)，街市名八栅尔，“有铺面，柜台只高尺许，栏其门出入必逾其上”(16)，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17)
而陕商赵均瑞的活动正在这一贸易体系之中。他前期(乾隆十二年至二十七年)主要在肃州、哈密、库车一带活动，乾隆二十七年返回家乡归来后，转向主要经营肃州到阿克苏、叶尔羌一路的商贸活动，均是在这一贸易体系内转辗驰骋、贩贱鬻贵，取得了不错的经营成就，证明了《新疆图志·商务志》所言的“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这一贸易网络的存在。
第三，清代陕西商人在西部采取了多角度、多元化的经营形态和灵活多变的经营路径，取得了显著的经营效益。陕商赵均瑞的经营项目实行多角度经营，举凡靴子、羊、瓷器、茶叶、绸子、棉花、官玉、杂货不等，囊括民生日用；开办杂货铺、饭店、驼行，关注衣食住行，反映了明清陕西商人在西部经营的市场多元化形态和寻求多角度总体经济效益的经营思路。赵均瑞的经营形式也是灵活多变的，长途贩运与坐店售卖交错转换。他在乾隆二十八年前，主要从事长途贩运，赚取从肃州到库车一线的差额利润；乾隆二十八年后，开始转变经营方式，实行住坐贩卖与长途贩运兼营的双轨制模式，既在阿克苏、叶尔羌开店铺，又兼营从伊犁到肃州的棉花贩运，说明明清时代“住坐商”与“转运商”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无非是商人为了规避市场风险实行多角度经营，以赚取多样化的市场总体效益。赵均瑞的经营活动还反映了商帮集团化经营的特点，表现了商帮在商人涉远性经营中的保障互助作用。这就是乾隆二十八年，他在肃州变卖官玉，经营失败，“亏折了四五千两银子，还被告到官府，关回肃州”(18)，这是他21年经营中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在这最困难的时候，是“众亲友帮还清了账。又帮他买了39头骆驼，6月回阿克苏，驮了茶叶到叶尔羌”(19)，重整旗鼓，说明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对商人经营的保驾护航作用和商人实行集团化经营的新兴形式。所以，乡缘是陕西商人永远无法隔断的精神纽带和心灵慰藉。赵均瑞在甘肃、新疆21年的经营中，最大的转折点是乾隆二十七年他从家乡返回后。在此以前，他在肃州、库车一带经营靴子，业务并没有太大起色，乾隆二十七年他返回家乡渭南，汲取经营力量，也带回了新的经营理念，开始走上大规模经营棉花、茶叶、瓷器的贩运道路，这不能不说是家乡所给予他的精神支撑和物质后援起到了作用。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尽管起起落落，跌宕起伏，但总体经济效益是明显的。他早年在肃州一次就买了十五头骡子的驮脚，说明经营规模并不小；乾隆三十五年，他在肃州贩卖官玉，一次就买了1300余斤，每斤价银4～6两，约合8千两银子；乾隆三十九年又贩运39头骆驼的茶叶到叶尔羌，以每只骆驼驮300斤计，也约合1万1千余斤，生意规模实属不小；乾隆四十二年又贩运官玉4200余斤，每斤价银取8两最高价计，也约合3万3千两银子。以一个人的力量进行如此规模的经营，反映了陕西商人博大劲直的经营气度，所以才取得了开杂货铺、开饭铺、开驼行，还买了两所房子的经营效益。一滴水可以见太阳。陕商赵均瑞的经营活动，反映了清代陕西商人在西部活动的一般形态和经营的胜利，印证了清代新疆商务“自甘肃省来之孔道于哈密而左右分歧，左沿天山之南麓西经吐鲁番、喀喇沙尔、库东、阿克苏折而南到叶儿羌为南路；右越天山到巴里坤，沿北麓面西过省城乌鲁木齐，自精河越塔尔奇山到伊犁为北路”(20)，由陕商垄断经营的局面。
三、陕商赵均瑞在新疆经营活动的历史启迪
陕商赵均瑞在甘肃和新疆的商业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
首先，他真实表现了明清陕西商人强毅果敢、坚忍不拔的创业开拓精神。赵均瑞在甘肃、新疆经商的21年间，万里投荒，行程达16.4万公里，足迹几乎遍布南北疆各地，这在交通不便、车马代步的明清时代是极其艰辛的壮举。明清时期的西部自然条件和社会生态都十分恶劣。这里地处荒檄，关山险远，急涧巨川，天苍野茫。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碛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时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馋削，古垒啼鸟，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21)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陕商赵均瑞正是凭借着一股强毅果敢、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在这片苍茫天地中整整走了21年，路程达16.4万公里，可以说他在新疆的一生几乎都是在走中度过的。正如《新疆图志》在总结陕西商人在新疆经营成功的经验时所指出的那样，“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作，而居久逾富”(22)。
市场是风云变幻、起落难测的高风险领域。赵均瑞在新疆的商业经营活动也是潮起潮落，起伏跌宕。但他硬是凭借陕西人的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开拓精神，一贾不成，再贾；再贾不成，三贾，将陕西人倔犟不屈的人生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在库车经营靴子不利，返回家乡汲取经验，走上贩卖茶叶、棉花和玉石的道路，结果在肃州贩卖玉石“亏折了本钱，拖欠人家四五千两银子”(23)，仍不为所动，二次再回肃州贩卖玉石，规模比上一次更大，而且还叫上儿子，父业子承，誓将经营进行到底。这种不惧艰险、百折不回的开拓创业精神，是明清陕西商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对于激励今天陕西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现实启迪作用。
其次，他的经营实践深刻表现了“合法经营则胜，违法经营则败”的商业经营成败规律。综观赵均瑞在新疆21年的经营实践，凡是他合法经营的时期，基本上都是能够赚钱的。如，乾隆二十七年，他到肃州买了骡子十五头驮脚到阿克苏贩卖；乾隆二十九年，买了些粗瓷器、绸子、茶叶到阿克苏贩卖；乾隆三十年，买了些棉花到伊犁去卖；乾隆三十四年，由哈密到叶尔羌贩货；乾隆三十九年，贩了39只骆驼的货，回阿克苏转卖，又驮了茶叶到叶尔羌；乾隆四十年，从阿克苏买了些货，贩回叶尔羌，都是赚钱的，才开了杂货铺、饭铺、驼行，还买了房子。凡是他被重利驱使，铤而走险，违法经营时，都是亏本的。乾隆三十五年和乾隆四十二年，他两次发卖变价官玉，由于“官玉”是清廷管制的“违禁”商品，严禁私商贩运，结果他亏本不赀。第一次亏了“四五千两银子”，还吃了官司；第二次亏损更大，贩卖4200余斤官玉，每斤收价取8两最高价计，约合3万3千两银子，而卖价每斤2、3两不等，以3两最高价计，为1万2千余两，亏本2万余两，可以说将一生的心血折阅净尽。凡此说明，商人必须遵循“诚实买卖赚钱，合法经营发家”的商业经营规律，才能在充满利益诱惑的商海市廛中站稳脚跟，保持长盛不败的经营业绩。任何人违背这一商业经营规律，都会受到市场自净规律的惩罚。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市场经营活动仍具有历史借鉴意义。
历史是多样性的综合。清代陕商赵均瑞身上依然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商人“利义纠结”的历史烙印，这是旧时代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从赵均瑞21年的经商过程看，他绝大部分时间是诚实合法经营的，是反映了那一时期陕西商人优秀的经营品格的，至于他身上的经营瑕疵，并不妨碍我们对他的总体判断，因为市场本身已经做出了客观的评判。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册，第676页。
②傅恒：《平定准噶尔部方略》，清乾隆三十五年刻本，卷15。
③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第1992页。
④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2，第1992页。
⑤钟广生：《新疆志稿》，民国十九年刻本，卷2，《商务》。
⑥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9年版，卷81，第1190-1191页。
⑦宋芝田：《新疆建置志》，光绪三十三年刻本，卷2，第22页。
⑧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71页。
⑨许国桢：《新疆乡土志稿》，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71页。
⑩汪亮：《西北地理》，中正书局1940年版，第495页。
(11)许国桢：《镇西府乡土志》，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06页。
(12)许国桢：《新疆乡土志稿》，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205页。
(13)格奉额：《伊江汇览》，乾隆四十一年刻本，第18页。
(14)王锡祺：《小方壶舆地丛钞》，光绪十七年刻本，第二轶，第70页。
(15)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71页。
(16)萧皋漠：《西疆杂述诗》，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71页。
(17)格园：《新疆记略》，乾隆39年刻本，卷2。
(1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册，第676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册，第676页。
(20)王树楠：《新疆地理志》，卷3，民国十二年刻本，第27页。
(21)黄文弼：《罗布卓尔考古论》，1948年版，第23页。
(22)王树楠：《新疆图志》，民国十二年刻本，卷29，《商务志》。
(2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一册，第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