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宋代仁义善良的凤翔商人——焦大郎
宋代是陕西被边缘化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东移，使陕西成为边疆地区。但陕西商品经济依然在曲折的发展中，陕西商人的脚步依然追寻着历史发展的步伐，其中凤翔商人焦大郎便把陕西商人的善良仁义表现的感人肺腑。
一、宋代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宋代，由于京都东移，陕西为安西路，是确保帝国西线安全的边防前线，因此，陕西经济的发展一直在朝廷的关注之下。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宋代陕西的工农商业都在发展之中。
陕西腹心之地关中，土地肥沃，《宋史·地理志三》指出：“霭时旨京兆府(指凤翔府)南山(指终南山，京兆、凤翔一带)，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如京兆府之兴平县：“因喉回服，襟带神皋，田畴上膄，民物丰富。”①凤翔府据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壤地饶沃，四川如掌，长安犹所不逮。岐山之阳，盖周原也，平山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禾尤盛。”关中东部的陕西韩城县，“介于中条、大河之间，其土膏腴”②。八百里秦川，自古即是天府之国，宋代仍是富饶之地，“号称陆海”③。
手工业方面，先看矿冶业。据《宋会要·食货》所载，元丰元年各地矿产课额，陕西有银38186两，占全国总额的14.8%；铅2482482斤，占总额的34.9%；水银2078斤，占总额的61.8%；铁240918斤，占总额的4.3%；另有一些铜、金、锡等金属矿产。由此可见，陕西的矿产业在全国居重要地位。
再看纺织业，也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李复言说“秦、熙、汫、陇间丝宛转听车声”④，说明了这一带丝织业的普遍性。《太平寰宇记》载，雍州生产隔纱，华州土产绵、绢，陕西土产丝、绢，虢州土产方纹绩、花纱、绢。《元丰九域志》载，宋神宗时陕西除土贡以外，又多了绸，渭州也贡绸。到北宋后期，那、宁二州又以出产绵绸而闻名于世，⑤可知陕西丝织业生产范围广大。丝织品贸易在陕西商业中有重要地位，流通量很大，仅渭州潘原县郭下就有“丝绢行人”十余家⑥，从侧面反映了陕西丝织业的发展状况。麻布业也有一定规模，仅《太平寰宇记》所载，就有凤翔土产麻布、松布，泾州土产布，原州、宁州、舫州皆产布，庆州则土产胡女布。
陕西纺织业的强项是毛纺织业，是宋代毛纺织业最发达之地。《鸡肋编》卷上载：“泾州虽小儿皆能捻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值)铁钱至四百千。”当时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最低时为20∶1，四百千至少则为铜钱二十千。而当时全国绢价一般为每匹两千⑦，则一匹方胜花比其高出10倍。另据叶梦得言，凤翔、眉县生产一种用茸毛织成的带——滔，“滔一有值十余千者”⑧，反映出陕西毛纺织品的多样化和高昂的价格。《元丰九域志》载，各地土贡毛纺织品者有九州，其中七州在陕西，贡靴毡、紫茸毡、毡、毛既、紫茸毛既、白毡六种，可知产地多、品种丰富。陕西的毛纺织业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从而发展了地方经济，强化了地方经济的优势。
手工业的繁荣，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陕西商业繁荣，可在商税数上得到一定反映。熙宁七年，陕西商税为742021贯，在全国十八路中居第五位，约占全国总数的9.6%。⑨需要指出的是，这只反映了一般的商业活动，不包括特殊商业活动。作为边防地区，陕西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很频繁，既有官方组织的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贸易和秦州的茶马贸易，更有民间的互市贸易；不但与党项等少数民族交换商品，一向还与西域诸国有贸易传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⑩这就丰富了陕西经济，增强了其经济活力。如张载所言：“陕西一路，射入之饶，商市之富，自来亦赖戎夷博易之便。”(11)主要在沿边地区由官方经营的回图贸易，是陕西商业的另一特殊形态，这种贸易是官方为筹集军费而进行的，或开设店铺，或长途贩运，投入资金很多。如熙宁十年，熙河“诸州军公使库，共借给籴钱二十万余缗回易取利”(12)，大大增加了陕西的贸易活动量。由于回图贸易是官商而不纳商税，所以前述陕西商税所反映的贸易额并没有包括这一部分。
陕西商业发展的另一种形态是和买—官民贸易很兴盛。和买是宋代重要的经济制度，主要是官方向民间购买粮食等军需物品。陕西驻军最多，故而和买最突出，数额很大。如元祐时，秦州一次即和买民粟百余万斛，(13)一州和买之粮相当于江东或江西一年的上供粮额，相当于湖南、湖北两路一年的上供粮额。在景佑年间，陕西一般每年需和买粮草750万石束(14)，在陕西粮草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类贸易也是不纳商税的。
在宋代陕西经济的发展中，关西的凤翔府有突出的地位，而商人焦大郎就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自己的仁爱善良。
二、凤翔商人焦大郎的经营事迹
宋人洪迈在所撰《夷坚志》中记述了焦大郎的经营事迹：
“满生大卿者，失其名，世为淮南望族。生独跅驰不羁，浪游四方。至郑圃依豪宅，久之，觉主人倦客，闻知旧出镇长安，往投谒，则已罢去。归次中牟，适故人为主簿，赒之不能足，又转而西抵凤翔，穷冬雪寒，饥卧寓舍。邻叟焦大郎见而恻然，饭之，旬日不厌。生感幸过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馀，哀君逆旅披猖，故量力相济，非有他意也。’生又拜誓，异时或有进，不敢忘报。自是日谐其家，亲昵无间，杯酒流宕，辄通其室女，既而事露，惭愧无所容。大郎叱责之曰：‘吾与汝本不相知，过为拯拔，何期所为不义若此?若能遂为婚，吾亦不复言。’生叩头谢罪，愿从命。暨成婚，夫妇相得甚欢。
居二年，中进士第，甫唱名，即归绿袍槐简，跪于外舅前，邻里争持羊酒往贺，歆艳夸诧。生连夕燕饮，然后调官，将戒行，谓妻曰：‘我得美官，便来取汝，并迎丈人俱东。’焦氏本市井人，谓生富贵可俯拾，便不事生理，旦厚赆厥婿，赀产半空。生至京，得东海尉，会宗人有在京者，与相过，喜其成名，拉之还乡……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壮而未娶，宜为嗣续计，吾为汝求宋都朱从简大夫次女，今事谐矣。汝需次尚岁余，先须毕姻，徐为赴官计。’叔性严毅，历显官，且为族长，生素敬畏，不敢违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惧。数日，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从礼合，况门户寒微，岂真吾偶哉!异时来通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妆奁甚富，生大惬适。凡焦氏女所遗香囊巾帕，悉焚弃之，常虑其来，而杳不闻问，如是二十年。累官鸿胪少卿……焦氏女抱恨而死，大郎相继沦没。”(15)
据上可知，焦大郎本为凤翔城里的小本商家，为人忠厚善良。见江南望族没落子弟满少卿者，饥寒于旅舍，动了恻隐之心，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酒饭相招，量力相济，表现了秦人厚重善良、宅心仁厚的本性。就是在满生多行不义、通其室女的情况下，为顾颜面而忍气吞声，将女儿嫁于满生，将陕西人讲礼知丑的生存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满生进士及第后，焦大郎为女儿的幸福计，将半生的经商积蓄都厚赠其婿，搞得自己“赀产半空”。不料，满生得官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逢迎高门，“凡焦氏女所遗香囊巾帕，悉焚弃之，常虑其来，而杳不闻问”，致使焦氏女遗恨终生，“满生受我家厚恩，而负心若此”，抱恨而死，焦大郎亦“相继沦没”，演绎了人间悲剧。这便为明清以后秦腔多有《秦香莲》、《薄情郎》等戏剧的出现作了事实上的准备。
三、焦大郎经营悲剧的历史意义
焦大郎的经营悲剧至少说明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秦商的仁义善良。陕西皇天后土，田土衍沃，土地的中和性质，造就了秦人宽厚善良的心怀和扶贫济难的行为特点。陕西“因喉回服，襟带神皋，田畴上艘，民物丰富”；凤翔府更是“壤地饶沃，四川如掌，长安犹所不逮。岐山之阳，盖周原也，平山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禾尤盛”(16)。这种风调雨顺、衣食易足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秦人海纳百川的宽厚胸怀，形成“守望相助，饭食相招”的惜友好客的生活方式。而陕西十三朝文明古都的精神化育，也培植了秦人天下一家、扶危济贫的善良心怀，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然慷慨解囊，救人于水火危难之间，并且不求任何回报。真如焦大郎所说的那样：“吾非有馀，哀君逆旅披猖，故量力相济，非有他意也。”这是何等的宅心仁厚，大义天鉴。就是在满生中举得官之时，陕西商人依然“厚赆厥婿，赀产半空”，将自己半生的心血赋予他人，助其赴任为宦。这又是何等的善良厚道，心怀坦荡。尽管后因满生的忘恩负义而家破人亡，但陕西人心怀大义，不期回报的精神日月可鉴，成为秦商发展不竭的动力。
第二，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就是到宋代，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商人仍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那个受焦大郎再生之恩的满生，所以后来背信弃义，还是因为嫌弃焦大郎“门户寒微”，不如“朱女美好，而妆奁甚富”，可惜焦大郎半世艰辛，毁之于忘恩负义之徒，自己反落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悲凉下场。这种情况在宋代随处可见。宋代大文豪石曼卿与秘演交情甚厚，有一富商牛某，仅“房缗日数十千”，但社会地位低下，“虽薄有赀产，而身迹尘贱”，想附庸风雅，请文人秘演为其联络石曼卿。石曼卿因嫌其身份低微，不屑于见。牛某以“宫醪十石”的厚礼求见，礼品之丰厚出乎石曼卿的意料，但对牛某的身份仍然不屑，出于礼节，不得已请进家门，牛某趁机邀请石曼卿到家中豪宅一叙。第二天，石曼卿与秘演二人在牛某家中“高歌褫带，饮至景落”。石曼卿诗兴大发，要提笔记事，此时在一旁陪侍了一天的牛某谦恭地请求“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曼卿无法，只好以“牛某捧砚”的戏谑口吻拒绝了牛某的请求。(17)丰厚款待、小心伺候都不能得到文人名士的认可，商人地位的卑微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主流社会对商人的地位不予认可，就是商人本身对自己的正当行为也缺乏职业自信。宋代商人李迁“贾江湖，岁一贾，其入数千万。迁之谋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劳者得其厚，用力偷者得其薄。以其得之丰约，必视其用力多少而必当，然后各食其力而无惭焉。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夫琢磨煎炼，调筋柔革，此工之尽力也，斤斫锄夷，畎亩树艺，此农之尽力也。然其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徒幸事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奇赢，游嬉以浮于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8)说明连商人自己对本业的合理利润都表示怀疑，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商人缺乏职业自尊与自信的精神状态。焦大郎的悲剧就可以得到合理的阐释了。
①张埙：《吉金贞石录》，国家图书馆藏本，卷17，《宋浴室院碑》。
②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南京图书馆藏本，卷4，《大宋口(陕)州茵城县塔寺创修法堂记》。
③吕祖谦：《宋文鉴》，《四部丛刊》本，卷4。
④李复：《橘水集》，关中丛书本，卷16。
⑤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上。
⑥韩琦：《韩魏公集》，康熙四十八年刻本，卷11，《家传》。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089页。
⑧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1。
⑨程民生：《北宋商税统计及简析》，《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3期。
⑩《宋会要》，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37，《食货》。
(11)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卷285。
(13)《宋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34，《吕大防传附吕忠传》。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卷114。
(15)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0-1651页。
(16)郑刚中：《西征道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卷。
(17)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页。
(18)欧阳修：《文忠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126，“李迁”。
一、宋代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宋代，由于京都东移，陕西为安西路，是确保帝国西线安全的边防前线，因此，陕西经济的发展一直在朝廷的关注之下。据程民生先生的研究，宋代陕西的工农商业都在发展之中。
陕西腹心之地关中，土地肥沃，《宋史·地理志三》指出：“霭时旨京兆府(指凤翔府)南山(指终南山，京兆、凤翔一带)，土地膏沃，二渠灌溉，兼有其利。”如京兆府之兴平县：“因喉回服，襟带神皋，田畴上膄，民物丰富。”①凤翔府据郑刚中《西征道里记》载：“壤地饶沃，四川如掌，长安犹所不逮。岐山之阳，盖周原也，平山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禾尤盛。”关中东部的陕西韩城县，“介于中条、大河之间，其土膏腴”②。八百里秦川，自古即是天府之国，宋代仍是富饶之地，“号称陆海”③。
手工业方面，先看矿冶业。据《宋会要·食货》所载，元丰元年各地矿产课额，陕西有银38186两，占全国总额的14.8%；铅2482482斤，占总额的34.9%；水银2078斤，占总额的61.8%；铁240918斤，占总额的4.3%；另有一些铜、金、锡等金属矿产。由此可见，陕西的矿产业在全国居重要地位。
再看纺织业，也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李复言说“秦、熙、汫、陇间丝宛转听车声”④，说明了这一带丝织业的普遍性。《太平寰宇记》载，雍州生产隔纱，华州土产绵、绢，陕西土产丝、绢，虢州土产方纹绩、花纱、绢。《元丰九域志》载，宋神宗时陕西除土贡以外，又多了绸，渭州也贡绸。到北宋后期，那、宁二州又以出产绵绸而闻名于世，⑤可知陕西丝织业生产范围广大。丝织品贸易在陕西商业中有重要地位，流通量很大，仅渭州潘原县郭下就有“丝绢行人”十余家⑥，从侧面反映了陕西丝织业的发展状况。麻布业也有一定规模，仅《太平寰宇记》所载，就有凤翔土产麻布、松布，泾州土产布，原州、宁州、舫州皆产布，庆州则土产胡女布。
陕西纺织业的强项是毛纺织业，是宋代毛纺织业最发达之地。《鸡肋编》卷上载：“泾州虽小儿皆能捻茸毛为线，织方胜花。一匹重只十四两者，宣和间，一匹(值)铁钱至四百千。”当时铁钱与铜钱的比价最低时为20∶1，四百千至少则为铜钱二十千。而当时全国绢价一般为每匹两千⑦，则一匹方胜花比其高出10倍。另据叶梦得言，凤翔、眉县生产一种用茸毛织成的带——滔，“滔一有值十余千者”⑧，反映出陕西毛纺织品的多样化和高昂的价格。《元丰九域志》载，各地土贡毛纺织品者有九州，其中七州在陕西，贡靴毡、紫茸毡、毡、毛既、紫茸毛既、白毡六种，可知产地多、品种丰富。陕西的毛纺织业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良好作用，从而发展了地方经济，强化了地方经济的优势。
手工业的繁荣，为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陕西商业繁荣，可在商税数上得到一定反映。熙宁七年，陕西商税为742021贯，在全国十八路中居第五位，约占全国总数的9.6%。⑨需要指出的是，这只反映了一般的商业活动，不包括特殊商业活动。作为边防地区，陕西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贸易很频繁，既有官方组织的保安军、镇戎军榷场贸易和秦州的茶马贸易，更有民间的互市贸易；不但与党项等少数民族交换商品，一向还与西域诸国有贸易传统。“秦凤一路与西蕃诸国连接，蕃中物货四流而归于我者，岁不知几百千万，而商旅之利，尽归民间。”⑩这就丰富了陕西经济，增强了其经济活力。如张载所言：“陕西一路，射入之饶，商市之富，自来亦赖戎夷博易之便。”(11)主要在沿边地区由官方经营的回图贸易，是陕西商业的另一特殊形态，这种贸易是官方为筹集军费而进行的，或开设店铺，或长途贩运，投入资金很多。如熙宁十年，熙河“诸州军公使库，共借给籴钱二十万余缗回易取利”(12)，大大增加了陕西的贸易活动量。由于回图贸易是官商而不纳商税，所以前述陕西商税所反映的贸易额并没有包括这一部分。
陕西商业发展的另一种形态是和买—官民贸易很兴盛。和买是宋代重要的经济制度，主要是官方向民间购买粮食等军需物品。陕西驻军最多，故而和买最突出，数额很大。如元祐时，秦州一次即和买民粟百余万斛，(13)一州和买之粮相当于江东或江西一年的上供粮额，相当于湖南、湖北两路一年的上供粮额。在景佑年间，陕西一般每年需和买粮草750万石束(14)，在陕西粮草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类贸易也是不纳商税的。
在宋代陕西经济的发展中，关西的凤翔府有突出的地位，而商人焦大郎就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自己的仁爱善良。
二、凤翔商人焦大郎的经营事迹
宋人洪迈在所撰《夷坚志》中记述了焦大郎的经营事迹：
“满生大卿者，失其名，世为淮南望族。生独跅驰不羁，浪游四方。至郑圃依豪宅，久之，觉主人倦客，闻知旧出镇长安，往投谒，则已罢去。归次中牟，适故人为主簿，赒之不能足，又转而西抵凤翔，穷冬雪寒，饥卧寓舍。邻叟焦大郎见而恻然，饭之，旬日不厌。生感幸过望，往拜之。大郎曰：‘吾非有馀，哀君逆旅披猖，故量力相济，非有他意也。’生又拜誓，异时或有进，不敢忘报。自是日谐其家，亲昵无间，杯酒流宕，辄通其室女，既而事露，惭愧无所容。大郎叱责之曰：‘吾与汝本不相知，过为拯拔，何期所为不义若此?若能遂为婚，吾亦不复言。’生叩头谢罪，愿从命。暨成婚，夫妇相得甚欢。
居二年，中进士第，甫唱名，即归绿袍槐简，跪于外舅前，邻里争持羊酒往贺，歆艳夸诧。生连夕燕饮，然后调官，将戒行，谓妻曰：‘我得美官，便来取汝，并迎丈人俱东。’焦氏本市井人，谓生富贵可俯拾，便不事生理，旦厚赆厥婿，赀产半空。生至京，得东海尉，会宗人有在京者，与相过，喜其成名，拉之还乡……到家逾月，其叔父曰：‘汝父母俱亡，壮而未娶，宜为嗣续计，吾为汝求宋都朱从简大夫次女，今事谐矣。汝需次尚岁余，先须毕姻，徐为赴官计。’叔性严毅，历显官，且为族长，生素敬畏，不敢违抗，但唯唯而已，心殊窘惧。数日，忽幡然改曰：‘彼焦氏非从礼合，况门户寒微，岂真吾偶哉!异时来通消息，以理遣之足矣。’遂娶于朱。朱女美好，而妆奁甚富，生大惬适。凡焦氏女所遗香囊巾帕，悉焚弃之，常虑其来，而杳不闻问，如是二十年。累官鸿胪少卿……焦氏女抱恨而死，大郎相继沦没。”(15)
据上可知，焦大郎本为凤翔城里的小本商家，为人忠厚善良。见江南望族没落子弟满少卿者，饥寒于旅舍，动了恻隐之心，在自己并不宽裕的情况下，酒饭相招，量力相济，表现了秦人厚重善良、宅心仁厚的本性。就是在满生多行不义、通其室女的情况下，为顾颜面而忍气吞声，将女儿嫁于满生，将陕西人讲礼知丑的生存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满生进士及第后，焦大郎为女儿的幸福计，将半生的经商积蓄都厚赠其婿，搞得自己“赀产半空”。不料，满生得官后，忘恩负义，停妻再娶，逢迎高门，“凡焦氏女所遗香囊巾帕，悉焚弃之，常虑其来，而杳不闻问”，致使焦氏女遗恨终生，“满生受我家厚恩，而负心若此”，抱恨而死，焦大郎亦“相继沦没”，演绎了人间悲剧。这便为明清以后秦腔多有《秦香莲》、《薄情郎》等戏剧的出现作了事实上的准备。
三、焦大郎经营悲剧的历史意义
焦大郎的经营悲剧至少说明了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秦商的仁义善良。陕西皇天后土，田土衍沃，土地的中和性质，造就了秦人宽厚善良的心怀和扶贫济难的行为特点。陕西“因喉回服，襟带神皋，田畴上艘，民物丰富”；凤翔府更是“壤地饶沃，四川如掌，长安犹所不逮。岐山之阳，盖周原也，平山尽处，修竹流水，弥望无穷，农家种禾尤盛”(16)。这种风调雨顺、衣食易足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秦人海纳百川的宽厚胸怀，形成“守望相助，饭食相招”的惜友好客的生活方式。而陕西十三朝文明古都的精神化育，也培植了秦人天下一家、扶危济贫的善良心怀，在自己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依然慷慨解囊，救人于水火危难之间，并且不求任何回报。真如焦大郎所说的那样：“吾非有馀，哀君逆旅披猖，故量力相济，非有他意也。”这是何等的宅心仁厚，大义天鉴。就是在满生中举得官之时，陕西商人依然“厚赆厥婿，赀产半空”，将自己半生的心血赋予他人，助其赴任为宦。这又是何等的善良厚道，心怀坦荡。尽管后因满生的忘恩负义而家破人亡，但陕西人心怀大义，不期回报的精神日月可鉴，成为秦商发展不竭的动力。
第二，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就是到宋代，商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商人仍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那个受焦大郎再生之恩的满生，所以后来背信弃义，还是因为嫌弃焦大郎“门户寒微”，不如“朱女美好，而妆奁甚富”，可惜焦大郎半世艰辛，毁之于忘恩负义之徒，自己反落了一个家破人亡的悲凉下场。这种情况在宋代随处可见。宋代大文豪石曼卿与秘演交情甚厚，有一富商牛某，仅“房缗日数十千”，但社会地位低下，“虽薄有赀产，而身迹尘贱”，想附庸风雅，请文人秘演为其联络石曼卿。石曼卿因嫌其身份低微，不屑于见。牛某以“宫醪十石”的厚礼求见，礼品之丰厚出乎石曼卿的意料，但对牛某的身份仍然不屑，出于礼节，不得已请进家门，牛某趁机邀请石曼卿到家中豪宅一叙。第二天，石曼卿与秘演二人在牛某家中“高歌褫带，饮至景落”。石曼卿诗兴大发，要提笔记事，此时在一旁陪侍了一天的牛某谦恭地请求“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曼卿无法，只好以“牛某捧砚”的戏谑口吻拒绝了牛某的请求。(17)丰厚款待、小心伺候都不能得到文人名士的认可，商人地位的卑微可见一斑。
其实，不仅主流社会对商人的地位不予认可，就是商人本身对自己的正当行为也缺乏职业自信。宋代商人李迁“贾江湖，岁一贾，其入数千万。迁之谋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劳者得其厚，用力偷者得其薄。以其得之丰约，必视其用力多少而必当，然后各食其力而无惭焉。士非我匹，若工农则吾等也。夫琢磨煎炼，调筋柔革，此工之尽力也，斤斫锄夷，畎亩树艺，此农之尽力也。然其所食皆不过其劳。今我则不然，徒幸事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奇赢，游嬉以浮于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则过之，我有惭于彼焉。’”(18)说明连商人自己对本业的合理利润都表示怀疑，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商人缺乏职业自尊与自信的精神状态。焦大郎的悲剧就可以得到合理的阐释了。
①张埙：《吉金贞石录》，国家图书馆藏本，卷17，《宋浴室院碑》。
②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南京图书馆藏本，卷4，《大宋口(陕)州茵城县塔寺创修法堂记》。
③吕祖谦：《宋文鉴》，《四部丛刊》本，卷4。
④李复：《橘水集》，关中丛书本，卷16。
⑤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2004年版，卷上。
⑥韩琦：《韩魏公集》，康熙四十八年刻本，卷11，《家传》。
⑦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下册，第1089页。
⑧叶梦得：《石林燕语》，中华书局1984年版，卷1。
⑨程民生：《北宋商税统计及简析》，《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3期。
⑩《宋会要》，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37，《食货》。
(11)张载：《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泾原路经略司论边事状》。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卷285。
(13)《宋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34，《吕大防传附吕忠传》。
(1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9年版，卷114。
(15)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50-1651页。
(16)郑刚中：《西征道里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上卷。
(17)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页。
(18)欧阳修：《文忠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卷126，“李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