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输粟换引的富平大引商——李月峰
在明代初年，八百里秦川走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业军团——陕西商帮。陕西商帮就是充分利用明政府对陕西的“食盐开中”、“茶马交易”政策，以陕西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以会馆为办事机构所形成的商业集团。而此间，富平商人李月峰是最具有标志性的人物之一。
一、明代陕西的边疆形势与明政府的“食盐开中”政策
明代陕西由国都被边缘化为边疆地区。明代初年，明政府在陕西设“陕西布政使司”，管辖陕西全境与甘肃大部，统八府21属州95属县。这八府是：西安府、凤翔府、延安府、汉中府、平凉府、临洮府、庆阳府、巩昌府。
明代初年，对新生的朱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是西北边患。一则盘踞在陕西边疆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反扑，特别是扩廓帖木儿，拥有“骑兵十万，步兵倍之”①，屡犯兰州等地，并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元太尉纳哈遥相呼应，分三路钳制明军，甚至兵临通州，直逼北平。二则西北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西番”)对新政权怀有疑虑，有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这一边疆形势，迫使明朝政府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中央政府对地处西北边防前线的陕西布政使司予以高度重视。为了防御鞑靼族入侵和威慑西番各族，明政府于沿边各处设九边镇驻扎大量军队，以拱卫中原。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这四镇是“榆林镇，领6营28堡；宁夏镇，领2卫，4所；固原镇，领3卫4所16营堡；甘肃镇，领13卫61所1关51营堡。②共驻军二十四卫马步军一十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马八千三百七十一匹”。尔后又把陕西防区扩大到“三边”，即“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总计兵二十余万，马十余万匹”③，并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在边荒地区驻守数量庞大的军队，仅“一岁当粮数千百计”④。
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明政府除发动屯兵自种，实行军屯外，又令外方转输，“每年户部送江南诸处折粮银十万两，前来辏用”，⑤仍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长途转运，路远费繁，政府财政难以支持。这便迫使明政府不得不设计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来解决边防军的供应问题，于是就有洪武三年“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洪武三年，“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⑥。食盐开中政策起初比较粗疏，仅是“召商输粮”，由官府出粮，召商人运送到边关，盐引是支付商人的运价，目的是利用商人之力解决官府转输军粮“路远费繁”的问题。但由于盐引价高，当时商人运一石甚至几石米到边地才给一小引，而洪武时每石米值银一两，商人在引地以现银买引，“每小引纳银八分”，合粮才八升，运粮换引不如花钱买引来的便宜并可免受路途风寒之苦，商人运粮没有积极性。为了刺激商人转输粮草的积极性，洪武二十年由“召商输粮”转变为“纳粟中盐”，即由商人自购米粮运送各仓，然后用粮价、运费交换盐引，遂使食盐开中有了独立的经济意义。洪武二十年，“大宁军储不给，请令商人纳粟中盐，粟五斗给浙盐一引”⑦，并于洪武二十八年正式规定《开中纳米则例》：“出榜招商，于缺粮仓分上交纳，先编制勘合并底薄，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所……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引盐数目，付客商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照数征盐。”⑧自此成为定制。
这一召商中盐政策，转变了“官盐铁”的食盐专卖制度，使一般商人得以参与食盐买卖，并充分照顾到商人的利益。一则，米商“率视时缓急，米价高下，中纳者有利否，而定”。洪武永乐时，边商盐引1引，输粟1斗5升，小米不过4斗，商利甚巨。二则，“召商中淮浙、长芦盐以纳之……因淮盐价贵，商多趋之”，商人中盐，上下交利，乐于转输，国家出盐，军储充足，实现了“盐法边计，相辅相成”的政策目的。因此，“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⑨。
“食盐开中”政策率先行于陕西。据《盐法通志》载：“洪武三年九月始募商纳米中盐。中书省言陕西、河南军储请募商人输粮而于之盐。凡河南府1石5斗，开封府及陈桥仓2石5斗，西安府1石3斗者，并给淮浙盐1引……凡输米西安凤翔二府2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2石5斗，浦解陕西3石者，并给解盐1引……诏悉从之，凡召商输粮给以盐引，谓之开中。”⑩
在“食盐开中”利润刺激下，陕西商民发挥道便费省、土厚水深、挖掘土窖宜藏谷粟的经济优势，纷纷“率先趋中”，走上纳粟贩盐的经商道路，被称为“运粮大军”。许多陕西商人因此而成为财雄广陵的大盐贾，从而使陕西商人在明代盐业贸易领域率先崛起。当时全国各大盐场均有陕西商人的活动，在两淮盐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11)，陕商势力位列三帮之首；在四川盐场“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之民”；在长芦盐场，盐分五纲，山陕盐商占其四”(12)。这说明，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政策，为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的崛起提供了第一个历史机遇，使他们在输粟换引中率先“冲出潼关，走向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商帮。
而富平商人李月峰，则是利用“食盐开中”政策迅速发财致富的大引商，并为明代初年陕西商帮的兴起提供了最典型的个案佐证。
二、李月峰的输粟换引发家概况
李月峰输粟换引发家概况在其后人陕西著名学者李因笃的《受祺堂集》里有所记载：
“月峰公起为边商，输粟延安之柳树涧……通行淮扬”(13)，后又“种粟塞下，擅素封，历二百年……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14)。
据此可知，李月峰家是山西洪洞县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县今薛镇韩村。明代初年，他利用开中制提供的政策机遇，开始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起初，主要是输粟延安柳树涧堡，满足军营的粮草所需。柳树涧堡当时是延绥镇下辖定边营的一个重要城堡，在陕北很有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是柳树涧堡人。而当时柳树涧堡驻扎着大量兵士与马匹，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当时柳树涧堡1192名兵士，军粮所需每年输粮“数千万石”，并“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如此巨额的粮草转输，以一家之力量必有困难，李月峰便联引富平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共诏边事”，共同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他们动员各家能够动员的经商人手，将家中储藏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盐引，然后持盐引到淮阳盐场去贩盐，“通引淮扬”，成为扬州城里的大盐商，当时也叫“大引商”，并且，从此以后他们四家“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成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15)。这就充分显露了乡党“互相联引”在商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里一个“共诏边事”，一个“世相婚姻”，既是乡党，又是亲缘，为我们提供了陕西商帮产生最直接的个案材料支撑。因为明代产生的商帮，就是通过乡党互相联引而形成的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组成的商人集团，这在当前中国商帮的研究中尚属首例。李月峰的崛起，也说明了陕西商帮是明代初年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
“食盐开中”政策执行的初期，由商人自筹米粮，运边换引，仍存在比较成本的矛盾，“商欲远载于产米之处，费既不支，欲就籴于少米之乡，则价将益踊”(16)。为了解决自输米粮路远费繁的问题，陕西商人机智地利用明政府“令近边荒闲田地得以开垦，使为永业”(17)的召民屯垦政策，自出财力在边地屯种得粮，就地输仓换引，这即是明代边地上的“商屯”。李月峰适应这一变化，“种粟塞下”，在边地召民垦种。当时陕西商人屯种塞上形式多样，或是“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或是驱其家人戚属移垦边地“逆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或是招佃屯卒，放贷收息。无论哪种办法都增加了边地的粮食供应，使边地大垦，边储以足。明人霍韬记述陕西三边商屯的盛况是“富商巨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粮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栽粟屡盈”(18)。《秦疆治略》作者则进一步总结说，这都是“商人输粟之功也”(19)。
到成化三年，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户部尚书叶淇实行“运司纳银”的变法，即停止输粮边地换取盐引的做法，而是改为“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20)，即为“花钱买引”。在这种办法下，不需要用粮食换取盐引，使屯种塞上、耕稼积粟即失去其经济意义。因而“商垦塞下者因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扬州以便盐”(21)，在边地种粟的陕西商人纷纷移家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李月峰家也是如此，他家在扬州贩盐成富，“擅素封，历二百年……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成为扬州著名的西北盐商。后来，《清史稿·李因笃列传》也回忆李家的发家史是“李因笃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县今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的延安、定边、安边一带”(22)。
三、李月峰的成功经验
明政府首先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为陕西商民通过输粟换引走上致富道路提供了历史机遇。但在这种历史机遇下，并非每个人都能抓住机遇，也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迎接挑战。李月峰的成功，正在于他具备了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素质并适应了西部贸易条件的需要，才取得了经营的成功。
(一)趁势而起，武艺高强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要有把握商机的眼光和能力。李月峰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抓住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力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家中的粮食贩到边关，换取盐引，走上经商致富的道路。而且，在输粟换引的过程中，他能够从比较成本的需要出发，从输粟换引转变为种粟塞下，在边地召民垦种，以粮换引，进一步降低了运粮和买粮的成本，所以获大利。以明初淮引利厚，每引赚七、八倍的利润计算，并以李月峰“输粟延安……数千万石”(23)个案材料中的1万石计，折银2.5万钱可换盐引3万，卖于内商按7倍利计，可得银21万钱，所以李家“擅素封”，“财雄里中”，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其富厚连官府都为之咋舌。李月峰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顺时趋势，当转输大量粮食到边关，动辄“数千万石”，以自家一家的力量力有不逮时，能主动联络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以亲缘和乡缘关系为纽带，互相联引，共同走上合伙经商的道路，创造性地开发了中国商业史上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合伙制”新兴经营模式，为而后陕西商人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起了奠基的作用。这是李月峰及其“富平北乡四大富户”对中国明清以来的商业发展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
上述这些具有历史创造性的商业活动，在当时的陕西商人中并不是少数。而李月峰的特点在于他武艺高强，“任侠好施，善骑射”，有一身好武功，能拉动六石的硬弓，且箭不虚发，这在当时的长途贩运商业经营中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当时，从关中富平贩运粮食到定边营的柳树涧堡，路途上千里，翻山越岭，黄尘没道，风餐露宿，条件极其艰苦。清人无名氏曾写过一首《七笔勾》，真实记录了当时西部艰苦的生活状况，不烦赘录：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去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油灯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沙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腥膻乎乎口，面皮晒铁锈，黑漆钢叉手，驴蹄宽而厚，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24)。
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驱驴赶驼，跨州越县，没有强毅果敢、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无法迈开贸易步伐的。而且，当时从关中到陕北，千沟万壑，盗贼蜂起，道路不靖，加之沟壑纵横，官府征剿不易，使这一地区土匪横行，携财辇货的商人常常是他们追讨的对象，没有一身是胆、勇敢搏杀的英雄气概，便无法走上西行的贸易征途。而李月峰恰恰有一身过硬武功，他“挽强弓，乘骏马”，穿梭于边塞大地，在通往塞北的道路上英名远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号或假借其名号以自免”(25)，成为陕西商人的保护神。这一优秀的素质，使李月峰可以坦然面对西部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不畏强暴，扬鞭走马，在输粮换引的过程中发家致富，取得了经营的成功，从而揭示了登上历史舞台的陕西商帮一开始就带有武装贸易的“西商”性质。
(二)富而报国，热心公益
秦汉以来，由于十三朝国都的地位和天下首善之区的文化培育，使陕西商人形成了浓厚的“家国一体”意识，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与国家需求联系起来，从国家发展中正确看待自己的发家致富过程，形成了浓郁的“报恩”意识，发财不忘国家，致富不忘乡邻，表现了很高的商业自觉和职业自尊。
李月峰深知自己“擅素封”，“财雄里中”是由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引导的结果，因此，他经常教导家人，富而多思国家，发财不欺乡邻，教育子孙多做有利于国家和乡邻的善事，懂得报恩，热心家乡建设。明万历年间，为巩固边防建设，陕西布政使司让李家“输金助边”，司大夫询其数，其子李尽心曰“唯命”，意思是官府让出多少银两就出多少。“初望其出五十金，”李摇头说“太少”，后李尽心说“出千金”，“司大夫疑其有狂疾”(主管官员以为他发疯了，简直不敢相信)，“而公竟出万金纳诸司库”(26)，表现了陕西商人知恩图报的拳拳爱国之心。
热心公益、结缘乡党是明代陕西商人的优秀品质。明代输粟边塞、发家致富的陕西商人，遵循“发财不归故里，如锦衣夜行”的古老哲学，将在扬州赚取的盐业利润一部分，投资于家乡的公益建设，使乡党四邻深受其惠，从而博取“乐善好施”的良好家声。李月峰发财后，见家乡通向县城的渭河石桥坍塌，不利行人过往，便“捐资擎石”(27)，重葺县北石桥，为富平人民所津津乐道。
(三)耕读传家，英才辈出
李月峰等作为明代第一批利用政府“开中制”进城经商的农民，不可能立即脱离与土地的关系，并且在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体制下，进城经商的农民只是把经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最终他们还是将商业利润转化为了土地投资。因为在重农体制下，经营农业远比经营商业来得保险。魏晋南北朝时，大地主王慧“求田问舍”，其弟王鉴问其曰：“何田之有?”王慧答曰：“无田何以得食，故而‘福’从田。”(28)这就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定势。尤其是陕西关中的农民，他们与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联系，“以商求富，以农守之”是他们无法逆转的经营选择。第一代输粟换引，贩盐发家的陕西商人，也无法摆脱这种际遇的历史羁绊。李月峰发家后，依然在家乡置买田产，初有“宅一区田二百亩，其后……经营生殖至八九百亩”(29)。后来将其扩大到他所经商的各个地方，“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美田与芦场独多”(30)。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社会，科举从儒依然是人们首选的生活目标，“课奴隶耕作，教子弟读书”是陕西人理想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下，商人们也期盼子弟通过读书来谋得一官半职，从而改变被社会歧视的家族地位。因此，陕西关中人多形成“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李月峰发家后，不仅自己“通引淮扬给冠带”(31)，求得一定官职，还多教育子弟业儒读书，使李家后人多走上业儒治学的道路。如清初陕西著名文人、思想家李因笃其父“名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32)，成为富平著名文化人。其子李因笃更是“明庠生。博学强记，贯串注疏……因笃深於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33)他是明末陕西的大儒和“关学”的积极推广者。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为延揽人才，缓和与汉族人士的敌对情绪，巩固统治基础，开博学鸿儒科，诏举文行兼优之士。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李因笃，因笃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然而，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因笃不从，以死抗拒，后在母亲的规劝下，于秋季涕泣登程。第二年春，李因笃扶病考试，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晚明史。因笃自抵都以至授职后，以母老孤丁，无所依托为由，屡次具呈上疏，先后上疏陈情37次。人云，《告终养疏》其文情词恳切，可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其父可追班马，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疏文，深为所动，遂准许他的请求。离京那天，京师士大夫数百人为其送行，朱彝尊“祖饯于慈仁寺，挥泪而行”，龚鼎孽为其题写“西京文章领袖”的堂匾赠行。当时他与周至李二曲、华阴王山史、三原孙豹人，被王渔洋(士真)誉为“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不受清廷笼络的“关中四君子”(34)。在他身上强烈地体现着陕西商人长期形成的“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和陕西人注重节操的优秀品质。
①《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32。
②方孔炤：《全边纪略》，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4页。
③方孔炤：《全边纪略》，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3页。
④方孔炤：《全边纪略》，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31页。
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6，第357页。
⑥张延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⑦《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条。
⑧《万历会典》，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34，《盐法》。
⑨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⑩丁宝桢：《盐法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55，第7页。
(11)万历《扬州府志》，万历年间刻本，卷首。
(12)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13)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14)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63页。
(15)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63页。
(16)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49，第53页。
(17)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49，第11页。
(18)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86。
(19)卢坤：《秦疆治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20)《盐法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55，第7页。
(21)张万寿：《扬州府志》，万历年间刻本，卷8，第3页。
(22)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
(23)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24)嘉庆《定边县志》，道光十三年刊本，卷4，《艺文》。
(25)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26)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51页。
(27)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51页。
(28)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29)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15页。
(30)李因笃：《续刻受棋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63页。
(31)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32)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267。
(33)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267。
(34)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267。
一、明代陕西的边疆形势与明政府的“食盐开中”政策
明代陕西由国都被边缘化为边疆地区。明代初年，明政府在陕西设“陕西布政使司”，管辖陕西全境与甘肃大部，统八府21属州95属县。这八府是：西安府、凤翔府、延安府、汉中府、平凉府、临洮府、庆阳府、巩昌府。
明代初年，对新生的朱明王朝威胁最大的是西北边患。一则盘踞在陕西边疆的元朝残余势力伺机反扑，特别是扩廓帖木儿，拥有“骑兵十万，步兵倍之”①，屡犯兰州等地，并与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元太尉纳哈遥相呼应，分三路钳制明军，甚至兵临通州，直逼北平。二则西北其他少数民族(主要是“西番”)对新政权怀有疑虑，有不断增长的离心倾向。这一边疆形势，迫使明朝政府把边防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北，中央政府对地处西北边防前线的陕西布政使司予以高度重视。为了防御鞑靼族入侵和威慑西番各族，明政府于沿边各处设九边镇驻扎大量军队，以拱卫中原。其中榆林、宁夏、固原、甘肃四镇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这四镇是“榆林镇，领6营28堡；宁夏镇，领2卫，4所；固原镇，领3卫4所16营堡；甘肃镇，领13卫61所1关51营堡。②共驻军二十四卫马步军一十四万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马八千三百七十一匹”。尔后又把陕西防区扩大到“三边”，即“东自延绥黄甫川，西抵甘肃嘉峪关，西南抵洮岷，远接四川松茂，延长数千里，总计兵二十余万，马十余万匹”③，并设“三边总督”驻节固原。在边荒地区驻守数量庞大的军队，仅“一岁当粮数千百计”④。
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明政府除发动屯兵自种，实行军屯外，又令外方转输，“每年户部送江南诸处折粮银十万两，前来辏用”，⑤仍不能满足需要。而且，长途转运，路远费繁，政府财政难以支持。这便迫使明政府不得不设计一个两全其美之策来解决边防军的供应问题，于是就有洪武三年“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的出台。洪武三年，“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三斗，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商人鬻毕，即以所给引自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运费省而边储充，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⑥。食盐开中政策起初比较粗疏，仅是“召商输粮”，由官府出粮，召商人运送到边关，盐引是支付商人的运价，目的是利用商人之力解决官府转输军粮“路远费繁”的问题。但由于盐引价高，当时商人运一石甚至几石米到边地才给一小引，而洪武时每石米值银一两，商人在引地以现银买引，“每小引纳银八分”，合粮才八升，运粮换引不如花钱买引来的便宜并可免受路途风寒之苦，商人运粮没有积极性。为了刺激商人转输粮草的积极性，洪武二十年由“召商输粮”转变为“纳粟中盐”，即由商人自购米粮运送各仓，然后用粮价、运费交换盐引，遂使食盐开中有了独立的经济意义。洪武二十年，“大宁军储不给，请令商人纳粟中盐，粟五斗给浙盐一引”⑦，并于洪武二十八年正式规定《开中纳米则例》：“出榜招商，于缺粮仓分上交纳，先编制勘合并底薄，发各该布政司并都司卫所……客商纳粮完填写所纳粮，并该支引盐数目，付客商赴各该运司及盐课提举司，照数征盐。”⑧自此成为定制。
这一召商中盐政策，转变了“官盐铁”的食盐专卖制度，使一般商人得以参与食盐买卖，并充分照顾到商人的利益。一则，米商“率视时缓急，米价高下，中纳者有利否，而定”。洪武永乐时，边商盐引1引，输粟1斗5升，小米不过4斗，商利甚巨。二则，“召商中淮浙、长芦盐以纳之……因淮盐价贵，商多趋之”，商人中盐，上下交利，乐于转输，国家出盐，军储充足，实现了“盐法边计，相辅相成”的政策目的。因此，“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⑨。
“食盐开中”政策率先行于陕西。据《盐法通志》载：“洪武三年九月始募商纳米中盐。中书省言陕西、河南军储请募商人输粮而于之盐。凡河南府1石5斗，开封府及陈桥仓2石5斗，西安府1石3斗者，并给淮浙盐1引……凡输米西安凤翔二府2石，河南平阳怀庆三府2石5斗，浦解陕西3石者，并给解盐1引……诏悉从之，凡召商输粮给以盐引，谓之开中。”⑩
在“食盐开中”利润刺激下，陕西商民发挥道便费省、土厚水深、挖掘土窖宜藏谷粟的经济优势，纷纷“率先趋中”，走上纳粟贩盐的经商道路，被称为“运粮大军”。许多陕西商人因此而成为财雄广陵的大盐贾，从而使陕西商人在明代盐业贸易领域率先崛起。当时全国各大盐场均有陕西商人的活动，在两淮盐场“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11)，陕商势力位列三帮之首；在四川盐场“为盐商者，多系山陕之民”；在长芦盐场，盐分五纲，山陕盐商占其四”(12)。这说明，明政府在陕西实行的“食盐开中”政策，为陕西商帮在中国西部的崛起提供了第一个历史机遇，使他们在输粟换引中率先“冲出潼关，走向全国”，成为中国历史上产生最早的商帮。
而富平商人李月峰，则是利用“食盐开中”政策迅速发财致富的大引商，并为明代初年陕西商帮的兴起提供了最典型的个案佐证。
二、李月峰的输粟换引发家概况
李月峰输粟换引发家概况在其后人陕西著名学者李因笃的《受祺堂集》里有所记载：
“月峰公起为边商，输粟延安之柳树涧……通行淮扬”(13)，后又“种粟塞下，擅素封，历二百年……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14)。
据此可知，李月峰家是山西洪洞县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县今薛镇韩村。明代初年，他利用开中制提供的政策机遇，开始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起初，主要是输粟延安柳树涧堡，满足军营的粮草所需。柳树涧堡当时是延绥镇下辖定边营的一个重要城堡，在陕北很有名，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就是柳树涧堡人。而当时柳树涧堡驻扎着大量兵士与马匹，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当时柳树涧堡1192名兵士，军粮所需每年输粮“数千万石”，并“食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如此巨额的粮草转输，以一家之力量必有困难，李月峰便联引富平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共诏边事”，共同走上输粟换引的经商道路，他们动员各家能够动员的经商人手，将家中储藏的粮食贩运到边关，换取盐引，然后持盐引到淮阳盐场去贩盐，“通引淮扬”，成为扬州城里的大盐商，当时也叫“大引商”，并且，从此以后他们四家“世相婚姻，他族不得与”，成为“富平北乡四大富户”(15)。这就充分显露了乡党“互相联引”在商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这里一个“共诏边事”，一个“世相婚姻”，既是乡党，又是亲缘，为我们提供了陕西商帮产生最直接的个案材料支撑。因为明代产生的商帮，就是通过乡党互相联引而形成的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所组成的商人集团，这在当前中国商帮的研究中尚属首例。李月峰的崛起，也说明了陕西商帮是明代初年中国产生最早的商帮。
“食盐开中”政策执行的初期，由商人自筹米粮，运边换引，仍存在比较成本的矛盾，“商欲远载于产米之处，费既不支，欲就籴于少米之乡，则价将益踊”(16)。为了解决自输米粮路远费繁的问题，陕西商人机智地利用明政府“令近边荒闲田地得以开垦，使为永业”(17)的召民屯垦政策，自出财力在边地屯种得粮，就地输仓换引，这即是明代边地上的“商屯”。李月峰适应这一变化，“种粟塞下”，在边地召民垦种。当时陕西商人屯种塞上形式多样，或是“自出财力，招致游民从事耕作”，或是驱其家人戚属移垦边地“逆为家室之谋，由是守望相助”，或是招佃屯卒，放贷收息。无论哪种办法都增加了边地的粮食供应，使边地大垦，边储以足。明人霍韬记述陕西三边商屯的盛况是“富商巨贾悉于三边自出财力，自招游民，自垦边地，自艺粮粟，自筑墩台，自立堡伍，岁时屡丰，栽粟屡盈”(18)。《秦疆治略》作者则进一步总结说，这都是“商人输粟之功也”(19)。
到成化三年，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户部尚书叶淇实行“运司纳银”的变法，即停止输粮边地换取盐引的做法，而是改为“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20)，即为“花钱买引”。在这种办法下，不需要用粮食换取盐引，使屯种塞上、耕稼积粟即失去其经济意义。因而“商垦塞下者因撤业归，西北商或徙家扬州以便盐”(21)，在边地种粟的陕西商人纷纷移家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李月峰家也是如此，他家在扬州贩盐成富，“擅素封，历二百年……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成为扬州著名的西北盐商。后来，《清史稿·李因笃列传》也回忆李家的发家史是“李因笃的先世是山西洪洞人，金元时，迁移关中，定居富平县今薛镇韩家村。其高祖、祖父经商于陕北的延安、定边、安边一带”(22)。
三、李月峰的成功经验
明政府首先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为陕西商民通过输粟换引走上致富道路提供了历史机遇。但在这种历史机遇下，并非每个人都能抓住机遇，也并非每个人都可以迎接挑战。李月峰的成功，正在于他具备了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素质并适应了西部贸易条件的需要，才取得了经营的成功。
(一)趁势而起，武艺高强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必须要有把握商机的眼光和能力。李月峰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准确地抓住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力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家中的粮食贩到边关，换取盐引，走上经商致富的道路。而且，在输粟换引的过程中，他能够从比较成本的需要出发，从输粟换引转变为种粟塞下，在边地召民垦种，以粮换引，进一步降低了运粮和买粮的成本，所以获大利。以明初淮引利厚，每引赚七、八倍的利润计算，并以李月峰“输粟延安……数千万石”(23)个案材料中的1万石计，折银2.5万钱可换盐引3万，卖于内商按7倍利计，可得银21万钱，所以李家“擅素封”，“财雄里中”，历二百余年而不衰，其富厚连官府都为之咋舌。李月峰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顺时趋势，当转输大量粮食到边关，动辄“数千万石”，以自家一家的力量力有不逮时，能主动联络韩村之李氏、亭口镇之王氏、磐石村之石氏、薛家村之路氏，以亲缘和乡缘关系为纽带，互相联引，共同走上合伙经商的道路，创造性地开发了中国商业史上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合伙制”新兴经营模式，为而后陕西商人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合伙股份制”企业经营模式起了奠基的作用。这是李月峰及其“富平北乡四大富户”对中国明清以来的商业发展作出的最卓越的贡献。
上述这些具有历史创造性的商业活动，在当时的陕西商人中并不是少数。而李月峰的特点在于他武艺高强，“任侠好施，善骑射”，有一身好武功，能拉动六石的硬弓，且箭不虚发，这在当时的长途贩运商业经营中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当时，从关中富平贩运粮食到定边营的柳树涧堡，路途上千里，翻山越岭，黄尘没道，风餐露宿，条件极其艰苦。清人无名氏曾写过一首《七笔勾》，真实记录了当时西部艰苦的生活状况，不烦赘录：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稠，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哪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去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漏，土块砌墙头，油灯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沙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客到久留，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尽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了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可笑女流，鬓发蓬松灰满头，腥膻乎乎口，面皮晒铁锈，黑漆钢叉手，驴蹄宽而厚，云雨巫山，哪辨秋波流，因此上把粉黛佳人一笔勾。
塞外荒丘，土鞑回番族类稠，形容如猪狗，性心似马牛，嘻嘻推个球，哈哈拍会手，圣人传道，此处偏遗漏，因此上把礼义廉耻一笔勾。”(24)。
在如此艰辛的环境下，驱驴赶驼，跨州越县，没有强毅果敢、吃苦耐劳的精神，是无法迈开贸易步伐的。而且，当时从关中到陕北，千沟万壑，盗贼蜂起，道路不靖，加之沟壑纵横，官府征剿不易，使这一地区土匪横行，携财辇货的商人常常是他们追讨的对象，没有一身是胆、勇敢搏杀的英雄气概，便无法走上西行的贸易征途。而李月峰恰恰有一身过硬武功，他“挽强弓，乘骏马”，穿梭于边塞大地，在通往塞北的道路上英名远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号或假借其名号以自免”(25)，成为陕西商人的保护神。这一优秀的素质，使李月峰可以坦然面对西部恶劣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不畏强暴，扬鞭走马，在输粮换引的过程中发家致富，取得了经营的成功，从而揭示了登上历史舞台的陕西商帮一开始就带有武装贸易的“西商”性质。
(二)富而报国，热心公益
秦汉以来，由于十三朝国都的地位和天下首善之区的文化培育，使陕西商人形成了浓厚的“家国一体”意识，他们常常把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与国家需求联系起来，从国家发展中正确看待自己的发家致富过程，形成了浓郁的“报恩”意识，发财不忘国家，致富不忘乡邻，表现了很高的商业自觉和职业自尊。
李月峰深知自己“擅素封”，“财雄里中”是由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引导的结果，因此，他经常教导家人，富而多思国家，发财不欺乡邻，教育子孙多做有利于国家和乡邻的善事，懂得报恩，热心家乡建设。明万历年间，为巩固边防建设，陕西布政使司让李家“输金助边”，司大夫询其数，其子李尽心曰“唯命”，意思是官府让出多少银两就出多少。“初望其出五十金，”李摇头说“太少”，后李尽心说“出千金”，“司大夫疑其有狂疾”(主管官员以为他发疯了，简直不敢相信)，“而公竟出万金纳诸司库”(26)，表现了陕西商人知恩图报的拳拳爱国之心。
热心公益、结缘乡党是明代陕西商人的优秀品质。明代输粟边塞、发家致富的陕西商人，遵循“发财不归故里，如锦衣夜行”的古老哲学，将在扬州赚取的盐业利润一部分，投资于家乡的公益建设，使乡党四邻深受其惠，从而博取“乐善好施”的良好家声。李月峰发财后，见家乡通向县城的渭河石桥坍塌，不利行人过往，便“捐资擎石”(27)，重葺县北石桥，为富平人民所津津乐道。
(三)耕读传家，英才辈出
李月峰等作为明代第一批利用政府“开中制”进城经商的农民，不可能立即脱离与土地的关系，并且在传统社会“重农抑末”的体制下，进城经商的农民只是把经商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最终他们还是将商业利润转化为了土地投资。因为在重农体制下，经营农业远比经营商业来得保险。魏晋南北朝时，大地主王慧“求田问舍”，其弟王鉴问其曰：“何田之有?”王慧答曰：“无田何以得食，故而‘福’从田。”(28)这就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定势。尤其是陕西关中的农民，他们与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联系，“以商求富，以农守之”是他们无法逆转的经营选择。第一代输粟换引，贩盐发家的陕西商人，也无法摆脱这种际遇的历史羁绊。李月峰发家后，依然在家乡置买田产，初有“宅一区田二百亩，其后……经营生殖至八九百亩”(29)。后来将其扩大到他所经商的各个地方，“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美田与芦场独多”(30)。
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传统社会，科举从儒依然是人们首选的生活目标，“课奴隶耕作，教子弟读书”是陕西人理想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在封建社会商人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况下，商人们也期盼子弟通过读书来谋得一官半职，从而改变被社会歧视的家族地位。因此，陕西关中人多形成“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李月峰发家后，不仅自己“通引淮扬给冠带”(31)，求得一定官职，还多教育子弟业儒读书，使李家后人多走上业儒治学的道路。如清初陕西著名文人、思想家李因笃其父“名映林，始以文补邑诸生，少而刚方，绩学不怠，独好传注，以程朱为宗”(32)，成为富平著名文化人。其子李因笃更是“明庠生。博学强记，贯串注疏……因笃深於经学，著诗说，顾炎武称之曰：‘毛、郑有嗣音矣!’又著春秋说，汪琬亦折服焉。”(33)他是明末陕西的大儒和“关学”的积极推广者。清康熙十七年(1678)，清政府为延揽人才，缓和与汉族人士的敌对情绪，巩固统治基础，开博学鸿儒科，诏举文行兼优之士。内阁学士项景襄、李无馥、大理少卿张云翼，以“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荐举李因笃，因笃以母老家贫为由，力辞不就。然而，康熙早闻其名，称他与秀水朱彝尊、慈溪姜宸英、无锡严绳孙为“四布衣”，“必欲致之”。地方官吏奉旨催促，因笃不从，以死抗拒，后在母亲的规劝下，于秋季涕泣登程。第二年春，李因笃扶病考试，拔之前列，授翰林院检讨，受命纂修晚明史。因笃自抵都以至授职后，以母老孤丁，无所依托为由，屡次具呈上疏，先后上疏陈情37次。人云，《告终养疏》其文情词恳切，可与“李令伯(李密)《陈情表》同擅千古”，“其父可追班马，为我朝第一篇文章”。康熙看了疏文，深为所动，遂准许他的请求。离京那天，京师士大夫数百人为其送行，朱彝尊“祖饯于慈仁寺，挥泪而行”，龚鼎孽为其题写“西京文章领袖”的堂匾赠行。当时他与周至李二曲、华阴王山史、三原孙豹人，被王渔洋(士真)誉为“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不受清廷笼络的“关中四君子”(34)。在他身上强烈地体现着陕西商人长期形成的“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和陕西人注重节操的优秀品质。
①《太祖洪武实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卷32。
②方孔炤：《全边纪略》，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4页。
③方孔炤：《全边纪略》，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3页。
④方孔炤：《全边纪略》，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第31页。
⑤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46，第357页。
⑥张延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⑦《明太祖实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条。
⑧《万历会典》，中华书局1959年版，卷34，《盐法》。
⑨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⑩丁宝桢：《盐法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55，第7页。
(11)万历《扬州府志》，万历年间刻本，卷首。
(12)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4页。
(13)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14)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63页。
(15)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63页。
(16)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49，第53页。
(17)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1年版，卷49，第11页。
(18)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86。
(19)卢坤：《秦疆治略》，台湾成文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20)《盐法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卷55，第7页。
(21)张万寿：《扬州府志》，万历年间刻本，卷8，第3页。
(22)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
(23)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24)嘉庆《定边县志》，道光十三年刊本，卷4，《艺文》。
(25)李因笃：《续刻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26)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51页。
(27)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51页。
(28)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29)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15页。
(30)李因笃：《续刻受棋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63页。
(31)李因笃：《受祺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卷4，第37页。
(32)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267。
(33)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267。
(34)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480，列传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