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陕西三原儒商——孙豹人
在明代，中国出现了大批文人弃儒经商的浪潮，使儒商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代表了那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新方向。在大批文人经商的浪潮中，陕西的三原文人孙豹人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一、明代文人的经商潮
明清时期，是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具有现代社会元素的新气象，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大批文人弃儒经商、下海为贾的经商潮。在明中叶，士大夫的文字记载中，保存有大量关于“弃儒就贾”的实例。江南地区到正德、嘉靖年间，成百上千的士人开店设铺。江北的一些儒生，在经历了“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的生活后，不免悟出“那秀才是个吃不饱着不热的东西”①之理，因而改为经营生意，以解决生计问题。还有一部分士人是为了贴补课业而经商，“诸生中，亦有籍父兄子弟营生，以资课业者”②。也有落第后经商者，明末苏州常熟人毛晋，应试不第，乃回乡以收集、刻印及贩书、买卖字画为业，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③生意做得不小。再如苏州皐桥孙春阳铺主，原来是宁波人，“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南货铺)”④。
大批文人学士进入商人行列，给当时的商业队伍补充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也为店铺商行增添了文化元素，促进商业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开店设铺需专门的文化知识和智慧，尤其是能写会算，有助于经营。苏州孙春阳南货铺经营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一例：“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清)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百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⑤孙春阳从明代的一个小铺，发展到清代颇具规模、制度健全、专制南货精品的名店，与其创始人采用了别开生面的经营方式不无关系。另外，有些店铺雇佣了一批能写会算、素养较高的下层士人为之工作，它们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些“掌记”、“会计”的文化修养与经营见识。
明中叶以后，儒生士子加入到商贾行列，匡正了商贾的义利道德观念，促成了商人的自律，一些商贾的“义举”、“善行”、“德泽”在社会上受到好评和称颂，商贾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思想家何心隐无意中给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重新排座次：“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⑥明中叶山陕商人在训诫诸子时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⑦汪道昆也说：“古者左儒而右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⑧意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的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清代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前代商人地位与士商关系的感知与总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⑨
在社会开始转型、世道风俗开始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位儒雅的陕西商人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时代的变迁，他就是三原儒商孙豹人。有一年孙豹人到仪真(今江苏仪征县)访友，写下一首“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的诗，他从南方一个小小的县城重商风气中，敏锐地看到了“古今风俗异”的时代变迁，表现了儒商弄潮商海的敏锐目光。⑩
二、孙豹人的经营经历和学术
孙豹人的经营经历《陕西通志》里有所记载：
“孙枝蔚，号豹人，三原人。性豪宕，敦气节，博学工词。明末逆圃踞阴中，枝蔚感激畴势，谋结乡曲诸豪士起义封贼，卒不果。梭遂南进吴下，流寓刊圃，以爵酒自娱，遍交吴越诸名宿，肇床砚匣，唱和无虚日。”(11)
由此可知，孙枝蔚(1620—1687)，字叔发，号豹人，又号溉堂，陕西三原王店人。孙家世代为大商人，业盐筴致富。孙豹人幼年聪颖过人，读书一目数行，十二岁随父亲客居扬州，后归故里参加童子试，卓然超群，遂补附学生，一时名噪三原。(12)长大后，出落的一表人才，身长八尺，声如洪钟，庞眉广额，性豪爽，好言兵事。
孙豹人所处的时代，是明末社会大乱将至的时期，明政府的“三饷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崇祯末年，关中大乱，米值昂贵，豹人家亦货粟以食，幸得大兄伯行商扬州，不断接济，才得以渡过难关。不久，明政府的压迫导致李自成农民起义，兵围西安。其父孙振生，贡生，曾诰赠奉议大夫(也就是花钱捐官的闲职)，忧心忡忡，尚坚坐门外。枝蔚兄弟侍立至夜半，惟忧愤之，认为国家衰亡如此，竟无人出面收拾河山，已心生反抗之意。他后来写诗追忆当时的心情是：“崇祯享国十六载，老父年余六十三。身与山河同日尽，一时吊客半羞惭。”(13)于是，孙豹人变卖家产，与里中诸少年，客集义勇数千，奔赴前线。没料到天黑星稀，落入沟堑之中，摔坏了身子，得幸免不死。李自成入关中后的“掠商”政策，使孙豹人家道中落，他“商贾以承家案，行商扬州”，到其兄长处学做生意。他写诗记忆当时的无奈心情是“尸夫非蔼子，汝母沉高年。暂隐焦盛市，聊登蝠菜船。干戈如早定，立焉举山前”(14)，说明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放弃学业，学做商贾，一旦干戈早定、情况好转，还会重返学业。以一介著名的文人而为贩夫商贾，心中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当他离开陕西，到扬州做生意，走到风陵渡过黄河时，一种对家乡的留恋之情油然而生，他写诗到：“雪后寒沙不起尘，离家虽远未离秦。今朝已渡黄河口，身作天涯海角人。”(15)
到扬州后，在兄长的指导下，学做盐业生意。那时大量陕西人利用“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到扬州贩盐，成为扬州最大的盐业贸易集团。陕西商人到扬州之多，已经压倒了当地人，有《扬州竹枝词》说：“邗上舞罢梆子响，秦声压倒广陵潮。”孙豹人是学子从商，有知识、富心计，很快掌握了商业规律，“三年之间，三致千金”，成为扬州的著名盐商。他曾作诗描绘经商的原因是“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荆楚涂开方，盐商握重权，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16)。孙豹人的这句“偶学其术”其实是谦谦之词，他智商慧性很高，很会做生意，“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致千金”(17)，更使广陵的陕西商人为之惊服。
经营盐业致富后，孙豹人曾有过一段“以爵酒自娱，遍交吴越诸名宿”、“鸣筝贴展之相随属者，踵相接”的狂勃生活。他傲视金钱，将所赚的金钱尽散之亲友，在扬州“饮醇酒，近女人”，沉湎于酒色，曾与一名叫做春凤的扬州歌妓有过一段起伏跌宕的感情历程。春凤是扬州著名歌妓，色艺俱佳，与豹人是才子佳人相匹配，两情相悦。但春凤见豹人沉湎于酒色，不思进取，就与豹人的好朋友也是扬州陕西盐商的雷士俊商议，让豹人能够从中觉悟起来。一日，春凤对孙豹人说：“你若再不奋起，我就将嫁给雷士俊，脱离这逢场卖笑的生涯。”豹人听罢，不以为然。不久，当豹人携带银两前去妓院看望春凤时，鸨儿告诉他，春凤已经嫁回陕西老家去了。豹人急忙赶回三原老家，进门却见春凤笑盈盈地迎上前来，豹人一头雾水。此时雷士俊赶来告诉豹人，“嫂夫人完璧归赵”，原来他与春凤是使用“激将法”促使豹人觉悟，反映了秦人诚实纯真的乡友之情。(18)
孙豹人是学人经商，虽然身在商海，但对举业的追求没有泯灭。一日，他从扬州北郭门经过，突然心发奇想：“大丈夫处世舞文不能捎取金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在扬州董相祠旁买得数十间房子，将夫人从陕西接来，谢绝一切应酬，发奋读书，“诗益工而歌益甚”；又在扬州筑室数楹，题曰“溉园”，以隐逸终老。他一生著述甚富，诗文总称《溉堂集》，含：《前集》9卷、《续集》6卷、《诗余》2卷、《文集》5卷、《后集》6卷，计28卷。其中《前集》、《续集》、《后集》为诗，计2000余首。《前集》和《续集》于康熙十八年刻于京师，均分体编年，分别为明末到顺治间、康熙五年到十七年所作；《后集》刻于康熙六十年，亦为作者亲手删定，分体编年，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所作诗。成为清初著名诗人，以“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而名噪海内。他曾写诗记述自己这种人生转变的轨迹是：“广陵不可居，夙俗重盛商。近徨遣陋巷，萧倏顺窜邺……科名不足羡，海内皆文章。拜晶即瀚林，不及旧行藏。”(19)
进入清代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之心，逐步实行对汉文化的融入。康熙十七年诏开博学鸿儒科，举荐天下硕儒名士开科考试。当时，孙豹人名声太大，荐举者又多，遂与李因笃等人被举荐入京考试。孙豹人推辞不过，“涕泣就道”。到北京后，别人都在复习准备应考，豹人却游山逛水，不以为然，结果金榜有名。此时，康熙已闻其名，特予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他到午门跪谢辞官，部臣见其须眉浩白，打趣地说：“您年纪大了!”豹人正色曰：“我开始辞诏，您说不老；今天辞官，您又说我老了。我年纪大了不任官，难道也不给我辞官吗?”最终，他以一份情词恳切的《告终养疏》感动天子，得以放归，很是表现了秦人“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和不事二朝的高尚气节。
辞官归扬州后，孙豹人在溉园隐居，不求闻达于当朝。此时，他生活已经十分窘迫，清著名诗人吴嘉纪曾有诗记述孙豹人当时的生活是：
孙八(20)壮年已白头，十年歌哭古扬州。
囊底黄金散已尽，笥中存一羔羊裘。
晨起雪渚渚，取裘覆儿女；亭午号朔风，儿持衣而翁。
风声雪片夜满牖，殷勤自解护阿妇。
裘之温暖诚足珍，不得众身为一身。
吁嗟乎，长安天子非故人，羊裘冷落对邗水。
他年姓字齐严光，今日饥寒累妻子。(21)
诗中说明孙豹人已经到了囊无一金，只剩下一领羊裘的地步，风雪中父子夫妇靠一领羊裘以御风寒，但这并没有摧毁他不为贰臣的节操，表现了他身上强烈的气节。
三、孙豹人的经营经验
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儒商，孙豹人身上更多表现了知识分子经商的印记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强不息，勇于担当。孙豹人是陕西三原人，秦人博大劲直、敢于担当的本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无论是家庭或是国家面临危亡时，他都能够挺身而出，折节前驱。明代末年，改朝换代、家庭遭受变故、难以为继的时候，他能够毅然放弃科举学业，弃儒经商，勇敢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当年放弃学业到扬州做生意，就是为了担当起对家庭的责任，“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完全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才走上了“乱余稀人烟”的经商道路。而当民族、国家遭受磨难时，他毅然能够闻风而起，效命于前。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兵临西安，他挺身而出，变卖家产，组织了上千人的反抗队伍，开赴前线，明知是以卵击石，但却能慷慨赴死，表现了昂藏丈夫的大气胸怀。而当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时，他能够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节操，宁肯忍受炊断粮、身无裘的艰苦生活，也不向清朝统治者屈服，辞官隐居，不为贰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国事为重，忠贞不贰的高风亮节。商人是讲求节操的。明代中叶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确实增加了中国商人的知识储备，提升了中国商人的素质，在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上，突出表现了“义”重于“利”的时代要求，具有历史进步的性质。
第二，经商致富，驽而不贪。追求发财致富是人类永恒的发展主题。孙豹人尽管是一介儒生，却能够打破“君子不言利”的传统陋习，为养家糊口，勇敢地走向商海，经商致富。他在所写的诗文中从来不隐瞒做生意就是为了追求“家中有余粟，广厦万千间”的财富愿望，而且还时常得意于自己“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的经商成功经历。这是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优秀品质，为此才调动了他的经营积极性，使他能够充分发挥拥有知识的优势，迅速完成角色的转变，潜心学习商业经营知识，发挥聪明才智，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对商业经营的极端重要性，也是拥有知识的儒商与一般贩夫贩妇的重要区别。正因为如此，孙豹人经商发财后，也没能脱离知识分子的气息，他傲视金钱，狂勃不羁，将赚到的金钱尽散亲友，表现了“金银散尽还复来”的秦人劲直的英勇气概，就是到了晚年落魄到“没面羊裘”的穷困地步，他“子也不改其衷”，无悔自己的人生追求，表现了秦人耿直不屈的倔强性格。
第三，怀念故土，不忘家乡。孙豹人流寓扬州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扬州度过，但故乡永远是他梦绕魂牵的归宿和寄托。他的诗中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他身居扬州，筑室曰“溉园”，取自《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鬻”，即寓不忘乡关，常怀西归之意。他的好友陈维裕在为他写的《溉堂前集序》中记述他：“年四十余，发毵毵然白，张目不阖者如线，嗜吟酒，召之饮则无不饮，若忘其年之将老，而身之为客也。然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痪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22)一个怆然白发、眼僂若线、忘记年龄的人，一说乡土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痪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这是一份深刻到可以泣血的故乡情怀。文人尤侗《溉堂词序》也道：“盖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乱流寓江都，遂上居焉。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23)(每当西风骤起，抬眼西望，怀念儿时呼鹰屠狗的故乡生活。)这是一份多么苍凉的故乡情结。他在创作的诗文中一再写道，“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夏日寄题渭北草堂》)“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24)，都深切反映了他对故乡似大海般深邃的眷恋之情。
①天花主人编：《云仙笑》见《珍珠舶等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②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③叶德辉：《书林清话》，卷7，见《于园先生全书》本。
④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卷24，第640页。
⑤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卷24，第640页。
⑥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54页。
⑦李梦阳：《空同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卷45，《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⑧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十九年刊本，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⑨沈垚：《落帆楼文集》，民国刘氏嘉业堂吴兴丛书，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⑩方继训：《方复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卷33，《江处士传》。
(11)雍正：《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63，《人物九·儒林》。
(12)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卷38。
(13)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
(14)孙枝尉：《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
(15)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渡黄河》。
(16)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
(17)乾隆《江南通志》，《四库全书本》，卷172，《人物志·流寓一》。
(18)潘文伟：《中国商帮》，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380页。
(19)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2，《李屺瞻速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
(20)孙豹人在家中排行第八，故呼“孙八”，见《孙枝蔚家传》。
(21)吴嘉纪：《哀羊裘为孙八赋》，见吴嘉纪《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2)陈维裕：《溉堂前集序》，见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3)尤侗：《溉堂词序》，见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4)赵逵夫：《孙枝蔚的一篇佚文与清初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汉中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
一、明代文人的经商潮
明清时期，是传统社会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在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以往的具有现代社会元素的新气象，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出现了大批文人弃儒经商、下海为贾的经商潮。在明中叶，士大夫的文字记载中，保存有大量关于“弃儒就贾”的实例。江南地区到正德、嘉靖年间，成百上千的士人开店设铺。江北的一些儒生，在经历了“顶了读书二字，没有别样行业，(又恰遇荒年)……竟弄到朝不谋夕的地位”的生活后，不免悟出“那秀才是个吃不饱着不热的东西”①之理，因而改为经营生意，以解决生计问题。还有一部分士人是为了贴补课业而经商，“诸生中，亦有籍父兄子弟营生，以资课业者”②。也有落第后经商者，明末苏州常熟人毛晋，应试不第，乃回乡以收集、刻印及贩书、买卖字画为业，里中谚云：“三百六十行生意，不如鬻书于毛氏，”③生意做得不小。再如苏州皐桥孙春阳铺主，原来是宁波人，“万历中年甫弱冠，应童子试不售，遂弃举子业为贸迁之术。始来吴门，开一小铺(南货铺)”④。
大批文人学士进入商人行列，给当时的商业队伍补充了真正意义上的新生力量，也为店铺商行增添了文化元素，促进商业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开店设铺需专门的文化知识和智慧，尤其是能写会算，有助于经营。苏州孙春阳南货铺经营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一例：“其为铺也，如州县署，亦有六房，曰南北货房、海货房、腌腊房、酱货房、蜜饯房、蜡烛房。售者由柜上给钱取一票，自往各房发货，而管总者掌其纲，一日一小结，一年一大结。自明至今(清)已二百三四十年，子孙尚食其利，无他姓顶代者。吴中五方杂处，为东南一大都会，群货聚集，何啻数百万家，惟孙春阳为前明旧业。”⑤孙春阳从明代的一个小铺，发展到清代颇具规模、制度健全、专制南货精品的名店，与其创始人采用了别开生面的经营方式不无关系。另外，有些店铺雇佣了一批能写会算、素养较高的下层士人为之工作，它们的发展也得益于这些“掌记”、“会计”的文化修养与经营见识。
明中叶以后，儒生士子加入到商贾行列，匡正了商贾的义利道德观念，促成了商人的自律，一些商贾的“义举”、“善行”、“德泽”在社会上受到好评和称颂，商贾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思想家何心隐无意中给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重新排座次：“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⑥明中叶山陕商人在训诫诸子时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⑦汪道昆也说：“古者左儒而右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者力不足于贾，去而为儒；羸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此其大氏(抵)也”。他还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⑧意即行贾、为士，只是谋利手段不同，并无等级的高下贵贱之分，二者各有功用，人们各随所愿。这种思想从当时许多人“弃儒经商”、“贾而好儒”的行为中也得到体现。清代沈垚有一席非常著名的话，反映了他对前代商人地位与士商关系的感知与总结：“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天下之士多出于商，则纤啬之风日益甚。然而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何也?则以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为豪杰则洞悉天下物情，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是故为士者转益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⑨
在社会开始转型、世道风俗开始转变的历史条件下，有一位儒雅的陕西商人敏锐地看到了这种时代的变迁，他就是三原儒商孙豹人。有一年孙豹人到仪真(今江苏仪征县)访友，写下一首“满路尊商贾，愁穷独缙绅。古今风俗异，难只怪仪真”的诗，他从南方一个小小的县城重商风气中，敏锐地看到了“古今风俗异”的时代变迁，表现了儒商弄潮商海的敏锐目光。⑩
二、孙豹人的经营经历和学术
孙豹人的经营经历《陕西通志》里有所记载：
“孙枝蔚，号豹人，三原人。性豪宕，敦气节，博学工词。明末逆圃踞阴中，枝蔚感激畴势，谋结乡曲诸豪士起义封贼，卒不果。梭遂南进吴下，流寓刊圃，以爵酒自娱，遍交吴越诸名宿，肇床砚匣，唱和无虚日。”(11)
由此可知，孙枝蔚(1620—1687)，字叔发，号豹人，又号溉堂，陕西三原王店人。孙家世代为大商人，业盐筴致富。孙豹人幼年聪颖过人，读书一目数行，十二岁随父亲客居扬州，后归故里参加童子试，卓然超群，遂补附学生，一时名噪三原。(12)长大后，出落的一表人才，身长八尺，声如洪钟，庞眉广额，性豪爽，好言兵事。
孙豹人所处的时代，是明末社会大乱将至的时期，明政府的“三饷加派”搞得民不聊生。崇祯末年，关中大乱，米值昂贵，豹人家亦货粟以食，幸得大兄伯行商扬州，不断接济，才得以渡过难关。不久，明政府的压迫导致李自成农民起义，兵围西安。其父孙振生，贡生，曾诰赠奉议大夫(也就是花钱捐官的闲职)，忧心忡忡，尚坚坐门外。枝蔚兄弟侍立至夜半，惟忧愤之，认为国家衰亡如此，竟无人出面收拾河山，已心生反抗之意。他后来写诗追忆当时的心情是：“崇祯享国十六载，老父年余六十三。身与山河同日尽，一时吊客半羞惭。”(13)于是，孙豹人变卖家产，与里中诸少年，客集义勇数千，奔赴前线。没料到天黑星稀，落入沟堑之中，摔坏了身子，得幸免不死。李自成入关中后的“掠商”政策，使孙豹人家道中落，他“商贾以承家案，行商扬州”，到其兄长处学做生意。他写诗记忆当时的无奈心情是“尸夫非蔼子，汝母沉高年。暂隐焦盛市，聊登蝠菜船。干戈如早定，立焉举山前”(14)，说明是为生活所迫，不得已放弃学业，学做商贾，一旦干戈早定、情况好转，还会重返学业。以一介著名的文人而为贩夫商贾，心中的落差是可以想见的。当他离开陕西，到扬州做生意，走到风陵渡过黄河时，一种对家乡的留恋之情油然而生，他写诗到：“雪后寒沙不起尘，离家虽远未离秦。今朝已渡黄河口，身作天涯海角人。”(15)
到扬州后，在兄长的指导下，学做盐业生意。那时大量陕西人利用“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到扬州贩盐，成为扬州最大的盐业贸易集团。陕西商人到扬州之多，已经压倒了当地人，有《扬州竹枝词》说：“邗上舞罢梆子响，秦声压倒广陵潮。”孙豹人是学子从商，有知识、富心计，很快掌握了商业规律，“三年之间，三致千金”，成为扬州的著名盐商。他曾作诗描绘经商的原因是“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荆楚涂开方，盐商握重权，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16)。孙豹人的这句“偶学其术”其实是谦谦之词，他智商慧性很高，很会做生意，“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致千金”(17)，更使广陵的陕西商人为之惊服。
经营盐业致富后，孙豹人曾有过一段“以爵酒自娱，遍交吴越诸名宿”、“鸣筝贴展之相随属者，踵相接”的狂勃生活。他傲视金钱，将所赚的金钱尽散之亲友，在扬州“饮醇酒，近女人”，沉湎于酒色，曾与一名叫做春凤的扬州歌妓有过一段起伏跌宕的感情历程。春凤是扬州著名歌妓，色艺俱佳，与豹人是才子佳人相匹配，两情相悦。但春凤见豹人沉湎于酒色，不思进取，就与豹人的好朋友也是扬州陕西盐商的雷士俊商议，让豹人能够从中觉悟起来。一日，春凤对孙豹人说：“你若再不奋起，我就将嫁给雷士俊，脱离这逢场卖笑的生涯。”豹人听罢，不以为然。不久，当豹人携带银两前去妓院看望春凤时，鸨儿告诉他，春凤已经嫁回陕西老家去了。豹人急忙赶回三原老家，进门却见春凤笑盈盈地迎上前来，豹人一头雾水。此时雷士俊赶来告诉豹人，“嫂夫人完璧归赵”，原来他与春凤是使用“激将法”促使豹人觉悟，反映了秦人诚实纯真的乡友之情。(18)
孙豹人是学人经商，虽然身在商海，但对举业的追求没有泯灭。一日，他从扬州北郭门经过，突然心发奇想：“大丈夫处世舞文不能捎取金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成就一番大事业!”于是，在扬州董相祠旁买得数十间房子，将夫人从陕西接来，谢绝一切应酬，发奋读书，“诗益工而歌益甚”；又在扬州筑室数楹，题曰“溉园”，以隐逸终老。他一生著述甚富，诗文总称《溉堂集》，含：《前集》9卷、《续集》6卷、《诗余》2卷、《文集》5卷、《后集》6卷，计28卷。其中《前集》、《续集》、《后集》为诗，计2000余首。《前集》和《续集》于康熙十八年刻于京师，均分体编年，分别为明末到顺治间、康熙五年到十七年所作；《后集》刻于康熙六十年，亦为作者亲手删定，分体编年，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所作诗。成为清初著名诗人，以“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而名噪海内。他曾写诗记述自己这种人生转变的轨迹是：“广陵不可居，夙俗重盛商。近徨遣陋巷，萧倏顺窜邺……科名不足羡，海内皆文章。拜晶即瀚林，不及旧行藏。”(19)
进入清代后，清朝统治者为了笼络汉人之心，逐步实行对汉文化的融入。康熙十七年诏开博学鸿儒科，举荐天下硕儒名士开科考试。当时，孙豹人名声太大，荐举者又多，遂与李因笃等人被举荐入京考试。孙豹人推辞不过，“涕泣就道”。到北京后，别人都在复习准备应考，豹人却游山逛水，不以为然，结果金榜有名。此时，康熙已闻其名，特予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数十口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他到午门跪谢辞官，部臣见其须眉浩白，打趣地说：“您年纪大了!”豹人正色曰：“我开始辞诏，您说不老；今天辞官，您又说我老了。我年纪大了不任官，难道也不给我辞官吗?”最终，他以一份情词恳切的《告终养疏》感动天子，得以放归，很是表现了秦人“宁吏也贾”的价值取向和不事二朝的高尚气节。
辞官归扬州后，孙豹人在溉园隐居，不求闻达于当朝。此时，他生活已经十分窘迫，清著名诗人吴嘉纪曾有诗记述孙豹人当时的生活是：
孙八(20)壮年已白头，十年歌哭古扬州。
囊底黄金散已尽，笥中存一羔羊裘。
晨起雪渚渚，取裘覆儿女；亭午号朔风，儿持衣而翁。
风声雪片夜满牖，殷勤自解护阿妇。
裘之温暖诚足珍，不得众身为一身。
吁嗟乎，长安天子非故人，羊裘冷落对邗水。
他年姓字齐严光，今日饥寒累妻子。(21)
诗中说明孙豹人已经到了囊无一金，只剩下一领羊裘的地步，风雪中父子夫妇靠一领羊裘以御风寒，但这并没有摧毁他不为贰臣的节操，表现了他身上强烈的气节。
三、孙豹人的经营经验
作为明末清初的著名儒商，孙豹人身上更多表现了知识分子经商的印记和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强不息，勇于担当。孙豹人是陕西三原人，秦人博大劲直、敢于担当的本色在他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无论是家庭或是国家面临危亡时，他都能够挺身而出，折节前驱。明代末年，改朝换代、家庭遭受变故、难以为继的时候，他能够毅然放弃科举学业，弃儒经商，勇敢地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他当年放弃学业到扬州做生意，就是为了担当起对家庭的责任，“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完全是为了养活妻子儿女才走上了“乱余稀人烟”的经商道路。而当民族、国家遭受磨难时，他毅然能够闻风而起，效命于前。明朝末年，李自成起义军兵临西安，他挺身而出，变卖家产，组织了上千人的反抗队伍，开赴前线，明知是以卵击石，但却能慷慨赴死，表现了昂藏丈夫的大气胸怀。而当满族贵族入主中原时，他能够保持“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节操，宁肯忍受炊断粮、身无裘的艰苦生活，也不向清朝统治者屈服，辞官隐居，不为贰臣，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国事为重，忠贞不贰的高风亮节。商人是讲求节操的。明代中叶以后，大批知识分子下海经商，确实增加了中国商人的知识储备，提升了中国商人的素质，在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上，突出表现了“义”重于“利”的时代要求，具有历史进步的性质。
第二，经商致富，驽而不贪。追求发财致富是人类永恒的发展主题。孙豹人尽管是一介儒生，却能够打破“君子不言利”的传统陋习，为养家糊口，勇敢地走向商海，经商致富。他在所写的诗文中从来不隐瞒做生意就是为了追求“家中有余粟，广厦万千间”的财富愿望，而且还时常得意于自己“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的经商成功经历。这是一个成功商人应有的优秀品质，为此才调动了他的经营积极性，使他能够充分发挥拥有知识的优势，迅速完成角色的转变，潜心学习商业经营知识，发挥聪明才智，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这充分体现了知识对商业经营的极端重要性，也是拥有知识的儒商与一般贩夫贩妇的重要区别。正因为如此，孙豹人经商发财后，也没能脱离知识分子的气息，他傲视金钱，狂勃不羁，将赚到的金钱尽散亲友，表现了“金银散尽还复来”的秦人劲直的英勇气概，就是到了晚年落魄到“没面羊裘”的穷困地步，他“子也不改其衷”，无悔自己的人生追求，表现了秦人耿直不屈的倔强性格。
第三，怀念故土，不忘家乡。孙豹人流寓扬州后，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扬州度过，但故乡永远是他梦绕魂牵的归宿和寄托。他的诗中洋溢着浓厚的思乡之情。他身居扬州，筑室曰“溉园”，取自《诗经·桧风》“谁能烹鱼，溉之釜鬻”，即寓不忘乡关，常怀西归之意。他的好友陈维裕在为他写的《溉堂前集序》中记述他：“年四十余，发毵毵然白，张目不阖者如线，嗜吟酒，召之饮则无不饮，若忘其年之将老，而身之为客也。然犹时时为秦声，其思乡土而怀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痪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22)一个怆然白发、眼僂若线、忘记年龄的人，一说乡土宗国，“若盲者不忘视，痪人不忘起，非心不欲，势不可耳”。这是一份深刻到可以泣血的故乡情怀。文人尤侗《溉堂词序》也道：“盖先生家本秦川，遭世乱流寓江都，遂上居焉。每西风起，远望故乡，思与呼鹰屠狗者游。”(23)(每当西风骤起，抬眼西望，怀念儿时呼鹰屠狗的故乡生活。)这是一份多么苍凉的故乡情结。他在创作的诗文中一再写道，“我本西京民，遭乱失所依”、“溉堂那足恋，终南亦有梅”、“草堂远在清渭北，说与吾儿今不识”(《夏日寄题渭北草堂》)“我家渭河北，飘然江海东。偶逢旧乡里，握手涕泪同”(24)，都深切反映了他对故乡似大海般深邃的眷恋之情。
①天花主人编：《云仙笑》见《珍珠舶等四种》，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②谢国桢编：《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③叶德辉：《书林清话》，卷7，见《于园先生全书》本。
④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卷24，第640页。
⑤钱泳：《履园丛话》，中华书局1997年版，下卷24，第640页。
⑥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3-54页。
⑦李梦阳：《空同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卷45，《明故王文显墓志铭》。
⑧汪道昆：《太函集》，万历十九年刊本，卷52，《海阳处士金仲翁配戴氏合葬墓志铭》。
⑨沈垚：《落帆楼文集》，民国刘氏嘉业堂吴兴丛书，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⑩方继训：《方复初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188册，卷33，《江处士传》。
(11)雍正：《陕西通志》，陕西通志馆本，卷63，《人物九·儒林》。
(12)李元度：《清先正事略选》，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卷38。
(13)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
(14)孙枝尉：《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
(15)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渡黄河》。
(16)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8。
(17)乾隆《江南通志》，《四库全书本》，卷172，《人物志·流寓一》。
(18)潘文伟：《中国商帮》，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378-380页。
(19)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2，《李屺瞻速至寓我溉堂，悲喜有述》。
(20)孙豹人在家中排行第八，故呼“孙八”，见《孙枝蔚家传》。
(21)吴嘉纪：《哀羊裘为孙八赋》，见吴嘉纪《吴嘉纪诗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22)陈维裕：《溉堂前集序》，见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3)尤侗：《溉堂词序》，见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24)赵逵夫：《孙枝蔚的一篇佚文与清初寓居江南的秦地诗人》，《汉中师院学报》198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