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扬州大明寺的捐修者三原商人——赵裕
中国十大名刹之一的扬州大明寺，是陕西三原商人赵裕在明弘治年间捐资修建的，它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富厚和对扬州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也是陕西商人在扬州业盐致富的历史见证。
一、明代陕西商人在扬州的活动概况
由于明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历史机缘，使陕西商人“腰缠十万下扬州”，大规模地踏上了扬州这个江南的锦绣繁华之地。
“食盐开中”就是用粮食换盐引，而明代的盐场中，淮阳盐场的淮盐是最好的，这不仅因为它是海盐，质量纯正，还在于“淮盐”利厚，当时是“利敷三倍”。利大大干是商业规律，于是，陕西商人纷纷换取“淮引”，持引到扬州去贩盐，这样陕西商人的脚步就大规模地踏上了扬州的土地。
明代万历年间的《扬州府志》记载：“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①在明代中前期，由于明初的边防建设重点在陕西，“明边重陕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②。大量陕西商人在边地输粟换引，然后持引到扬州贩盐，产供销全程运作当时是“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③。那时，在扬州做食盐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有五百多人，著名的如《淮盐备要》中记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梁，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④他们是扬州最重要的盐业资本集团。尤其是明成化三年，叶淇变法，实行“花钱买引”，种粟塞上失去了经济意义，大量陕西边商“悉撤业归，徙家淮扬”⑤，巨大地增加了陕商在扬州的力量，使扬州到处都是陕西人的身影。当时的一首《扬州竹枝词》记载说：“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⑥“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的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当时的陕西商人大多居住在与扬州盐运司不远的下河街，便于开展业务，他们集资修建了扬州最早也是最大的会馆中，即扬州山陕会馆，这一会馆的奠基石至今还藏在扬州历史博物馆中。陕西盐商们聚居在会馆周围，形成与扬州文化不同的陕西文化社区，也就是“经济特区”，掌握着扬州的金融。所以《扬州竹枝词》以羡慕的笔触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⑦而且，在离下河街不远最繁华的缎子街，几乎是陕西人的天下，《扬州竹枝词》说：“运司门前查原当，旧帽新翻缎子街；伍少西家绒袜贵，戴和美店看毡鞋。”⑧这些扬州著名的字号都是陕西人的生意。
扬州以园林胜，扬州的私家园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时的陕西商人由于“徙家淮扬”，他们手中又有大把的金钱，就把陕西人喜好盖房子的习惯带到了扬州，从而使扬州许多著名的私家宅院是陕西人的产业。如富平商人李月峰“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美田与芦场独多”⑨。扬州风景胜地蜀岗乃陕西盐商临潼张氏的产业，“额楼前本保障湖，后莲塘。张氏因之运太湖石数千石移堡城，竹数十亩，故是园前以石胜，后以竹胜，中以水胜。由南岸堤上过筱园外石板桥为园门，门内层严小壑委曲曼迥，石尽树出，问筑来春堂，厅后方塘十亩，修竹参天，中有竹楼，竹外为射圃，其后土山又起，过此为园后门，门外即草香亭”⑩。扬州的“张园”系陕西富平庄里镇富商张臻家的产业；扬州的“溉园”是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的产业，豹人“又在扬州筑室数楹，题曰‘溉园’，以隐逸终老”(11)。扬州最著名的文化景点，曾经接待过乾隆皇帝的“康山别墅”，就是陕西武功人康海家的产业。扬州本无山，挖掘大运河时，所掘之土堆积成山，最初是一姓焦的商人在其上构置宅院，是为“焦山别墅”，明代中叶，康海于朝廷失意，移居扬州为商，遂从焦家手中买下了这所园林，改名为“康山别墅”(12)。当然，由于岁月淹没，这些宅院几经易手，但追溯其原始产权，当是陕西人的产业无疑。
陕西商人赵裕捐修扬州大明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赵裕捐修大明寺的过程
赵裕，史籍无考，只知他是陕西三原人，祖辈在扬州为商。他捐修扬州大明寺的事迹，主要见之于潘文伟先生的《中国商帮》，为方便读者，故将其节选改录如下：
赵裕是陕西三原人，著名盐商，早年是做粮食生意的，由于明政府屡次号召输粮助边，给以盐引，于是他也加入输粮换引大军，把粮食贩到边关换取盐引再到扬州支盐。后来不去边关了，就专门在扬州定居下来，从事盐引的转卖活动，发了财，成为积财万贯的大盐商。
赵裕虽说是盐商，但从小受吃斋念佛母亲的影响，对佛有敬畏之心。他母亲对他说，她常年烧香拜佛，就是为了让佛保佑后代，所以赵裕才有今天的大富大贵。赵裕虽然不全信，但母亲的祝佑总是善良的。
母亲去世后，赵裕为保佑生意和顺，也慢慢地开始烧香拜佛，家里还专门供有佛龛。闲暇时，他也读一些佛家典籍，并与一些佛门僧人有所来往，渐渐有了些灵性，懂得人应该知恩图报，善恶终是缘分，积德行善是人的本分。尤其是他来到扬州后，生意蒸蒸日上，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总想做些善事来报答老天的保佑，为扬州人民做些好事。
不久，他听说扬州大明寺要修大雄宝殿，认为这是了却自己心愿的一个机会，就去找大明寺的方丈惠净法师，表示愿意捐赠修建大雄宝殿的全部款项。惠净法师听后大喜，说：“你们陕西人就是大气，出手这么大方，贫僧原先只是听说，今日始信。有施主如此慷慨布施，功德无量，乃大明寺的善缘呀!”
赵裕听惠净法师这样说，心里很不安，就告诉法师说：“我这样做也是遵循母训，对佛门略表一点心意。”
慧净法师忙问道：“家母可也信佛?”
赵裕说：“正是，家母一心向善，从小就吃斋念佛，一直到去世，从未间断，并告诫我要多做功德，她的在天之灵，就会保佑我平平安安。”
慧净法师听罢赞许道：“原来如此，这也算做是善因，必有善果呀!”
接下来，大明寺就用赵裕捐的巨资开始修建大雄宝殿，前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修建完工。上面是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歇山顶，下面是粗大整齐的朱红柱子，雕梁画栋，精美绝伦，巍峨壮观，气势恢宏。殿内塑有西方三圣，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像，金粉描就，庄严肃穆，十分壮观。
完工那天，大明寺举办了盛大仪式，请来各界名流和扬州士绅，参加开光典礼。赵裕当然是座上嘉宾。
随着钟罄声响，举办法事的和尚颂声高扬，赵裕在下方蒲团跪立停当，慧净法师亲自登台，为赵裕说《金刚经》，消灾祈福，保佑安康。
做完法事，惠净法师让人抬出一块黑漆牌匾，上边有“功德盛大”的描金大字并刻有赵裕的名字，让赵裕过目。赵裕看后很是不安，但寺院的一番真情难却，也只好默认。
接着，法师让小和尚将牌匾挂到大殿正门的门楣上，小和尚不管怎么挂，都挂不正，急得满头大汗，惠净法师也很不满意。这时，有一位游方和尚说：“这牌匾挂不正，说明不是个好东西!”众人愕然，赵裕搭腔说：“大师，那可是块功德匾。”游方和尚说：“为何要挂这功德匾呢?”旁边一个僧人合掌说：“这位赵施主是个虔诚佛学之人，虽然家财万贯，但不敛财，这座大雄宝殿就是他捐资修建的。如此大的善举，怎能不算是功德呢!”
游方和尚听完后笑着对赵裕说：“一个人心里若真有佛，再多的钱财施舍了，都不算是功德，那只是对尘世的消灾祈福罢了。一个人如果一开始就为了一种功德而去布施，这种布施就是亵渎了神灵，做件好事难道就非要世人都记住吗?”
听了游方和尚的一番话，赵裕似乎有所感悟，急忙吩咐人们将牌匾卸了下来。虽然大明寺的大雄宝殿没有悬挂“功德匾”，但是陕商赵裕捐资修建大殿的事迹却被人们长久述说着。(13)
三、赵裕捐修大明寺的意义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慈善义举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商人们天良的自我发现，而是社会长期教化培育、生活制度制约和商人自我修致的结果。
(一)社会主流意识的教化培育是陕西商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祥之地，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发祥地之一。作为十三朝文明古都，陕西又是儒、佛、道三教合流之地，几千年主流文化的教化，培育了陕西商人从善如流的慈善心怀，唤醒了陕西商人“以人为本”的人性良知，是陕西商人大规模从事社会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儒家学说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核心内容是“仁”，强调“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14)这种“恻隐之心”，无非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由于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尊崇为主流价值观，这种正统思想对陕西商人影响很大，成为他们博施济众、乐善好施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二)村社制度和家族生活是陕西商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制度基础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厥土黄壤，土地颗粒饱满，适宜植物根系向下生长，又有渭河流灌全境，自古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发祥地。农业生产的互助性和对集合劳动力的需求，使陕西自古形成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在这种乡土社会里，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形成本能的互助关系。血缘和乡情是人们永远无法隔断的心灵情怀。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陕西人的乡情联系有极为精当的说明：“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霭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酺，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15)在这种村社制度下，一人发财，惠及乡党，一家致富，带动四邻，成为陕西商人大规模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制度基础和情感需要。加之，陕西商人早年是通过一家、一族，乃至于一村、一乡的互相联引而集体走上经商道路的，他们在外地经营致富后，也会互相联引地走上集体从事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的道路，以此作为对家乡故土回报和馈赠的集体意志表达。这就是为什么陕西商人做社会公益事业常常能够表现出一呼百应、云集响应、规模巨大的原因所在。同时，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是境外行商，他们常年经商于外，客地求财，无缘照料家人，经商发财后通过大规模的家乡公益建设，结缘乡党，惠顾邻里，回报亲族，也成为他们维护和修补乡缘关系、为家人营造良好人际氛围的生活需求。
(三)博取名声光宗耀祖是陕西商人从事慈善事业的自我诉求
陕西作为十三朝首善之区，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为农家子弟拜官鬻爵提供了条件，使陕西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浓厚传统，陕西农商子弟多以读书为尚。明清以后又有不少学子文人“弃儒经商”，增加了陕商的文化含量，使陕西商人以儒经商，讲求人格的自我修炼，他们将商业经营与人格完善联系在一起，认为“活人”比商业利润更重要，光宗耀祖比赚钱发财更能体现自身的生命价值。所以经商致富后，常常遵循“发财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古老哲学，回家乡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将一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社会公益投资，以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和追求流芳百世的人生愿望。加之，陕西商人形成的“驽而不贪”的经营思想，也使他们能够看透金钱，恃才傲物，可以大手笔地将商业利润投向社会公益事业，表现了陕西商人穿透历史的灵气和厚重老辣人生经验的积累。这是明清陕西商帮不同于其他商帮的重要区别之所在。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积极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他们所接济的对象包括宗亲、社区邻里、朋友以及异地的陌路之人等，范围极为广大，影响也很深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维护了陕西社会的稳定，净化了民风。陕西商人的慈善活动使得被接济者少了颠沛流离之苦，得以喘息生存，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善风善举的发展。陕商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劝化民众的同时，他们的慈善活动又受到民众的尊重，从而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这些慈善活动使得同族之人更乐于追随这些商人，为他们做工作时会更加卖力。此外，慈善活动使得他们在经商之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
(2)体现了陕西商人“和衷共济”的创业思想。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远离故土、寄籍客乡、借地求财，常受到本土商人的欺辱和官府的侵扰。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陕西商人以“和衷共济”为旗帜，组成商帮，修建会馆，赢得良好声誉，为陕西商人闯荡天涯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体现了陕西商人富而不狂、扶危救困、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商人通过勤劳的双手致富后，不忘家乡，热心公益，把自己能够支配的钱财用来为家乡办好事视为一种人生的乐趣。他们把金钱看作身外之物，把能够赚到很多的钱视为事业的成功，人生价值的体现，而不是为了自己贪图享受，任意挥霍。中国传统道德有孝友、睦姻、任恤的要求，陕西商人不论其原来出身如何，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受到这些道德规范的影响，使他们在处理财富时，除了考虑扩大投资和满足家人生活需要外，常考虑到家族中人和乡亲父老的需求。在家乡兴办出钱修路架桥、创办学堂义庄、捐款救济贫苦乡亲，造福乡党，厚德载商。这种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现代商人学习。
①万历《扬州府志》，万历年间刻本，卷1，于若瀛序。
②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4，第22页。
③刘光责：《烟霞草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4，第22页。
④李澄：《淮盐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9。
⑤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⑥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31页。
⑦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32页。
⑧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319页。
⑨李因笃：《续刻受棋堂集》，道光十年刻本，卷4，第63页。
⑩李斗：《扬州名胜录》，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轶，第113页。
(11)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2。
(12)吴建坤：《扬州名宅》，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30页。
(13)潘文伟：《中国商帮》，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70页。
(14)《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告子上》。
(15)江苏省档案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
一、明代陕西商人在扬州的活动概况
由于明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的历史机缘，使陕西商人“腰缠十万下扬州”，大规模地踏上了扬州这个江南的锦绣繁华之地。
“食盐开中”就是用粮食换盐引，而明代的盐场中，淮阳盐场的淮盐是最好的，这不仅因为它是海盐，质量纯正，还在于“淮盐”利厚，当时是“利敷三倍”。利大大干是商业规律，于是，陕西商人纷纷换取“淮引”，持引到扬州去贩盐，这样陕西商人的脚步就大规模地踏上了扬州的土地。
明代万历年间的《扬州府志》记载：“扬水国也……聚四方之民，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商)山右(晋商)次之。”①在明代中前期，由于明初的边防建设重点在陕西，“明边重陕西”，故“淮盐以西商为大宗”②。大量陕西商人在边地输粟换引，然后持引到扬州贩盐，产供销全程运作当时是“边益实而商益富，则多赖陕”③。那时，在扬州做食盐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有五百多人，著名的如《淮盐备要》中记载：“明中盐法行，山陕之商糜至，三原之梁，泾阳之张、梁，西安之申，临潼之张，兼籍故土，实皆居扬。”④他们是扬州最重要的盐业资本集团。尤其是明成化三年，叶淇变法，实行“花钱买引”，种粟塞上失去了经济意义，大量陕西边商“悉撤业归，徙家淮扬”⑤，巨大地增加了陕商在扬州的力量，使扬州到处都是陕西人的身影。当时的一首《扬州竹枝词》记载说：“盐客连穑拥巨财，朱门河下所藏生。乡音秦语并歙语，不问人名但问旗。”⑥“秦语”就是陕西话，“歙语”即徽州话(歙县为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可见陕商、徽商皆为扬州繁华商业的主力军。据记载，当时两淮八大总盐商(即盐业公会领袖)中，西商、徽商各占其四。
当时的陕西商人大多居住在与扬州盐运司不远的下河街，便于开展业务，他们集资修建了扬州最早也是最大的会馆中，即扬州山陕会馆，这一会馆的奠基石至今还藏在扬州历史博物馆中。陕西盐商们聚居在会馆周围，形成与扬州文化不同的陕西文化社区，也就是“经济特区”，掌握着扬州的金融。所以《扬州竹枝词》以羡慕的笔触写道：“商人河下最奢华，窗子都糊细广纱。急限饷银三十万，西商犹自少离家。”⑦而且，在离下河街不远最繁华的缎子街，几乎是陕西人的天下，《扬州竹枝词》说：“运司门前查原当，旧帽新翻缎子街；伍少西家绒袜贵，戴和美店看毡鞋。”⑧这些扬州著名的字号都是陕西人的生意。
扬州以园林胜，扬州的私家园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那时的陕西商人由于“徙家淮扬”，他们手中又有大把的金钱，就把陕西人喜好盖房子的习惯带到了扬州，从而使扬州许多著名的私家宅院是陕西人的产业。如富平商人李月峰“自上郡九原南沙江淮皆置园宅”、“美田与芦场独多”⑨。扬州风景胜地蜀岗乃陕西盐商临潼张氏的产业，“额楼前本保障湖，后莲塘。张氏因之运太湖石数千石移堡城，竹数十亩，故是园前以石胜，后以竹胜，中以水胜。由南岸堤上过筱园外石板桥为园门，门内层严小壑委曲曼迥，石尽树出，问筑来春堂，厅后方塘十亩，修竹参天，中有竹楼，竹外为射圃，其后土山又起，过此为园后门，门外即草香亭”⑩。扬州的“张园”系陕西富平庄里镇富商张臻家的产业；扬州的“溉园”是陕西三原商人孙豹人的产业，豹人“又在扬州筑室数楹，题曰‘溉园’，以隐逸终老”(11)。扬州最著名的文化景点，曾经接待过乾隆皇帝的“康山别墅”，就是陕西武功人康海家的产业。扬州本无山，挖掘大运河时，所掘之土堆积成山，最初是一姓焦的商人在其上构置宅院，是为“焦山别墅”，明代中叶，康海于朝廷失意，移居扬州为商，遂从焦家手中买下了这所园林，改名为“康山别墅”(12)。当然，由于岁月淹没，这些宅院几经易手，但追溯其原始产权，当是陕西人的产业无疑。
陕西商人赵裕捐修扬州大明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二、赵裕捐修大明寺的过程
赵裕，史籍无考，只知他是陕西三原人，祖辈在扬州为商。他捐修扬州大明寺的事迹，主要见之于潘文伟先生的《中国商帮》，为方便读者，故将其节选改录如下：
赵裕是陕西三原人，著名盐商，早年是做粮食生意的，由于明政府屡次号召输粮助边，给以盐引，于是他也加入输粮换引大军，把粮食贩到边关换取盐引再到扬州支盐。后来不去边关了，就专门在扬州定居下来，从事盐引的转卖活动，发了财，成为积财万贯的大盐商。
赵裕虽说是盐商，但从小受吃斋念佛母亲的影响，对佛有敬畏之心。他母亲对他说，她常年烧香拜佛，就是为了让佛保佑后代，所以赵裕才有今天的大富大贵。赵裕虽然不全信，但母亲的祝佑总是善良的。
母亲去世后，赵裕为保佑生意和顺，也慢慢地开始烧香拜佛，家里还专门供有佛龛。闲暇时，他也读一些佛家典籍，并与一些佛门僧人有所来往，渐渐有了些灵性，懂得人应该知恩图报，善恶终是缘分，积德行善是人的本分。尤其是他来到扬州后，生意蒸蒸日上，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总想做些善事来报答老天的保佑，为扬州人民做些好事。
不久，他听说扬州大明寺要修大雄宝殿，认为这是了却自己心愿的一个机会，就去找大明寺的方丈惠净法师，表示愿意捐赠修建大雄宝殿的全部款项。惠净法师听后大喜，说：“你们陕西人就是大气，出手这么大方，贫僧原先只是听说，今日始信。有施主如此慷慨布施，功德无量，乃大明寺的善缘呀!”
赵裕听惠净法师这样说，心里很不安，就告诉法师说：“我这样做也是遵循母训，对佛门略表一点心意。”
慧净法师忙问道：“家母可也信佛?”
赵裕说：“正是，家母一心向善，从小就吃斋念佛，一直到去世，从未间断，并告诫我要多做功德，她的在天之灵，就会保佑我平平安安。”
慧净法师听罢赞许道：“原来如此，这也算做是善因，必有善果呀!”
接下来，大明寺就用赵裕捐的巨资开始修建大雄宝殿，前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修建完工。上面是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歇山顶，下面是粗大整齐的朱红柱子，雕梁画栋，精美绝伦，巍峨壮观，气势恢宏。殿内塑有西方三圣，中间是释迦牟尼佛像，金粉描就，庄严肃穆，十分壮观。
完工那天，大明寺举办了盛大仪式，请来各界名流和扬州士绅，参加开光典礼。赵裕当然是座上嘉宾。
随着钟罄声响，举办法事的和尚颂声高扬，赵裕在下方蒲团跪立停当，慧净法师亲自登台，为赵裕说《金刚经》，消灾祈福，保佑安康。
做完法事，惠净法师让人抬出一块黑漆牌匾，上边有“功德盛大”的描金大字并刻有赵裕的名字，让赵裕过目。赵裕看后很是不安，但寺院的一番真情难却，也只好默认。
接着，法师让小和尚将牌匾挂到大殿正门的门楣上，小和尚不管怎么挂，都挂不正，急得满头大汗，惠净法师也很不满意。这时，有一位游方和尚说：“这牌匾挂不正，说明不是个好东西!”众人愕然，赵裕搭腔说：“大师，那可是块功德匾。”游方和尚说：“为何要挂这功德匾呢?”旁边一个僧人合掌说：“这位赵施主是个虔诚佛学之人，虽然家财万贯，但不敛财，这座大雄宝殿就是他捐资修建的。如此大的善举，怎能不算是功德呢!”
游方和尚听完后笑着对赵裕说：“一个人心里若真有佛，再多的钱财施舍了，都不算是功德，那只是对尘世的消灾祈福罢了。一个人如果一开始就为了一种功德而去布施，这种布施就是亵渎了神灵，做件好事难道就非要世人都记住吗?”
听了游方和尚的一番话，赵裕似乎有所感悟，急忙吩咐人们将牌匾卸了下来。虽然大明寺的大雄宝殿没有悬挂“功德匾”，但是陕商赵裕捐资修建大殿的事迹却被人们长久述说着。(13)
三、赵裕捐修大明寺的意义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慈善义举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商人们天良的自我发现，而是社会长期教化培育、生活制度制约和商人自我修致的结果。
(一)社会主流意识的教化培育是陕西商人从事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
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祥之地，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发祥地之一。作为十三朝文明古都，陕西又是儒、佛、道三教合流之地，几千年主流文化的教化，培育了陕西商人从善如流的慈善心怀，唤醒了陕西商人“以人为本”的人性良知，是陕西商人大规模从事社会慈善活动的思想基础。儒家学说是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核心内容是“仁”，强调“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所以“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14)这种“恻隐之心”，无非是指人类情感中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由于儒家思想被统治阶级尊崇为主流价值观，这种正统思想对陕西商人影响很大，成为他们博施济众、乐善好施行为的基本出发点。
(二)村社制度和家族生活是陕西商人从事慈善事业的制度基础
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千里，厥土黄壤，土地颗粒饱满，适宜植物根系向下生长，又有渭河流灌全境，自古是中国农耕经济的发祥地。农业生产的互助性和对集合劳动力的需求，使陕西自古形成聚族而居的村社制度。在这种乡土社会里，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形成本能的互助关系。血缘和乡情是人们永远无法隔断的心灵情怀。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陕西人的乡情联系有极为精当的说明：“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霭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簋酺，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15)在这种村社制度下，一人发财，惠及乡党，一家致富，带动四邻，成为陕西商人大规模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的制度基础和情感需要。加之，陕西商人早年是通过一家、一族，乃至于一村、一乡的互相联引而集体走上经商道路的，他们在外地经营致富后，也会互相联引地走上集体从事家乡公益事业建设的道路，以此作为对家乡故土回报和馈赠的集体意志表达。这就是为什么陕西商人做社会公益事业常常能够表现出一呼百应、云集响应、规模巨大的原因所在。同时，明清时期的陕西商帮是境外行商，他们常年经商于外，客地求财，无缘照料家人，经商发财后通过大规模的家乡公益建设，结缘乡党，惠顾邻里，回报亲族，也成为他们维护和修补乡缘关系、为家人营造良好人际氛围的生活需求。
(三)博取名声光宗耀祖是陕西商人从事慈善事业的自我诉求
陕西作为十三朝首善之区，尤其是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后，为农家子弟拜官鬻爵提供了条件，使陕西形成了“耕读传家”的浓厚传统，陕西农商子弟多以读书为尚。明清以后又有不少学子文人“弃儒经商”，增加了陕商的文化含量，使陕西商人以儒经商，讲求人格的自我修炼，他们将商业经营与人格完善联系在一起，认为“活人”比商业利润更重要，光宗耀祖比赚钱发财更能体现自身的生命价值。所以经商致富后，常常遵循“发财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古老哲学，回家乡从事公益慈善事业，将一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社会公益投资，以博取乐善好施的名声和追求流芳百世的人生愿望。加之，陕西商人形成的“驽而不贪”的经营思想，也使他们能够看透金钱，恃才傲物，可以大手笔地将商业利润投向社会公益事业，表现了陕西商人穿透历史的灵气和厚重老辣人生经验的积累。这是明清陕西商帮不同于其他商帮的重要区别之所在。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积极从事慈善公益活动，他们所接济的对象包括宗亲、社区邻里、朋友以及异地的陌路之人等，范围极为广大，影响也很深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明清时期陕西商人的慈善公益活动维护了陕西社会的稳定，净化了民风。陕西商人的慈善活动使得被接济者少了颠沛流离之苦，得以喘息生存，稳定了社会秩序，促进了善风善举的发展。陕商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劝化民众的同时，他们的慈善活动又受到民众的尊重，从而提高了其社会地位，增强了他们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这些慈善活动使得同族之人更乐于追随这些商人，为他们做工作时会更加卖力。此外，慈善活动使得他们在经商之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有利于商业活动的开展。
(2)体现了陕西商人“和衷共济”的创业思想。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远离故土、寄籍客乡、借地求财，常受到本土商人的欺辱和官府的侵扰。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陕西商人以“和衷共济”为旗帜，组成商帮，修建会馆，赢得良好声誉，为陕西商人闯荡天涯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3)体现了陕西商人富而不狂、扶危救困、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俗语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陕西商人通过勤劳的双手致富后，不忘家乡，热心公益，把自己能够支配的钱财用来为家乡办好事视为一种人生的乐趣。他们把金钱看作身外之物，把能够赚到很多的钱视为事业的成功，人生价值的体现，而不是为了自己贪图享受，任意挥霍。中国传统道德有孝友、睦姻、任恤的要求，陕西商人不论其原来出身如何，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受到这些道德规范的影响，使他们在处理财富时，除了考虑扩大投资和满足家人生活需要外，常考虑到家族中人和乡亲父老的需求。在家乡兴办出钱修路架桥、创办学堂义庄、捐款救济贫苦乡亲，造福乡党，厚德载商。这种热心公益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现代商人学习。
①万历《扬州府志》，万历年间刻本，卷1，于若瀛序。
②刘光蕡：《烟霞草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4，第22页。
③刘光责：《烟霞草堂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4，第22页。
④李澄：《淮盐备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9。
⑤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⑥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31页。
⑦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132页。
⑧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卷4，第1319页。
⑨李因笃：《续刻受棋堂集》，道光十年刻本，卷4，第63页。
⑩李斗：《扬州名胜录》，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六轶，第113页。
(11)孙枝蔚：《溉堂前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卷2。
(12)吴建坤：《扬州名宅》，广陵书社2006年版，第130页。
(13)潘文伟：《中国商帮》，改革出版社1996年版，第367-370页。
(14)《孟子》，中华书局2006年版，《告子上》。
(15)江苏省档案馆：《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