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陕商在苏州的通行领袖——师从政
明清两代，苏州是全国棉纺织中心和东部商业中心，大量陕西商人到苏州贩布做生意，成为苏州城里重要的商业力量，而明代陕西商人在苏州的“通行领袖”也叫“伙头”，就是三原著名商贾——师从政。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苏州的活动
明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今上海地区)六县。在明嘉靖以后，应天府移驻苏州，从此直到清末，都是江苏省会。清代江苏布政使驻苏州期间，苏州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
苏州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处于长江三角洲平原上，适合水稻和蚕桑种植以及淡水养殖，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为苏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苏州附近水网密集，北枕长江，西临太湖，其间又有阳澄湖、淀山湖、金溪湖、庞山湖等。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四通八达的水道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
明代中期以来，苏州的商业已经相当兴盛，万历时有人称之为江南首郡；进入清代，苏州的城市经济更是达到了高度繁荣阶段。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的《盛世滋生图》，画面有熙来攘往的人物12000多人，可辨认的商铺230余家，主要涉及的行业有丝绸业、棉布(花)业、染料(坊)业、蜡烛业、烟草业、餐饮业、典当钱庄业等50余个，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棉花的种植自元代从中亚细亚、新疆辗转传到陕西后，陕西渭河流域就成为中国短绒棉的主产地。但由于北方风刚土厚，空气高亢，纺纱织布断头多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只好将棉花转运到江南。而江南苏、松、嘉、杭四府，由于黄道婆将纺织技术传入，成为中国的棉纺织中心。明人宋应星说江浙一带“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①。清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局已拥有织机660余架，机匠近2000余人；康雍乾时期，苏州的踹坊就达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人数也在万人左右，被誉为“以棉布衣被天下”，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②之谣，并形成以苏州为销售中心的“布店在松，发卖在苏”③的贸易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商人纷纷到苏州贩运布匹，形成“北棉南去，南布北来”的商品大流通。明人徐光启说：“今北方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明清两代松江布产量很大，吴承明先生估计为“全年最多3000万匹”④，萧国亮先生更将其具体化为“30746112匹”，并测算出商品量为“27019020匹”⑤，以其中一半销往西北三边计，则每年运销西北的标布在1000～1400万匹之间。所以，清人褚华在其所著《木棉谱》中才说“上海擅木棉之利垂六百余年。种植木棉之发祥地乌泥径也，传授纺织之开山祖黄道婆，明清两代布则北鬻秦晋”⑥。
这些吸引着陕西布商自明代后“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冰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⑦。到江南购布的陕西布商财丰势宏，他们做得都是大生意。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陕西布商一次携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⑧。据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估算，“以每匹标布值银2钱计，银2万两可买布5万匹，10万两可买布50万匹，100万两可买布250万匹。一个标客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其运销额当在数10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决非一般小商贩所可比拟的”⑨。所以，江南人民“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对陕西布商的态度很友好，尊称他们为“关陕大贾”或“秦晋商人”，使他们在松苏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位尊王侯，轰轰烈烈地演出了近三百年棉布贸易的历史活剧。
三原师从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师从政的经营经历
师从政的经营经历主要见之于温纯为其父师庄南写的《明寿官师君墓志铭》和三原文人来俨然为其撰写的《墓志铭》：
“处士故贾，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客淮扬，久观万货，用盐筴起，二子相递为客与家，”⑩其子师从政“自舞象之年操钱千，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昊越，往来无宁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之。用盐筴贾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11)。
由此可知，师从政与他父亲师庄南都是第一批利用“食盐开中”政策机遇而走上经商道路的三原富商。师从政的父亲师庄南“处士故贾，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本身就是一介商贾，主要从事棉布贸易，奔波于江南与塞北之间，有丰富的行商经验。他常年流寓淮扬，观察市面，了解供求，有敏锐的市场眼光和捕捉商机的能力。洪武初年，当明政府在陕西实行“输粮换引”的新经济政策时，师庄南敏锐地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毅然指挥家人走上输粮换引的发家道路。他让两个儿子各执一头，大儿子师从政在扬州，为“内商”，主要从事贩卖盐引，小儿子在边地种粟换引，为“边商”，这就是“二子相递为客与家”。而他则坐镇扬州，居间调度，“客与家诸方略一一听公指授，至君老居积不啻巨万”，父子戮力，业盐三年就“累数万金”，掘得了“食盐开中”的第一桶金，成为渭北的知名富户。
成化中，叶淇变法，停止用粮换引，种粟边关失去了经济意义，师从政兄弟悉从边关撤业，移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居扬期间，由于“内商”只是将“盐引”也就是贩盐许可证卖给江浙一带的“水商”，并不直接参与食盐销售，仅仅是一种“许可证交易”，有大把可资利用的闲暇时间。加之，输粮得引后，需在扬州按时间顺序支取盐斤，叫“守支”，有许多陕西盐商在扬州守支数十年而不得盐斤。在这种情况下，从小深得父亲经商真传的师从政，不以坐守扬州为满足，他看到从苏杭贩卖标布到西北，是个能够赚钱的好生意。15岁就随着父亲赴姑苏贩布的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布业经验，于是携带千两银两到苏杭，贩运万匹标布回陕西贩卖，一次就赚了万两银子，“市布崛起”，成为陕西著名的布商。人们看到他做生意眼光远大、手段老道，人又诚实，都纷纷贷钱给他，使他贩布的资本迅速壮大。他凭借着这些雄厚的资金，往来于陕西与苏州之间“无宁日”，赚得了数倍的利息，成为众商仰慕的领袖人物，人们纷纷推举他为陕西商人在苏州的“伙头”(12)，凡事都依照他的计策而行，在明代的陕西商界已经很有影响。
业布成名后，师从政更是春风得意，他深知“有力吃力，无力吃智”的道理，在商场上最理想的局面是“钱撵人”，而不是“人撵钱”，“七十二行，钱业为王”的行业优势，使他决定在银钱业一显身手。他将业盐、贩布的利润转化为投资，将钱贷放出去，赚取高利贷利润，又获得了比布业更多的利润。经过从盐商到布商，又从布商到钱商不同行业的历练，使他掌握了经商规律，可以化石成金，因此，他晚年曾感慨地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13)，深刻感受到掌握商业经营规律的快慰和欢乐。
在明代的陕西商界，一个能够在食盐、棉布、银钱不同行业取得只赚不赔经营业绩的恐怕只有师从政了。因此，他众望所归，成为明代初年陕西商界的“通行领袖”。
三、师从政的经营经验
师从政是一个有残疾的人，“君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14)，这本来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商人条件的，但“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正因为师从政口吃，不善言辞，因此可以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对商业经营规律的思索上，取得正常人所不能够取得的成功。
他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
(一)善动心思，探索规律
师从政口吃，不善说话，“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但他心思活泛，将全部精力都运用到对市场的观察和对商业规律的揣摩上，练就了一身商业经营的硬本领，“独市利所至辐辏”，简直就是个“赚钱篓子”和市场的“鬼精灵”，任何经营项目在他手里都稳赚不赔。
市场是智慧者的天堂和愚蠢者的坟墓。人无心思莫开店，市路就是心路，只有那些在商场上善于开动脑筋、认真思索的人，才能把握商业经营的内在规律，在别人不曾留意的地方发现巨大的商机，在别人不能为之地做出可为之事。有人解释“商”，就是一个人立在市门里，用口和人说话。说话就是切磋行情、沟通买卖、磨合价值，而且还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捕捉各方信息。只有做到了这些才可以称之为“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在商海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师从政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商人。有一次，一群陕西布商在苏州阊门外的布行里闲聊，有一位布商对大伙说，某处有人家需要布匹，众人只当笑话，并不上心。在一旁不吐一词的师从政听罢，背起布匹就前去贩卖，众人见状，都拊掌大笑，说他是个傻瓜，师从政不以为然。一会儿，当师从政拿着卖布的银子回来时，众人皆目瞪口呆，佩服地说：“这简直就是命中注定的呀!”(15)所以，师从政所说的“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绝非虚语，而是他对商业经营规律把握的自信和自觉。
(二)从善如流，热心公益
师从政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懂得自己有语言障碍，只是风云际会使自己把握到了赚钱的机会，这些财富应该归之于社会。再者，他常年在扬州、苏州做生意，闯荡天涯，而父母家人俱在家乡，时常要得到乡邻亲友的帮助。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从事家乡公益事业，报答父老乡亲的关爱和呵护。明代中叶，三原城北的清水河泛滥，阻隔道路，行人不便，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盐商后裔太子太保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其中师从政捐“二百金”(16)，后又以“二百金助三原城，二百助清谷桥，其他析券、食丐、施谷种，葺梵宇琳宫，诸善状不一”(17)，做了许多惠及家乡的好事，因而得到了官府的褒奖。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
②《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102，《物产》。
③徐光启：《农政全书》，岳麓书社2002年版，卷35，《木棉》。
④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⑤萧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及商品全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⑥上海通社编：《上海掌故丛书》，上海通社民国25年版，卷3，第73页。
⑦钦善：《松问》，见《松江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卷5。
⑧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⑩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二十五年排本，卷11。
(11)来俨然：《自愉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2，第13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6)李维祯：《大泌山房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
(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0。
一、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苏州的活动
明代，苏州府辖吴县、长洲、昆山、常熟、吴江、嘉定(今上海地区)六县。在明嘉靖以后，应天府移驻苏州，从此直到清末，都是江苏省会。清代江苏布政使驻苏州期间，苏州辖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和太仓直隶州。
苏州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它处于长江三角洲平原上，适合水稻和蚕桑种植以及淡水养殖，较高的农业生产水平为苏州的商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苏州附近水网密集，北枕长江，西临太湖，其间又有阳澄湖、淀山湖、金溪湖、庞山湖等。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四通八达的水道成为苏州商品经济发展的动脉。
明代中期以来，苏州的商业已经相当兴盛，万历时有人称之为江南首郡；进入清代，苏州的城市经济更是达到了高度繁荣阶段。完成于乾隆二十四年的《盛世滋生图》，画面有熙来攘往的人物12000多人，可辨认的商铺230余家，主要涉及的行业有丝绸业、棉布(花)业、染料(坊)业、蜡烛业、烟草业、餐饮业、典当钱庄业等50余个，清代前期苏州工商业的繁荣景象跃然纸上。
棉花的种植自元代从中亚细亚、新疆辗转传到陕西后，陕西渭河流域就成为中国短绒棉的主产地。但由于北方风刚土厚，空气高亢，纺纱织布断头多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只好将棉花转运到江南。而江南苏、松、嘉、杭四府，由于黄道婆将纺织技术传入，成为中国的棉纺织中心。明人宋应星说江浙一带“凡棉布寸土皆有”、“织机十室必有”①。清乾隆初年，苏州织造局已拥有织机660余架，机匠近2000余人；康雍乾时期，苏州的踹坊就达六七百家之多，雇有踹匠万人以上，染坊数量也不少，染匠人数也在万人左右，被誉为“以棉布衣被天下”，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②之谣，并形成以苏州为销售中心的“布店在松，发卖在苏”③的贸易格局。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商人纷纷到苏州贩运布匹，形成“北棉南去，南布北来”的商品大流通。明人徐光启说：“今北方之吉贝(棉花)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明清两代松江布产量很大，吴承明先生估计为“全年最多3000万匹”④，萧国亮先生更将其具体化为“30746112匹”，并测算出商品量为“27019020匹”⑤，以其中一半销往西北三边计，则每年运销西北的标布在1000～1400万匹之间。所以，清人褚华在其所著《木棉谱》中才说“上海擅木棉之利垂六百余年。种植木棉之发祥地乌泥径也，传授纺织之开山祖黄道婆，明清两代布则北鬻秦晋”⑥。
这些吸引着陕西布商自明代后“挟资千亿，岱陇东西，海关内外，券驴市马，日夜奔驰，驱车冰河，泛舸长江，风餐水宿，达于苏常，标号监庄，非松不办，垄断坦途，旁郡相间”⑦。到江南购布的陕西布商财丰势宏，他们做得都是大生意。叶梦珠《阅世编》中记载，陕西布商一次携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⑧。据复旦大学樊树志教授估算，“以每匹标布值银2钱计，银2万两可买布5万匹，10万两可买布50万匹，100万两可买布250万匹。一个标客所带‘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其运销额当在数10万匹至数百万匹之间，决非一般小商贩所可比拟的”⑨。所以，江南人民“奉布商如王侯，争布商如对垒”，对陕西布商的态度很友好，尊称他们为“关陕大贾”或“秦晋商人”，使他们在松苏棉布市场上长袖善舞，位尊王侯，轰轰烈烈地演出了近三百年棉布贸易的历史活剧。
三原师从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师从政的经营经历
师从政的经营经历主要见之于温纯为其父师庄南写的《明寿官师君墓志铭》和三原文人来俨然为其撰写的《墓志铭》：
“处士故贾，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客淮扬，久观万货，用盐筴起，二子相递为客与家，”⑩其子师从政“自舞象之年操钱千，市布崛起，人以君椎也，争斋子钱贾昊越，往来无宁日，其息倍。已又出捐子钱贷人，其息亦倍之。用盐筴贾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11)。
由此可知，师从政与他父亲师庄南都是第一批利用“食盐开中”政策机遇而走上经商道路的三原富商。师从政的父亲师庄南“处士故贾，往来姑苏于越诸处，贸迁有无”，本身就是一介商贾，主要从事棉布贸易，奔波于江南与塞北之间，有丰富的行商经验。他常年流寓淮扬，观察市面，了解供求，有敏锐的市场眼光和捕捉商机的能力。洪武初年，当明政府在陕西实行“输粮换引”的新经济政策时，师庄南敏锐地看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商机，毅然指挥家人走上输粮换引的发家道路。他让两个儿子各执一头，大儿子师从政在扬州，为“内商”，主要从事贩卖盐引，小儿子在边地种粟换引，为“边商”，这就是“二子相递为客与家”。而他则坐镇扬州，居间调度，“客与家诸方略一一听公指授，至君老居积不啻巨万”，父子戮力，业盐三年就“累数万金”，掘得了“食盐开中”的第一桶金，成为渭北的知名富户。
成化中，叶淇变法，停止用粮换引，种粟边关失去了经济意义，师从政兄弟悉从边关撤业，移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居扬期间，由于“内商”只是将“盐引”也就是贩盐许可证卖给江浙一带的“水商”，并不直接参与食盐销售，仅仅是一种“许可证交易”，有大把可资利用的闲暇时间。加之，输粮得引后，需在扬州按时间顺序支取盐斤，叫“守支”，有许多陕西盐商在扬州守支数十年而不得盐斤。在这种情况下，从小深得父亲经商真传的师从政，不以坐守扬州为满足，他看到从苏杭贩卖标布到西北，是个能够赚钱的好生意。15岁就随着父亲赴姑苏贩布的他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布业经验，于是携带千两银两到苏杭，贩运万匹标布回陕西贩卖，一次就赚了万两银子，“市布崛起”，成为陕西著名的布商。人们看到他做生意眼光远大、手段老道，人又诚实，都纷纷贷钱给他，使他贩布的资本迅速壮大。他凭借着这些雄厚的资金，往来于陕西与苏州之间“无宁日”，赚得了数倍的利息，成为众商仰慕的领袖人物，人们纷纷推举他为陕西商人在苏州的“伙头”(12)，凡事都依照他的计策而行，在明代的陕西商界已经很有影响。
业布成名后，师从政更是春风得意，他深知“有力吃力，无力吃智”的道理，在商场上最理想的局面是“钱撵人”，而不是“人撵钱”，“七十二行，钱业为王”的行业优势，使他决定在银钱业一显身手。他将业盐、贩布的利润转化为投资，将钱贷放出去，赚取高利贷利润，又获得了比布业更多的利润。经过从盐商到布商，又从布商到钱商不同行业的历练，使他掌握了经商规律，可以化石成金，因此，他晚年曾感慨地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13)，深刻感受到掌握商业经营规律的快慰和欢乐。
在明代的陕西商界，一个能够在食盐、棉布、银钱不同行业取得只赚不赔经营业绩的恐怕只有师从政了。因此，他众望所归，成为明代初年陕西商界的“通行领袖”。
三、师从政的经营经验
师从政是一个有残疾的人，“君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14)，这本来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商人条件的，但“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同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正因为师从政口吃，不善言辞，因此可以使他把全部精力集中到对商业经营规律的思索上，取得正常人所不能够取得的成功。
他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就是：
(一)善动心思，探索规律
师从政口吃，不善说话，“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但他心思活泛，将全部精力都运用到对市场的观察和对商业规律的揣摩上，练就了一身商业经营的硬本领，“独市利所至辐辏”，简直就是个“赚钱篓子”和市场的“鬼精灵”，任何经营项目在他手里都稳赚不赔。
市场是智慧者的天堂和愚蠢者的坟墓。人无心思莫开店，市路就是心路，只有那些在商场上善于开动脑筋、认真思索的人，才能把握商业经营的内在规律，在别人不曾留意的地方发现巨大的商机，在别人不能为之地做出可为之事。有人解释“商”，就是一个人立在市门里，用口和人说话。说话就是切磋行情、沟通买卖、磨合价值，而且还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捕捉各方信息。只有做到了这些才可以称之为“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在商海里如鱼得水、进退自如。师从政正是这样一位优秀的商人。有一次，一群陕西布商在苏州阊门外的布行里闲聊，有一位布商对大伙说，某处有人家需要布匹，众人只当笑话，并不上心。在一旁不吐一词的师从政听罢，背起布匹就前去贩卖，众人见状，都拊掌大笑，说他是个傻瓜，师从政不以为然。一会儿，当师从政拿着卖布的银子回来时，众人皆目瞪口呆，佩服地说：“这简直就是命中注定的呀!”(15)所以，师从政所说的“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绝非虚语，而是他对商业经营规律把握的自信和自觉。
(二)从善如流，热心公益
师从政是一个知道感恩的人。他懂得自己有语言障碍，只是风云际会使自己把握到了赚钱的机会，这些财富应该归之于社会。再者，他常年在扬州、苏州做生意，闯荡天涯，而父母家人俱在家乡，时常要得到乡邻亲友的帮助。为此，他不遗余力地从事家乡公益事业，报答父老乡亲的关爱和呵护。明代中叶，三原城北的清水河泛滥，阻隔道路，行人不便，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盐商后裔太子太保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其中师从政捐“二百金”(16)，后又以“二百金助三原城，二百助清谷桥，其他析券、食丐、施谷种，葺梵宇琳宫，诸善状不一”(17)，做了许多惠及家乡的好事，因而得到了官府的褒奖。
①宋应星：《天工开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卷2。
②《浙江通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卷102，《物产》。
③徐光启：《农政全书》，岳麓书社2002年版，卷35，《木棉》。
④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0页。
⑤萧国亮：《关于清代前期松江布产量及商品全问题》，《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
⑥上海通社编：《上海掌故丛书》，上海通社民国25年版，卷3，第73页。
⑦钦善：《松问》，见《松江府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卷5。
⑧叶梦珠：《阅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卷7，《食货》。
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徽》，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页。
⑩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二十五年排本，卷11。
(11)来俨然：《自愉堂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2，第13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3)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5)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1。
(16)李维祯：《大泌山房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
(17)温纯：《温恭毅公文集》，民国25年排本，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