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明代陕西商人的杰出代表——温纯
在明代的陕西商界，有一颗熠熠闪光的文化明星，成为那一时代陕西商人的杰出代表，他就是从扬州占籍科举考中状元，后官拜工部尚书的三原商人子弟——温纯。
一、明代扬州的商籍与府学之争
明代初年，政府对社会管理采取“身份户籍制度”，依据民人职业定户等，民有“民籍”、军有“军籍”、工匠有“匠籍”。但对于周流天下的负贩行商因其来去不定，尚无定籍。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性的行商在经商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养儿育女，他们的子孙也“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他们返回故里，反而会因“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而遭乡人的排斥。因此，到正、嘉年间，政府给予商人可以在异地寄籍暂居或附籍的权利。嘉靖六年(1527)政府下令：“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体当差”①，各地纷纷效法成为常例。
商人在经商地“寄籍”或“附籍”，解决了商人本人的身份认定，但对商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仍存在“原籍”认定问题。明代科举，不管哪一级考试，应试者都必须填报体现本人和家庭身份的所谓原籍。“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因此，外寓人员参与科考，一是不能遗弃原籍，二是往往要徒劳往返，回千里以外的原籍赴考。
而对处于“士农工商”职业分层最底层的商人来说，为了光耀门庭，提高社会地位，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跻身官场。于是他们热衷于科举，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商贾身份，并为商人子弟进入仕途提供最佳机会。这在陕、晋盐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扬州盐商中就有“彼贾不识官，买盐半泥丸；此贾到处熟，买盐白如玉”、“上官有公谒，下官有私厚；我在十年前，翻在十年后”②。另外，商人子弟入仕，可以提升商人们的经济利益。陕西蒲城人刘秉钧的父亲“因贸易为邑豪所累，拘于县”，后秉钧“举于乡，邑令因雪其父冤”③。而且，商人子弟入仕，又可达到光宗耀祖的心理满足。华阴人赵呈泰生意兴隆，但“每以不获登仕途致显扬为恨”④。张天桂认为经商只能“裕吾后”，不能“光吾前”，捐官后感慨道：“吾今日暂可对我先祖于泉下矣。”⑤咸阳人王才，贩木致富，但仍受人欺压，后来次子王献“卒登甲科，拜官监察御史”，王才夫妇以子贵，“乡邻敬慕，叹息啧啧”⑥。为此，在扬州业盐的陕西盐商，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要求官府设立“商籍”，准许商人子弟在附籍地科举考试，以免去返乡的劳顿。明廷出于增加税收和对山陕商人输粟换引巩固边防历史功勋的肯定，体现“怀柔远商”的政策意向，遂于万历十三年(1585)在两淮正式设立“商籍”，“比照河东运学事例，具呈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录送”⑦，准许山陕子弟“附民籍收考”，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可以在扬州盐运司官办的“府学”就读，并特批7个名额，准许山陕弟子可以直接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不必回家乡举业。这项殊荣，一方面使山陕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便利的科举条件，实现“商而优则士”的理想，许多山陕商人的子弟就是利用这条捷径而登上仕途；另一方面，这项殊荣提升了山陕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可以获得文化上的优势。
明廷实行“商籍”制度，当时仅仅是惠及扬州的山陕商人，而不包括“同省地近”的徽商，徽商仍只可附籍应考，回故乡参加考试。这对于“左儒右贾”、迷恋科举从儒的徽商来说，是永久的痛，又是徽商在扬州竞争取胜必须突破的屏障。为此，徽商付出了百余年的努力。明代崇祯五年，徽商利用他们在扬州盐业经营中取得第一把交椅的优势，买通代摄盐政的巡盐御史史氏，上疏求建运学，允许流寓商人的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并获得了皇帝的批准。山陕商人闻讯后，认为府学是朝廷对山陕商人的特惠，他人不得浸润余泽，遂“喧哗于运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聚众抗议。扬州运司迫于山陕商人的压力，其事遂寝。徽商对此耿耿于怀。到了崇祯十六年，徽商旧事重提，山陕商人闻知，“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⑧，说明整个明代山陕商人在扬州始终是徽商难以突破的障碍，有力遏制着徽商的发展。
此事直到清代初年，陕西商人退出了扬州，山陕商人在扬州力量削弱，徽商才抓住机会，上书朝廷，于乾隆七年，由乾隆皇帝特批在扬州运学增加4个名额，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徽商的百年愿望才得以实现。凡此，可见陕、晋、徽三帮商人在扬州竞争的激烈程度。
温纯正是利用明廷对山陕商人在扬州的这一特惠政策而登上历史舞台的陕西商人的杰出代表。
二、温纯家族的经营历程
温纯的事迹在《明史·温纯传》中有所记载：
“温纯，字希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寿光知县征为户科给事中。隆庆三年，穆宗既禫除，犹不与大臣接。纯请遵祖制延访群工，亲决章奏，报闻。屡迁兵科都给事中……万历初，用荐起河南参议。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入为户部左侍郎，进右副都御史，督仓场。母忧去。进南京吏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父老，乞养归。终丧，召为左都御史。”⑨
三原温氏是山西洪洞县人。《温氏丛书序》称：“吾温氏有兴斋公者，南宋之季由洪洞避乱来三原，遂家焉，十传至明嘉万间。”⑩可知温纯一支原籍为山西洪洞，宋元之季避乱移居三原，成为明代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
温纯之父温朝凤，幼年丧父，一贫如洗，遂于蜀楚间行商，前后凡三十年。温朝凤是个有家庭责任心和性格坚毅的人，为了使家族能够脱贫致富，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经商道路。温纯曾回忆说：“太翁商蜀，公劝勿往，太翁不从，继之以泣，必得请乃已。”(11)温朝凤在蜀楚之间经商，备受艰辛，有一次“旅蜀江中，遇大盗数十人泊舟，丹中人皆伏，温大人捷身手弓矢连中三人，盗鸟兽散”(12)。温朝凤凭借一身胆略和勇气，在旅蜀陕商中渐有名声，家境渐起，成中贾，有了一定的积蓄。当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召民中引，温朝凤遂将旅蜀经商积累的资本，转化为盐业投资，移家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晚年厌倦贾业，在家乡遂购负郭良田，弃商务农，寄望复兴家业。
温纯，为温朝凤长子，少时为人凝重，少言笑。自幼读书习儒，颖悟绝伦，师从李攀龙、孙应鳌等鸿儒，得到他们的真传。李攀龙为关中督学，“一试大奇之”(13)，认为温纯是少有的人才，将传承其道德文章的希望寄托在温纯身上。
嘉靖四十三年(1564)，温纯举三秦乡试第一，次年中嘉靖乙丑(1565)科进士，授山东寿光县令。其父遗书告诫曰：“吾先世祖别驾公为寿光令有声，尔再令寿光，令寿民戴尔若别驾公，吾且见别驾公于尔矣，不尔且陨家声。”(14)温纯不辱父命，为官清廉，建树颇多，深得百姓爱戴，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后升为户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其任期内多有谏言，得罪了首辅高拱，遂出为湖广布政司参政，后调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历大理寺左少卿、光禄寺卿。后因限制宦官假公济私、节省宫廷开支无数之功，授中大夫，再升太常寺卿，力劝张居正回乡守制，故为其所难容，以养病告归。
回家乡后，温纯建一草堂，日读书课士，引关中名士讲学。张居正卒，官复太常寺卿。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加通议大夫。是年，升兵部右侍郎，历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温纯调户部右侍郎，升左侍郎。十七年(1589)六月，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督仓场。直言监督主事王显先不职。九月，丁母忧，回乡守制，慷慨解囊倡建石桥，为民造福。二十年(1592)哱拜叛乱，纯密献坐困、火攻二策。是年服除，起为南京吏部尚书。二十一年(1593)，与陈有年同主癸巳京察，众人皆服之严正。四月，任工部尚书，九月，辞官终养老父。回乡期间捐金重筑三原北城，修补南城。是年，父朝凤卒。
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温纯被迫乞休。是年七月致仕。归故里后，组耆英会，设义田，立大小宗庙，以时致祭。重修李卫公祠，建文昌、尊经阁，著《雅约》，造福于乡之举，多不胜举。三原风俗，为之一变。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初三日，温纯卒于里第，年六十九。天启元年，追谥恭毅。《明史》评价温纯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允称名臣”(15)。
三、温纯对家乡的历史贡献
温纯是明代陕西为官京师职务最高的官员。作为商贾之子，温纯能够保持务实不虚罔的踏实作风，做官不辞父老，当朝不忘家乡，为家乡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三原温家成为陕西富有声望的富家大族。
(一)热爱家乡，振兴陕西
温纯虽然27岁就进士及第，常年在外为官，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名臣。但他居高位而不忘家乡，时常将家乡悬挂在心上。在京为官期间，与同籍官员如孙丕扬等来往甚密。同时，他对陕西籍的后辈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提携，致仕后建文昌、尊经阁，著《雅约》为后学宗式。来复、来临、文翔凤等都追随左右。
温纯醉心于家乡建设，用实际行动表现了对家乡的热爱。温纯入仕后，四次或因丁忧或因辞官归乡，每一次归乡都利用他的影响，推动家乡经济建设。万历十一年，他因与首辅张居正不和，辞官归乡，在家乡建一草堂，日读书课士，引关中名士讲学，为家乡培养人才；万历十七年，他丁母忧，回乡守制，慷慨解囊倡建石桥，为民造福。
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16)，至今为家乡父老所称颂；万历二十一年，他辞官终养老父。回乡期间捐金重筑三原北城，修补南城；万历三十一年他乞休不仕，归故里后，组耆英会，设义田，立大小宗庙，以时致祭。造福于乡之举，多不胜举。以一介京官如此坚持不懈地热心家乡建设，这在明季陕西职官史上是为数不多的举动。就是居官京师期间，温纯也念念不忘振兴陕西，想方设法地扩大陕西在全国的影响。温纯在京期间，为陕西做过两件对后世富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明万历三年(1575)，温纯倡修“三原会馆”。据《三原县志》载，温纯修会馆的目的是让赴京的陕西士人“得错居而杂处，或以谈艺业，或以通燕好”；所修的“三原会馆”是“巍峨宏敞”。(17)另一件事是天启年间，温纯再次倡修“关中会馆”。“关中会馆”更是“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财饶”。关中会馆实际上是陕西的省馆，它不仅供士人课业谈艺，还要供商人敬神庥、停货物、寄廛市，因而规模要比科举试馆大得多。这里“环以居民”说明已不是纯粹的科举试馆，同籍的其他人士均可借寓，表明会馆朝着多功能开放性方向发展的态势；而“法备财饶”说明会馆已开始吸纳商人投资，反映了陕西商人在京师力量的增长。(18)这一大手笔，巨大地增强了陕西在京师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反映了温纯支持家乡发展的拳拳之心。
在文化方面，温纯亦是明代中后期陕西文人的重要代表之一。温纯所处的时代，国家政治已现颓势，陕西文坛亦由盛转衰，作为刚正不阿的儒士名臣、秦地学者的领军人物，他承担起了为国为民和维系传承的双重使命，为官三朝而家无积，不遗余力培养后学，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体现出了秦人独特的气质风貌。
(二)满座鸿儒，一门俊秀
注重文化，培养人才是三原温氏的传统家风。其父温朝凤业盐发家后，却心喜儒学，发家后命其子温纯从儒。温纯嘉靖乙丑(1565)科进士，官拜太师太保、工部尚书，而且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历官谏草》、《学一堂全集》、《杜律一得》、《大婚礼汇笔记》等，今合集为《温恭毅公文集》。《温恭毅公文集》中奏疏六卷，“皆切中情事，字句或失之太质，而明白晓畅易于观览。盖期于指陈利弊，初不以文字为工”(19)，但皆心系国事，唯求痛陈时弊，一革风气，语言质朴浅白，明白晓畅，并不过分注重辞藻的修饰。《温恭毅公文集》中还收录有温纯的序、记、铭、传、行略、议、杂着、祭文11卷，语言流畅自然，情感醇挚，朗朗上口。
温纯一门俊秀。温纯仲子温日知，著名诗人；少子温自知，知名学者，著有《海印楼文集》7卷。温家是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在我省高校中，温家后裔担任教授的就有20多人。他的多位门生也在后来的政界、文坛享有一席之地，都秉承了他刚正不阿、忧国忧民、极具社会责任感的秦地风骨。受温纯的熏陶和影响，温氏后代子孙及其门生多在学术、思想上有着精深的修养，代代相传。
良好的教育，使温氏一门温、良、恭、俭、让，其忠孝正直、道德文章在关中有口皆碑。温纯的父亲温朝凤家教很严。早年每每不顾峰高路险，前往蜀楚贸易，温纯常劝其不必亲往，温朝凤不为所动，温纯无奈只好泪流满面好言相慰，才渐听其请。温朝凤喜好下棋，温纯每每退朝归家，都先支好棋盘，请父亲对弈，以娱太翁，温朝凤像小孩子一样高兴。温纯的母亲慈祥而严厉，或有不悦，温纯必率其妻子跪而请荆，不得其一笑不起。这些也都展现出温纯至纯至孝的性格特点。
正因为温纯的忠孝正直，他才为皇上所器重，为同僚所钦佩，为百姓所爱戴，为门生所敬重。据其墓志铭载：“讣闻，上悼失良弼，辍朝一日……不鸣钟鼓，不鸣鞭，不设仪仗，服浅淡颜色衣服，于文华门视事，文武百官各具青素，服黑角带，朝参”(20)。大学士沈鲤、吏部尚书孙丕扬亦为其墓志撰文。百姓更是为他建报功祠，门人文祥凤撰碑文，反映了温纯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①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50，《民政》。
②吕袡：《吕泾野先生别集》，道光20年刊本，卷13。
③光绪《蒲城县新志》，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卷11。
④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⑤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⑥张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⑦雍正《两浙盐法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5，《商籍》。
⑧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⑨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20，《温纯传》。
⑩温德勰：《关中温氏族谱·温氏丛书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2页。
(11)温德勰：《关中温氏族谱·温氏丛书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2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二親行略》，明崇祯刻本，卷13，第2页上。
(13)温德勰：《关中温氏族谱·温氏丛书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565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二亲行略》(明崇祯刻本)，卷13，第2页。
(15)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20，《温纯传》。
(16)李维祯：《大泌山房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
(17)万历《三原县志》，万历年间刻本，卷19，《轶事》。
(18)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19)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年版，卷172，第2329页。
(20)沈鲤：《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少保谥亦齐温公(纯)墓志铭》，《咸阳碑刻》，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页。
一、明代扬州的商籍与府学之争
明代初年，政府对社会管理采取“身份户籍制度”，依据民人职业定户等，民有“民籍”、军有“军籍”、工匠有“匠籍”。但对于周流天下的负贩行商因其来去不定，尚无定籍。到了明代中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流动性的行商在经商地购置产业、建筑房屋、营造坟地、养儿育女，他们的子孙也“婚姻于此，衣食于此，与土著世产者非有别也”；他们返回故里，反而会因“言语不相通，面貌不相习，又无产业可考”而遭乡人的排斥。因此，到正、嘉年间，政府给予商人可以在异地寄籍暂居或附籍的权利。嘉靖六年(1527)政府下令：“其居住年久，置立产业房屋铺面者，责令附籍宛大二县，一体当差”①，各地纷纷效法成为常例。
商人在经商地“寄籍”或“附籍”，解决了商人本人的身份认定，但对商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仍存在“原籍”认定问题。明代科举，不管哪一级考试，应试者都必须填报体现本人和家庭身份的所谓原籍。“明制，设科之法，士自起家应童子试，必有籍，籍有儒、官、民、医、匠之属，分别流品，以试于郡，即不得就他郡试。”因此，外寓人员参与科考，一是不能遗弃原籍，二是往往要徒劳往返，回千里以外的原籍赴考。
而对处于“士农工商”职业分层最底层的商人来说，为了光耀门庭，提高社会地位，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跻身官场。于是他们热衷于科举，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商贾身份，并为商人子弟进入仕途提供最佳机会。这在陕、晋盐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扬州盐商中就有“彼贾不识官，买盐半泥丸；此贾到处熟，买盐白如玉”、“上官有公谒，下官有私厚；我在十年前，翻在十年后”②。另外，商人子弟入仕，可以提升商人们的经济利益。陕西蒲城人刘秉钧的父亲“因贸易为邑豪所累，拘于县”，后秉钧“举于乡，邑令因雪其父冤”③。而且，商人子弟入仕，又可达到光宗耀祖的心理满足。华阴人赵呈泰生意兴隆，但“每以不获登仕途致显扬为恨”④。张天桂认为经商只能“裕吾后”，不能“光吾前”，捐官后感慨道：“吾今日暂可对我先祖于泉下矣。”⑤咸阳人王才，贩木致富，但仍受人欺压，后来次子王献“卒登甲科，拜官监察御史”，王才夫妇以子贵，“乡邻敬慕，叹息啧啧”⑥。为此，在扬州业盐的陕西盐商，依靠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要求官府设立“商籍”，准许商人子弟在附籍地科举考试，以免去返乡的劳顿。明廷出于增加税收和对山陕商人输粟换引巩固边防历史功勋的肯定，体现“怀柔远商”的政策意向，遂于万历十三年(1585)在两淮正式设立“商籍”，“比照河东运学事例，具呈巡盐都御史鄢懋卿批提学道议允，行运司录送”⑦，准许山陕子弟“附民籍收考”，特许流寓扬州的山陕商人子弟，可以在扬州盐运司官办的“府学”就读，并特批7个名额，准许山陕弟子可以直接在扬州参加科举考试，不必回家乡举业。这项殊荣，一方面使山陕商人的子弟获得了便利的科举条件，实现“商而优则士”的理想，许多山陕商人的子弟就是利用这条捷径而登上仕途；另一方面，这项殊荣提升了山陕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可以获得文化上的优势。
明廷实行“商籍”制度，当时仅仅是惠及扬州的山陕商人，而不包括“同省地近”的徽商，徽商仍只可附籍应考，回故乡参加考试。这对于“左儒右贾”、迷恋科举从儒的徽商来说，是永久的痛，又是徽商在扬州竞争取胜必须突破的屏障。为此，徽商付出了百余年的努力。明代崇祯五年，徽商利用他们在扬州盐业经营中取得第一把交椅的优势，买通代摄盐政的巡盐御史史氏，上疏求建运学，允许流寓商人的子弟均可入学就读，并获得了皇帝的批准。山陕商人闻讯后，认为府学是朝廷对山陕商人的特惠，他人不得浸润余泽，遂“喧哗于运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聚众抗议。扬州运司迫于山陕商人的压力，其事遂寝。徽商对此耿耿于怀。到了崇祯十六年，徽商旧事重提，山陕商人闻知，“西人复大喧哗，争讼不已”⑧，说明整个明代山陕商人在扬州始终是徽商难以突破的障碍，有力遏制着徽商的发展。
此事直到清代初年，陕西商人退出了扬州，山陕商人在扬州力量削弱，徽商才抓住机会，上书朝廷，于乾隆七年，由乾隆皇帝特批在扬州运学增加4个名额，允许徽商子弟就近入学科举，徽商的百年愿望才得以实现。凡此，可见陕、晋、徽三帮商人在扬州竞争的激烈程度。
温纯正是利用明廷对山陕商人在扬州的这一特惠政策而登上历史舞台的陕西商人的杰出代表。
二、温纯家族的经营历程
温纯的事迹在《明史·温纯传》中有所记载：
“温纯，字希文，三原人。嘉靖四十四年进士。由寿光知县征为户科给事中。隆庆三年，穆宗既禫除，犹不与大臣接。纯请遵祖制延访群工，亲决章奏，报闻。屡迁兵科都给事中……万历初，用荐起河南参议。十二年，以大理卿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巡抚浙江。入为户部左侍郎，进右副都御史，督仓场。母忧去。进南京吏部尚书。召拜工部尚书。父老，乞养归。终丧，召为左都御史。”⑨
三原温氏是山西洪洞县人。《温氏丛书序》称：“吾温氏有兴斋公者，南宋之季由洪洞避乱来三原，遂家焉，十传至明嘉万间。”⑩可知温纯一支原籍为山西洪洞，宋元之季避乱移居三原，成为明代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
温纯之父温朝凤，幼年丧父，一贫如洗，遂于蜀楚间行商，前后凡三十年。温朝凤是个有家庭责任心和性格坚毅的人，为了使家族能够脱贫致富，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经商道路。温纯曾回忆说：“太翁商蜀，公劝勿往，太翁不从，继之以泣，必得请乃已。”(11)温朝凤在蜀楚之间经商，备受艰辛，有一次“旅蜀江中，遇大盗数十人泊舟，丹中人皆伏，温大人捷身手弓矢连中三人，盗鸟兽散”(12)。温朝凤凭借一身胆略和勇气，在旅蜀陕商中渐有名声，家境渐起，成中贾，有了一定的积蓄。当明政府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政策，召民中引，温朝凤遂将旅蜀经商积累的资本，转化为盐业投资，移家扬州，成为专业盐商。晚年厌倦贾业，在家乡遂购负郭良田，弃商务农，寄望复兴家业。
温纯，为温朝凤长子，少时为人凝重，少言笑。自幼读书习儒，颖悟绝伦，师从李攀龙、孙应鳌等鸿儒，得到他们的真传。李攀龙为关中督学，“一试大奇之”(13)，认为温纯是少有的人才，将传承其道德文章的希望寄托在温纯身上。
嘉靖四十三年(1564)，温纯举三秦乡试第一，次年中嘉靖乙丑(1565)科进士，授山东寿光县令。其父遗书告诫曰：“吾先世祖别驾公为寿光令有声，尔再令寿光，令寿民戴尔若别驾公，吾且见别驾公于尔矣，不尔且陨家声。”(14)温纯不辱父命，为官清廉，建树颇多，深得百姓爱戴，也得到了朝廷的嘉奖，后升为户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其任期内多有谏言，得罪了首辅高拱，遂出为湖广布政司参政，后调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馆，历大理寺左少卿、光禄寺卿。后因限制宦官假公济私、节省宫廷开支无数之功，授中大夫，再升太常寺卿，力劝张居正回乡守制，故为其所难容，以养病告归。
回家乡后，温纯建一草堂，日读书课士，引关中名士讲学。张居正卒，官复太常寺卿。万历十二年(1584)五月，加通议大夫。是年，升兵部右侍郎，历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万历十五年(1587)，温纯调户部右侍郎，升左侍郎。十七年(1589)六月，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督仓场。直言监督主事王显先不职。九月，丁母忧，回乡守制，慷慨解囊倡建石桥，为民造福。二十年(1592)哱拜叛乱，纯密献坐困、火攻二策。是年服除，起为南京吏部尚书。二十一年(1593)，与陈有年同主癸巳京察，众人皆服之严正。四月，任工部尚书，九月，辞官终养老父。回乡期间捐金重筑三原北城，修补南城。是年，父朝凤卒。
万历三十一年(1603)四月，温纯被迫乞休。是年七月致仕。归故里后，组耆英会，设义田，立大小宗庙，以时致祭。重修李卫公祠，建文昌、尊经阁，著《雅约》，造福于乡之举，多不胜举。三原风俗，为之一变。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闰六月初三日，温纯卒于里第，年六十九。天启元年，追谥恭毅。《明史》评价温纯是“清白奉公，五主南北考察，澄汰悉当，肃百僚，振风纪，允称名臣”(15)。
三、温纯对家乡的历史贡献
温纯是明代陕西为官京师职务最高的官员。作为商贾之子，温纯能够保持务实不虚罔的踏实作风，做官不辞父老，当朝不忘家乡，为家乡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使三原温家成为陕西富有声望的富家大族。
(一)热爱家乡，振兴陕西
温纯虽然27岁就进士及第，常年在外为官，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名臣。但他居高位而不忘家乡，时常将家乡悬挂在心上。在京为官期间，与同籍官员如孙丕扬等来往甚密。同时，他对陕西籍的后辈也给予了很多的关怀与提携，致仕后建文昌、尊经阁，著《雅约》为后学宗式。来复、来临、文翔凤等都追随左右。
温纯醉心于家乡建设，用实际行动表现了对家乡的热爱。温纯入仕后，四次或因丁忧或因辞官归乡，每一次归乡都利用他的影响，推动家乡经济建设。万历十一年，他因与首辅张居正不和，辞官归乡，在家乡建一草堂，日读书课士，引关中名士讲学，为家乡培养人才；万历十七年，他丁母忧，回乡守制，慷慨解囊倡建石桥，为民造福。
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16)，至今为家乡父老所称颂；万历二十一年，他辞官终养老父。回乡期间捐金重筑三原北城，修补南城；万历三十一年他乞休不仕，归故里后，组耆英会，设义田，立大小宗庙，以时致祭。造福于乡之举，多不胜举。以一介京官如此坚持不懈地热心家乡建设，这在明季陕西职官史上是为数不多的举动。就是居官京师期间，温纯也念念不忘振兴陕西，想方设法地扩大陕西在全国的影响。温纯在京期间，为陕西做过两件对后世富有深远影响的大事。一件事是明万历三年(1575)，温纯倡修“三原会馆”。据《三原县志》载，温纯修会馆的目的是让赴京的陕西士人“得错居而杂处，或以谈艺业，或以通燕好”；所修的“三原会馆”是“巍峨宏敞”。(17)另一件事是天启年间，温纯再次倡修“关中会馆”。“关中会馆”更是“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以京职，法备财饶”。关中会馆实际上是陕西的省馆，它不仅供士人课业谈艺，还要供商人敬神庥、停货物、寄廛市，因而规模要比科举试馆大得多。这里“环以居民”说明已不是纯粹的科举试馆，同籍的其他人士均可借寓，表明会馆朝着多功能开放性方向发展的态势；而“法备财饶”说明会馆已开始吸纳商人投资，反映了陕西商人在京师力量的增长。(18)这一大手笔，巨大地增强了陕西在京师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反映了温纯支持家乡发展的拳拳之心。
在文化方面，温纯亦是明代中后期陕西文人的重要代表之一。温纯所处的时代，国家政治已现颓势，陕西文坛亦由盛转衰，作为刚正不阿的儒士名臣、秦地学者的领军人物，他承担起了为国为民和维系传承的双重使命，为官三朝而家无积，不遗余力培养后学，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体现出了秦人独特的气质风貌。
(二)满座鸿儒，一门俊秀
注重文化，培养人才是三原温氏的传统家风。其父温朝凤业盐发家后，却心喜儒学，发家后命其子温纯从儒。温纯嘉靖乙丑(1565)科进士，官拜太师太保、工部尚书，而且一生著述甚丰，著有《历官谏草》、《学一堂全集》、《杜律一得》、《大婚礼汇笔记》等，今合集为《温恭毅公文集》。《温恭毅公文集》中奏疏六卷，“皆切中情事，字句或失之太质，而明白晓畅易于观览。盖期于指陈利弊，初不以文字为工”(19)，但皆心系国事，唯求痛陈时弊，一革风气，语言质朴浅白，明白晓畅，并不过分注重辞藻的修饰。《温恭毅公文集》中还收录有温纯的序、记、铭、传、行略、议、杂着、祭文11卷，语言流畅自然，情感醇挚，朗朗上口。
温纯一门俊秀。温纯仲子温日知，著名诗人；少子温自知，知名学者，著有《海印楼文集》7卷。温家是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在我省高校中，温家后裔担任教授的就有20多人。他的多位门生也在后来的政界、文坛享有一席之地，都秉承了他刚正不阿、忧国忧民、极具社会责任感的秦地风骨。受温纯的熏陶和影响，温氏后代子孙及其门生多在学术、思想上有着精深的修养，代代相传。
良好的教育，使温氏一门温、良、恭、俭、让，其忠孝正直、道德文章在关中有口皆碑。温纯的父亲温朝凤家教很严。早年每每不顾峰高路险，前往蜀楚贸易，温纯常劝其不必亲往，温朝凤不为所动，温纯无奈只好泪流满面好言相慰，才渐听其请。温朝凤喜好下棋，温纯每每退朝归家，都先支好棋盘，请父亲对弈，以娱太翁，温朝凤像小孩子一样高兴。温纯的母亲慈祥而严厉，或有不悦，温纯必率其妻子跪而请荆，不得其一笑不起。这些也都展现出温纯至纯至孝的性格特点。
正因为温纯的忠孝正直，他才为皇上所器重，为同僚所钦佩，为百姓所爱戴，为门生所敬重。据其墓志铭载：“讣闻，上悼失良弼，辍朝一日……不鸣钟鼓，不鸣鞭，不设仪仗，服浅淡颜色衣服，于文华门视事，文武百官各具青素，服黑角带，朝参”(20)。大学士沈鲤、吏部尚书孙丕扬亦为其墓志撰文。百姓更是为他建报功祠，门人文祥凤撰碑文，反映了温纯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
①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版，卷50，《民政》。
②吕袡：《吕泾野先生别集》，道光20年刊本，卷13。
③光绪《蒲城县新志》，光绪三十一年刊本，卷11。
④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⑤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版，第427页。
⑥张鸿杰：《咸阳碑石》，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⑦雍正《两浙盐法志》，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15，《商籍》。
⑧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2页。
⑨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20，《温纯传》。
⑩温德勰：《关中温氏族谱·温氏丛书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2页。
(11)温德勰：《关中温氏族谱·温氏丛书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2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二親行略》，明崇祯刻本，卷13，第2页上。
(13)温德勰：《关中温氏族谱·温氏丛书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第565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二亲行略》(明崇祯刻本)，卷13，第2页。
(15)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20，《温纯传》。
(16)李维祯：《大泌山房文集》，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
(17)万历《三原县志》，万历年间刻本，卷19，《轶事》。
(18)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19)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2003年版，卷172，第2329页。
(20)沈鲤：《明故光禄大夫柱国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少保谥亦齐温公(纯)墓志铭》，《咸阳碑刻》，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5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