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商故事
三原一门三昆仲的经商世家——王一鹤兄弟
在明清的陕西商界，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和智慧经商致富的所在多有。但是一门三兄弟一起经商发财的却不多见。而明代的三原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三兄弟却是昆仲同贾，兄弟共商，一同走上经营发家的道路，演绎了人间的财富神话。
一、明代扬州的陕西三原盐商
明人宋应星在分析明代扬州盐商的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①，而在扬州的陕西盐商中，三原盐商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淮扬盐场占有很大的份额，成为陕商发展初期的一支劲旅。
三原盐商发迹于明初，壮大和兴盛于明中晚期。它的兴盛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食盐开中”政策的刺激。明朝建立后，为稳定边关，在北部防线上设立延绥、固原等“九边镇”，并驻扎大量边防军，其中陕西防区就驻扎20多万人马。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于洪武三年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召商输粮而与之盐”②是明政府利用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输粮实边，向政府换取盐引。由于“中盐利厚”、“利敷三倍”，在巨大利益刺激下，三原盐商应势而生。他们输粮边关，换引淮扬，成为明代前中期淮扬盐场的最大盐业资本集团。日本学者寺隆寿信在其研究专著中说：“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人，其势力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等地。”③
二是区位经济优势的支撑。三原地处关中腹地，位居商道要冲，出津(河津)关(潼关)，通晋、豫、京、冀；渡丹江，舟泛江浙、湖广；经天水、平凉，连甘、宁、青、新；越蜀道，连川、黔、滇、藏；过延绥，至于大漠。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三原成为中国西部的商贸枢纽。三原盐商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迅速崛起，至今三原县还留着两个以盐命名的街道，一个在县城中心，一个在鲁桥镇。
三是人文基础的铺垫。三原自古就是陕西壮县，长期为京畿地区，在班固的《汉书》中就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④的记载。到明代，三原是利用“开中制”最活跃的地区。其邑人温纯说：“陕西以西称壮县，曰三原、泾阳，而三原为最，多盐筴高赀贾也。”⑤明代人张瀚也指出：“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⑥遂使三原成为明初诞生盐商最多的地区。此将明代在扬州业盐的部分三原商人列表予下⑦：
刘信轩，盐商。
师从政，盐商。
孙豹人，盐商，明末清初著名诗人。
张恂，盐商。
赵裕，盐商，弘治六年捐资兴建扬州大明寺大雄宝殿，名扬江南。
严金，盐商，明末倭寇侵扰扬州，他登城率众抵抗，名扬江都。
温纯，盐商，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
第五君，典商领袖。
胡历廉，开典当。
赵钧，在西北做商贸生意。
王绩，在扬州经营盐业。
刘香亭，经营典当业。
刘帮贞，在湖北经营钱庄。
郭 金，与兄弟郭某、郭镇业盐，“以贾起家”。
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三兄弟，无疑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代表。
二、三原王氏三兄弟的经营过程
三原王一鹤三兄弟的经营过程，温纯的《温恭毅公文集》中有记载：
“初贾时，君以名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间，无闲言，赀日起，就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筴淮扬亦无闲言，赀益大起，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⑧
由此可知，王氏兄弟是从江南贩布起家。当时陕西商人到江南贩布的资金来源有二，一是从官府领银办布，二是自筹款项贩布。前者即所谓“官布”，后者是所谓的“商布”。官布主要是供应军队用布和西北易马的布，因此资金往往是由官府垫款。如成化初陕西布商“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⑨。说明是以“官值”易布，因边地战事颇仍，日接仗二三四，无暇贸易，布匹交易受阻，不能按时偿还官款，才受到有司的捶楚逼勒。万历时山西巡抚沈子木的奏章中也说：“本镇互市应用缎匹、梭布、水赖、狐皮等物，发价银四万两交官往各省收买。”⑩这是陕西布商携资甚巨的主要原因。而贩运布的款项主要是陕商自筹资金。从王家兄弟早年“家徒四壁”的资料看，王氏兄弟是借了大量私人贷款到江南贩布，由于江南贩布利润很大，1匹布购价是7钱银子，到陕西可卖2两，“利敷三倍”(11)。他们又不间断地进行循环周转，在三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发家致富，成为著名布商。
贩布发家后，兄弟三人同处共贾，在长兄王一鹤的率领下，继续寻找发财的商机。他们做生意有一个特点即“虽贾然不与市贾竞刀锥”，就是不在市场上与其他布商死打硬拼，而是靠兄弟三人的共同智慧“尚以奇得赢”(12)，就是靠在布匹的质量、规格上做文章，以适应北方市场的“奇货可居”来赚取商业利润。譬如，他们探知江南七宝镇所产的“七宝尖”标布很受西北市场欢迎，就赶到七宝镇组织贩运。又一次，王一鹤闻说法华镇所产的“暖布”在西北市场卖得很好，便将这一消息迅速传给在苏州的王一鸣，一鸣立即到法华镇进货西运，由于抓住了商机，赚了不少银子。
他们做生意“尚以奇得赢”，即不固守固定的模式，而是不断寻找有利的新商机。他们在江南贩布，市场信息灵通，看到在扬州贩盐是大利所在，而且是“利丰而劳少”，就迅速将布业利润转化为盐业投资，兄弟三人又赶到扬州“买引贩盐”，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业务蒸蒸日上，比之于贩布更能赚钱，很快成为“财雄里中”的大盐贾。他们兄弟三人因之成为家乡的“致富模范”，乡党们凡是说兄弟携手共同致富的，莫不以王氏三兄弟为例，在家乡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三、三原王氏三兄弟的致富经验
三原王氏兄弟的以商致富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功经营。这就是：
(一)兄弟戮力，共同致富
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商多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情况下，一门昆仲共同努力进行商业经营的事例并不多见，尤其是在陕西私有制确立比较早的地区，私有化的观念深入人心。秦商鞅变法，实行分户析产制度以来，家财私有成为人们正当的社会理念，“儿子借给父亲耕牛使用，已是很大的恩典；婆婆使用儿子的扫帚不告知媳妇一声，就会受到媳妇的呵斥”(13)。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产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离心力，为家财“兄弟反目”、“姊妹成仇”的事例所在多有。而三原王家兄弟的成功之道正在于他们兄弟三人齐心协力，共同走上经商道路。团结就是力量。兄弟抱团就会产生一种结合的生产力，在长兄王一鹤的指挥下，昆王一鸿、仲王一鸣劲往一处使，在江南贩布的过程中结成发家致富的“共同联盟”，由于兄弟戮力，很快“赀日起”，脱贫致富。
难能可贵的是，王氏三兄弟发家致富后，并没有因为分户析产而各奔东西，使联盟解体，而是“共贾共居久之”，继续他们的致富阵营，这在小农经济的中国也并不多见的。在小私有观念占社会主导理念的条件下，人们容易“共患难”而难于“同守成”。因为在没有利益可以分享的时候，人们心地纯净，为了争取利益，可以结成生死联盟，演绎人间最动人的友情佳话。一旦获得利益，对利益的分配和占有就成为任何联盟解体的腐蚀剂，常言说“富不过三代”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总结。而三原王氏兄弟的成功之道在于，即便是经商致富，家财日起，他们并没有分户析产而兄弟陌路、手足反目，还是能够团结一心，并且“共处共贾共居久之”，这期间没有博大的胸怀和宽容忍让的心态便很难持久。里人所以称道王氏兄弟，以他们为致富榜样，并非对他们个体经商成功的赞许，而是对他们兄弟携手商海、共同致富的肯定。
(二)心怀大志，器宇轩昂
三原王氏兄弟所以能够成为昆仲联合共同致富的模范，与他们个体优秀的品质有绝大的关系。这是他们兄弟联合的内在原因。其中，尤其是老二王一鸿起了很好的黏合剂作用。王一鸿“生而倜傥，貌称其志，美髯，有丈夫之慨，早年家徒四壁，意气轩轩若缠十万……江淮间为盐贾，家遂大起……君襟抱磊落，虽贾然不与市贾竞刀锥”，人称“美髯公”(14)。王一鸿体美心宽，有大丈夫气概，早年虽然家徒壁立，却能怀鸿鹄之志，有改变家族命运的强烈愿望，他意气轩昂，不以贫困而短其志，常“意气轩轩若缠十万”，志向高远，体现了陕西人“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岂能安于家食”的阳刚个性。所以，他做生意光明磊落，诚信不欺，不以弄机取巧而投机钻营，不以假冒伪劣而贪图微利，很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质，在陕西商人中声名鹊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称道，人们都愿意与其打交道，使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取得“赀益大起”的经营效果。
就是在家族生活中，这种博大劲直的气度，也可以使他影响和渲染周围的人，以君子的气度对待家人，有“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的胸怀。对待兄长王一鹤，他尊重有加，视若“长兄为父”，言听计从；对待弟弟王一鸣，他爱护不怠，情同手足，兼爱大度，使整个家族保持了和睦团结的气氛，才使他们能够面对商海中的各种风险，在经商致富的路上愈走愈宽。
(三)以商求富，与时俱进
太史公《史记》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15)在传统社会，农商比较效益的差别，使经商业贾常比经营农业更容易发财致富，摆脱贫困。三原王氏兄弟了然其中的奥窍。当他们家徒四壁时，兄弟三人共同选择了经商致富的发家路径。但当时家无余粟，身无分文，如何迈开经商的第一步，对才走上致富道路的王氏三兄弟是严峻的考验。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借钱赚钱的道理，依靠自己良好的信义，“君以名贷子钱”，从别人手中借贷了资金，迈开了去苏州贩布的经商步伐。当时借钱贩布的风险是很大的，很多陕西布商就是因为“以官值易布……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而王氏兄弟却不为当时“官值”易贷利低的风向所动，而是走着一条民间借贷的道路，这就成功规避了市场因政治因素隐含的危险，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这就是他们“虽贾然不与市贾竞刀锥”的另一层含义。
贩布成功后，他们并没有思想僵化，固守模式，而是不断窥探新的发展方向和赚钱项目。当明政府实行“以银买引”的盐法改革，持银就可到官府买取“盐引”，从而免去输粟塞上的跋涉之苦，兄弟三人就迅速将经营转向盐业，在扬州的淮盐贩卖领域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天地，并且将贩布的经验运用于盐业，继续走“尚以奇得赢”的贸易路线，在扬州获得了比苏州更大的成功。从苏州贩布“赀日起”，到扬州贩盐“赀益大起”，充分揭示了当时陕西商人的一般发展路线。说明“市无常形”，与时俱进依然是商业经营的客观规律。
①宋应星：《野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③寺隆寿信：《山西商人研究》见《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57页。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25，《地理志》。
⑤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0。
⑥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4。
⑦根据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列举名单编制。
⑧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
⑨韩邦奇：《苑洛集》，乾隆十六年刻本，卷2，第22-23页。
⑩《明神宗实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12。
(11)樊树志：《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第11页。
(13)范文澜：《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257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第13页。
(1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95，《货殖列传》。
一、明代扬州的陕西三原盐商
明人宋应星在分析明代扬州盐商的势力时说“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①，而在扬州的陕西盐商中，三原盐商占有重要地位，在当时的淮扬盐场占有很大的份额，成为陕商发展初期的一支劲旅。
三原盐商发迹于明初，壮大和兴盛于明中晚期。它的兴盛有深刻的历史原因。
一是“食盐开中”政策的刺激。明朝建立后，为稳定边关，在北部防线上设立延绥、固原等“九边镇”，并驻扎大量边防军，其中陕西防区就驻扎20多万人马。为解决边防军的后勤供应，于洪武三年在陕西实行“食盐开中”新经济政策，“召商输粮而与之盐”②是明政府利用食盐专卖权让商人输粮实边，向政府换取盐引。由于“中盐利厚”、“利敷三倍”，在巨大利益刺激下，三原盐商应势而生。他们输粮边关，换引淮扬，成为明代前中期淮扬盐场的最大盐业资本集团。日本学者寺隆寿信在其研究专著中说：“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人，其势力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等地。”③
二是区位经济优势的支撑。三原地处关中腹地，位居商道要冲，出津(河津)关(潼关)，通晋、豫、京、冀；渡丹江，舟泛江浙、湖广；经天水、平凉，连甘、宁、青、新；越蜀道，连川、黔、滇、藏；过延绥，至于大漠。优越的地理位置使三原成为中国西部的商贸枢纽。三原盐商依靠本土资源和地域优势迅速崛起，至今三原县还留着两个以盐命名的街道，一个在县城中心，一个在鲁桥镇。
三是人文基础的铺垫。三原自古就是陕西壮县，长期为京畿地区，在班固的《汉书》中就有“衣食京师，亿万之口”④的记载。到明代，三原是利用“开中制”最活跃的地区。其邑人温纯说：“陕西以西称壮县，曰三原、泾阳，而三原为最，多盐筴高赀贾也。”⑤明代人张瀚也指出：“至今西北贾多秦人，然皆聚于沂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间，而三原为最。”⑥遂使三原成为明初诞生盐商最多的地区。此将明代在扬州业盐的部分三原商人列表予下⑦：
刘信轩，盐商。
师从政，盐商。
孙豹人，盐商，明末清初著名诗人。
张恂，盐商。
赵裕，盐商，弘治六年捐资兴建扬州大明寺大雄宝殿，名扬江南。
严金，盐商，明末倭寇侵扰扬州，他登城率众抵抗，名扬江都。
温纯，盐商，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工部尚书。
第五君，典商领袖。
胡历廉，开典当。
赵钧，在西北做商贸生意。
王绩，在扬州经营盐业。
刘香亭，经营典当业。
刘帮贞，在湖北经营钱庄。
郭 金，与兄弟郭某、郭镇业盐，“以贾起家”。
王一鹤、王一鸿、王一鸣三兄弟，无疑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代表。
二、三原王氏三兄弟的经营过程
三原王一鹤三兄弟的经营过程，温纯的《温恭毅公文集》中有记载：
“初贾时，君以名贷子钱市布邑及吴越间，无闲言，赀日起，就共贾共居久之，用盐筴淮扬亦无闲言，赀益大起，里中人指数兄若弟友爱善起家者必首日王某。”⑧
由此可知，王氏兄弟是从江南贩布起家。当时陕西商人到江南贩布的资金来源有二，一是从官府领银办布，二是自筹款项贩布。前者即所谓“官布”，后者是所谓的“商布”。官布主要是供应军队用布和西北易马的布，因此资金往往是由官府垫款。如成化初陕西布商“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⑨。说明是以“官值”易布，因边地战事颇仍，日接仗二三四，无暇贸易，布匹交易受阻，不能按时偿还官款，才受到有司的捶楚逼勒。万历时山西巡抚沈子木的奏章中也说：“本镇互市应用缎匹、梭布、水赖、狐皮等物，发价银四万两交官往各省收买。”⑩这是陕西布商携资甚巨的主要原因。而贩运布的款项主要是陕商自筹资金。从王家兄弟早年“家徒四壁”的资料看，王氏兄弟是借了大量私人贷款到江南贩布，由于江南贩布利润很大，1匹布购价是7钱银子，到陕西可卖2两，“利敷三倍”(11)。他们又不间断地进行循环周转，在三兄弟的共同努力下，很快就发家致富，成为著名布商。
贩布发家后，兄弟三人同处共贾，在长兄王一鹤的率领下，继续寻找发财的商机。他们做生意有一个特点即“虽贾然不与市贾竞刀锥”，就是不在市场上与其他布商死打硬拼，而是靠兄弟三人的共同智慧“尚以奇得赢”(12)，就是靠在布匹的质量、规格上做文章，以适应北方市场的“奇货可居”来赚取商业利润。譬如，他们探知江南七宝镇所产的“七宝尖”标布很受西北市场欢迎，就赶到七宝镇组织贩运。又一次，王一鹤闻说法华镇所产的“暖布”在西北市场卖得很好，便将这一消息迅速传给在苏州的王一鸣，一鸣立即到法华镇进货西运，由于抓住了商机，赚了不少银子。
他们做生意“尚以奇得赢”，即不固守固定的模式，而是不断寻找有利的新商机。他们在江南贩布，市场信息灵通，看到在扬州贩盐是大利所在，而且是“利丰而劳少”，就迅速将布业利润转化为盐业投资，兄弟三人又赶到扬州“买引贩盐”，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业务蒸蒸日上，比之于贩布更能赚钱，很快成为“财雄里中”的大盐贾。他们兄弟三人因之成为家乡的“致富模范”，乡党们凡是说兄弟携手共同致富的，莫不以王氏三兄弟为例，在家乡起到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三、三原王氏三兄弟的致富经验
三原王氏兄弟的以商致富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成功经营。这就是：
(一)兄弟戮力，共同致富
在中国古代社会，经商多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的情况下，一门昆仲共同努力进行商业经营的事例并不多见，尤其是在陕西私有制确立比较早的地区，私有化的观念深入人心。秦商鞅变法，实行分户析产制度以来，家财私有成为人们正当的社会理念，“儿子借给父亲耕牛使用，已是很大的恩典；婆婆使用儿子的扫帚不告知媳妇一声，就会受到媳妇的呵斥”(13)。在这种情况下，极容易产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离心力，为家财“兄弟反目”、“姊妹成仇”的事例所在多有。而三原王家兄弟的成功之道正在于他们兄弟三人齐心协力，共同走上经商道路。团结就是力量。兄弟抱团就会产生一种结合的生产力，在长兄王一鹤的指挥下，昆王一鸿、仲王一鸣劲往一处使，在江南贩布的过程中结成发家致富的“共同联盟”，由于兄弟戮力，很快“赀日起”，脱贫致富。
难能可贵的是，王氏三兄弟发家致富后，并没有因为分户析产而各奔东西，使联盟解体，而是“共贾共居久之”，继续他们的致富阵营，这在小农经济的中国也并不多见的。在小私有观念占社会主导理念的条件下，人们容易“共患难”而难于“同守成”。因为在没有利益可以分享的时候，人们心地纯净，为了争取利益，可以结成生死联盟，演绎人间最动人的友情佳话。一旦获得利益，对利益的分配和占有就成为任何联盟解体的腐蚀剂，常言说“富不过三代”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总结。而三原王氏兄弟的成功之道在于，即便是经商致富，家财日起，他们并没有分户析产而兄弟陌路、手足反目，还是能够团结一心，并且“共处共贾共居久之”，这期间没有博大的胸怀和宽容忍让的心态便很难持久。里人所以称道王氏兄弟，以他们为致富榜样，并非对他们个体经商成功的赞许，而是对他们兄弟携手商海、共同致富的肯定。
(二)心怀大志，器宇轩昂
三原王氏兄弟所以能够成为昆仲联合共同致富的模范，与他们个体优秀的品质有绝大的关系。这是他们兄弟联合的内在原因。其中，尤其是老二王一鸿起了很好的黏合剂作用。王一鸿“生而倜傥，貌称其志，美髯，有丈夫之慨，早年家徒四壁，意气轩轩若缠十万……江淮间为盐贾，家遂大起……君襟抱磊落，虽贾然不与市贾竞刀锥”，人称“美髯公”(14)。王一鸿体美心宽，有大丈夫气概，早年虽然家徒壁立，却能怀鸿鹄之志，有改变家族命运的强烈愿望，他意气轩昂，不以贫困而短其志，常“意气轩轩若缠十万”，志向高远，体现了陕西人“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岂能安于家食”的阳刚个性。所以，他做生意光明磊落，诚信不欺，不以弄机取巧而投机钻营，不以假冒伪劣而贪图微利，很注重个人的修养和品质，在陕西商人中声名鹊起，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称道，人们都愿意与其打交道，使他获得了更为广阔的市场，取得“赀益大起”的经营效果。
就是在家族生活中，这种博大劲直的气度，也可以使他影响和渲染周围的人，以君子的气度对待家人，有“地势坤，君子当厚德载物”的胸怀。对待兄长王一鹤，他尊重有加，视若“长兄为父”，言听计从；对待弟弟王一鸣，他爱护不怠，情同手足，兼爱大度，使整个家族保持了和睦团结的气氛，才使他们能够面对商海中的各种风险，在经商致富的路上愈走愈宽。
(三)以商求富，与时俱进
太史公《史记》曰：“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15)在传统社会，农商比较效益的差别，使经商业贾常比经营农业更容易发财致富，摆脱贫困。三原王氏兄弟了然其中的奥窍。当他们家徒四壁时，兄弟三人共同选择了经商致富的发家路径。但当时家无余粟，身无分文，如何迈开经商的第一步，对才走上致富道路的王氏三兄弟是严峻的考验。他们的聪明之处在于懂得借钱赚钱的道理，依靠自己良好的信义，“君以名贷子钱”，从别人手中借贷了资金，迈开了去苏州贩布的经商步伐。当时借钱贩布的风险是很大的，很多陕西布商就是因为“以官值易布……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而王氏兄弟却不为当时“官值”易贷利低的风向所动，而是走着一条民间借贷的道路，这就成功规避了市场因政治因素隐含的危险，取得了经营的成功。这就是他们“虽贾然不与市贾竞刀锥”的另一层含义。
贩布成功后，他们并没有思想僵化，固守模式，而是不断窥探新的发展方向和赚钱项目。当明政府实行“以银买引”的盐法改革，持银就可到官府买取“盐引”，从而免去输粟塞上的跋涉之苦，兄弟三人就迅速将经营转向盐业，在扬州的淮盐贩卖领域为自己开辟了新的天地，并且将贩布的经验运用于盐业，继续走“尚以奇得赢”的贸易路线，在扬州获得了比苏州更大的成功。从苏州贩布“赀日起”，到扬州贩盐“赀益大起”，充分揭示了当时陕西商人的一般发展路线。说明“市无常形”，与时俱进依然是商业经营的客观规律。
①宋应星：《野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②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0，《食货志》。
③寺隆寿信：《山西商人研究》见《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257页。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25，《地理志》。
⑤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0。
⑥张翰：《松窗梦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4。
⑦根据李刚：《陕西商帮史》，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所列举名单编制。
⑧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
⑨韩邦奇：《苑洛集》，乾隆十六年刻本，卷2，第22-23页。
⑩《明神宗实录》，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112。
(11)樊树志：《江南市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2页。
(12)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第11页。
(13)范文澜：《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一册，第257页。
(14)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嘉靖年间刻本，卷11，第13页。
(1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卷195，《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