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4.1定边盐业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第四章 定边盐业和盐马古道对边区革命建设的重大贡献 第一节 定边盐业与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建设
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陕甘宁边区一直处于国民党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之中，边区所面临的局势仍很严峻。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发展经济、保障党政机关和抗日军民的供给成为根据地的头等大事，边区政府通过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有了较大增长。但边区政府的财政压力仍然很大，作为共产党的总后方基地，不仅要保证党、政、军等方面的供应，还要筹措资金发展生产，本来就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使边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问题。
当时边区政府一方面统一财政，节约开支，着手迅速恢复经济，通过增产达到增收目的；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外援，根据当时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每年补助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费，中央将其中一部分划拨给边区，外援在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当时边区财政对外的这种严重依赖，对于保持边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很不利的。因而大力鼓励和发展边区贸易、开发税源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加强了经济战，一面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转向消极，加紧了防共、限共，不断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在周边地区制造摩擦。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表现在经济上则为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尤其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八路军的军饷全部被停发，还对边区实行严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的一切外援基本断绝。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经济封锁窒息陕甘宁边区，他们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国民党统治区的商品特别是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禁止流入边区。这就使得边区物资更加匮乏，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一时处于极端困堆的境地。在顽固派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抗战初期，边区总面积为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被封锁和侵吞之后，边区面积减少到9.89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约150万。
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总体比较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一些重要物资必须依靠输入(如布匹、棉花，还有一些边区无法生产的药品、军需)，而当时边区的财政收入渠道少，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政府财源困乏，财政又没有积累。占边区财政收入70%多的外援完全断绝后，必须依靠自己解决，又加上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增多，财政开支不断增加，而边区贸易因国民党封锁、投机商人对输出土特产的压价、输入工业品和紧缺物资的抬价遭到很大打击，致使边区财政税收受到很大影响，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1940年9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时，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粮食差额巨大。与此同时，边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蔓延每一个县，使得边区经济接近崩溃边缘。
针对当时的情况，毛泽东这样描述：“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为了克服财粮供给上的严重困难，应对国际国内险恶形势和天灾人祸，边区政府响应毛泽东关于“亲自动手”的号召，发动群众和各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发展经济，实行自给，采取多种措施克服财政困难。而当时，食盐作为陕甘宁边区唯一能够争取大量出口的产品，其生产和运销成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定边的食盐以及羊毛、甘草等物产为陕甘宁边区增加税收收入，发展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定边盐业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贡献
(一)定边盐业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定边作为当时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的首府不仅居于重要的军事和战略地位，更为突出的是定边作为当时重要的产盐区，其丰富的盐产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积极发挥定边的这一资源优势，发展盐业，使盐业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对此，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的报告中指出：“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作用。”中共西北局也曾明确指出：食盐产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于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②。
抗战时期定边盐业成为边区的支柱产业和陕甘宁边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有着直接关系，当时边区所辖的23县(后划分为28县、1市)均地处贫瘠之区，社会经济落后。农业因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地方军阀、国民党的多年围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③初期的边区除几家兵工厂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可言，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最具优势的就是食盐，定边地区自古就盛产食盐，当时定盐分区“有盐池7个”，“年可产盐10余万驮”，而“每年销售仅4万余驮，当地盐民存盐在三年以上”④。定边的产盐不仅产量可观，而且质量很好，很早就远销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地区。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大多盐区相继沦入敌手，山西潞盐产地为日寇占领，淮盐因陇海铁路被切断，来路断绝，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屈服，大力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内地则盐价昂贵，甚至购买感到困难”的局面，抗战军民食盐发生极大困难。因此，食盐在抗日战争期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定边丰富的盐产就成了当时边区的一大富源。为了坚持抗战，牢固和发展解放区经济，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之初，就对食盐业给予了特别关注。1937年4月，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派干部前来定边、盐池县组织生产，加强了对盐业的组织领导，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组织运力运销食盐，“大量发动群众去盐池驮盐，卖给贸易总局出口”，“买进工业品”，大力鼓励民间贩运，发展食盐、皮毛和甘草为主的经济贸易，大力开展内外贸易，使食盐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经济部门和财政收入来源。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保证了边区人民的食盐供应，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食盐又成为边区反封锁的重要物资。当时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盐，国民党政权为了达到封锁边区的目的，曾一度从青海运盐，以占领边区食盐市场，但因路途遥远，运力紧张，成本又高，甚至连封锁边区的军队食盐都无法保障。结果是不管国民党怎样封锁，边区的食盐总是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不仅“商人、小贩纷纷来边区买盐，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商人同我们做买卖”。一些商人还通过给哨卡“买路钱”，或与军官“合伙”做生意的办法，把根据地食盐一驮驮推销了出去，换回了不少边区紧缺的棉花、布匹、药品。如1944年1—11月，边区依靠推销食盐换回布匹450514匹、棉花1122075斤，仅陇东推销的食盐就达19996436斤。
(二)定边盐业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贡献
第一，定边盐业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工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税收来源少，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而食盐是当时边区的主要税源。食盐在边区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食盐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池盐产区，三边地区的盐税开征于1937年，是各种税收中最早的一种。盐税的征收，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源，而且在工商税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1937年食盐税收占边区工商税收的100%，1938年盐税收入占工商税收的68%以上，1939年占工商税收的67.3%，1940年边区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对税收作了调整，扩大了税收范围，但食盐税收仍占边区总税收的56.8%。不仅如此，另一个方面，从盐税在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41年边区财政收入3600万元，其中盐税900万元，占总收入的24.97%，公盐收入660万元，占18.31%。1942年边区税收8779万元，其中盐税2019万元，占总收入的22.99%。1943年边区税收21655万元，其中盐税8943万元，占41.3%。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42年到1944年，由于工商税制的健全，尽管盐税在工商税中的比例小了，但盐税的数额却有了极快的增长。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盐税是边区财政一笔很大的收入，在陕甘宁边区财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盐税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第一财政”。
除了盐税之外，当时在定边地区实行的公盐代金是政府财政的又一宗比较稳定的收入，公盐代金制度是边区政府为应对严峻的财政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临时措施，在当时为缓解边区财政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公盐代金从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临时捐，是临时动员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1941年，面对当时的经济困难，边区政府投资600万元从事盐的生产、动员和组织军队在三边地区打盐。由于当时边区政府财力紧张，缺乏运力，为了运这部分盐，只能发动人民群众帮助政府运盐，政府不支付运费，而是规定运的盐三分之二交给政府，三分之一留给脚户作为运费。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要求群众代运公盐，1941年完成6万驮，1942年为12万驮，1943年为10万驮，1944年为8.5万驮。从当时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41年公盐代金收入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27.73%，将近三分之一，为财政困难的解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后几年公盐代金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虽不及1941年，但依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总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盐税和公盐代金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征自定边地区的盐税和公盐代金为边区政府提供了大笔收入，为解决财政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定边盐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也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
发展食盐生产和运销还增加了边区的财富，一定程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盐业一直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政府重视，而且在生产运销中吸纳了大量的民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共计产盐200万驮以上，除一部分供边区食用外，累计外销约180万驮，获利丰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上交边区政府财政外，主要为盐民、脚户及从事盐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群众所有。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民利润较高，生活得到了改善，如老池回民合作社社员29人(原21人)，1943年全年收入256.4万元，人均8.8万余元，他们还发了新棉衣、新毛毯、两套单衣和其他生活用品。1943年边区发起了大规模运盐运动，最多时投入运盐牲口9万余头。边区政府为了鼓励食盐运输，规定“盐业公司收买老百姓食盐，必需照顾到黑市价格适当提高盐价，务使老百姓运盐有利可图。故凡非放青运盐，均应保证每人(以赶二牲口为标准)一天除人和牲口消耗外，还得盈余相等于一升半小米的钱为原则”。因而民众从贩运食盐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如1943年“经盐业公司出口的数目金额达3万万元(边币)以上，除极少部分是财政收入外，可以说80%～90%以上落入边区群众手里”。延安县上半年“只运了9000多驮盐就得到纯利293万元(边币)，另赚了工资263万元(边币)”。运盐成为当时三边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凡是积极从事盐运或利用放青运盐的农民，家庭生活都有了改善。如延安运输队队长刘永祥，原来是贫农，从事盐运后，发家致富，1943年“有150垧山地，20垧川地，20多间房子，9孔窑，6头大犍牛，80只羊，1条毛驴，3匹马，雇5个长工，安两户难民，南区合作社有200多万元的股金”，变成了一个新富农。这充分说明边区的盐业政策是一项富民政策。
盐业的发展在富民的同时，也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在大生产运动前，部队就开始参与食盐产销活动，如三五九旅1939年从山西返回陕甘宁边区后，将原在山西成立的经营食盐为主的“军民合作社”改为“大光商店”，继续经营盐、油、日用百货。特别是1941年边区经济困难，政府要求边区党政机关单位“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用费(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自1月1日起不再发给经费。”并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发展资金，在“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下从事商贸活动。当时盐业是机关、军队筹集经费的主要渠道，除军队参与盐业生产外，中共西北局号召：“为帮助解决政府、军队给养困难，大家去运盐。”中共边区中央局也指示：“把盐业收入完全拨归军委管理再经营，以求得其他不足费的自给自足。”1941年9月食盐专卖后，原经营食盐外销的机关、部队可向盐业公司入股或从事代销、信托业务，因而不少机关单位、军队一直从事盐业经营和相关活动，出现了1943年县、区长和县、区委书记带头赶牲口运盐的局面。据1943年4月对延安地区的统计，边区军委系统有过载行8家，党政机关有过载行5家；属军委的商业网点15家，属党政机关的12家。⑤此外各地机关、部队还开办了不少商店、骡马店等，仅三五九旅就有骡马店30多家。虽然盐业经营的具体数字不详，但可以肯定这些过载行、商店、骡马店相当一部分业务与盐业有关。
第三，定边盐业的发展，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平衡出入、稳定金融秩序和平抑物价起到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使边区所必需的物资如布匹、棉花、文具、纸张、机器工具、金属原料、军用品、医药品等很难进到边区。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作出大力发展盐业的决策，并在1942年9月对国统区所急需的食盐进行专卖和统销，即在反封锁斗争中盐业专卖与统销成为主要武器。正如李维汉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是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在1941年、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盐是用以交换‘外货’、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在稳定金融和物价中，盐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初，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为了推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主动放弃了原严禁根据地以外的纸币和银圆在市面流通的政策，决定在边区统一使用法币，将原发行的苏区货币——苏票改作辅币，并由当时的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负责逐步收回。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也改组为陕甘边区银行，实现了边区与国统区货币的接轨。但因战时经济紧张，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造成了通货飞速膨胀。如以1937年6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到1940年12月则达到了5.58；同期以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物价指数由1上涨到10.94，这对边区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之1939年后国民党加紧反共限共，在封锁边区的同时，利用法币扰乱边区经济。为了“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1941年2月，边区政府决定“以盐税货物税作保证”，发行边币1000万余元。几乎同时又以食盐税和货物税为担保，发行建设救国公债500万边币(实际发行了618万元，岁入表只收405万元)。但由于当时边区经济自给能力有限，财政压力加大，政府不得不增大货币发行量，“边币的发行是逐年逐月增加的，并且从未收缩过。1942年平均增发率为51.4%”，到年底边币发行量达118450000元。因而边币发行不久便发生通货膨胀，边区物价急剧上涨(以延安物价为例，1943年底物价指数是1941年2月发行边币时的315倍)。而国民党为了在经济上困死边区，又不断地采用鼓励走私、货币黑市等手法破坏边区经济和金融，边区政府虽多次严禁法币黑市，但收效不大(边区40%的县与国统区交错相处)，致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由原来的约2:1跌到10:1，边币信誉大受威胁。边区政府为了稳定物价，维护边币，针对当时造成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贸易和财政赤字，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提高自给能力；另一方面尽力掌握食盐贸易主动权，加大食盐运销，提高盐价。如在陇东1943年盐价五次上涨，平均涨价193%。1943年、1944年仅西华池三个销盐点，旺季日销20万斤，平季可销6万余斤。据统计，盐业公司从成立到1942年10月，共换回法币4800万元，土布2万匹以上。法币供给了银行兑换，对稳定金融和物价起了一定作用，出入贸易趋向平衡，物价也渐趋稳定。盐业贸易不仅换回大量物资，对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换回了法币，增强了边区对外贸易的支付能力，促进了边区金融稳定。
①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② 《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远销食盐的决定》(1941年5月18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347页。
③ 李建国：《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参观记》，载《新中华报》1940年3月8日。
⑤ 《延安公营商店统计表》(1943年4月17日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第276页。
一、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但陕甘宁边区一直处于国民党军事包围与经济封锁之中，边区所面临的局势仍很严峻。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发展经济、保障党政机关和抗日军民的供给成为根据地的头等大事，边区政府通过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粮食产量、耕地面积都有了较大增长。但边区政府的财政压力仍然很大，作为共产党的总后方基地，不仅要保证党、政、军等方面的供应，还要筹措资金发展生产，本来就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使边区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问题。
当时边区政府一方面统一财政，节约开支，着手迅速恢复经济，通过增产达到增收目的；一方面尽可能争取外援，根据当时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每年补助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费，中央将其中一部分划拨给边区，外援在当时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当时边区财政对外的这种严重依赖，对于保持边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是很不利的。因而大力鼓励和发展边区贸易、开发税源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的任务。特别是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加强了经济战，一面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诱降，抗战进入了最困难时期。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转向消极，加紧了防共、限共，不断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并在周边地区制造摩擦。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表现在经济上则为停发给八路军的军饷和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0年9月，国民政府就一度停发每月60万元的军饷，尤其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又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不仅八路军的军饷全部被停发，还对边区实行严密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封锁，边区的一切外援基本断绝。国民党反动派企图用经济封锁窒息陕甘宁边区，他们阻挠扣留边区商人，提高税率，不许边区土产向外推销。国民党统治区的商品特别是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禁止流入边区。这就使得边区物资更加匮乏，边区的财政经济状况一时处于极端困堆的境地。在顽固派军事包围、蚕食政策和经济封锁下，边区的面积缩小，人口锐减。抗战初期，边区总面积为12.9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被封锁和侵吞之后，边区面积减少到9.89万平方公里，人口减少到约150万。
由于陕甘宁边区经济总体比较落后，工商业基础薄弱，一些重要物资必须依靠输入(如布匹、棉花，还有一些边区无法生产的药品、军需)，而当时边区的财政收入渠道少，税收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政府财源困乏，财政又没有积累。占边区财政收入70%多的外援完全断绝后，必须依靠自己解决，又加上边区脱离生产的人员增多，财政开支不断增加，而边区贸易因国民党封锁、投机商人对输出土特产的压价、输入工业品和紧缺物资的抬价遭到很大打击，致使边区财政税收受到很大影响，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巨大的财政困难。1940年9月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时，陕甘宁边区出现了物价大幅度上涨，粮食差额巨大。与此同时，边区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蔓延每一个县，使得边区经济接近崩溃边缘。
针对当时的情况，毛泽东这样描述：“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①
为了克服财粮供给上的严重困难，应对国际国内险恶形势和天灾人祸，边区政府响应毛泽东关于“亲自动手”的号召，发动群众和各机关部队进行生产，发展经济，实行自给，采取多种措施克服财政困难。而当时，食盐作为陕甘宁边区唯一能够争取大量出口的产品，其生产和运销成为解决边区财政困难的一个重要途径。定边的食盐以及羊毛、甘草等物产为陕甘宁边区增加税收收入，发展对外贸易，解决财政困难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定边盐业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贡献
(一)定边盐业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定边作为当时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的首府不仅居于重要的军事和战略地位，更为突出的是定边作为当时重要的产盐区，其丰富的盐产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边区政府积极发挥定边的这一资源优势，发展盐业，使盐业有力地支援了边区的经济建设。对此，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2年12月)的报告中指出：“盐是边区的很大富源，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很大一部分人民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故对于边区有着非常重大作用。”中共西北局也曾明确指出：食盐产销“成为发展边区经济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于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②。
抗战时期定边盐业成为边区的支柱产业和陕甘宁边区的自然资源优势有着直接关系，当时边区所辖的23县(后划分为28县、1市)均地处贫瘠之区，社会经济落后。农业因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加之地方军阀、国民党的多年围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③初期的边区除几家兵工厂外，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可言，在当时陕甘宁边区最具优势的就是食盐，定边地区自古就盛产食盐，当时定盐分区“有盐池7个”，“年可产盐10余万驮”，而“每年销售仅4万余驮，当地盐民存盐在三年以上”④。定边的产盐不仅产量可观，而且质量很好，很早就远销陕西、宁夏和甘肃东部地区。特别是全面抗战爆发后不久，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沦陷，大多盐区相继沦入敌手，山西潞盐产地为日寇占领，淮盐因陇海铁路被切断，来路断绝，日本帝国主义为迫使中国屈服，大力进行经济封锁，造成“内地则盐价昂贵，甚至购买感到困难”的局面，抗战军民食盐发生极大困难。因此，食盐在抗日战争期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定边丰富的盐产就成了当时边区的一大富源。为了坚持抗战，牢固和发展解放区经济，在陕甘宁边区创立之初，就对食盐业给予了特别关注。1937年4月，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派干部前来定边、盐池县组织生产，加强了对盐业的组织领导，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积极组织运力运销食盐，“大量发动群众去盐池驮盐，卖给贸易总局出口”，“买进工业品”，大力鼓励民间贩运，发展食盐、皮毛和甘草为主的经济贸易，大力开展内外贸易，使食盐成为边区一项重要经济部门和财政收入来源。不仅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收入，也保证了边区人民的食盐供应，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经济封锁后，食盐又成为边区反封锁的重要物资。当时甘肃东部、陕西关中均依赖边区食盐，国民党政权为了达到封锁边区的目的，曾一度从青海运盐，以占领边区食盐市场，但因路途遥远，运力紧张，成本又高，甚至连封锁边区的军队食盐都无法保障。结果是不管国民党怎样封锁，边区的食盐总是通过各种渠道畅销不衰，不仅“商人、小贩纷纷来边区买盐，一些国民党军政人员也化装成商人同我们做买卖”。一些商人还通过给哨卡“买路钱”，或与军官“合伙”做生意的办法，把根据地食盐一驮驮推销了出去，换回了不少边区紧缺的棉花、布匹、药品。如1944年1—11月，边区依靠推销食盐换回布匹450514匹、棉花1122075斤，仅陇东推销的食盐就达19996436斤。
(二)定边盐业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建设的贡献
第一，定边盐业是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工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税收来源少，边区财政主要依靠外援，而食盐是当时边区的主要税源。食盐在边区政府财政中的地位十分重要，食盐收入是边区政府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是边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作为我国西北地区最大的池盐产区，三边地区的盐税开征于1937年，是各种税收中最早的一种。盐税的征收，不仅增加了政府的财源，而且在工商税收中占有较高的比例，如1937年食盐税收占边区工商税收的100%，1938年盐税收入占工商税收的68%以上，1939年占工商税收的67.3%，1940年边区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对税收作了调整，扩大了税收范围，但食盐税收仍占边区总税收的56.8%。不仅如此，另一个方面，从盐税在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中的比例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41年边区财政收入3600万元，其中盐税900万元，占总收入的24.97%，公盐收入660万元，占18.31%。1942年边区税收8779万元，其中盐税2019万元，占总收入的22.99%。1943年边区税收21655万元，其中盐税8943万元，占41.3%。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1942年到1944年，由于工商税制的健全，尽管盐税在工商税中的比例小了，但盐税的数额却有了极快的增长。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盐税是边区财政一笔很大的收入，在陕甘宁边区财政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盐税被毛泽东誉为“中央第一财政”。
除了盐税之外，当时在定边地区实行的公盐代金是政府财政的又一宗比较稳定的收入，公盐代金制度是边区政府为应对严峻的财政问题而提出的一项增加财政收入的临时措施，在当时为缓解边区财政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公盐代金从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临时捐，是临时动员人民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1941年，面对当时的经济困难，边区政府投资600万元从事盐的生产、动员和组织军队在三边地区打盐。由于当时边区政府财力紧张，缺乏运力，为了运这部分盐，只能发动人民群众帮助政府运盐，政府不支付运费，而是规定运的盐三分之二交给政府，三分之一留给脚户作为运费。从1941年开始，边区政府要求群众代运公盐，1941年完成6万驮，1942年为12万驮，1943年为10万驮，1944年为8.5万驮。从当时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1941年公盐代金收入占边区财政总收入的27.73%，将近三分之一，为财政困难的解决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后几年公盐代金所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虽不及1941年，但依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总之，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盐税和公盐代金是边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主要征自定边地区的盐税和公盐代金为边区政府提供了大笔收入，为解决财政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定边盐业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改善了边区人民的生活，也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
发展食盐生产和运销还增加了边区的财富，一定程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盐业一直在边区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政府重视，而且在生产运销中吸纳了大量的民众。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共计产盐200万驮以上，除一部分供边区食用外，累计外销约180万驮，获利丰厚。所获利润，除一部分上交边区政府财政外，主要为盐民、脚户及从事盐业生产经营的其他群众所有。从事盐业生产的盐民利润较高，生活得到了改善，如老池回民合作社社员29人(原21人)，1943年全年收入256.4万元，人均8.8万余元，他们还发了新棉衣、新毛毯、两套单衣和其他生活用品。1943年边区发起了大规模运盐运动，最多时投入运盐牲口9万余头。边区政府为了鼓励食盐运输，规定“盐业公司收买老百姓食盐，必需照顾到黑市价格适当提高盐价，务使老百姓运盐有利可图。故凡非放青运盐，均应保证每人(以赶二牲口为标准)一天除人和牲口消耗外，还得盈余相等于一升半小米的钱为原则”。因而民众从贩运食盐中获得了大量经济利益，如1943年“经盐业公司出口的数目金额达3万万元(边币)以上，除极少部分是财政收入外，可以说80%～90%以上落入边区群众手里”。延安县上半年“只运了9000多驮盐就得到纯利293万元(边币)，另赚了工资263万元(边币)”。运盐成为当时三边地区农民的主要副业，凡是积极从事盐运或利用放青运盐的农民，家庭生活都有了改善。如延安运输队队长刘永祥，原来是贫农，从事盐运后，发家致富，1943年“有150垧山地，20垧川地，20多间房子，9孔窑，6头大犍牛，80只羊，1条毛驴，3匹马，雇5个长工，安两户难民，南区合作社有200多万元的股金”，变成了一个新富农。这充分说明边区的盐业政策是一项富民政策。
盐业的发展在富民的同时，也为边区军政机关提供了相当的经费。在大生产运动前，部队就开始参与食盐产销活动，如三五九旅1939年从山西返回陕甘宁边区后，将原在山西成立的经营食盐为主的“军民合作社”改为“大光商店”，继续经营盐、油、日用百货。特别是1941年边区经济困难，政府要求边区党政机关单位“除粮食仍由公粮供给外，其余一切用费(冬夏衣被毯费亦在内)统统自给，自1月1日起不再发给经费。”并给各机关、部队一部分发展资金，在“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下从事商贸活动。当时盐业是机关、军队筹集经费的主要渠道，除军队参与盐业生产外，中共西北局号召：“为帮助解决政府、军队给养困难，大家去运盐。”中共边区中央局也指示：“把盐业收入完全拨归军委管理再经营，以求得其他不足费的自给自足。”1941年9月食盐专卖后，原经营食盐外销的机关、部队可向盐业公司入股或从事代销、信托业务，因而不少机关单位、军队一直从事盐业经营和相关活动，出现了1943年县、区长和县、区委书记带头赶牲口运盐的局面。据1943年4月对延安地区的统计，边区军委系统有过载行8家，党政机关有过载行5家；属军委的商业网点15家，属党政机关的12家。⑤此外各地机关、部队还开办了不少商店、骡马店等，仅三五九旅就有骡马店30多家。虽然盐业经营的具体数字不详，但可以肯定这些过载行、商店、骡马店相当一部分业务与盐业有关。
第三，定边盐业的发展，对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平衡出入、稳定金融秩序和平抑物价起到了重要作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全面的经济封锁，使边区所必需的物资如布匹、棉花、文具、纸张、机器工具、金属原料、军用品、医药品等很难进到边区。在这种情况下，边区作出大力发展盐业的决策，并在1942年9月对国统区所急需的食盐进行专卖和统销，即在反封锁斗争中盐业专卖与统销成为主要武器。正如李维汉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盐既是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和军队赖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的来源，同是又是边区财政的重要来源。在1941年、1942年的严重困难时期，盐是用以交换‘外货’、平衡出入的主要产品。”
在稳定金融和物价中，盐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初，当时边区苏维埃政府为了推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形成，主动放弃了原严禁根据地以外的纸币和银圆在市面流通的政策，决定在边区统一使用法币，将原发行的苏区货币——苏票改作辅币，并由当时的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负责逐步收回。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建立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国家银行西北分行也改组为陕甘边区银行，实现了边区与国统区货币的接轨。但因战时经济紧张，国民党政府为了应付日益庞大的财政赤字，大量发行货币，造成了通货飞速膨胀。如以1937年6月法币发行指数为1，到1940年12月则达到了5.58；同期以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物价指数由1上涨到10.94，这对边区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加之1939年后国民党加紧反共限共，在封锁边区的同时，利用法币扰乱边区经济。为了“使人民免受法币狂跌的损失”，同时也是“为了建立正规的边区金融制度”，1941年2月，边区政府决定“以盐税货物税作保证”，发行边币1000万余元。几乎同时又以食盐税和货物税为担保，发行建设救国公债500万边币(实际发行了618万元，岁入表只收405万元)。但由于当时边区经济自给能力有限，财政压力加大，政府不得不增大货币发行量，“边币的发行是逐年逐月增加的，并且从未收缩过。1942年平均增发率为51.4%”，到年底边币发行量达118450000元。因而边币发行不久便发生通货膨胀，边区物价急剧上涨(以延安物价为例，1943年底物价指数是1941年2月发行边币时的315倍)。而国民党为了在经济上困死边区，又不断地采用鼓励走私、货币黑市等手法破坏边区经济和金融，边区政府虽多次严禁法币黑市，但收效不大(边区40%的县与国统区交错相处)，致使边币与法币的比价由原来的约2:1跌到10:1，边币信誉大受威胁。边区政府为了稳定物价，维护边币，针对当时造成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贸易和财政赤字，一方面加速发展经济，提高自给能力；另一方面尽力掌握食盐贸易主动权，加大食盐运销，提高盐价。如在陇东1943年盐价五次上涨，平均涨价193%。1943年、1944年仅西华池三个销盐点，旺季日销20万斤，平季可销6万余斤。据统计，盐业公司从成立到1942年10月，共换回法币4800万元，土布2万匹以上。法币供给了银行兑换，对稳定金融和物价起了一定作用，出入贸易趋向平衡，物价也渐趋稳定。盐业贸易不仅换回大量物资，对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换回了法币，增强了边区对外贸易的支付能力，促进了边区金融稳定。
① 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② 《中共西北中央局关于远销食盐的决定》(1941年5月18日)，《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347页。
③ 李建国：《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④ 《边区第二届农工业展览会参观记》，载《新中华报》1940年3月8日。
⑤ 《延安公营商店统计表》(1943年4月17日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4编，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