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探寻
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
秦岭古道，在周秦汉唐时代，地处京畿，千年春秋，为国家置驿国道。五大古道，皆长期是国家驿道，几乎无不是“凌空飞架，栈道千里，长亭连短亭”。
栈道的确是秦岭古道的重要构成部分。据李之勤教授推算，在一些险岭路段，如北宋时期的风州、剑阁段，约长1100余里，有桥阁9万余间，每间以3米长计算，折合27万米，相当于540里，占这段驿路总长的二分之一。北宋时期的褒斜道南段150里中，《太平寰宇记》记载，共“有栈阁二千九百八十七间，险板阁二千八百九十三间”，共计5800余间，折合近18000米，相当35里，占这段驿道的近四分之一。一般情况，栈道在道路总长中约占10%～20%。这是秦蜀间秦岭、巴山地区山中谷道的特点。栈道和石门，是周秦汉唐京畿时代秦岭古道的两个象征，可称之为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宋代以后，国都东移，秦岭沦于西北偏远山区，秦岭古道除“连云道”外，全部失去驿道位置。王开先生在《宝鸡古代交通志》写道：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栈道，到元、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少部分路段由木栈变为石栈，一大部分路段由栈道变为碥道。明、清时期栈阁的逐渐减少，土石路面的碥道日益增多，且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栈道，这不但是道路建设的里程碑，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工具演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和生产技术提高的见证。历史上多次记载复修栈道的工役。再加上战争破坏，抢修费时，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所以，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提高，筑路的经验逐渐丰富以后，就学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使栈道变为碥道。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利弊互存。栈道不但平直捷近，而且无论是木栈或石栈，路面上都没泥泞之害，但碥道是土石踏基，路面下雨天不免有泥泞之苦。而总的说来，碥路优于栈道。所以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
秦岭古道，从栈道时代向碥路时代的转变过程和历史阶段，王开先生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然而对其原由的分析，却基本上是错的。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划分，是在唐朝。这一点，王开先生也看到了：“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显然与长安是否为国都是相互对应的。这意味着，探讨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演变缘由，其基本的语境是政治因素和国都文化，而不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首先，王开先生“待铁制工具出现后，人们就利用它凿孔为穴，在溪谷岩石壁立处架设栈道，这样，就可取捷径沿溪谷通行，避免爬山岭的辛劳”。此种论述，以“社会生产力”为招牌，面貌上是先进西学，于秦岭古道却大非。“待铁制工具出现后”，“栈道”修架只是出现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更不等于必然性。秦岭古道上的凌空栈道，其历史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显然源于京畿地位。同样是山间交通，秦岭古道上是凌空栈道，四川到云南的山区是“五尺道”(约1米宽)，南岭五山是“新道”，即实用为主的“碥道”。
其次，退一步讲，宋朝“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长安刚一失去国都地位，秦岭古道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巧吧!王开先生并没有给我们具体分析宋朝以后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比唐朝高在哪里。他只是说宋元明清“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就使得秦岭古道从周秦汉唐的栈道时代，“进步提升”到了碥路时代。唐朝昭陵六骏的高超石料加工技术自不说了，秦始皇都能把那么巨大的岩石从北山挪动到骊山，不是早都“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了?就算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高过了周秦汉唐，何必仍然要给已不是京畿的秦岭古道花费国家“血本”呢。秦岭栈道时代，分明是国家的血本投资!就说秦始皇吧，他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阁道不仅修到南山，而且修进南山，这就是秦岭栈道的国都特权和投资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高山峻岭，根本未出现豪华气派的“栈道”，皆是实用为主的“碥道”。
再退一步说，即便从实用眼光看，假定在秦岭古道的发展历史上，碥路代替栈道意味着进步和优越，然而，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也仅仅把连云道一个曾经当做驿道，其他的几个秦岭古道却不仅沦为间道，甚至完全荒塞，从国家视野消逝。其实，王开先生也写了：“汉、唐时期，建都长安，国势鼎盛，在秦岭山区开辟了多条驿道，各有名称。元、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由关中入蜀，只有连云栈一条驿路，其他谷道，相形见绌，变为间道。”也许是被先进西学唬住了，在秦岭古道上，王先生走进“社会生产力”的碥路失去了方向。与其相反，严耕望先生一生坚持国史旧学，关于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鲜明对比，他在《蓝田武关驿道》写道：
此道在唐代，对于物资之运输，政治之控制，与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沟通，皆具有极大之作用，中叶以后影响尤巨，不仅军事为重也。五代、北宋时代，政治中心东移汴、洛，此道始荒废，仅小商贾往往行之，远非唐代盛况之比矣。
“政治中心东移”，显然是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分野和关键。
栈道的确是秦岭古道的重要构成部分。据李之勤教授推算，在一些险岭路段，如北宋时期的风州、剑阁段，约长1100余里，有桥阁9万余间，每间以3米长计算，折合27万米，相当于540里，占这段驿路总长的二分之一。北宋时期的褒斜道南段150里中，《太平寰宇记》记载，共“有栈阁二千九百八十七间，险板阁二千八百九十三间”，共计5800余间，折合近18000米，相当35里，占这段驿道的近四分之一。一般情况，栈道在道路总长中约占10%～20%。这是秦蜀间秦岭、巴山地区山中谷道的特点。栈道和石门，是周秦汉唐京畿时代秦岭古道的两个象征，可称之为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宋代以后，国都东移，秦岭沦于西北偏远山区，秦岭古道除“连云道”外，全部失去驿道位置。王开先生在《宝鸡古代交通志》写道：
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栈道，到元、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少部分路段由木栈变为石栈，一大部分路段由栈道变为碥道。明、清时期栈阁的逐渐减少，土石路面的碥道日益增多，且最后几乎全部取代了栈道，这不但是道路建设的里程碑，也是人类社会生产工具演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变化和生产技术提高的见证。历史上多次记载复修栈道的工役。再加上战争破坏，抢修费时，给交通带来很大不便。所以，当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技术不断提高，筑路的经验逐渐丰富以后，就学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使栈道变为碥道。
任何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利弊互存。栈道不但平直捷近，而且无论是木栈或石栈，路面上都没泥泞之害，但碥道是土石踏基，路面下雨天不免有泥泞之苦。而总的说来，碥路优于栈道。所以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
秦岭古道，从栈道时代向碥路时代的转变过程和历史阶段，王开先生的描述是基本准确的。然而对其原由的分析，却基本上是错的。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划分，是在唐朝。这一点，王开先生也看到了：“从唐代开始，就逐渐出现了以碥路代替栈道的趋势。”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显然与长安是否为国都是相互对应的。这意味着，探讨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演变缘由，其基本的语境是政治因素和国都文化，而不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
首先，王开先生“待铁制工具出现后，人们就利用它凿孔为穴，在溪谷岩石壁立处架设栈道，这样，就可取捷径沿溪谷通行，避免爬山岭的辛劳”。此种论述，以“社会生产力”为招牌，面貌上是先进西学，于秦岭古道却大非。“待铁制工具出现后”，“栈道”修架只是出现了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更不等于必然性。秦岭古道上的凌空栈道，其历史现实性和逻辑必然性，显然源于京畿地位。同样是山间交通，秦岭古道上是凌空栈道，四川到云南的山区是“五尺道”(约1米宽)，南岭五山是“新道”，即实用为主的“碥道”。
其次，退一步讲，宋朝“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长安刚一失去国都地位，秦岭古道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巧吧!王开先生并没有给我们具体分析宋朝以后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比唐朝高在哪里。他只是说宋元明清“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就“使栈道变为碥道”了；就使得秦岭古道从周秦汉唐的栈道时代，“进步提升”到了碥路时代。唐朝昭陵六骏的高超石料加工技术自不说了，秦始皇都能把那么巨大的岩石从北山挪动到骊山，不是早都“会削崖、砌崖，堑山堙谷，铺石填土，辟石筑路的本领”了?就算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高过了周秦汉唐，何必仍然要给已不是京畿的秦岭古道花费国家“血本”呢。秦岭栈道时代，分明是国家的血本投资!就说秦始皇吧，他的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阁道不仅修到南山，而且修进南山，这就是秦岭栈道的国都特权和投资结果。中国其他地方的高山峻岭，根本未出现豪华气派的“栈道”，皆是实用为主的“碥道”。
再退一步说，即便从实用眼光看，假定在秦岭古道的发展历史上，碥路代替栈道意味着进步和优越，然而，宋元明清的“社会生产力”也仅仅把连云道一个曾经当做驿道，其他的几个秦岭古道却不仅沦为间道，甚至完全荒塞，从国家视野消逝。其实，王开先生也写了：“汉、唐时期，建都长安，国势鼎盛，在秦岭山区开辟了多条驿道，各有名称。元、明、清时期，建都北京，由关中入蜀，只有连云栈一条驿路，其他谷道，相形见绌，变为间道。”也许是被先进西学唬住了，在秦岭古道上，王先生走进“社会生产力”的碥路失去了方向。与其相反，严耕望先生一生坚持国史旧学，关于秦岭古道的“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鲜明对比，他在《蓝田武关驿道》写道：
此道在唐代，对于物资之运输，政治之控制，与公私之行旅，人文之沟通，皆具有极大之作用，中叶以后影响尤巨，不仅军事为重也。五代、北宋时代，政治中心东移汴、洛，此道始荒废，仅小商贾往往行之，远非唐代盛况之比矣。
“政治中心东移”，显然是秦岭古道“栈道时代与碥路时代”的分野和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