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古代文明中，“驿道”即国道，为中央管理的国家级大道。“驿”又称置，也是驿传机构名称，是“乘马”(人骑)或“从马”(驮物)停留的车站，一般30里或50里一置(《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驿”“从马”、马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和高贵性，看一下唐太宗墓前那闻名天下的昭陵六骏就够了。在战争年代，马既是将帅王侯的坐骑，也是军阵战车的动力。现代机械化时代，有一个表示能量单位的词：“马力”，多么生动地体现了马在人类古代文明中的伟大作用啊!“驿道”即国道，同样显示出了马在古代道路交通上的突出地位。与马有关构成整体的车，叫做“乘”，是国家力量的尺度和象征，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是也。秦岭古道，在周秦汉唐一直是驿道，即国道。秦岭古道作为驿道，与长安国都的历史紧密相连。栈道则是秦岭古道的特殊形制：
　　这处栈道遗迹的突出特点是底孔高度密集，与一个壁孔相对，或可凿有十数个底孔。底孔多为圆形，直径不一，多为15至30厘米，应说明所插立木柱的材料规格不同。最下层的底孔有一种特殊的排列形式，即两两并列，这应是为了使这最长而承重最大的立柱直立不偏，在道上交行重车时亦不致折毁。从遗迹分布的形式分析，当时栈道的宽度，可达5米左右。
　　这是王子今教授大约30年前，考察蓝武古道的报告内容。“可达5米左右”的栈道宽度，帮助我们具体解释了，秦始皇作为“千古一帝”两次选择从秦岭蓝武古道幸驾的缘由。秦始皇，在他统治的十余年中，曾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史称五次巡游。在这五次巡游中，有两次经过武关道。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向东方和南方巡游，又经南阳郡至武关而回归咸阳。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秦始皇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外巡游。据文献记载：秦始皇每次出巡时，都有隆重仪仗。秦始皇两次通行蓝武古道的车驾，史书缺乏具体资料。其档次和品级，至少不会在秦俑铜车马之下吧。秦陵二号铜车为单辕，辕通常246厘米，径围20厘米。辕体中空，内有泥芯。两轮，每轮30辐。舆箱呈凸字形，分前后两室，通常124厘米，最宽处78厘米。前室很小，呈方形，其间仅容御官一人坐御。后室较大，为乘主席位，其间可坐可卧。舆箱上有穹庐式车盖，犹如草原牧民毡包。舆箱四墙开有窗户，两侧为可以左右开合的推窗。前墙为可以上下启闭的支窗。后墙有门户，户扉右侧与车墙有活铰相连，左侧车墙上装有拐形门栓。其形制与今日汽车门的装置原理相同。这种铜车有户有窗，冬暖夏凉，考古学家认为可能就是仿制的辒辌车。其工艺被专家以巧夺天工，精美绝伦称之，无愧于“国家一号”。
　　秦岭蓝武古道上著名的桥，有蓝桥和灞桥。蓝桥已经成为爱情与事业的象征，李白等大诗人皆有歌唱。我们说说灞桥。灞桥是汉代关中的著名桥梁，其桥址位于今西安城东10多公里处。秦穆公时，就曾改滋水为灞水，并修灞桥。1957年将它改建为钢筋混凝土公路桥时，曾对桥墩、桥基进行了科学鉴定，发现桩木未朽、石墩牢固，河床护底完好无损，可以承受60吨坦克或载重卡车的重量。因此，仍用其石柱墩，并进行了加固处理，至今通行无阻。梁式桥在中外桥梁工程上是使用历史最久的桥型。我国的石梁桥中，以福建的洛阳桥、安平桥和西安的灞桥堪称工程杰作。《唐六典》说：天下石柱桥有四座，洛阳的天津桥、永济桥和中桥，再就是长安的灞桥。
　　蓝武古道上的驿站阁厅又是什么样呢?秦朝资料欠缺，我们以唐朝为例，《唐会要》卷六一《馆驿》，贞元二年十二月敕节文：“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知大路驿官，每一周年无败阙，兴减一选，仍任累计。次路驿官，二周年无败阙，兴减一选，三周年减二选。”据此知武关驿路之重要，仅次于两都驿道，其他驿道不兴也。其山路崎岖，置驿密度往往高过每30里一驿之标准。柳宗元《馆驿使壁记》(《全唐文》卷五八〇)：“于千里之内尤重。……自灞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按蓝田县东南以蓝田关为境，去长安170里。置驿六者，灞桥驿、蓝田驿、青泥驿、韩公堆驿、蓝桥驿、蓝溪驿，并详后文。平均驿距不到30里。”这是严耕望先生以毕生努力，于浩如烟海的文籍资料里，给我们还原出的秦岭蓝武古道的面貌和景观。《商洛地区交通志》《西安古代交通志》和学界个人著述皆受益匪浅，先生功德可谓无量。在严先生上述工作基础上，侯甬坚写道：
　　唐代典章规定每隔30里设一驿站，商洛道地势高亢，驿站间距里数多大于30里，因文献记载不完备，沿线驿站已不很清楚。今据严耕望先生《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的详细考订，可知由长安经商州、南阳、邓州至襄阳共有233处驿站，站名和间距大多数已研究清楚，现将各项内容汇为《唐代商洛道驿站设置表》：
　　稍览蓝武古道上各驿站距离国都长安的远近里数，各个驿站之间的驿距一目了然，非常清楚。但他却写道：“唐代典章规定每隔30里设一驿站，商洛道地势高亢，驿站间距里数多大于30里。”这显然既与自己上述表中的数据不符，也和严耕望先生《唐蓝田武关道驿程考》的相关叙述有悖。严先生的相关叙述是：“以其山路崎岖，置驿密度往往高过30里一驿之标准”，“平均驿距不到30里”。资料依据完全一样，甬坚先生与严耕望先生的结论却相反。看来，可能是甬坚先生将严老文中的“置驿密度”理解错了。“置驿密度高”，意味着驿站的间距小，而不是相反。严先生“平均驿距不到30里”和甬坚先生的表相符合，也十分正确。
　　如果说这是个人理解有误的话，那么国家级的《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有如下叙述，则似乎源自“偏见”。在论述《隋唐道路交通的振兴》时，作者写道：“据《新唐书》……秦岭南北的谷道，驿间的距离都比较长。”作者没有写出自己所得结论的资料文献和具体依据，却显然与严耕望先生的研究结论相反。至少从秦岭蓝武古道的情况看，“秦岭南北的谷道，驿间的距离都比较长”中的“都”，深值商榷。除了将秦岭古道驿距“拉长”外，《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还将秦岭古道的京畿中心位置严重边缘化，划归“边远山区”。子午道北口，一派皇家园林。蓝武道为国家第二大道，唐太宗都能够“望终南山”。唐朝驿道有六个上关，秦岭古道占其二：大散关与蓝田关。褒斜道的褒城驿，时人谓之“天下第一驿”。阿房宫“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阿房宫“自殿下直抵南山”，《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虽已经援引了，却还要把终南山、秦岭古道和“夜郎道”“灵关道”相提并论，划归于“边远山区道路的扩展”题目谈论，岂不谬哉!
　　有意还是无意地淡忘关中长安的历史国都——千年古都地位，都会把秦岭古道的文化地理研究引向误区。脱离长安的历史国都地位，在秦岭古道的文化地理研究中，将“蜀道”概念泛化到荒唐地步者有之；将秦岭古道政治地理上的京畿位置，移地换形到“夜郎国”者有之；看不到秦岭驿道与长安国都的同一性，将秦岭栈道被碥道(所谓“土栈”“石栈”)取代，当做“生产力提高”者有之；缺乏现代人文地理眼光，将秦岭古道上世俗投机性的“终南捷径”，和深沉超越性的“终南幽境”混同者更有之。鉴于此，本册努力围绕“道汇长安”这一中心主题展开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