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面对官府贱商勒索，牙人趁势敲诈，道路土匪不靖，经营逆顺难料的社会环境，一般中小商人仍属弱势群体，他们艰难求存，破产歇业，客死他乡时有发生，各地工商会馆设义地或瘗所收葬异乡孤魂，正是封建商人经营艰难的悲凉写照，同时也体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在异地活动提供乡缘关系范围内的社会化保障和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经贸活动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一般中小商人为生活所迫，行商远贾，充满了不易和艰辛，要经历诸多的磨难，绝非如某些著述描绘得轻快有趣。这些磨难概括起来有：
　　一是离家之苦。在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安土重迁的自然经济下，商人们挟资江湖，客外经营，首先要面对背井离乡、抛妻别子的人生苦难，这种勇气是一般驻守家园的小农所不曾具有的。嘉靖《朝邑县志》指出：“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商者离井，又负债辇重，不辞劳苦。”①成书于清代的市井小说《歧路灯》则借陕商闫相公之口，诉说商人离家之难，“我们生意人……来贵省弄这个钱，少不得吃尽辛苦，奔走道路，食粗咽糠，独床独枕地过，每逢新年佳节，思念父母妻子，夜间偷哭各人湿各人的枕头”。②
　　二是经营之苦。市场经济乃风险经济，经营逆顺难料，市场风云不测。加之行商客地经营，借地生财，语言不通，风俗不谙，导致经营失败者，大有人在。有人研究说在明清之际经商的山西人中，“经营衰败，则是普通的现象”。所以纪昀才说，山西商人外地经营“或命运骞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敞，耻还乡里，萍飘蓬转”。③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因“食盐开中”和“随军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的经营失败也时有发生。明人韩邦奇说，“成化初，西边用兵官府给金，购糶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逾年征糶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倂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④明代为助边防，召山陕商人随军贸易，但“及大军既撤，仅留守城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魂失业者，比比皆然”。⑤入明清后期，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贫富不定，起落无常，高下失均，各自张皇，山陕商人因之破产歇业者俯拾即是。陕西三原商人周双柏，世代为商“祖俱贾直隶东光县，父贾无天幸，尽废母钱又负债以数百计”。⑥长安商人杜子春在扬州做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资，千千顷田地”，后因经营失败“金银搬光，囤盐卖竞”，落了个“衣服凋敝，米粮大缺”⑦的结局。陕西商人王君“独游河滨，见一他乡少年将投水者。急止而询之，则为主库者，收得债百金，不幸遗失”故欲投河自尽。这是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常见现象。⑧
　　三是亡命之苦。商人远出经营，奔走江湖，风餐露宿，鸡店茅舍，身疲心累，孤苦伶仃，病死的，因经营不顺上吊投河的，自杀身亡的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碑记》就指出：
　　“我山陕之人寄此汉江之地，不远千里，本冀锦旋。讵料无常，忽遭魄落，虽存亡有数为斯世之常然。”⑨检索明清以来陕西地方志之《列女传》，陕商因远出经营命绝身亡的例证满目皆是，读之酸鼻。
　　凡此商人在经营中的种种苦难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体制下，一般中小商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财产、性命尚无安全保障，“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成为商人们对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无奈叹息。面对这种不利的社会条件，商人们只好以乡缘关系为纽带，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抱团自救，设会馆为自己的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后援保证，以在乡缘关系更扩展的范围内实现“伤有所疗、老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经营安全保障。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瘗所、义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明清时期流离异乡的商人们合资兴修会馆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孤身于外所面临的疗伤归葬等后顾之忧问题，为自己的异地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安全保障和稳定的心理依靠。对此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记》有充分说明，“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瘗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枢，并取费资以展时祀”。⑩从而使聚生人，厝死人成为工商会馆的日常功能和重要任务。在我们检索到的全国各地山陕会馆资料中，有福地、瘗所、义园文字记载的会馆有22所。兹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可见：
　　第一，福地、义园、瘗所成为明清工商会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安旅故、襄义举成为会馆的基本职能，各地会馆设立的瘗所义地“除供死者棺梓暂厝之所，更为病人养疴之所和供岁时游嘱之所”，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的活动提供了养病、疗伤、停柩、厝葬等有组织的乡缘社会化保障，使同籍商人免去异乡飘零的后顾之忧，成为他们流离异地的生命归宿和精神安全之岛。为此，会馆对瘗所、福地、义园的投资不遗余力，建设规模并不比会馆本身小。广东佛山山陕会馆在西边头置有福地一处，同治年间又于近地更置义庄，曰“江右别墅”，这所别墅有正厅、楼房、观音堂、花圃亭榭及左右侧室，其规模和构件与会馆并不逊色。而且据《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载，维持福地运转的经费计有：“老首事前存银585.26两，厘金银4567.248两；香资银1230.26两；房租银8283.58两；利息银3130.35两；批头银177.6两；余平银43.568两；八宗共计18049.08两”，(11)给人的印象是万两白银，财力丰厚。它既反映了山陕商人在佛山的雄厚实力，也反映了会馆对义园、福地建设的重视。许多会馆对义园、瘗所形成详细的管理制度，将其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汉口山陕会馆《瘗旅公所议定章程》规定：旧例旅梓以五年寄顿，俾死者之家遣人携带回籍或其家人无人闻问，五年后即代为安葬义地，标石立碑。公所存寄灵柩每年清明中元寒食三节必施食超度，并形成寄厝执照的管理制度。(12)进入近代后，许多山陕会馆的瘗所、义园还向其他籍贯的商人开放，如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墓地向河南、山东等省的商人开放；(13)汉口山陕会馆的瘗旅公所也允许“无论会内会外”之灵柩均可存放，(14)透露了会馆从地缘行会向业缘商会组织转变以及会馆从边缘化地位向本土化地位转变的时代消息。
　　第二，会馆设立义园、福地，强化了同籍商人的乡情联系，表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生命的终极关系。流寓异地的商人背井离乡，“同在异乡为异客”，思亲和乡愁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暗影。会馆设义园、瘗所为同籍商人提供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使同籍商人：
　　“爰谋净地，聊作佳城”，“既无暴露之虑，益安亡者之魂……死者入土为安，生者益无遗憾，则曲尽乡谊而义举体恤至微者也”。(15)这种会馆义地将封建社会的血缘亲族关怀发展为同籍乡缘关怀，提高了安全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包含着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瘗所义地之设，又表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使商人无暴露之虑，获得魂归故土，落叶归根的慰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同籍商人的团结。因为“厝死人”说到底是为了“聚活人”，以乡情故土关系为纽带，增强了同籍商人在客地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为他们在异地的商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人性化帮助。而且，会馆对义地的规范管理，四季三节地洒扫祭奠亦安抚了同籍商人的心理恐慌，淡化了他们的飘零之慨。清人叶丰的一首《甘肃竹枝词》描绘说：
　　新关刚出义园过，
　　山陕三江两浙多。
　　寒食清明人上冢，
　　故乡风景问如何。(16)
　　便充分反映了义园福地在加强同籍商人乡情联谊方面的作用。而且，会馆设福地供商人养疴，建瘗所供商人厝柩，置义地对不能扶梓归乡的商人进行埋葬，使流寓商人能够安息于异地的故土之中，灵魂有所归附，这都体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表现了中国商人富有人情味的人本主义情怀。
　　第三，会馆义地瘗所又表现了封建商人对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的历史能动作用。天下黄土皆埋人。工商会馆义园、瘗所的设立表现了封建商人敢于冲破素守本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他们挟资江湖，锐意贸迁，为获取利润而趋之若鹜的大丈夫志在四方，愿不安于家食的勇敢精神，为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康定秦晋会馆的义地，亦叫“白骨塔”，一副对联写着“满泪蓬蒿游子泪，一盅麦饭故乡情”，从行文可知为关中乡音，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在川康古道上背茶的陕西茶商伙计和背茶人的尸骨，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义园里三百多穴秦腔艺人的坟地，是陕西秦腔艺人在明清两代为秦腔在西北流播做出不朽贡献的历史见证。(17)
　　① 嘉靖《朝邑县志》卷2。
　　② 李绿园：《歧路灯》，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③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31页。
　　④ 韩邦奇：《苑洛集》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⑤ 《新疆志稿》卷29。
　　⑥ 孙枝蔚：《溉堂集》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⑦ 《三原新志》卷3。
　　⑧ 《兰州府志》卷12。
　　⑨⑩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47页。
　　(11) 《明清佛山碑刻文献资料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页。
　　(12)(14)(15)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47页。
　　(13)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极其历史作用》，《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16)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五册，第3691页。
　　(17) 焦文斌：《古代戏曲》，西安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