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末年，陕西三原富商孙豹人携货出潼关，登舟欲扬帆远去，望着滔滔黄河水和巍巍的黄土高原，一股对家乡秦风秦韵秦人的留恋油然而生，他手把船舷，仰天长啸：
　　雪后寒沙不起尘，
　　离家虽远未离秦。
　　今朝已渡黄河口，
　　应作天涯海角人。①
　　这就是陕西商人的秦文化情怀。
　　在传统社会的中国，陕西商人的全部商业文化是用秦腔吼出来的。秦腔是陕西商人曾历商海激越高亢的生命动力，是陕西商人不惧艰险黄钟大吕的历史绝唱，是陕西商人渡过凄然长夜的哀怨慢板，是陕西商人欢呼把盏的流水高腔。没有秦腔便没有陕西商人。
　　秦腔产生于秦地，它是以秦地方言的语言语调为基础演唱的，故名秦腔。秦腔与陕西的土原风刚、四塞雄封、千里沃野、天苍地茫的山川景色是相吻合的，它以唱腔的苍凉悲壮、激越高亢而著称见长。秦腔又是与陕西悠长的历史相吻合的。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寄情于声色，燕有侠士高渐离，善歌，鼓瑟于秦王，趁机行刺，被秦王杀死，秦人从其行而颂其歌，遂成国俗，所以秦腔是燕赵慷慨悲歌的遗响。因而秦腔的境界在吼，它要求歌者唱它时要用生命的低音，那是来自洪荒时代的声音，野兽惧怕，天地震惊。这声音是带有铜质的，是经过鲜亮的太阳打磨过的，是被西伯利亚的冷风揉搓过的，峻冷得了得，苍凉得了得，使人会感受到一种悲壮潇洒的气势。了解了这些才能了解陕西商人为什么喜欢秦腔。
　　当陕西商人牵着骆驼，伴随着悠然的驼铃走在茫茫的戈壁沙丘之上，吼一声秦腔，天边的太阳都变得萧索阴冷，给人传来荡气回肠的回响，使整个行色会变得悲壮起来；
　　当陕西商人驱赶牛车蠕动在黄尘没道的漫漫商路上，吼一声秦腔，树梢上的月亮会变得鲜亮明光，对面山峦中律动着远去的音响，会驱赶心头的孤独和悲凉，人生会变得活跃起来；
　　当陕西商人扛着一匹匹江南标布走在通往店铺的小道上，吼一声秦腔，树上的鸟儿都会为之扑棱振翅，呼唤着热情，心中的郁闷会随之一扫，脚步会变得轻松了许多；
　　当陕西商人安完店铺的架板，浑身像散架一般躺在床板上时，吼一声秦腔，窗棂上的树叶都为之沙沙作响，一日的劳累会为之一扫，一种振奋的豪情会在胸中燃烧起来。
　　秦腔是陕西商人的灵魂慰藉，秦腔是陕西商人的精神动力，秦腔是陕西商人在漫漫商路上的感情伴侣，秦腔是陕西商人对悲苦生活发自于灵魂的叹息。因此，陕西商人走到哪里就会把秦腔带到哪里，陕西商人的经商范围就是秦腔的流播疆域，是陕西商人将秦腔推广到全国各地。
　　明代初年，当陕西商人从塞上撤业扬州，他们在扬州守支业盐，每每唱戏作歌，将扬州的张园、蜀岗、康山别墅都变成了秦音的海洋。扬州人多唱的是秦腔，因此《扬州竹枝词》中说：
　　由来河朔饮粗豪，
　　邗上彩歌节节高。
　　舞罢乱敲梆子响，
　　秦声惊落广陵潮。②
　　清初，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在四川发展时，又将秦腔带入蜀地，使成都唱的都是秦腔。《成都竹枝词》中说：
　　戏班最怕陕西馆，
　　纸爆三声要出台。
　　算学京都戏园子，
　　通台吹罢两通来。③
　　乾雍年间，陕西商人将通商贸易赚得的资本投向自贡井盐开发时，又将秦腔带到了川东，使绵阳人唱的还是秦腔，《绵阳竹枝词》中说：
　　山村社戏赛神童，
　　铁板檀槽柘作梆。
　　一派秦声浑不断，
　　有时低去说吹腔。④
　　而当明清陕西商人赶赴川南，办理川南五属边茶时，使川南各县唱的还是秦腔。《雅安竹枝词》中说：
　　秦腔迭唱间三弦，
　　荡桨人来望欲仙。
　　喜得一城狂拍手。
　　大家随着采莲船。⑤
　　康定是陕西茶商猬集之地，因此康定浸染着陕西文化，有一首《康定情歌》唱的是陕西话：
　　要走要走不留心，
　　要走要走妹难留。
　　转来给妹说一声，
　　玉麦馍馍包酥油。
　　下走川，上入甘，陕西商人赴甘肃、宁夏、青海做生意时，又把秦腔带到了西北各省，使西北各省除了唱秦腔外，没有别的腔。青海川口县山陕会馆是川口唯一的娱乐场所，会馆戏台上唱的还是秦腔。青海湟源县西山的陕商义地仅埋的陕西艺人尸骨就有280具之多。所以，陕西商人在兰州唱的还是秦腔，《兰州竹枝词》中说：
　　廛肆鳞鳞两面分，
　　门前官柳绿似云。
　　夜深灯火人归后，
　　几处琵琶月下闻。⑥
　　入清后，陕西人多赴河南贩布，又将秦腔传到河南。乾隆年间，河南泌阳知县写诗描写当地陕西会馆过庙会是：
　　摊钱估客居成肆，
　　人市游人浆列行。
　　最是繁华逢九月，
　　开棚九日醉梨觞。⑦
　　当陕西商人清初入湖北贩运府布时，又将秦腔带到了湖北，《汉口竹枝词》中说：
　　沈家庙里戏酬神，
　　一节于官二百文。
　　求福人多还愿众，
　　戏台压得一包银。⑧
　　河北是陕西商人入京经商的必经之道。因此，他们又将秦腔带到了河北。河北阳原县庙会“所演之腔乃山西路梆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唱秦腔，声悲音锐”，⑨所以一首《京路杂兴三十律》中说河北是：
　　夜来花底沐香膏，
　　过市招摇裘马豪。
　　学的秦腔依新样，
　　妆如越女竞兆桃。⑩
　　京城是秦腔最终冲击的归宿。当年李自成率义军攻克北京，不爱听昆曲，“即令群姬唱西调，操阮、筝、琥珀，己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热耳酸心”(11)。而清初以来，山陕商人进京经商，设商号、钱庄，建会馆渐成气候，山陕梆子艺人、戏班随之进入京城。康熙年间，刘继庄的《广阳杂记》记载：“秦优新声，有名乱弹者，其声甚悲而哀。”(12)当秦腔大师魏长生将秦腔在京师唱红后，秦腔一度成为国剧，张漱石在《梦中缘》传奇序中记载：
　　长安梨园称盛，管弦相应，远近不绝，子弟装饰，备极靡丽，台榭辉煌，观者叠股倚肩，饮食若吸鲸填壑，而所好惟秦声罗弋，厌听吴骚，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13)
　　清人京城《百戏竹枝词》“秦腔”条中说秦腔在京师的盛况是：
　　自热歌呼土语真，
　　那须击叩说先秦。
　　鸟之若听函关曙，
　　认是鸡鸣抱折人。(14)
　　又说秦腔名角花档儿的演技是：
　　妙龄花档十三春，
　　听到边关最怜神。
　　却怪老鹳飞四座，
　　秦楼谁是意中人。(15)
　　戏路即商情。明清之际秦腔之所以取得如此广泛的推广成绩，与陕西商人的活动有直接关系。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戏台的一副对联将商人与戏剧的互动讲得很真切：
　　幻即是真，世态人情描写得淋漓尽致，
　　今亦犹昔，新闻旧事扮演来毫发无差。
　　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下，商人不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而且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商人奔走于全国各地，浪迹于天涯海角，在从事商品交换的过程中，扩大了信息交流，促进了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融通。因此，商人在传统社会往往成为文化交往的推动者和传播者。加之，商人又是社会最富有的阶层，在士农工商的社会身份等级定位下，商人向其他阶层的移动并不顺畅，也迫使商人在追求声色犬马的娱乐活动中耗散财富，发泄心中的郁闷，从而为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
　　因此商人们爱听戏，爱观剧。秦腔是商人们大苦中的大乐。有了秦腔，他们忙乱的生活便有了乐趣，高兴了，唱“快板”，高兴得像被烈性炸药爆炸了一样，要把整个身心粉碎在天空似的；痛苦了，唱“慢板”，揪心裂肠的唱腔却表现了多么有情有味的美，不仅给了别人享受，而且也熨平了自己心中愁苦的皱纹。当他们在商场上取得了胜利，秦腔被那一瞬间吼起来的时候，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那种感觉就是难以想象的狂喜、激动和雄壮。
　　商人们不仅听戏、观剧，还亲自演戏、写戏，这都有力推动了秦腔的发展。为了化解乡愁，排遣寂寞，许多陕西商人还组成自乐班，掌柜与伙计一起吹拉弹唱，自娱自乐。旅居甘陇的陕西商家字号，一般都有自发组织的戏班子，打烊后的业余时间，便吼几声秦腔，故《甘肃竹枝词》作者自注说：
　　富商大贾聚居旧城南北关，夜市既罢，往往吹竹弹丝，云息劳苦，土俗然也。(16)
　　许多陕西商人还亲自演戏和写戏。乾隆年间以秦腔名震京华的秦腔大师魏三，本身就是陕商出身。魏三叫魏长生，家贫，13岁到西安西大街一烟铺充当学徒，后因与邻家烟铺学徒斗殴，畏责潜逃至蒲城，适逢某戏班演社戏，入班学艺，成秦腔名角。魏长生在秦腔史上的一大贡献，就是三度带秦腔入京。乾隆四十年(1775)第一次入京，未能遂愿，不久返回西安，又在西安演出五年，结识了三寿官等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第二次入京，搭双庆班演出，在秦腔《滚楼》中扮主角黄赛花“名动京师”。他以《滚楼》一剧轰动京华，在京城掀起魏三热，使秦腔在京都风靡一时。乾隆五十年(1785)，魏长生在北京另组秦腔班社，名永庆部，人称得胜班。后乾隆五十一年离开北京。嘉庆五年(1800)，他第三次入京，下榻于北京西珠市口山陕梨园会馆，在京主演《香联串》(即《秦香莲》)(17)。
　　明末清初的著名陕商康海，王九思更是编剧能手。武功富商康海，在扬州经商，一方面做生意，一方面演戏编剧，排遣心中郁闷，每次演戏都亲操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清初诗人吴梅村称他是“琵琶声响多秦声，对山慷慨称入神”，后成为秦腔著名剧作家，所编名剧《中山狼》成为秦腔著名剧目。康海通律识吕，在继承宋代的“弹词”“赚词”“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陕西民间流行的小曲小调，制乐度曲，每成一词一曲，必令家班歌伎演唱，自己则以三弦、琵琶和之，引吭高歌，《碧山续稿序》记载：“客善为秦声，乃取而歌之，酒酣，其乐洋洋，忘其声贫老朽矣!”(18)
　　与康海齐名的户县陕商后裔王九思，也是秦剧著名编剧，所编《中山狼》与康海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写的《新水合·归兴》将商人们经商归家的欣喜若狂描绘得贴切不俗：
　　问先生有什么生涯?赏月登楼，喝酒簪花，皓齿朱唇，轻歌妙舞，越女秦娃。索指拨琵琶，把个碧荷筒忙吸罢!翠袖舞烟霞，把一领绛罗袍典当咱。(19)
　　渭南孝义镇严家后裔严炎峰主持家务后立志读书，成为民国著名的陕西诗人，他写的《御园记》在陕西很有影响。
　　但真正使秦腔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则与陕西商人供养戏班有直接的关系。陕西商人经商发财后，往往在家中设戏楼，供养戏班，使堂会戏成为秦腔重要的演出形式。陕西明清以来的富室巨户一般都供养有私家戏班。板桥常家有戏班，秦剧名角金叶子长期供养在他家。武功的康海家有戏班，拥有随身四大名家叫“四大帅”，康海死后家徒四壁，唯遗各种乐器300多件。苏州的陕西富商柏小坡为苏州唐市首富，建有占地40多亩的“柏园”，豪华无比，他家所在地被称为“柏家弄”，关中来的琴师咸集于中，“主人每夜张灯开宴，家有男女梨园，按次演剧”。(20)
　　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陕西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它的歌词里就有赵家的身影，“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而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头就从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足见赵家当时在全国的影响。
　　赵家就养有自己专门的戏班子，他们家的大院里有华丽的戏楼，高一丈三尺，陕西著名的秦腔小生王长喜就是在他家的捧场下走红的。(21)渭北焦、常、曹三家都有自己的戏班子。光绪末年，曹家的曹老太太去世，曹家搭台唱戏三日，当时正值光绪皇帝驾崩，国服期间，禁止娱乐，曹家不为所动，照唱不误。此事被人告到同州府衙，曹家搬来陕西巡抚从中调停，家丧国服一起办，戏照唱，鼓照敲，同州府衙也毫无办法。(22)这些都有力推动了秦腔朝着正规化专业化的方向发展。
　　同州梆子的著名戏班“德盛班”就是由蒲城商人陈福儿在光绪初年西安商号德盛堂组建的。社址在西安西大街，为光绪年间关中驰名的班社之一。双翠班(德胜班)角色行当齐全，行头丰富整齐，拥有一大批优秀艺人。陈家在西安开有“德盛堂”商号，财力雄厚，陈福儿酷爱秦腔，他用重金聘请了秦腔名角党金良、李云厅、十八红等组成德盛班，演出《法门寺》《火焰驹》《黑叮本》名噪一时，声震长安。(23)
　　西府秦腔四大名班之一的“永顺班”也是由陕西岐山富商高玢所办。高玢酷爱戏曲，光绪四年(1878)他出巨资购得全新戏箱，聘请四方名角，以自家的商号“永顺号”为班号，组成家庭戏班，长期活跃在陕西西府和甘肃陇东一带，很有影响。高家为了支持戏班专门拨出50亩稻田，收入供戏班开支，还专门修了三间大房，供艺人们居住，这个戏班一直唱到20世纪50年代，后来被政府接管，就是今天的岐山县人民剧团。(24)
　　明末到清中叶，秦腔日臻成熟，发展到了盛期，仅西安一地就有36家戏班子。乾隆年间(1776—1780)，西安的双赛班，秦来班等在西安骡马市路西与街东药王庙戏楼相望修了“梨园会馆”，俗称“老郎庙”，作为秦腔艺人敬奉戏神集会之地。当时演秦腔戏成风：
　　于广阔之地搭台演唱，日唱不足，继以彻夜，男女奔赴，数十百里之内，人人若狂。(25)
　　会馆戏是推动秦腔在全国流播的重要形式。会馆有一个功能就是演家乡戏，因此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都建有豪华的大戏楼。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有大戏楼，为三层三间歇山式建筑，前面有遮雨楼，雕梁画栋，上面刻有《三结义》《三顾茅庐》《灞桥挑袍》《夜读春秋》等秦腔戏文。洛阳山陕会馆戏楼宽11米、长5米、高14米，远看宏伟壮丽，近看富丽堂皇。河南周口的山陕会馆本身就叫“花戏楼”，戏楼长40米、宽10米、高3米，戏楼中间悬有“声震云霄”的四字横匾，戏台两侧刻有草书楹联：
　　还将旧事重新演
　　聊借俳优做古人
　　戏楼成为会馆的主体建筑，戏楼前边的天井就是看台。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看台可以容纳上千人，两旁的看楼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山东聊城的山陕会馆更有意思，戏楼前面的看台是男人们看戏的地方，看台后三层高的石阶拜殿上是女眷们看戏的地方，中间还要用木栅栏将他们隔开，以防止男女混杂，有伤风化。汉口山陕会馆更在后院建有两个小戏台，是会首与他的家眷看戏的地方，防止一般商人偷窥其家人。一个小小的戏楼生动地展现了人世间的等级炎凉。
　　会馆祭祀过会的时候要演秦腔戏，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公的诞辰，会馆便要请来家乡有名戏班演三天大戏，以宣扬关公的忠诚义气，巩固山陕商人的团结，并祈祷关公的神灵保佑生意兴隆，发财添富，这叫会馆戏。商人们年关算账的时候要唱秦腔戏。当时山陕商人业务上讲究四季表，三月底为一季表，六月底为二季表，九月底为三季表，腊月为四季表。这腊月对各商号都很重要，他们要盘点货物，回收赊欠，清理业务上的瓜葛，算清总账，这时候商号总有一些为难的事情，需要拖欠账务，这个时候就需要请客唱戏，借以联络感情，解决问题，这叫做写桌子，就是由欠账的商家出钱请戏班子唱秦腔戏，作为酬谢。(26)商人们入会的时候要唱戏，违犯行规要罚戏，社旗山陕会馆的行规就有凡违犯本行规者，罚请唱戏一台的规定，使唱秦腔戏、看秦腔戏成为陕西商人们最基本的文化活动。
　　① 孙枝蔚：《溉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6页。
　　②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册，第1337页。
　　③④⑤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210、3499、3460页。
　　⑥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711页。
　　⑦ 道光《沁阳县志》卷10《艺文》。
　　⑧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4册，第2595页。
　　⑨ 民国《阳原县志》卷2。
　　⑩ 潘荣陞：《帝京岁时记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5页。
　　(11) 焦文斌：《西安戏曲》，西安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
　　(12) 贾丽君：《豫剧在豫西》，《三门峡文艺》，2005年第4期。
　　(13) 程砚秋：《秦腔源流质疑》，《新戏曲》，第2卷第6期。
　　(14)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72页。
　　(15)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74页。
　　(16)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210页。
　　(17) 程砚秋：《秦腔源流质疑》，《新戏曲》，第2卷第6期。
　　(18) 康海：《康对山文集》卷5。
　　(19) 王九思：《濮波集》“杂曲”。
　　(20) 来俨然：《自喻堂集》卷4。
　　(21) 马长寿：《陕甘回民起义历史资料调查记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22) 贺志云：《清末关中的几家大户》，《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3辑，第132页。
　　(23) 焦文斌：《西安戏曲》，西安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24) 《岐山县志》，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457页。
　　(25) 程砚秋：《秦腔源流质疑》，《新戏曲》，第2卷第6期。
　　(26) 刘文峰：《山陕商人与梆子戏》，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