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为自己构造的故乡家园，是他们表征乡情的情感符号和张扬本土优异文化的物象标志。会馆浸润着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它是四海飘零的异地客商心头永驻的情感归宿和灵魂慰藉。因此，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设立的具有本土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精品。
　　首先，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浸润着浓郁的陕西本土文化的鲜明特色。陕西川原秀错，天地宽阔，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国，因而陕西人的藏盖以土木结构的一进式或两进式四合院为主，陕西商人从小便生活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那里有他的父老爹娘，那里有他的儿时梦想，那里有他的新婚洞房，那里有他的吮奶儿郎。那一首苍劲有力的《诡地方》喊出了陕西商人心中的追求与梦想：
　　养娃的地方，
　　养爷的地方，
　　养皇上爷的诡地方，
　　养活了多少英雄儿郎。
　　西北风还是那样刮呀，
　　老城墙还是那样个方，
　　陕西人还是那样个腔呀，
　　西安人的倔脾气一点没变样。
　　好神的地方，
　　好怪的地方，
　　好游玩的诡地方。
　　南山顶还是那样高呀，
　　渭河岸还是那样个长，
　　陕西人的腰杆子还是那么个硬呀，
　　西安人的脚板走呀走四方。①
　　因此，陕西商人在建造会馆时便将家乡的四合院活脱脱地搬到了异地他乡，各地的山陕会馆一律是由山门、照壁、钟鼓楼、东西厢房、大殿、配殿、春秋楼构成，一律的绿瓦赭墙，一律的水磨砖砌墙，各地会馆的琉璃砖瓦所用的瓷土都是用骡马从陕西和山西驮来。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基本形态，可以从自贡西秦会馆略见一斑。
　　西秦会馆背依自贡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红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复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对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楼与大丈夫抱厅南北相望，金镛、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型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拔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的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三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镛、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坝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召，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拔。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七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扩建的正殿，建于会馆最高处。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塑。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细节，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处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描写和刻画了34个历史故事，这就是《黄金窟》《忠义堂》《王母寿》《郭府寿》《杨府寿》《管仲荐宁戚》《百里奚荐骞叔》《算粮》《游湖》《双蝴蝶》《魏征动本》《纪信替主》《大登殿》《失代州》《洪江渡》《秋江》《卸甲封王》《代子都》《会昌九老》《八珍汤》《柳毅传书》《高山流水》《渔父辞剑》《三打祝家庄》《三英战吕布》《开铁弓》《南阳关》《出潼关》《千里送京娘》《戏牡丹》《洛阳桥》《金星皇娥》《钟馗嫁妹》《魁星点头》等肆意宣泄着以周礼为主脉，以忠孝、礼义为内容的儒家文化，张扬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主题价值取向。②
　　而明清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最能代表本土文化优势的是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它是山陕会馆区别于其他商帮会馆的重要标志。
　　秦人会馆铁旗杆，
　　福建山西少这般；
　　更有堂戏难及处，
　　千余台戏看一年。③
　　这首清代成都《竹枝词》集中概括了明清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即会馆山门前竖有一对万斤重的铁旗杆。而单纯的山西会馆则没有这种标志。其著名者有：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重五万余斤，使会馆壮观有加。
　　河南唐河县源谭镇陕西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17.5米。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门前竖立着一对铁旗杆，耸立云霄。
　　湖北老河口山陕会馆门前有万斤铁铸盘龙旗杆，当地民谣称“上会馆(山西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会馆)铁旗杆，江西会馆像瓷器店”。
　　湖北汉口山陕会馆有三斗铁旗杆，与门楼等高。
　　河南湟川陕西会馆又称“三义观”，门前有铁旗杆一对，所以会馆又被称为“三义观铁旗杆会馆”。
　　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其竖立年代比社旗山陕会馆还早。
　　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5丈，重2300余斤。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蟠龙铁旗杆一对，高16米，五节三斗，重25000余斤。
　　四川成都陕西会馆嘉庆二年铸铁旗杆一对，竖在正殿门前，恢宏无比。
　　在各地山陕会馆的铁旗杆中，尤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最具有代表性，该铁旗杆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铸，由旅居社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共同捐资3000余金铸就，高17.6米，重5万余斤。其杆基为高1.2米，长1.03米的青石须弥座。座上的铁狮东雄西雌身躯硕健，昂首挺胸而立。旗杆分为五段，第一段为铸铁楹联处，有铸铁楹联“浩气千秋照日月，英灵万古振纲事”；第二段分挂“大义”“参天”合为一横批；第三段分铸两条苍劲腾飞的蟠龙；第四段杆身之间设云斗，下云斗侧镂刻“寿”字吉祥纹样，上云斗则镂作金钱形，表达商人们希冀财源广进之愿，云斗下挂风锥，上四角插旗；第五段旗杆顶端作关羽所用之青龙偃月刀状。旗杆凌空直插云霄，故被世人称为“霄汉铁旗杆”，使会馆呈现庄严雄伟的气象。
　　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既从物质层面展现了清代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铁器铸造技艺，又从文化层面反映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气冲霄汉的人生品格。它以摩天大蠹的形式在异乡的土地上炫耀着陕西商人失落的故土情结，张扬着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的梦想。
　　清代陕西是全国的主要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内丰富的铁矿资源，使陕西的冶铁业自清代以来有长足发展。凤县黑河沿河遍设冶铁炉，“大厂常川二三千人，小厂亦数百人”，故被称为“铁炉川”；留坝的光化山有不少铁厂，熔铁为锅，运销西北，其他如略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镇安的洞沟、旬阳的骆家河均为铁产之地。火爆的冶铁必然带动铁器铸造业的发展。长安自唐代以来作为国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因此，清代陕西的铁器铸造在全国很有名。仅华阴的柳子镇就有千家铁匠，所制的刀箭剑在全国闻名；朝邑安仁镇也是铁业名匠云集之地，他们父业子承，世代相继，保持着铁器铸造的精湛技艺。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西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该镇名匠之手。如社旗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就是该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的能工所制；随州历山镇陕西会馆中的铁旗杆也是由“陕西同州府徐福长祖孙七人”合力铸造。因此，各地陕西或山西会馆门前巍然屹立的铁旗杆，向世人宣扬了陕西高超的铁器铸造技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陕西商人在流寓之地，不惜重金竖立铁旗杆，正是为了从物质层面炫耀陕西乡土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以其物质表象向世人宣告了陕西商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旗杆上耸入云端腾飞的铁龙，向世人宣扬了陕西作为龙的故乡，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昭示着陕西商人作为龙的传人，为实现中国龙的腾飞坚贞如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勇敢地向世人昭示了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企盼发家致富的价值取向。封建社会，在重农抑末、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陕西商人公然把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举着拜金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同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表现了中国商人欲冲破自然经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风貌。这种骇世惊俗、张扬时代精神的大胆举措，只有厚重质直、轻生重死的陕西商人才能够表现出来。只要看一看清代陕西商人公开将反清的楹联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大殿的明柱上，便可知道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陕西商人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商人团体。
　　陕西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是陕西商人经营意识的体现，是实物广告的经典范例。春秋战国，中国出现的最早广告就是宋人沽酒“悬帜甚高”，而“悬帜”就必须有旗杆，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正是这种悬帜广告的历史延续。而陕西商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悬帜广告与中国楹联文化结合起来，两支旗杆上用铁字铸就一副楹联，中间悬挂横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使悬帜广告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意蕴，从另一方面表现了陕西商人“儒商”的文化品位。而在明清各地会馆林立的情况下，唯独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商人追求独树一帜的创新意识，使铁旗杆成为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的重要标志。人们一看到铁旗杆，就自然会联想起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许多陕西或山陕会馆干脆被人们称为“铁旗杆”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④
　　因此，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是陕西商人文化取向的标志和象征，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人们的一件杰作。
　　祭拜神灵，联络乡情，是会馆的基本功能。但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既寄托着流寓商人对故乡的怀念，又糅杂着商人对市场风险的恐惧和对发财致富的企盼，从而使工商会馆的祭拜神灵活动有着不同于一般神庙祭祀活动的复杂内容。
　　首先，工商会馆的乡土神祭拜，寄托着客居异乡商人对故乡的眷恋和浓郁的故乡情结。北京《正乙祠碑记》记载了流寓客商的苦状：
　　“商贾江湖，以阜其财。而其又次者则操其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逐所便易，则不惮涉山川，背乡井，往往至数十年而不返”。⑤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进一步证实了山陕商人的漂泊之苦：“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始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骞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⑥这种“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生境遇，使商人们每每把祭拜本地乡土神作为化解乡愁，寻求心灵归属的精神寄托，通过乡土神祭拜寄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是商人对市场风险恐惧在心灵上的释放。恐惧是迷信赖以产生、存在和保持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商情莫测，逆顺难料，特别是对久羁逆旅，远别家乡的客商来说，人地生疏，四处漂泊更增添了生活的不安全感，他们通过神灵崇拜来释放对此岸世界的恐惧，心存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河南沁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中对商人祭拜神灵的化险去灾需求说得很透彻：
　　商贾抑去父母之邦，营利于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财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祐，故竭力崇奉。⑦
　　而《泉漳会馆兴修碑记》则对商人祭崇神灵的求福攘利功能有深刻分析，“吾邑人旅居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崖，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⑧
　　其三，工商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又是商人们整饬行业行为，发展经贸事业的需要。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是以地域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而商帮作为地域性行会组织，本身包容了同籍商人的不同从业帮口。汉口山陕会馆就包含有太原帮等“萃十帮之众”。社旗山陕会馆则包括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烟帮等数10个帮口。周口山陕会馆也包括杂货行、麻行、油行、丝行、布行等15个帮口。这些不同的工商业帮口常常通过祭拜行业神来整饬行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以收敬业乐群的效果。因为封建社会，官府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商人们从事贸易无成法可依，只得靠神灵来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正常竞争。北京《重修正乙祠整饬义园记》就指出，商人所以敬神庥就是因为“人无论智愚，未有对神明而敢肆厥者”。⑨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中也指出，会馆之所以各祀其乡之神，就是“惧人心之不齐，或又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⑩因此，四川《什邡县志》对会馆求神拜佛的发展规律有总结性说明：
　　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益多，至光绪中极盛。(11)
　　正因为工商会馆对神灵崇拜有更多的市场诉求，这便使得其对祭拜神灵的选择，完全从属于市场经营的需求，使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既有对天下共神的祭拜，又有对行业神和乡土神祭拜的多样化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山陕商人对关羽的崇拜，充分反映了流寓商人对国家共神、乡土神、行业神共同祭拜的多样化综合性特点。
　　关公坚毅果敢、忠心不贰的品格，从古以来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到明清两代更被推崇到国家正神的至高地位。关公宋封侯、元封王、明封“关圣帝”，清更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规定关庙规格享受帝王待遇，正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与皇宫同色，还下令“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使“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未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国家正神。对关公的祭拜成为封建国家意识的象征。所以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就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宣扬仁、义、礼、智、信统治阶级意识的功能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12)
　　关公又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对关羽的崇拜寄托了山陕商人对家乡的幽思。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因此山陕商人与关公有乡土亲缘联系。他们祭拜关公主要是为了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亲不亲，故乡人，“官爱官，民爱民，关老爷爱的蒲州人”。通过关公祭拜形成联系同籍商人的纽带，将同籍商人紧紧地团结在会馆周围，增强他们在客地的竞争力量。诚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所言：
　　赊镇……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帝君亦蒲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13)
　　而且，关公忠贞义气、讲信修睦的人格力量，又是山陕两省商人结盟的思想基础。社旗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就表达了这种认识，“浩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汉口山陕会馆志》对此有详细说明，“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近而国亲……旧有山陕会馆也，所以联两省之乡情，动四方之瞻礼，典重圣神之祀”。(14)但也有例外，当山陕商人联合设馆时，他们共同祭拜关羽为乡土神，如1884年山陕商帮在乌鲁木齐设晋陕会馆，共同祭拜关公。但当1917年晋陕两帮分化，陕西商帮发起另建陕西会馆，则供周文王、周公为乡土神，而山西会馆供奉的是圣武关公。奇台陕西会馆亦供文武成康诸王。就连北疆小城玛纳斯的陕西会馆亦供奉文王、周公。这既反映了陕西商人在新疆实力的增强，又说明山陕商人在乡土神的选择上亦存在着本土文化的差异。
　　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品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物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见”。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15)正因为关公对山陕商人来说具有天下共神、乡土神和行业神的多重性格，因而各地山陕会馆多以关公为主祭之神，山陕会馆亦被称为“关庙”者。
　　第二，山陕商人除主祭关公外，另在山陕会馆大殿左右的配殿中又多祭拜各自的行业神。由于山陕商帮从明初以来就是靠向边疆贩运粮食起家，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又是行商本色，行栈运输业在山陕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山陕会馆多祭祀马王爷，以企求道路平安，人畜兴旺。同时，商人别井离乡，异地经商不外是为了赚钱发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而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而且，陕西为西口药材的主要出产地，陕西岷州的枸杞、凤县的党参、泾阳的大黄都是全国著名的大路药材，使药材帮在山陕商帮中有重要地位，在西部各地做药材生意的以山陕商人为多，加之药王孙思邈又是陕西耀州人。因此，山陕会馆又多祭祀药王。而自明清以后，在山陕商人的推动下，兰州水烟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全国急剧兴起。贩运水烟的主要是山陕商人，而水烟袋的制作又带动了铜锡业的兴起，使得水烟和铜锡制造业的行业神火神亦成为山陕会馆大量祭祀的对象。此外各地山陕会馆又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和从事行业不同，祭祀不同的行业神。如河南上蔡，地处黄河岸边，为求河神保佑山陕商人渡河平安，该地山陕会馆东殿供“黄河大王”。河南周口做酒曲生意的山陕商人不少，故周口山陕会馆又专庙供酒神。河南正阳从事厨艺和粮食业的山陕商人很多，该地山陕会馆又专祭“灶君”。北京河东会馆为山陕钢铁商人的专业会馆，该会馆又专祭作为“炉神”的太上老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林林总总的多样化局面。现将各地山陕会馆祭祀神灵的情况列表如下：
　　明清时期，当中国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后，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便开始超越了一般的祭祀神灵，被商人们渲染了更多的商业色彩，使其充满了世俗性的功利目的，充分表现了商人们务实的人生态度。
　　首先，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充满了崇商色彩。北京《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之设“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16)至于“互相而谋福利”的内容，上海《泉漳会馆兴修碑记》有详尽注解：
　　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更仰赖关圣尊神灵祐，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17)
　　这说明商人祭祀神灵是为了往返利益，舟顺人安，崇拜关公更是为了使同籍商人通达义理，心一力同，商务世俗目的直白了然。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16世纪后中国产生市场经济萌芽，会馆的祭拜神灵不能不被打上市场的深深烙印，带有开发人际资源的市场经济倾向。清代北京山西票号商人已本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若能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18)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将这种认识更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19)这里已将会馆拜神活动与开发人际关系、谋求商业利益相联系，其市场经济的倾向十分显见。因而四川《灌县志》作者敏锐记载了这种变化：
　　客籍人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闻人，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愫，亦人群之组织也。(20)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充满了商业运作的务实精神。以博取赢利为鹄的商人，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务实精神的人群，寻常之物一经波斯之眼，便身价百倍。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神灵崇拜，既然服从于商人市场经营的需要，因而商人们便根据自己的世俗要求，肆意改变着庙堂的肃穆气氛，使之充满了商业文化的氛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铁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形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它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企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未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又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的是“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氛围。
　　同时，商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21)因而商人对祭拜神灵的选择，便不像一般信徒那么虔诚专一，而是以我为主，神为我用，佛、道、儒三界的区别，在商人的眼中并没有严格界限，凡能够带来利益的神，商人都祭拜；凡能护佑赚钱的佛，商人都磕头。从而使作为馆庙合一的工商会馆并不像寺、庙、观、庵的三教分祭那么佛道分明，而是每每三教皈依，多神合祭，使天上诸神同心协力为尘世商人赚钱发财的动机服务。这种多神合祭正是工商会馆区别于一般寺庙的根本所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汉口山陕会馆。该会馆既有祭祀北方乡神关公的佛殿，又有祭典江南水神的“天后殿”；既有祭祀行业神的韦驮殿、财神殿，又有祭祀儒家列贤的文昌庙；既有祭典现实诸神的七星殿，又有祭典道家始祖的吕祖殿，真正体现了商人多教合一、神我一体的现实眼光。其他各地的山陕会馆亦是如此。青藏边地的结石山陕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少，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火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室，故曰奉祀公所”。(22)西宁的山陕会馆也是多神合祭，会馆内除供奉关公外，尚有供奉吕祖、儒家的专祠。会馆敬神从一神走向多神，表明商人争取多方面发展的进取性，多神合祭又起着规范人心行为的作用。
　　其三，会馆在庙堂主持人选择上也没有严格标准，而是采取了僧、道、儒并用的务实态度。会馆作为馆庙合一的庙，一般请和尚、道士住馆主持祭拜事务，清代《成都竹枝词》描绘这种情况是：
　　争修会馆斗奢华，
　　不惜金钱亿万花。
　　新样翻来嫌旧样，
　　落成时节付僧家。(23)
　　而汉口的《荆沙竹枝词》也描绘说：
　　各帮会馆尽堂皇，
　　演剧偏多是武昌。
　　江渎三清雄而观，
　　道人闲散庙宽畅。(24)
　　前一首说和尚，后一首言道士，说明代替会馆主持寺庙祭拜活动的主要是僧、道二家。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有供和尚参禅打坐的僧房与僧室。社旗山陕会馆则有“会馆道士起居及招待显贵的道坊院”。(25)而在住持的具体人选上也是顺乎自然，僧道并用。山东邹县山西会馆的住持人就是山西商人柴一贯。《续修邹县志稿》卷六载，“柴一贯，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室，掷商业，易俗装而道服，投师谈玄，主持山西会馆”。西宁山陕会馆“雇请和尚、道士看守会馆、义园。由于会馆是商业团体，所以在请用‘住持’问题上对佛教道教并没有严格区分和限制，而是折中，佛道并用”。(26)
　　① 《西安晚报》1997年7月23日。
　　② 钟长咏：《中国自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3页。
　　③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210页。
　　④ 李刚、宋仑：《明清陕西会馆铁旗杆文化刍议》，《华夏文化》，2002年第3期。
　　⑤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页。
　　⑥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31页。
　　⑦ 道光《沁阳县志》卷10。
　　⑧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⑨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页。
　　⑩ 民国《宣汉县志》卷3。
　　(11) 民国《重修什邡县志》卷7。
　　(12)(14) 《汉口山陕会馆志》，光绪二十二年景庆义堂刻本，第11、13页。
　　(13) 河南古建筑研究所：《社旗山陕会馆》，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217页。
　　(15)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
　　(16)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17) 上海博物馆：《上海碑刻资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2页。
　　(18) 刘建生：《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山西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19) 《苏州工商碑刻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2页。
　　(20) 民国《灌县志》卷3。
　　(2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卷，第375页。
　　(22) 马鹤天：《甘宁藏边区考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
　　(23)(24) 雷梦水：《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册，第3219、2646页。
　　(25)周大海：《周口会馆记略》，《周口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15页。
　　(26) 任斌：《略论青海山陕会馆和山陕商帮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青海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