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是中国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中华五千年全部学术的精华直接成为陕西商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形成三教兼营的商业经营传统。
　　陕西商人三教兼营的商业经营传统，首先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乡土情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亲不亲，一乡人。陕西商人眼中的自然就是生养他们的黄土地，他们生活在一方土地上，饮一泉之水，享受着同一种文化，有着共同的生活模式，是他们生活地域的民族化。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将陕西商人的这种乡土情谊表现得情深意切，使人读之情热酸心：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即渭河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言，一时蔼然而入与耳，嗜好性情，不解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垂之以香火，樽酒蓝铺，欢呼把臂，异乡骨肉，所极不忘耳。①
　　乡土，其本意就是指家乡的土地，它是养育人的根本。《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不能不爱，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荀子》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可见人与土的亲缘关系，直接涉及生存安邦之大事。陕西谚云：“金山银山，不如自家的土山”；“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虽有夸张，但却反映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陕西民间，姑娘出嫁时，当父亲的得从自家地里抓一把土包在黄纸里，放在嫁妆盒里作为陪送，名之曰“神嫁妆”，意思是告诫她永远不要忘记养育她的家乡土地和父老兄弟。到了婆家，由女婿再把土撒到自家地里，以表示两家亲和到不能分开。人们长期生活在祖祖辈辈耕耘的那块土地上，结下了乡土之情，终年四季不忍离开，而一旦迫于生计外出，也是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有一首西部《花儿》唱道：“想了人着想地哩，泥土香着进梦哩，尕妹虽好吃饭哩，没有土地咋办哩”。②
　　村落是乡土的基本单元，无论是同一家族村落，或者由姻亲组合成的亲戚村落，还是杂姓同居村落，他们都是构成乡土共同体的核心。这种村落性质深受儒家的培植，最初具有宗法血缘的意义，因此尊重宗族乡党即是尊重宗法血缘关系，这是体现了儒家由近及远的亲亲原则。《论语·子路》中孔子认为，“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生活在一个乡土共同体的人们，以宗族为孝，以乡党为父老兄弟，正是个人的价值体现。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乡土情谊是通过道德文化建立和实现的。自汉以来，陕西名儒辈出，儒教之风昌盛，管同《与朱干臣书》中说：“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为化”。即讲究以身作则的表率和强调榜样力量的德治观念，也正是孔子说的“道之以攻，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德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信条。儒家的德治是“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思想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知为认知手段”。其中，礼是主要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仁还要通过礼才能体现出来。《中华文化史》说：“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中华文化又可视为一种礼文化……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行为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礼’的宽泛的覆盖面使它得以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度浓缩、抽象的概括。”③秦人早于周代就享有崇高的礼仪文化。举凡长幼、男女、主客、婚嫁、丧葬、饮食、服饰、祭祀、起居等等，无不有自己的一套范式。因而，礼教成为道德教化的根本内容。因此，陕西商人多有名人治家格言的商俗风情。陕西著名商业家族韩城王庄党家大院，每一个院落都有工笔书写的“治家格言”，如：
　　富时不俭贫时悔
　　平时不学用时悔
　　酒后失言醒时悔
　　健不保养病时悔
　　又如：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再如：
　　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
　　言有教，行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舜有存。④
　　这些家训使商人弟子抬头化育，从小接受商业文化的熏陶，为以后经商业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陕西商人三教兼营的商业经营传统，还表现在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情结”。
　　陕西是道教活动最早的地区。相传，在未有天地之时，元始天尊大帝孕育了东王公和西王母。二神产出了阳伏羲和阴女娲。伏羲和女娲结成了夫妻，化育出了人和万物。西王母一时高兴，跪到了天尊那里说：“我得道了。”天尊说：“用你的道去教人吧。”⑤于是有了道教。民间宗教也极力倡导道教的“圣人处无为之事”，“上德无为而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等一系列“无为”的思想情趣。道教中的“无为”，就是要摒弃悭贪心、淫邪心、嗔恨心、懈怠心、散乱心、愚痴心、杀害心、妄想心、计较心，而要存善心、仁义心、礼智心、孝道心……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宗教中的“无为”，实际上是融儒家的“仁义”于道家的“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补充、改铸消极的“无为”，从而收到‘无不为’的功效。陕西大儒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大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⑥显然司马谈之谓“道”，是黄老之术，儒、墨、法之学的大融合。陕西民间讲究的“无为”甚至是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为基础的。认为忠孝节义是天经地义的事，重忠孝节义就是顺应了天地自然，从而也就“无为而治”了。
　　道教中“无为”是与“无不为”联系在一起的。讲“无为”必然讲“无不为”，它们深刻体现着道教的辩证思想。《淮南子》说：“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治者，不易因物之相然也。”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辩证。
　　“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思想对陕西人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极大。《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的这些朴素的对立统一论直接影响到民间关于祸与福、悲与乐、曲与全等认识论和行为观。陕西民间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知福者祸来至”，“人欢事出来，驴欢屁出来”，“只有委屈才能求全”，“石头大了绕着走”，“吃亏是福……”实际上正是对老子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曲则全”的亲身感受。而在陕西商人身上所表现的驽而不贪，正是道教“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身体力行。陕西商人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很深，深知市场上“良贾五之，贪贾三之”的道理，做生意不贪图眼前暴利，而是长线远鹤，志在久远。山陕商人大院中一般都有照壁，有一照壁镌有一首《省分箴》，表达了山陕商人道法自然，不贪强取，止足尚可的经营心态。不妨赘录予下：
　　久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秉乎性，人贱乎命。贵贱贤愚，寿夭衰盛。谅夫自然，冥数潜走。葱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直。或金或锡，或玉或石。茶若芥甘，乌黔鹭白，体不可移。揠苗则猝，续袅乃悲。巢者罔穴，诈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秋衰。健羡勿用，止足尚可。处安顺时，右禄长昌。⑦
　　这首《省分箴》大致表达了山陕商人驽而不贪经营思想的哲学基础，讲求处安顺时，止足尚可，不必索取太多，反而能禄寿长存。所以亳州山陕会馆大门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
　　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
　　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的对联是：
　　慕管鲍高风云秦关渡汾河共浮江汉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
　　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礼乐尽诚联报十分恩
　　这些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山陕商人做事中庸不贪暴利的东方商人对世界、市场、人生的哲学思考，他比西方商人追求财富的无限增值浅层次表象应该深刻得多。长安杜陵商人张通，曾为陕西商人的通行领袖，“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然“公情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⑧。西安商人冯伦，“素爱蓄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贷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复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⑨蒲城商人雷太初，成化年间，边疆用兵，官府给金购糴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唯太初不领其金。众人都说：“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笑而不答。第二年官府征糴以稔故，加倍征粮并命输边关，领官款者“死徙者殆百家”，而唯雷恪守其业。⑩三原商人王勣在扬州业盐守候之盐，有人行疏通法，贿赂官府，提前支取，名曰“超挚”。有人拉王勣入伙，王谢而不往，众人皆讥笑王勣“不听众言而失厚利”，王勣曰：
　　“吾不得鱼，幸有吾全，若视吾荃在否，不恶不得鱼”，即我不获不义之利，才得保全，若我不保全，又怎能获长久之利。
　　不久凡超挚者均被以“乱法”治处，王勣反而获得大利。(11)这些都表现了陕西商人驽而不贪、持重稳健的经营作风。
　　陕西商人三教兼营的商业经营传统的最高境界就是在明清中国商界提出了按“天道”即“按贾道”办事的经营思想，将明清中国商人的经营理念上升到规律的高度。由于许多陕西商人是弃儒为商，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商而向儒，常于“市廛辄于一编不倦”，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因而能对经商经验进行理性思考。按照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陕西商人是在明清商界最先提出“贾道”即商业经营之道的商人。
　　明代陕西商人樊现就较早提出“经商之道”的观念。他说：
　　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12)
　　这里樊现已察觉到经商业贾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规律，把它作为取得“吾日益而彼日损”经营成败的基础，并将诚实不欺作为贾道的内容之一。
　　而明代陕商康銮则较早提出“贾道”的经营理念，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
　　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也。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矣!(13)
　　康銮将樊现的“天道”更具体概括为“贾道”，并把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内涵之一。这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是一个创新，它第一次提出了经营商业存在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问题，并号召人们要靠商业规律办事，不能黑灯瞎火，盲目瞎干，反映了陕西商人很高的经营理性。
　　事实上相当多的陕西商人在自身的经营实践中已自觉按“贾道”办事，践行着经营之道。如陕西商人贾云山“性慷慨磊落，未尝屑屑刀椎取膏润，然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积岁且起，至巨万”。(14)这里“积财巨万”就是贾云山“贸迁有道”，按商业规律办事带来的经营效果。三原商人秦后渠“贾而将儒”，历市廛却手一编不倦，还劝说乡人按“贾道”办事，“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15)即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决策自己的投资大小、经营方向，结果利归公最厚。三原商人马仲迪，力农经商，在四川做生意讲求“务完物，无饰价，无敢居贵”，即讲究商品质量，不高抬市价，不垄断居奇，按这些“贾道”办事，取得成功，凡入四川贸易者“无不以交懽公”。(16)三原商人师从政经营盐业，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终日不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这个师从政简直是个“生意通”，他无论市布、放账皆赚不赔，掌握了经商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17)虽然口吃却能市利所至辐辏，很能反映明代陕西商人精于商贾的一般面貌。
　　① 江苏省博物馆：《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74—275页。
　　② 李雄飞：《河州“花儿”与陕北“信天游”文化内涵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③ 冯天喻：《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0页。
　　④ 李刚：《陕西商人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页。
　　⑤ 张长怀：《法融楼观》，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
　　⑥ 李圣传：《论“六家要旨”之文本新释》，《船山学刊》，2012年第2期。
　　⑦ 王先明：《晋中大院》，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76页。
　　⑧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⑨ 李刚：《陕西商帮十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87页。
　　⑩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1)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3。
　　(12)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41页。
　　(13)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安徽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页。
　　(14)(15)(17) 温纯：《温恭毅公文集》卷11。
　　(16) 温纯：《漏恭毅公文集》卷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