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西部地区，由于多高山巨川，风劲缺雨，黄尘漫天，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但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在苍茫的西部广阔天地里奋勇驰骋，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大量财富。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加上山高水深，征剿不易，管束鞭长莫及，使这里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担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
　　清代商人编写的《天下水陆路程》就对东西商路上的匪特有详尽的描写：
　　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有之，江中强盗得才便罢休，唯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北入吴越，南入赵家围，风盗渐可省。下漳江，大风宜慎，瑞河口，象牙漳，老虎口，贼出早晚。①
　　由于道路不靖，商人财产、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涉远经营处处面临风险。清人编的《土商规要》就对商路的各种风险有详细的说明：
　　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必以驱疾为先。但凡远出，必须告行，搭伴同行，必以合契……未出门户，须仆妻不可近言。既离家庭，奔程途而贵乎神途。若搭人小船，不可出头露面，犹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之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挚，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后，最要关防，中途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认提防。
　　即使如此，许多陕西商人还是被害死在经商的旅途之上。清代文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有一陕西商人，年少，早驱驮布驴趋市，不久驴回而人已被土匪格杀路旁。②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也记载，有一西安商人在吐鲁番贩布有年，一日背褡裢骑驴外出，人驴皆被杀死在回庄外沟中。③陕西边商黄台子在草原经商致富，养了百余只羊，办了货店，人们称其富便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可不久这一消息被草原深处的土匪知道，他们趁天黑杀了黄台子，劫掠了他的羊和货店，抢了他的钱，黄台子一生的辛苦一夜之间付之东流。④
　　成化中朝邑布商冯翊眭父子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认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被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才避免了一场财失人亡的悲剧。⑤
　　朝邑商人张云商，在甘陇做生意，以财雄，后遭土匪抢掠，资财几尽。⑥
　　西康瞻化县有一商人姓高，陕西籍，壮年经商来此，做鹿茸、麝香生意，后因为迭遭匪劫，资本耗尽，流落在瞻化以为人剃头为生。⑦
　　山西商人周某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余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辆，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匪出劫，王与之格斗，匪怒，肢解其人与徒。⑧
　　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广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结账得银千有余两，遂与家仆收拾行李回家，被马夫杀死在回家路上。⑨
　　陕西某茶客，从江南贩茶，露宿旅店，东厢住山东俩布客，晚膳毕，闭门睡矣。客见有人撞门入，手持铁索取东厢两布商客锁之，遂锁陕西茶商，缚于门外柳树上。俩布商铁链甚紧，不能动，陕西茶客链稍松，苦挣得脱。次日五更，店主大喊“东厢两布客死矣”。⑩
　　这样被杀被抢被盗的悲惨经历在陕商身上发生的不胜枚举，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入明清后，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粗狂强悍的性格。
　　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早在明朝末年，倭寇骚扰海疆时，陕西商人就以其负气尚武的英雄气概而声振淮扬。
　　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11)
　　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入，数千人赖以全活”，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籍之广陵矣”。(12)
　　陕商闫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栗，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13)
　　并且，从明代起陕西商人为适应西部险恶的贸易环境，便组成马帮形式的驼队，每每一队几十头骆驼，几十匹马，再加上护家犬，一行数十人，在一向导的带领下，行进在茫茫的戈壁瀚海之中。如茶商马合盛，每次运茶的骆驼数百，每头骆驼背上插有“大茶商马合盛”的小黄旗，浩浩荡荡地越街过市，翻山越岭。在康定运茶的陕西茶商，组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百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还与“藏民结伴而行，籍其保护，藏民引走乘马，刀枪并随身携带”。在经商途中，每遇土匪兵祸，陕西商人拔刀相向，奋力拼杀，使盗贼闻名胆寒，在中西部贸易商路上留下了威武雄壮的“西商形象”。(14)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勇闯政策雷区，每每越界经营的勇敢气概，前有所述。清代陕北蒙地边商也同样冲破内地商人不许擅入蒙地买卖的陋规，他们大量进入草原，携带砖茶、布匹、日用百货交换伊盟的皮毛产品。这些陕北蒙地边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边商”，陕人叫“跑边”，蒙人谓“出拨子”或“货郎”。他们对蒙古族的嗜好和日常所需知之甚详，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帮，自带食料、炊具、帐篷，一直向内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到达蒙地后，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15)这就是《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卖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16)另一类是固定边商，陕北人称“边行”，他们是由边客发展来的较大规模的边商。这些大边商在蒙地经商年深日久，或在王府附近，或在大昭庙前设有商号，自身备有骆驼、驴骡，雇有脚夫伙计，从事边地皮毛贸易。当时陕北著名边商有黄台子，其是“陕西北部人，15岁就向沙漠讨生活，在沙漠里整整过了五十个年头，凭着双手和一张能说蒙古话的嘴，在沙漠里开了一个不太小的杂货店，房屋四周，用柴草围成各样牲口的栏圈，哪里喂养着很多牛羊……这个地方就成为附近五里的‘贸易’中心，按这里的习惯，人们以他的名字叫这里为‘黄台子’”。(17)还有“呼掌柜”为郡王旗首富，“神木人，开设天城商号，住赤老图沟，每年在旗下收购大批皮毛，运往包头出售”；另一个仅次于呼掌柜的大边商叫王铁闩，“神木人，开一家大商号叫义聚成”。像这样的大商号“各旗都有”，(18)到清末民初，伊盟各旗有陕西商号232家，各县边商当在2万人以上。(19)
　　① 黄汴：《天下水陆路程》，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②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204页。
　　③ 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66页。
　　④ 《西北论衡》卷9，第1期。
　　⑤⑥ 嘉靖《朝邑县志》卷4。
　　⑦ 民国《瞻化县志》卷2。
　　⑧ 袁枚：《新齐谐》，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97页。
　　⑨ 《详刑公案》卷4。
　　⑩ 袁枚：《新齐谐》，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176页。
　　(11) 《两淮盐法志》卷7。
　　(12) 吴钢：《高陵碑石》，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13) 万历：《扬州府志》卷4。
　　(14) 杨仲华：《西康纪要》，商务印书局民国八年版，第119页。
　　(15) 谢再善：《伊盟的经济与政治》，《西北论衡》卷9第7期。
　　(16) 光绪《神木县志》卷4。
　　(17) 《西北论衡》卷9，第1期。
　　(18)(19) 谢再善：《伊盟的经济与政治》，《西北论衡》卷9，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