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最初10年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较有起色和较为活跃的时期，尤其是上海、天津等通商大埠，民族工商业有较大的发展，但同时电存在着市场秩序混乱、资金不足等问题，使市场上的作伪掺杂行为，企业间资金借贷现象，外商的浑水摸鱼勾当屡见不鲜。其中最为突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金融市场的风潮迭起。面临这种动荡不定的市场，商会尽其所能，做了不少维持市面的工作，如调解商务纠纷，整顿市场秩序，规范行业行为，等等，特别对维持金融市面着力甚多。
　　清末的金融风潮起源于乱铸通货。由于资金不足，银根紧张，引发一些不法银钱商人的作伪掺杂行为。如1904年，天津的一些铸造银子的炉房，在熔铸“行平化宝银”时，掺铅掺铜，将其含银比重从法定的992‰降至965‰，使天津及其相关的上海、广州、汉口等城市的商家深受其害，到1908年时终于引发了银色风潮，通货不能流通，买卖不停而停，人心极其惶恐不安。为了避免损失，各地商会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天津商务总会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设立公估局，以992成色为标准估定各色银两，盖上印记，然后才能入市流通，凡不合标准者一律收回重铸；二是恢复曾于1900年停闭的钱商公会，命令钱商不准加贴水买卖外国纸币，违者按所得贴费加百倍罚款，并开办京申汇票行市以稳定汇率；三是筹集白银15000两作为亏损补贴，将外国银行所积存的120余万两低色银两重新改铸。
　　与此同时，天津商务总会还处理了铜元危机。从1905年起，由于外地铜元的大量流入和袁世凯指使天津造币厂滥铸铜元，使银钱比例严重失调，钱价不断下跌，到1908年时，每一银元兑换铜元的价格比1903年时增加了1000余文。在此期间，天津商务总会先后采取了三项扼制铜元危机的措施，这就是禁止外地铜元流入；实行铜元限价，规定每一银元兑换铜元不得超过130牧；禁用铜元，一律改用银元和银两交易。这些措施都发挥过一定的作用，特别是最后一项措施的实行，使银元流通很快普及于天津，终于缓解了铜元危机。
　　与天津相比，这一时期上海的金融市场更是风波迭起。在1907年之前，上海的金融风波主要是受天津等北方金融风潮牵连而发生的，影响尚不算大。从1908年起，上海本地爆发金融风潮，不仅连绵不断，规模巨大，而且反过来波及北方乃至全国各地，是年9月间，发生商人吴祥麟、吴玉麟兄弟开设的人和永棉花行倒账事件，累及上海金融市面。该行原先依靠钱庄和外商银行的大量贷款从事棉花贸易，生意十分红火。后因经营亏损，转而进行股票投机，结果以失败告终，负债达50万两，兄弟俩遂外逃避债。同时，还有纱业商人徐国祥、朱陈初和煤炭商人刘伯森等合伙进行股票投机失败，被迫破产清理。这时相关各外商银行为避免倒账拖累，纷纷收回此前拆放给各钱庄的款项，共计约500万两，使已显动荡端倪的金融市场雪上加霜，引起恐慌。上海商务总会为平息金融恐慌，以相关商家的财产作抵，由商会和上海道联合担保，向英商汇丰银行借银230万两，另向江苏省库借银70万两，交由上海北市钱业会馆和南市钱业公所用以接济市面。这一措施虽使上海的商家又负上了一笔外债，但总算平息了这次金融风波。
　　从1909年起，一场巨大的金融风潮在上海酝酿着。当时，世界市场上橡胶供不应求，价格暴涨，橡胶公司的股票也随之不断升值，使橡胶股票投机盛行。到这一年的年底，这股狂潮开始袭击中国市场，40多家以开发南洋橡胶资源为名的外国公司纷纷在上海各家报纸上刊登招股广告，并委托上海的外商洋行经办和代售股票，在外商银行开户。但事实上这些公司只有少数刚刚开始筹办，大多数是有名无实、买空卖空的皮包公司。上海的商人不察实情，为外国的橡胶股票投机风潮所染，为外商的大言所诓，相信购买橡胶股票必获厚利，争先恐后竞购股票。到次年春，此风披靡沪城，许多官员和商人纷纷向钱庄和外国银行调用款项，购买橡胶股票，投机若狂。有些人甚至倾多年积蓄尚不以为足，还变卖家人的衣服、首饰等以购买股票，甚至连钱庄也以为橡胶股票远比现金获利为多，争先收积此项股票。
　　在这些橡胶股票投机狂中，最为投入的是一个由3位买办兼外贸商和钱庄主结成的投机集团。其中一位名叫陈逸卿，是茂和洋行、新旗昌洋行和外商利华银行的买办，自己开有庆余洋货号、正元钱庄，并附股于兆康钱庄；一位叫戴嘉宝，是德商裕兴洋行的买办、兆康钱庄的股东；一位叫陆达生，开有谦余钱庄和陆元利丝栈。他们不仅利用手中掌握的3家钱庄，发出庄票600万两，而且调用与其有往来的5家钱庄的大量庄票，用以抢购橡胶股票，甚至还利用其与外商的关系，从花旗银行、华比银行和怡和洋行借款100万两，又从汇率银行、麦加利银行借得50万两，一并用作股票投机。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钱庄也程度不同地投入了这股股票投机狂澜，使沪城钱庄的融通资金几乎完全投入于橡胶股票交易，而用于正常商业活动的资金，却差不多完全枯竭。在此期间，外商各橡胶公司所发行的总值2500万两的股票，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正当橡胶股票狂潮席卷上海之时，世界橡胶的头号主顾美国采取了限制橡胶消费政策，世界橡胶价格立即暴跌。受此影响，上海的橡胶股票交易立即停止，价格一落千丈，橡胶股票顷刻之间变成了废纸，资金损失总计在2000万两以上。外商公司骗钱到手一走了之，且受治外法权保护，无可追究；华商中像陈逸卿之类的亏空大户畏罪潜逃，亦无力清偿债务，市面一片混乱，各行各业一齐向钱庄和银行要求兑现或提取存款，大批钱庄因资金空缺而无力兑付，纷纷倒闭。与此同时，外商银行还加紧向各钱庄和各行号追收拆款，并将钱庄庄票的支付期限由原先的10天改为5天，使钱庄里的华商商业资本完全枯竭，各银钱业之间也无法通融。整个上海城陷入一片金融恐慌之中，而且波及其他城市。
　　在此危急关头，上海商务总会又主动挑起了挽救市面的重担。它先以中外贸易的互利关系说动在沪外商，使外商同意仍以钱庄的10日期票交易，并共同与外国银行团交涉，迫使银行团将缩短庄票期限的规定无限期地推迟，形同取消。接着又与上海道台一起，向外国银行团筹借350万两，另从上海道库款中提借150万两，后来又向汇丰银行筹借200万两，用以稳定上海金融市面，清偿各钱庄因橡胶股票投机所欠的外商银行债款。但是这些以苛刻条件所借的款项，对当时上海的金融危机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只不过稍事缓解而已，仍然有大量倒账欠款不能清偿，钱庄和银行仍然缺乏周转能力。
　　上海商务总会虽为维持上海金融市面而竭尽全力，但在事先不能防患于未然，在事后所采取的措施仅仅是向外商银行借款，结果也不过维持残局而已，甚至留下了饮鸩止渴的后患。于此可见，在国家丧失主权，政府软弱无能，外商肆无忌惮的状况下，单靠能力有限的商会是解决不了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