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商战之需，以保商振商为己任的商会，在它诞生之后就很快承担起了这一时代的使命。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8年中，它除做了许多抵制外国经济侵略、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具体工作之外，还领导工商界做了几件令人瞩目、影响巨大的事情。发生于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商会领导工商界抵制外国侵略和压迫的首次尝试。
　　这次运动的起因是美国企图强迫中国政府续订《华工禁约》。从19世纪中叶起，大量华工进入美国，在美国西部的开发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到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危机的连续发生和西部开发的逐渐告成，华工不再受欢迎，并受到种种虐待。为了限制新的华工入境，美国政府从1882年起制定限禁华工条例，至1894年诱迫清政府与之正式签订了《中美会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款》(简称《华工禁约》)。此后，美国又不断增加排斥和苛待华人的条文，不仅严格限制新的华工进入美国，而且对前往美国的任何华人，不论其为何种身份，均需受到严重侮辱人格的检查和审问，对在美华人业以禁约所规定“遵守美国政府随时酌定章程”为据，任意用种种条例苛待之。1903年甚至把“伯蒂伦罪犯登记法”移用于赴美华人，即使是学生、商人、旅游者等禁约所规定的“豁免”人员也同样强令脱衣、量体、拍照。这自然损及在美华人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也损及中国的国家权益。这种做法虽然不是对中国的直接侵犯行为，但实质上已侵犯在美和赴美中国公民乃至国家对美平等交往的权利。到1904年《华工禁约》即将期满之时，中国政府照会美国政府，声明一俟禁约到期立即废止。但美国政府拒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合理要求，企图以禁约的原有内容为基础续订新约。美国的这种企图继续侵犯中国公民和国家权利的行为，立即引起了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中国商人的强烈反对。
　　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决定以抵制美货为手段，迫使美国政府改变禁约。10日，上海商务总会召开特别大会，讨论抵制续订《华工禁约》问题，议董曾少卿倡议：以2个月为限，如到期美国不答应将苛例删改而强迫我国续订新约，则我华人当合全国誓不运销美货以为抵制。这一提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接着，上海商务总会一方面致电外务都、商部，要求坚决拒绝签约，电请南北洋大臣合力抗拒，另一方面通电全国各商会，号召一致行动抵制美货，以迫使美国改约，也得到了全国各商会的广泛响应。
　　7月20日，为时2个月的限期已到，但是美方未见行动，上海商务总会随即于当天下午召集各帮商董开会，决定正式实行抵制美货。会上当场有铁业、火油业、木业、机器业、五金业、洋布业、面粉业等主要销售洋货行业的代表率先签字，不定购美货。同时以上海商务总会的名义通电全国35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商会，宣告抵制美货正式开始，上海各界对商会的倡议纷起响应，除了已签字的几个行业外，印刷、钟表、航运、煤炭、报关等70多个行业相继宣布参加抵制美货，表示不购、不售、不代办美货。沪学会、文明拒约会、四明同乡会、环球中国学生会、公忠演说会、童子抵制会、女子拒约会，以及在沪的各省会馆、各业公所、各学堂等等众多的社会团体，都相继积极投入抵制美货的行列。在上海的许多外地商业代理机构和商人组织，如北京的银行、铜铁行、洋布行、钱庄、洋纱庄的代表，以及天津帮、广州帮、宁波帮、徽州帮等的代表，都纷纷表示支持和参加抵制美货。
　　全国各地的商会紧随上海商务总会之后，积极领导了本地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刚成立不久的广东商务总会联合72行和9大善堂，组织起拒约会，不久又改名为“广东筹抵苛待华工总公所”，领导和联络全省各地区商人的抵制美货运动。广州街头到处可见抵制美货的宣传条幅和集会，使广州积存的2000方包美国面粉失去销路；美孚洋行煤油的销售额比上年减少了142万箱。在汉口，汉口商务总会在接到上海商务总会的通电后，立即行动起来，多次召开大会，群情激昂，一致决议：原先代办美货者一律停办，原先不销售美货者一律不购用美货，并号召社会各界积极响应，不用美货。在苏州，苏州商务总会作出规定：洋广货、纱布、烟纸、洋油各业商人，除立据表明不用美货者外，凡存储美货的商店，暂时不能取得商会会员的资格；如已入会而有影射洋商不顾名誉者，一经查明立即开除出会。在杭州，杭州商务总会不仅领导本市的商人开展抵制美货运动，还印制抵制美货传单，分送省城附近城镇的各家商店，并邮寄所属之各处商会，通知抵制之事。杭州的布业、绸业等50多个行业的商人集议决定：所有美货一律不进，一概不用。在长沙，长沙商务总会召集数千商人召开了“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当即决定以商会为主体组成“湖南办理抵制美货事务公所”，领导了长沙市和湖南全省的抵制美货运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据统计，全国大约有160多个城市的商人，在商会的领导下，程度不同地响应了这次运动。这次运动的首席领导者曾少卿说：“内而穷乡僻壤，远而陕甘云贵，无一处不风合云从，影响之大，传布之广，为历来所罕见。”
　　尽管这次抵制美货运动的高潮仅坚持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在美国政府的威胁和清政府的压制下，从9月起逐渐低落，其中也有一些领导不力的商会和态度不坚决的商人。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还是显示了商会的能量和中国商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从结果上来说也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抵制美货运动使美国的对华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也使美国的工商界和政府大为震惊，不得不对中国提出的修改《华工禁约》要求加以考虑。8月下旬，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清政府转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意向：承认以前“以苛酷手段而行禁工之律者为不公”，表示愿意与中国政府作“和平商议”，改善赴美中国商人、学生、官员和其他游历人员的待遇，并准备于12月美国议会开会之时，提请修改禁约。罗斯福的这一许诺，已基本满足了商会发起这次运动的本意。这也是抵制美货运动从9月起逐渐低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1906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采取一些改正措施。据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给清政府外务部的电报说，美国政府在修订后的禁约中声明：“只禁粗细工人，此外一律照各国优待，华工假道照常办理，被拘华人准其上控，护照凡经查验，作为入美末据，现居美华工亦得优待，任便往来。”此外，美国政府还采取了一些行政上的措施，如由犹太人斯特劳斯接替积极排华的种族主义分子梅特卡夫的工商部长职务；取消了侮辱性的伯蒂伦登记法；改善因手续不全而被暂时拘留者的生活待遇，并缩短拘留时间；放松对中国赴美留学学生的限制，并对就读于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提供适当资助。美国政府的这些让步虽然是有限的，但在当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已是外交斗争中所少有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