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首先仍然需要注意的是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继续创新。新理论和新方法在商会研究中的尝试应用，虽然并不能说都取得了成功，但可以说这是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的重要原因。时至今日，还应关注哪些问题?笔者认为，以下三方面的情况值得认真思考。
　　一是需要解决理论阐释与实际论述相脱节的情况。近些年的不少研究成果，可以说比较重视理论的阐释，有的还用较大的篇幅首先对其采用的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说明，但却没有注意到如何将这一理论贯穿到其后对具体问题的实际论述之中，结果造成理论仅仅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实际论述基本上仍无新意，有新瓶装旧酒之嫌。
　　二是应该认真总结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中理论运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对不同历史时期研究中所运用的理论及其相关成果，逐一进行考察和分析，也可以加以比较，了解各自的优劣利弊，互相融合补充。尤其需要慎重考虑的是西方理论在近代中国本土情境中的适应性，要使之与本土史料的解读和史实的论证真正融为一体，避免削足适履的现象。不可否认，近20年来商会史研究中所运用的新理论，有不少都是借鉴西方理论而来，包括所谓市民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这些理论的运用，确实对促进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是不能总跟随在西方理论之后，应该在借鉴西方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构建出中国式的商会史研究理论体系。当然，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应该允许和鼓励更多学者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继续创新，包括借鉴和引用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这里应该分清楚的是，能不能借鉴西方的新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怎样合适地将西方理论贴切地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是两个方面的问题。有少数学者认为西方理论不适合中国，不应该借鉴或是引用，这种认识过于偏激。但如何贴切地将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而建构中国式的商会研究理论，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笔者多年研究商会史，在这方面应该说不无体会。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一部分学者意识到以往的商会研究，视野比较狭窄，主要是就商会而研究商会，侧重于考察商会的性质、作用及局限。这种研究在初期起步阶段当然是必要的，但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如仍停留徘徊于这一状况，则显然是不够的。笔者对此也有同感，于是开始尝试采用“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对商会进行新探讨。应该承认，这一研究路径与当时西方学者所热烈讨论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不无关联。当时之所以作此尝试，除上述拓宽商会研究的视野这一目的之外，还希望对西方学者就近代中国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作出必要的回应。
　　经过数年的研究之后，得到的具体成果即1997年出版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一书。该书出版后曾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也获得了一些好评。这主要是通过运用“国家—社会”这一新的理论，拓展了商会史研究的视野，使我们开始关注过去较少涉及的问题，从而使商会史研究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但与此同时，自己也感到运用西方的理论探讨中国的历史存在着不小的难度，也可以说有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西方理论的中国化问题。在该书的后记中笔者曾说明两个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是中国学者所从事的有关近代中国以及当代的市民社会研究，都是以西方先验的历史和由西方历史演绎出的理论作为参照系，较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因而必然会存在理论上的困惑；二是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能否真正适用于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虽然该书第一章对其或行性和必要性有所阐述，并在具体的论述中尽量注意近代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历史特点，避免完全用西方的理论硬套中国历史，从中国的实际国情特点出发进行实证性的研究，同时对西方市民社会的理论在某些方面也有所修正，但却远未达到令人信服和满意的程度。所以，该书尽管已经出版，然而在理论运用方面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总结的地方仍然相当多。只有对商会史研究中的各种理论一一进行认真的回顾与清理，才能在理论运用和建构上获得新突破，从而带动商会史研究取得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