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创新，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还应大力加强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商会，特别是县镇基层商会的实证性的深入研究。
　　由于以往的商会研究在时段上大多限于1928年以前，因而无法全面了解商会在整个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发展演变状况，甚至对一些相关的重要问题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例如过去的许多论著都认为，国民党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之后，对商会进行了强制性的整顿改组。经过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虽然名义上仍得以保存，但与以前的商会相比较却已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其中最为明显的变化是丧失了以往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自主权，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为商人说话办事、代表商人利益的商会，而是完全受国民党控制和利用，并且依靠于官府的御用组织。所以，遭受国民党整顿改组是中国商会在其发展历程中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如果这个结论能够成立，也就意味着此后的商会对商人而言已经没有任何存在价值和实际意义。然而，这个结论并非建立在对改组之后商会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之上，主要只是一种推论。其依据是国民党之所以要对商会进行整顿改组，目的在于实现其以党治国和实施反动专制独裁统治的目标。既然是为了实行独裁统治，国民党当然不可能允许商会像以前那样在许多方面拥有独立性和自主权，必然会对商会进行强力控制。实际上，国民党对商会的整顿改组，是其多年前开展商民运动时即已确立的一项措施，并不是成为执政党之后为实行独裁统治而采取的新举措。当时的国民党甚至决定将商会完全取消，以新成立的商民协会取而代之，但最后却取消了商民协会，保留了商会的合法地位。更重要的是，从现有资料看，整顿改组之后的商会也并未完全丧失作为民间商人社团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仍然是既有合作也有对抗，并且在各方面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的商会更加缺乏系统和深入的探讨，只有为数甚少的几篇论文涉及这一时期的商会。因此，对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商会的功能与作用、自身组织系统的变化、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与各方面政治力量的关系，都缺乏全面而客观的了解。抗战胜利之后，不久又爆发内战，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商会，与以往相比较究竟扮演着一个怎样的社会角色?发挥了何种功能与作用?对此可以说学术界的研究更少，基本上还是空白点，这不能不说是商会史研究的一大缺陷。
　　另外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商会的研究不仅要向1928年以后延伸，甚至可以延续到1949年以后商会向工商联的转变，以及改革开放之后商会的重新建立与发展，将历史与现实的商会研究贯通。这种更长时段的延伸不仅可以使商会研究取得新的突破，而且还有可能为新时期史学研究的发展作出新尝试，同时也为史学研究如何为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探索新渠道。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通过承担武汉市政府委托的当代武汉商会研究课题和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有关当代中国行业协会研究的招标项目，我们对当代中国的商会和行业协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分析，并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跟踪考察，撰写了多篇论文和调研报告，不仅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肯定与好评，也使我们的商会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了在时段上主要限于1928年以前的缺陷，以往的商会史研究，在区域上则主要限于上海、天津、苏州等几个重要城市。而对这几个地区的商会的考察，又主要着眼于上层的商务总会和总商会，对县级基层商会的探讨仍相当薄弱。从已出版的研究区域商会的专著不难看出这种研究格局，例如专论上海商会的有徐鼎新、钱小明合著的《上海总商会史》①和台湾学者张恒忠撰写的《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②两部著作，有关苏州商会的专著有马敏、朱英合著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③(另有台湾学者邱澎生撰写的博士学位论文《商人团体与社会变迁：清代苏州的会馆公所与商会》，尚未公开出版)，有关天津商会的专著有宋美云撰写的《近代天津商会》④。除此之外，张晓波、陈忠平两位学者在海外出版的有关商会的英文著作，也是限于论述天津商会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会，其他地区的商会一直没有专著论及。对这些地区的县级基层商会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都非常薄弱，连相关的论文都十分少见，更谈不上有专著问世。这种状况导致我们难以掌握不同地区商会的发展特点，也影响到对中国商会的整体认识，因而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研究缺陷。
　　对于与商会直接相关的一些商人社团进行深入探讨，也可拓宽商会史研究的视野，达到推动商会史研究取得新突破的目的。从清末开始，许多地区的商会都建立了自己的外围社团网络，并通过这一网络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功能，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例如清末苏州商务总会的外围商人组织，就有苏商体育会(后发展成为准军事性质的商人武装组织——商团)、市民公社(以街区为单位成立的商人自治团体)、教育会、救火会、农会等，由此形成一个广泛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商人社团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商会起着轴心主导作用。这不仅在于商会成立的时间比较早，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联结各行各业商人的中枢机构，即所谓“众商业之代表人”，在整个商界占居“总握商纲”的领袖地位。商会的许多领导人同时又在其他商人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从而在人事上也与其他商人社团关系紧密。这种领导成员人事上的交叉渗透，实际上也使各个不同类别的商人社团联成了一个整体，对于协调各个团体的行动起着重要作用。值得重视的是，通过这一商人社团网络，商会将其势力和影响扩展延伸到军事、市政、教育、卫生、公益等诸多领域。因此，深入研究这些与商会联系密切的商人社圈，对于更为全面地进一步了解商会的其他功能与作用不无裨益。
　　对民国时期商会的团体会员即同业公会展开研究，同样也可以推动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不仅如此，开展同业公会研究同时也是加强商会基层组织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发展进程不难看出，行会、同业公会、商会三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同业公会的发展十分迅速，已成为商会依托的主要基层组织，可以说没有大量同业公会的支持，商会将在许多方面无从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与作用。所以，有必要深入探讨商会与同业公会的互动关系、二者与企业和市场的关系、二者与政府的关系，包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的异同，通过这种深入细致的对比研究，我们可以更加具体地了解商会内部运作的具体情况，进而予以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①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② 张恒忠：《上海总商会研究(1902—1929)》，台北，知书房出版社，1996。
　　③ 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
　　④ 宋美云：《近代天津商会》，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