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史学界对商会史的研究，迄今为止已有20余年。笔者开始学术研究的生涯，也是起步于20余年前的近代中国商会研究。因此，这20余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了笔者学术生涯的发展进程。谈起近代中国商会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作为较早参与此课题研究的学者之一，既有惭愧之感，也有欣慰之情。之所以感到惭愧，是因为最早见诸学术期刊的研究中国商会的几篇论文，并非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而是发端于日本学者和美国学者。后来略感欣慰的是，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中国学者的商会史研究开始异军突起，之后很快就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及好评。在时间并不太长的20余年中，中国学者开展的商会史研究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多本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和众多专题论文，研究水平已达到了公认的领先地位。此外，在中国内地和香港曾经多次举办以近代商会及商人组织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还成立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可以说，商会史不仅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门领域，而且还带动了经济史、社会史、城市史等诸多专门研究领域的发展。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所以进展迅速，不仅在于商会这一课题本身具有较大学术魅力与现实借鉴意义，因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更重要的是由于研究者能够与时俱进，在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回顾商会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中国学者在研究起步阶段的相关成果，大多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范式，主要考察商会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表现，忽略了商会更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功能。其原因在于，早期的商会史研究是作为辛亥革命史的一个分支领域加以拓展的，主要着眼点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回应西方学者的某些质疑，论证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已经形成一支独立的资产阶级队伍，进而证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这样，研究者的关注点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商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态度和表现，并以此作为评价商会的主要标准之一。
　　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国内外学术交流的加强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少研究者对此前商会研究中偏重于政治史范式的缺陷有所认识，并积极尝试加以改进。于是，“传统与近代”理论、现代化理论、“国家与社会”(或曰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理论、社会网络结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相继被运用于商会史研究之中。其结果是商会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野随之明显扩展，除了商会的政治态度与政治活动，商会的各项“自治”活动、商会在“市场经济”中的“中介”作用、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商会主动的社会参与、商会的国际交往等，都是研究者着力探讨的问题，从而使商会史研究不断向纵深拓展。不仅如此，商会史研究的进展对促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发展，乃至对当今新史学范式的转换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①
　　正因如此，商会史研究发展至今，尽管只有短短的20余年，却已成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中一个成果多、起点高的重要研究领域。当然，这也使商会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难题，如何在现有基础上使今后的商会史研究取得新的突破，是不少相关中外学者关注的重点。下面，结合自己20余年研究商会的经历，简单地谈谈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①参见马敏：《商会史研究与新史学的范式转换》，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