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挖掘商会以及与商会直接相关的其他商人团体的资料，并加以整理出版，是推动商会史研究取得新突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开拓，首先是相关史料的挖掘利用。笔者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进入商会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最重要的机遇即是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即有幸参与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工作，并以商会作为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从那时起至今，一直与商会史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商会档案正式出版之前，由于相关史料利用的不便，参与商会史研究的学者为数不多。80年代末90年代初天津和苏州商会档案的相继出版，吸引了海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商会研究队伍，成为促进商会史研究日益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
　　但是应该看到，天津和苏州商会档案只是为数众多的商会资料中很小的一部分，还有更多地区的商会、同业公会资料尚待挖掘和整理。例如在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上海商会，留下的资料当不会少，但在很长时间中都没有看到有关上海商会的档案和专题资料出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这一问题实际上已经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工商联共同整理编辑的《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已于2004年出版，这对推动商会史研究的发展将产生重要作用。如果有更多地区的商会档案能够出版，相信对于弥补区域商会史研究的不足将会产生显著效果。
　　此外，当时由商会直接创办的报刊也是研究商会的第一手资料。如清末的《华商联合报》、《华商联合会报》，民国时期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上海总商会月报》(后改名为《商业月报》)，都刊载有全国各地许多商会自身组织系统的资料，并大量报道商会的各项活动，是研究商会必不可少的史料。现在，一般研究者要查阅商会创办的这些报刊并非易事，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可观的财力。我们应该积极创造条件，或者采取扫描上网的方式供研究者阅览，或者直接影印出版。类似《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报刊中，也经常登载有关商会的选举、会议以及各种活动的消息，将这些资料汇集起来加以出版，对商会史研究无疑很有帮助。当然，在商会史研究发展到现今的情况下，挖掘和利用县级报刊中的大量资料或许更具价值。这项工作虽然难度较大，需要较多的人力和物力，但其意义却非同小可。
　　挖掘利用与商会直接相关的其他商人团体的资料，对商会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例如从大量的苏州商团档案和市民公社档案中，可以发现苏州商会的许多活动内容，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商会更多与更广的面相。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了100多万字的苏州商团档案，可望在不久后出版问世，这不仅对商团研究有直接帮助，而且也会对商会研究有所帮助。另外，前已提及同业公会在民国时期是商会的下属基层组织，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商会内部的组织运作状况，不能不加强对同业公会的考察和分析。现在，同业公会的研究刚刚开始起步，如果卷帙浩繁的各地区同业公会档案能够整理出版，不仅会对同业公会专题研究的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也会对商会研究更进一步向纵深扩展发挥积极作用。与商会档案相似，同业公会的档案也为数众多。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档案馆收藏的各同业公会和综合性工商团体的档案就达5万多卷，包括430个以上的同业公会档案全宗，涉及银行业、钱庄业、纺织业、机器业、百货业、保险业等大小行业。单是1918年成立一直持续至1952年的银行公会，即有700余卷档案。钱业公会档案也达700多卷，还有不少行业自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档案全部齐备。除上海外，天津、武汉、苏州、重庆等地方档案馆都藏有丰富的同业公会档案。可以说，同业公会档案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并不逊于商会档案，只是在整理出版和利用方面显得落后。目前，要想出版如此浩繁的同业公会档案不太现实，比较可行的方式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网络建立资料数据库，或者是翻拍缩微胶卷，为国内外商会和同业公会研究者提供便利。
　　还应提及的是，商会史研究的新突破需要培养更多青年研究人才。20多年前较早从事商会史研究的中青年学者，现今已成为该研究领域中的重要骨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大多已经年龄偏大，培养更加年轻的研究者已迫在眉睫。因为只有更多的年轻研究者不断加入研究队伍，才能保证商会史研究能够持续发展，加上年轻的学者精力旺盛，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在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视野的拓展等方面都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令人可喜的是，商会史对不少青年研究者仍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大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都有不少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选题与商会和同业公会紧密相关，而且其中不乏优秀者，他们的加入使商会史研究队伍后继有人，并对商会研究注入了绵延不断的新鲜活力。
　　最后需要说明，上述几点意见，并非完全都是笔者个人的独创之说。实际上，在此之前已有学者就商会史研究如何发展谈过一些很好的见解。例如在2004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相关单位联合举办的“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先生曾对今后商会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意见。他特别强调应将学术研究与应用研究、专题研究与综合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商会史研究的对象和视角进一步拓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走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道路。除了加强专题性和区域性研究，也应重视综合性和整体性分析，并以史实为依据去探讨作为商会主体的商人的生活方式、情感世界与心态特征。马敏先生也对商会史研究如何突破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今后的商会史研究，在研究视野、历史解释、理论模式诸方面应作进一步的开拓与探讨；需要上下延伸研究时段，重视以长时段来考察商会的历史演变，同时还应横向扩展研究空间和论题范围，注重商会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法制建设与民间外交活动等方面的剖析；另一个突破点则是商会的比较研究，其中包括沿海城市与内陆地区商会的比较、大城市与小城市商会的比较、中国商会与外国商会的比较等。最重要的是，应该“走出商会”研究商会，透过商会看社会，这样才能将商会研究提升至一个新的高度。①以上这些见解，对于有志于商会史研究的学者而言无疑颇有裨益。
　　① 参见郑成林：《商会与近现代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载《历史研究》，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