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商人家庭的贫富状况代际常常发生变化，或是向贫的一端积累，或是向富的一端积累，抑或是一念之间贫富倏变。代际更替过程中父子营生旨趣的变化常常成为贫富之变的重要分水岭。家庭中上下代之间，尤其是父子两代人，营生的旨趣出现差异是常有的。营生旨趣的差异并不必然带来家庭贫富的变化，关键在于营生旨趣的差异往往引起家庭财富流向的变动。家庭财富流向何处会对家庭的经济状况产生直接影响，贫富的变化也由此而起。
　　一 父辈经商子辈入仕为官
　　父辈经商子辈转而入仕为官就是典型的两代人营生旨趣的不同，这种差异呈现出来是在上下代之间，但差异的种子最初是在父辈身上播下的。“人生至乐无如读书，至要无如教子。”①这是当时各个社会阶层包括商人的价值取向和追求，无论入私学还是官学，也无论家境是富还是贫，教子读书是宋代商人家庭中父辈对子辈的重要人生安排。
　　商人经商但不慕商，对子辈营生之道的首位追求是读书入仕。“从事‘举业’是一项长期投资，需有相当的经济能力作支撑，才有余裕让子弟读书。”②家境富裕的商人家庭，父辈常不吝花费让子辈读书入仕。北宋初年，许唐“尝拥商资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自叹不如，于是不再经商，把儿子许骧交给当时有名的学者戚同文。后来，许骧廷试擢甲科，“太平兴国初，诣贡部，与吕蒙正齐名”③。北宋徽宗政和年间，余干县卖帽子的商人吴翁，人称“吴纱帽”，因做生意的需要，常与读书人来往。吴翁“观其济济，心慕焉”，于是“教子任钧使读书”。任钧后来“以贡士起家，仕至提举江西常平”④。曹州于令仪也是“市井人”，年龄稍长后家境很富裕，于是，为子侄“起学堂，延名儒以教之，子及侄杰效，继登进士第”⑤。徐建常的父亲“以市药为生”⑥，先是将儿子送到亲戚陈庸器那里读书，后来十八岁时考上了太学，入太学就读，二十四岁时登科。冯京的父亲也是商人⑦，由于经商所得不足以弥补家境的窘况，无力供养儿子读书，只能送他到僧舍去读。后来冯京高中状元，进而入朝为显官，“始终眷遇，出入显荣”⑧。父辈植下“改换门庭”的美好愿望，到了子辈终于结出了心满意足的果实。
　　与家庭教育指向相伴随的，便是家庭财富的流向出现了变动。如若单纯从家庭财富的投资方向来看，钱似乎是一去不复返了，因为经商可以获利，而教子读书是单纯的消费行为，因此，单单从经济的角度看似乎有些模糊不清，但如果从家庭的长远利益着眼，就变得一目了然。商人家庭富而不贵，社会地位的缺失常常使他们感到羞愧。宋代读书入仕是上升的社会流动，先富后贵不失为保持子代乃至后代富裕家境的绝佳途径，换言之，上下代之间父商子仕的变化会使家庭的经济状况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一般情况下，子辈一旦为显官，家庭中就富贵双全了，贫者日富，富者更稳，家庭财富更加有保障了。宋代虽明令禁止官僚经商，实际上禁而不止。蔡襄批评当时的官员说：“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贸迁往来，日取富足。”⑨官僚之家凭借特殊的政治优势，“以官钱作本，使用官府车船，役使部属和免税逃税，成为终宋一代官僚经商谋利的一项重要手段”⑩。仅举两例：石守信之子保吉“好治生射利”，被人告发后，只是“罚一季俸”而已。“家多财，所在有邸舍、别墅，虽馔品亦饰以彩缋。”(11)再一个是范杲，为范质之养子，其兄晞“尝为兴元少尹，居京兆，货殖巨万”(12)。两家的富有恐与其为官有莫大关系。因此，虽为显官之希望渺茫，但这若隐若现的希冀足以引诱商人家庭心向往之了。
　　代际流动可以“使家庭内部的血缘关系变为社会层次之间的联结纽带，可以充分利用家庭所特具的凝聚力和整合性来弥合社会层次间的隔阂”(13)。父辈经商子辈为官，就是代际流动过程中，宋代商人家庭保全家庭财富与弥合社会层次隔阂的“双赢”选择。这是一个看似变化，实则承继的现象：变化的是业，承继的是家。家与业相通而不相同，以业守家是商人家庭必须考虑的，传家，更是父辈不容推脱的责任，至于用什么样的手段守家、传家，则不一定子承父业，有更好的选择就可以“弃旧从新”。这说明宋代的商人家庭重守家、传家而轻守业。
　　读书→科举→入仕是商人家庭由富而贵的一座窄窄的金桥，绝非坦途。子辈读书环境的营造可以依托家庭有利的经济条件，但能不能科举入仕则难遂人愿。事实上，科举入仕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宋代平均每年录取进士百余人，能够金榜题名者为数寥寥。读书但是没能进入仕途的人远比中举者多。况且，子辈的营生旨趣很多情况下并不听命于父辈的安排，而是随心随兴而变。读书人仕是“入世”的追求，读书而不入仕则不免多了些超凡脱俗的“出世”闲情。只是这份“闲情”有可能是出于无奈。
　　二 父辈经商子辈好儒不事产业
　　父辈经商子辈好儒不事产业，也是代际营生旨趣不同的一种表现。宋代有名诗人黄庭坚的姐丈名为徐纯中，豫章人，祖父两代“皆治生货殖于田间”，到了徐纯中这一代营生的旨趣变了。江西修水县出土有黄庭坚手书的墓志，墓志对徐纯中生活旨趣的描述如下：
　　故君曾王父老；王父赏；皆治生货殖于田间。宣德君始筑书馆，延诸生，而君昆弟皆化为儒者。君总角，蔚然负文采，不事家产，独喜游学。故太师王恭公，在翰林号为时文宗匠，君往从之学词赋，恭公称之。同门生皆台阁知名士，乡曲以为荣(14)。
　　祖父辈喜欢“货殖于田间”，徐纯中却“不事家产，独喜游学”，代际营生的旨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朱熹曾说：“江西人大抵秀而能文。”(15)有宋一代，江西是文化昌盛之地。“居民多业儒，碌碌者出于他州足以长雄。”(16)徐纯中好儒多与当地的文化风气有关。不仅徐纯中自己，受其影响，还将“昆第皆化为儒者”。“学而优则仕”，子辈好儒求学本是家中富贵的一份希望。但是，如若子辈中人均做如此单一的安排，对家庭乃至家庭财富的保全而言，就有些不妥了。言其不妥，是因为商人家庭中，最恰当的安排莫过于儒商分工。同辈兄弟中贾者有之，儒者有之，或者亦贾亦儒，都会使得家庭财富不至于无人经营，甚至会由于儒商分工而使得家庭名利双收。
　　鄂州商人武邦宁就对子辈做了儒商分工的安排。家中“启大肆，货缣帛，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其次子康民，读书为士人。使长子干蛊”。长子不仅干蛊，也经营茶肆生意(17)。这样的安排，可以做到进则入仕退则为商，两业并举，相得益彰。一方面，武家经营布帛规模之大，“为一郡之甲”，维持商业的正常进行远非一人之力能及，需要家中父子分工合作，共同完成；另一方面，即使读书的儿子未能进入仕途，家中的商业经营也不会因此而中断。正如前文徐建常的父亲在送儿子读书时的嘱托中所说：“吾待汝十年游学，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药肆也。”(18)读书不济则可回到家中，家中的商业经营是守家之本。
　　徐纯中曾被“荐于有司，而诎于礼部”，跻身仕途的愿望就此搁置。仕途受阻，又不愿汲汲为稻粱谋，于是，倦游之后，“归而自放于酒中”，过上了洒脱不羁的“出世”生活。从徐纯中这一代开始，能够“筑书馆，延诸生”，与祖父两代人苦心经营，积累了一定的家产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借着这份祖上的家产，徐纯中才能虽不治生而结交“台阁知名士”。祖父两代人的家产就这样在附庸风雅、浪游不羁的生活中逐渐散去。徐纯中晚年得子多老，由于子幼，家业恐一时难以为继。就徐纯中的小家庭这一脉来说，他去世后，家境由富而贫会是必然的趋势，至于儿子多老长大后能否改变家中境况则是下一代的事情了。其实，徐纯中与其父之间营生旨趣的变化，就已经埋下了家境走向穷途的伏笔。这就是父辈缺少对子辈的整体谋划，子辈又未能善于营生以承父业，正所谓新业未举，旧业已失，两手皆空。
　　如若商人家庭中子弟皆好儒而不事产业，一旦不能顺利进入仕途，往往就会处于一种求名不成，营生无着的尴尬境地。读书不仅不能使得家庭由贵而富，反而会成为家道中落的转折点。
　　不能入仕的读书子弟只有在家中经商活动得以维系的情况下，回到家中，或则教授子弟，或则以儒学助商，才能学有所用。否则，仅为一介书生而无经商治家的能力，家中其他子弟也不经商，那么，商人家庭中子辈人赖以为生的根基就没有了。贫寒的士人并不比富有的商人之家子弟好过，不会营生的士人常常会处于穷困潦倒的境地。应试科举是一项不小的花费，宋代中下层的读书人，为了解决资费的问题，往往以商养学。有的士人因为经商连参加科举考试都耽误了：“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19)这一方面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士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若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正是对中下层士人拮据生活状态的一种揭示。对士人来说，经商是治生的手段，入仕才是最终的目的。有几位士人会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摒弃书香而去嗜利呢?“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通显。”(20)其中就包含着优越的家庭经济条件对读书之人的重要意义。商人家庭中无人经商，就不能以商助学，为求学的子弟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因此，商人家庭好儒而不事产业就无异于自断求学问仕、求商为富之路。
　　子辈好儒而不事产业，虽不能直接为家庭增加财富或收入，但也算不上败家。毕竟好儒者多读书，从中汲取了“精神食粮”，提高了个人的精神境界乃至家庭成员的修养；同时，结交了有识之士，拓展与提升了人际交往的圈子。如若既不好儒，也不事产业，物质与精神追求全失，那就真的是败家了。“博弈饮酒，追逐玩好，寻求游戏，任意所欲，有一于此，近三二年，远五六年，未有不丧身破家者。”(21)与之相伴的，就是家庭由富而贫的变化。
　　在宋代商人家庭中，就子辈营生旨趣的变化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入世”的生活态度。入世既包括入仕为官，也包括子承父业，前者为名，后者求利，都不失为兴家之道，富家之道。入世的生活与父辈对子辈的人生安排及训导直接相关，从子辈的生活中总能找到父辈的影子。第二种是“出世”的生活态度。子辈抛开名利场，一心向内求己，唯寻精神上的“富足”。枕在父辈创下的家业之上，丰厚的家产做了悠闲生活的嫁衣，随着时光流逝，家产与光阴一样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离家而去。当精神世界的满足终抵不过现实营生的压力，经济上的需求会凸显成为家庭的第一要务，家境的走向衰落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商人子弟的“出世”生活有些忘本，忘了祖上持家的根本是经商，这才是商人家庭富家的根本。第三种态度是玩世。玩世者必败家。就营生旨趣或生活态度对家庭经济的影响而言，入世为上，出世为中，玩世为下。这三种生活态度和商人家庭的贫富变化轨迹是相对应的。
　　①(宋)刘清之：《戒子通录》卷六，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第252页。
　　③(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中华书局，1977，第9436页。
　　④(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562页。
　　⑤(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中华书局，1981，第30页。
　　⑥(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52页。
　　⑦关于冯京的身世学术界有所争论。参见吴菁菁《北宋枢相冯京生平事迹探讨》，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2008。
　　⑧(宋)徐自明撰、王自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八，中华书局，1986，第490页。
　　⑨(宋)蔡襄：《端明集》卷二二，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⑩贺达：《宋代官僚经商之风墌谈》，《河北学刊》1992年第2期。
　　(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五〇，中华书局，1977，第8812页。
　　(12)(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四九，中华书局，1977，第8798页。
　　(13)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第249页。
　　(14)陈柏泉编著《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第57页。
　　(15)(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一六，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6)(宋)张孝祥：《于湖集》卷一五，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7)(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174页。
　　(18)(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52页。
　　(19)(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六，中华书局，1977，第3639页。
　　(20)(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文物出版社，1987。
　　(21)(明)陶宗仪：《说郛》卷七五，载《文渊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