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三节 家庭成员身份的代际更替
宋代商人如同跃动的因子出现在不同层次的城乡市场，家庭是他们的经商活动顺利开展的依托，也是情感的最终归宿，这种情感就包含着商人对于家庭发展的愿望与倾向。唐代诗人元稹《估客乐》云：“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①父兄劝诫子弟，既然经商了就不要考虑功名；到宋代，商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不仅逐利也注重求名。在代际更替的过程中，商人家庭“父商子仕”的变化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父商子仕”的情况属于社会学上讲的代际(异代)流动，很值得关注。本书拟借鉴社会学的视角，围绕“父商子仕”这一现象，对宋代商人家庭的新变化做尝试性分析。
一 商人家庭的“弃贾业儒”现象
宋代商人家庭中子承父业者颇多，像“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②，“鄂渚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③，“临安荐桥门外，太平桥北，细民张四者，世以鬻海蛳为业”④。南宋有名的书坊临安陈氏书籍铺的经营者是陈起、陈续芸父子。“续芸所刻多说部、宋人集。起所刻多唐人集。”⑤有的举家迁居后仍不改旧业，如宋室南渡后，南宋临安“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连店面的名称也依然没有改变，如经营猪胰胡饼的“东京脏三家”“南瓦子张家团子”⑥。有的历经朝代变更依然代代相传保留下来，如宋代有名的书坊建安余任仲的勤有堂(或题作万卷堂)至元代仍有印本传世。同时，也有一些商人家庭成员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有由商而官的，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⑦；有由商而僧的，开封有个姓吴的商人，“居朝天门，开大茶肆”，“兵火后，忽谢绝妻子，剪发为僧，居吴门东禅寺”⑧；也有由商而盗的，淄州人李全因贩牛马来青州，财本亏尽，又适逢世道不安，因而成了山匪，“号为李三统辖”⑨。这些变化有的是在一代之内，有的是在代与代之间发生的，其中代际变化很值得关注。
宋代商人家庭与其他阶层的家庭一样也十分关注子孙的继替，但关注点有所不同。手工业者家庭、乡村农家最关注的是血脉的传延，让子孙接替门户、守住祖传的家业。宋代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⑩。这是用手工绝活的两个家庭为了保密而结为世代姻亲。商人家庭对子孙的期望不只是守住祖父辈置办的田产，也不只是经营自家的商业，还要读书、科考、入仕。富与贵两者相比，商人更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改变商人的身份，使家庭不再只是富裕，更要变得显贵，真正“富贵”起来。因此，丰裕的家产常会作为由富达贵的铺垫，最典型的是许家，许骧“祖信，父唐，世以财雄边郡”。鉴于边境的纷扰，许唐偷偷携带了钱物离开父亲往南行商，“尝拥商资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商，卜居睢阳”。后娶李氏女，生许骧，“唐不识字，而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许骧的祖父两代都以财富立家，但经济上的富有并没有改变父亲许唐对仕途的羡慕，他并不把家庭财富和商人身份的传继作为首选，而是将培养儿子入仕视为正途。许唐带着许骧拜师求学时的一番话最能体现他的家庭教育倾向：“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在许唐的心中，“兴宗绪”是要通过读书入仕来实现的。后许骧廷试擢甲科，到北宋从而“太平兴国初，诣贡部，与吕蒙正齐名，太宗尹京，颇知之”(11)，实现了父亲的期许。
商人家庭中弃贾业儒、育子入仕指的是子辈的男性，女儿是排除在外的。宋代女子出嫁前受到的教育无外乎“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12)。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在轻商的传统观念下，商人与官僚、士人的婚姻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着许多的阻隔。真宗时，有个破产官员因还债将女儿卖与商人为妻，曾公亮得知此事，不愿将其嫁给商人，于是以钱赎回了这个女子(13)。商人家庭之间互通婚姻是普遍的情况，但是在为女择婿的过程中，也蕴涵着通过婚姻“弃贾业儒”的期望。徽宗政和年间，“学校方盛”，余干县商人吴翁经常与士人打交道，“心慕焉”，于是“教子任钧使读书”。任钧的好学被同是商人的邻居史老看中了，“欲以女归钧”，两家缔结了婚约。任钧未仕前两家都是商人家庭，结为连理也算门户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史老在为女儿择婿时，两家旨趣相投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都“重儒术”。商人家庭中有儿子的希望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参加科举而入仕的希望，只有女儿的家庭最好也要嫁给一个读书的夫婿。后来任钧中举做了官，“仕至提举江西常平，史氏遂偕老”(15)。女儿嫁了做官的夫婿，自己当然也就不必再经商了。
除了读书入仕这个最高的理想外，读书也是商人家庭提高子弟素养的重要方式。经商的素养既来源于父辈的训诫与身体力行，也需要通过读书而获得。多数商人家庭不像小农家庭那样安土重迁，自给自足，从商需要走出家门，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和交往。所以，无论是弃贾业儒还是子承父业，商人子弟开卷读书总是有益的。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祖辈务农，父辈从商“市药为生”，乐善好施。当一位道士馈授他的父亲干汞之法时，父“投汞与方潭水中”，而愿“得一起家之子”；建常十四岁时，父亲令其从姊丈读书，嘱咐他“吾待汝十年游学，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药肆也”(16)。这样的嘱托说明“起家之子”以入仕为上，承继父业也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商人弃贾业儒、育子入仕的追求，蕴涵着他们的家庭教育指向和改换门庭的家庭理想。当然，“弃贾业儒”往往是让子孙中的某个人科考入仕，不再经商，不一定是全家都脱离商业。
二 商人育子入仕的主要途径
宋代商人家庭中子辈入仕有的是偶遇贵人，朱勔的故事就是一例。“朱勔之父朱冲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后来，“蔡太师憩平江，冲携以见蔡，因得出入门下，被使令”(17)。但这是个别情况，没有普遍意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最好是“卖金买书读”(18)。通过读书参加科举来改变身份，实现由富而贵，在宋代是可行的选择，多数商人家庭中，育子入仕以科举入仕为主。宋代开国伊始就推行右文政策，科举取士成为网罗人才的重要途径。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朝廷明确规定：“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19)士子应举在宋代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出身限制，这就为商人家庭成员改变身份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这种希望直接转化为商人家庭对读书的渴望，读书入仕的心态也氤氲开来。再者，至宋科举考试由唐代的资格考试一变而为任用考试。“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19)这一重大变化使得宋代社会阶层的垂直上升的流动变为现实，也使得商人家庭子弟读书入仕，改变商人身份不仅可能而且变得唾手可及，因此，育子入仕的重点就落在了教育子弟读书上来。商人子弟可以入官学就读，也可以由父辈兴办私学为子弟提供更富于个性化的教育环境。
宋代的官学在普及范围和建制规模上都超过了前代，从中央到州县都有官办的学校。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太学单独建校，入学资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20)，较之唐代“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21)的标准大为降低，成为士庶子弟混杂的学校。太学招生资格的下降，使得商人子弟可以凭借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跻身其中。前文所提徐建常先是被送到了姊丈陈庸器那儿读书，十八岁时“考中上舍高等”(22)。上舍的称谓缘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整顿太学时创立的三合法，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一百人为限。徐建常在太学又读了六年，直至二十四岁时中举。太学生应试，一般可以取得免解资格，直接参加省试。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曾废除科举中的乡试法和省试法，全面实行“舍选”，即“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23)。太学的诸多便利使得商人家庭子弟趋之若鹜。地方州县学“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到北宋末期发展到高峰。由于招生范围的扩大，官学吸纳下层民众的人数日渐增多。商人家子弟入地方州县学也少了许多限制。虽然说宋代官学有较大发展，但能在官学里学习的商人子弟毕竟是有限的。南渡以后，中央和地方州县学日趋衰落，于是，私学教育成了商人子弟读书的主要途径。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通显。”(24)这是清人沈垚论述宋以后士子多出于商人家庭的一句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宋代商人家庭不像官员家庭那样富于社会声望，易于结交权贵，但富裕的家境自然就弥补了社会声望的不足，为子弟的读书创造了经济条件，所谓“父兄先营事业”就是要通过经商而累积起丰厚的家产。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金钱观，也适当拓展和提升了他们的社会交往圈，商人与社会上富于名望之人的接触逐渐增多。加上宋代刻书的坊肆增多，形成了东京、浙江、四川、福建、江西五处刻书中心，刻书业的繁盛为教育的平民化提供了条件，也为商人家庭兴办私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支持。筑学馆、延名师成为很多富裕商人为子弟提供读书环境的上选。彭则是一个巨商，家产非常丰厚，喜好儒学，“为其子迎接师友，不问其费”(25)；潞州张仲宾十五六岁时“自奋治生”，三年间豪于一路，但是不甘心“为富家而止”(26)，于是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后来子弟中多人登科；还有曹州的市井人于令仪晚年时家产颇丰，“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教之，子及侄杰效，继登进士第”(27)。无论是入官学就读还是在家中开设私学，商人家庭子弟都能拥有较好的师资，安适的学习环境。家境窘迫的商人还可以把子弟送到寺院读书，有人说冯京的父亲就是商人，“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28)。后来冯京不仅高中状元，还在神宗年间官至参知政事。
商人家庭不论贫富，都注重子弟读书入仕，这也契合了当时普遍的读书风气。宋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情况(29)。宋真宗赵恒所写“劝学诗”很好地体现了读书入仕给人带来的物我两个方面的满足。“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30)这同样也是商人家庭在育子入仕过程中的人生追求。
商人家庭子弟由商而仕并非只有通过读书科举入仕一种途径，为什么偏偏以此为重呢?首先，宋代朝廷很注重官员出身，不仅有出身与无出身的官员存在天壤之别，就是有出身的官员，进士出身又比其他出身官员为优，这就是所谓的“别流品”。宋代的“别流品”政策成为时人注重科举入仕的重要原因，商人家庭自然也不例外。其次，对商人家庭而言，科举入仕较之其他入朝为官的途径风险更小一些。北宋初年，有个贩缯的商人王彦升“及壮从军，累立战功，至防御使”(31)；有的是为朝廷捉拿了罪犯而授予官职的，仁宗庆历年间，泉州人邵保做生意到占城时见到了杀巡检使的罪犯鄂邻，回来后报告朝廷，朝廷派使臣和邵保将鄂邻自占城带回正法(32)。邵保本是海商，朝廷因此以邵保为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监南剑州昌顺县酒税(33)。且不论官职高低，这样做官是拿自己的性命换来的。虽然有时由于受到特殊的青睐而青云直上，可也少不得经历艰辛和危险。汀州人王捷在江淮间经商，真宗咸平初年，路遇道士传授给黄金术。王在上饶市中“佯狂”期待被发现，却被“配流岭南”。逃回京师后，“挝登闻鼓自陈”，终被皇帝召见，很快升至神武大将军、康州团练使(34)。学子寒窗苦读实属不易，可与那些以自身性命相拼，或经历颠沛流离的人相比，就方便多了。商人子弟中也有不经过科举考试而赐出身并授予官职的。宋太宗曾于至道元年“诏布衣潘阆对，赐进士及第、试国子四门助教。阆卖药京师，好交结贵近，有言其能诗者，因召见而有是命，未几追还诏书”(35)。但是，这种机遇毕竟太少了。所以，通过科举入仕是依靠自身努力就可能跻身仕途的较稳妥的途径。
三 商人家庭父商子仕的原因分析
父商子仕现象是宋代商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在家庭内的“投影”。宋代商人不仅有丰富的家庭生活，也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在与各阶层的交往中，尤其是在与官僚、士人的交往中，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名与利的不同。前面提到的巨贾彭则曾将买来的国子监的书捐给州学，人们在记载此事的时候用的是“贩夫”一词，这让子孙感到很羞辱(36)。“房缗日数十千”的富商牛某曾邀“馆俸清薄”的石曼卿及其好友秘演到家中做客，饮至兴浓，曼卿提笔记事，牛商“乞挂一名，以光贱迹”，最后竟以“牛某捧砚”为落笔之词，轻蔑之意跃然纸上(37)。陪侍的过程中牛商“身迹尘贱，难近清贵”的话虽是自谦之词，但是很能代表商人对自身社会角色及地位的评价。走出家庭，通过社会交往这面镜子，商人反观自身，感受更多的是自卑，对那些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错位明显的大商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成为宋代商人不仅“逐利”还要“求名”的原因之一。尽管宋代四民分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从社会价值取向而言，商人是回归传统的，他们依旧仰慕官僚。商人的这种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并起了导向的作用。“在人的一生中，人们相互之间共有的文化模式远远超过个人的个别生活方式，即使父子之间或母子之间天然的感情纽结，也都带着共有文化模式的烙印。”(38)对宋代商人来说，这种文化烙印就是因循至宋的古代官本位传统，传统文化的强势存在使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有趋同心态，否则就会感到孤独与失落。可以说，父商子仕是商人在家外的社交活动中“碰壁”后，寻求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化解社会角色压力的理性选择，也是子代家庭获得更高程度社会认同的一种渠道。
父商子仕现象是商人的家庭生活、心态变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不同步的一种表露。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张力，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商人应当是首当其冲的。逐利是商业经营最本质的特征，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9)。商业的获利往往是“幸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奇赢”(40)的结果，也就是说，“变”是商业运作的不变法则。从商业运作的客观要求来讲，商人应当是惯于变化，追求新奇的，其生活方式和心态也应与他人有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商业本身所需的富于变化和冒险的精神并未完全浸入宋代商人的家庭生活，育子入仕就是商人追求安适生活的一种心态流露；为官与为商相比，子孙为官、成为官员之家的好处是自不待言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每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41)商人应对因经商而至的变动不居的生活的方法是从以往的经验中找到的，这份经验就来自中国古代植根于自然经济土壤之上的以“求稳、渐变”为基调的传统文化观念。换言之，商业经营富于变化与冒险，而商人的骨子里却眷恋农业社会的缓慢、稳定生活，在家庭生活和心态上不想变化。在代际更替过程中，父商子仕的转变也是规避经商风险、求得家庭安稳的一种路径。
宋代商人是有里外两重世界的，外的一层是“商”，是作为商业行为人的商，他们的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商业活动的客观需要；内核则是“农”，商人认同的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传统与文化，表现在心态上即求稳惧变，以家庭安居为乐。在这种情形下，父商子仕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表里不一”是宋代商人游走于传统与非传统之间、无法摆脱传统之窠臼的流露。从另一个角度看，商人认同传统观念并向社会主流观念的回归本身，削弱了商人阶层的内在活力与商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之路更加漫长；同时也表明，古代中国沿袭既久的自然经济派生的主流文化有着很强的吸附能力，和对各个阶层的人“化而治之”的能力。
①(唐)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98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775页。
④(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991页。
⑤(清)叶得辉：《书林清话》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第59页。
⑥(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3页。
⑦(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中华书局，1979，第123页。
⑧(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中华书局，1988，第172页。
⑨(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九，中华书局，1983，第157页。
⑩(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华书局，1979，第80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中华书局，1977，第9435页。
(12)(宋)司马光：《书仪》卷四，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3)(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88，第305页。
(14)(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562、1563页。
(15)(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52页。
(16)(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第121页。
(17)(宋)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卷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5页。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四，中华书局，1957。
(19)(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中华书局，2005，第120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七，中华书局，1977，第3657页。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八，中华书局，1975，第1266页。
(22)(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52页。
(23)(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7，第3622页。
(24)(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文物出版社，1987。
(25)(明)陶宗仪：《说郛》卷四四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6)(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六，中华书局，1988，第175页。
(27)(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中华书局，1981，第30页。
(28)(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92页。
(29)(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中华书局，2005，第682页。
(30)(宋)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卷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4页。
(31)(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111页。
(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中华书局，1979，第3175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79，第1640页。
(34)(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114页。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九，中华书局，1957。
(36)(明)陶宗仪：《说郛》卷四四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37)(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38)沙连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186页。
(39)(明)刘绩：《管子补注》卷一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40)(宋)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41)林语堂：《吾国吾民》，作家出版社，1995，第178页。
一 商人家庭的“弃贾业儒”现象
宋代商人家庭中子承父业者颇多，像“温州巨商张愿，世为海贾”②，“鄂渚王氏，三世以卖饭为业”③，“临安荐桥门外，太平桥北，细民张四者，世以鬻海蛳为业”④。南宋有名的书坊临安陈氏书籍铺的经营者是陈起、陈续芸父子。“续芸所刻多说部、宋人集。起所刻多唐人集。”⑤有的举家迁居后仍不改旧业，如宋室南渡后，南宋临安“都城食店多是旧京师人开张”，连店面的名称也依然没有改变，如经营猪胰胡饼的“东京脏三家”“南瓦子张家团子”⑥。有的历经朝代变更依然代代相传保留下来，如宋代有名的书坊建安余任仲的勤有堂(或题作万卷堂)至元代仍有印本传世。同时，也有一些商人家庭成员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有由商而官的，成都“席帽行范氏，自先世贫而未仕，则卖白龙丸，一日得官，止不复卖”⑦；有由商而僧的，开封有个姓吴的商人，“居朝天门，开大茶肆”，“兵火后，忽谢绝妻子，剪发为僧，居吴门东禅寺”⑧；也有由商而盗的，淄州人李全因贩牛马来青州，财本亏尽，又适逢世道不安，因而成了山匪，“号为李三统辖”⑨。这些变化有的是在一代之内，有的是在代与代之间发生的，其中代际变化很值得关注。
宋代商人家庭与其他阶层的家庭一样也十分关注子孙的继替，但关注点有所不同。手工业者家庭、乡村农家最关注的是血脉的传延，让子孙接替门户、守住祖传的家业。宋代亳州出轻纱，举之若无。“一州惟两家能织，相与世世为婚姻，惧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来名家，今三百余年矣”⑩。这是用手工绝活的两个家庭为了保密而结为世代姻亲。商人家庭对子孙的期望不只是守住祖父辈置办的田产，也不只是经营自家的商业，还要读书、科考、入仕。富与贵两者相比，商人更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改变商人的身份，使家庭不再只是富裕，更要变得显贵，真正“富贵”起来。因此，丰裕的家产常会作为由富达贵的铺垫，最典型的是许家，许骧“祖信，父唐，世以财雄边郡”。鉴于边境的纷扰，许唐偷偷携带了钱物离开父亲往南行商，“尝拥商资于汴、洛间，见进士缀行而出，窃叹曰：‘生子当令如此!’因不复行商，卜居睢阳”。后娶李氏女，生许骧，“唐不识字，而罄家产为骧交当时秀彦”。许骧的祖父两代都以财富立家，但经济上的富有并没有改变父亲许唐对仕途的羡慕，他并不把家庭财富和商人身份的传继作为首选，而是将培养儿子入仕视为正途。许唐带着许骧拜师求学时的一番话最能体现他的家庭教育倾向：“唐顷者不辞父母，死有余恨，今拜先生，即吾父矣。又自念不学，思教子以兴宗绪，此子虽幼，愿先生成之。”在许唐的心中，“兴宗绪”是要通过读书入仕来实现的。后许骧廷试擢甲科，到北宋从而“太平兴国初，诣贡部，与吕蒙正齐名，太宗尹京，颇知之”(11)，实现了父亲的期许。
商人家庭中弃贾业儒、育子入仕指的是子辈的男性，女儿是排除在外的。宋代女子出嫁前受到的教育无外乎“教以婉娩听从，及女工之大者”(12)。尽管宋代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在轻商的传统观念下，商人与官僚、士人的婚姻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有着许多的阻隔。真宗时，有个破产官员因还债将女儿卖与商人为妻，曾公亮得知此事，不愿将其嫁给商人，于是以钱赎回了这个女子(13)。商人家庭之间互通婚姻是普遍的情况，但是在为女择婿的过程中，也蕴涵着通过婚姻“弃贾业儒”的期望。徽宗政和年间，“学校方盛”，余干县商人吴翁经常与士人打交道，“心慕焉”，于是“教子任钧使读书”。任钧的好学被同是商人的邻居史老看中了，“欲以女归钧”，两家缔结了婚约。任钧未仕前两家都是商人家庭，结为连理也算门户相当。值得注意的是史老在为女儿择婿时，两家旨趣相投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都“重儒术”。商人家庭中有儿子的希望能好好读书将来有参加科举而入仕的希望，只有女儿的家庭最好也要嫁给一个读书的夫婿。后来任钧中举做了官，“仕至提举江西常平，史氏遂偕老”(15)。女儿嫁了做官的夫婿，自己当然也就不必再经商了。
除了读书入仕这个最高的理想外，读书也是商人家庭提高子弟素养的重要方式。经商的素养既来源于父辈的训诫与身体力行，也需要通过读书而获得。多数商人家庭不像小农家庭那样安土重迁，自给自足，从商需要走出家门，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和交往。所以，无论是弃贾业儒还是子承父业，商人子弟开卷读书总是有益的。朝奉郎军器监丞徐建常，祖辈务农，父辈从商“市药为生”，乐善好施。当一位道士馈授他的父亲干汞之法时，父“投汞与方潭水中”，而愿“得一起家之子”；建常十四岁时，父亲令其从姊丈读书，嘱咐他“吾待汝十年游学，若至期不第，即还，代我掌药肆也”(16)。这样的嘱托说明“起家之子”以入仕为上，承继父业也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选择。商人弃贾业儒、育子入仕的追求，蕴涵着他们的家庭教育指向和改换门庭的家庭理想。当然，“弃贾业儒”往往是让子孙中的某个人科考入仕，不再经商，不一定是全家都脱离商业。
二 商人育子入仕的主要途径
宋代商人家庭中子辈入仕有的是偶遇贵人，朱勔的故事就是一例。“朱勔之父朱冲者，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后来，“蔡太师憩平江，冲携以见蔡，因得出入门下，被使令”(17)。但这是个别情况，没有普遍意义。“贫者因书富，富者因书贵”，最好是“卖金买书读”(18)。通过读书参加科举来改变身份，实现由富而贵，在宋代是可行的选择，多数商人家庭中，育子入仕以科举入仕为主。宋代开国伊始就推行右文政策，科举取士成为网罗人才的重要途径。太宗淳化三年(992年)，朝廷明确规定：“国家开贡举之门，广搜罗之路……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19)士子应举在宋代事实上已经没有了出身限制，这就为商人家庭成员改变身份开启了一扇希望之窗。这种希望直接转化为商人家庭对读书的渴望，读书入仕的心态也氤氲开来。再者，至宋科举考试由唐代的资格考试一变而为任用考试。“国朝自太平兴国以来，以科举罗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19)这一重大变化使得宋代社会阶层的垂直上升的流动变为现实，也使得商人家庭子弟读书入仕，改变商人身份不仅可能而且变得唾手可及，因此，育子入仕的重点就落在了教育子弟读书上来。商人子弟可以入官学就读，也可以由父辈兴办私学为子弟提供更富于个性化的教育环境。
宋代的官学在普及范围和建制规模上都超过了前代，从中央到州县都有官办的学校。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太学单独建校，入学资格“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20)，较之唐代“五品以上及郡县公子孙，从三品曾孙”(21)的标准大为降低，成为士庶子弟混杂的学校。太学招生资格的下降，使得商人子弟可以凭借较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跻身其中。前文所提徐建常先是被送到了姊丈陈庸器那儿读书，十八岁时“考中上舍高等”(22)。上舍的称谓缘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王安石整顿太学时创立的三合法，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生，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生以一百人为限。徐建常在太学又读了六年，直至二十四岁时中举。太学生应试，一般可以取得免解资格，直接参加省试。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曾废除科举中的乡试法和省试法，全面实行“舍选”，即“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23)。太学的诸多便利使得商人家庭子弟趋之若鹜。地方州县学“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到北宋末期发展到高峰。由于招生范围的扩大，官学吸纳下层民众的人数日渐增多。商人家子弟入地方州县学也少了许多限制。虽然说宋代官学有较大发展，但能在官学里学习的商人子弟毕竟是有限的。南渡以后，中央和地方州县学日趋衰落，于是，私学教育成了商人子弟读书的主要途径。
“非父兄先营事业于前，子弟即无由读书以致通显。”(24)这是清人沈垚论述宋以后士子多出于商人家庭的一句话，虽然说得有些绝对，但也有一定的真实性。宋代商人家庭不像官员家庭那样富于社会声望，易于结交权贵，但富裕的家境自然就弥补了社会声望的不足，为子弟的读书创造了经济条件，所谓“父兄先营事业”就是要通过经商而累积起丰厚的家产。宋代商人经济实力的提高不仅改变了人们的金钱观，也适当拓展和提升了他们的社会交往圈，商人与社会上富于名望之人的接触逐渐增多。加上宋代刻书的坊肆增多，形成了东京、浙江、四川、福建、江西五处刻书中心，刻书业的繁盛为教育的平民化提供了条件，也为商人家庭兴办私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与支持。筑学馆、延名师成为很多富裕商人为子弟提供读书环境的上选。彭则是一个巨商，家产非常丰厚，喜好儒学，“为其子迎接师友，不问其费”(25)；潞州张仲宾十五六岁时“自奋治生”，三年间豪于一路，但是不甘心“为富家而止”(26)，于是筑学馆，延四方名士，与子孙讲学，后来子弟中多人登科；还有曹州的市井人于令仪晚年时家产颇丰，“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堂，延名儒以教之，子及侄杰效，继登进士第”(27)。无论是入官学就读还是在家中开设私学，商人家庭子弟都能拥有较好的师资，安适的学习环境。家境窘迫的商人还可以把子弟送到寺院读书，有人说冯京的父亲就是商人，“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28)。后来冯京不仅高中状元，还在神宗年间官至参知政事。
商人家庭不论贫富，都注重子弟读书入仕，这也契合了当时普遍的读书风气。宋代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情况(29)。宋真宗赵恒所写“劝学诗”很好地体现了读书入仕给人带来的物我两个方面的满足。“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30)这同样也是商人家庭在育子入仕过程中的人生追求。
商人家庭子弟由商而仕并非只有通过读书科举入仕一种途径，为什么偏偏以此为重呢?首先，宋代朝廷很注重官员出身，不仅有出身与无出身的官员存在天壤之别，就是有出身的官员，进士出身又比其他出身官员为优，这就是所谓的“别流品”。宋代的“别流品”政策成为时人注重科举入仕的重要原因，商人家庭自然也不例外。其次，对商人家庭而言，科举入仕较之其他入朝为官的途径风险更小一些。北宋初年，有个贩缯的商人王彦升“及壮从军，累立战功，至防御使”(31)；有的是为朝廷捉拿了罪犯而授予官职的，仁宗庆历年间，泉州人邵保做生意到占城时见到了杀巡检使的罪犯鄂邻，回来后报告朝廷，朝廷派使臣和邵保将鄂邻自占城带回正法(32)。邵保本是海商，朝廷因此以邵保为下班殿侍、三班差使、监南剑州昌顺县酒税(33)。且不论官职高低，这样做官是拿自己的性命换来的。虽然有时由于受到特殊的青睐而青云直上，可也少不得经历艰辛和危险。汀州人王捷在江淮间经商，真宗咸平初年，路遇道士传授给黄金术。王在上饶市中“佯狂”期待被发现，却被“配流岭南”。逃回京师后，“挝登闻鼓自陈”，终被皇帝召见，很快升至神武大将军、康州团练使(34)。学子寒窗苦读实属不易，可与那些以自身性命相拼，或经历颠沛流离的人相比，就方便多了。商人子弟中也有不经过科举考试而赐出身并授予官职的。宋太宗曾于至道元年“诏布衣潘阆对，赐进士及第、试国子四门助教。阆卖药京师，好交结贵近，有言其能诗者，因召见而有是命，未几追还诏书”(35)。但是，这种机遇毕竟太少了。所以，通过科举入仕是依靠自身努力就可能跻身仕途的较稳妥的途径。
三 商人家庭父商子仕的原因分析
父商子仕现象是宋代商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在家庭内的“投影”。宋代商人不仅有丰富的家庭生活，也有广泛的社会交往。在与各阶层的交往中，尤其是在与官僚、士人的交往中，他们切实地感受到了名与利的不同。前面提到的巨贾彭则曾将买来的国子监的书捐给州学，人们在记载此事的时候用的是“贩夫”一词，这让子孙感到很羞辱(36)。“房缗日数十千”的富商牛某曾邀“馆俸清薄”的石曼卿及其好友秘演到家中做客，饮至兴浓，曼卿提笔记事，牛商“乞挂一名，以光贱迹”，最后竟以“牛某捧砚”为落笔之词，轻蔑之意跃然纸上(37)。陪侍的过程中牛商“身迹尘贱，难近清贵”的话虽是自谦之词，但是很能代表商人对自身社会角色及地位的评价。走出家庭，通过社会交往这面镜子，商人反观自身，感受更多的是自卑，对那些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错位明显的大商人来说尤其如此。这成为宋代商人不仅“逐利”还要“求名”的原因之一。尽管宋代四民分业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但是从社会价值取向而言，商人是回归传统的，他们依旧仰慕官僚。商人的这种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了家庭教育观念的形成，并起了导向的作用。“在人的一生中，人们相互之间共有的文化模式远远超过个人的个别生活方式，即使父子之间或母子之间天然的感情纽结，也都带着共有文化模式的烙印。”(38)对宋代商人来说，这种文化烙印就是因循至宋的古代官本位传统，传统文化的强势存在使得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有趋同心态，否则就会感到孤独与失落。可以说，父商子仕是商人在家外的社交活动中“碰壁”后，寻求在家庭教育过程中化解社会角色压力的理性选择，也是子代家庭获得更高程度社会认同的一种渠道。
父商子仕现象是商人的家庭生活、心态变化与商品经济发展不同步的一种表露。以市场为导向的商品经济在宋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张力，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商人应当是首当其冲的。逐利是商业经营最本质的特征，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39)。商业的获利往往是“幸物之废兴而上下其价，权时轻重而操其奇赢”(40)的结果，也就是说，“变”是商业运作的不变法则。从商业运作的客观要求来讲，商人应当是惯于变化，追求新奇的，其生活方式和心态也应与他人有所不同。但事实并非如此，商业本身所需的富于变化和冒险的精神并未完全浸入宋代商人的家庭生活，育子入仕就是商人追求安适生活的一种心态流露；为官与为商相比，子孙为官、成为官员之家的好处是自不待言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每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41)商人应对因经商而至的变动不居的生活的方法是从以往的经验中找到的，这份经验就来自中国古代植根于自然经济土壤之上的以“求稳、渐变”为基调的传统文化观念。换言之，商业经营富于变化与冒险，而商人的骨子里却眷恋农业社会的缓慢、稳定生活，在家庭生活和心态上不想变化。在代际更替过程中，父商子仕的转变也是规避经商风险、求得家庭安稳的一种路径。
宋代商人是有里外两重世界的，外的一层是“商”，是作为商业行为人的商，他们的活动服从和服务于商业活动的客观需要；内核则是“农”，商人认同的是古代农业社会的传统与文化，表现在心态上即求稳惧变，以家庭安居为乐。在这种情形下，父商子仕也就成了自然的选择。这种“表里不一”是宋代商人游走于传统与非传统之间、无法摆脱传统之窠臼的流露。从另一个角度看，商人认同传统观念并向社会主流观念的回归本身，削弱了商人阶层的内在活力与商业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也使得中国古代商业的发展之路更加漫长；同时也表明，古代中国沿袭既久的自然经济派生的主流文化有着很强的吸附能力，和对各个阶层的人“化而治之”的能力。
①(唐)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二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②(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986页。
③(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775页。
④(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991页。
⑤(清)叶得辉：《书林清话》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第59页。
⑥(宋)孟元老等：《东京梦华录(外四种)》(合订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第93页。
⑦(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中华书局，1979，第123页。
⑧(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中华书局，1988，第172页。
⑨(宋)周密：《齐东野语》卷九，中华书局，1983，第157页。
⑩(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中华书局，1979，第80页。
(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中华书局，1977，第9435页。
(12)(宋)司马光：《书仪》卷四，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3)(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中华书局，1988，第305页。
(14)(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562、1563页。
(15)(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52页。
(16)(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三，中华书局，1996，第121页。
(17)(宋)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卷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5页。
(1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四，中华书局，1957。
(19)(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九，中华书局，2005，第120页。
(20)(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七，中华书局，1977，第3657页。
(21)(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四八，中华书局，1975，第1266页。
(22)(宋)何薳：《春渚纪闻》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52页。
(23)(元)脱脱等：《宋史》卷一五五，中华书局，1977，第3622页。
(24)(清)沈垚：《落帆楼文集》卷二四，文物出版社，1987。
(25)(明)陶宗仪：《说郛》卷四四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6)(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六，中华书局，1988，第175页。
(27)(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三，中华书局，1981，第30页。
(28)(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〇，中华书局，1983，第192页。
(29)(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中华书局，2005，第682页。
(30)(宋)黄坚选编《详说古文真宝大全》卷一，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第14页。
(31)(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111页。
(3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中华书局，1979，第3175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七，中华书局，1979，第1640页。
(34)(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第114页。
(35)(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九，中华书局，1957。
(36)(明)陶宗仪：《说郛》卷四四下，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37)(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38)沙连香：《社会心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第186页。
(39)(明)刘绩：《管子补注》卷一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40)(宋)欧阳修：《文忠集》卷六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41)林语堂：《吾国吾民》，作家出版社，1995，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