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人家庭的社会交往中还有一个群体，相互间既没有血缘、地缘，也没有业缘，却是商人家庭极力攀缘的，这个群体就是官僚、士人①。宋代商人家庭与官僚、士人的交往更能体现家庭与社会的变迁。
　　一 商人与官僚士人的走近
　　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道德的闸门再也关不住人们对财富的垂涎，商人家庭手中的巨额财富令人艳羡不已。一部分商人家庭开始凭借手中的财富攀缘政治，有的家庭通过培养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而取得官位，也有的家庭通过与宗室、贵戚、官僚之家联姻而获得特权，有的家庭甚至通过向官府进纳钱粮而跻身仕宦。无怪乎时人慨叹，身着官服的富商大贾，已是“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②。
　　这些变化促使时人对待商人及其财富的心态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一部分官僚、士人不耻言商利，甚至站在同情与认可的立场上为商人的利益辩白。士农工商皆本思想的提出表明人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发生了嬗变。叶梦得在《石林家训》中曾说：“治生不同：出作入息，农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贸迁有无，商之治生也；膏油继晷，士之治生也。”这显然与传统的农本思想有着很大不同，对商业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也给予了认可。苏轼说：“农力耕而食，工作器而用，商贾资焉而通之于天下。”③宋代名儒范仲淹有诗云：“尝闻商者云，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周官》有常籍，岂云逐末人?”并发出了“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的同情之声④。这对传统的义利观无疑形成了一种挑战。加之宋代国家的商业政策经历了从抑商到国家与商贾分利的转变。例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说：“古人之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人之立法，妒商贾之获利而欲分之。”在这种经济运行机制下，宋代采取了一系列保护商业发展的惠商、恤商措施。
　　在社会价值取向出现新动向的同时，社会上众多阶层已经开始涌入经商行列。宋代官僚经商者不在少数，宋代有关官僚经商的例子不胜枚举。王安石说：“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资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⑤普通百姓也纷纷卷入，许多农户于农闲时节到附近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⑥。南宋人范浚谈及江浙一带经商之风盛况时曾说：“今世积居润室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兆页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⑦
　　在这种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社会各阶层的流动和融合的速度加快，形成了宋代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趋势。但是，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官僚士人对待商人的普遍态度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逆转，以往的主流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人们对商业利润有了充分的认识，对经商获利的谋生手段予以认可，甚至在有些地方趋之若鹜，但对商人的身份依然有所看轻。
　　处此形势之下，宋代商人难免陷入两难境地，即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不对称。一方面富商大贾家累千金，经济上的充裕滋养了自大的欲望，追名逐利的渴望与行动似乎不曾停止过；另一方面，社会地位的普遍低下又使得他们在官僚士人面前常常不得不俯首低眉，在与官僚士人交往的过程中显得并不轻松自若。“追名逐利”可谓宋代商人家庭与官僚士人交往的动机与目的之简练而准确的回答。
　　二 商人与官僚士人的交往
　　宋代商人家庭与官僚交往是顺应经商的需要。宋代实行官府与商人分利的经济运行机制，官府是商业规则的制定者和具体措施的出台者，官僚则是规则与措施的实施者，商人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徽宗崇宁年间，蔡京当权，借发行新钞牟取暴利，“前钞方行，而后钞又复变易，特令先次支盐，则前钞遂为废纸”⑧，商人深受其害。“民无赀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卷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⑨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记载了当时商人的悲惨命运：“家财荡尽，赴水自缢，客死异乡。孤儿寡妇，号泣吁天者，不知有几千万人，闻者为之伤心，见者为之流涕。”⑩豪商大贾尚且如此，一般商贾可想而知。商人为避免这种命运的发生，往往交结官僚以求得荫庇。
　　商人与官僚合作经商是一条捷径，双方既有经济上的互利又有人情上的往来。“初，鉴在南海，李夷庚为通判，谢德权为巡检，皆与之不协。二人密言鉴以资付海贾，往来贸市，故徙小郡。至是，鉴自陈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11)京师卸任官吏姜殿直曾任职于青州资政学士王安礼手下，后来，王安礼违法在任买丝，“勒机户织龙隔织等匹物”，令手下将匹帛运至京师张殿直处，委托他销售。张通过张牙人，将青州生花白隔织320匹，分销于京城孙师颜、郑孝孙、赵良佑三人铺内(12)。官僚与商人共贩，往往成为官场上对手互相攻讦的把柄。“(吕景初)又与言事御史马遵、吴中复奏弹梁适与刘宗孟联姻，而宗孟与冀州富人共商贩。下开封府劾治，所言不实，皆坐谪，景初通判江宁府。”(13)王沔的弟弟也是因收受商人贿赂而被降职的。“沔弟淮，太平兴国五年进士，任殿中承，尝掌香药榷易院，坐赃论当弃市。以沔故，诏杖一百，降定远主簿。”(14)
　　有的商人家庭采用贿赂官僚的方式疏通关口，获得经营权。“吴蜀万里，关征相望，富商大贾先期遣人怀金钱以赂津吏，大舸重载通行无苦”。(15)贾昌衡之兄贾昌朝，“字子平。举进士，为梓州路转运判官。贾人请富顺井盐，吏视贿多寡为先后，昌衡一随月日给之。”(16)有的商人家庭通过贿赂谋取自家的利益，如通过贿赂官僚给自家占得田宅。“初，曹翰屠江州，民无噍类，其田宅悉为江北贾人所占有。诏州长吏访寻其民之乡里疏远亲属给还之。知州张霁受贾人赂，为隐蔽，不尽于民，民诉其事，戊寅，霁决杖流海岛。”(17)还有的商人通过贿赂打赢官司。“明州人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买扑。官酒坊它店从而沽拍，各随数多寡偿认其课，历年久，林负夏钱二千缗，督索不可得，诉于州，吏受贿，转其辞，翻以为夏生所欠林先，令干者八人换易簿籍，以为道地。夏抑屈不获伸，遭囚繋，掠扑因得疾。”(18)
　　有的商人家庭交结贵要，横行乡邻。“卢澄者，陈留县大豪也，尝入粟，得曹州(19)助教，货殖射利，侵牟细民，颇结贵要，以是益横。刘综知府日，尝犯法。综愤其豪横，绳之，夺官，配郢州，仍请后有过不以赎论。诏可其奏。”(20)有的商人敢冒风险与宗室合作经商。“商人犯禁货北珠，买为公主售，三司久不敢决。”(21)
　　商人与官僚合作经商莫若与虎为伴，在双方的交往中商人处于被动地位，有时官僚会倚仗权势捉厚利，如若不然则可能陷商人于牢狱之中，郑旻就有如此的经历。孙沔“及在杭州，尝从萧山民郑旻市纱，旻高其直，沔为恨。会旻贸纱有隐而不税者，事觉，沔取其家簿记，积记不税者几万端，配隶旻他州。”(22)
　　逐利之外，还要求名。交结官僚提升社会交往圈子也是商人家庭与官僚交往的目的之一。有一则史料称得上是宋代商人家庭与官僚交往的一副绝妙的素描。一个有社会地位但囊中羞涩，一个有钱但无社会地位：
　　石曼卿一日谓秘演曰：“馆俸清薄，不得痛饮，且僚友扰之殆遍，奈何?”演曰：“非久引一酒主人奉谒，不可不见。”不数日，引一纳粟牛监簿者，高赀好义，宅在朱家曲，为薪炭市评，别第在繁台寺西。房缗日数十千。尝谓演曰：“某虽薄有赀产，而身迹尘贱，难近清贵。慕师交游尽馆殿名士，或游奉有阙，无恡示及。”演因是携之谒曼卿，便令置官醪十担为贽，列醖于庭，演为传刺。曼卿愕然问曰：“何人?”演曰：“前所谓酒主人者。”不得已因延之，乃问甲：“第何许?”生曰：“一别舍介繁台之侧。”其生粗，亦翔雅。曼卿闲语演曰：“繁台寺阁，虚爽可爱，久不一登此。”生离席曰：“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蔬，在阁迎候。”石因诺之。一日休沐，约演同登，演预戒生，生如期果陈具于阁，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石、演高歌褫带，饮至落景。曼卿醉喜曰：“此游可纪。”以盆清墨，濡巨笔以题云：“石延年曼卿同空门诗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石虽大醉，犹握笔沉虑，无其策以拒之。遂目演。演醉舞，佯声讽之，曰：“大武生捧砚，用事可也。”竟不免题云：“牛某捧砚。”永叔后以诗戏曰：“捧砚得全牛。”(23)
　　石曼卿与秘演以诗会友，情深意笃之交已成为宋代名僚名士之间的一段美谈。“秘演者与曼卿交最久，亦能遗外世俗，以气节相高，二人欢然无所间。曼卿隐于酒，秘演隐于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为歌诗以自娱，当其极饮大醉，歌吟笑呼以适天下之乐，何其壮也。一时贤士皆愿从其游。”(24)石曼卿之才情博得当时文坛上的赞誉：“本朝八十年文人为多，若老师宿学不敢论。数近世作者，石曼卿之诗、欧阳永叔之文辞、杜师雄之歌篇豪于一代”(25)，时人称为“三豪”。当时文坛中的许多人与石曼卿相交深厚，如欧阳修、苏舜钦、蔡襄等，石曼卿去世时其墓表和祭文均为欧阳修所作，可见情意之深。石曼卿不仅有诗歌之才，还是豪饮之人，时人谓：“石曼卿磊落奇才，知名当世，气貌雄伟，饮酒过人。”其酒量之大人所罕见，能够与朋友对饮终日“至夕，殊无酒色相揖而去”(26)。无酒不成诗，如此富于诗情之人若久无畅饮之日，其内心的无着可以想见。与石曼卿相比秘演显得洒脱一些。“卖药得钱辄沽酒，日费数斗同醉醒。”(27)这是苏舜钦对秘演的画像，也是秘演的性情。喝酒不问来头，但能痛饮畅饮即可，因此，秘演与富商牛某的交往也在情理之中。
　　“馆俸清薄，不得痛饮，且僚友扰之殆遍，奈何?”石曼卿有诗情、酷爱豪饮，也同时有着士人的清高，不能迫于衣食去为市井小人之事，正所谓：“鄙贱之事，非徒不屑，亦所不暇；非徒不暇，正亦不必亲也。”(28)石曼卿时为馆阁校理，微薄的俸禄不能满足他豪饮的愿望，能搅扰的朋友几乎都搅扰到了，还是没有尽兴，无聊之余只好向好友秘演诉说。秘演与富商牛某有交往，又与石曼卿交往深厚，因此，秘演带着富商牛某以“官醪十担为贽”来到石曼卿家中，礼物之贵重显然出乎石曼卿的意料。但他对牛某的身份多有不屑，出于礼节，才“不得已”请进家中。不料繁台之西的别第引起了石曼卿的兴趣，富商牛某趁势邀请：“学士与大师果欲登阁，乞预宠谕，下处正与阁对，容具家蔬，在阁迎候。”于是，到富商牛某家中做客之事成行。
　　如此声望的名士到家中做客，对于富商牛某来说甚为难得，真可谓荣幸之至，故而极尽奉迎之能事，果然“陈具于阁，器皿肴核冠于都下”。牛商家中的美酒佳肴和窗外的美景让二人“高歌褫带，饮至落景”。酒量过人的石曼卿竟然醉意萌生，趁着酒兴甚浓，诗意大发，于是提笔记事。此时，陪侍了一天的富商牛某非常谦恭地请求：“尘贱之人，幸获陪侍，乞挂一名，以光贱迹。”这时，“石虽大醉，犹握笔沉虑，无其策以拒之”。石曼卿即使在这时依然不能从内心接受牛商，依然在想方设法拒绝，最后石演二人眼神会意，竟以“牛某捧砚”这种戏谑的口吻委婉地拒绝了牛商的请求，可见，石曼卿和秘演对牛商身份的轻视。
　　牛某“身迹尘贱，难近清贵”不只是自谦，而是宋代商人群体社会地位与官僚、士人相比依然低下的真实写照。没有“官醪十担为贽”，牛商不会引起名士石曼卿的注意；没有“别第在繁台寺西”，牛商很难邀请石曼卿到家中做客。在牛商与石曼卿等人的交往中，始终是以殷实的家境作为沟通的“桥梁”，而名士的眼中“见物而不见人”。虽然牛商通过捐纳得到了小官的职位，但在两位名士心中商人的身份是不可能轻易抹去的。在这个故事中，自始至终石曼卿都对牛商心存芥蒂，不能平等相待，归根结底就是社会上士人认可的是商人手中的财富，而不是商人的身份。
　　综观宋代商人家庭的社会交往，血缘纽带连缀的两个家庭“情味更浓”，两个家庭之间更多的是“情”的交流，双方在感情上是内敛的。当然“情”也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拉近也有可能疏远相互的情感；地缘关系纽带下的家庭相互之间则显得疏松一些，富有商人家庭与邻里之间更多注重的是“义”，双方的感情是外张的，义之所施就是要让邻里知晓。囿于资料，就宋代商人家庭而言，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未见亲情之上有进一步的经商合作，而仅仅止于亲情的交互。有地缘关系的家庭相互之间或有合作，但是随意性较大，没有突出的地缘纽带下合作经商的特点。就商人家庭的地缘、血缘关系来说，似乎与家庭的经商活动的联系并不紧密，远远没有形成明清时期依靠血缘结成宗族、依靠地缘结成商帮这样强有力的推动商业活动顺利进行的组织结构。其中的原因之一，可能与宋代职业商人家庭整体实力依然偏弱偏小有关。宋代“敬宗收族”的宗族制度形成，宗族观念更多地体现在宗室、世家、强宗豪族、同居共财的大家庭这些类型之中，很少有职业商人家庭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和特殊的政治优势。因此，宋代职业商人家庭整体上经济实力不强，家庭规模较小，进而缺乏凝聚同宗之家、乡邻之家的资源优势，这是导致商人家庭的血缘与地缘纽带出现如此现象的原因之一。
　　此外，在宋代商人家庭中“儒商分工”的特点并不鲜明，不是世代经商，就是弃贾业儒，难有经商与业儒“两业兼修”的。从长远看，这种家庭设计使得宋代商人家庭缺少向外拓展的张力，并由此造成了商人阶层的不稳定和分流。富商大贾多数并不“纯粹”，商的身份多为“兼职”，主要是官僚或地主；小商小贩即使“纯而又纯”世代为商，也仅仅止于谋求衣食，多是顺势而为无力“创造”。换言之，宋代商人家庭不乐己业，培育出的“精英”人才大多走了“入仕”这样一条向上流动的单向路线而绝少回流，缺乏“精英”人才的持续不断的沉淀，便难以形成如明清时期那样的势力强大的宗族性商帮。这似乎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宋代商人阶层虽然处于上升的态势但依然脆弱，其脆弱性正是商人攀缘官僚、士人的内在原因。
　　①商士关系及其交往在本文第三章“宋代商人的婚姻特色”中已做探讨，这部分仅将商人家庭与官僚的交往作为重点。
　　②(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中华书局，1957。
　　③(宋)苏轼：《东坡全集》卷四八，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④(宋)范仲淹：《范文正集》卷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⑤(宋)王安石：《临川文集》卷三九，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⑥(宋)王柏：《鲁斋集》卷一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⑦(宋)范浚：《香溪集》卷一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⑧(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77，第4447页。
　　⑨(元)脱脱等：《宋史》卷一八二，中华书局，1977，第4452页。
　　⑩(宋)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1)(元)脱脱等：《宋史》卷二七七，中华书局，1977，第9417页。
　　(1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四九，中华书局，1979，第10788～10789页。
　　(13)(元)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二，中华书局，1977，第10021页。
　　(14)(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六六，中华书局，1977，第9181页。
　　(15)(宋)陆游：《渭南文集》卷四，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16)(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五，中华书局，1977，第9621页。
　　(17)(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中华书局，1979，第405页。
　　(18)(宋)洪迈：《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第1086页。
　　(19)今山东省曹县西北。
　　(2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六，中华书局，1979，第1977页。
　　(21)(元)脱脱等：《宋史》卷三一〇，中华书局，1977，第10178页。
　　(22)(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八八，中华书局，1977，第9689页。
　　(23)(宋)释文莹：《湘山野录》，中华书局，1984，第43页。
　　(24)(宋)欧阳修：《文忠集》卷四一，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5)(宋)石介：《徂徕集》卷二，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6)(宋)欧阳修：《文忠集》卷一二七，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7)(宋)苏舜钦：《苏学士集》卷二，载《文渊阁四库全书》。
　　(28)(明)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三，载《文渊阁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