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五讲 骏马快刀英雄胆——陕西商帮的经营特点
一 千里戈壁天苍茫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范围是陇、青、川、藏、蒙、陕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关，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社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途中景色一如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中所描写的那样：
平明发咸阳，
暮到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
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
雾露凝貂裘。
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里，“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陇上仍然是一片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
一渡黄河满石砂，
只闻人语是中华。
四时不改三冬服，
五月常飞六出花。
海兽满头番女饰，
兽皮作屋野人家。
胡笳听惯无凄婉，
瞥见笙歌泪转赊。
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漠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难怪有人感叹曰：
过了嘉峪关，
两眼泪不干，
前看戈壁滩，
后看鬼门关。
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孱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难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五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由陕西而走康藏途中景色一如河陇。途程3000余里，山岭绵延，道路崎岖，危关隘路，羊肠小道，“春夏之时，江水泛涨，秋冬之际，大雪封山，加上山势高峻，劲风怒号，雷雨交加，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所闻”。
明清时期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缺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清末光绪年间，光绪皇帝派翰林院大学士王培为御使到陕西考察，王培考察完后递了一份折子呈给皇帝，这折子叫《七笔勾》，把西部生活描写得艰苦万状，难以生存，显然出自南方人的手笔，描绘陕甘的生活状况是：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那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露，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因此，在左宗棠率湘军西征之前，西部很少有南方商人的影子，主要是南方人难以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所致。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造就了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在南方人视为畏途的西部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驰骋了近五百年之久，并以“西商”的形象而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陕西沃野千里、农耕为重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黄土高原土脉纵横，天苍野茫，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的陕西人崇尚自然，心胸宽阔，荡气回肠，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而且陕西群山怀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另外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分析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亦总结说：
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有者。
这种不畏艰险、锐意贸迁正是陕西商人的基本特点。
清代乾隆年间，御使赵熙出使西域。行走千里戈壁，到茫茫瀚海一个叫“一道泉”的地方，见有一瓦屋炊烟袅袅，招待行旅，进店问讯，方知店主是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大军贸易，留住此处，开一小店，招待行旅，并在此娶妻生子。这位陕西商人告诉赵熙，朝前走便没有人家了，这方圆百里，只此一家，所以叫“一道泉”，还说他最大的心愿是临死前能回家乡看一次。赵熙听罢，对陕西人的亡命涉险精神感慨不已。无独有偶，光绪年间，又有一御使刘文海走西域，在茫茫戈壁滩碰到一陕西人开的店，独家经营，四野无靠，店中仅一人，使这位御使很惊诧，不解地问，为什么只有陕西人敢在戈壁滩开店。店主告诉他，其家在陕西，是哥老会的人，后流落在戈壁滩，“凡客商住宿其店者，管保安全”。清末姚莹奉命去人迹罕至的松潘考察，在草原深处第一天住在西果洛一刘姓陕西商人开的店，第二天在水草地上走了一整天，到达东果洛，也是住在一陕西人开的客栈，他感慨地说：“陕西人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能够开店经商，足使南方人叹为观止。”
其实亡命天涯、涉远经营正是陕西人长期形成的经营精神，今天在从西安到新疆的千里路途中，沿途多有陕西人开设的“修车铺”“洗车店”“补胎处”，正是对这种寄迹天涯传统的历史传承。这也是小桥流水、风光绚丽的南方人所难以理解的。用清人《西陲竹枝词》中的话说就是：
目断龙堆村草枯，
寻常鸦鹄鸟还无。
横空断绝几千里，
不信迤西有奥区。
二 英雄尚武走马帮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加上山高水深，征剿不易，管束鞭长莫及，使这里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
清代商人编写的《天下水陆路程》就对东西商路上的匪情有详尽的描写：
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有之，江中强盗得财便罢休，唯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北入吴越，南入赵家围，风盗渐可省。下漳江，大风宜慎，瑞河口，象牙漳，老虎口，贼出早晚。
由于道路不靖，商人财产、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涉远经营处处面临风险。清人编的《士商规要》就对商路的各种风险有详细的说明：
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必以趋疾为先。但凡远出，必须告行，搭伴同行，必以合契……未出门户，须仆妻不可近言。既离家庭，奔程途而贵乎神途。若搭人小船，不可出头露面，犹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之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挚，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后，最要关防，中途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认提防。
即使如此，许多陕西商人还是被害死在经商的旅途之上。清代文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有一陕西商人，年少，早驱驮布驴趋市，不久，驴回而人已被土匪格杀路旁。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也记载，有一西安商人在吐鲁番贩布有年，一日背褡裢骑驴外出，人驴皆被杀死在回庄外沟中。陕西边商黄台子在草原经商致富，养了百余只羊，办了货店，人们称其富，便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可不久这一消息被草原深处的土匪知道，他们趁天黑杀了黄台子，劫掠了他的羊和货店，抢了他的钱，黄台子一生的辛苦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这样被杀被抢被盗的悲惨经历在陕商身上发生得不胜枚举：
成化中朝邑布商冯翊眭父子“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才避免了一场财失人亡的悲剧。
朝邑商人张云商，在甘陇做生意，以财雄，后遭土匪抢掠，赀财几尽。
西康瞻化县有一商人姓高，陕西籍，壮年经商来此，做鹿茸、麝香生意，后因迭遭匪劫，资本耗尽，流落在瞻化以为人剃头为生。
山西商人周某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并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余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两，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匪出劫，王与之格斗，匪怒，肢解其人与徒。
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广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结账得银千有余两，遂与家仆收拾行李回家，被马夫杀死在回家路上。
陕西某茶客，从江南贩茶，路宿阌乡旅店，东厢住山东两布客，晚膳毕，闭门睡矣。客见有人撞门入，手持铁索取东厢两布商客锁之，遂锁陕西茶商，缚于门外柳树上。二布客铁链甚紧，不能动，陕西茶客链稍松，苦挣得脱。次日五更，店主大喊“东厢两布客死矣”。
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入明清后，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粗犷强悍的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
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
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早在明朝末年，倭寇骚扰海疆时，陕西商人就以其负气尚武的英雄气概而声振淮扬。
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
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人，数千人赖以全活”，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藉之广陵矣”。
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栗，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
并且，从明代起陕西商人为适应西部险恶的贸易环境，便组成马帮形式的驼队，每每一队几十头骆驼，几十匹马，再加上护家犬，一行数十人，在一向导的带领下，行进在茫茫的戈壁瀚海之中。如茶商马合盛，每次运茶的骆驼数百，每头骆驼背上插有“大茶商马合盛”的小黄旗，浩浩荡荡地越街过市，翻山越岭。在康定运茶的陕西茶商，组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百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还与“藏民结伴而行，藉其保护，藏民引走乘马，刀枪并随身携带”。在经商途中，每遇土匪兵祸，陕西商人拔刀相向，奋力拼杀，使盗贼闻名胆寒，在中西部贸易商路上留下了威武雄壮的“西商形象”。
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运粮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其他商旅也借用他的名号，以保证旅途安全。
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被吓得一哄而散。
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忙作鸟兽散。
三原商人刘自学经商蜀中，有一次行船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刘自学无所畏惧，大声问强盗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强盗说：“留下买路钱，否则休想保住性命。”刘自学回答说：“你们不过想要我船中的货物，这个容易，船中的货物任你们搬去，何必杀人。”群盗反而佩服其有胆量，于是开路放行。
三原商人贾云山为武林魁首，他年轻时经商为贾，遍历大江南北，入武林览天下俊秀。武林大会壮士聚会，莫不闻公大名，纷纷交接贾云山。
陕西商人这种负气尚勇的经商特点还表现在他们敢于冒险，一次次向官府政策划定的“红线”“雷区”进行冲击，敢冒杀头的危险，冲破“禁区”，驱车如雷，扬长而去。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质上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非自由贸易，为了确保军马供应并以茶羁制番族，明政府曾制定了极为严厉的“禁私”制度，私采有禁，私市有禁，通番有禁，出境有禁，私贩边茶往往要受到茶园茶叶“籍入官”人枷号甚至杀头的制裁。面对这种严厉的制裁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不敢跨越政策界限的雷池一步，明代的边茶贸易便不可能发展到那么波澜壮阔的程度。事实上整个明代，陕西茶商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生、强悍不驯的勇敢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动着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这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商人地位低下的社会条件下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1469)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同时他们还不顾明廷不许私贩边茶的严厉规定，大量走私边茶到西部各地，其数量甚至是官茶的一倍以上，形成“私贩盛行，虽有抚谕之官，率莫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六十年的局面”，遂使明政府不得不于弘治三年(1490)实行边茶开中“出榜召商，报中给引”，使私贩茶叶成为合法贸易。边茶开中后，由于西北各地对茶叶需求量增加，陕西茶产供不应求，他们再次冲破明廷关于“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鬻湖南安化茶叶到边地销售，推动明廷再次调整政策，允许湖茶加入边茶行列“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报可”。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但这并不能阻止陕西茶商经商贸易的步伐，他们往往“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廷虽三令五申仍不能查明禁止，“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这说明明代西北边茶的繁盛完全是陕西茶商与政府限制贸易政策斗争得来的结果。
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西商人也表现出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当明廷规定西南边茶只能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许通番贩鬻对，陕西茶商不为所限，他们不走“天全六番故道”，而是“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而松、藩、黎、雅私商尤多”，致使明廷只得“茶禁日弛”，“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明中叶后，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皆于炉城设店出售”，推动汉藏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由于“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贸易”，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所”，“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入清后，一些陕商又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到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他们又应麻书土司之请“汉商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这说明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陕商取得西南边茶贸易胜利的重要保证。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不许越境贩卖，置腹地民众无盐可食于不顾，借以钳制边民。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的十分之七，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清代陕北蒙地边商也同样冲破内地商人不许擅入蒙地买卖的陋规，他们大量进入草原，携带砖茶、布匹、日用百货交换伊盟的皮毛产品。这些陕北蒙地边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边商”，陕人叫“跑边”，蒙人谓“出拨子”或“货郎”。他们对蒙古族的嗜好和日常所需知之甚详，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帮，自带食料、炊具、帐篷，一直向内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到达蒙地后，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这就是《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另一类是固定边商，陕北人称“边行”，他们是由边客发展来的较大规模的边商。这些大边商在蒙地经商年深日久，或在王府附近，或在大昭庙前设有商号，自身备有骆驼、驴骡，雇有脚夫伙计，从事边地皮毛贸易。当时陕北著名边商有黄台子“陕西北部人，15岁就向沙漠讨生活，在沙漠里整整过了50个年头，凭着双手和一张能说蒙古话的嘴，在沙漠里开了一片不太小的杂货店，房屋四周，用柴草围成各样牲口的栏圈，那里喂养着很多牛羊……这个地方就成为附近五里的‘贸易’中心，按这里的习惯，人们以他的名字叫这里为‘黄台子”。还有“呼掌柜”为郡王旗首富，“神木人，开设天城商号，住赤老图沟，每年在旗下收购大批皮毛，运往包头出售”；另一个仅次于呼掌柜的大边商叫王铁闩，“神木人，开一家大商号叫义聚成”。像这样的大商号“各旗都有”，到清末民初，伊盟各旗有陕商商号232家，各县边商当在两万人以上。
那首在毛乌素沙漠上吼了一个世纪的《走西口》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威武与苍凉：
人常说树挪死来人挪活，
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
哎亲亲，
我挣上七斗八斗就朝回走。
三 江南塞北任尔航
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奔走天涯，缉理东西之货，贩运南北之物，在沟通中西部贸易边商中，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写下了涉远经营的辉煌篇章。
早在唐代，陕西商人们就已经形成奔走全国负贩天下的涉远性经营传统。唐代诗人元稹的《估客乐》形容那时陕西商人做生意的广阔领域是：
估客无住着，
有利身则行。
……
北买党项马，
西擒吐蕃鹦。
通算衣食费，
不计远近程。
径游天下遍，
却到长安城。
到了明代，“食盐开中”使陕西商人奔走于塞北江南之间，倏忽数千里，车船万里程，沟通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输入于陇青，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烟于南洋，以南北中国为势力范围，将涉远经营发展到极致。如明代高陵商人张忠轩，“肇牵牛车，登临泗，涉淮巩，以图洗碘”。三原高尧山“与诸从子走隍中西夏，尽以赀易椒粟储边帛，而领部收盐于淮扬”，泾阳张泽、张巍父子“输粟塞下，鬻盐浴淮南北、浙东西”；高陵刘锡“商于三边、两淮间”后又“雄于西吴”。咸宁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这个张臻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因而后来才成为扬州陕西盐商的首领。三原李琮“从父贾河东盐，淮上及滇浙”。渭南商人王志武“平时在云南做生意，往来于陕西、四川、云贵之间，从陕西去时带陕西土货，回来时带云南茶叶等物产”。所以明代陕西文人来严然才写诗描绘那时陕西商人的经营形态为：
倦游归里阁，
晨发广陵道。
亲宾远相送，
举杯心如待。
共为异乡人，
相与披怀抱。
一感波上萍，
一逐陌上草。
这里“波上萍”与“陌上草”生动形象地记录了陕西商人奔走于大半个中国的艰辛状况。百年后，关中文人屈复又写诗描绘这一过程是：
扬州城里时相见，
金粟堆边有故乡。
西望汉江逞规程，
于今泾渭是潇湘。
明代后的陕西茶商也是以大半个中国为经营范围，奔走万里之途，将湖南安化茶叶输往兰州、新疆。那时陕西茶商在茶马司领引后，先从西安步行数日到龙驹寨，卖驴购船，沿丹江水趋汉口，再乘船到洞庭湖到益阳，再入安化江南坪，入山购买。采购毕，湖茶起运，购茶商人所乘之车，船上都悬有“奉旨采茶”的龙旗，先由资江装船运益阳，再换大船入洞庭湖到汉口，到汉口后经襄河转丹江到龙驹寨起旱，由车载骡驮经商州去平就险，运至泾阳，因此，龙驹寨成为湖茶周转中心。有一首清代《丹凤三字经》描写当时的情形是：
骡子帮，铃声响，
分两路，运输忙，
北路帮，出潼关，
西路帮，经西安，
两湖茶，入陇甘，
再炮制，成茶砖，
往西运，向北转，
出国境，销路宽。
湖茶在泾阳压制成砖后，由茶商将其用骆驼、马骡沿陕甘间的18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运至兰州山字石官茶库，补纳课饷，验印入库。一封小小茶叶，倏忽上万里，方到边关，一船路上走一年半时间。从康定背茶至拉萨，全程两千四百七十公里，普通走10个月，慢者经年。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在这条漫漫商路上，足足走了五百余年，说他们是中国西部的第一批牛仔，应是公正的历史结论。有一首《湟中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做生意是：
匹马单骡车是圈，
黄烟东去布西旋。
高坡欲不先麻脚，
加套扶轮曳岭巅。
从江南贩布到陕甘也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
当陕西布商挟资亿万由东路至汴梁入大运河，或由南路入龙驹寨趋汉口赴江南购布时都必先集杭州。明人张瀚说“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纡布者，必走浙之东也”。然后按《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等行商路程手册所示泛舟而下，将足迹遍布苏松府各产布城市乡镇。成书于明代的《水陆路程》是专为布商们贩运棉布提供指南的，该书谓布商曰此书是“路虽多迂，布客不可少也”，它列举了以松江为中心的十五条水路，把产布各市镇、县城连成一线，大致可以反映布商在苏松棉纺织品市场活动的空间范围。且略举数例如下：
苏州由嘉定至上海县：
本府50—吴江县40—平望邑—王江泾30—嘉兴府10—东栅口3—七里桥24—嘉善县6—张泾会20—丰泾(按为枫泾)18—泖桥寺9—朱泾丽斜塘桥14—松江府跨塘桥20—泗泾20—七宝24—龙毕寺塔12—上海县
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
松江府30—砖桥40—陆家阁40—南翔20—江桥30—海县
松江府由官塘至苏州府：
松江府20—凤凰山18—北昆山18—唐行40—陶桥30—昆山县30—苏州府
松江府至吴淞所：
本府北门18—唐桥50—南翔20—嘉定县12—罗店36—吴淞所
松江府至乌泥泾：
本府出北门16—新桥6—陈家行10—新村桥3—莘庄10—乌泥泾
除路途遥远外，布商们还得面对旅途中的各种风险。如“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燕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棱船，怕风防潮，南翔北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至上海，或遇水涸，七宝、南翔并有骡马而去。港多桥小，雨天难行”。从这些珠串在商路网络上的市镇可以窥知当年苏松一带棉布市镇上布商们的艰难历程。有一首清人张春华的《竹枝词》形容清代陕西布商在江南做生意的形态是：
晓市评量信手拈，
二十三外问谁添。
关山路遥风声远，
多少龙华七宝尖。
四 镖行刀客护庄忙
明清时期从事典当银钱业的陕西商人为了便于金融汇划，还形成稳定的货币流通网络，这就是西部各商号熟知的“标期”。
所谓“标期”，就是西部各商号统一汇划银两的日期。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各府州县经商的商店、字号，统一规定每月阴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为汇解银钱之日。这两日内各家字号将本月收入的银两，统一装在特制的银箱内，由商店专门雇佣的“驮夫”押运到兰州、西宁、迪化(即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再由这些中心城市的总号将各号银钱归齐，由驮银的驮队押送到西部金融总汇的泾阳、三原。由于道路不靖，盗贼蜂起，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是土匪追杀的对象。为确保安全，商家雇佣武艺高强的武士沿途押运，这便产生了专门押解护送银两的“标客”，后来形成专门的行业就是“镖局”。这些被押解护送的银两就被称为“标银”，运银之期便被称为“标期”。
有许多镖客在陕商发展史上留下了英武的形象：
苏州镖客姚海愚，人称姚大汉，体型魁梧，武艺高强，专门为陕西布商护航，往来于秦晋与江南之间，盗贼闻名逃匿。有一年，他护送布匹到西安，西安府衙的屋角上栖有双鹳，鸣叫不止。太守心烦，招人驱之，飞去又复来，弓箭弹丸均不能伤它们。太守闻姚大汉射技高超，专门邀请他飞弹击鹳。大汉用连珠法连发数弹，击中鹳眼，人们欢呼不已。
山东镖客冯雄，刀法过人，名冠镖行，被陕西布商雇做保镖。有一次他保护布匹，从汉中运往西安，走到秦岭山中，一群强盗将驼队团团围住，要劫持布银。冯雄怒从心头起，大吼一声：“有山东冯雄在此，谁人敢上前拦截!”说完提刀相向，两三个回合，就将几个盗贼砍死刀下，护送驼队平安出山。
陕西刀客康绩，文武双全，豪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做些护送布商的营生。明代末年边疆有事，康绩受募押运粮草到河西，走到半路，见到沿途饥荒遍地，人民流离，乞讨无法自存，便动了恻隐之心，将押解粮草全部散给饥民，然后到官府负荆请罪。官府见他是个人才，后令其将功折罪。
朝邑刀客王振乾，护商运货，为保镖，舟车所至，匪人闻其名，不敢侵犯，甚至关长皂役慑其威多予便利，后渐渐成为独居一方的掌柜，陆行有四套大车四辆，大河上有船二艘，从事专业运输，生意奇好。
到了清代，就有了专门护商的镖局组织。陕西在光绪年间就有了专门跑西大路即通向河南开封、许昌、南阳直到湖北、湖南这一布商所经之途的镖局。如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宏发镖局，它们的镖行都设在西安。镖局有镖头，也叫舵把子，对保镖车辆负完全责任。其次为镖师和镖客。清代陕西的镖客很多，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镖客和西安回民发生冲突，很快就纠集了武艺高强的镖客400多人。镖局为了保镖安全，自己备有专车，专程往来。镖车上路时，都插有镖局的三角旗帜，并写有某某镖局的字样，每辆镖车都有镖头和镖师押车起运，车与车紧密相连，互相呼应，以防不测。镖客们坐在车上，有一定的格式，叫做打镖腿，并且常常喊号子，打呼哨，前呼后应，甚是好看。
《清代镖林轶事》就记载了一个陕西商人镖路遇险的故事。徽州王某以勇闻名，被一陕西巨商请去做镖客，护卫其回陕。路上，适逢一位携带重资的大官，便相约为伴一起走。至旅店，刚解行装，即见一个童子也来投宿。他把马拴在门外，就上前对汪镖客说：“如果囊中物均系攫取来的，我当攫取而去。明晨你如果上路迟，将有令人骇怕事发生。”汪某一时惊讶而不敢说什么。一过半夜，他就招呼众人启程，并推说疲倦而要迟走一步，估计众人走远了，他才上路。只见十里进山路上，车驼狼藉，那童子坐在石头上指着山沟要他看，尽是死人，王某只觉又惊又怕。童子告诉他：“此去山路险恶，要快走。”镖客立即要和众人疾行，但却因匆忙赶路而失去投宿之所，彷徨于山谷之中。忽见山堰处有座草庵，于是前去投宿，一位年约40多岁的尼姑把他们引至堂东一间小室说：“住在这儿，夜里虎狼很多，不要乱看，骡马放在后院没关系。”约一更时，听有叩门声，进而听见尼姑说：“取不义之物，割下其为首的一只耳朵便是了，何以多杀人，忘了我的戒规!”随即又闻有杖打之声传来。汪镖客一行很是惊恐，未等天亮就打点行装，谢过尼姑，上路了。
五 秦巴莽林驱虎狼
在明清时期的漫漫商路上，商人们除了要与人为存在的各种风险作斗争，而且还得与自然存在的豺狼虎豹作斗争，勇敢地发展自己的商贸事业。如秦岭巴山，沟壑纵横，连绵八百里，山中树木参天，路少行人，常有虎狼出没，行走其间有性命之忧。
唐代末年，陕西云阳商人王行言与同村众商人赴蜀中贩卖盐斤，因山中野兽出没，人们常常携带铁杖予以防身。行至乌稍蛉有一吊睛猛虎寻迹紧随其后，众人皆战栗不止，在一树下歇息，等待天亮虎走再行。王行言胆小，睡于众人中间，第二天大亮，众人醒来一看，王行言已被老虎噙走，这就是虎噙商人的故事。
但也有陕西商人打死老虎的事情。明清之际，甘陇青藏产汗血良马，许多陕西商人到西域贩马，以回民商人为多，洛阳的清真寺就是陕西贩马商人所建。
明代末年陕西贩马商人吴松与众人到甘肃河西一带贩马。吴松身材魁梧，武艺超群，早年随一高人练就一身钢鞭技艺，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从河西购得良马数百匹，赶到山东去卖。沿途2000余里，他与伙计骑上马，手持长鞭，前呼后应，呐喊照料。行至陇山中，一伙计突然挥鞭前指，对吴松说：“东家快看，那是什么?”吴松策马向前站一高处，寻着伙计指的方向一看，就在200步开外的一个大岩石上，蹲着一只花斑猛虎，眼放绿光，引颈长啸，震得树叶簌簌发抖，情况十分危急。吴松心想，这山谷是贩马必经之路，如若马群被老虎惊扰跑散，他的全部家当必然化为乌有。看来只有赶走猛虎，此外别无选择。吴松凭着自己的一身武艺，一手挽弩弓，一手执长鞭，策马朝前方的猛虎扑去。离老虎还有50余步，吴松手拉弩弓，利箭离弦呼啸着直射虎身，结果插到了岩石上。老虎一惊，一跃而起，朝吴松扑来。吴松策马躲过虎身，挥起弩弓朝虎身一劈，不料老虎长尾用力一甩，把弩弓弹飞到十几步外的草丛中。吴松只好手持长鞭朝虎头猛打，这一鞭正打在老虎的耳门上，血便从老虎的脸上淌下来。老虎见势不妙，掉头便跑。吴松回过身来对伙计们一挥手说：“虎被我赶跑了，大家各就各位，吆喝上路。”眼看就快到黄昏，马群还没走出山谷，众人又渴又饿，吴松让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再走。
就在这时，前面的草丛中有声音窣窣作响，只见那只猛虎悄悄潜来，躲在距马群不远的草丛中眼里冒着贪婪的凶光。吴松看得真切，大喝一声道：“又是那畜牲。”说着手提长鞭，向猛虎奔去，猛虎前扑，吴松一鞭打在老虎的前腿上，把老虎打得差点跳起来。老虎大吼一声，向吴松扑去，吴松抽出腰间的长刀，朝老虎的脖子使劲戳去，直到老虎毙命为止。众人看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惊呆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迈不开步子。吴松一言不发，沉默了半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对伙计们说：“把老虎抬到马背上，继续前行。”
六 联手经商日月长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经营的第二个特点是实行开放式经营，成功联合了山西商帮，使山陕商人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联省的商帮，从而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一段隽永流传的佳话，值得大书而特书。
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的联合有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经济原因。
从历史上讲，秦晋两省地理毗邻相连，山西自河曲保兴至蒲津一千五百里，与秦中接壤，作为陕西商帮核心的同州府与作为山西商帮核心的蒲州府更是隔河相望。从春秋战国以来，两省沿黄两岸人民就互通婚姻，结秦晋之好，形成姻亲关系。陕西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板桥常家，至今关于他们姓“常”还是姓“尚”都还争论不休。陕西人吐字较重，按陕西发音应念“常”，山西人发音较轻，按山西人语气应读“尚”，这正反映了山陕人民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加之明初在山西实行移民，陕西与山西隔河相望，成为山西移民路近少累的首选之区。明初便实行“有民往陕西者听”的政策，大量山西人移居陕西，主要集中在陕西产粮的渭北一带。陕西盖省财东的渭南孝义镇赵家和严家，就是从山西孝义县移居陕西的；陕西富平首富李月峰家就是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来陕的。而山西许多著名的富户，又是从陕西移居山西的。创办中国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的东家李家就是从陕西汉中流寓山西的，李家祖籍陕西汉中一带，相传元末时，李家先祖任官山西，从而迁居平遥达蒲村落户。山西介休富户侯家的祖先也是陕西人，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由陕西迁入介休北贾村。这种互相联姻，相互移居，使两省人民形成共同的文化习俗，构成一致的心理认同。《同州府志·风俗志》就讲“秦俗大俭，而地邻于晋，不能不渐染啬风，所以富不逾移”。这种历史渊源关系使两省人民处在同一地域文化的构架之下，同耕黄土地，同住土窑洞，同端大海碗，同唱信天游，同看秦腔戏，同拜关老爷。而关公本身又是两省人民精神纽带的象征，关公是蒲州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这本身就将两省人民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那出著名的秦腔《三滴血》借主人公之口，唱出了山陕之间的联系：
家住陕西韩城县，
杏花村中有家园。
姐弟婚姻生了变，
为寻姐姐到蒲关。
因而，当明政府在山陕两省实行“食盐开中”新政策时，两省人民自然因甥舅、姑表关系而互相联引，共同走上经商的道路。对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始人傅衣凌先生有极为精当的分析：
秦地毗邻两省，他们为地理上的方便，也易于受其影响，而走上商界的道路。在市场上陕商与晋商被并称为秦晋大贾或西客。从经济上讲，明清以来形成的晋陕沿黄贸易圈，为两省商人的紧密联合提供了经济支撑。
晋陕两省地域相连，两地人民利用黄河水运进行贸易，逐渐形成固定的贸易网。晋西和陕北是沿黄贸易圈的典型地带，山西的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离石、中阳、石楼、永和等县，陕北的府谷、神木、佳县、米脂、吴堡、清涧、延川等县，它们同处于本省经济中心辐射网的最边缘，两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和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沿黄河两岸各县自明清以来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形成了稳定的贸易经济圈。明中后期，晋陕的商品交换因得益于两大因素的推动而获得较快发展：第一，边塞军市的开辟。晋西北、陕北在明代属边塞要地，延绥边镇驻军五万余人，……每年需要粮料五十二万二千四百石，棉花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尺，……这些东西本地是无法供应的……主要依赖本省的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运送……除这些地区长途运输以外，每岁仍缺少粮料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一石。明政府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每年拨给该镇京运年例银四万两，开中盐价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补足所缺的十四万余石军饷。边防驻军是粮食、棉布、食盐的纯粹消费集团，庞大的军需市场拉动了陕北商品贸易的发展，由于陕北日用商品历来多由山西转输而来，商品交流就在晋陕这一贸易经济圈中进行。明中后期，随着屯田制的破坏和军饷制的实行，延绥边镇军队及其家属的衣食所需更加依赖于陕北市场的供应，巨额的粮食、棉布商品需求是稳固沿黄贸易圈的一大因素。第二，明后期蒙汉互市的开放。陕北与晋西北地连内蒙，是蒙汉贸易的首选通道，蒙汉贸易的恢复再次拓展了晋陕黄河沿岸各县商品贸易的规模与范围。蒙汉互市中，汉商以烟、茶、糖、棉、布、绸缎等日用百货换取蒙民的牛、羊、马、骡、驴、绒毛、皮张等物品。由于陕北各县与关中相隔甚远，而与对岸山西只有一河之隔，所以根据商品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榆林与山西河曲、保德诸州县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
进入清代后，晋陕贸易圈得到不断发展，原因在于市场的扩大。这一阶段，除区域间固有的市场外，蒙汉贸易市场延展至陕北全境和晋西北地区。陕北葭州“市中布匹悉贩之晋地，而黄河一带悉为利源，北通河套，南通汾平，盐粮之舟疾于奔马”。清末天津开埠后，国内外对皮毛等畜产品需求的激增，推动了这一区域商品经济的新发展，晋陕黄河沿岸北部各地贸易往来的兴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以陕北各县转输商品为例，榆林“每年从内蒙古买马、牛各千余匹，绒毛万余斤销往陕、晋、豫、直隶；山羊皮，洋商收买运至直隶、山西等处。羊羔皮……近岁运至山西、直隶，每岁数千张，……麻油，每年数万斤，有运至晋省。外地来货，马自蒙古来，年千余匹，大半由商贩至陕、晋、豫者多。牛来自蒙古，年千余头，商贩至晋。绒毛来自蒙古，……近有运至晋，直隶，年万余斤。绸缎洋货，自山西汾州府太谷县等处陆运至本境，岁数十担”。光绪年间吴堡“输出有当地所产货物、牲畜、蚕茧等项，俱由河运山西柳林、碛口等镇出售。……布、棉、煤铁等货，俱由山西柳林、碛口、孟门诸镇输入，每年销布二千余匹，棉花一万五千余斤，铁二千余斤”。民国时期，横山县“布匹百货买自山西顺德等地，皮毛、羊绒则由晋南、洋行岁来收买”，葭县“本境所用油、盐、瓷、煤、布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清末民初，陕北市场上集中的蒙地皮毛、盐碱和其他各种土特产品大量销往山西，由山西转运的日用商品大量销往陕北。葭县“本境所产黍稷粱菽皆由黄河运至碛口，销行一二百石不等。采至本境销行之物，布曰开州奉家棉，曰韩城麻，……皆至碛口运来达于各镇，每岁销行约在数百担以外”。20世纪30年代，尽管战乱不止，却未能中断晋陕沿黄河流域各地的贸易往来。在陕北皮毛贸易处于极盛时，当地大部分的皮毛、药材、盐碱、麻油等商品通过黄河运至山西汾阳、碛口等地，再转运至天津；京津、晋省的日用百货，通过山西西北部运至陕北各地以及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
清末，晋陕贸易往来突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商品经济，沿岸各地的农副产品开始大量投入市场。晋陕沿黄河流域的贸易圈延展至今天的甘肃、宁夏等地，黄河上游的宁夏、包头等地的食盐、煤炭、皮革、毛绒通过陕北转运至东部，陕晋的黄河各渡口转运极为频繁。以葭县码头为例，《续修葭县志》卷一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州崔骥远创办府、神、葭百货厘金总局，设于葭州万户峪，又在沿河的大会坪、桃花渡、木头峪、螅蜊峪四个渡口设分卡，“其先年约收款万余元，今则加增什百倍焉”。而山西临县碛口镇“合邑城镇之商业，较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碛口镇聚集、转运着本地梭布、铁锅和外省的日用商品以及陕北的畜产品，它是明清时期陕晋黄河航运最重要的码头之一，贸易往来异常频繁。民国年间，羊毛贸易是陕北商品经济的重心，陕北与山西保德等县只有一河之隔，有多处渡口之便，通过山西境内铁路可以到达天津，所以在抗战以前，陕北羊毛、皮货的输出和陕北所需日用百货的输入多以山西为中转地。羊毛等出口货物以骡、驴、骆驼为驮运工具，以榆林、安边、神木三处为集中地，榆林、神木两处集中的货物经米脂或葭县螅蜊峪(今螅镇)过河，到山西汾阳达榆次，用火车装运至天津。安边所集中的羊毛，则运经宁条梁、石湾、绥德、吴堡宋家川过河抵榆次，然后装车转天津。这种经济的互补性为两省商人联合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而外部与徽商的竞争则是迫使两省商人联合的直接原因。在明代初年称雄中国的商帮是陕商和晋商，他们是在中国兴起的最早的地域性商帮。而明代中叶弘治年间的宰相叶琪，是安徽人，遂代表安徽人的利益，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商人可以花钱买引，而不必输粟于边关，这便为徽商进入食盐贩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徽商依赖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在淮扬盐场迅速崛起，压倒了陕晋商人。万历《歙志》中沾沾自喜地说：
《传》之所谓大贾者……皆齐燕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维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苦朋比而无多”正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的实际。因为山陕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多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资本积累不足，多以中小商人为主。加之各自为政，力量分散，自然难以抵挡徽商的优势竞争。为了克服“苦朋比而无多”的现实困难，也迫使两省商人联起手来，合帮与徽商抗争。清人叶调元曾写《汉口竹枝词》分析了这种竞争状态：
四方为界市廛稠，
生意都为获利谋。
只为工商帮口异，
强分上下八行头。
从文化上讲，陕西商人开放的宽松心态是山陕商人联合的思想基础。陕西为十三朝文化古都，作为首善之民，形成陕西人博大开放的胸怀，在历史上同化了那么多的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可以以一种雍容大气的心怀与山西商人携手共进，而不斤斤计较于琐碎小事，这是陕西商人之所以五百年能与晋商同船共渡、同舟共济的思想基础。加之两大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都在祖国西部，都是以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为己任，都被定格在西部的地域文化框架之内，故而都被称为“西商”。正如山西社会科学院张正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陕西商人与晋商所处地理环境相类似，同样兴起于开中法实施之初。山陕商经常在各地联合建会馆，故有时人们把山陕商统称为“西商”。
这些都使得两帮商人从明代初年起就结合在一起，携手互补，在明清时期五百年的商业史上演绎了联合发展的人间佳话。
这种联合发展首先表现在两省商人互相贸易，彼此相资。明清时期，大量山西商人入陕贸易，使陕北各县的贸易在清末以前基本上掌握在晋商手中。安塞“城镇有贸易尽山西及本省韩城人为之”；清涧县“清初率多晋商”，宜川“城内市廛以及各乡镇集场均系隔河晋民暨邻邑韩城澄城之处商贾盘踞渔猎，坐致并赢，土人袖手睥睨莫于争利也”。而后山西商人又将经商势力扩展到关中各地，山西新绛县“西北乡人多在陕甘两省，其数约千人上下”。山西临晋县“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纯者外，余皆远赴陕省习商。陕省金融事业归临晋人掌握者居其大半”。有不少晋商是在陕西发的财。山西商人王瑶“山西蒲州宣化坊人……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渐丰”。山西荣河人寻金财，父早逝，家徒壁立，母改嫁后，居姐家，日拾薪一石，才给饭吃。后入陕习商，生计渐裕，治薄田数十亩。反之，许多陕西商人也入晋贸易，获得谋利机会。安塞不少人“蓄猪羊，间有贩牵赴山西省者”。澄城“每年农隙，贫家壮者做工于窑场，陕晋各地之窑业，大半皆韩城人”。吴堡“本县一些富户远在榆林、山西碛口、三交、椰林、太谷、汾阳等地开设商号”。对此，山西《保德州志》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其市集志曰：
保德货物鳞集，乡民交易称便，陕西府谷县沿河六堡，皆取货于州。清初以降，府谷颇有客贩，越江交易，彼此相资。
这种联合发展还表现在两省商民资本参与合资经商。如陕北安塞等县，县民穷薄，经商“多借资晋地，春借秋还”。山陕商人的许多字号都是两省商人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他们或是东晋西陕，或是东家陕西掌柜山西，联合经营。如清乾隆年间，陕西商人李步安、傅德共出银六千五百两，山西代州人董瑀出银四千两，肃州三义店之陕商徐子键出银二千两，凉州开磁器店之陕商师四出资一千五百两，共合银一万四千两，赴阿克苏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再如山西平遥著名票号“谦吉升”就是由达蒲村李大全和陕西人高某、安徽人雷某合股经营。这种合伙经营不仅是资本参与，而且是人事参与，许多陕西商人是山西人所开店铺的掌柜，不少山西商人又是陕西人所开店铺的经理，才使得两省商人利益趋同，生死与共。
这种联合发展更表现在两省商人联合兴办会馆，以合力治内，一致对外上。在我们查阅到有文字记载和实物为据的山陕商人兴办的274所会馆中，单独称“山西会馆”或“陕西会馆”的并不多见，不超过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会馆都称为“山陕会馆”，这是两省商人联合发展的组织保证和有力佐证。当然这种联合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两帮势力的聚合变化而呈现出分分合合的复杂局面。从总的发展态势讲，有明一代，陕西商人起身早，势力盛，其实力在晋商之上，故当时官私著作均称为“秦晋大贾”。《扬州府志》说，明中叶各帮在扬州的实力排序是“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西)山右(山西)次之”。当时在江南流传的“秦晋大贾”的称谓也反映了这种变化。日本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藤井宏也认为：
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的商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商人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
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实力而跳跃式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当时天下流传的“山陕商人”称谓真切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两帮的经营主体路线亦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在四川获得新发展，故四川的会馆多以陕西会馆为主，如成都陕西会馆、叙永陕西会馆、会理陕西会馆、自贡西秦会馆等大多是单省会馆。而晋商则主要向冀北、张家口和东北发展，所以这些地区很难见到陕西商人的身影，所建会馆也基本上都是山西会馆。从贸易路线上看，入清后陕西商人仍主力经营经兰州向新疆的北官路贸易，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而此时山西商人则选择了从张家口沿内蒙草原南端入新疆的东北路发展，故《新疆图志·商务志》又说：“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
就是在西部地区，山陕商人的实力也是交错变化，呈现出两帮商人既一致对外、又内部竞争的有趣局面。可以兰州陕商会馆的变化进行分析。明代至清初，由于陕商主要经营西北边关的“食盐开中”和兰州的“茶马交易”，在兰州有经济实力，故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山字石设立“骊陕会馆”，调节陕商在陇上的活动。入嘉道后晋商实力增长，便联合陕商设立“山陕会馆”，咸丰五年(1855)陕商实力大增，陕商又从山陕会馆中分离出来，在“贡院陆军巷设立陕西会馆”。同治年间后，陕商因家乡战乱而发展受挫，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又联合晋商设立“山陕会馆”。这种分合聚散真实记录了晋陕两帮商人在甘肃市场上力量的迭兴盛衰。
山陕商帮在陇上会馆建设中的分合关系，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情况。在甘肃中级市场上，由于两帮实力旗鼓相当，故两帮以独立分设会馆为常见现象。如在酒泉“商人晋人为多，秦人次之”，因而他们在清中叶各自分别设立了本省会馆。在张掖，清初晋商力量盛，他们于雍正三年(1725)设立“山西会馆”，同光后陕商突起，他们于光绪二十六年专门设立了“陕西会馆”。在天水也是两帮分立会馆。但在县、镇一级初级市场上两帮则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态势，如武威“商人以陕籍为多”，故独有陕商设立“陕西会馆”的记载。在景泰县表现得更为典型。最初晋商势盛陕西势弱，故于雍正三年设立会馆命其名为“山陕会馆”，入道咸后，陕商由弱转强，压倒晋商，便于咸丰五年(1855)命名会馆为“陕山会馆”，清晰地体现了“会馆而知春秋”的商业规律。
在青海，山陕两帮的贸易实力也有变化。特别是进入清末后，一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这些是形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十三家，陕西九家，四川五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就是在某一地区，山陕商人的实力前后也有变化。如陕西清涧县“清初率多晋商。同光以来，人烟稠密，民智渐开，始为入伙学习，继则自行开办。至清末，各商行多系本地开设，利权始不外溢”。
山陕商人内部的这些分分合合，是商业竞争规律的正常表现，它并不妨碍两帮商人在全国市场上的一致对外。所以，从有清一代看，两帮商人在绝大多数场合还是以“山陕商人”的共同面目出现，维系着联省商帮的基本面貌。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当摒弃狭隘的地域文化优越心态，像当年的山陕商人一样，实行开放式研究，携手共同研究山陕商人，才符合那一时代的历史真实。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明清时代，陕西商人活动的主要范围是陇、青、川、藏、蒙、陕的西部地区。这里地处边关，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社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途中景色一如唐代诗人岑参《初过陇山》中所描写的那样：
平明发咸阳，
暮到陇山头。
陇水不可听，
呜咽令人愁。
沙尘扑马汗，
雾露凝貂裘。
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里，“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飞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陇上仍然是一片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
一渡黄河满石砂，
只闻人语是中华。
四时不改三冬服，
五月常飞六出花。
海兽满头番女饰，
兽皮作屋野人家。
胡笳听惯无凄婉，
瞥见笙歌泪转赊。
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漠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难怪有人感叹曰：
过了嘉峪关，
两眼泪不干，
前看戈壁滩，
后看鬼门关。
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孱削，古垒啼乌，戈壁瀚海，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季，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难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坂，令人身热五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
由陕西而走康藏途中景色一如河陇。途程3000余里，山岭绵延，道路崎岖，危关隘路，羊肠小道，“春夏之时，江水泛涨，秋冬之际，大雪封山，加上山势高峻，劲风怒号，雷雨交加，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所闻”。
明清时期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缺雨，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也十分艰苦。清末光绪年间，光绪皇帝派翰林院大学士王培为御使到陕西考察，王培考察完后递了一份折子呈给皇帝，这折子叫《七笔勾》，把西部生活描写得艰苦万状，难以生存，显然出自南方人的手笔，描绘陕甘的生活状况是：
万里遨游，百日山河无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虎狼吼，四月柳絮抽，山花无锦绣，狂风骤起那辨昏与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
堪叹儒流，一领蓝衫便罢休，才入黉门，文章便丢手，匾额挂门楼，不向长安走，飘风浪荡荣华坐享够，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
没面皮裘，四季常穿不肯丢，纱葛不需求，褐衫耐久留，裤腿宽而厚，破烂亦将就，毡片遮体被褥全没有，因此上把绫罗绸缎一笔勾。
奶子熬茶敬一瓯，面饼葱汤醋，锅盔蒜盐韭，牛蹄与羊首，连毛吞入口，风卷残云，吃罢方撒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
窑洞茅屋，省上砖木措上土，夏日晒难透，阴雨更肯露，土块砌墙头，灯油壁上流，掩藏臭气马粪与牛溲，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
因此，在左宗棠率湘军西征之前，西部很少有南方商人的影子，主要是南方人难以适应西北艰苦的生活环境所致。而陕西山高水长、土厚风刚的生态环境，长期以来造就了秦人尚气概、先勇力、忘死轻生的强悍性格，使陕西商人能够迅速适应西部贸易环境的需要，在南方人视为畏途的西部贸易环境中如鱼得水，纵横驰骋了近五百年之久，并以“西商”的形象而成为中国西部开发史上的第一批“西部牛仔”。
陕西沃野千里、农耕为重的生态环境，抚育了秦人厚重质朴、刚毅果敢、轻生重死的性格。黄土高原土脉纵横，天苍野茫，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的陕西人崇尚自然，心胸宽阔，荡气回肠，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而且陕西群山怀抱，雄关耸峙，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坚强刚勇。加上陕西水深土厚、生存艰难的求生环境，也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强悍性格。这些使得陕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
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
另外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分析陕西商人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亦总结说：
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有者。
这种不畏艰险、锐意贸迁正是陕西商人的基本特点。
清代乾隆年间，御使赵熙出使西域。行走千里戈壁，到茫茫瀚海一个叫“一道泉”的地方，见有一瓦屋炊烟袅袅，招待行旅，进店问讯，方知店主是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大军贸易，留住此处，开一小店，招待行旅，并在此娶妻生子。这位陕西商人告诉赵熙，朝前走便没有人家了，这方圆百里，只此一家，所以叫“一道泉”，还说他最大的心愿是临死前能回家乡看一次。赵熙听罢，对陕西人的亡命涉险精神感慨不已。无独有偶，光绪年间，又有一御使刘文海走西域，在茫茫戈壁滩碰到一陕西人开的店，独家经营，四野无靠，店中仅一人，使这位御使很惊诧，不解地问，为什么只有陕西人敢在戈壁滩开店。店主告诉他，其家在陕西，是哥老会的人，后流落在戈壁滩，“凡客商住宿其店者，管保安全”。清末姚莹奉命去人迹罕至的松潘考察，在草原深处第一天住在西果洛一刘姓陕西商人开的店，第二天在水草地上走了一整天，到达东果洛，也是住在一陕西人开的客栈，他感慨地说：“陕西人在这样的艰难条件下能够开店经商，足使南方人叹为观止。”
其实亡命天涯、涉远经营正是陕西人长期形成的经营精神，今天在从西安到新疆的千里路途中，沿途多有陕西人开设的“修车铺”“洗车店”“补胎处”，正是对这种寄迹天涯传统的历史传承。这也是小桥流水、风光绚丽的南方人所难以理解的。用清人《西陲竹枝词》中的话说就是：
目断龙堆村草枯，
寻常鸦鹄鸟还无。
横空断绝几千里，
不信迤西有奥区。
二 英雄尚武走马帮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而且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人少牲畜多，社会不靖，“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千沟万壑。加上山高水深，征剿不易，管束鞭长莫及，使这里强盗蜂起，土匪横行，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
清代商人编写的《天下水陆路程》就对东西商路上的匪情有详尽的描写：
湖口至于康郎山，盗贼不时有之，江中强盗得财便罢休，唯此湖贼凶贪无厌，杀人常事。北入吴越，南入赵家围，风盗渐可省。下漳江，大风宜慎，瑞河口，象牙漳，老虎口，贼出早晚。
由于道路不靖，商人财产、生命安全没有保证，所以涉远经营处处面临风险。清人编的《士商规要》就对商路的各种风险有详细的说明：
夫人之于生意也，身携万金，必以安顿为主，资囊些少，必以趋疾为先。但凡远出，必须告行，搭伴同行，必以合契……未出门户，须仆妻不可近言。既离家庭，奔程途而贵乎神途。若搭人小船，不可出头露面，犹恐船夫相识，认是买货之人。陆路而行，切休奢侈。囊沉箧重，亦要留心。下跳上鞍，必须自挚，岂宜相托舟子车家。早歇迟行，逢市可住。车前桅后，最要关防，中途逢花，慎勿沾惹，中途搭伴，切认提防。
即使如此，许多陕西商人还是被害死在经商的旅途之上。清代文人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就记载，有一陕西商人，年少，早驱驮布驴趋市，不久，驴回而人已被土匪格杀路旁。铁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中也记载，有一西安商人在吐鲁番贩布有年，一日背褡裢骑驴外出，人驴皆被杀死在回庄外沟中。陕西边商黄台子在草原经商致富，养了百余只羊，办了货店，人们称其富，便将此地命名为“黄台子”。可不久这一消息被草原深处的土匪知道，他们趁天黑杀了黄台子，劫掠了他的羊和货店，抢了他的钱，黄台子一生的辛苦一夜之间付之东流。
这样被杀被抢被盗的悲惨经历在陕商身上发生得不胜枚举：
成化中朝邑布商冯翊眭父子“携祥行货过临清小滩，有盗诡为佣，任输于杭，既成券，忽有翁仗而告彼佣实盗也，将杀汝父子，翁忽不见。公大惊，故以少值购盗毁券”，才避免了一场财失人亡的悲剧。
朝邑商人张云商，在甘陇做生意，以财雄，后遭土匪抢掠，赀财几尽。
西康瞻化县有一商人姓高，陕西籍，壮年经商来此，做鹿茸、麝香生意，后因迭遭匪劫，资本耗尽，流落在瞻化以为人剃头为生。
山西商人周某与一陕西金商王某同行，王骑一健驴，携一从者，并骁健有勇，拳技敌十余人。同宿可卡。王携金数百两，以驴载之，步行赶驴。一早过松林，匪出劫，王与之格斗，匪怒，肢解其人与徒。
陕西西安巨商刘永泰与家仆进兴往广东发卖毡绒等货，大获其利，结账得银千有余两，遂与家仆收拾行李回家，被马夫杀死在回家路上。
陕西某茶客，从江南贩茶，路宿阌乡旅店，东厢住山东两布客，晚膳毕，闭门睡矣。客见有人撞门入，手持铁索取东厢两布商客锁之，遂锁陕西茶商，缚于门外柳树上。二布客铁链甚紧，不能动，陕西茶客链稍松，苦挣得脱。次日五更，店主大喊“东厢两布客死矣”。
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适应明清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持久的生存和发展。
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虎狼文化，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入明清后，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粗犷强悍的性格。亦如顾炎武所言：
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
这便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出没的漫漫商路上挟货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具有武装贸易的性质。
早在明朝末年，倭寇骚扰海疆时，陕西商人就以其负气尚武的英雄气概而声振淮扬。
陕商何诚，榆林人，明末倭警至“诚与江都举人杨守诚倡议以扬州盐课重地而盐运司及商人皆城外，非策也，请于知府吴桂芳拟筑外城，议未决……而倭犯扬州劫城外一空，于是率从诚等议，工竣，诚自为记勒石，时(嘉靖)二十五年冬也。明年夏倭又大至，望新城雉堞屹然，逡巡引却”。这是筑城保民的善举，因此扬州商民感其德，书之史册曰：“商民安堵至今赖焉。”
高陵陕商刘承渠“入广陵，寓居东廓，时值倭寇数甚猖獗，百姓趋城者如市，而城门已闭，百姓啼号，莫知所之。公叱守者曰：数千人命在旦夕，坐视为救，御暴御河。守者因启门，众乃得人，数千人赖以全活”，这是开城救民的义举，因此承渠“名已藉之广陵矣”。
陕商阎金，当“嘉靖三十七年，倭躏畿辅，知府石茂华发民守城，民望倭薄城率股栗，时西北贾客在扬者数百人，金召其豪共登，陴有郜某者连躬殪其渠魁，倭闻陴多塞上人，疑其矢非边外劲弓不能发，遵宵遁”，这更是杀敌护民的壮举，因此“金由是名扬江淮”。
并且，从明代起陕西商人为适应西部险恶的贸易环境，便组成马帮形式的驼队，每每一队几十头骆驼，几十匹马，再加上护家犬，一行数十人，在一向导的带领下，行进在茫茫的戈壁瀚海之中。如茶商马合盛，每次运茶的骆驼数百，每头骆驼背上插有“大茶商马合盛”的小黄旗，浩浩荡荡地越街过市，翻山越岭。在康定运茶的陕西茶商，组成牛骡大帮，一次运茶的牛骡就有一两百头，并且组织严密，防御紧凑，还与“藏民结伴而行，藉其保护，藏民引走乘马，刀枪并随身携带”。在经商途中，每遇土匪兵祸，陕西商人拔刀相向，奋力拼杀，使盗贼闻名胆寒，在中西部贸易商路上留下了威武雄壮的“西商形象”。
明代富平大商人李月峰有一身好武艺，往来于塞北荒野中，押运粮草，手提强弓，坐骑骏马，是关中有名的刀客。不逞之徒，望见他纷纷逃匿，其他商旅也借用他的名号，以保证旅途安全。
高陵巨商刘锡有一次经商于漳泉，夜宿蝎蛰岭被一群强盗围住，欲砍其兄。刘锡拔刀相向，与之拼杀，掩护其兄携带货物先走，由他断后，有两个土匪头子持刀来攻，刘锡与之交战不到两个回合，便连斩二人之首于刀下，其他匪徒被吓得一哄而散。
三原商人温朝凤经商于四川，有一次行商于三峡中，水深浪急，有大盗数十人将他的货船团团围住，伏在船上不敢动弹。温朝凤挺身而出，立于船头，连毙三人，其他匪徒忙作鸟兽散。
三原商人刘自学经商蜀中，有一次行船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刘自学无所畏惧，大声问强盗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强盗说：“留下买路钱，否则休想保住性命。”刘自学回答说：“你们不过想要我船中的货物，这个容易，船中的货物任你们搬去，何必杀人。”群盗反而佩服其有胆量，于是开路放行。
三原商人贾云山为武林魁首，他年轻时经商为贾，遍历大江南北，入武林览天下俊秀。武林大会壮士聚会，莫不闻公大名，纷纷交接贾云山。
陕西商人这种负气尚勇的经商特点还表现在他们敢于冒险，一次次向官府政策划定的“红线”“雷区”进行冲击，敢冒杀头的危险，冲破“禁区”，驱车如雷，扬长而去。
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质上是由官府操纵控制的非自由贸易，为了确保军马供应并以茶羁制番族，明政府曾制定了极为严厉的“禁私”制度，私采有禁，私市有禁，通番有禁，出境有禁，私贩边茶往往要受到茶园茶叶“籍入官”人枷号甚至杀头的制裁。面对这种严厉的制裁政策，如果没有一点冒险精神，不敢跨越政策界限的雷池一步，明代的边茶贸易便不可能发展到那么波澜壮阔的程度。事实上整个明代，陕西茶商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政策进行顽强抗争，他们以陕西人素有的重死轻生、强悍不驯的勇敢精神，冒死犯禁，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迫使政府作出让步进行政策调整，不断推动着边茶贸易商品化的历史进程。这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商人地位低下的社会条件下是十分大胆的举动。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茶商首先对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廷只得在成化五年(1469)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同时他们还不顾明廷不许私贩边茶的严厉规定，大量走私边茶到西部各地，其数量甚至是官茶的一倍以上，形成“私贩盛行，虽有抚谕之官，率莫能禁，坐失茶马之利，垂六十年的局面”，遂使明政府不得不于弘治三年(1490)实行边茶开中“出榜召商，报中给引”，使私贩茶叶成为合法贸易。边茶开中后，由于西北各地对茶叶需求量增加，陕西茶产供不应求，他们再次冲破明廷关于“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鬻湖南安化茶叶到边地销售，推动明廷再次调整政策，允许湖茶加入边茶行列“各商中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报可”。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但这并不能阻止陕西茶商经商贸易的步伐，他们往往“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廷虽三令五申仍不能查明禁止，“久而奸弊日生……茶法、马政、边防于是俱坏矣”。这说明明代西北边茶的繁盛完全是陕西茶商与政府限制贸易政策斗争得来的结果。
在西南边茶贸易领域，陕西商人也表现出敢于冒险的进取精神。当明廷规定西南边茶只能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许通番贩鬻对，陕西茶商不为所限，他们不走“天全六番故道”，而是“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而松、藩、黎、雅私商尤多”，致使明廷只得“茶禁日弛”，“商贾满于关隘，而茶船遍于江河”。明中叶后，陕商又突破“明例茶不入番地”的规定，为了远售求价，他们领引边茶后，直入藏区“皆于炉城设店出售”，推动汉藏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由于“惟茶商聚于西炉，番众往来贸易”，使打箭炉从一个荒僻的小山村变成了“汉番互市之所”，“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在关外可首屈一指”。入清后，一些陕商又突破“不入夷地”的禁令，到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他们又应麻书土司之请“汉商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这说明敢于冒险的开拓精神是陕商取得西南边茶贸易胜利的重要保证。
清代陕西盐业掌柜，冒着财失人亡的风险，打开了自贡井盐的生产局面。在清政府“引岸专商”制度下，官府严格控制川盐，“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不许越境贩卖，置腹地民众无盐可食于不顾，借以钳制边民。陕西掌柜负气尚勇，锐意进取，冒死犯禁，携带盐船深入腹地，“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到雍正年间，把川盐的销区扩大到贵阳、安顺、遵义等十府，约占贵州全省的十分之七，确定了陕西掌柜在川黔滇盐业市场上的优势地位。
清代陕北蒙地边商也同样冲破内地商人不许擅入蒙地买卖的陋规，他们大量进入草原，携带砖茶、布匹、日用百货交换伊盟的皮毛产品。这些陕北蒙地边商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流动边商”，陕人叫“跑边”，蒙人谓“出拨子”或“货郎”。他们对蒙古族的嗜好和日常所需知之甚详，出发时将各种商品载于牛车，三五人一帮，自带食料、炊具、帐篷，一直向内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到达蒙地后，展开帐篷，陈列货品。“把蒙人需要的货品带入蒙地，又把蒙地产的皮毛牲畜带回，反复买卖，往往转手即可获得数倍利润”，这就是《神木县志》中记述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另一类是固定边商，陕北人称“边行”，他们是由边客发展来的较大规模的边商。这些大边商在蒙地经商年深日久，或在王府附近，或在大昭庙前设有商号，自身备有骆驼、驴骡，雇有脚夫伙计，从事边地皮毛贸易。当时陕北著名边商有黄台子“陕西北部人，15岁就向沙漠讨生活，在沙漠里整整过了50个年头，凭着双手和一张能说蒙古话的嘴，在沙漠里开了一片不太小的杂货店，房屋四周，用柴草围成各样牲口的栏圈，那里喂养着很多牛羊……这个地方就成为附近五里的‘贸易’中心，按这里的习惯，人们以他的名字叫这里为‘黄台子”。还有“呼掌柜”为郡王旗首富，“神木人，开设天城商号，住赤老图沟，每年在旗下收购大批皮毛，运往包头出售”；另一个仅次于呼掌柜的大边商叫王铁闩，“神木人，开一家大商号叫义聚成”。像这样的大商号“各旗都有”，到清末民初，伊盟各旗有陕商商号232家，各县边商当在两万人以上。
那首在毛乌素沙漠上吼了一个世纪的《走西口》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威武与苍凉：
人常说树挪死来人挪活，
又不是哥哥一人走西口，
哎亲亲，
我挣上七斗八斗就朝回走。
三 江南塞北任尔航
明清以来的陕西商人奔走天涯，缉理东西之货，贩运南北之物，在沟通中西部贸易边商中，纵横捭阖，长袖善舞，写下了涉远经营的辉煌篇章。
早在唐代，陕西商人们就已经形成奔走全国负贩天下的涉远性经营传统。唐代诗人元稹的《估客乐》形容那时陕西商人做生意的广阔领域是：
估客无住着，
有利身则行。
……
北买党项马，
西擒吐蕃鹦。
通算衣食费，
不计远近程。
径游天下遍，
却到长安城。
到了明代，“食盐开中”使陕西商人奔走于塞北江南之间，倏忽数千里，车船万里程，沟通中西部贸易通商领域，输入于陇青，贩盐于江淮，运布于苏湖，销烟于南洋，以南北中国为势力范围，将涉远经营发展到极致。如明代高陵商人张忠轩，“肇牵牛车，登临泗，涉淮巩，以图洗碘”。三原高尧山“与诸从子走隍中西夏，尽以赀易椒粟储边帛，而领部收盐于淮扬”，泾阳张泽、张巍父子“输粟塞下，鬻盐浴淮南北、浙东西”；高陵刘锡“商于三边、两淮间”后又“雄于西吴”。咸宁张臻“与兄弟泰风西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率以盐贾”，这个张臻几乎跑遍了整个中国，因而后来才成为扬州陕西盐商的首领。三原李琮“从父贾河东盐，淮上及滇浙”。渭南商人王志武“平时在云南做生意，往来于陕西、四川、云贵之间，从陕西去时带陕西土货，回来时带云南茶叶等物产”。所以明代陕西文人来严然才写诗描绘那时陕西商人的经营形态为：
倦游归里阁，
晨发广陵道。
亲宾远相送，
举杯心如待。
共为异乡人，
相与披怀抱。
一感波上萍，
一逐陌上草。
这里“波上萍”与“陌上草”生动形象地记录了陕西商人奔走于大半个中国的艰辛状况。百年后，关中文人屈复又写诗描绘这一过程是：
扬州城里时相见，
金粟堆边有故乡。
西望汉江逞规程，
于今泾渭是潇湘。
明代后的陕西茶商也是以大半个中国为经营范围，奔走万里之途，将湖南安化茶叶输往兰州、新疆。那时陕西茶商在茶马司领引后，先从西安步行数日到龙驹寨，卖驴购船，沿丹江水趋汉口，再乘船到洞庭湖到益阳，再入安化江南坪，入山购买。采购毕，湖茶起运，购茶商人所乘之车，船上都悬有“奉旨采茶”的龙旗，先由资江装船运益阳，再换大船入洞庭湖到汉口，到汉口后经襄河转丹江到龙驹寨起旱，由车载骡驮经商州去平就险，运至泾阳，因此，龙驹寨成为湖茶周转中心。有一首清代《丹凤三字经》描写当时的情形是：
骡子帮，铃声响，
分两路，运输忙，
北路帮，出潼关，
西路帮，经西安，
两湖茶，入陇甘，
再炮制，成茶砖，
往西运，向北转，
出国境，销路宽。
湖茶在泾阳压制成砖后，由茶商将其用骆驼、马骡沿陕甘间的18马站，晓行露宿，鸡声茅店，运至兰州山字石官茶库，补纳课饷，验印入库。一封小小茶叶，倏忽上万里，方到边关，一船路上走一年半时间。从康定背茶至拉萨，全程两千四百七十公里，普通走10个月，慢者经年。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人在这条漫漫商路上，足足走了五百余年，说他们是中国西部的第一批牛仔，应是公正的历史结论。有一首《湟中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做生意是：
匹马单骡车是圈，
黄烟东去布西旋。
高坡欲不先麻脚，
加套扶轮曳岭巅。
从江南贩布到陕甘也是一件十分艰辛的事。
当陕西布商挟资亿万由东路至汴梁入大运河，或由南路入龙驹寨趋汉口赴江南购布时都必先集杭州。明人张瀚说“秦晋燕周之大贾，不远数千里而求罗绮纡布者，必走浙之东也”。然后按《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等行商路程手册所示泛舟而下，将足迹遍布苏松府各产布城市乡镇。成书于明代的《水陆路程》是专为布商们贩运棉布提供指南的，该书谓布商曰此书是“路虽多迂，布客不可少也”，它列举了以松江为中心的十五条水路，把产布各市镇、县城连成一线，大致可以反映布商在苏松棉纺织品市场活动的空间范围。且略举数例如下：
苏州由嘉定至上海县：
本府50—吴江县40—平望邑—王江泾30—嘉兴府10—东栅口3—七里桥24—嘉善县6—张泾会20—丰泾(按为枫泾)18—泖桥寺9—朱泾丽斜塘桥14—松江府跨塘桥20—泗泾20—七宝24—龙毕寺塔12—上海县
松江府由南翔至上海县
松江府30—砖桥40—陆家阁40—南翔20—江桥30—海县
松江府由官塘至苏州府：
松江府20—凤凰山18—北昆山18—唐行40—陶桥30—昆山县30—苏州府
松江府至吴淞所：
本府北门18—唐桥50—南翔20—嘉定县12—罗店36—吴淞所
松江府至乌泥泾：
本府出北门16—新桥6—陈家行10—新村桥3—莘庄10—乌泥泾
除路途遥远外，布商们还得面对旅途中的各种风险。如“嘉兴至松江，无货勿雇小船，东栅口搭小船至嘉善县，又搭棉纱船至松江，无虑大船”，“松江至苏州，由嘉定、太仓、燕山而去，无风盗之忧。上海棱船，怕风防潮，南翔北高河曲水少，船不宜大……至上海，或遇水涸，七宝、南翔并有骡马而去。港多桥小，雨天难行”。从这些珠串在商路网络上的市镇可以窥知当年苏松一带棉布市镇上布商们的艰难历程。有一首清人张春华的《竹枝词》形容清代陕西布商在江南做生意的形态是：
晓市评量信手拈，
二十三外问谁添。
关山路遥风声远，
多少龙华七宝尖。
四 镖行刀客护庄忙
明清时期从事典当银钱业的陕西商人为了便于金融汇划，还形成稳定的货币流通网络，这就是西部各商号熟知的“标期”。
所谓“标期”，就是西部各商号统一汇划银两的日期。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西部各府州县经商的商店、字号，统一规定每月阴历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为汇解银钱之日。这两日内各家字号将本月收入的银两，统一装在特制的银箱内，由商店专门雇佣的“驮夫”押运到兰州、西宁、迪化(即乌鲁木齐)等中心城市，再由这些中心城市的总号将各号银钱归齐，由驮银的驮队押送到西部金融总汇的泾阳、三原。由于道路不靖，盗贼蜂起，持财辇重的商人常常是土匪追杀的对象。为确保安全，商家雇佣武艺高强的武士沿途押运，这便产生了专门押解护送银两的“标客”，后来形成专门的行业就是“镖局”。这些被押解护送的银两就被称为“标银”，运银之期便被称为“标期”。
有许多镖客在陕商发展史上留下了英武的形象：
苏州镖客姚海愚，人称姚大汉，体型魁梧，武艺高强，专门为陕西布商护航，往来于秦晋与江南之间，盗贼闻名逃匿。有一年，他护送布匹到西安，西安府衙的屋角上栖有双鹳，鸣叫不止。太守心烦，招人驱之，飞去又复来，弓箭弹丸均不能伤它们。太守闻姚大汉射技高超，专门邀请他飞弹击鹳。大汉用连珠法连发数弹，击中鹳眼，人们欢呼不已。
山东镖客冯雄，刀法过人，名冠镖行，被陕西布商雇做保镖。有一次他保护布匹，从汉中运往西安，走到秦岭山中，一群强盗将驼队团团围住，要劫持布银。冯雄怒从心头起，大吼一声：“有山东冯雄在此，谁人敢上前拦截!”说完提刀相向，两三个回合，就将几个盗贼砍死刀下，护送驼队平安出山。
陕西刀客康绩，文武双全，豪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常做些护送布商的营生。明代末年边疆有事，康绩受募押运粮草到河西，走到半路，见到沿途饥荒遍地，人民流离，乞讨无法自存，便动了恻隐之心，将押解粮草全部散给饥民，然后到官府负荆请罪。官府见他是个人才，后令其将功折罪。
朝邑刀客王振乾，护商运货，为保镖，舟车所至，匪人闻其名，不敢侵犯，甚至关长皂役慑其威多予便利，后渐渐成为独居一方的掌柜，陆行有四套大车四辆，大河上有船二艘，从事专业运输，生意奇好。
到了清代，就有了专门护商的镖局组织。陕西在光绪年间就有了专门跑西大路即通向河南开封、许昌、南阳直到湖北、湖南这一布商所经之途的镖局。如永庆镖局、宏泰镖局、宏发镖局，它们的镖行都设在西安。镖局有镖头，也叫舵把子，对保镖车辆负完全责任。其次为镖师和镖客。清代陕西的镖客很多，光绪二十八年(1902)，陕西镖客和西安回民发生冲突，很快就纠集了武艺高强的镖客400多人。镖局为了保镖安全，自己备有专车，专程往来。镖车上路时，都插有镖局的三角旗帜，并写有某某镖局的字样，每辆镖车都有镖头和镖师押车起运，车与车紧密相连，互相呼应，以防不测。镖客们坐在车上，有一定的格式，叫做打镖腿，并且常常喊号子，打呼哨，前呼后应，甚是好看。
《清代镖林轶事》就记载了一个陕西商人镖路遇险的故事。徽州王某以勇闻名，被一陕西巨商请去做镖客，护卫其回陕。路上，适逢一位携带重资的大官，便相约为伴一起走。至旅店，刚解行装，即见一个童子也来投宿。他把马拴在门外，就上前对汪镖客说：“如果囊中物均系攫取来的，我当攫取而去。明晨你如果上路迟，将有令人骇怕事发生。”汪某一时惊讶而不敢说什么。一过半夜，他就招呼众人启程，并推说疲倦而要迟走一步，估计众人走远了，他才上路。只见十里进山路上，车驼狼藉，那童子坐在石头上指着山沟要他看，尽是死人，王某只觉又惊又怕。童子告诉他：“此去山路险恶，要快走。”镖客立即要和众人疾行，但却因匆忙赶路而失去投宿之所，彷徨于山谷之中。忽见山堰处有座草庵，于是前去投宿，一位年约40多岁的尼姑把他们引至堂东一间小室说：“住在这儿，夜里虎狼很多，不要乱看，骡马放在后院没关系。”约一更时，听有叩门声，进而听见尼姑说：“取不义之物，割下其为首的一只耳朵便是了，何以多杀人，忘了我的戒规!”随即又闻有杖打之声传来。汪镖客一行很是惊恐，未等天亮就打点行装，谢过尼姑，上路了。
五 秦巴莽林驱虎狼
在明清时期的漫漫商路上，商人们除了要与人为存在的各种风险作斗争，而且还得与自然存在的豺狼虎豹作斗争，勇敢地发展自己的商贸事业。如秦岭巴山，沟壑纵横，连绵八百里，山中树木参天，路少行人，常有虎狼出没，行走其间有性命之忧。
唐代末年，陕西云阳商人王行言与同村众商人赴蜀中贩卖盐斤，因山中野兽出没，人们常常携带铁杖予以防身。行至乌稍蛉有一吊睛猛虎寻迹紧随其后，众人皆战栗不止，在一树下歇息，等待天亮虎走再行。王行言胆小，睡于众人中间，第二天大亮，众人醒来一看，王行言已被老虎噙走，这就是虎噙商人的故事。
但也有陕西商人打死老虎的事情。明清之际，甘陇青藏产汗血良马，许多陕西商人到西域贩马，以回民商人为多，洛阳的清真寺就是陕西贩马商人所建。
明代末年陕西贩马商人吴松与众人到甘肃河西一带贩马。吴松身材魁梧，武艺超群，早年随一高人练就一身钢鞭技艺，三五个人不是他的对手。他们从河西购得良马数百匹，赶到山东去卖。沿途2000余里，他与伙计骑上马，手持长鞭，前呼后应，呐喊照料。行至陇山中，一伙计突然挥鞭前指，对吴松说：“东家快看，那是什么?”吴松策马向前站一高处，寻着伙计指的方向一看，就在200步开外的一个大岩石上，蹲着一只花斑猛虎，眼放绿光，引颈长啸，震得树叶簌簌发抖，情况十分危急。吴松心想，这山谷是贩马必经之路，如若马群被老虎惊扰跑散，他的全部家当必然化为乌有。看来只有赶走猛虎，此外别无选择。吴松凭着自己的一身武艺，一手挽弩弓，一手执长鞭，策马朝前方的猛虎扑去。离老虎还有50余步，吴松手拉弩弓，利箭离弦呼啸着直射虎身，结果插到了岩石上。老虎一惊，一跃而起，朝吴松扑来。吴松策马躲过虎身，挥起弩弓朝虎身一劈，不料老虎长尾用力一甩，把弩弓弹飞到十几步外的草丛中。吴松只好手持长鞭朝虎头猛打，这一鞭正打在老虎的耳门上，血便从老虎的脸上淌下来。老虎见势不妙，掉头便跑。吴松回过身来对伙计们一挥手说：“虎被我赶跑了，大家各就各位，吆喝上路。”眼看就快到黄昏，马群还没走出山谷，众人又渴又饿，吴松让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再走。
就在这时，前面的草丛中有声音窣窣作响，只见那只猛虎悄悄潜来，躲在距马群不远的草丛中眼里冒着贪婪的凶光。吴松看得真切，大喝一声道：“又是那畜牲。”说着手提长鞭，向猛虎奔去，猛虎前扑，吴松一鞭打在老虎的前腿上，把老虎打得差点跳起来。老虎大吼一声，向吴松扑去，吴松抽出腰间的长刀，朝老虎的脖子使劲戳去，直到老虎毙命为止。众人看着这惊心动魄的场面，都惊呆了，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迈不开步子。吴松一言不发，沉默了半晌，拍了拍身上的泥土，对伙计们说：“把老虎抬到马背上，继续前行。”
六 联手经商日月长
明清时期陕西商帮经营的第二个特点是实行开放式经营，成功联合了山西商帮，使山陕商人成为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中唯一联省的商帮，从而在中国商业史上留下了一段隽永流传的佳话，值得大书而特书。
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的联合有十分复杂的历史和经济原因。
从历史上讲，秦晋两省地理毗邻相连，山西自河曲保兴至蒲津一千五百里，与秦中接壤，作为陕西商帮核心的同州府与作为山西商帮核心的蒲州府更是隔河相望。从春秋战国以来，两省沿黄两岸人民就互通婚姻，结秦晋之好，形成姻亲关系。陕西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的板桥常家，至今关于他们姓“常”还是姓“尚”都还争论不休。陕西人吐字较重，按陕西发音应念“常”，山西人发音较轻，按山西人语气应读“尚”，这正反映了山陕人民复杂的历史渊源关系。加之明初在山西实行移民，陕西与山西隔河相望，成为山西移民路近少累的首选之区。明初便实行“有民往陕西者听”的政策，大量山西人移居陕西，主要集中在陕西产粮的渭北一带。陕西盖省财东的渭南孝义镇赵家和严家，就是从山西孝义县移居陕西的；陕西富平首富李月峰家就是由山西洪洞县移民来陕的。而山西许多著名的富户，又是从陕西移居山西的。创办中国第一家票号——平遥日升昌的东家李家就是从陕西汉中流寓山西的，李家祖籍陕西汉中一带，相传元末时，李家先祖任官山西，从而迁居平遥达蒲村落户。山西介休富户侯家的祖先也是陕西人，于南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由陕西迁入介休北贾村。这种互相联姻，相互移居，使两省人民形成共同的文化习俗，构成一致的心理认同。《同州府志·风俗志》就讲“秦俗大俭，而地邻于晋，不能不渐染啬风，所以富不逾移”。这种历史渊源关系使两省人民处在同一地域文化的构架之下，同耕黄土地，同住土窑洞，同端大海碗，同唱信天游，同看秦腔戏，同拜关老爷。而关公本身又是两省人民精神纽带的象征，关公是蒲州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这本身就将两省人民的历史和文化联系在一起。那出著名的秦腔《三滴血》借主人公之口，唱出了山陕之间的联系：
家住陕西韩城县，
杏花村中有家园。
姐弟婚姻生了变，
为寻姐姐到蒲关。
因而，当明政府在山陕两省实行“食盐开中”新政策时，两省人民自然因甥舅、姑表关系而互相联引，共同走上经商的道路。对此，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创始人傅衣凌先生有极为精当的分析：
秦地毗邻两省，他们为地理上的方便，也易于受其影响，而走上商界的道路。在市场上陕商与晋商被并称为秦晋大贾或西客。从经济上讲，明清以来形成的晋陕沿黄贸易圈，为两省商人的紧密联合提供了经济支撑。
晋陕两省地域相连，两地人民利用黄河水运进行贸易，逐渐形成固定的贸易网。晋西和陕北是沿黄贸易圈的典型地带，山西的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离石、中阳、石楼、永和等县，陕北的府谷、神木、佳县、米脂、吴堡、清涧、延川等县，它们同处于本省经济中心辐射网的最边缘，两地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具有同一性和很强的互补性，因此沿黄河两岸各县自明清以来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形成了稳定的贸易经济圈。明中后期，晋陕的商品交换因得益于两大因素的推动而获得较快发展：第一，边塞军市的开辟。晋西北、陕北在明代属边塞要地，延绥边镇驻军五万余人，……每年需要粮料五十二万二千四百石，棉花七万三千二百四十二尺，……这些东西本地是无法供应的……主要依赖本省的延安府、西安府、凤翔府运送……除这些地区长途运输以外，每岁仍缺少粮料十四万一千五百六十一石。明政府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每年拨给该镇京运年例银四万两，开中盐价九万三千一百五十八两，在当地购买粮食，补足所缺的十四万余石军饷。边防驻军是粮食、棉布、食盐的纯粹消费集团，庞大的军需市场拉动了陕北商品贸易的发展，由于陕北日用商品历来多由山西转输而来，商品交流就在晋陕这一贸易经济圈中进行。明中后期，随着屯田制的破坏和军饷制的实行，延绥边镇军队及其家属的衣食所需更加依赖于陕北市场的供应，巨额的粮食、棉布商品需求是稳固沿黄贸易圈的一大因素。第二，明后期蒙汉互市的开放。陕北与晋西北地连内蒙，是蒙汉贸易的首选通道，蒙汉贸易的恢复再次拓展了晋陕黄河沿岸各县商品贸易的规模与范围。蒙汉互市中，汉商以烟、茶、糖、棉、布、绸缎等日用百货换取蒙民的牛、羊、马、骡、驴、绒毛、皮张等物品。由于陕北各县与关中相隔甚远，而与对岸山西只有一河之隔，所以根据商品交易成本最低化原则，榆林与山西河曲、保德诸州县建立了稳定的贸易联系。
进入清代后，晋陕贸易圈得到不断发展，原因在于市场的扩大。这一阶段，除区域间固有的市场外，蒙汉贸易市场延展至陕北全境和晋西北地区。陕北葭州“市中布匹悉贩之晋地，而黄河一带悉为利源，北通河套，南通汾平，盐粮之舟疾于奔马”。清末天津开埠后，国内外对皮毛等畜产品需求的激增，推动了这一区域商品经济的新发展，晋陕黄河沿岸北部各地贸易往来的兴盛局面一直延续到民国。以陕北各县转输商品为例，榆林“每年从内蒙古买马、牛各千余匹，绒毛万余斤销往陕、晋、豫、直隶；山羊皮，洋商收买运至直隶、山西等处。羊羔皮……近岁运至山西、直隶，每岁数千张，……麻油，每年数万斤，有运至晋省。外地来货，马自蒙古来，年千余匹，大半由商贩至陕、晋、豫者多。牛来自蒙古，年千余头，商贩至晋。绒毛来自蒙古，……近有运至晋，直隶，年万余斤。绸缎洋货，自山西汾州府太谷县等处陆运至本境，岁数十担”。光绪年间吴堡“输出有当地所产货物、牲畜、蚕茧等项，俱由河运山西柳林、碛口等镇出售。……布、棉、煤铁等货，俱由山西柳林、碛口、孟门诸镇输入，每年销布二千余匹，棉花一万五千余斤，铁二千余斤”。民国时期，横山县“布匹百货买自山西顺德等地，皮毛、羊绒则由晋南、洋行岁来收买”，葭县“本境所用油、盐、瓷、煤、布料百货等项，皆赖黄河转运而来”。清末民初，陕北市场上集中的蒙地皮毛、盐碱和其他各种土特产品大量销往山西，由山西转运的日用商品大量销往陕北。葭县“本境所产黍稷粱菽皆由黄河运至碛口，销行一二百石不等。采至本境销行之物，布曰开州奉家棉，曰韩城麻，……皆至碛口运来达于各镇，每岁销行约在数百担以外”。20世纪30年代，尽管战乱不止，却未能中断晋陕沿黄河流域各地的贸易往来。在陕北皮毛贸易处于极盛时，当地大部分的皮毛、药材、盐碱、麻油等商品通过黄河运至山西汾阳、碛口等地，再转运至天津；京津、晋省的日用百货，通过山西西北部运至陕北各地以及内蒙古伊克昭盟各旗。
清末，晋陕贸易往来突破了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商品经济，沿岸各地的农副产品开始大量投入市场。晋陕沿黄河流域的贸易圈延展至今天的甘肃、宁夏等地，黄河上游的宁夏、包头等地的食盐、煤炭、皮革、毛绒通过陕北转运至东部，陕晋的黄河各渡口转运极为频繁。以葭县码头为例，《续修葭县志》卷一记载，光绪二十三年(1897)知州崔骥远创办府、神、葭百货厘金总局，设于葭州万户峪，又在沿河的大会坪、桃花渡、木头峪、螅蜊峪四个渡口设分卡，“其先年约收款万余元，今则加增什百倍焉”。而山西临县碛口镇“合邑城镇之商业，较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碛口镇聚集、转运着本地梭布、铁锅和外省的日用商品以及陕北的畜产品，它是明清时期陕晋黄河航运最重要的码头之一，贸易往来异常频繁。民国年间，羊毛贸易是陕北商品经济的重心，陕北与山西保德等县只有一河之隔，有多处渡口之便，通过山西境内铁路可以到达天津，所以在抗战以前，陕北羊毛、皮货的输出和陕北所需日用百货的输入多以山西为中转地。羊毛等出口货物以骡、驴、骆驼为驮运工具，以榆林、安边、神木三处为集中地，榆林、神木两处集中的货物经米脂或葭县螅蜊峪(今螅镇)过河，到山西汾阳达榆次，用火车装运至天津。安边所集中的羊毛，则运经宁条梁、石湾、绥德、吴堡宋家川过河抵榆次，然后装车转天津。这种经济的互补性为两省商人联合提供了物质上的保证。
而外部与徽商的竞争则是迫使两省商人联合的直接原因。在明代初年称雄中国的商帮是陕商和晋商，他们是在中国兴起的最早的地域性商帮。而明代中叶弘治年间的宰相叶琪，是安徽人，遂代表安徽人的利益，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商人可以花钱买引，而不必输粟于边关，这便为徽商进入食盐贩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徽商依赖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而在淮扬盐场迅速崛起，压倒了陕晋商人。万历《歙志》中沾沾自喜地说：
《传》之所谓大贾者……皆齐燕秦晋之人。而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维扬者，亦苦朋比而无多。
“苦朋比而无多”正反映了那时山陕商人的实际。因为山陕商人走上经商道路时，多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资本积累不足，多以中小商人为主。加之各自为政，力量分散，自然难以抵挡徽商的优势竞争。为了克服“苦朋比而无多”的现实困难，也迫使两省商人联起手来，合帮与徽商抗争。清人叶调元曾写《汉口竹枝词》分析了这种竞争状态：
四方为界市廛稠，
生意都为获利谋。
只为工商帮口异，
强分上下八行头。
从文化上讲，陕西商人开放的宽松心态是山陕商人联合的思想基础。陕西为十三朝文化古都，作为首善之民，形成陕西人博大开放的胸怀，在历史上同化了那么多的外来民族和外来文化，可以以一种雍容大气的心怀与山西商人携手共进，而不斤斤计较于琐碎小事，这是陕西商人之所以五百年能与晋商同船共渡、同舟共济的思想基础。加之两大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都在祖国西部，都是以沟通中西部贸易联系为己任，都被定格在西部的地域文化框架之内，故而都被称为“西商”。正如山西社会科学院张正明先生所指出的那样：
陕西商人与晋商所处地理环境相类似，同样兴起于开中法实施之初。山陕商经常在各地联合建会馆，故有时人们把山陕商统称为“西商”。
这些都使得两帮商人从明代初年起就结合在一起，携手互补，在明清时期五百年的商业史上演绎了联合发展的人间佳话。
这种联合发展首先表现在两省商人互相贸易，彼此相资。明清时期，大量山西商人入陕贸易，使陕北各县的贸易在清末以前基本上掌握在晋商手中。安塞“城镇有贸易尽山西及本省韩城人为之”；清涧县“清初率多晋商”，宜川“城内市廛以及各乡镇集场均系隔河晋民暨邻邑韩城澄城之处商贾盘踞渔猎，坐致并赢，土人袖手睥睨莫于争利也”。而后山西商人又将经商势力扩展到关中各地，山西新绛县“西北乡人多在陕甘两省，其数约千人上下”。山西临晋县“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凡子弟成年，除家无余丁及质地纯者外，余皆远赴陕省习商。陕省金融事业归临晋人掌握者居其大半”。有不少晋商是在陕西发的财。山西商人王瑶“山西蒲州宣化坊人……贸易邓裕襄陕间，而资渐丰”。山西荣河人寻金财，父早逝，家徒壁立，母改嫁后，居姐家，日拾薪一石，才给饭吃。后入陕习商，生计渐裕，治薄田数十亩。反之，许多陕西商人也入晋贸易，获得谋利机会。安塞不少人“蓄猪羊，间有贩牵赴山西省者”。澄城“每年农隙，贫家壮者做工于窑场，陕晋各地之窑业，大半皆韩城人”。吴堡“本县一些富户远在榆林、山西碛口、三交、椰林、太谷、汾阳等地开设商号”。对此，山西《保德州志》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其市集志曰：
保德货物鳞集，乡民交易称便，陕西府谷县沿河六堡，皆取货于州。清初以降，府谷颇有客贩，越江交易，彼此相资。
这种联合发展还表现在两省商民资本参与合资经商。如陕北安塞等县，县民穷薄，经商“多借资晋地，春借秋还”。山陕商人的许多字号都是两省商人共同投资、共担风险、共享利润，他们或是东晋西陕，或是东家陕西掌柜山西，联合经营。如清乾隆年间，陕西商人李步安、傅德共出银六千五百两，山西代州人董瑀出银四千两，肃州三义店之陕商徐子键出银二千两，凉州开磁器店之陕商师四出资一千五百两，共合银一万四千两，赴阿克苏做玉石生意，将玉石运往苏州售卖。再如山西平遥著名票号“谦吉升”就是由达蒲村李大全和陕西人高某、安徽人雷某合股经营。这种合伙经营不仅是资本参与，而且是人事参与，许多陕西商人是山西人所开店铺的掌柜，不少山西商人又是陕西人所开店铺的经理，才使得两省商人利益趋同，生死与共。
这种联合发展更表现在两省商人联合兴办会馆，以合力治内，一致对外上。在我们查阅到有文字记载和实物为据的山陕商人兴办的274所会馆中，单独称“山西会馆”或“陕西会馆”的并不多见，不超过三分之一，绝大多数会馆都称为“山陕会馆”，这是两省商人联合发展的组织保证和有力佐证。当然这种联合发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两帮势力的聚合变化而呈现出分分合合的复杂局面。从总的发展态势讲，有明一代，陕西商人起身早，势力盛，其实力在晋商之上，故当时官私著作均称为“秦晋大贾”。《扬州府志》说，明中叶各帮在扬州的实力排序是“新都(徽商)最，关以西(陕西)山右(山西)次之”。当时在江南流传的“秦晋大贾”的称谓也反映了这种变化。日本治中国经济史的学者藤井宏也认为：
在明一代，作为盐商的陕西商人，其势力曾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其老家是三原县、泾阳县、绥德州等地，在明代的商界里，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为对抗新安商人及其他商人的必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合作的场合不少。
进入清代后，虽然晋商因与清廷的特殊关系和票号的雄厚实力而跳跃式发展，但陕商仍是与之分庭抗礼的重要商帮，当时天下流传的“山陕商人”称谓真切地反映了这一事实，而且两帮的经营主体路线亦发生了变化。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弃淮入川，在四川获得新发展，故四川的会馆多以陕西会馆为主，如成都陕西会馆、叙永陕西会馆、会理陕西会馆、自贡西秦会馆等大多是单省会馆。而晋商则主要向冀北、张家口和东北发展，所以这些地区很难见到陕西商人的身影，所建会馆也基本上都是山西会馆。从贸易路线上看，入清后陕西商人仍主力经营经兰州向新疆的北官路贸易，所以《新疆图志·商务志》说“自嘉峪关趋哈密为一路，秦陇商人多出焉”。而此时山西商人则选择了从张家口沿内蒙草原南端入新疆的东北路发展，故《新疆图志·商务志》又说：“东北自归绥趋蒙古为一路，燕晋商人多出焉”。
就是在西部地区，山陕商人的实力也是交错变化，呈现出两帮商人既一致对外、又内部竞争的有趣局面。可以兰州陕商会馆的变化进行分析。明代至清初，由于陕商主要经营西北边关的“食盐开中”和兰州的“茶马交易”，在兰州有经济实力，故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在山字石设立“骊陕会馆”，调节陕商在陇上的活动。入嘉道后晋商实力增长，便联合陕商设立“山陕会馆”，咸丰五年(1855)陕商实力大增，陕商又从山陕会馆中分离出来，在“贡院陆军巷设立陕西会馆”。同治年间后，陕商因家乡战乱而发展受挫，元气大伤，故于宣统年间又联合晋商设立“山陕会馆”。这种分合聚散真实记录了晋陕两帮商人在甘肃市场上力量的迭兴盛衰。
山陕商帮在陇上会馆建设中的分合关系，在不同区域也有不同情况。在甘肃中级市场上，由于两帮实力旗鼓相当，故两帮以独立分设会馆为常见现象。如在酒泉“商人晋人为多，秦人次之”，因而他们在清中叶各自分别设立了本省会馆。在张掖，清初晋商力量盛，他们于雍正三年(1725)设立“山西会馆”，同光后陕商突起，他们于光绪二十六年专门设立了“陕西会馆”。在天水也是两帮分立会馆。但在县、镇一级初级市场上两帮则表现出强烈的竞争态势，如武威“商人以陕籍为多”，故独有陕商设立“陕西会馆”的记载。在景泰县表现得更为典型。最初晋商势盛陕西势弱，故于雍正三年设立会馆命其名为“山陕会馆”，入道咸后，陕商由弱转强，压倒晋商，便于咸丰五年(1855)命名会馆为“陕山会馆”，清晰地体现了“会馆而知春秋”的商业规律。
在青海，山陕两帮的贸易实力也有变化。特别是进入清末后，一则外国洋行和津商买办对青海商业的渗透，他们为垄断青海羊毛贸易，以青海最大商帮——晋帮为主要打击对象，使晋商力量有所削弱；陕甘回民起义失败后，许多陕西回民开始移民西宁、湟源。据考“青海回民是清代去的，白彦虎曾带二万回民驻西宁的小南川，有少数人留住未走……从事小商小贩，他们资本很小，常向大商货贷，然后深入周围藏区牧区换取土特产品和羊毛等畜产品回镇倒贩，再向批发商归还钱币”。这些是形成陕帮势力在青海大增，开始压倒晋商的因素，有人记述，西宁民初的贸易形势是“西宁各商号，首推河州人……次则陕西帮……次为山西帮”。不独西宁如此，其他地区亦是如此。民国十九年结石陕甘公所的献匾上所书各商号名称，“计甘肃十三家，陕西九家，四川五家，山西仅汾阳德盛魁一家”，这是山陕商帮在青海力量消长变化的佐证。
就是在某一地区，山陕商人的实力前后也有变化。如陕西清涧县“清初率多晋商。同光以来，人烟稠密，民智渐开，始为入伙学习，继则自行开办。至清末，各商行多系本地开设，利权始不外溢”。
山陕商人内部的这些分分合合，是商业竞争规律的正常表现，它并不妨碍两帮商人在全国市场上的一致对外。所以，从有清一代看，两帮商人在绝大多数场合还是以“山陕商人”的共同面目出现，维系着联省商帮的基本面貌。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应当摒弃狭隘的地域文化优越心态，像当年的山陕商人一样，实行开放式研究，携手共同研究山陕商人，才符合那一时代的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