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四讲 仁中取利大丈夫——陕西商帮的经营思想
一 秦人质直且自重
走进陕西旬邑县著名富商唐家大院主人的卧室，抬头铭上的“质本天成”四个字会赫然入目。这四个字正是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本色性格的集中写照。
陕西黄土横亘、沟壑纵横、地僻泉庞、天苍野茫的自然风貌，形成了秦人质本天成的淳厚民风，说话办事忠厚为本，诚实不欺，形成不尚空言、求真务实的人生品格。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继承了秦人的历史传统，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机取巧，不拐骗坑人，而是以稳健持重著称于商界。明人薛福成在《庸盦海外文摘》中总结山陕商人的特点是：
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
明清时期西风欧雨渐来，中国传统商业处于历史转型时期，陕西商人这种厚重质直、质本天成的本色意识，又必然表现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使他们能够将区区不屑的商业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表现出秦人以汉族正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藏头对联：
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之不愧为臣它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崇扬仁、义、礼、智、信的国家意识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上方悬“富国裕民”的牌匾，反映了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的精神诉求，而陕西潼关商人师世卿将商业行为的社会意义则表达为“士在上则立功于国家，士在下则致行于闾里”。这种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精神浸透在陕商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明初的输粟边关千里运粮，驮茶换马，拱守边疆；到清初的弃淮入川，反清匡汉；再到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富室商贾莫不慷慨解囊，以国事为重。富平商人李尽心，发家后不忘国家，主动到陕西布政使司处请求输金助边险，有司大夫询其数，他回答说“唯命耳”，官府初以五十金为数，李公认为太少，后增至上千金方罢，官府大人疑其有狂疾，后李尽心以二万金缴纳司库，充分表达了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愫。清末庚子国变，清室西狩，陕西商人纷纷捐资国难，如渭南焦家捐银5万两，常家捐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曹家捐银3万两，西塬贺家捐银10万两，泾阳安吴吴家捐银5万两，马合盛捐银10万两，一时“资政大夫”牌匾挂遍渭北各县，表达了朝廷对陕西商人的以商事国精神的肯定。
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观念发生急剧嬗变的时期。传统的重农抑末思想、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受到冲击，农商皆本、商不为贱、工商皆富的思潮逐渐萌生。加之陕西土厚水深、高原横亘的自然风貌又造就了秦人厚重自负的性格特征。他们恪业自重，淡泊自守，表现出很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自觉，对自己的职业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郑韶将携货远行，对妻子说：
“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日：“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呆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在重农抑末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于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辞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豪和陕西人特有的不交官府的职业习惯，在“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下，敢讲这样的话，没有很高水平的职业自觉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商人梁选橡业盐扬州，当时盐法规定商人按序守支，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官府，改变原定序次，提前支取盐斤“获厚利寻常一倍”，名曰“超挚”，“一时乡人争先超挚，咸来邀梁”。梁选橡以为不可，他说：
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
说明陕西商人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遵守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的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三原商人员维新经商扬州，“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负不为所动，“不久财万起”，则从个人修养方面表现了商人自重自尊的职业诉求，是商人看重自身名节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在传统“君子不言利”的思想氛围下，赚钱取利常为人所不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追求财富强烈冲动和求财免灾的个人价值取向，是造成中国几千年商品经济不发展的思想阻力。而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从商业自觉出发，无视传统，公然以追求财富为鹄的，怀有追求财富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们所到之处，莫不把这一强烈愿望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又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也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挂着“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气氛。从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看，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
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
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而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性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务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自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断决见”。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的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
这种崇拜财神，企盼“掌财源万里腰缠，感财神以成砥柱”的崇商精神，表达了陕西商人强烈的致富追求和发财冲动。陕西秦腔名剧《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更将陕西商人的这种追求描写得具体生动：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骡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可加。
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晨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午间把燕窝拌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制几顷水浇地百不直吓。
银子多使不了这可该咋? 寻几名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无独有偶，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也写过一篇作为识字启蒙的《俗谚杂字》，该作者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山西商人的实际生活和人生向往，并声言：“我这书本留给后人，虽是浅薄句句实情。”亦不妨节选如下：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下合同，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原入利出足用耗存，局子当铺估衣客人。
茶商木客兑会银票，粮店铺面百家所用。
镜雨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左右两分，书馆花院前后窖庭。
要做衣裳去唤裁缝，绸缎绫绢锦缎裁绒。
水獭领袖海骝拔针，大呢小呢羽毛哦噔。
人生衣食各有天定，想要吃喝又有厨工。
烧肉酥肉踢则清蒸，糊烙鲤鱼火锅十景。
香片色黄武夷茶清，吃袋香烟玉蓝蒲城。
太极奇品双毛各针，社塘清烟凤翔有名。
丫鬟斟茶小斯满樽，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大妻小妾生养儿童，终身大事只此三宗。
这两则戏文俗语真切反映了山陕商人当年在全国商贸领域纵横捭阖的风光景象，也表现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
二 诚信为本利源生
陕西千里黄壤、土脉纵横的自然环境以及几千年的《周礼》化育、儒家文化，使陕西商人从持业自重的操守出发，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这在明清的中国商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清末文人郭嵩焘曾总结山陕商人经营的基本特点是：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
这可视之为中肯的总结。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言九鼎，言不二价，树立诚商良贾的市场形象。陕西富平有个镇叫“直镇”，秦汉以来就以言不二价而闻名关中。无独有偶，陕西耀县有个镇亦叫“直市镇”，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陕西延安亦有镇曰“百直镇”，“旧为商贾辐辏之所”，百年以言不二价而名闻陕北，故曰“百直镇”。这些地域民俗说明诚实经商、言不二价是陕西商人五百余年形成的优良传统。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秦渡镇人：
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日：“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盖公又尝日：“命等耳，贫穷独非命于?且病痛思药，因心急如焚也。”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市价不二，在远近名闻遐迩，被大家尊称为“不二郭家”，他开设药市，赢拙不计，虽屡有亏折，至变产偿息，无少悔意。这就是陕西商人的诚信精神。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自己占领和开拓市场。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渭南商人曹昆璋，辛兴里人，其父在四川做生意，多年教导家人“日后至蜀，即以忠信著闻”，昆璋谨记父命，因家中食指日繁，弃学就商，在川中诚信待人，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信誉，被同行们称为“少年长者”，“同乡宦蜀者咸倚重，争以囊金寄他，贾益大起”。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矫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更表现为陕西商人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三原商人周双柏，先祖在河北东光县做生意，由于商运不佳，亏本负债以数百计。双柏子承父业，去东光县顶生意，为人诚恳，生意公平，很快发达起来，不仅偿还了旧债，还将家中旧屋拓稀改观。致富后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诺，损数十金无悔。乡党们都愿意随他学做生意，他尽力相助，有不少致富和他相当，对他感激不尽。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进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陕西商人冯翊眭，永乐年间在山东临清做生意，有一次在汴洛间拾客银百金，客人失金欲死，翊眭问得实情，悉数返还。渭南商人白凤舞在羌镇开当铺，有一商人从他的当铺借银归，遗银百两在路上，凤舞自后拾之，即慨送其人，遗者感激不尽。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作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察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商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一是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害，鬻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再一例是郃阳商人安尚起，在河南做生意，不幸身死亡故，其妻闻讯，变卖家产，赴河南为夫还债，使债主们很受感动。读了这些事例，便可知郭嵩焘对陕西商人特点的评价是可靠的信史。由于陕西商人以诚信为商，每每取得很好的商信，生意才格外红火，有一首清代《慈邱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生意的盛况是：
桂花香远菊花黄，
争着城西大会场。
西货价廉南货贵，
汉江近日不通商。
三 仁中取利大丈夫
陕西为古雍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祖宗发祥地，几千年传统礼仪的教化，使陕西商人做生意多讲义理，讲求仁中取利、义先利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多为陕西商人所不齿。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为公平交易、义中取利。开封山陕会馆拜殿两山墙的“悬鱼”上就刻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字样。社旗山陕会馆石牌坊中坊两石雕均刻有“仗义”“秉忠”的铭言；而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铁旗杆上则铸有“公义”“参天”的铁字，象征山陕商人仗义取财的忠义品质。事实上“忠义取财”“以德谋利”是贯穿于陕西商人经营活动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陕西商人注重自身名节，“活人”即存身立命的标准。陕西富平著名商人刘邦祯，在湖北荆州做生意，豁达谦让，人皆敬慕，且仗义顾利，归时取赀，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为多取，众人皆惑而不解，他常笑而不答。又常常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券舍负，亦屡千计，受到世人称颂，被誉为“邑中第一家”。三原商人高友槐，起先为县令，苦于宗禄不济，难以养家糊口，有感曰“丈夫堕地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弃官为商，富而好行其德，将本钱贷放给戚党无告者，使其经商于吴越燕赵之间并宽其期限，量力取利，不能还本付息者，不仅不催迫，反而厚待其归，对那些身死客乡的戚家里党，他都扶柩以归。他的德行操守深深感动了人们，“争尽力贾”，结果反而家大起，身至巨万。耀县乔世宁之父，“常积粟食万石，岁薄取其息以赈饥人”，被称为“万石君”，留下很好的名声，儿子乔世宁才能成为陕西著名乡绅。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还表现为忠义经商，善结人脉，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陕西大荔商人李振业，家贫父贩负为生，童时随父灌园贩粟，常与一友贩枣于四川，分息时总是少取其息，颇有鲍叔牙之风。陕西韩城商人苏含章从小在凉州作生意，有朝邑赵某爱其忠厚，苏与之订盟交，赵每还家便邀含章俱往，连家事都听取含章的意见，一世情同手足。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卒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魁抚之如己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立业，传为陕西商界佳话。长安商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爱其忠义，求为伙计，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这种忠义求财、不闻回报的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高陵商人程希仁，早年从父在城固做生意，放贷于川湖间。有一年家乡闹灾，里中有桑姓二人，逃难至城固，几不能生，希仁见状，宅心仁厚，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公又给路费使归还帮其复业起家。后希仁死，两兄弟奔丧，悲泣殊常人，问其故，才告知前情，人多泪下。陕商王君在兰州做生意，经营三十余年，家有薄资，一曰独游黄河之滨，见一少年欲投河寻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将收得的债金百余金不幸丢失，无法复账，投河欲死。王君听罢，沉思良久，遂执子之手引至酒肆，写一欠债百金的欠条，交给了这个少年，并对青年说，我家在某处，明日持券来，我帮你还债。第二天少年至，王君携其归家，对家人说：“此乃故人之子，我当年欠其父之债，当速还之。”儿子们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才说出了前情。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利百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还表现为敢于仗义执言，忠厚其主，不取身外之财。大荔商人赵第魁，家贫在四川为人作伙计，见东家有冤狱，第魁激于义，帮其打官司，申雪冤狱，主感其恩，欲将店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我帮你打官司是出于道义，路见不平罢了，如果取你家财，我成何人”，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肝胆。礼泉商人梁玉树，家贫年十九就下四川做生意，在一熊氏开的店铺中当伙计。由于颐性勤俭，能耐劳苦，善经纪，帮主人赚了不少钱。熊氏感其甚，欲帮其买官入仕，玉树对主人说“我初弃儒而学贾你处，仅为养家罢了，如今你帮我买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谢而归乡。清人著作《新齐谐》中记载一个故事，长安县商人孙某在苏州阊门绍兴人张元公开的布行中为伙计，性诚谨而勤，凡他经手的生意莫不发三倍之利，故张元公以宾客相待，三五年中为张元公致家资十万。有一年，孙某病重，张至前问身后事，孙曰：“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有两个儿子在家。”张亲送棺至长安，到家后孙掀盖而起，原来孙某装死以避主恩，可谓用心良苦，也表现了陕西商人仗义疏财的精神。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更表现为甘为良贾，驽而不贪。陕西商人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很深，深知市场上“良贾五之，贪贾三之”的道理，做生意不贪图眼前暴利，而是长线远鹤，志在久远。山陕商人大院中一般都有照壁，有一照壁镌有一首《省分箴》，表达了山陕商人道法自然、不贪强取、止足尚可的经营心态，不妨赘录于下：
久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秉乎性，人贱乎命。贵贱贤愚，寿夭衰盛。谅夫自然，冥数潜走。葱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直。或金或锡，或玉或石。茶若芥甘，乌黔鹭白，体不可移。揠苗则猝，续袅乃悲。巢者罔穴，诈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秋衰。健羡勿用，止足尚可。处安顺时，佑禄长昌。
这首《省分箴》大致表达了山陕商人驽而不贪经营思想的哲学基础，讲求处安顺时，止足尚可，不必索取太多，反而能禄寿长存。所以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
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
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的对联是：
慕管鲍高风云秦关渡汾河共浮江汉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
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礼乐尽诚联报十分恩这些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山陕商人做事中庸、不贪暴利的东方商人对世界、市场、人生的哲学思考，他比西方商人追求财富的无限增殖浅层次表象应该深刻得多。长安杜陵商人张通，曾为陕西商人的通行领袖，“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然“公情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西安商人冯伦，“素爱蓄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贷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复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蒲城商人雷太初，成化年间，边疆用兵，官府给金购籴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唯太初不领其金。众人都说：“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笑而不答。第二年官府征籴以稔故，加倍征粮并命输边关，领官款者“死徙者殆百家”，而唯雷恪守其业。三原商人王勣在扬州业盐守候之盐，有人行疏通法，贿赂官府，提前支取，名曰“超挚”。有人拉王勣入伙，王谢而不往，众人皆讥笑王勋“不听众言而失厚利”，王勣曰：
吾不得鱼，幸有吾全，若视吾荃在否，不恶不得鱼，即我不获不义之利，才得保全，若我不保全，又怎能获长久之利。
不久凡超挚者均被以“乱法”治处，王勣反而获得大利。这些都表现了陕西商人驽而不贪、持重稳健的经营作风。
四 首创“贾道”儒生功
明清陕西商帮经商行贾与重视文化相结合，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儒经商，也有不少商人由商而儒，使陕西商人往往表现为儒商结合，具有鲜明的儒商特征。而陕西商人多向非特权儒士转化，反映了其民间资本的性质。
陕西商人的“儒”“商”结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儒经商，增加商业经营的文化含量，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自觉性。在宋代以前，陕西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使陕西积淀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存量，重视文化和教育，讲究耕读传家是陕人特有的历史传统。因此，明清以来有不少陕西商人是儒士出身，他们利用所学知识指导商业经营，常常获得稳定厚利。如三原秦后渠“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及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朝邑西河子以儒经商“不数年家起数千金，人莫窥其可自也”。三原王经济“世多贾儒……自贾而遗弟儒，其贾也得子钱既多”。高陵张忠轩“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未辍”，成为高陵巨富。
二是由商而儒，由商业发家，以雄厚资财为后盾，延师训子，发展教育。在封建社会，四民分业，商人多隶“商籍”，社会地位低下。汉人扬挥说他“幸有余粟，方粜贵贩贱，逐什一之利，此贾坚之事也，污辱之处，挥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往往注重教育，延师课子，科举为士。如三原张凤“不惜金帛，求师教子”，石象“督子从儒”，蒲城雷太初“课子读书，赡为进士”，凤翔周恕“获利万金，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邑望族”，渭南八女井李家以八千金修会城考院，贺士英“里中子弟因贫废读，为立义学，延师教之……补举京师会馆捐银若干，以惠士子”。这些说明注重文化、捐资教育成为陕西商人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三是弃商为儒。许多陕西商人经商发家后立志读书，著书立说，成为文化名人，为发展陕西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三原为陕西人文荟萃之地，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文风日盛，出的文化名人亦最多。温氏家族以温纯之父习贾发家，其子温纯科举进士官拜尚书，成为陕西明代的大儒，其子温自如，后人温良儒都是陕西的名儒，著述甚丰。其在成都的温氏分支，亦因其祖温敬斋“由商籍入华杨县学授徒”，而支派繁盛。胡汝宽“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当岁时诸兄弟亲政相与称饬尽欢道故旧，有百乐天风”。城东胡历廉家素封，经商发家后，专习古籍“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郭生彬“少习商，继鬻古书籍”，成为专业书商。最著名如孙豹人，“从贾人游，累致干金，散之，既而闭户读经史，肆力诗古文”，著有《溉堂集》，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名噪海内。就连国民党三朝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的于右任亦是从三原学徒出身。泾阳的著名文人亦不少，其著名者如张恂“诗古人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泼墨缣素淋漓”，成为清初著名画家。凤翔毛雄“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武功康氏家族，多有人经商，如康年、康峦等，故其后人康海成为清代陕西大儒。户县王氏家族，因其祖王儒在四川教席经商，其后人王九思亦为陕西知名文人，著有《波羹集》。咸阳县天阁村人刘光贲“少家贫……昼则售饼于市，晚为人转磨麦粉以给譠粥，然读书亦不少”，成为清代陕西著名学者，“算术为关中绝学”。渭南孝义严家，财富关中，其后人严雁峰由商而儒，在家中设有“贲图书库”，藏书115232卷，并著有《贲图诗钞》，成为国内著名藏书家和诗人。对陕西商人这种儒商结合的特点，三原文人温渊如曾有过总结，他在《明处士信轩列公暨配陈儒人合葬墓志铭》中说：
陕西多世代儒而贾，贾而儒成者也……迄今儒与贾，辄能带耕而神运也。
由于许多陕西商人是弃儒为商，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商而向儒，常于“市廛辄于一编不倦”，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因而能对经商经验进行理性思考。按照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陕西商人是在明清商界最先提出“贾道”即商业经营之道的商人。
明代陕西商人樊现就较早提出“经商之道”的观念。他说：
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欺尔! 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这里樊现已察觉到经商业贾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规律，把它作为取得“吾日益彼日损”经营成败的基础，并将诚实不欺作为贾道的内容之一。
而明代陕商康銮则较早提出“贾道”的经营理念，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
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也。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矣!
康銮将樊现的“天道”更具体概括为“贾道”，并把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内涵之一，这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是一个创新，它第一次提出了经营商业存在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问题，并号召人们要靠商业规律办事，不能黑灯瞎火，盲目瞎干，反映了陕西商人很高的经营才干。
事实上相当多的陕西商人在自身的经营实际中已自觉按“贾道”办事，践行着经营之道。如陕西商人贾云山“性慷慨磊落，未尝屑屑刀椎取膏润，然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积岁且起，至巨万”，这里“积财巨万”就是贾云山“贸迁有道”按商业规律办事带来的经营效果。三原商人秦后渠“贾而将儒”，历市廛却手一编不倦，还劝说乡人按“贾道”办事，“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即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决策自己的投资大小、经营方向，结果“利归公最厚”。三原商人马仲迪，力农经商，在四川做生意讲求“务完物，无饰价，无敢居贵”，即讲究商品质量，不高抬市价，不垄断居奇，按这些“贾道”办事，取得成功，凡入四川贸易者“无不从交懽公”。三原商人师从政经营盐业，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曰：
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终日不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
这个师从政简直是个“生意通”，他无论市布、放账皆赚不赔。掌握了经商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虽然口吃却能市利所至辐辏，很能反映明代陕西商人精于商贾的一般面貌。
三原孙豹人，为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在扬州的佼佼者。明崇祯末，豹人为脱贫而流寓广陵，其曾作诗描绘经商的原因是“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荆楚涂开方，盐商握重权。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这里“偶学其术”是谦逊之词，其实豹人先生智商慧性很高，很会做生意，“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致千金”已使广陵诸商为之惊服，也反映了豹人做生意掌握经营之术及艺高人胆大的经营作风。豹人的一首《游焦山》很能反映陕西商人博大豪爽的经营心态：
风起中流浪打弦，
秦人失色海云边。
也知赋命原穷薄，
尚欲而归太华眠。
五 行规业律自律成
“贾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形成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才能克服自发盲目的市场无序状态，保证商业经营的正常秩序和商家的正当利益。在明清时代，官府对商业经营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尚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商业法规以保证商场运作，商人只得自我约束，自己制定行规业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制约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了中国商人很高的商业自律精神和按“贾道”办事的自重情怀。
家有家法，行有行规，河滩里的石头还有个土堆堆。陕西商人很重视行规行律对从业人员职业素质生成的作用，有一首山陕商人《格言录》上这样说：
家有家法，铺有铺规。黎明即起，伺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老，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熟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
这些行规业律刻细繁琐，家有家训，店有店规，行有行律，帮有帮规，层层密布，人人监督，形成密如蛛网般的从商规则，将市场行为导入规范运作的轨道，起到了历史进步性的作用。
先看家训。陕西商人很注重子弟的早期教育。陕西韩城党家，家家为商，家家影壁上都刻有家训，如：
富时不俭贫时悔，
平时不学用时悔。
酒后失言醒时悔，
健不保养病时悔。
又如：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再如：
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
言有教，行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这些家训使弟子抬头化育，从小接受商业文化的熏陶，为尔后经商业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再看店规。商家子弟人店学徒有严格的店规，也叫“号规”管理，以训练其经营经验和培育经商才能。有一首山陕商人的店规这样写道：
黎明先要起身，一日之际在寅，内外检点周到，前后清洁整齐；洒水勿污货物，扫地莫起灰尘；谆嘱提防门户，叮咛小心灯火；未雨内外周备，将息前后虑门；日日准备客来，夜夜谨防贼临；凡是邻里乡党，都要和重亲近；鱼虽非水不养，水亦非鱼不成；上承东家美意，下赖伙友同心；若非东仁伙义，何能生财聚金，东家既立基业，伙友岂无本银；彼此都存此心，生意再无不兴。
复看行律。明清时期，市场经济因素在逐渐生成之中，利益杠杆的驱动时常会诱发人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无商不奸，无贾不贼，严重影响了商业经营的正常秩序。可将明清时期的各行各业不正当市场行为举例如下：
盐业：煎卤掺硝，高下其手，任意低昂，错称短斛。
茶业：浮称抬盘，货收潮湿，破损治潮，以重工本。
典业：瞻徇情面，以贱当贵。
粟业：私买私卖，垄断独登，搀糠下潮，欺瞒买客。
灰业：私贩悄卖，把持高抬，少价抢夺，人心浇薄。
渔业：互相争起，留难客商，含混妄报，任意瞒背。
山货业：拦截勾引，牵扯夺卖，拖账欠项，屡讨不清。
丝线业：伪货搀杂，短价混卖，加戥所值，希图影射。
花布业：短尺窄扣，以长剪短，减削筘面，花纱稀头。
弹花业：高抬时价，搀和旧花。
牛皮业：轻出重入，欺瞒客商。
豆芽业：把持苛派，渔利分肥，味良罔法，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正直诚实的商人们只得自发地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通过行会来制定行规，规范行业行为，实行行业自律，体现了那时商人们的行业自觉。湖北应山陕西会馆，就有公议《布帮条规》，对布商交易的各个方面以及惩罚办法都做了详尽规定，可以一览会馆的具体运作过程，不妨赘录于下：
一议出庄收布。无论桌设何所，一帖连门庄，只准用三人收买，不得任意多设，亦不准在街外路边，抢夺劫买，令旁观者不雅，致同事人生怒。如有违者，轻则奖罚，重则公稟。
二议该处买布，设有公厂，均至地出桌，不准移埠，取巧傲众，以便互相稽查。又不准任意涨价，以及滥收窄短布匹等弊。今既城乡同行，均愿竭力立定此章，即宜固守其章。如果故违，经公议不贷。
三议新改／葛仙，布宽九寸五分／一尺一寸，长四丈四尺／三丈三尺，匹每卷斤重七十／六十为定。如布下河时，邀集同行，取布数卷，至西会馆公所，用公置秤尺权度，倘系窄短布轻，按卷该罚款少。布匹数目，合载多卷，每匹罚数二十文核算，登帐充公，以备公用。
四议春秋二季开市，预着庙僧，咨会各行某聚会，公择吉期，议定时价开庄。如有存奸计者，私先刷条，开庄买坏市价，令商等裹足，以便垄断。此种刁徒，理主公罚神戏二部，以戒将来。
五议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优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有碍商买资本，违者罚钱二竿充公，决不宽货。
六议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如有窄短布匹，徇情买进，借云以扣机户短尺钱文等语搪众。一经查实，以收布庄首，认赔受罚，决不徇情，以杜弊端。
七议城乡各行，收布各守各埠。成卷之时，不准串通同行，移埠凑办。倘有是事，一经查实，立移埠多布充公，决不碍面徇情，易坏定章。
八议发庄钱色，仍照旧章，不准滥扣机户钱文，私改折水，渔私损人。倘有射利之行，克扣机户，以及短数等弊，准机户获据，投鸣同行，至会馆公论，重罚不贷。
九议如果有请领部帖者，新开布贸，必以同行查实互保，方准照章入帮开设。近来刁风、弊端种种，动请一帖，招商借名开行，实系扎台倒骗客项，远遁无迹，大坏地方声名。故我等议，无同行互保者，纵伊有帖，不能开市。倘远帖例，而藐公议，即禀县堂发落，以重商务。
十议西会馆，是西帮客号公所，我等备用，奈迭车圣诞之会，无款可需，故以同行妥商，于每卷内抽钱五文，以作圣会用款。议庄之费，均归此款。城乡同行，挥妥人经管。
最后看帮规。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奔走天涯，经商各地，寄踪廛市，客地谋利，为了维护自身的共同利益，发展在客地的盈利事业，抵御官府的侵渔滋扰，防范当地商人的欺辱勒逼，常以陕西省籍乡土亲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并共同捐资修建会馆作为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而陕商会馆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议商事”，代表陕西商人的整体利益，厘定行规业律，作为本帮商人共同的行为规范，并刻石立碑，示以铁证，表现了陕西商人凝重的自律品格和重视商道的精神。因此，每一陕商会馆都有行规勒石，引举两例为证。
一是光绪八年(1882)旬阳县《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池庙行船公议章程》：
近有原家人等，不思寿数有尽，辄行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运行，只图籍勒索，如不遂心，又复加捏讼诬控，船主受累益深。是以汉中至襄樊一带，船帮均议事程：溺毙水手一名，船主给斋醮钱数串，火纸一两块，白布一匹。现立案勒石，由是诈案之风已息久矣!
这一帮规维护了船主的整体利益，照顾了水手的实际需求，整饬了通航秩序。“诈案之风已息久矣”，应当说起到了实际作用。
二是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其碑文曰：
赊旗店四方客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罔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各集关帝庙公议：称是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疏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恐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批钩喻永除大弊。XX山西正阳府XXX集头扬朝主持道人舒功志、萧元成、首人石匠王首荣，刊大清雍正二年菊月大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九重刊，行头隆茂店、大生店仝立。
这一帮规显然是全镇二十余家商店共同订立的市场规则，非一般行规而是覆盖各行的帮规，对全镇所有商户均有制约作用，已表现出陕帮行规的广泛性，说明地域帮规是传统商人行为约束的最大范围，它距离向近代商法的转型只有半步之遥了。
在明清社会，由于陕西商人对自己的名节看得很重，所以商人们一般不愿触犯帮规，因为触犯帮规便会名节扫地，为一般同乡商家所不齿，很难获得再生的机会。因而陕西商帮对帮规的执行和惩罚也充满了东方人的人情味和幽默感，在欢快轻松的氛围里为处罚者留下再生的机会。北京商界老前辈齐如山先生回忆当时商帮对帮规的执行和惩处情形是：商人每到一地，先到同乡会馆找个落脚地，入会馆厢房登了同乡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会馆主事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有违犯，将被开除”，这就是纪律教育。到了年底，会馆都要开会聚餐，开会前会首要登台讲话，先问：大家都到了没有?众人答：到了。会长又问：今年有违犯行规的没有?如果有，就是王八蛋。好了，开饭。如有违犯行规的，不过罚饭三桌，罚戏一台，使众乡亲在吃吃喝喝中免去了违犯者的情面难堪，留下了改错的余地，这便是陕西商人人本主义思想的闪现。有一首《成都竹枝词》形容陕西会馆的活动是：
会馆最多是陕西，
秦腔柳子响高低。
观场人多坐板凳，
炮响酬神散一齐。
六 人情契约和且平
陕西川原秀错，厥土黄壤，成就了秦人与土地的亲和关系，而农业生产手工劳动的技术条件，又迫使人们注重生产中的互助协作关系，因此，陕西人很注重乡土亲情关系。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将此描绘得淋漓尽致：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篮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可见陕西商人做生意很注重人情，商路即人路，人情皆商情，做生意“凡是邻里乡党，都要和堂亲近，鱼虽非水不养，水亦非鱼不成”。同时，陕西商人是异地经商，客地求财，客地民众便是陕商的衣食父母，因此，陕商做生意很注重与客地合作者及民众的关系。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与当地富室大户合作开盐井“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逢年过节，陕商总是将陕西的物产烤全羊、腊牛肉、水晶饼送给当地富户王三畏堂、李友四堂，让他们全家大小品尝陕西风味。而陕甘回民起义期间，陕商家中资产荡然，生活困难，这时李友四堂、王三畏堂的主人，令伙计挑上银子，赶到陕西给陕商合作伙伴挨家挨户地馈送银两，帮助陕商渡过难关，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人际佳话。而且，陕西商人还在当地架桥铺路，进行公益建设，以取得当地民众的认可。如大荔商人董修福“游食四川，以白手起家，而修桥补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四川江油县雁门场口清水河，施渡船一只，船敝复置浮桥，今犹赖之”；三原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男女裸体奔，又雨浃旬，阴使人每人予之金”；三原马居正，乐善好施，“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死无归者，建屋数十间，以居贫病残疾者，捐钱千余缗修梓潼桥”，被蜀人称颂；渭南商人李忠义“间道赴蜀，直蜀时疫大作，即于锦城门舍药”。这些便是在旅蜀众多商帮中蜀人不恶陕人，使陕商在客地经营平顺、营谋遂意的重要原因。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在异地经商的和顺情况是：
毕竟客帮最有才，
不同本地店难开。
只须有块招牌晃，
便好各行扯得来。因此，讲究“和气生财”“和为贵”是陕西商人的一贯作风，也是陕商倡导的“贾道”内容之一。因而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大殿悬鉴楼上方一巨匾，上书“既和且平”，石牌坊中坊北面中柱对联又书“既和且平，优人蚕城”，据考此联源于《诗经·高颂·那》“既和且平，依我磐声”，意即讲求和谐平等才能像磐声一样清和辽远，传之久长。而陕西丹凤船帮会馆的大殿秦镜楼上挂“和声鸣盛”的巨匾，更表达了陕西船帮商人企求和谐同心、生意茂盛的良好愿望。
但人情并非王法。和谐要以平等为保证。在商场利益驱动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的追求又常会使人们漠视人情友好，冲击道德底线。在中国官府不惮商事，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正当保护的条件下，陕西商人只得以契约的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形式来保证商业经营的合法运营，保障立约双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以“契约”形式保证经商业贾的各个环节，使立约双方权利、义务获得“立此为据”的习惯法保障，成为他们五百年经营成功的重要法律基础。这些“契约”形式和法制理念渗透到陕商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陕西商人老练成熟的经营风格，所以“天下商事，夙称山陕”。
首先，招商有折。现辑录山陕商人一招股合约以飨读者：
合资合约
立约人XXXXXX等，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两人商议，和本求财，当凭中见(XX)各出本银(X两)作本，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获利息，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歇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一团和气，苦乐均爱，慎无执扯争忿不得积私肥己。犯此议者，神人共殛，今恐无凭，立此合约，一样二纸，为后炤用。这一份招商合约将投资人双方的合资原因、投资数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惩罚条例、合作基础、合约作用都书写得明明白白，充分保障了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入店有约。山陕商人的经营习惯是学徒入店须有人担保，担保人对保举人的行为有连带责任。这种保举制度，便于对学徒的控制与管理，它反映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信用十分重要，而且个人信用必须依托一定的人际网络才能实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网络无处不在的客观实际。试举一陕商学徒保证书为例：
保证书
姓名 籍贯 年岁
XX愿于某年至某年为宝号学徒，在年期内如有逃亡或品行不端等事，由身份保证人负债赔偿损失之债。不胜繁琐之至。又如有疾病，请早为通知，决无为难事，所居保证是实。
其三，租船有契。陕商为涉远经营，船装车载为一般运输形态。为保证经营安全，商人与船家签订租船契约，保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契约签订后，商家一般不随船押运，只是在目的地按单验货，检货入库。引举明清雇船契一例，以窥见一斑。
雇船契
立在船交契户XX系是XX人。今将自己民船一只，揽载到某客名下，其货XX载止XX(地)交卸。三面埠头计定船钱水脚银XX(两)，余银到彼地结算充足。自上船后，所载货物，须要小心遮盖，不准上漏下湿，或遇盘滩搁浅，如有疏失货物，船户甘认以原价赔还。今恐无凭，立此船契为炤。
其四，写戏有据。陕西商人在传统社会一般以观剧唱戏为娱乐生活，除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外，常请戏班到店铺或会馆演戏。观戏不仅是商人们的精神享受，而且还是商业经营的交际手段。按照陕西商人的习惯，一般三节(清明、重阳、年关)算账，各店之间清偿账务，续立合同，常以唱戏为感情磨合手段。为保证演出正常，与戏班签订写戏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关系。引举一《戏约》为例：
戏约
立写戏约人某班名，今写到某村某庙神戏三天，共戏八本，某日止。同中言定戏价钱八千整，草科足用。凡用火药，俱戏班内自备。倘有风雨，不可失误。如有失误，罚钱八千。此系两厢情愿，再无交退异说。今欲有凭，立此写戏约为用。
这些契约，一方面说明契约精神已浸透在陕商经营的各个环节，反映了陕商已向法制社会迈进的历史步伐。同时也反映了陕商按契约办事的诚信精神。
七 商海信息八面风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商品经济下，商海潮起潮落，各地物产不同，供求有别，价格波动不定，早晚市价不同，信息成为人们谋财获利的基本条件。“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聪明的商人总是把捕捉信息、反馈信息看作是开店设廛的重要内容，做生意要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俯时俱抑，克敌制胜。有人总结陕西商人经营成功的重要经验是：
做生意一本万利，而且大布店吞小布店，大烟庄吞小烟庄，财富自然就集中，在上海、西安有字号者，可以知道销路，知道行情，外面的情况既经了解，然后或紧或松，操纵市场，商人致富之道，即在于此。
这段话不能不说是中肯之谈。千方百计了解商路行情、市场动态是陕西商人重要的经营经验。陕西商人的字号、铺面一般都设有“走街”的专职人员，这种业务一般都由“三掌柜”担当，他们的任务就是走街串巷，探听行情，茶楼酒肆，了解买卖，使陕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场信息捕捉和反馈网络。
首先是设立“号信采集及其传递制度”。
如清代兰州，陕商办的水烟坊，在外地设有分庄支号，其总号驻坐兰州，而销庄遍布江南沿海，相隔千里。要使总号在西北一隅对全国市场胸中有数，有的放矢地组织营销，派人进行市场调查和互通情况便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如一林丰、协和成这些大烟坊，总号经理、副经理每年要不定期地到各地分庄巡视业务，了解行情变化，进行业务指导，平时总号与各地分庄之间主要通过“号信”以互通情报，进行经营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汇报行情变化和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周一期，分庄要按时向总号汇报业务，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用“加期信”请示汇报。总号则有专门处理号信的文书班子，对号信编号留底，由负责人签字盖章，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同时总号规定每月、每季、每年汇报大张清单，总号根据汇报材料，综合计算盈亏，每年或每三年向股东提出结账红单，商讨红利分配，决定今后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这便形成字号特有的“万金账”。
湖北安陆的陕西布商也很注意收集市场情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制定全年的收购规模。祖辈业布的李肇植先生说他就亲眼见过安陆的陕西布商向上级(总号派驻湖北的老板)写的“生意信”，其内容是“对安陆持续天雨，棉花肯定减产的情况做出了估计。上级复信，作了增加官纱换布数量，灵活掌握收布数量的指示”。
号信收集后就有一个信息传递和反馈问题，为了防止信息丢失和降低信息传递成本，陕西商人想了许多办法。如康定“德泰合”茶庄，“有庞村一个姓贺的学徒，得了一匹好马，往来康定、甘孜传送消息，兼运重要货物，此马在号十余年，往来次数不计其数……因有此马，号上消息比较灵通，生意蒸蒸日上”，后来这匹马老死在康定，全号长幼十多人送葬，埋在子耳坡，表其功劳。
再如四川“协兴隆”盐号。中国尚未出现现代邮政事业的条件下，“消息的传达、货物的运送和款项的汇兑有所谓大帮担负起这些任务，信用昭然。协兴隆的两家大帮是麻乡约和长兴合”。为了加快信息传递速度，除大帮外，协兴隆还特别重视“快脚”的培养和使用，这些专职信息传递人员，可谓神行太保，“他们体力好，走路快，上成都下重庆不分昼夜地赶路，两三天就把消息送到了”，这种具有近代意识的信息传递反馈制度是保证协兴隆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
掌握了市场信息，对市场供求胸中有数，自然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地从事经营，这方面明代的陕西茶商富有经验。如西北边茶“每当一批西北茶客到来，或紫阳茶区闻知甘肃等地茶叶短缺，茶客将来之际，市场茶价随之大涨，‘茶滚子’、小商贩、茶行茶栈主等东奔西走，积极储备茶叶，寻找货源，若逢来紫阳的西北客较多时，市场价格可比平时高出五六倍。西北茶商走后，价格随之即下跌”。有个别茶商还抓住茶叶系季节产品的特点，“每年春季新茶上市之初，常有小商人背负十斤新茶赶赴销场，以求高价出售”，收取货发利市的经营实效。后来他们发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直下”，并且“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从湖茶比陕川茶更适应西北市场需要“亦利番也”的实际出发，转向大量贩运湖南安化所产湖茶到西北边地，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灵活性，并因之而促成了明末清初安化副茶在陕西的急剧兴起。
通过信息传递使陕西商人面对市场行情变化心中有数，他们做起生意来就能够放开手脚，艺高胆大，敢于冒险，很是表现了陕西人强毅果敢的犷悍民风。可举千阳“恒丰泰”布号为例。清代咸丰年间，千阳“恒丰泰”布号领东李永岐从山西购得白榨子布五十驮，欲从龙门过黄河入陕，恰值阴雨连绵，黄河汛期将至，河水上涨，因客商云集，船少难渡。船家无奈，急中生智，提出“谁往黄河里能撂五十两银子，就让谁先渡”。众商愕然，李永岐当即从驮子里取出一块银子让船主和争渡的众商观看，并说“五十两不止吧”，顺手撂进黄河，众客商惊呆了。千阳的布驮子因此率先过河，待他们渡过河后，水势大涨，其他客商只得望洋兴叹，结果李永岐因抢先渡河，把这批货早发各地，一次就赚了十万两白银。
其次，生意在路上，留心处处皆生意。陕西商人做生意注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方搜取信息，抢先占领有利的市场平台，取得早发利市的经营效果。陕西大荔商人田金瑞，在汉中做生意，同治年间因病滞留旅店，当时烟叶价大减，每斤15文，田金瑞不顾病重，急嘱店主代他购进50万金，不久烟苗因普生害虫，烟价骤涨，每斤卖到50钱，金瑞将所存烟叶尽售，获利万余金。在苏州做布商“伙头”的三原布贾师从政更是个经营奇才，他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经验时“喜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有一次“当市布局阛阓(即市场)有绐者曰，某所某急需布，君即挟布往贸，众鼓掌笑也。有顷持金归，众错愕，谓命乃尔”，正因为他掌握了市场运作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才能取得变玩笑为真实的经营效果。而且师君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简直是个以智谋财的鬼精灵。
有一首《湟中竹枝词》是这样形容陕西商人善于随行就市做生意的：
东关大贾善生财，
百货分门列肆开。
传说兰州新货到，
昨宵商贩自东来。
走进陕西旬邑县著名富商唐家大院主人的卧室，抬头铭上的“质本天成”四个字会赫然入目。这四个字正是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本色性格的集中写照。
陕西黄土横亘、沟壑纵横、地僻泉庞、天苍野茫的自然风貌，形成了秦人质本天成的淳厚民风，说话办事忠厚为本，诚实不欺，形成不尚空言、求真务实的人生品格。在豳风秦俗中成长起来的陕西商人继承了秦人的历史传统，做生意丁是丁、卯是卯，不投机取巧，不拐骗坑人，而是以稳健持重著称于商界。明人薛福成在《庸盦海外文摘》中总结山陕商人的特点是：
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
明清时期西风欧雨渐来，中国传统商业处于历史转型时期，陕西商人这种厚重质直、质本天成的本色意识，又必然表现为强烈的国家意识，使他们能够将区区不屑的商业活动与国家兴亡相联系，表现出秦人以汉族正统自居、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
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藏头对联：
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
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之不愧为臣它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崇扬仁、义、礼、智、信的国家意识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上方悬“富国裕民”的牌匾，反映了陕西商人以国事为重的精神诉求，而陕西潼关商人师世卿将商业行为的社会意义则表达为“士在上则立功于国家，士在下则致行于闾里”。这种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精神浸透在陕商发展的各个时期。从明初的输粟边关千里运粮，驮茶换马，拱守边疆；到清初的弃淮入川，反清匡汉；再到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清室西狩，秦人素秉忠义，闻风俱起，富室商贾莫不慷慨解囊，以国事为重。富平商人李尽心，发家后不忘国家，主动到陕西布政使司处请求输金助边险，有司大夫询其数，他回答说“唯命耳”，官府初以五十金为数，李公认为太少，后增至上千金方罢，官府大人疑其有狂疾，后李尽心以二万金缴纳司库，充分表达了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愫。清末庚子国变，清室西狩，陕西商人纷纷捐资国难，如渭南焦家捐银5万两，常家捐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曹家捐银3万两，西塬贺家捐银10万两，泾阳安吴吴家捐银5万两，马合盛捐银10万两，一时“资政大夫”牌匾挂遍渭北各县，表达了朝廷对陕西商人的以商事国精神的肯定。
明清时期也是中国传统观念发生急剧嬗变的时期。传统的重农抑末思想、士农工商的社会排序受到冲击，农商皆本、商不为贱、工商皆富的思潮逐渐萌生。加之陕西土厚水深、高原横亘的自然风貌又造就了秦人厚重自负的性格特征。他们恪业自重，淡泊自守，表现出很高的敬业精神和职业自觉，对自己的职业名节看得比什么都重。明代时，陕西商人郑韶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郑韶将携货远行，对妻子说：
“绍予一商耳，多游南北，为利是求……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其妻日：“新婚燕尔，未闻经月有别也。”过了几日，郑韶再也呆不住了，对妻子说：“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远行，亦心有不乐。”其妻无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携货就路，外出行商。这一段新婚夫妻的对话，表现了陕西商人很好的职业操守和职业自重。在重农抑末的社会氛围里，只有厚重大气的陕西商人才敢于说这样的话。三原商人孙豹人在扬州经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闭门读书成为诗人，清康熙年间举为博学鸿儒科，官授内阁中书。豹人辞官不就，说：“吾侨居广陵数十年，饕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豪和陕西人特有的不交官府的职业习惯，在“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的“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下，敢讲这样的话，没有很高水平的职业自觉是不可想象的。三原商人梁选橡业盐扬州，当时盐法规定商人按序守支，有险狡之徒通过贿赂官府，改变原定序次，提前支取盐斤“获厚利寻常一倍”，名曰“超挚”，“一时乡人争先超挚，咸来邀梁”。梁选橡以为不可，他说：
善贾者不获近利，善保者不身偿法。盐与他贾异名虽两交，而实关三尺，吾谨守之。
说明陕西商人把自己的名节看得比利润要重，为利毁誉，乃陕商所不取。他们遵守商人操守，不为利违法，投机取巧，伤害商人名誉，这正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无奸不商”社会存在的反叛，表现出陕西商人的自重名节、不毁商誉的时代精神。三原商人员维新经商扬州，“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负不为所动，“不久财万起”，则从个人修养方面表现了商人自重自尊的职业诉求，是商人看重自身名节的又一种表现方式。
在传统“君子不言利”的思想氛围下，赚钱取利常为人所不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追求财富强烈冲动和求财免灾的个人价值取向，是造成中国几千年商品经济不发展的思想阻力。而明清时期，陕西商人从商业自觉出发，无视传统，公然以追求财富为鹄的，怀有追求财富发家致富的强烈愿望。他们所到之处，莫不把这一强烈愿望通过各种形式，表达得淋漓尽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又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也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挂着“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气氛。从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看，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
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
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而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性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务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自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断决见”。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的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
这种崇拜财神，企盼“掌财源万里腰缠，感财神以成砥柱”的崇商精神，表达了陕西商人强烈的致富追求和发财冲动。陕西秦腔名剧《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更将陕西商人的这种追求描写得具体生动：
先把那渭南县当铺坐下，西安府开盐店咱的东家。
兰州城京货铺招牌悬挂，西口外金刚钻发上几车。
穿皮袄套褐衫骑骡压马，烧黄酒猪羊肉美味可加。
娶妻小赛过那南京俏画，买丫头和小子装烟倒茶。
清晨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午间把燕窝拌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制几顷水浇地百不直吓。
银子多使不了这可该咋? 寻几名好伙计四路访查。
幸喜得四路里粮食涨价，百十名走粟行银赚万八。
捐功名只要那官高势大，访巡抚坐总督布政按察。
无独有偶，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也写过一篇作为识字启蒙的《俗谚杂字》，该作者以质朴的语言描绘了山西商人的实际生活和人生向往，并声言：“我这书本留给后人，虽是浅薄句句实情。”亦不妨节选如下：
生意买卖要领财东，赚钱赔本自古常情。
省吃俭用熬成富翁，置房买地福至心灵。
安下生意写下合同，俸股伙计掌柜相公。
原入利出足用耗存，局子当铺估衣客人。
茶商木客兑会银票，粮店铺面百家所用。
镜雨元宝水光纹银，几年光景十万有零。
没有顶戴体面不成，六品职衔顶子水晶。
房屋低小不得威风，修房盖屋地基要平。
东西厢房左右两分，书馆花院前后窖庭。
要做衣裳去唤裁缝，绸缎绫绢锦缎裁绒。
水獭领袖海骝拔针，大呢小呢羽毛哦噔。
人生衣食各有天定，想要吃喝又有厨工。
烧肉酥肉踢则清蒸，糊烙鲤鱼火锅十景。
香片色黄武夷茶清，吃袋香烟玉蓝蒲城。
太极奇品双毛各针，社塘清烟凤翔有名。
丫鬟斟茶小斯满樽，铺床叠被美女侍奉。
大妻小妾生养儿童，终身大事只此三宗。
这两则戏文俗语真切反映了山陕商人当年在全国商贸领域纵横捭阖的风光景象，也表现了他们发家致富的强烈渴望。
二 诚信为本利源生
陕西千里黄壤、土脉纵横的自然环境以及几千年的《周礼》化育、儒家文化，使陕西商人从持业自重的操守出发，恪守“诚信为本”的经营道德，忠厚不欺，言不二价，树立了良好的市场形象，这在明清的中国商界可以说是有口皆碑的。清末文人郭嵩焘曾总结山陕商人经营的基本特点是：
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
这可视之为中肯的总结。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言九鼎，言不二价，树立诚商良贾的市场形象。陕西富平有个镇叫“直镇”，秦汉以来就以言不二价而闻名关中。无独有偶，陕西耀县有个镇亦叫“直市镇”，因“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陕西延安亦有镇曰“百直镇”，“旧为商贾辐辏之所”，百年以言不二价而名闻陕北，故曰“百直镇”。这些地域民俗说明诚实经商、言不二价是陕西商人五百余年形成的优良传统。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秦渡镇人：
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日：“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盖公又尝日：“命等耳，贫穷独非命于?且病痛思药，因心急如焚也。”由于他做生意货真价实，市价不二，在远近名闻遐迩，被大家尊称为“不二郭家”，他开设药市，赢拙不计，虽屡有亏折，至变产偿息，无少悔意。这就是陕西商人的诚信精神。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生意一诺千金，不欺不瞒，以良好的商业信誉为自己占领和开拓市场。三原商人张居士在苏州做生意，“贾也不二价，不欺人，有误增其值以易而去者，立追还之”，是故“张居士名满邑里及如苏”，大家都愿意与他做生意，取得了经营成功。渭南商人曹昆璋，辛兴里人，其父在四川做生意，多年教导家人“日后至蜀，即以忠信著闻”，昆璋谨记父命，因家中食指日繁，弃学就商，在川中诚信待人，取得了很好的市场信誉，被同行们称为“少年长者”，“同乡宦蜀者咸倚重，争以囊金寄他，贾益大起”。三原商人胡汝宽，仪态丰美，做生意豪放不羁，笑口常开。开典当一般利息是息本相埒，宽减息之半，低息招徕，树立良贾形象，使求贷者多仰给他。他又宽其期限，有以土地或牲畜为抵押，汝宽固辟不取，认为不能断人生路，收获之时，有以粟抵息者来，无粟者亦来，告知一声即可．在陕西和山西商人中赢得了商信，人们“多倚公”，久之家业大起，被称为“以济人饶积蓄”的典范。泾阳商人张香享，在渭南雨金镇做典当生意。其质直朴讷而宅心仁厚，做生意待人以诚，立矫欺习，久而久之，一镇都信服他，得他一言，借贷无争，向他借贷银钱，从他的当铺出来，连检校都不需要。这样好的商信，当然使他的生意“贾日赢”很红火。
诚信为本的经营思想更表现为陕西商人做生意待人以诚，不欺不瞒，急人所需。三原商人周双柏，先祖在河北东光县做生意，由于商运不佳，亏本负债以数百计。双柏子承父业，去东光县顶生意，为人诚恳，生意公平，很快发达起来，不仅偿还了旧债，还将家中旧屋拓稀改观。致富后更是好行其德，一言之诺，损数十金无悔。乡党们都愿意随他学做生意，他尽力相助，有不少致富和他相当，对他感激不尽。渭南板桥常家在四川金堂县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亩，承租人如遇年馑歉收，只要向掌柜磕头说明情况，便租银全免，决不追缴，在当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乱，众人趁机抢掠店铺，唯独不抢常家。进入近代后，四川军阀混战，伙计们纷纷携银逃难归陕。不久齐聚财东门首，交银了账。财东说：“战乱无依，你们拿去度日。”伙计们齐声回答说：“你家的银子，我们要它干什么。”这就是陕西人的诚信精神。陕西商人冯翊眭，永乐年间在山东临清做生意，有一次在汴洛间拾客银百金，客人失金欲死，翊眭问得实情，悉数返还。渭南商人白凤舞在羌镇开当铺，有一商人从他的当铺借银归，遗银百两在路上，凤舞自后拾之，即慨送其人，遗者感激不尽。清顺治三年(1646)，陕西商人崔维荞经商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银三百两，维荞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维荞笑曰：“分你五十两银子，我何苦在这里等你数日呢!”陕商王宗鹤，在甘肃静宁作布匹生意，不小心将驮布的驴丢失，很后悔。有一日，一匹驮布的驴误入其家，家人欲执之。王宗鹤上前察看，见不是自家丢的驴，认为非己之物，不得为己，如是则无法取信于人，“为布商累也”，遂牵驴访主，送还失主。这种一言九鼎、不失信于人的诚商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一是渭南人刘相坤在凭信镇做生意亏本失败，又逢灾害，鬻产殆尽，妻子饿死，孩子送人，自己亦奄奄一息，自己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还在坟墓外放有纺车、厨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这就是陕西商人质直厚重的诚信风貌。再一例是郃阳商人安尚起，在河南做生意，不幸身死亡故，其妻闻讯，变卖家产，赴河南为夫还债，使债主们很受感动。读了这些事例，便可知郭嵩焘对陕西商人特点的评价是可靠的信史。由于陕西商人以诚信为商，每每取得很好的商信，生意才格外红火，有一首清代《慈邱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生意的盛况是：
桂花香远菊花黄，
争着城西大会场。
西货价廉南货贵，
汉江近日不通商。
三 仁中取利大丈夫
陕西为古雍州，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祖宗发祥地，几千年传统礼仪的教化，使陕西商人做生意多讲义理，讲求仁中取利、义先利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多为陕西商人所不齿。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首先表现为公平交易、义中取利。开封山陕会馆拜殿两山墙的“悬鱼”上就刻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字样。社旗山陕会馆石牌坊中坊两石雕均刻有“仗义”“秉忠”的铭言；而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铁旗杆上则铸有“公义”“参天”的铁字，象征山陕商人仗义取财的忠义品质。事实上“忠义取财”“以德谋利”是贯穿于陕西商人经营活动中的基本行为准则，也是陕西商人注重自身名节，“活人”即存身立命的标准。陕西富平著名商人刘邦祯，在湖北荆州做生意，豁达谦让，人皆敬慕，且仗义顾利，归时取赀，每贷钱总让银五两，不为多取，众人皆惑而不解，他常笑而不答。又常常贷粟散财，多不取利，焚券舍负，亦屡千计，受到世人称颂，被誉为“邑中第一家”。三原商人高友槐，起先为县令，苦于宗禄不济，难以养家糊口，有感曰“丈夫堕地七尺，奈何以衣食廑县官忧”，于是弃官为商，富而好行其德，将本钱贷放给戚党无告者，使其经商于吴越燕赵之间并宽其期限，量力取利，不能还本付息者，不仅不催迫，反而厚待其归，对那些身死客乡的戚家里党，他都扶柩以归。他的德行操守深深感动了人们，“争尽力贾”，结果反而家大起，身至巨万。耀县乔世宁之父，“常积粟食万石，岁薄取其息以赈饥人”，被称为“万石君”，留下很好的名声，儿子乔世宁才能成为陕西著名乡绅。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还表现为忠义经商，善结人脉，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陕西大荔商人李振业，家贫父贩负为生，童时随父灌园贩粟，常与一友贩枣于四川，分息时总是少取其息，颇有鲍叔牙之风。陕西韩城商人苏含章从小在凉州作生意，有朝邑赵某爱其忠厚，苏与之订盟交，赵每还家便邀含章俱往，连家事都听取含章的意见，一世情同手足。泾阳商人张魁与同乡李扶荆共同经商于兰州，两人相友善，结生死之交。扶荆卒遗两子无所归，托孤于张魁，魁抚之如己子，并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们，帮其成家立业，传为陕西商界佳话。长安商人张克量，经营有方，兰州人曹佐爱其忠义，求为伙计，两人经商数年，获得成功。这种忠义求财、不闻回报的精神更有极端的例子。高陵商人程希仁，早年从父在城固做生意，放贷于川湖间。有一年家乡闹灾，里中有桑姓二人，逃难至城固，几不能生，希仁见状，宅心仁厚，给衣食不问报。及岁稔，公又给路费使归还帮其复业起家。后希仁死，两兄弟奔丧，悲泣殊常人，问其故，才告知前情，人多泪下。陕商王君在兰州做生意，经营三十余年，家有薄资，一曰独游黄河之滨，见一少年欲投河寻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将收得的债金百余金不幸丢失，无法复账，投河欲死。王君听罢，沉思良久，遂执子之手引至酒肆，写一欠债百金的欠条，交给了这个少年，并对青年说，我家在某处，明日持券来，我帮你还债。第二天少年至，王君携其归家，对家人说：“此乃故人之子，我当年欠其父之债，当速还之。”儿子们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才说出了前情。三原商人第五君“就贾于四川富县，为典商……有土人雷万顺者夙称忠厚，日捡煤灰渣为聊生，君经与之旧衣资本营息，先后二年，略无负久获利百八十余金。忽无耗，又七年倏来三千四百金献君，泾问所由，曰别来赴井执盐业，此百八十余所获利也，君得其半耳”。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还表现为敢于仗义执言，忠厚其主，不取身外之财。大荔商人赵第魁，家贫在四川为人作伙计，见东家有冤狱，第魁激于义，帮其打官司，申雪冤狱，主感其恩，欲将店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我帮你打官司是出于道义，路见不平罢了，如果取你家财，我成何人”，表现了对主人的忠心肝胆。礼泉商人梁玉树，家贫年十九就下四川做生意，在一熊氏开的店铺中当伙计。由于颐性勤俭，能耐劳苦，善经纪，帮主人赚了不少钱。熊氏感其甚，欲帮其买官入仕，玉树对主人说“我初弃儒而学贾你处，仅为养家罢了，如今你帮我买官，‘毋乃自戾’，非我初意”，谢而归乡。清人著作《新齐谐》中记载一个故事，长安县商人孙某在苏州阊门绍兴人张元公开的布行中为伙计，性诚谨而勤，凡他经手的生意莫不发三倍之利，故张元公以宾客相待，三五年中为张元公致家资十万。有一年，孙某病重，张至前问身后事，孙曰：“我家在陕西长安县钟楼之旁，有两个儿子在家。”张亲送棺至长安，到家后孙掀盖而起，原来孙某装死以避主恩，可谓用心良苦，也表现了陕西商人仗义疏财的精神。
陕西商人仁中取利的经营思想更表现为甘为良贾，驽而不贪。陕西商人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很深，深知市场上“良贾五之，贪贾三之”的道理，做生意不贪图眼前暴利，而是长线远鹤，志在久远。山陕商人大院中一般都有照壁，有一照壁镌有一首《省分箴》，表达了山陕商人道法自然、不贪强取、止足尚可的经营心态，不妨赘录于下：
久晦昼明，乾动坤静。物秉乎性，人贱乎命。贵贱贤愚，寿夭衰盛。谅夫自然，冥数潜走。葱生数寸，松高百尺。水润火炎，轮曲辕直。或金或锡，或玉或石。茶若芥甘，乌黔鹭白，体不可移。揠苗则猝，续袅乃悲。巢者罔穴，诈者宁驰。竹柏寒茂，桐柳秋衰。健羡勿用，止足尚可。处安顺时，佑禄长昌。
这首《省分箴》大致表达了山陕商人驽而不贪经营思想的哲学基础，讲求处安顺时，止足尚可，不必索取太多，反而能禄寿长存。所以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大门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
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
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的对联是：
慕管鲍高风云秦关渡汾河共浮江汉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
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礼乐尽诚联报十分恩这些文字都充分表达了山陕商人做事中庸、不贪暴利的东方商人对世界、市场、人生的哲学思考，他比西方商人追求财富的无限增殖浅层次表象应该深刻得多。长安杜陵商人张通，曾为陕西商人的通行领袖，“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之下”，然“公情惮厚利，而仅取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如是而已，夫何以厚为哉”。西安商人冯伦，“素爱蓄产而家或不丰，于是以所有易马贷之，即能裕用不乏，已而复自笑曰：‘财取足用而已，役之于此，不亦苦乎，亦弃业不为’。”蒲城商人雷太初，成化年间，边疆用兵，官府给金购籴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唯太初不领其金。众人都说：“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笑而不答。第二年官府征籴以稔故，加倍征粮并命输边关，领官款者“死徙者殆百家”，而唯雷恪守其业。三原商人王勣在扬州业盐守候之盐，有人行疏通法，贿赂官府，提前支取，名曰“超挚”。有人拉王勣入伙，王谢而不往，众人皆讥笑王勋“不听众言而失厚利”，王勣曰：
吾不得鱼，幸有吾全，若视吾荃在否，不恶不得鱼，即我不获不义之利，才得保全，若我不保全，又怎能获长久之利。
不久凡超挚者均被以“乱法”治处，王勣反而获得大利。这些都表现了陕西商人驽而不贪、持重稳健的经营作风。
四 首创“贾道”儒生功
明清陕西商帮经商行贾与重视文化相结合，许多陕西商人是以儒经商，也有不少商人由商而儒，使陕西商人往往表现为儒商结合，具有鲜明的儒商特征。而陕西商人多向非特权儒士转化，反映了其民间资本的性质。
陕西商人的“儒”“商”结合，可区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儒经商，增加商业经营的文化含量，表现出很高的经营自觉性。在宋代以前，陕西曾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使陕西积淀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存量，重视文化和教育，讲究耕读传家是陕人特有的历史传统。因此，明清以来有不少陕西商人是儒士出身，他们利用所学知识指导商业经营，常常获得稳定厚利。如三原秦后渠“贾而好儒术，自恚少不意志，投身为贾，家居及往来市廛辄手一编不倦……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利归公最厚”。朝邑西河子以儒经商“不数年家起数千金，人莫窥其可自也”。三原王经济“世多贾儒……自贾而遗弟儒，其贾也得子钱既多”。高陵张忠轩“身寄贾服，心潜儒林，即沐雨栉风，诗书未辍”，成为高陵巨富。
二是由商而儒，由商业发家，以雄厚资财为后盾，延师训子，发展教育。在封建社会，四民分业，商人多隶“商籍”，社会地位低下。汉人扬挥说他“幸有余粟，方粜贵贩贱，逐什一之利，此贾坚之事也，污辱之处，挥亲行之，下流之人，众毁所归，不寒而栗”。因此，许多陕西商人发财致富后往往注重教育，延师课子，科举为士。如三原张凤“不惜金帛，求师教子”，石象“督子从儒”，蒲城雷太初“课子读书，赡为进士”，凤翔周恕“获利万金，延师以课子孙，其后科甲相继，为邑望族”，渭南八女井李家以八千金修会城考院，贺士英“里中子弟因贫废读，为立义学，延师教之……补举京师会馆捐银若干，以惠士子”。这些说明注重文化、捐资教育成为陕西商人一个很好的历史传统。
三是弃商为儒。许多陕西商人经商发家后立志读书，著书立说，成为文化名人，为发展陕西的文化事业做出贡献。三原为陕西人文荟萃之地，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文风日盛，出的文化名人亦最多。温氏家族以温纯之父习贾发家，其子温纯科举进士官拜尚书，成为陕西明代的大儒，其子温自如，后人温良儒都是陕西的名儒，著述甚丰。其在成都的温氏分支，亦因其祖温敬斋“由商籍入华杨县学授徒”，而支派繁盛。胡汝宽“独喜儒，暇则阅古图书吟咏诗章，对客谈古今事类，儒者当岁时诸兄弟亲政相与称饬尽欢道故旧，有百乐天风”。城东胡历廉家素封，经商发家后，专习古籍“家有碧云阁，上藏书数万卷”。郭生彬“少习商，继鬻古书籍”，成为专业书商。最著名如孙豹人，“从贾人游，累致干金，散之，既而闭户读经史，肆力诗古文”，著有《溉堂集》，成为清初著名诗人，名噪海内。就连国民党三朝元老、著名书法家、诗人的于右任亦是从三原学徒出身。泾阳的著名文人亦不少，其著名者如张恂“诗古人又善画，居江都最久，与之游者多喜其乐，易而泼墨缣素淋漓”，成为清初著名画家。凤翔毛雄“且贾且学，三四年积千金，书数十百卷”。武功康氏家族，多有人经商，如康年、康峦等，故其后人康海成为清代陕西大儒。户县王氏家族，因其祖王儒在四川教席经商，其后人王九思亦为陕西知名文人，著有《波羹集》。咸阳县天阁村人刘光贲“少家贫……昼则售饼于市，晚为人转磨麦粉以给譠粥，然读书亦不少”，成为清代陕西著名学者，“算术为关中绝学”。渭南孝义严家，财富关中，其后人严雁峰由商而儒，在家中设有“贲图书库”，藏书115232卷，并著有《贲图诗钞》，成为国内著名藏书家和诗人。对陕西商人这种儒商结合的特点，三原文人温渊如曾有过总结，他在《明处士信轩列公暨配陈儒人合葬墓志铭》中说：
陕西多世代儒而贾，贾而儒成者也……迄今儒与贾，辄能带耕而神运也。
由于许多陕西商人是弃儒为商，也有不少陕西商人商而向儒，常于“市廛辄于一编不倦”，不断学习和完善自己，因而能对经商经验进行理性思考。按照台湾学者余英时先生的说法，陕西商人是在明清商界最先提出“贾道”即商业经营之道的商人。
明代陕西商人樊现就较早提出“经商之道”的观念。他说：
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欺尔! 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这里樊现已察觉到经商业贾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规律，把它作为取得“吾日益彼日损”经营成败的基础，并将诚实不欺作为贾道的内容之一。
而明代陕商康銮则较早提出“贾道”的经营理念，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
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求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也。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矣!
康銮将樊现的“天道”更具体概括为“贾道”，并把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内涵之一，这在中国商业思想史上是一个创新，它第一次提出了经营商业存在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问题，并号召人们要靠商业规律办事，不能黑灯瞎火，盲目瞎干，反映了陕西商人很高的经营才干。
事实上相当多的陕西商人在自身的经营实际中已自觉按“贾道”办事，践行着经营之道。如陕西商人贾云山“性慷慨磊落，未尝屑屑刀椎取膏润，然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积岁且起，至巨万”，这里“积财巨万”就是贾云山“贸迁有道”按商业规律办事带来的经营效果。三原商人秦后渠“贾而将儒”，历市廛却手一编不倦，还劝说乡人按“贾道”办事，“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即按市场供求关系变化决策自己的投资大小、经营方向，结果“利归公最厚”。三原商人马仲迪，力农经商，在四川做生意讲求“务完物，无饰价，无敢居贵”，即讲究商品质量，不高抬市价，不垄断居奇，按这些“贾道”办事，取得成功，凡入四川贸易者“无不从交懽公”。三原商人师从政经营盐业，淮扬三年，垒数万金，喜曰：
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君口吃，在稠人终日不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
这个师从政简直是个“生意通”，他无论市布、放账皆赚不赔。掌握了经商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虽然口吃却能市利所至辐辏，很能反映明代陕西商人精于商贾的一般面貌。
三原孙豹人，为明末清初陕西商人在扬州的佼佼者。明崇祯末，豹人为脱贫而流寓广陵，其曾作诗描绘经商的原因是“丈夫不学贾，作妇徒可怜。别妇来广陵，乱余稀人烟。荆楚涂开方，盐商握重权。特偶学其术，亦得三倍钱”。这里“偶学其术”是谦逊之词，其实豹人先生智商慧性很高，很会做生意，“学小贾，则已倾广陵诸中贾，稍学中贾，又倾广陵诸大贾。孙子学中贾之三年，三致千金”已使广陵诸商为之惊服，也反映了豹人做生意掌握经营之术及艺高人胆大的经营作风。豹人的一首《游焦山》很能反映陕西商人博大豪爽的经营心态：
风起中流浪打弦，
秦人失色海云边。
也知赋命原穷薄，
尚欲而归太华眠。
五 行规业律自律成
“贾道”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形成市场规则，规范市场行为，才能克服自发盲目的市场无序状态，保证商业经营的正常秩序和商家的正当利益。在明清时代，官府对商业经营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尚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商业法规以保证商场运作，商人只得自我约束，自己制定行规业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制约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了中国商人很高的商业自律精神和按“贾道”办事的自重情怀。
家有家法，行有行规，河滩里的石头还有个土堆堆。陕西商人很重视行规行律对从业人员职业素质生成的作用，有一首山陕商人《格言录》上这样说：
家有家法，铺有铺规。黎明即起，伺奉掌柜。五壶四把，终日伴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老，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体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练，有客实践，无客熟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股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
这些行规业律刻细繁琐，家有家训，店有店规，行有行律，帮有帮规，层层密布，人人监督，形成密如蛛网般的从商规则，将市场行为导入规范运作的轨道，起到了历史进步性的作用。
先看家训。陕西商人很注重子弟的早期教育。陕西韩城党家，家家为商，家家影壁上都刻有家训，如：
富时不俭贫时悔，
平时不学用时悔。
酒后失言醒时悔，
健不保养病时悔。
又如：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
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再如：
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
言有教，行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这些家训使弟子抬头化育，从小接受商业文化的熏陶，为尔后经商业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再看店规。商家子弟人店学徒有严格的店规，也叫“号规”管理，以训练其经营经验和培育经商才能。有一首山陕商人的店规这样写道：
黎明先要起身，一日之际在寅，内外检点周到，前后清洁整齐；洒水勿污货物，扫地莫起灰尘；谆嘱提防门户，叮咛小心灯火；未雨内外周备，将息前后虑门；日日准备客来，夜夜谨防贼临；凡是邻里乡党，都要和重亲近；鱼虽非水不养，水亦非鱼不成；上承东家美意，下赖伙友同心；若非东仁伙义，何能生财聚金，东家既立基业，伙友岂无本银；彼此都存此心，生意再无不兴。
复看行律。明清时期，市场经济因素在逐渐生成之中，利益杠杆的驱动时常会诱发人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无商不奸，无贾不贼，严重影响了商业经营的正常秩序。可将明清时期的各行各业不正当市场行为举例如下：
盐业：煎卤掺硝，高下其手，任意低昂，错称短斛。
茶业：浮称抬盘，货收潮湿，破损治潮，以重工本。
典业：瞻徇情面，以贱当贵。
粟业：私买私卖，垄断独登，搀糠下潮，欺瞒买客。
灰业：私贩悄卖，把持高抬，少价抢夺，人心浇薄。
渔业：互相争起，留难客商，含混妄报，任意瞒背。
山货业：拦截勾引，牵扯夺卖，拖账欠项，屡讨不清。
丝线业：伪货搀杂，短价混卖，加戥所值，希图影射。
花布业：短尺窄扣，以长剪短，减削筘面，花纱稀头。
弹花业：高抬时价，搀和旧花。
牛皮业：轻出重入，欺瞒客商。
豆芽业：把持苛派，渔利分肥，味良罔法，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这种情况下，正直诚实的商人们只得自发地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通过行会来制定行规，规范行业行为，实行行业自律，体现了那时商人们的行业自觉。湖北应山陕西会馆，就有公议《布帮条规》，对布商交易的各个方面以及惩罚办法都做了详尽规定，可以一览会馆的具体运作过程，不妨赘录于下：
一议出庄收布。无论桌设何所，一帖连门庄，只准用三人收买，不得任意多设，亦不准在街外路边，抢夺劫买，令旁观者不雅，致同事人生怒。如有违者，轻则奖罚，重则公稟。
二议该处买布，设有公厂，均至地出桌，不准移埠，取巧傲众，以便互相稽查。又不准任意涨价，以及滥收窄短布匹等弊。今既城乡同行，均愿竭力立定此章，即宜固守其章。如果故违，经公议不贷。
三议新改／葛仙，布宽九寸五分／一尺一寸，长四丈四尺／三丈三尺，匹每卷斤重七十／六十为定。如布下河时，邀集同行，取布数卷，至西会馆公所，用公置秤尺权度，倘系窄短布轻，按卷该罚款少。布匹数目，合载多卷，每匹罚数二十文核算，登帐充公，以备公用。
四议春秋二季开市，预着庙僧，咨会各行某聚会，公择吉期，议定时价开庄。如有存奸计者，私先刷条，开庄买坏市价，令商等裹足，以便垄断。此种刁徒，理主公罚神戏二部，以戒将来。
五议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优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有碍商买资本，违者罚钱二竿充公，决不宽货。
六议各行买布庄首，务必斟酌认真办理，门面、客行、名声，重任非浅。如有窄短布匹，徇情买进，借云以扣机户短尺钱文等语搪众。一经查实，以收布庄首，认赔受罚，决不徇情，以杜弊端。
七议城乡各行，收布各守各埠。成卷之时，不准串通同行，移埠凑办。倘有是事，一经查实，立移埠多布充公，决不碍面徇情，易坏定章。
八议发庄钱色，仍照旧章，不准滥扣机户钱文，私改折水，渔私损人。倘有射利之行，克扣机户，以及短数等弊，准机户获据，投鸣同行，至会馆公论，重罚不贷。
九议如果有请领部帖者，新开布贸，必以同行查实互保，方准照章入帮开设。近来刁风、弊端种种，动请一帖，招商借名开行，实系扎台倒骗客项，远遁无迹，大坏地方声名。故我等议，无同行互保者，纵伊有帖，不能开市。倘远帖例，而藐公议，即禀县堂发落，以重商务。
十议西会馆，是西帮客号公所，我等备用，奈迭车圣诞之会，无款可需，故以同行妥商，于每卷内抽钱五文，以作圣会用款。议庄之费，均归此款。城乡同行，挥妥人经管。
最后看帮规。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奔走天涯，经商各地，寄踪廛市，客地谋利，为了维护自身的共同利益，发展在客地的盈利事业，抵御官府的侵渔滋扰，防范当地商人的欺辱勒逼，常以陕西省籍乡土亲缘为纽带组成商帮，并共同捐资修建会馆作为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而陕商会馆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议商事”，代表陕西商人的整体利益，厘定行规业律，作为本帮商人共同的行为规范，并刻石立碑，示以铁证，表现了陕西商人凝重的自律品格和重视商道的精神。因此，每一陕商会馆都有行规勒石，引举两例为证。
一是光绪八年(1882)旬阳县《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池庙行船公议章程》：
近有原家人等，不思寿数有尽，辄行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运行，只图籍勒索，如不遂心，又复加捏讼诬控，船主受累益深。是以汉中至襄樊一带，船帮均议事程：溺毙水手一名，船主给斋醮钱数串，火纸一两块，白布一匹。现立案勒石，由是诈案之风已息久矣!
这一帮规维护了船主的整体利益，照顾了水手的实际需求，整饬了通航秩序。“诈案之风已息久矣”，应当说起到了实际作用。
二是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会议戥称定规矩》其碑文曰：
赊旗店四方客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卖载者二十余家，其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罔其利，内弊难除。是以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各集关帝庙公议：称是十六两，戥依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同行有和气之雅，宾主无疏戾之情。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之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惟恐日后紊乱规则，同众禀明县主蔡老爷批钩喻永除大弊。XX山西正阳府XXX集头扬朝主持道人舒功志、萧元成、首人石匠王首荣，刊大清雍正二年菊月大清同治元年九月初九重刊，行头隆茂店、大生店仝立。
这一帮规显然是全镇二十余家商店共同订立的市场规则，非一般行规而是覆盖各行的帮规，对全镇所有商户均有制约作用，已表现出陕帮行规的广泛性，说明地域帮规是传统商人行为约束的最大范围，它距离向近代商法的转型只有半步之遥了。
在明清社会，由于陕西商人对自己的名节看得很重，所以商人们一般不愿触犯帮规，因为触犯帮规便会名节扫地，为一般同乡商家所不齿，很难获得再生的机会。因而陕西商帮对帮规的执行和惩罚也充满了东方人的人情味和幽默感，在欢快轻松的氛围里为处罚者留下再生的机会。北京商界老前辈齐如山先生回忆当时商帮对帮规的执行和惩处情形是：商人每到一地，先到同乡会馆找个落脚地，入会馆厢房登了同乡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会馆主事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有违犯，将被开除”，这就是纪律教育。到了年底，会馆都要开会聚餐，开会前会首要登台讲话，先问：大家都到了没有?众人答：到了。会长又问：今年有违犯行规的没有?如果有，就是王八蛋。好了，开饭。如有违犯行规的，不过罚饭三桌，罚戏一台，使众乡亲在吃吃喝喝中免去了违犯者的情面难堪，留下了改错的余地，这便是陕西商人人本主义思想的闪现。有一首《成都竹枝词》形容陕西会馆的活动是：
会馆最多是陕西，
秦腔柳子响高低。
观场人多坐板凳，
炮响酬神散一齐。
六 人情契约和且平
陕西川原秀错，厥土黄壤，成就了秦人与土地的亲和关系，而农业生产手工劳动的技术条件，又迫使人们注重生产中的互助协作关系，因此，陕西人很注重乡土亲情关系。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将此描绘得淋漓尽致：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浃洽者，一旦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篮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可见陕西商人做生意很注重人情，商路即人路，人情皆商情，做生意“凡是邻里乡党，都要和堂亲近，鱼虽非水不养，水亦非鱼不成”。同时，陕西商人是异地经商，客地求财，客地民众便是陕商的衣食父母，因此，陕商做生意很注重与客地合作者及民众的关系。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与当地富室大户合作开盐井“客来起高楼，客走主人收”，逢年过节，陕商总是将陕西的物产烤全羊、腊牛肉、水晶饼送给当地富户王三畏堂、李友四堂，让他们全家大小品尝陕西风味。而陕甘回民起义期间，陕商家中资产荡然，生活困难，这时李友四堂、王三畏堂的主人，令伙计挑上银子，赶到陕西给陕商合作伙伴挨家挨户地馈送银两，帮助陕商渡过难关，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人际佳话。而且，陕西商人还在当地架桥铺路，进行公益建设，以取得当地民众的认可。如大荔商人董修福“游食四川，以白手起家，而修桥补路、建庙、济荒，川陕人莫不以善称。四川江油县雁门场口清水河，施渡船一只，船敝复置浮桥，今犹赖之”；三原李迁佐“适蜀，重庆饥，倾囊数千金赐之。成都三义庙灾，火延数千家，男女裸体奔，又雨浃旬，阴使人每人予之金”；三原马居正，乐善好施，“在成都捐义地数十亩，以葬客死无归者，建屋数十间，以居贫病残疾者，捐钱千余缗修梓潼桥”，被蜀人称颂；渭南商人李忠义“间道赴蜀，直蜀时疫大作，即于锦城门舍药”。这些便是在旅蜀众多商帮中蜀人不恶陕人，使陕商在客地经营平顺、营谋遂意的重要原因。有一首《汉口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在异地经商的和顺情况是：
毕竟客帮最有才，
不同本地店难开。
只须有块招牌晃，
便好各行扯得来。因此，讲究“和气生财”“和为贵”是陕西商人的一贯作风，也是陕商倡导的“贾道”内容之一。因而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大殿悬鉴楼上方一巨匾，上书“既和且平”，石牌坊中坊北面中柱对联又书“既和且平，优人蚕城”，据考此联源于《诗经·高颂·那》“既和且平，依我磐声”，意即讲求和谐平等才能像磐声一样清和辽远，传之久长。而陕西丹凤船帮会馆的大殿秦镜楼上挂“和声鸣盛”的巨匾，更表达了陕西船帮商人企求和谐同心、生意茂盛的良好愿望。
但人情并非王法。和谐要以平等为保证。在商场利益驱动下，“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利益的追求又常会使人们漠视人情友好，冲击道德底线。在中国官府不惮商事，商人利益得不到法律正当保护的条件下，陕西商人只得以契约的民间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形式来保证商业经营的合法运营，保障立约双方的合法利益。因此，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以“契约”形式保证经商业贾的各个环节，使立约双方权利、义务获得“立此为据”的习惯法保障，成为他们五百年经营成功的重要法律基础。这些“契约”形式和法制理念渗透到陕商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陕西商人老练成熟的经营风格，所以“天下商事，夙称山陕”。
首先，招商有折。现辑录山陕商人一招股合约以飨读者：
合资合约
立约人XXXXXX等，窃见财从伴生，事在人为，是两人商议，和本求财，当凭中见(XX)各出本银(X两)作本，同心揭胆，营谋生意。所获利息，每年面算明白，量分家用，仍留资本以为渊源不歇之计。至于私己用度，各人自备，不许扯动此银并混乱账目。故特歃血定盟，务宜一团和气，苦乐均爱，慎无执扯争忿不得积私肥己。犯此议者，神人共殛，今恐无凭，立此合约，一样二纸，为后炤用。这一份招商合约将投资人双方的合资原因、投资数量、经营方式、利润分配、惩罚条例、合作基础、合约作用都书写得明明白白，充分保障了合作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其次，入店有约。山陕商人的经营习惯是学徒入店须有人担保，担保人对保举人的行为有连带责任。这种保举制度，便于对学徒的控制与管理，它反映了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信用十分重要，而且个人信用必须依托一定的人际网络才能实现。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网络无处不在的客观实际。试举一陕商学徒保证书为例：
保证书
姓名 籍贯 年岁
XX愿于某年至某年为宝号学徒，在年期内如有逃亡或品行不端等事，由身份保证人负债赔偿损失之债。不胜繁琐之至。又如有疾病，请早为通知，决无为难事，所居保证是实。
其三，租船有契。陕商为涉远经营，船装车载为一般运输形态。为保证经营安全，商人与船家签订租船契约，保证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契约签订后，商家一般不随船押运，只是在目的地按单验货，检货入库。引举明清雇船契一例，以窥见一斑。
雇船契
立在船交契户XX系是XX人。今将自己民船一只，揽载到某客名下，其货XX载止XX(地)交卸。三面埠头计定船钱水脚银XX(两)，余银到彼地结算充足。自上船后，所载货物，须要小心遮盖，不准上漏下湿，或遇盘滩搁浅，如有疏失货物，船户甘认以原价赔还。今恐无凭，立此船契为炤。
其四，写戏有据。陕西商人在传统社会一般以观剧唱戏为娱乐生活，除吹拉弹唱自娱自乐外，常请戏班到店铺或会馆演戏。观戏不仅是商人们的精神享受，而且还是商业经营的交际手段。按照陕西商人的习惯，一般三节(清明、重阳、年关)算账，各店之间清偿账务，续立合同，常以唱戏为感情磨合手段。为保证演出正常，与戏班签订写戏合同，明确双方权责关系。引举一《戏约》为例：
戏约
立写戏约人某班名，今写到某村某庙神戏三天，共戏八本，某日止。同中言定戏价钱八千整，草科足用。凡用火药，俱戏班内自备。倘有风雨，不可失误。如有失误，罚钱八千。此系两厢情愿，再无交退异说。今欲有凭，立此写戏约为用。
这些契约，一方面说明契约精神已浸透在陕商经营的各个环节，反映了陕商已向法制社会迈进的历史步伐。同时也反映了陕商按契约办事的诚信精神。
七 商海信息八面风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商品经济下，商海潮起潮落，各地物产不同，供求有别，价格波动不定，早晚市价不同，信息成为人们谋财获利的基本条件。“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聪明的商人总是把捕捉信息、反馈信息看作是开店设廛的重要内容，做生意要求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才能俯时俱抑，克敌制胜。有人总结陕西商人经营成功的重要经验是：
做生意一本万利，而且大布店吞小布店，大烟庄吞小烟庄，财富自然就集中，在上海、西安有字号者，可以知道销路，知道行情，外面的情况既经了解，然后或紧或松，操纵市场，商人致富之道，即在于此。
这段话不能不说是中肯之谈。千方百计了解商路行情、市场动态是陕西商人重要的经营经验。陕西商人的字号、铺面一般都设有“走街”的专职人员，这种业务一般都由“三掌柜”担当，他们的任务就是走街串巷，探听行情，茶楼酒肆，了解买卖，使陕商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场信息捕捉和反馈网络。
首先是设立“号信采集及其传递制度”。
如清代兰州，陕商办的水烟坊，在外地设有分庄支号，其总号驻坐兰州，而销庄遍布江南沿海，相隔千里。要使总号在西北一隅对全国市场胸中有数，有的放矢地组织营销，派人进行市场调查和互通情况便成为他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如一林丰、协和成这些大烟坊，总号经理、副经理每年要不定期地到各地分庄巡视业务，了解行情变化，进行业务指导，平时总号与各地分庄之间主要通过“号信”以互通情报，进行经营管理。“号信”是体现上下级管理关系，汇报行情变化和经营情况的主要形式。每周一期，分庄要按时向总号汇报业务，如遇特殊情况还需用“加期信”请示汇报。总号则有专门处理号信的文书班子，对号信编号留底，由负责人签字盖章，形同公文处理程序。同时总号规定每月、每季、每年汇报大张清单，总号根据汇报材料，综合计算盈亏，每年或每三年向股东提出结账红单，商讨红利分配，决定今后经营状况和人事安排，这便形成字号特有的“万金账”。
湖北安陆的陕西布商也很注意收集市场情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制定全年的收购规模。祖辈业布的李肇植先生说他就亲眼见过安陆的陕西布商向上级(总号派驻湖北的老板)写的“生意信”，其内容是“对安陆持续天雨，棉花肯定减产的情况做出了估计。上级复信，作了增加官纱换布数量，灵活掌握收布数量的指示”。
号信收集后就有一个信息传递和反馈问题，为了防止信息丢失和降低信息传递成本，陕西商人想了许多办法。如康定“德泰合”茶庄，“有庞村一个姓贺的学徒，得了一匹好马，往来康定、甘孜传送消息，兼运重要货物，此马在号十余年，往来次数不计其数……因有此马，号上消息比较灵通，生意蒸蒸日上”，后来这匹马老死在康定，全号长幼十多人送葬，埋在子耳坡，表其功劳。
再如四川“协兴隆”盐号。中国尚未出现现代邮政事业的条件下，“消息的传达、货物的运送和款项的汇兑有所谓大帮担负起这些任务，信用昭然。协兴隆的两家大帮是麻乡约和长兴合”。为了加快信息传递速度，除大帮外，协兴隆还特别重视“快脚”的培养和使用，这些专职信息传递人员，可谓神行太保，“他们体力好，走路快，上成都下重庆不分昼夜地赶路，两三天就把消息送到了”，这种具有近代意识的信息传递反馈制度是保证协兴隆经营成功的重要条件。
掌握了市场信息，对市场供求胸中有数，自然可以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行就市地从事经营，这方面明代的陕西茶商富有经验。如西北边茶“每当一批西北茶客到来，或紫阳茶区闻知甘肃等地茶叶短缺，茶客将来之际，市场茶价随之大涨，‘茶滚子’、小商贩、茶行茶栈主等东奔西走，积极储备茶叶，寻找货源，若逢来紫阳的西北客较多时，市场价格可比平时高出五六倍。西北茶商走后，价格随之即下跌”。有个别茶商还抓住茶叶系季节产品的特点，“每年春季新茶上市之初，常有小商人背负十斤新茶赶赴销场，以求高价出售”，收取货发利市的经营实效。后来他们发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直下”，并且“湖茶味苦，于酥酪为宜”，从湖茶比陕川茶更适应西北市场需要“亦利番也”的实际出发，转向大量贩运湖南安化所产湖茶到西北边地，表现出很高的经营灵活性，并因之而促成了明末清初安化副茶在陕西的急剧兴起。
通过信息传递使陕西商人面对市场行情变化心中有数，他们做起生意来就能够放开手脚，艺高胆大，敢于冒险，很是表现了陕西人强毅果敢的犷悍民风。可举千阳“恒丰泰”布号为例。清代咸丰年间，千阳“恒丰泰”布号领东李永岐从山西购得白榨子布五十驮，欲从龙门过黄河入陕，恰值阴雨连绵，黄河汛期将至，河水上涨，因客商云集，船少难渡。船家无奈，急中生智，提出“谁往黄河里能撂五十两银子，就让谁先渡”。众商愕然，李永岐当即从驮子里取出一块银子让船主和争渡的众商观看，并说“五十两不止吧”，顺手撂进黄河，众客商惊呆了。千阳的布驮子因此率先过河，待他们渡过河后，水势大涨，其他客商只得望洋兴叹，结果李永岐因抢先渡河，把这批货早发各地，一次就赚了十万两白银。
其次，生意在路上，留心处处皆生意。陕西商人做生意注意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多方搜取信息，抢先占领有利的市场平台，取得早发利市的经营效果。陕西大荔商人田金瑞，在汉中做生意，同治年间因病滞留旅店，当时烟叶价大减，每斤15文，田金瑞不顾病重，急嘱店主代他购进50万金，不久烟苗因普生害虫，烟价骤涨，每斤卖到50钱，金瑞将所存烟叶尽售，获利万余金。在苏州做布商“伙头”的三原布贾师从政更是个经营奇才，他总结自己经营成功的经验时“喜曰，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有一次“当市布局阛阓(即市场)有绐者曰，某所某急需布，君即挟布往贸，众鼓掌笑也。有顷持金归，众错愕，谓命乃尔”，正因为他掌握了市场运作规律“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也”，才能取得变玩笑为真实的经营效果。而且师君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独市利所至辐辏”，简直是个以智谋财的鬼精灵。
有一首《湟中竹枝词》是这样形容陕西商人善于随行就市做生意的：
东关大贾善生财，
百货分门列肆开。
传说兰州新货到，
昨宵商贩自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