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第六讲 会馆最多数陕西——陕西商帮的组织形式
一 身在异乡为异客
在明清时代，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会馆的组织形式(一般称为陕商大会)，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有人回忆当年陕西商人在山东做生意的情形是：
遥想当年，东昌运河上，桅杆如林，货积如山。风餐露宿的山陕商人在船只靠岸后，掸一掸身上的泥土归家一样地走进会馆。焚香沐浴，拜过关帝，呼朋唤友，坐在楼台之上，摇扇品茗，津津有味地欣赏戏楼上的秦腔慢板……次日，一身轻松地登舟远行。
这就是商人与会馆的关系。
会馆是与商帮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所以明代文人刘桐说：“尚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闽中会馆志》亦云：“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而京师最早的工商会馆则是明永乐年间由安徽人俞瑛捐修的“芜湖会馆”。
工商会馆的产生缘于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就是地缘商帮的办事机构，用《汉口山陕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会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
从内因方面讲，会馆是商帮企业组织形式运行的必然结果。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联引制”与“联号制”两种方式。
“联引制”就是为解决经营大宗商品转运家庭人力不足的矛盾，举办商号的商人不得不动员个体血缘家庭以外的亲戚乡党参加商业营运。因为在传统的宗法社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农业生产的小生产方式自然形成的互助合作关系，必然会使人们形成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当个体家庭或家族因为成员有限而无力承担巨量商品运输任务时，自然会将血缘关系扩大为乡土亲情关系。这是因为乡土亲情是家族亲情的外延。家族成员是有限的，而同乡关系可以是无限放大，这便解决了经商初期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而且，陕西商人之所以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经济原因。从历史上讲，“亲不亲，故乡人”，亲戚里党互相联引，体现了“一家发财，惠及乡党”的出入相友、资表比服传统宗法联系，是涉外经营的商人在家乡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实际需要。从经济上讲，同乡情谊使雇员对企业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将企业看成是自家人的企业，表现出格外的忠诚，这种亲情纽带所形成的亲和力，对于提升企业的稳定性与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是商业经营中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因此，陕西商人的一般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互相联引的用人方式。如渭南信义镇富商焦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他们村的62户人家都有人在焦家的字号里谋生，可谓“一家经商，全村致富”。渭南的阳郭镇贺士英家，主要在西北各地办典当，渭南和邻县蓝田的贺姓家人都在各地字号里领有生意，贺家洼村的九条街不同人家都在贺家开的典当字号中当把势或伙计。泾阳安吴堡吴家在各地有生意，安吴堡村的上百户人家都随吴家在各地做生意。这种一家一族经商发家后的互相联引，会带动四邻，波及乡邑，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由于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如明清时期泾阳、三原人多在陇青做生意，故该地便多“西客”；渭南地区的人多在川省贸易，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家的人多在打箭炉经商，故户县多“炉客”。
“联号制”是一家商号在各地办购货和销货的“分号”也叫“分庄”。而在“东西制”经营体制下，用人权主要操之于掌柜，掌柜出于亲情上的需要，亦会将自己的亲戚乡友介绍入企业，形成“一人发财，合族沾光”的局面。如明清时期在兰州天福公钱庄因掌柜吴大鹏是韩城人，并由其邀请的两个投资人也是韩城人，遂使这个钱庄的掌柜、二柜、学徒一概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帮。兰州水烟业自从大荔、渭南人办了“兴记”“源记”两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趋向烟叶一道，兰州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烟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故被称为同朝帮。西宁从事国药业经营的华阴县人为多，故整个国药业几乎被华阴人垄断，故被称为华阴帮。自从户县牛东孙姓在康定办了恒盛合茶庄后，每年有老炉客引带牛东附近的40～50人到打箭炉经商，使户县炉客占陕西炉客十之八九，被称为牛东帮。在河州经营土布的以长安、蓝田人为多，故多称“长安帮”。
无论是乡党联引，或是同店联号，最终产生一个结局就是同一省县籍商人多集中在同一地区经商业贾，他们出于利益和感情上的需要，会自发联手抱团，组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互助自治团体，这就是商帮。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因此，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陕西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异地延伸的必然产物。对此，我国会馆研究的老一代专家邓鸿笙先生有着中肯分析：
中国地域之大，南北温度不同，各地产物亦随之不同，加以交通阻滞，语言不一，地方观念深入脑筋。且政府纪纲废驰，法律保护未备……中国社会经济能有今日之相当发达者，不得谓非会馆、公所等所谓帮的组合制度之适应我国旧时经济组织也。
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白日里，他们启门售货，送往迎来，心苦脸笑，还得面对商场的尔虞我诈，强势逼凌。到夜晚，思念远在天边的父母妻子，家乡父老，“各人湿各人的枕头”，一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会萦绕心间，产生“断肠人在天涯”的乡土感情失落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的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陕西商人集资修会馆的目的说得很直接明白：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蓝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这一段文字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一个叙乡情、话桑麻、寄托对故乡幽思、“乡音方语，蔼然入耳”“欢呼把臂，故乡骨肉”的场面，描绘得淋漓酣畅。而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亦说，修建西秦会馆的目的是：
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刊茅，邃壮丹台，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此西秦会馆关帝庙所由建与。这更说明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陕西商人怀睦亲以不忘故土，联桑梓以去游子之愁。所以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前，一副对联就写着：
羲皇故里 河朔之源
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与故土文化的联系和强烈的寻根意识。由于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多联手做生意，所以他们也多联手共建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志》将山陕商人联手共建会馆以加强两省商人的感情联系，同样表达得细致入微：
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也。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见乡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之国人而亦喜。这些都说明，明清陕西商人建造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经商异地的陕西商人提供一个化解乡愁的地方，使流寓商人“他乡遇故知”不致有孤零之叹。用一首清代《汉口竹枝词》咏叹“各会馆”的词来说就是：
远别家山趁估船，
家乡终觉异风烟。
年年报赛春秋社，
醉话桑榆共促筵。
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三大矛盾”所推动的。这三大矛盾就是：
第一，土客矛盾。明清时期周流天下的商帮是借地求财，他们在客地做生意，无论是流转批发，还是设廛置市，都会挤占本地商人的市场份额，分享本地商人的利润。而且商帮正是以客帮商人的身份与本帮商人对立，他们在客地人生地疏，势单力薄，是外来户，本身缺乏社会资源的护佑支持，“外来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遂使客帮商人与本帮商人的矛盾不断尖锐。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帮商人常常会凭借地缘优势，侮辱欺凌客帮商人。如清代初年，陕西经营草帽辫的商人，因心高气傲得罪了苏州的本地商人，本地商人便以陕西商人散发草帽辫是意欲结党造反为由，将陕西商人告上官府，致使官府将在苏的陕西商人全部逮捕下狱，后经陕商多方奔走，惊动了乾隆皇帝，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平息了这一场冤狱。清代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陕西商人，由于生意兴隆，使本地商人很眼红，他们便煽动不满情绪，说陕西商人将“河南的银子搬走了，将土地买光了”，鼓动本地商人用铁锅装上砂石，堵塞了社旗唐河上游的水源，使陕西商人因社旗下游不能行船而业务一落千丈。清代在四川经营典当字号的陕西商人由于组织严密，办事认真，赚了不少钱，本地商人很不服气，当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会馆时，他们多方阻挠，说陕商坏了当地的风水，不准陕商动当地一抔土，致使陕商不得不返回故乡将家乡的黄土一袋袋背到成都，才盖起了成都的陕西会馆。清代洛阳的陕西布商，由于业务顺利，得罪了当地商人，他们买通官府，唆使官府向陕商每匹布多收12钱的税。这种日益深刻的土客矛盾，使客帮商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合力抱团，组成会馆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以利于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对此山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临汾会馆《重修碑记》中有充分的说明：
会馆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上海《杂货业公议》碑中也说，设会馆是为捍卫客帮商人的利益，防止本帮商人的侵害。其志曰：
每思向无公所，素缺规模，致遇轇轕事情，纷纷争执，言无主宰，理鲜公平，故有受他帮之屈，不遑悉数。
第二，客客矛盾。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商界各地商人群雄并起，逐鹿商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明代以来，陕西商帮、山西商帮与后起的徽商之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明初，山陕商人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上的优势，称雄淮扬，在淮扬盐场有压倒的优势。但明中叶以后，徽商渐入淮扬，欲从山陕商人手中抢夺市场份额。他们鼓动安徽籍宰相叶琪，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花钱买引，使徽商得以迅速挤入淮扬贩运，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压倒了山陕商人。而山陕商人“苦于朋比无多”，没有将自身的力量整合起来对徽商进行反击，而逐渐失去了在淮扬盐场上的优势。进入清代，在全国各大商埠与山陕商人竞争的主要对手还是徽商。如在汉口，山陕商人的劲敌仍然是徽商。从经营行业上看，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商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而徽商经营的不少与山陕商帮的货物相同，有的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个行业，因此竞争十分激烈。清人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竞争形势是：
徽客爱缠红白钱，
镇商喜捻旱烟筒。
西人不说楚人话，
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四川，主要是陕西商帮与楚帮、江右帮之间的竞争，由于川陕毗邻，陕西商人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故川人喜陕帮之人，而湖北江西商人，多“鼠牙雀舌”之事，每每斤斤计较，故川人不喜江西人。在湖北两河口，有秦晋徽浙等八省商人的竞争，史称“八帮之争”。由于山陕商人的力量强盛，故当地的《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特点是：
上会馆(山西)赛如金銮殿，
下会馆(陕西)铁旗杆，
江西馆似磁器店。这种客帮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明代初年，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很盛，他们的子侄有学儒者，随父、兄在两淮，不能回籍考试。为了奖励山陕商人，朝廷特别恩准山陕商人在扬州特立商籍，并附入扬州府学，在扬州参加考试，不必赶回原籍。而徽州为南直隶所辖，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徽商对此恚忿不平。到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买通巡盐使，准其子弟亦在扬州附籍，入府学考试。山陕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不符合政府当初制定这一政策的“柔远之初意”，纷纷到运司去说理，掀起过一场不小的请愿风潮，对政府施加压力，又凭借山西籍扬州知府张公的支持，“力主其政，斯事遂寝”，山陕商人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到了清代中叶，徽商又一次向朝廷申诉，要求子女能进入府学学习，终于被朝廷批准，并在原府学附籍的7名童生中将名额增加到14名。三帮围绕“附学之争”几乎竞争了近300年。这些说明客帮之间的矛盾亦推动同籍商人走向联合，设立会馆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对此《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对会馆设立的紧迫性有中肯的分析：
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爰廛列肆，云合星聚，群卒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事旧曷由排解曷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开邑，宜援陷阱，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昔以神明，监以息垠，俾消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函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刻不容缓也。
第三，客内矛盾。明清之际同籍商人赴异地经商，由于利益的驱动，亦存在见利忘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搅乱市场秩序，伤害了客帮商人在当地的形象。如清代在河南社旗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内部就存在“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的不规范市场行为。陕西旬阳《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泗庙行航公议章程》中也说，设会馆就是因为该行业存在不规范市场行为，如“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远行，只图借机作索”。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干扰了商业营运的正常秩序，侵害了诚商良贾的正当利益，个体商人碍于情面，无由发作，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同乡组织，共同厘定斗斛铨衡，行规业律，以维系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因此会馆是同籍商人维护利权，行业自律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精品。
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寓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亲情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有一首明人诗句道出了陕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阳关万里道，
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
秋来朝南飞。
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唏嘘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漂零。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里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陈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的优越，来释放异乡漂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羲皇故里，河朔之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赊镇之巨观也”。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彭其美”使之成为“舞渡之雄关也”。
会馆是客帮商人祷福求财、佑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祝佑。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潼关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佑也”。而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述得很直接：
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聧，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佑，故竭力崇奉。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为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是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的，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对商人们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结合得天衣无缝，其志曰：
夫帝君之心所谓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激，庶有感而兴者乎?
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述。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
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自治性组织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此，上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不妨赘录：
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这里将会馆、公所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之为国家主流评价。
二 大会陕商在庙堂
会馆作为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组织体系，体现了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
陕西会馆的基础是陕商大会。而陕商大会就是会馆的最高权力机关，会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都是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进行的。如四川自贡的陕西商人，在清代雍乾年间就形成集团化经营的商帮“西秦大会”，由在自贡经营钱业的一百多家陕商组成，并于雍正十年(1732)以西秦大会的名义购买自贡房龙山房主李光华的房基，作为西秦会馆的基础。该会馆《地契基约》上载明“立约卖座房龙峰山文约人李光华……今甘愿请中卖于西秦大会建修庙宇，永远管业”。汉口的山陕会馆也是由当时驻汉镇的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捲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疋头帮、皮货帮、众账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萃数十帮之众”于康熙年间组成山陕大会，购买循礼坊地基，建造山陕会馆作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陕西丹凤县的船帮会馆，也是因为有一年六月六庙会，船帮因风雨阻隔，逾期未到遭到其他帮会的羞辱。一气之下由500多名船主和船工组成的船帮大会决定，从搬运的每件货物中提取三个铜钱，醵资建造船帮会馆。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会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按《汉口山陕会馆志》的记载，会馆内部组织分工细密：
有次输助、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流览、有唫乐生、有宴欢逝、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缘起、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其亩券址。而徽商的《新建歙县会馆记》则更详细地记述了会馆的制度化进程，徽、晋、陕三帮有历史相通之处，证之以陕西商人并不为过。其志曰：
吾徽俗素敦乡谊，唯有事来京……萃萃以会。既会矣，惧其易睽也，故联之以馆。既馆也，惧其易乱也，故申之以约。既约矣，惧其易驰也，故永之以录……首余之置馆，志创始之艰也；次主会长，举止付，敬长推贤，示有统记也；次处会费，严出入，言财用不可缺，亦不可耗也……当然，明清时期会馆的建设和制度完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流淌了数代陕西商人的心血。
陕西商人在京师设立会馆最早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由陕商后裔京官温纯倡议捐修的“关中会馆”。温纯，字景文，陕西三原人，其父温朝凤为著名陕商，在四川经营盐业致富，成为陕西著名商业大族，子温纯科举仕进，官拜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温纯成名时，陕西商人在京师经商业贾已历有年所，乾隆年间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说：“自有明以来……陕西(商人)……由来久矣”。他们为了存货物、敬神庥、议商事而在温纯倡导下创修“关中会馆”，其规模比温纯万历年间倡修的“三原会馆”更加宏大。《三原县志·佚事》卷中记载，该会馆“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人京职，法备资饶”。说明该会馆已规范成型，所以“法备”，同时以商人为主体，故而“资饶”。后因年久失修，不见记闻。到清代乾隆年间，陕西韩城出了个状元王杰“列三鼎甲之首，消息传出，在京陕职官员纷纷祝贺，庆贺之际，新状元提出集资筹建陕籍会馆一事。第二年，保安寺关中会馆落成”。该会馆主祀关公，故称“关帝庙”，以保佑商事安康，《重修会馆碑记》中记载“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并说关帝庙“自有明以来……由来久矣”。关中会馆是山陕商人最早在京师以省馆名目出现的会馆，因为“关中”乃陕西的代名词。
至于山陕两省商人以合省形式修筑的“山陕会馆”，最早出现的是河南上蔡和伊川的“山陕会馆”。河南是古中州，与山西和陕西毗连，在丹江水运开通之前，河南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河南汴梁孙家楼是大运河连接通往陕甘东大路的水旱码头。加之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谙货殖”，“令其营商做官，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山陕商人乘势而入，成为明清时代河南行商的主要力量，“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使中州大地到处游动着山陕商人的身影。他们为了联络乡谊、推广贸易，在河南所到之处创修会馆，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可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七亩七分八厘五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室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三百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他们并沿用其家乡习俗，在馆内庆大典，搞祭祀，逢年过节，熙熙攘攘。祭典时，均大开中门，悬灯结彩，各殿房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山陕两省的人携带眷属，络绎不绝，爆竹声声，人人欢快，至除夕夜，爆竹声更是通宵达旦。每年从正月初一起，在馆里戏楼上，演戏三天，热闹非凡”。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建造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兴建了戏楼”。这说明从明代中叶起，山陕商人就开始在他们经商驻地积资修建会馆，使山陕会馆随着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西北新疆的边塞小城玛纳斯到南疆贵阳，从东北的吉林到江南的嘉定，到处都有山陕会馆的历史遗存。一部山陕会馆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山陕商人在全国经营奋斗的创业史和真实记录。据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全国各地共建山陕会馆计约274所。从明清山陕会馆的创建过程看，一般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随着会馆功能的日臻完备，会馆建筑群也日益壮丽恢弘。
山陕会馆最初的创建目的主要是为了供流寓异地的山陕商人借寓住宿，存放货物，类似于“同乡商人招待所”。对此，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有生动的说明：
聊援为营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夥。自国朝初康熙年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佥日善，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肯修之，号曰“太汾公所”。
显然是旅聊的山陕商人为了解决“侨寓旅舍几不能容”的困难，才动议修建了山陕会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也记载说，修会馆的目的是“首事王壁、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于亳，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丞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苏州陕西会馆设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明人沈德符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之居停，相沿甚便”。而苏州《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更把会馆初设是为了安故旅、存货物的目的说得更为清楚，该会馆碑文中指出：
查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
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招待同乡商人食宿和存放货物的“客栈”，以为同乡商人解决初来乍到、人货无所依归的现实困难，体现“同乡相恤”的人文关怀。只是到了后来，客商在流寓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人数日益增多，贸易日益展开，矛盾日益尖锐，为整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使会馆逐渐增加了管理、协调、仲裁、联谊、保障的功能，会馆作为对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的管理社会组织的性质，才日臻完备。对这一过程，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资料有很好的记述。社旗山陕会馆石碑刻记载：“赊旗店四方客商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买卖载者二十余家”，“商贾辐集，而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其余金则缮廊芜，岁时伏腊，同人展廊，评讲公事咸在乎”。聊城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大殿序》中也说，之所以在原太汾公所的基础上扩建会馆，就是因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自乾隆八年创建会馆以祀神明而联桑梓……陕商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
从山陕会馆最初的创立方式看，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舍宅为馆。即同乡中的达官巨贾将自己的私寓捐献给同乡，辟为会馆。其中又分为官捐和商捐两种形式。官捐如北京的韩城会馆就是清乾隆年间兵部尚书韩城人王杰将自己的府邸捐为会馆，由三套院子组成，由于王杰的声望甚高，曾为乾隆皇帝的代笔人，使韩城会馆地位显赫，为京师名人出入荟萃之地。商捐如北京的“大荔会馆”，就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捐购在宣武门外铁老鹤庙共基三院”而建成的。河南阜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山西商人吴某捐赠房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吴某为山西高阳人，在阜阳做生意很大，年老还乡时，将房子无偿交给会馆使用。山东邹县的山西会馆亦是由山西商人柴贯一捐宅所建。柴乾隆年间来邹县做生意，颇会理财，积蓄了很多钱财，因晚年无后，遂看破红尘，一心弃俗出家，将全部家产施舍给会馆，扩建了关帝庙。《续修邹县志稿·人物志》中有载：“柴贯一，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垒，掷商业……住持山西会馆”。此外还有陕西西安的“渭南会馆”亦是渭南西塬贺家洼陕西巨商贺士英捐资所修。贺士英“创修省城渭南会馆，计屋百四五十间，置备器具共费三万五千金”。
二是借庙为馆。会馆作为对同籍士商管理的社会组织，有一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对乡土神的祭祀作为凝聚同籍士商的精神纽带。而商海潮起潮落的万种风险，也使商人们面对难以预料的命运“成败由天，造化由命，觅利长短，原非一定”，而祈求神灵的保佑，这便使得会馆一开始就与祭祀神灵的庙堂结合，成现出“庙馆合一”的特点。因而，许多山陕会馆便是在租借或购买庙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湖北郧西山陕会馆，原先为“‘关岳庙’，为康熙四十八年知县秦国龙建，雍正九年知县岑映奎重建，自二十五年知县王必昌改移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在该州“三公祠”的旧址上修建起来的。该会馆《建修三公祠碑志》载：
武帝三公祠者……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废，道光辛巳北省士商集汉，存积租息，买郑姓一区，迨在正殿后庇材鸠匠兴工，已丑庚寅落成，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余惟会无北省寓公非若西商大贾之聚于财，亦非若通都大邑之惊乎其名所以攘抉而与争出已赀以成。
河南泌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八府庄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泌阳县志》载“八府庄，在西关祭祀关公，今改为山陕会馆并祀关公”。而甘肃康县的陕甘会馆亦依附于关帝庙内：
县南六十里之岸门口，下街有寺一院，院宇宽广，正殿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
芜湖的秦晋会馆亦是借护国庵为馆，“山陕会馆在下一五铺严家山下，初秦晋会馆，原在花罗山右护国庵……光绪三十一复在严家山下定慧庵旧址建筑会馆”。陕西永寿监军镇的山陕会馆亦在龙王庙内“龙王庙，财神庙，俱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次第经营诸神庙”。
借庙为馆是山陕商人经营智慧的集中表现。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身着、屋宇均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得僭越。明初对官民房屋建造规格有着严法限定：
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右帝后圣贤人物，及明龙风貌猊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倾转角，重檐重棋，及绘藻井。
而商人身居四民之末，为社会之最低层，借庙为馆便机智地逾越了馆舍建筑的身份性限制，利用统治阶级“敬天保民”思想的政策空隙，为会馆建设争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会馆建设一开始就立足在庙堂建筑的平台之上，而突破了一般民居的限制。《清会典》关于关庙定制有明确规定：
南向，庙门一间，左右门各一，正门一间，前殿三间，殿外御碑亭二东西庑三间，东庑南燎炉一，庑北斋室三间，后殿五间，东西庑及炉与前殿同，东为祭品库，西为治牲间，各三间，正殿复黄琉璃瓦，余为简瓦。
山陕会馆一般按关庙规格进行建设，每每歇山重檐，雕龙饰凤，殿宇重峻，金碧辉煌，呈宫殿式模样，成为当地的人文名胜。这是山陕会馆所以历数百年风雨沧桑而能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娴熟的政治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经营风格。
三是购宅为馆。山陕商人流离异乡，借地生财，醵金购宅为会馆以落地生根，成为会馆建设的一般途径。而所购宅院一般均为当地名宅亦表现了山陕商人高眼光、大手笔的气势与胸怀。如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就是在购买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徐府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徐达，字天德，为明代开国元勋，封魏国公，卒后追封为中山王。其孙徐茂光，居开封，为周王朱棣的宜宾(郡王之女婿)故奉敕兴建徐府，其大门金钉朱户，匾曰“大功坊”，门联书“春王正厥颁千载，开国元勋第一家”，为汴梁有名府邸。嘉庆年间旅汴的山陕商人醵资购得徐府旧址，修建山陕会馆“接檐香亭五间，旁购两庑，前起歌楼，外设山门，庙貌赫奕，规模宏敞，每逢圣诞，山陕商民奉祭惟谨”，使会馆一建成便叨名宅之光而成为开封名胜，至今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的“泾阳会馆”也是购买雍正年间任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太常寺卿等职的名宦陈兆仓私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北京的“大荔会馆”亦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购得宣武门外铁老鹤庙捐赠为会馆，该庙虽小，却在北京非常有名。庙内供奉关帝据说极为灵验，求签者甚多。加之古槐、古香炉等历代文物，香火甚旺，更有主殿顶端设有随风旋转的铁鹤一对，在空中嗡嗡作响，成为很好的声响广告。
从山陕会馆的建设过程看，因其工程浩大，常常历有年所，经数代山陕商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落成，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前仆后继的坚忍不拔精神。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二十年(1755)初建春秋楼，嘉庆六年(1801)设修主体建筑悬鉴楼，道光六年(1826)竣工，规模初成，历时60余年。咸丰七年(1857)毁于战火，同治元年(1862)重建，光绪十八年(1889)始成，历时18年，会馆建设可以说基本伴随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汉口的山陕会馆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咸丰四年(1854)被毁，同治九年(1870)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方成，历时36年之久。开封山陕会馆初建神庙于康熙年间，道光四年(1824)扩建卷棚，第二年添修牌坊，光绪八年(1882)增修东西两庑，钟鼓楼，同治三年(1864)修后道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在大殿后增建春秋楼，历时几乎半个世纪。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于乾隆元年“爰卜井街东北，新构圣祠”，历时18年始成。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康熙三十二年(1693)初建关帝庙，到咸丰二年(1852)大修方告完成，历时160余年。这期间不知凝结多少山陕商人的心血，记录着几代山陕商人的艰辛。
从山陕会馆创立资金的来源看，因建筑宏大，所费不赀。社旗山陕会馆耗资87788两白银；聊城山陕会馆耗资60465两白银；四川自贡西秦会馆耗银40000两；汉口山陕会馆仅春秋楼一项耗银249066两。醵集如此巨量资金，无非富商捐资和同乡摊派两种途径。会馆的创设一般是由官绅富户倡其先，同乡商人助其后，众人划桨开大船，因此富户捐资对会馆创设资金的聚集往往起着表率和带头的作用。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就是由首事富商王壁、朱孔颖捐资带头，其他同乡商人云集响应集资而成。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亦是由“蒋中和、谭财盛、宋三发等新兴布行积资建成”。而陕西关中著名商人家族的捐资往往成为会馆创立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就是由陕西渭南巨商板桥常家捐资所建；四川双流、绵竹的山陕会馆，陕西岐山巨商马家的捐资占很大比重；渭南西塬贺家洼巨商贺士英“补葺京城会馆捐金若干”。而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村巨商党家，在社旗镇办有字号“合兴发”，占有社旗镇太平街的全部街房，党家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社旗山陕会馆首之一的党燕堂就是党家族人。但会馆毕竟是同乡商人的共同事业，会馆创立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同乡商人的摊派捐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建春秋楼耗银7916.03两，共有408家商号参加了捐资活动。开封山陕甘会馆议修东西两庑时“与东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银钱亦然。自嘉庆四年五月初二日起，洎十三年正月二日止，囗囗共抽银三百八十三千一百七十文”，作为修建费用。汉口山陕会馆费用亦是由大众复会议定，“凡两省字号在汉作贸易者及过往之货物，平允抽资，共哀善兴”而成。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初建耗银5万两，系由自贡的137家陕西盐商捐资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于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由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捐银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捐银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陕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而成。湖北荆州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两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这种积腋成裘、只积寸累的集资方式，把会馆与同乡商人的利益挂起勾来，使同乡商人人人对会馆有份，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
三 护佑乡党情谊长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山陕会馆的功能也日臻完备，从最初的联乡谊、敬神庥、安故旅逐渐发展到议商事、厘行规、结人脉、保安康的商人自律自治的社会团体，成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经商业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首先，联乡谊、安故旅是山陕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的职能就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故旅”。流寓客商无论是中途周转，还是设市成廛，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会馆成为首选投靠的落脚点，是他们在异地他乡的“故乡家园”。一位耆老的山西商人为我们讲述了他早年在西安山西会馆的生活经历，使我们可以再现当年会馆对商人们的重要作用：
六十年前我由山西来西安，先到东关山西会馆找了个落脚地。山西会馆在长乐坊街北，先在厢房登了同乡会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人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违纪，同乡会也要开除”，过了三天，一位姓楚的管事，介绍我到东关南街万盛行药堂当临时工……
可见，会馆首先为流寓商民提供了一个落地容身之所。明人沈得符就曾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冶甚便。”而乡亲里党关系在宗法制社会里，又必然表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的亲情关系，使会馆通过亲情联引而转化为安排同乡就业的市场中介组织。据兰州市民建会副主席雷志乾先生的回忆：
解放前山陕商人赴兰州做生意，先找同乡会馆，由会馆接待其吃住，然后由会馆牵线为他在同乡商号中安排就业，若当学徒则由会馆出面找一个本籍商人作保证，荐官有人身担保作用。
相关文字资料也可证明。如郭灿东所写《晋商西渡》一文中就指出，酒泉“有了山西会馆，自然来酒泉的山西人就更多了，那时候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他们最初靠会馆接济，年轻力壮者每天去发放什字等雇主，卖苦力，待一找到合适的谋生之处，就离去了”。苏州咈布染坊公所亦是，“自立之后，若有失业诸司报明姓名，竞相公所内几寄寓……俾生者有容身之地”。而且，在封建社会合族同亲的观念下，同乡商号也宜于接纳同乡人在其间谋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便是会馆能够充当职业介绍所这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内在根据。
工商会馆不仅为同乡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底银两”转化为同乡创业资金，是会馆为同乡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措施。工商会馆通过收取会费和经营生利产业，积累了大量剩余资金，即“会底银两”。光绪时甘肃布政使恩麟向皇帝报告说：“陕西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盈千累万，为数甚巨”，而“会底银两”的一个重要去向就是向同乡提供创业资金。这有两种形式：一是“会底银两”作为公共资金，向会员提供资金帮助。当时工商会馆的一般惯例是：
会馆的剩余款项，会员只要有相当的保证，便可以借用，定利每月6厘，按期纳付，返还之时以五年为限。这里“会底银两”显然是作为同乡互助金为同乡创业提供资金帮助。再一种形式是“会底银两”作为独立投资，经营商贸事业，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清末包括晋陕会馆、陕西会馆在内的乌鲁木齐“六大会馆”就有规定：
同乡人中愿意从事商业者，可以从会馆“领东”，或与会馆合资，个人与会馆立有字据，部分盈余由会馆提取。
乌鲁木齐著名的老药铺“凝德堂”就是由陕西华县李姓商人受领的陕西会馆的生意。这里“会底银两”无论作为“同乡互助金”或是作为独立投资，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都在客观上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工商会馆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
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十分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
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矢旁引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这里已经十分清晰地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其次，会馆渐次成为商人们议论商事、交流情报的商务之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地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得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已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
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
这种状况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数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会馆通过厘定行规会律而成为市场的管理者。在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相应的商法保证商人们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管束同籍商人的任务，会馆通过陕商大会、制定行规业律，将同籍商人的活动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使会馆成为市场商务活动的仲裁所。因此，会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之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的碑文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馆当商议事处”。《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所以，制定行规业律成为会馆的大量日常工作，几乎每个山陕会馆都由行规业律的勒石碑刻，不妨摘要如下：
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行规包括：
加强本帮团结，抵制外帮捣乱；对内不挖墙角，遇事开会商量；严以律己，不说别人坏话；会员业务上有困难，同行要予以协助；一家吃不了的业务，可多户联营承接，盈亏共同负责。
甘肃武山汲滩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1827)的石碑一通，记载会馆整顿盐业市场的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十二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称足十六两，等以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
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行规并立碑记载：买卖不得论堆，必须邀亲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五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具有齐备，违者不得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这些行规业律是“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体现了陕西商人对市场交易规律性的认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觉和自律敬业精神，反映了陕西商人对诚信市场规则的诉求。
另一会馆碑文认为，设立会馆的功能就是“淬毅力以结合，订约言以互遵……始能相维系，不敞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
会馆的议商情、涉商务的管理功能，还表现在评议市价、均平度量、调节纠纷、沟通信息、保障商贸活动的正常进行。会馆既为“经营交易不可缺之所”，这便使得通市情、议商事成为会馆管理的基本职能。《鄞县通志》作者就正确指出，各省商人资力雄厚者建立会馆，就是为了“公举董事主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这些“经济之诸务”举凡要者，一是评议市价。北京《颜料行会碑记》就明确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因而齐价保商成为会馆的主要职能。
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通过了”。二是统一度量。由于公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因此会馆颁发的度量标准具有公平性和权威性。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专门厘定有《公议戥称规矩》，便“同行有和戾之情”。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的“斗市”，成为全县的统一标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苏州的枣商做生意以会馆的官斛为准，“凡零客载货到苏，许有零贴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秤，欺骗病商”。
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的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了陕西商人的正当权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衙吏，常常在遇见官府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因势薄力单而忍气吞声。一首清人写的《估客苦行》将商人遇见暴吏的无奈和悲愤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
昨日泊舟枫林下，左右舳舻尽商贾。
见彼哽咽当风餐，为言作客江湖难。
江湖近来多盗贼，布衣夜脱安可得。
微贱鬻贵虽不贫，风波万里真辛苦。
更逢当关多暴吏，欲浚锱铢加重罪。
可怜曛黑不开关，苦守巨浪危樯间。
恨不载金长安买都尉，等闲见汝一官何足贵。
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俾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铅铜脚价古例碑记》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铅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铅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讵意奸行……鲸吞归已”，其中尤以张善文“万恶横恣，飞派影撤……而且给钱而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饬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文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从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文交行内给发”，并立碑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再如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并在潞泽会馆勒石志记。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不外溢。
会馆的这些评市价、通商情、厘行规、权度量、增强商务管理活动，有力降低了同籍商人的交易成本，推动了异地商帮商贸活动的顺利进展，成为异地经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这种会馆活动降低商人在信息搜寻、商务谈判和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会馆为中心同乡商人聚族而居，形成省籍文化社区，有利于信息的汇聚与传递。会馆是流寓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旗帜。在会馆的感召下，同乡商人围绕会馆聚族而居，形成不同于土著的特定文化社区，扩大了信息来源，方便信息传递。如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巷，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西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苏州陕西会馆旁有柏家弄，因陕西富商柏小坡在此经商致富而成名，“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因而关中商人、骚客多汇聚柏家弄。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所在地的“八店街”，因八家陕商字号汇聚而成为该地有名的商业街。康定“山陕会馆”所在地的“陕西街”亦因八十余家陕西茶庄汇聚而闻名远近。扬州“陕西会馆”所在地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住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的词句。这种流寓商人傍会馆聚族而居的传统，有利于商务信息的汇聚与传播是显而易见的。
会馆提高了流寓商人的声誉，加大了他们的信息占有量。商誉是获取信息的前提，最有商誉的商人具有信息优先占有权。而工商会馆又是异籍客商宣扬其经济实力和张扬本土文化的物象反映，通过会馆体现了流寓商人的实力，提升了流寓客商的知名度。如各地山陕会馆莫不建筑恢弘，金碧辉煌，山门前均竖有五百斤重、十丈高的“铁旗杆”，成为当地著名文化景观和游乐中心。四川各地的陕西会馆就是因为门前的铁旗杆而闻名，《成都竹枝词》中记载道：“秦人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别名“花戏楼”，“内极雕镂薄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玩不能去”。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山陕会馆，是“川口唯一公共娱乐场所”，川口重要官民活动均在会馆举行。工商会馆的设立，提升了流寓客商在当地的商誉和知名度，使他们获得了占有信息的便利条件。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很好的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醇俗朴，人多质直康爽……，故四方之士，乐其易而谅其心”。
会馆定期举办庙会，为商人提供了获取商机的便捷渠道。山陕会馆多祭祀关公，因之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公诞辰，会馆均举办大型庙会，唱戏酬神，交流货物，为商人们提供了有利商机。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十三日为‘关帝会’……乡镇士女骈集喧阗，市为之哄”。冀北东胜山西会馆“阴历三月二十日为开会之期，凡伊、乌两盟暨绥、山陕等之商货云集于此……故东胜县贸易最重之机会，亦即在此会期，平时甚少见有大批之商货交易也”。这些都为客帮商人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是会馆通过横向联合，整合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关系，简化交易行为，节省各帮之间的谈判费用。在明清各商埠“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大会馆之间开门办馆，横向联合，减少了商务磨擦。四川灌县有“七省会馆”，“旧以客长轮总之”；四川犍为有“五省客长”之目，“顾各省籍虽异，而五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劝”；山东济宁有三省会馆(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湘潭有“五省会馆”(晋、冀、鲁、豫、陕)；四川重庆有“八省会馆”，它们在整顿市场秩序，协调各帮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巴县丝业机房主与工匠为工资折算发生的争执，就是在“八省客长妥议”下得到了解决：
会馆通过订立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统一商务操作，也节省了谈判费用。对此民国《鄞县通志·商务志》有很好的说明：
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亦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稗有资则均沾，有害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最古也。因此“爰集同人，公议条规”成为工商会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地现存山陕会馆保留着大量关于行规业律的碑石就是明证。社旗山陕会馆保存有《公议集货行规碑》，汉口山陕会馆有《酌定条规碑》，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交易行规碑》，湖北应山陕西会馆有《公议布帮条规碑》等。这些行规业律虽然有限制竞争、保护封建的落后性，但它在规范市场行为、健全商业运营方式、防止伪劣品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行业自觉和敬业精神。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使无序的市场变得有序，为商人们提供了可规范操作的市场程序，防止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减少了商务磨擦，成为降低谈判费用的有力措施。
第三，会馆有力节省了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流通费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会馆沟通商情，平衡价格，降低了交易成本。沟通商情是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商人们设立会馆就是为了“通商情”，汉口山陕会馆《重建西会馆碑记》也指出会馆是“山陕士商贸迁荟萃之所”，苏州陕西会馆“建关帝祠于城西，为同乡公议之所”，甘肃河州山陕会馆“对外事务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而会馆沟通商情的重要职能就是平衡价格。《北京颜料会馆碑记》载“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
窃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
其次，会馆统一度量，规范经营过程，也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湖北利川山陕会馆规定：“县并无牙行，惟关庙设有斗市”，商业交易统以会馆斗市为准。苏州贩枣商贾“凡枣客载货到苏，许有枣帖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称，欺骗病商”。
其三，会馆招待商旅，居停货物，对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流寓客商在异地设立会馆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收发客装”，“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旧米市太汾公所“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才修葺了新的会馆。而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住宿、存货服务，完全是非盈利性质，一般只是在同乡商人的会费或喜金中扣除房租，这为商人们节省了不少仓储费用的开支。所以乾隆年间当新上任的苏州粮道携眷占据钱江会馆时，就引起了商人们的不满，该会馆向官府提出抗议，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官占会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不便”，增加了商人们的仓储成本，后取得胜诉，由官府勒令禁止官占。
正因为会馆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才说：
商贸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一个“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准确说明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
最后，所有这些终于促成了会馆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完成了“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会馆即是市场。工商会馆作为商贸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日常交易市场。其著名者如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是一个牲畜市场，占地约15亩，在周口地区很有名，该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先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临街建店铺，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第二，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使会馆直接进入市场营运。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33600文”。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余。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宁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
三是购置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900文”，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正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佛山《山陕会馆碑记》也有“与众房客修补……应杂项支银”的记载。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见。
第三，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著名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时的交易盛况是：
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宣陈大会场；
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
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入浆列行；
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
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因“浮邑此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湖北随州“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像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得水泄不通”。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在八里桥关帝庙，据该会馆清代碑刻《移集呈稿》记载：
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壁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以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
八里桥后成为许昌著名的集市。
第四，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湖北当阳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骡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四 异地乡关拜云长
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为自己构造的故乡家园，是他们表征乡情的情感符号和张扬本土优异文化的物象标志。会馆浸润着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它是四海漂零的异地客商心头永驻的情感归宿和灵魂慰藉。因此，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设立的具有本土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精品。
首先，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浸润着浓郁的陕西本土文化的鲜明特色。陕西川原秀错，天地宽阔，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国，因而陕西人的藏盖以土木结构的一进式或两进式四合院为主，陕西商人从小便生活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那里有他的父老爹娘，那里有他的儿时梦想，那里有他的新婚洞房，那里有他的吮奶儿郎。那一首苍劲有力的《诡地方》喊出了陕西商人心中的追求与梦想：
养娃的地方，
养爷的地方，
养皇上爷的诡地方，
养活了多少英雄儿郎。
西北风还是那样刮呀，
老城墙还是那样个方，
陕西人还是那样个腔呀，
西安人的倔脾气一点没变样。
好神的地方，
好怪的地方，
好游玩的诡地方。
南山顶还是那样高呀，
渭河岸还是那样个长，
陕西人的腰杆子还是那么个硬呀，
西安人的脚板走呀走四方。因此，陕西商人在建造会馆时便将家乡的四合院活脱脱地搬到了异地他乡，各地的山陕会馆一律由山门、照壁、钟鼓楼、东西厢房、大殿、配殿、春秋楼构成，一律的绿瓦赭墙，一律的水磨砖砌墙，各地会馆的琉璃砖瓦所用的瓷土都是用骡马从陕西和山西驮来。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基本形态，可以从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略见一斑。
西秦会馆背依自贡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红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复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对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楼与大丈夫抱厅南北相望，金镛、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型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拔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的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三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镛、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坝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召，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拔。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七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年)扩建的正殿，建于会馆最高处。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彩塑。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细节，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外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禄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描写和刻画了34个历史故事，这就是《黄金窟》《忠义堂》《王母寿》《郭府寿》《杨府寿》《管仲荐宁戚》《百里奚荐蹇叔》《算粮》《游湖》《双蝴蝶》《魏征动本》《纪信替主》《大登殿》《失代州》《洪江渡》《秋江》《卸甲封王》《伐子都》《会昌九老》《八珍汤》《柳毅传书》《高山流水》《渔父辞剑》《三打祝家庄》《三英战吕布》《开铁弓》《南阳关》《出潼关》《千里送京娘》《戏牡丹》《洛阳桥》《金星皇娥》《钟馗嫁妹》《魁星点头》等，肆意宣泄着以周礼为主脉，以忠孝节义为内容的儒家文化，张扬着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主题价值取向。
而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最能代表本土文化优势的是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它是山陕会馆区别于其他商帮会馆的重要标志。
秦人会馆铁旗杆，
福建山西少这般。
更有堂戏难及处，
千余台戏看一年。
这首清代《成都竹枝词》集中概括了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即会馆山门前竖有一对万斤重的铁旗杆。而单纯的山西会馆则没有这种标志。其著名者有：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重五万余斤，使会馆壮观有加。
河南唐河县源谭镇陕西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17.5米。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门前竖立着一对铁旗杆，高耸云霄。
湖北老河口山陕会馆门前有万斤铁铸盘龙旗杆，当地民谣称“上会馆(山西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会馆)铁旗杆，江西会馆像磁器店”。
湖北汉口山陕会馆有三斗铁旗杆，与门楼等高。
河南潢川陕西会馆又称“三义观”，门前有铁旗杆一对，所以会馆又被称为“三义观铁旗杆会馆”。
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其竖立年代比社旗山陕会馆还早。
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五丈，重二千三百余斤。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蟠龙铁旗杆一对，高16米，五节三斗，重二万五千余斤。
四川成都陕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铸铁旗杆一对，竖在正殿门前，恢宏无比。
在各地山陕会馆的铁旗杆中，尤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最具有代表性。该铁旗杆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铸，由旅居社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共同捐资3000余金铸就，高17.6米，重5万余斤。其杆基为高1.2米，长1.03米的青石须弥座。座上的铁狮东雄西雌身躯硕健，昂首挺胸而立。旗杆分为五段，第一段为铸铁楹联处，有铸铁楹联“浩气千秋照日月，英灵万古振纲事”；第二段分挂“大义”“参天”合为一横批；第三段分铸两条苍劲腾飞的蟠龙；第四段杆身之间设云斗，下云斗侧镂刻“寿”字吉祥纹样，上云斗则镂作金钱形，表达商人们希冀财源广进之愿，云斗下挂风锥，上四角插旗；第五段旗杆顶端作关羽所用之青龙偃月刀状。旗杆凌空直插云霄，故被世人称为“霄汉铁旗杆”，使会馆呈现出庄严雄伟的气象。
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既从物质层面展现了清代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铁器铸造技艺，又从文化层面反映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气冲霄汉的人生品格。它以摩天大蠹的形式在异乡的土地上炫耀着陕西商人失落的故土情结，张扬着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的梦想。
清代陕西是全国的主要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内丰富的铁矿资源，使陕西的冶铁业自清代以来有长足发展。凤县黑河沿河遍设冶铁炉，“大厂常川二三千人，小厂亦数百人”，故被称为“铁炉川”；留坝的光化山有不少铁厂，熔铁为锅，运销西北，其他如略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镇安的洞沟、旬阳的骆家河均为铁产之地。火爆的冶铁必然带动铁器铸造业的发展。长安自唐代以来作为国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因此，清代陕西的铁器铸造在全国很有名。仅华阴的柳子镇就有千家铁匠，所制的刀箭剑全国闻名；朝邑安仁镇也是铁业名匠云集之地，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继，保持着铁器铸造的精湛技艺。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西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该镇名匠之手。如社旗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就是该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的能工所制；随州历山镇陕西会馆中的铁旗杆也是由“陕西同州府徐福长祖孙七人”合力铸造。因此，各地陕西或山西会馆门前巍然屹立的铁旗杆，向世人宣扬了陕西高超的铁器铸造技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陕西商人在流寓之地，不惜重金竖立铁旗杆，正是为了从物质层面炫耀陕西乡土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以其物质表象向世人宣告了陕西商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旗杆上耸入云端腾飞的铁龙，向世人宣扬了陕西作为龙的故乡，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昭示着陕西商人作为龙的传人，为实现中国龙的腾飞坚贞如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勇敢地向世人昭示了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企盼发家致富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陕西商人公然把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举着拜金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同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体现了中国商人欲冲破自然经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风貌。这种骇世惊俗、张扬时代精神的大胆举措，只有厚重质直、轻生重死的陕西商人才能够表现出来。只要看一看清代陕西商人公开将反清的楹联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大殿的明柱上，便可知道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陕西商人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商人团体。
陕西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是陕西商人经营意识的体现，是实物广告的经典范例。春秋战国，中国出现的最早广告就是宋人沽酒“悬帜甚高”，而“悬帜”就必须有旗杆，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正是这种悬帜广告的历史延续。而陕西商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悬帜广告与中国楹联文化结合起来，两支旗杆上用铁字铸就一副楹联，中间悬挂横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使悬帜广告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意蕴，从另一方面表现了陕西商人“儒商”的文化品味。而在明清各地会馆林立的情况下，唯独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商人追求独树一帜的创新意识，使铁旗杆成为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的重要标志。人们一看到铁旗杆，就自然会联想起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许多陕西或山陕会馆干脆被人们称为“铁旗杆”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是陕西商人文化取向的标志和象征，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人们的一件杰作。
祭拜神灵，联络乡情，是会馆的基本功能。但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既寄托着流寓商人对故乡的怀念，又杂糅着商人对市场风险的恐惧和对发财致富的企盼，从而使工商会馆的祭拜神灵活动有着不同于一般神庙祭祀活动的复杂内容。
首先，工商会馆的乡土神祭拜，寄托着客居异乡商人对故乡的眷恋和浓郁的故乡情结。北京《正乙祠碑记》记载了流寓客商的苦状：
商贾江湖，以阜其财。而其又次者则操其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逐所便易，则不惮涉山川，背乡井，往往至数十年而不返。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进一步证实了山陕商人的漂泊之苦：“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始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这种“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生境遇，使商人们每每把祭拜本地乡土神作为化解乡愁，寻求心灵归属的精神寄托，通过乡土神祭拜寄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是商人对市场风险的恐惧在心灵上的释放。恐惧是迷信赖以产生、存在和保持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商情莫测，逆顺难料，特别是对久羁逆旅、远别家乡的客商来说，人地生疏、四处漂泊更增添了生活的不安全感，他们通过神灵崇拜来释放对此岸世界的恐惧，心存对彼岸世界的想往。河南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中对商人祭拜神灵的化险祛灾需求说得很透彻：
商贾抑去父母之邦，营利于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财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佑，故竭力崇奉。而《泉漳会馆兴修碑记》则对商人祭崇神灵的求福攘利功能有深刻分析，“吾邑人旅居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崖，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
其三，工商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又是商人们整饬行业行为，发展经贸事业的需要。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是以地域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而商帮作为地域性行会组织，本身包容了同籍商人的不同从业帮口。汉口山陕会馆就包含有太原帮等“萃十帮之众”。社旗山陕会馆则包括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烟帮等数十个帮口。周口山陕会馆也包括杂货行、麻行、油行、丝行、布行等15个帮口。这些不同的工商业帮口常常通过祭拜行业神来整饬行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以收敬业乐群的效果。因为在封建社会，官府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商人们从事贸易无成法可依，只得靠神灵来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正常竞争。北京《重修正乙祠整饬义园记》就指出，商人所以敬神庥就是因为“人无论智愚，未有对神明而敢肆厥者”。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中也指出，会馆之所以各祀其乡之神，就是“惧人心之不齐，或又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因此，四川《什邡县志》对会馆求神拜佛的发展规律有总结性的说明：
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益多，至光绪中极盛。
正因为工商会馆对神灵崇拜有更多的市场诉求，这便使得其对祭拜神灵的选择，完全从属于市场经营的需求，使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既有对天下共神的祭拜，又有对行业神和乡土神祭拜的多样化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山陕商人对关羽的崇拜，充分反映了流寓商人对国家共神、乡土神、行业神共同祭拜的多样化综合性特点。
关公坚毅果敢、忠心不二的品格，自古以来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到明清两代更被推崇到国家正神的至高地位。关公宋封侯、元封王、明封“关圣帝”，清更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规定关庙规格享受帝王待遇，正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与皇宫同色，还下令“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使“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未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国家正神。对关公的祭拜成为封建国家意识的象征。所以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就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宣扬仁、义、礼、智、信统治阶级意识的功能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
关公又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对关羽的崇拜寄托了山陕商人对家乡的幽思。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因此山陕商人与关公有乡土亲缘联系。他们祭拜关公主要是为了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亲不亲，故乡人，“官爱官，民爱民，关老爷爱的蒲州人”。通过关公祭拜形成联系同籍商人的纽带，将同籍商人紧紧地团结在会馆周围，增强他们在客地的竞争力量。诚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所言：
赊镇……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帝君亦蒲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
而且，关公忠勇仁义、讲信修睦的人格力量，又是山陕两省商人结盟的思想基础。社旗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就表达了这种认识：“浩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汉口山陕会馆志》对此有详细说明：“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近而国亲……旧有山陕会馆也，所以联两省之乡情，动四方之瞻礼，典重圣神之祀”。但也有例外，当山陕商人联合设馆时，他们共同祭拜关羽为乡土神，如1884年山陕商帮在乌鲁木齐设晋陕会馆，共同祭拜关公。但当1917年晋陕两帮分化，陕西商帮发起另建陕西会馆，则供周文王、周公为乡土神，而山西会馆供奉的是圣武关公。奇台陕西会馆亦供奉文武成康诸王。就连北疆小城玛纳斯的陕西会馆亦供奉着文王、周公。这既反映了陕西商人在新疆实力的增强，又说明山陕商人在乡土神的选择上亦存在着本土文化的差异。
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品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物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见”。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正因为关公对山陕商人来说具有天下共神、乡土神和行业神的多重性格，因而各地山陕会馆多以关公为主祭之神，山陕会馆亦被称为“关庙”。
第二，山陕商人除主祭关公外，另在山陕会馆大殿左右的配殿中又多祭拜各自的行业神。由于山陕商帮从明初以来就是靠向边疆贩运粮食起家，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又是行商本色，行栈运输业在山陕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山陕会馆多祭祀马王爷，以企求道路平安，人畜兴旺。同时，商人别井离乡，异地经商不外是为了赚钱发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而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而且，陕西为西口药材的主要出产地，岷州的枸杞、凤县的党参、泾阳的大黄都是全国著名的大路药材，使药材帮在山陕商帮中有着重要地位，在西部各地做药材生意的以山陕商人为多，加之药王孙思邈又是陕西耀州人，因此，山陕会馆又多祭祀药王。而自明清以后，在山陕商人的推动下，兰州水烟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全国急剧兴起。贩运水烟的主要是山陕商人，而水烟袋的制作又带动了铜锡业的兴起，使得水烟和铜锡制造业的行业神火神亦成为山陕会馆大量祭祀的对象。此外各地山陕会馆又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和从事行业不同，各自祭祀不同的行业神。如河南上蔡，地处黄河岸边，为求河神保佑山陕商人渡河平安，该地山陕会馆东殿供“黄河大王”。河南周口做酒曲生意的山陕商人不少，故周口山陕会馆又专庙供酒神。河南正阳从事厨艺和粮食业的山陕商人很多，该地山陕会馆又专祭“灶君”。北京河东会馆为山陕钢铁商人的专业会馆，该会馆又专祭作为“炉神”的太上老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林林总总的多样化局面。现将各地山陕会馆祭祀神灵的情况，列表于下：
明清时期，当中国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后，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便开始超越了一般的祭祀神灵，被商人们渲染了更多的商业色彩，使其充满了世俗性的功利目的，充分表现了商人们务实的人生态度。
首先，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充满了崇商色彩。北京《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之设“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至于“互相而谋福利”的内容，上海《泉漳会馆兴修碑记》有详尽的注解：
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这说明商人祭祀神灵是为了往返利益、舟顺人安，崇拜关公更是为了使同籍商人通达义理，心一力同，商务世俗目的直白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16世纪后中国产生市场经济萌芽，会馆的祭拜神灵不能不被打上市场的深深烙印，带有开发人际资源的市场经济倾向。清代北京山西票号商人已本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若能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将这种认识更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这里已将会馆拜神活动与开发人际关系、谋求商业利益相联系，其市场经济的倾向十分显见。因而四川《灌县志》作者敏锐地记载了这种变化：
客籍人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闻人，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愫，亦人群之组织也。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充满了商业运作的务实精神。以博取赢利为鹄的商人，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务实精神的人群，寻常之物一经波斯之眼，便身价百倍。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神灵崇拜，既然服从于商人市场经营的需要，因而商人们便根据自己的世俗要求，肆意改变着庙堂的肃穆气氛，使之充满了商业文化的氛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铁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它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未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又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辽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的是“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氛围。
同时，商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因而商人对祭拜神灵的选择，便不像一般信徒那么虔诚专一，而是以我为主，神为我用，佛、道、儒三界的区别，在商人的眼中并没有严格界限，凡能够带来利益的神，商人都祭拜；凡能护佑赚钱的佛，商人都磕头，从而使作为馆庙合一的工商会馆并不像寺、庙、观、庵的三教分祭那么佛道分明，而是每每三教皈依，多神合祭，使天上诸神同心协力为尘世商人赚钱发财的动机服务。这种多神合祭正是工商会馆区别于一般寺庙的根本所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汉口山陕会馆。该会馆既有祭祀北方乡神关公的佛殿，又有祭祀江南水神的“天后殿”；既有祭祀行业神的韦驮殿、财神殿，又有祭祀儒家列贤的文昌庙；既有祭祀现实诸神的七星殿，又有祭祀道家始祖的吕祖殿，真正体现了商人多教合一、神我一体的现实眼光。其他各地的山陕会馆亦是如此。青藏边地的结石山陕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少，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火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室，故曰奉祀公所”。西宁的山陕会馆也是多神合祭，会馆内除供奉关公外，尚有供奉吕祖、儒家的专祠。会馆敬神从一神走向多神，表明商人争取多方面发展的进取性，多神合祭又起着规范人心行为的作用。
其三，会馆在庙堂主持人的选择上也没有严格标准，而是采取了僧、道、儒并用的务实态度。会馆作为馆庙合一的庙，一般请和尚、道士住馆主持祭拜事务，清代《成都竹枝词》描绘这种情况是：“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钱亿万花。新样翻来嫌旧样，落成时节付僧家。”而汉口的《荆沙竹枝词》也描绘说“各帮会馆尽堂皇，演剧偏多是武昌。江渎三清雄而观，道人闲散庙宽畅”。前一首说和尚，后一首言道士，说明代替会馆主持寺庙祭拜活动的主要是僧道二家。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有供和尚参禅打坐的僧房与僧室，社旗山陕会馆则有“会馆道士起居及招待显贵的道坊院”。而在住持的具体人选上也是顺乎自然，僧道并用。山东邹县山西会馆的住持人就是山西商人柴一贯。《续修邹县志稿》卷六载：“柴一贯，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室，掷商业，易俗装而道服，投师谈玄，主持山西会馆”。西宁山陕会馆“雇请和尚、道士看守会馆、义园。由于会馆是商业团体，所以在请用‘主持’问题上对佛教道教并没有严格区分和限制，而是折衷佛道并用”。
五 魂归故里设灵堂
在中国封建社会，面对官府贱商勒索、牙人趁势敲诈、道路土匪不靖、经营逆顺难料的社会环境，一般中小商人仍属弱势群体，他们艰难求存，破产歇业，客死他乡时有发生。各地工商会馆设义地或瘗所收葬异乡孤魂，正是封建商人经营艰难的悲凉写照，同时也体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在异地活动提供乡缘关系范围内的社会化保障和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经贸活动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一般中小商人为生活所迫，行商远贾，充满了不易和艰辛，要经历诸多的磨难，绝非如某些著述描绘得轻快有趣。这些磨难概括起来有：
一是离家之苦。在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安土重迁的自然经济下，商人们挟资江湖，客外经营，首先要面对离乡背井、抛妻别子的人生苦难，这种勇气是一般株守家园的小农所不曾具有的。明代嘉靖《朝邑县志》指出：“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商者离井，又负债辇重，不辞劳苦。”成书于清代的市井小说《歧路灯》则借陕商阎相公之口，诉说商人离家之难，“我们生意人……来贵省弄这个钱，少不得吃尽辛苦，奔走道路，食粗咽糠，独床独枕的过，每逢新年佳节，思念父母妻子，夜间偷哭各人湿各人的枕头”。
二是经营之苦。市场经济乃风险经济，经营逆顺难料，市场风云不测。加之行商客地经营，借地生财，语言不通，风俗不谙，导致经营失败者大有人在。有人研究说在明清之际经商的山西人中，“经营衰败，则是普通的现象”。所以纪昀才说，山西商人外地经营“或命运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因“食盐开中”和“随军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的经营失败也时有发生。明人韩邦奇说：“成化初，西边用兵官府给金，购粜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逾年征粜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明代为助边防，召山陕商人随军贸易，但“及大军既撤，仅留守城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魂失业者，比比皆然”。入明清后期，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贫富不定，起落无常，高下失均，各自张皇，山陕商人因之破产歇业者俯拾皆是。陕西三原商人周双柏，世代为商，“祖俱贾直隶东光县，父贾无天幸，尽废母钱又负债以数百计”。长安商人杜子春在扬州作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资，千千顷田地”，后因经营失败“金银搬光，屯盐卖竟”，落了个“衣服凋敝，米粮大缺”的结局。陕西商人王君“独游河滨，见一他乡少年将投水者。急止而询之，则为主库者，收得债百金，不幸遗失”，故欲投河自尽。这是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的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常见现象。
三是亡命之苦。商人远出经营，奔走江湖，风餐露宿，鸡店茅舍，身疲心累，孤苦伶仃，病死的、因经营不顺上吊投河自杀身亡的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碑记》就指出：
我山陕之人寄此汉江之地，不远千里，本冀锦旋。讵料无常，忽遭魄落，虽存亡有数为斯世之常然。
检索明清以来陕西地方志之“烈女传”，陕商因远出经营命绝身亡的例证满目皆是，读之令人酸鼻。
凡此商人在经营中的种种苦难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体制下，一般中小商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财产、性命尚无安全保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成为商人们对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无奈叹息。面对这种不利的社会条件，商人们只好以乡缘关系为纽带，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抱团自救，设会馆为自己的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后援保证，以在乡缘关系更扩展的范围内实现“伤有所疗、老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经营安全保障。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瘗所、义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明清时期流离异乡的商人们合资兴修会馆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孤身于外所面临的疗伤归葬等后顾之忧问题，为自己的异地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安全保障和稳定的心理依靠。对此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碑记》有充分说明：“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瘗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柩，并取费资以展时祀”，从而使聚生人、厝死人成为工商会馆的日常功能和重要任务。在我们检索到的全国各地山陕会馆资料中，有福地、瘗所、义园文字记载的会馆有22所。兹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福地、义园、瘗所成为明清工商会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使得安旅故、襄义举成为会馆的基本职能，各地会馆设立的瘗所义地“除供死者棺榇暂厝之所，更为病人养疴之所和供岁时游嘱之所”，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的活动提供了养病、疗伤、停柩、厝葬等有组织的乡缘社会化保障，使同籍商人免去异乡飘零的后顾之忧，成为他们流离异地的生命归宿和精神安全之岛。为此，会馆对瘗所、福地、义园的投资不遗余力，建设规模并不比会馆本身小。广东佛山山陕会馆在西边头置有福地一处，同治年间又于近地更置义庄，曰“江右别墅”，这所别墅有正厅、楼房、观音堂、花圃亭榭及左右侧室，其规模和构件与会馆并不逊色。而且据《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载，维持福地运转的经费计有“老首事前存银585.26两，厘金银4567.248两；香资银1230.26两；房租银8283.58两；利息银3130.35两；批头银177.6两；余平银43.568两；七宗共计18049.08两”，给人的印象是万两白银，财力丰厚。它既反映了山陕商人在佛山的雄厚实力，也反映了会馆对义园、福地建设的重视。许多会馆对义园、瘗所形成详细的管理制度，将其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汉口山陕会馆《瘗旅公所议定章程》规定：旧例旅榇以五年寄顿，俾死者之家遣人携带回籍或其家人无人闻问，五年后即代为安葬义地，标石立碑。公所存寄灵柩每年清明、中元、寒食三节必施食超度，并形成寄厝执照的管理制度。进入近代后，许多山陕会馆的瘗所、义园还向其他籍贯的商人开放，如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墓地向河南、山东等省的商人开放；汉口山陕会馆的瘗旅公所也允许“无论会内会外”之灵柩均可存放，透露了会馆从地缘行会向业缘商会组织转变以及会馆从边缘化地位向本土化地位转变的时代消息。
第二，会馆设立义园、福地，强化了同籍商人的乡情联系，表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生命的终极关系。流寓异地的商人背井离乡，“同在异乡为异客”，思亲和乡愁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暗影。会馆设义园、瘗所为同籍商人提供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使同籍商人“爰谋净地，聊作佳城”，“既无暴露之虑，益安亡者之魂……死者人土为安，生者益无遗憾，则曲尽乡谊而义举体恤至微者也”。
这种会馆义地将封建社会的血缘亲族关怀发展为同籍乡缘关怀，提高了安全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包含着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瘗所、义地之设，又表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使商人无暴露之虑，获得魂归故土、落叶归根的慰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同籍商人的团结。因为“厝死人”说到底是为了“聚活人”，以乡情故土关系为纽带，增强了同籍商人在客地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为他们在异地的商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人性化帮助。而且，会馆对义地的规范管理，四季三节的洒扫祭奠亦安抚了同籍商人的心理恐慌，淡化了他们的飘零之慨。清人叶丰的一首《甘肃竹枝词》：“新关刚出义园过，山陕三江两浙多。寒食清明人上冢，故乡风景问如何”，便充分反映了义园福地在加强同籍商人乡情联谊方面的作用。而且，会馆设福地供商人养疴，建瘗所供商人厝柩，置义地对不能扶榇归乡的商人进行埋葬，使流寓商人能够安息于异地的故土之中，灵魂有所归附，这都体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表现了中国商人富有人情味的人本主义情怀。
第三，会馆义地、瘗所又表现了封建商人对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的历史能动作用。天下黄土皆埋人。工商会馆义园、瘗所的设立表现了封建商人敢于冲破素守本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他们携资江湖，锐意贸迁，为获取利润而趋之若鹜的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安于家食的勇敢精神，为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康定秦晋会馆的义地，亦叫“白骨塔”，一副对联写着“满泪蓬蒿游子泪，一盅麦饭故乡情”，从行文可知为关中乡音，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在川康古道上背茶的陕西茶商伙计和背茶人的尸骨，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义园里三百多穴秦腔艺人的坟地，是陕西秦腔艺人在明清两代为秦腔在西北流播作出不朽贡献的历史见证。
在明清时代，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会馆的组织形式(一般称为陕商大会)，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有人回忆当年陕西商人在山东做生意的情形是：
遥想当年，东昌运河上，桅杆如林，货积如山。风餐露宿的山陕商人在船只靠岸后，掸一掸身上的泥土归家一样地走进会馆。焚香沐浴，拜过关帝，呼朋唤友，坐在楼台之上，摇扇品茗，津津有味地欣赏戏楼上的秦腔慢板……次日，一身轻松地登舟远行。
这就是商人与会馆的关系。
会馆是与商帮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所以明代文人刘桐说：“尚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闽中会馆志》亦云：“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而京师最早的工商会馆则是明永乐年间由安徽人俞瑛捐修的“芜湖会馆”。
工商会馆的产生缘于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会馆就是地缘商帮的办事机构，用《汉口山陕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西会馆者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会馆的产生有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因素：
从内因方面讲，会馆是商帮企业组织形式运行的必然结果。陕西商帮的企业组织形式一般采取“联引制”与“联号制”两种方式。
“联引制”就是为解决经营大宗商品转运家庭人力不足的矛盾，举办商号的商人不得不动员个体血缘家庭以外的亲戚乡党参加商业营运。因为在传统的宗法社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农业生产的小生产方式自然形成的互助合作关系，必然会使人们形成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饭食相招的亲情联系。当个体家庭或家族因为成员有限而无力承担巨量商品运输任务时，自然会将血缘关系扩大为乡土亲情关系。这是因为乡土亲情是家族亲情的外延。家族成员是有限的，而同乡关系可以是无限放大，这便解决了经商初期人力资源匮乏的矛盾。而且，陕西商人之所以这样做，还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经济原因。从历史上讲，“亲不亲，故乡人”，亲戚里党互相联引，体现了“一家发财，惠及乡党”的出入相友、资表比服传统宗法联系，是涉外经营的商人在家乡维持良好人际关系的实际需要。从经济上讲，同乡情谊使雇员对企业有一种特殊的亲情，将企业看成是自家人的企业，表现出格外的忠诚，这种亲情纽带所形成的亲和力，对于提升企业的稳定性与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是商业经营中一种巨大的无形资产。因此，陕西商人的一般企业大都采取了这种互相联引的用人方式。如渭南信义镇富商焦家主要在四川做生意，他们村的62户人家都有人在焦家的字号里谋生，可谓“一家经商，全村致富”。渭南的阳郭镇贺士英家，主要在西北各地办典当，渭南和邻县蓝田的贺姓家人都在各地字号里领有生意，贺家洼村的九条街不同人家都在贺家开的典当字号中当把势或伙计。泾阳安吴堡吴家在各地有生意，安吴堡村的上百户人家都随吴家在各地做生意。这种一家一族经商发家后的互相联引，会带动四邻，波及乡邑，形成一邑一县的经商风气，并由于相互联引而形成富于传统的经商方向。如明清时期泾阳、三原人多在陇青做生意，故该地便多“西客”；渭南地区的人多在川省贸易，故该地多“川客”；户县牛东家的人多在打箭炉经商，故户县多“炉客”。
“联号制”是一家商号在各地办购货和销货的“分号”也叫“分庄”。而在“东西制”经营体制下，用人权主要操之于掌柜，掌柜出于亲情上的需要，亦会将自己的亲戚乡友介绍入企业，形成“一人发财，合族沾光”的局面。如明清时期在兰州天福公钱庄因掌柜吴大鹏是韩城人，并由其邀请的两个投资人也是韩城人，遂使这个钱庄的掌柜、二柜、学徒一概是韩城人，人称韩城帮。兰州水烟业自从大荔、渭南人办了“兴记”“源记”两号后，陕西大荔、朝邑、合阳各县有资力者如蚁附膻，多趋向烟叶一道，兰州大小烟坊都是同朝各县人的企业。资方既是同朝人，后来遂以亲朋关系互相援引，烟坊内的管理人员也成了同朝的清一色，故被称为同朝帮。西宁从事国药业经营的华阴县人为多，故整个国药业几乎被华阴人垄断，故被称为华阴帮。自从户县牛东孙姓在康定办了恒盛合茶庄后，每年有老炉客引带牛东附近的40～50人到打箭炉经商，使户县炉客占陕西炉客十之八九，被称为牛东帮。在河州经营土布的以长安、蓝田人为多，故多称“长安帮”。
无论是乡党联引，或是同店联号，最终产生一个结局就是同一省县籍商人多集中在同一地区经商业贾，他们出于利益和感情上的需要，会自发联手抱团，组成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互助自治团体，这就是商帮。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就是会馆。因此，会馆产生的内在原因就是陕西商人的企业组织形式在异地延伸的必然产物。对此，我国会馆研究的老一代专家邓鸿笙先生有着中肯分析：
中国地域之大，南北温度不同，各地产物亦随之不同，加以交通阻滞，语言不一，地方观念深入脑筋。且政府纪纲废驰，法律保护未备……中国社会经济能有今日之相当发达者，不得谓非会馆、公所等所谓帮的组合制度之适应我国旧时经济组织也。
会馆产生的外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白日里，他们启门售货，送往迎来，心苦脸笑，还得面对商场的尔虞我诈，强势逼凌。到夜晚，思念远在天边的父母妻子，家乡父老，“各人湿各人的枕头”，一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会萦绕心间，产生“断肠人在天涯”的乡土感情失落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的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陕西商人集资修会馆的目的说得很直接明白：
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蔼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蓝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
这一段文字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一个叙乡情、话桑麻、寄托对故乡幽思、“乡音方语，蔼然入耳”“欢呼把臂，故乡骨肉”的场面，描绘得淋漓酣畅。而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亦说，修建西秦会馆的目的是：
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刊茅，邃壮丹台，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此西秦会馆关帝庙所由建与。这更说明了陕西商人修建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陕西商人怀睦亲以不忘故土，联桑梓以去游子之愁。所以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前，一副对联就写着：
羲皇故里 河朔之源
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与故土文化的联系和强烈的寻根意识。由于明清之际陕西商人与山西商人多联手做生意，所以他们也多联手共建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志》将山陕商人联手共建会馆以加强两省商人的感情联系，同样表达得细致入微：
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也。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见乡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之国人而亦喜。这些都说明，明清陕西商人建造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经商异地的陕西商人提供一个化解乡愁的地方，使流寓商人“他乡遇故知”不致有孤零之叹。用一首清代《汉口竹枝词》咏叹“各会馆”的词来说就是：
远别家山趁估船，
家乡终觉异风烟。
年年报赛春秋社，
醉话桑榆共促筵。
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佑。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是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三大矛盾”所推动的。这三大矛盾就是：
第一，土客矛盾。明清时期周流天下的商帮是借地求财，他们在客地做生意，无论是流转批发，还是设廛置市，都会挤占本地商人的市场份额，分享本地商人的利润。而且商帮正是以客帮商人的身份与本帮商人对立，他们在客地人生地疏，势单力薄，是外来户，本身缺乏社会资源的护佑支持，“外来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遂使客帮商人与本帮商人的矛盾不断尖锐。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帮商人常常会凭借地缘优势，侮辱欺凌客帮商人。如清代初年，陕西经营草帽辫的商人，因心高气傲得罪了苏州的本地商人，本地商人便以陕西商人散发草帽辫是意欲结党造反为由，将陕西商人告上官府，致使官府将在苏的陕西商人全部逮捕下狱，后经陕商多方奔走，惊动了乾隆皇帝，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平息了这一场冤狱。清代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陕西商人，由于生意兴隆，使本地商人很眼红，他们便煽动不满情绪，说陕西商人将“河南的银子搬走了，将土地买光了”，鼓动本地商人用铁锅装上砂石，堵塞了社旗唐河上游的水源，使陕西商人因社旗下游不能行船而业务一落千丈。清代在四川经营典当字号的陕西商人由于组织严密，办事认真，赚了不少钱，本地商人很不服气，当陕西商人欲在成都盖会馆时，他们多方阻挠，说陕商坏了当地的风水，不准陕商动当地一抔土，致使陕商不得不返回故乡将家乡的黄土一袋袋背到成都，才盖起了成都的陕西会馆。清代洛阳的陕西布商，由于业务顺利，得罪了当地商人，他们买通官府，唆使官府向陕商每匹布多收12钱的税。这种日益深刻的土客矛盾，使客帮商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合力抱团，组成会馆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以利于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对此山西商人在北京设立的临汾会馆《重修碑记》中有充分的说明：
会馆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法良意美，至是多矣。上海《杂货业公议》碑中也说，设会馆是为捍卫客帮商人的利益，防止本帮商人的侵害。其志曰：
每思向无公所，素缺规模，致遇轇轕事情，纷纷争执，言无主宰，理鲜公平，故有受他帮之屈，不遑悉数。
第二，客客矛盾。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商界各地商人群雄并起，逐鹿商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明代以来，陕西商帮、山西商帮与后起的徽商之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明初，山陕商人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上的优势，称雄淮扬，在淮扬盐场有压倒的优势。但明中叶以后，徽商渐入淮扬，欲从山陕商人手中抢夺市场份额。他们鼓动安徽籍宰相叶琪，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花钱买引，使徽商得以迅速挤入淮扬贩运，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压倒了山陕商人。而山陕商人“苦于朋比无多”，没有将自身的力量整合起来对徽商进行反击，而逐渐失去了在淮扬盐场上的优势。进入清代，在全国各大商埠与山陕商人竞争的主要对手还是徽商。如在汉口，山陕商人的劲敌仍然是徽商。从经营行业上看，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商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而徽商经营的不少与山陕商帮的货物相同，有的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个行业，因此竞争十分激烈。清人叶调元的《汉口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竞争形势是：
徽客爱缠红白钱，
镇商喜捻旱烟筒。
西人不说楚人话，
三处从来习土风。在四川，主要是陕西商帮与楚帮、江右帮之间的竞争，由于川陕毗邻，陕西商人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故川人喜陕帮之人，而湖北江西商人，多“鼠牙雀舌”之事，每每斤斤计较，故川人不喜江西人。在湖北两河口，有秦晋徽浙等八省商人的竞争，史称“八帮之争”。由于山陕商人的力量强盛，故当地的《竹枝词》形容三帮的特点是：
上会馆(山西)赛如金銮殿，
下会馆(陕西)铁旗杆，
江西馆似磁器店。这种客帮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明代初年，山陕商人在扬州的势力很盛，他们的子侄有学儒者，随父、兄在两淮，不能回籍考试。为了奖励山陕商人，朝廷特别恩准山陕商人在扬州特立商籍，并附入扬州府学，在扬州参加考试，不必赶回原籍。而徽州为南直隶所辖，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徽商对此恚忿不平。到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买通巡盐使，准其子弟亦在扬州附籍，入府学考试。山陕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不符合政府当初制定这一政策的“柔远之初意”，纷纷到运司去说理，掀起过一场不小的请愿风潮，对政府施加压力，又凭借山西籍扬州知府张公的支持，“力主其政，斯事遂寝”，山陕商人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到了清代中叶，徽商又一次向朝廷申诉，要求子女能进入府学学习，终于被朝廷批准，并在原府学附籍的7名童生中将名额增加到14名。三帮围绕“附学之争”几乎竞争了近300年。这些说明客帮之间的矛盾亦推动同籍商人走向联合，设立会馆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对此《湖惠会馆两次迁建记碑》对会馆设立的紧迫性有中肯的分析：
会馆之设，非第春秋伏腊为旅人联樽酒之欢，叙敬梓恭桑之谊，相于乐其乐也。非以贸迁货居，爰廛列肆，云合星聚，群卒一方，讵免睚眦，致生报复，非赖事旧曷由排解曷重以时势交迫，津梁多故，横征私敛，吹毛索瘢，隐倚神丛，动成疮*。虽与全局无预，而偶遇株累皇皇若有大害，踵乎厥后，既同开邑，宜援陷阱，凡此者当忧其所忧者也。纵他族好行其德，亦能代为捍卫，而终不若出于会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昔以神明，监以息垠，俾消衅隙，同济艰难，保全实多，关系殊重，推之函乏给贫，散财发粟，寻常善举，均可余力及之，无烦类数，此会馆之建所刻不容缓也。
第三，客内矛盾。明清之际同籍商人赴异地经商，由于利益的驱动，亦存在见利忘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搅乱市场秩序，伤害了客帮商人在当地的形象。如清代在河南社旗做生意的山陕商人内部就存在“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的不规范市场行为。陕西旬阳《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泗庙行航公议章程》中也说，设会馆就是因为该行业存在不规范市场行为，如“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远行，只图借机作索”。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干扰了商业营运的正常秩序，侵害了诚商良贾的正当利益，个体商人碍于情面，无由发作，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同乡组织，共同厘定斗斛铨衡，行规业律，以维系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因此会馆是同籍商人维护利权，行业自律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精品。
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寓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亲情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有一首明人诗句道出了陕商对家乡的无限思念：
阳关万里道，
不见一人归。
唯有河边雁，
秋来朝南飞。
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身在异乡为异客”的唏嘘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漂零。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里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陈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的优越，来释放异乡漂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陕西商人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羲皇故里，河朔之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赊镇之巨观也”。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山陕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彭其美”使之成为“舞渡之雄关也”。
会馆是客帮商人祷福求财、佑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祝佑。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潼关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山陕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山陕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佑也”。而河南泌阳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记》更将祀祈关公消灾免祸的企盼表述得很直接：
秦晋人商贾于中州甚多，凡通都大邑巨镇皆曾建关帝庙……抑去父母之邦，营利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聧，财与命相关，祈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灵之福佑，故竭力崇奉。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为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奸不商”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是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的，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对商人们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山西平遥《重修市楼碑记》将这种良苦用心结合得天衣无缝，其志曰：
夫帝君之心所谓天中午者，而日中为市，市之时，而有以见帝君之心，忠义所激，庶有感而兴者乎?
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作了清晰的表述。其志说，山陕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
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自治性组织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此，上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不妨赘录：
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这里将会馆、公所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之为国家主流评价。
二 大会陕商在庙堂
会馆作为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组织体系，体现了陕西商人和山西商人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
陕西会馆的基础是陕商大会。而陕商大会就是会馆的最高权力机关，会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都是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进行的。如四川自贡的陕西商人，在清代雍乾年间就形成集团化经营的商帮“西秦大会”，由在自贡经营钱业的一百多家陕商组成，并于雍正十年(1732)以西秦大会的名义购买自贡房龙山房主李光华的房基，作为西秦会馆的基础。该会馆《地契基约》上载明“立约卖座房龙峰山文约人李光华……今甘愿请中卖于西秦大会建修庙宇，永远管业”。汉口的山陕会馆也是由当时驻汉镇的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捲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疋头帮、皮货帮、众账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萃数十帮之众”于康熙年间组成山陕大会，购买循礼坊地基，建造山陕会馆作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陕西丹凤县的船帮会馆，也是因为有一年六月六庙会，船帮因风雨阻隔，逾期未到遭到其他帮会的羞辱。一气之下由500多名船主和船工组成的船帮大会决定，从搬运的每件货物中提取三个铜钱，醵资建造船帮会馆。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会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按《汉口山陕会馆志》的记载，会馆内部组织分工细密：
有次输助、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流览、有唫乐生、有宴欢逝、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缘起、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其亩券址。而徽商的《新建歙县会馆记》则更详细地记述了会馆的制度化进程，徽、晋、陕三帮有历史相通之处，证之以陕西商人并不为过。其志曰：
吾徽俗素敦乡谊，唯有事来京……萃萃以会。既会矣，惧其易睽也，故联之以馆。既馆也，惧其易乱也，故申之以约。既约矣，惧其易驰也，故永之以录……首余之置馆，志创始之艰也；次主会长，举止付，敬长推贤，示有统记也；次处会费，严出入，言财用不可缺，亦不可耗也……当然，明清时期会馆的建设和制度完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流淌了数代陕西商人的心血。
陕西商人在京师设立会馆最早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由陕商后裔京官温纯倡议捐修的“关中会馆”。温纯，字景文，陕西三原人，其父温朝凤为著名陕商，在四川经营盐业致富，成为陕西著名商业大族，子温纯科举仕进，官拜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温纯成名时，陕西商人在京师经商业贾已历有年所，乾隆年间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说：“自有明以来……陕西(商人)……由来久矣”。他们为了存货物、敬神庥、议商事而在温纯倡导下创修“关中会馆”，其规模比温纯万历年间倡修的“三原会馆”更加宏大。《三原县志·佚事》卷中记载，该会馆“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人京职，法备资饶”。说明该会馆已规范成型，所以“法备”，同时以商人为主体，故而“资饶”。后因年久失修，不见记闻。到清代乾隆年间，陕西韩城出了个状元王杰“列三鼎甲之首，消息传出，在京陕职官员纷纷祝贺，庆贺之际，新状元提出集资筹建陕籍会馆一事。第二年，保安寺关中会馆落成”。该会馆主祀关公，故称“关帝庙”，以保佑商事安康，《重修会馆碑记》中记载“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并说关帝庙“自有明以来……由来久矣”。关中会馆是山陕商人最早在京师以省馆名目出现的会馆，因为“关中”乃陕西的代名词。
至于山陕两省商人以合省形式修筑的“山陕会馆”，最早出现的是河南上蔡和伊川的“山陕会馆”。河南是古中州，与山西和陕西毗连，在丹江水运开通之前，河南是陕西商人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河南汴梁孙家楼是大运河连接通往陕甘东大路的水旱码头。加之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谙货殖”，“令其营商做官，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山陕商人乘势而入，成为明清时代河南行商的主要力量，“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使中州大地到处游动着山陕商人的身影。他们为了联络乡谊、推广贸易，在河南所到之处创修会馆，上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可知山陕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七亩七分八厘五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室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三百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山陕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他们并沿用其家乡习俗，在馆内庆大典，搞祭祀，逢年过节，熙熙攘攘。祭典时，均大开中门，悬灯结彩，各殿房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山陕两省的人携带眷属，络绎不绝，爆竹声声，人人欢快，至除夕夜，爆竹声更是通宵达旦。每年从正月初一起，在馆里戏楼上，演戏三天，热闹非凡”。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山陕商人建造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山陕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兴建了戏楼”。这说明从明代中叶起，山陕商人就开始在他们经商驻地积资修建会馆，使山陕会馆随着山陕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西北新疆的边塞小城玛纳斯到南疆贵阳，从东北的吉林到江南的嘉定，到处都有山陕会馆的历史遗存。一部山陕会馆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山陕商人在全国经营奋斗的创业史和真实记录。据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全国各地共建山陕会馆计约274所。从明清山陕会馆的创建过程看，一般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随着会馆功能的日臻完备，会馆建筑群也日益壮丽恢弘。
山陕会馆最初的创建目的主要是为了供流寓异地的山陕商人借寓住宿，存放货物，类似于“同乡商人招待所”。对此，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有生动的说明：
聊援为营运通衢，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夥。自国朝初康熙年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佥日善，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肯修之，号曰“太汾公所”。
显然是旅聊的山陕商人为了解决“侨寓旅舍几不能容”的困难，才动议修建了山陕会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也记载说，修会馆的目的是“首事王壁、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于亳，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丞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苏州陕西会馆设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明人沈德符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之居停，相沿甚便”。而苏州《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更把会馆初设是为了安故旅、存货物的目的说得更为清楚，该会馆碑文中指出：
查商贾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
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招待同乡商人食宿和存放货物的“客栈”，以为同乡商人解决初来乍到、人货无所依归的现实困难，体现“同乡相恤”的人文关怀。只是到了后来，客商在流寓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人数日益增多，贸易日益展开，矛盾日益尖锐，为整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使会馆逐渐增加了管理、协调、仲裁、联谊、保障的功能，会馆作为对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的管理社会组织的性质，才日臻完备。对这一过程，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资料有很好的记述。社旗山陕会馆石碑刻记载：“赊旗店四方客商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买卖载者二十余家”，“商贾辐集，而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其余金则缮廊芜，岁时伏腊，同人展廊，评讲公事咸在乎”。聊城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大殿序》中也说，之所以在原太汾公所的基础上扩建会馆，就是因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自乾隆八年创建会馆以祀神明而联桑梓……陕商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
从山陕会馆最初的创立方式看，主要有三种途径：
一是舍宅为馆。即同乡中的达官巨贾将自己的私寓捐献给同乡，辟为会馆。其中又分为官捐和商捐两种形式。官捐如北京的韩城会馆就是清乾隆年间兵部尚书韩城人王杰将自己的府邸捐为会馆，由三套院子组成，由于王杰的声望甚高，曾为乾隆皇帝的代笔人，使韩城会馆地位显赫，为京师名人出入荟萃之地。商捐如北京的“大荔会馆”，就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捐购在宣武门外铁老鹤庙共基三院”而建成的。河南阜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山西商人吴某捐赠房宅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吴某为山西高阳人，在阜阳做生意很大，年老还乡时，将房子无偿交给会馆使用。山东邹县的山西会馆亦是由山西商人柴贯一捐宅所建。柴乾隆年间来邹县做生意，颇会理财，积蓄了很多钱财，因晚年无后，遂看破红尘，一心弃俗出家，将全部家产施舍给会馆，扩建了关帝庙。《续修邹县志稿·人物志》中有载：“柴贯一，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垒，掷商业……住持山西会馆”。此外还有陕西西安的“渭南会馆”亦是渭南西塬贺家洼陕西巨商贺士英捐资所修。贺士英“创修省城渭南会馆，计屋百四五十间，置备器具共费三万五千金”。
二是借庙为馆。会馆作为对同籍士商管理的社会组织，有一重要功能就是通过对乡土神的祭祀作为凝聚同籍士商的精神纽带。而商海潮起潮落的万种风险，也使商人们面对难以预料的命运“成败由天，造化由命，觅利长短，原非一定”，而祈求神灵的保佑，这便使得会馆一开始就与祭祀神灵的庙堂结合，成现出“庙馆合一”的特点。因而，许多山陕会馆便是在租借或购买庙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湖北郧西山陕会馆，原先为“‘关岳庙’，为康熙四十八年知县秦国龙建，雍正九年知县岑映奎重建，自二十五年知县王必昌改移梓潼庙为武庙，山陕客民遂以此为会馆”。四川会理的山陕会馆也是在该州“三公祠”的旧址上修建起来的。该会馆《建修三公祠碑志》载：
武帝三公祠者……乾隆辛亥州刺史曾公韧建于殿西，制度未备，旋就倾废，道光辛巳北省士商集汉，存积租息，买郑姓一区，迨在正殿后庇材鸠匠兴工，已丑庚寅落成，计费千九百五十五缗……余惟会无北省寓公非若西商大贾之聚于财，亦非若通都大邑之惊乎其名所以攘抉而与争出已赀以成。
河南泌阳的山陕会馆，也是在八府庄的基础上改建而成，《泌阳县志》载“八府庄，在西关祭祀关公，今改为山陕会馆并祀关公”。而甘肃康县的陕甘会馆亦依附于关帝庙内：
县南六十里之岸门口，下街有寺一院，院宇宽广，正殿有关圣帝君全像，右厢房为娘娘殿，左厢房为陕甘会馆，前有戏楼，楼宇辉煌，为岸镇名胜之地。
芜湖的秦晋会馆亦是借护国庵为馆，“山陕会馆在下一五铺严家山下，初秦晋会馆，原在花罗山右护国庵……光绪三十一复在严家山下定慧庵旧址建筑会馆”。陕西永寿监军镇的山陕会馆亦在龙王庙内“龙王庙，财神庙，俱在县南四十里监军镇，乾隆三十二年山陕商民建会馆，遂次第经营诸神庙”。
借庙为馆是山陕商人经营智慧的集中表现。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身着、屋宇均有严格的等级规定，不得僭越。明初对官民房屋建造规格有着严法限定：
明初禁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右帝后圣贤人物，及明龙风貌猊麒麟犀象之形……洪武二十六年定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倾转角，重檐重棋，及绘藻井。
而商人身居四民之末，为社会之最低层，借庙为馆便机智地逾越了馆舍建筑的身份性限制，利用统治阶级“敬天保民”思想的政策空隙，为会馆建设争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使会馆建设一开始就立足在庙堂建筑的平台之上，而突破了一般民居的限制。《清会典》关于关庙定制有明确规定：
南向，庙门一间，左右门各一，正门一间，前殿三间，殿外御碑亭二东西庑三间，东庑南燎炉一，庑北斋室三间，后殿五间，东西庑及炉与前殿同，东为祭品库，西为治牲间，各三间，正殿复黄琉璃瓦，余为简瓦。
山陕会馆一般按关庙规格进行建设，每每歇山重檐，雕龙饰凤，殿宇重峻，金碧辉煌，呈宫殿式模样，成为当地的人文名胜。这是山陕会馆所以历数百年风雨沧桑而能保留至今的重要原因，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娴熟的政治智慧和高屋建瓴的经营风格。
三是购宅为馆。山陕商人流离异乡，借地生财，醵金购宅为会馆以落地生根，成为会馆建设的一般途径。而所购宅院一般均为当地名宅亦表现了山陕商人高眼光、大手笔的气势与胸怀。如开封的山陕甘会馆就是在购买明代开国元勋中山王徐达裔孙奉敕修建的徐府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徐达，字天德，为明代开国元勋，封魏国公，卒后追封为中山王。其孙徐茂光，居开封，为周王朱棣的宜宾(郡王之女婿)故奉敕兴建徐府，其大门金钉朱户，匾曰“大功坊”，门联书“春王正厥颁千载，开国元勋第一家”，为汴梁有名府邸。嘉庆年间旅汴的山陕商人醵资购得徐府旧址，修建山陕会馆“接檐香亭五间，旁购两庑，前起歌楼，外设山门，庙貌赫奕，规模宏敞，每逢圣诞，山陕商民奉祭惟谨”，使会馆一建成便叨名宅之光而成为开封名胜，至今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的“泾阳会馆”也是购买雍正年间任太仆寺卿、顺天府尹、太常寺卿等职的名宦陈兆仓私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北京的“大荔会馆”亦是由陕西富商路超吉购得宣武门外铁老鹤庙捐赠为会馆，该庙虽小，却在北京非常有名。庙内供奉关帝据说极为灵验，求签者甚多。加之古槐、古香炉等历代文物，香火甚旺，更有主殿顶端设有随风旋转的铁鹤一对，在空中嗡嗡作响，成为很好的声响广告。
从山陕会馆的建设过程看，因其工程浩大，常常历有年所，经数代山陕商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落成，充分表现了山陕商人前仆后继的坚忍不拔精神。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二十年(1755)初建春秋楼，嘉庆六年(1801)设修主体建筑悬鉴楼，道光六年(1826)竣工，规模初成，历时60余年。咸丰七年(1857)毁于战火，同治元年(1862)重建，光绪十八年(1889)始成，历时18年，会馆建设可以说基本伴随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汉口的山陕会馆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咸丰四年(1854)被毁，同治九年(1870)重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方成，历时36年之久。开封山陕会馆初建神庙于康熙年间，道光四年(1824)扩建卷棚，第二年添修牌坊，光绪八年(1882)增修东西两庑，钟鼓楼，同治三年(1864)修后道院，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在大殿后增建春秋楼，历时几乎半个世纪。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于乾隆元年“爰卜井街东北，新构圣祠”，历时18年始成。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康熙三十二年(1693)初建关帝庙，到咸丰二年(1852)大修方告完成，历时160余年。这期间不知凝结多少山陕商人的心血，记录着几代山陕商人的艰辛。
从山陕会馆创立资金的来源看，因建筑宏大，所费不赀。社旗山陕会馆耗资87788两白银；聊城山陕会馆耗资60465两白银；四川自贡西秦会馆耗银40000两；汉口山陕会馆仅春秋楼一项耗银249066两。醵集如此巨量资金，无非富商捐资和同乡摊派两种途径。会馆的创设一般是由官绅富户倡其先，同乡商人助其后，众人划桨开大船，因此富户捐资对会馆创设资金的聚集往往起着表率和带头的作用。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就是由首事富商王壁、朱孔颖捐资带头，其他同乡商人云集响应集资而成。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亦是由“蒋中和、谭财盛、宋三发等新兴布行积资建成”。而陕西关中著名商人家族的捐资往往成为会馆创立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就是由陕西渭南巨商板桥常家捐资所建；四川双流、绵竹的山陕会馆，陕西岐山巨商马家的捐资占很大比重；渭南西塬贺家洼巨商贺士英“补葺京城会馆捐金若干”。而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村巨商党家，在社旗镇办有字号“合兴发”，占有社旗镇太平街的全部街房，党家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社旗山陕会馆首之一的党燕堂就是党家族人。但会馆毕竟是同乡商人的共同事业，会馆创立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同乡商人的摊派捐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七年(1782)修建春秋楼耗银7916.03两，共有408家商号参加了捐资活动。开封山陕甘会馆议修东西两庑时“与东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银钱亦然。自嘉庆四年五月初二日起，洎十三年正月二日止，囗囗共抽银三百八十三千一百七十文”，作为修建费用。汉口山陕会馆费用亦是由大众复会议定，“凡两省字号在汉作贸易者及过往之货物，平允抽资，共哀善兴”而成。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初建耗银5万两，系由自贡的137家陕西盐商捐资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于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由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捐银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捐银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陕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而成。湖北荆州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两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这种积腋成裘、只积寸累的集资方式，把会馆与同乡商人的利益挂起勾来，使同乡商人人人对会馆有份，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
三 护佑乡党情谊长
在陕商大会的统筹下，山陕会馆的功能也日臻完备，从最初的联乡谊、敬神庥、安故旅逐渐发展到议商事、厘行规、结人脉、保安康的商人自律自治的社会团体，成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经商业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首先，联乡谊、安故旅是山陕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的职能就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故旅”。流寓客商无论是中途周转，还是设市成廛，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会馆成为首选投靠的落脚点，是他们在异地他乡的“故乡家园”。一位耆老的山西商人为我们讲述了他早年在西安山西会馆的生活经历，使我们可以再现当年会馆对商人们的重要作用：
六十年前我由山西来西安，先到东关山西会馆找了个落脚地。山西会馆在长乐坊街北，先在厢房登了同乡会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人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违纪，同乡会也要开除”，过了三天，一位姓楚的管事，介绍我到东关南街万盛行药堂当临时工……
可见，会馆首先为流寓商民提供了一个落地容身之所。明人沈得符就曾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冶甚便。”而乡亲里党关系在宗法制社会里，又必然表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的亲情关系，使会馆通过亲情联引而转化为安排同乡就业的市场中介组织。据兰州市民建会副主席雷志乾先生的回忆：
解放前山陕商人赴兰州做生意，先找同乡会馆，由会馆接待其吃住，然后由会馆牵线为他在同乡商号中安排就业，若当学徒则由会馆出面找一个本籍商人作保证，荐官有人身担保作用。
相关文字资料也可证明。如郭灿东所写《晋商西渡》一文中就指出，酒泉“有了山西会馆，自然来酒泉的山西人就更多了，那时候通常在山西会馆内都住着几十号人……他们最初靠会馆接济，年轻力壮者每天去发放什字等雇主，卖苦力，待一找到合适的谋生之处，就离去了”。苏州咈布染坊公所亦是，“自立之后，若有失业诸司报明姓名，竞相公所内几寄寓……俾生者有容身之地”。而且，在封建社会合族同亲的观念下，同乡商号也宜于接纳同乡人在其间谋生，“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便是会馆能够充当职业介绍所这一市场中介组织的内在根据。
工商会馆不仅为同乡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底银两”转化为同乡创业资金，是会馆为同乡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措施。工商会馆通过收取会费和经营生利产业，积累了大量剩余资金，即“会底银两”。光绪时甘肃布政使恩麟向皇帝报告说：“陕西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盈千累万，为数甚巨”，而“会底银两”的一个重要去向就是向同乡提供创业资金。这有两种形式：一是“会底银两”作为公共资金，向会员提供资金帮助。当时工商会馆的一般惯例是：
会馆的剩余款项，会员只要有相当的保证，便可以借用，定利每月6厘，按期纳付，返还之时以五年为限。这里“会底银两”显然是作为同乡互助金为同乡创业提供资金帮助。再一种形式是“会底银两”作为独立投资，经营商贸事业，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清末包括晋陕会馆、陕西会馆在内的乌鲁木齐“六大会馆”就有规定：
同乡人中愿意从事商业者，可以从会馆“领东”，或与会馆合资，个人与会馆立有字据，部分盈余由会馆提取。
乌鲁木齐著名的老药铺“凝德堂”就是由陕西华县李姓商人受领的陕西会馆的生意。这里“会底银两”无论作为“同乡互助金”或是作为独立投资，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都在客观上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工商会馆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清代北京山西商人兴办的《仙城会馆碑记》中已显露出商人对同乡联谊活动的经济思考：
厥馆所由，李子曰：由利。乡人同为利，而利不相间，利不相谋，则何为利?故会之。则一其利，以谋利也。说明商人已把设立会馆、呼朋唤友同谋求商业利润相联系，对设立会馆的目的赋予了新的谋求利益的市场化功利色彩，深刻反映了明清商人十分敏锐的市场目光。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则对此有进一步的认识：
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矢旁引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觉其可贵，出外则愈见其相亲，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这里已经十分清晰地道出了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同乡人际资源求财谋利之间的内在联系。“人情即商情，商情即人情”，说明明清时代的商人已给工商会馆的同乡联谊活动深深打上了商业运作的社会变迁烙印，显示出商人们开始把工商会馆的单纯同乡联谊活动，向适应市场需要的商务联谊活动整合的发展趋向。
其次，会馆渐次成为商人们议论商事、交流情报的商务之所。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地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得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山陕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已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
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
这种状况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铝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数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会馆通过厘定行规会律而成为市场的管理者。在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相应的商法保证商人们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管束同籍商人的任务，会馆通过陕商大会、制定行规业律，将同籍商人的活动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使会馆成为市场商务活动的仲裁所。因此，会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之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的碑文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馆当商议事处”。《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所以，制定行规业律成为会馆的大量日常工作，几乎每个山陕会馆都由行规业律的勒石碑刻，不妨摘要如下：
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行规包括：
加强本帮团结，抵制外帮捣乱；对内不挖墙角，遇事开会商量；严以律己，不说别人坏话；会员业务上有困难，同行要予以协助；一家吃不了的业务，可多户联营承接，盈亏共同负责。
甘肃武山汲滩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1827)的石碑一通，记载会馆整顿盐业市场的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十二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称足十六两，等以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
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行规并立碑记载：买卖不得论堆，必须邀亲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五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具有齐备，违者不得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这些行规业律是“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体现了陕西商人对市场交易规律性的认识，表现了陕西商人的职业自觉和自律敬业精神，反映了陕西商人对诚信市场规则的诉求。
另一会馆碑文认为，设立会馆的功能就是“淬毅力以结合，订约言以互遵……始能相维系，不敞不渝，以收敬业乐群之效”。
会馆的议商情、涉商务的管理功能，还表现在评议市价、均平度量、调节纠纷、沟通信息、保障商贸活动的正常进行。会馆既为“经营交易不可缺之所”，这便使得通市情、议商事成为会馆管理的基本职能。《鄞县通志》作者就正确指出，各省商人资力雄厚者建立会馆，就是为了“公举董事主首掌理评议经济之诸务”。这些“经济之诸务”举凡要者，一是评议市价。北京《颜料行会碑记》就明确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因而齐价保商成为会馆的主要职能。
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通过了”。二是统一度量。由于公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因此会馆颁发的度量标准具有公平性和权威性。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专门厘定有《公议戥称规矩》，便“同行有和戾之情”。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的“斗市”，成为全县的统一标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苏州的枣商做生意以会馆的官斛为准，“凡零客载货到苏，许有零贴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秤，欺骗病商”。
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的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了陕西商人的正当权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衙吏，常常在遇见官府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因势薄力单而忍气吞声。一首清人写的《估客苦行》将商人遇见暴吏的无奈和悲愤心态描绘得活灵活现：
昨日泊舟枫林下，左右舳舻尽商贾。
见彼哽咽当风餐，为言作客江湖难。
江湖近来多盗贼，布衣夜脱安可得。
微贱鬻贵虽不贫，风波万里真辛苦。
更逢当关多暴吏，欲浚锱铢加重罪。
可怜曛黑不开关，苦守巨浪危樯间。
恨不载金长安买都尉，等闲见汝一官何足贵。
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俾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铅铜脚价古例碑记》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铅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铅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讵意奸行……鲸吞归已”，其中尤以张善文“万恶横恣，飞派影撤……而且给钱而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饬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文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从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文交行内给发”，并立碑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再如嘉庆十九年(1814)，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山陕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并在潞泽会馆勒石志记。明清时期，青海的山陕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山陕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不外溢。
会馆的这些评市价、通商情、厘行规、权度量、增强商务管理活动，有力降低了同籍商人的交易成本，推动了异地商帮商贸活动的顺利进展，成为异地经商不可或缺的社会条件。这种会馆活动降低商人在信息搜寻、商务谈判和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第一，以会馆为中心同乡商人聚族而居，形成省籍文化社区，有利于信息的汇聚与传递。会馆是流寓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旗帜。在会馆的感召下，同乡商人围绕会馆聚族而居，形成不同于土著的特定文化社区，扩大了信息来源，方便信息传递。如安徽芜湖“老西门外平安里南有一条奋子巷，早在光绪年间，该巷两边深宅大院的居户都是客籍人，开始是山西和陕西人居多，后来又增加了山东人，他们共有一个秦晋会馆”。苏州陕西会馆旁有柏家弄，因陕西富商柏小坡在此经商致富而成名，“柏氏为巨富，已历三世”，因而关中商人、骚客多汇聚柏家弄。四川自贡“西秦会馆”所在地的“八店街”，因八家陕商字号汇聚而成为该地有名的商业街。康定“山陕会馆”所在地的“陕西街”亦因八十余家陕西茶庄汇聚而闻名远近。扬州“陕西会馆”所在地的丁家湾，因山陕商人多居住于此，因而《扬州竹枝词》尚有“丁家湾里暮朝烟，中有西商住一边”的词句。这种流寓商人傍会馆聚族而居的传统，有利于商务信息的汇聚与传播是显而易见的。
会馆提高了流寓商人的声誉，加大了他们的信息占有量。商誉是获取信息的前提，最有商誉的商人具有信息优先占有权。而工商会馆又是异籍客商宣扬其经济实力和张扬本土文化的物象反映，通过会馆体现了流寓商人的实力，提升了流寓客商的知名度。如各地山陕会馆莫不建筑恢弘，金碧辉煌，山门前均竖有五百斤重、十丈高的“铁旗杆”，成为当地著名文化景观和游乐中心。四川各地的陕西会馆就是因为门前的铁旗杆而闻名，《成都竹枝词》中记载道：“秦人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别名“花戏楼”，“内极雕镂薄绘之工，游市廛者，每瞻玩不能去”。青海民和县川口镇山陕会馆，是“川口唯一公共娱乐场所”，川口重要官民活动均在会馆举行。工商会馆的设立，提升了流寓客商在当地的商誉和知名度，使他们获得了占有信息的便利条件。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很好的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醇俗朴，人多质直康爽……，故四方之士，乐其易而谅其心”。
会馆定期举办庙会，为商人提供了获取商机的便捷渠道。山陕会馆多祭祀关公，因之每年五月十三日关公诞辰，会馆均举办大型庙会，唱戏酬神，交流货物，为商人们提供了有利商机。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来都开有商业店铺……，借庙会之机，推销商品，乃商家最好之机遇”。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十三日为‘关帝会’……乡镇士女骈集喧阗，市为之哄”。冀北东胜山西会馆“阴历三月二十日为开会之期，凡伊、乌两盟暨绥、山陕等之商货云集于此……故东胜县贸易最重之机会，亦即在此会期，平时甚少见有大批之商货交易也”。这些都为客帮商人降低信息搜寻成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是会馆通过横向联合，整合各大商帮之间的市场关系，简化交易行为，节省各帮之间的谈判费用。在明清各商埠“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各大会馆之间开门办馆，横向联合，减少了商务磨擦。四川灌县有“七省会馆”，“旧以客长轮总之”；四川犍为有“五省客长”之目，“顾各省籍虽异，而五种界上之分歧，用能各安于无事，以生以息，相助相劝”；山东济宁有三省会馆(山西、陕西、河南)；湖南湘潭有“五省会馆”(晋、冀、鲁、豫、陕)；四川重庆有“八省会馆”，它们在整顿市场秩序，协调各帮利益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道光二十六年(1846)巴县丝业机房主与工匠为工资折算发生的争执，就是在“八省客长妥议”下得到了解决：
会馆通过订立行规业律，规范市场行为，统一商务操作，也节省了谈判费用。对此民国《鄞县通志·商务志》有很好的说明：
我国民众之有团体，盖滥觞于商贾。商贾以竞利为鹄的，垄断饮羊自周亦然。而同行嫉妒一语亦为方俗口头禅，于是其中有翘楚者，知己相倾轧必致两败俱伤也!乃邀集同业，订立行规，相约遵守，稗有资则均沾，有害则共御，此商业团体之成立所以最古也。因此“爰集同人，公议条规”成为工商会馆的一项重要职能，各地现存山陕会馆保留着大量关于行规业律的碑石就是明证。社旗山陕会馆保存有《公议集货行规碑》，汉口山陕会馆有《酌定条规碑》，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交易行规碑》，湖北应山陕西会馆有《公议布帮条规碑》等。这些行规业律虽然有限制竞争、保护封建的落后性，但它在规范市场行为、健全商业运营方式、防止伪劣品牌、提高服务质量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了中国商人的行业自觉和敬业精神。会馆通过制定行规业律，使无序的市场变得有序，为商人们提供了可规范操作的市场程序，防止了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减少了商务磨擦，成为降低谈判费用的有力措施。
第三，会馆有力节省了交易过程中的各项流通费用。这主要表现在：
首先，会馆沟通商情，平衡价格，降低了交易成本。沟通商情是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商人们设立会馆就是为了“通商情”，汉口山陕会馆《重建西会馆碑记》也指出会馆是“山陕士商贸迁荟萃之所”，苏州陕西会馆“建关帝祠于城西，为同乡公议之所”，甘肃河州山陕会馆“对外事务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而会馆沟通商情的重要职能就是平衡价格。《北京颜料会馆碑记》载“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评论市价”。湖北应山山陕会馆《公议布帮条规》规定“公议庄码价目，开庄之后，就于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而上海江西会馆对会馆平衡市价的原因更有透彻说明，该会馆《兴建江西会馆碑》载：
窃生等籍隶江西，在治为商为贾，每逢运货到上，价值参差不一，以致各业难以获利。缘无集议之所，是以同乡共业不能划一。生等虽市廛，谊属同乡，故作首举之倡，邀集同都集议，劝捐购基，以便起造会馆，将后条规有赖。凡在同乡贸易，不致涨价参差。
其次，会馆统一度量，规范经营过程，也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湖北利川山陕会馆规定：“县并无牙行，惟关庙设有斗市”，商业交易统以会馆斗市为准。苏州贩枣商贾“凡枣客载货到苏，许有枣帖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称，欺骗病商”。
其三，会馆招待商旅，居停货物，对市场交易费用的降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流寓客商在异地设立会馆最初的动机就是为了“收发客装”，“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山东聊城山陕会馆就是因为旧米市太汾公所“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才修葺了新的会馆。而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住宿、存货服务，完全是非盈利性质，一般只是在同乡商人的会费或喜金中扣除房租，这为商人们节省了不少仓储费用的开支。所以乾隆年间当新上任的苏州粮道携眷占据钱江会馆时，就引起了商人们的不满，该会馆向官府提出抗议，其中理由之一，就是官占会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不便”，增加了商人们的仓储成本，后取得胜诉，由官府勒令禁止官占。
正因为会馆在降低交易成本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吴县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中才说：
商贸捐资建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与斯，诚为集商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一个“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准确说明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方面的作用。
最后，所有这些终于促成了会馆朝着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完成了“馆庙合一”向“馆市合一”的转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会馆即是市场。工商会馆作为商贸停积之所，本身会发展成为日常交易市场。其著名者如寄居北京的山西商人所创立的临襄会馆。该会馆《油市成立始末缘由专事记载碑记》载：“油市之设，创自前明，后于清康熙年间，移至临襄会馆，迄今已数百年。该馆极宏敞，可容数百人，最宜建为商市。然实因管理得人，苦心筹划，力为布置，用多数之金钱，成宽阔之地基，使同行无不称便，实为吾油市之幸。油市成立，距今数百余年，履蹈信义，弊端毫无，足证当初定法良善。”河南泌阳山陕会馆在修筑会馆时已充分考虑到贸易的需要，“祠内宽敞，两厢均有回廊，以为买卖摆物置棚之所”。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庙前是一个牲畜市场，占地约15亩，在周口地区很有名，该会馆在庙内许多地方，原先都开有商业店铺，人们在瞻拜关帝之余，顺便可以逛逛市场，买点东西。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当时建造时，虽用地吃紧，但仍自街面后退数米，临街建店铺，招商开店营业，使会馆成为当地的商业中心，时至今日依然保持着这种市场格局。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本身就是为商市而设立的。
第二，工商会馆的资金运作使会馆直接进入市场营运。工商会馆的资金分为常年经费和临时经费两种。常年经费来自本籍商人、学徒所缴纳的会员费；临时经费来自各商号的捐纳银两或对过往商品所抽取的厘分。这些集腋成裘的资金，数量很可观，常常在维持会馆日常开销后，有大量结余。清代同治年间，甘肃布政使恩麟在给朝廷的奏章中就指出：“陕甘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核拨一半，借供兵饷。”这说的基本是实情，如汉口山陕会馆，结余的会底银两数量就十分巨大，该会馆仅春秋楼开光一项各商号捐银就共计249066.8两，而常年支出才每岁“银110两，钱2033600文”。这些会底银两常常被会馆经营者运作起来，投资生利，使会馆与市场直接联系。其方式有三：
一是投资本帮商号，分取利润。会馆将会底银两作为投资，与本帮商号合资经营，使接受投资的本帮商号成为会馆的“领东掌柜”，由会馆按时提取盈余。其著名者如新疆乌鲁木齐最大的国药店“宁德堂”就是由乌鲁木齐的陕西会馆会底银两投资支持的，它每年带给会馆的收入，亦属可观。
二是存号取息。如青海西宁的山陕会馆规定，加入会馆的商号“每家要交会馆银24两，并规定本银不交会，仍存在本号营生，但每月按本银之数，每两交纳二分半的利息”。
三是购置街房，出赁收租。如汉口山陕会馆《纪产续置》条便记载“会馆重建，较前壮观，以房租之收入，供会馆之所出，终岁沛然而有余……仅将续买浮屋六所略录姓名，价值基地五段，改置市屋，照契详录”。该会馆每年仅房地产收入就高达“银964.3两，钱828900文”，这里“改置市屋，照契详录”正是会馆直接经营市场的有力例证。佛山《山陕会馆碑记》也有“与众房客修补……应杂项支银”的记载。凡此均说明，工商会馆在明清之际，本身作为市场主体进入市场营运，其市场化因素清晰可见。
第三，会馆成为定期的集市市场。由于山陕会馆多祭祀关羽，成为当地的著名庙宇。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或其他祭祀日，会馆与当地民众举办大型庙会活动，使会馆转化成为定期庙会集市，成为当地农村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其著名如河南泌阳山陕会馆“每年九月有大会，百货灿陈，商贾鳞集”，其县令倪进明写诗记叙当时的交易盛况是：
千年广厦群回廊，百货宣陈大会场；
自惜祠基传水府，于今庙貌壮西商；
摊钱估客居成肆，入市游入浆列行；
最是城西逢九月，开棚九日醉梨殇。
山西浮山县山陕会馆，因“浮邑此处僻壤，商贾不通，购置货物甚艰……十月初六日，南门外关帝庙……逢会，召集远近商贾，鬻诸般货物，邑人称便焉”。河北阳原县山陕会馆“庙会……六月中旬举行，均以售百货为主……所演之腔，乃山西北路帮子，与蒲陕大调大同小异，偶演秦腔，声悲音锐。”湖北随州“王恕园关帝庙有庙场香会，积陈百货，互相贸易。”乌鲁木齐陕西会馆“过会像庙会一样……卖小吃的卖零星物品的商贩，在会馆前摆得水泄不通”。而最有代表性的则是河南许昌八里桥山陕会馆。该会馆在八里桥关帝庙，据该会馆清代碑刻《移集呈稿》记载：
阖保只有一集，旧址在半坡铺，向属西路差役摧管，因买卖不成，同治初年议请迁于七里店……数年以来，生意日渐淡薄，近则生意全无……重修关帝庙宇，鸟革翼飞，金壁焕然，而河中客商之船以接踵而来，于是阖保居咸欲将集移于八里桥上。
八里桥后成为许昌著名的集市。
第四，会馆直接转化为市场。典型的如河南正阳的山陕会馆，1935年后转化为粮食贩运市场。山东方城拐河镇的山西会馆后来也转化为粮食市场。湖北当阳山陕会馆“市井中货迁服贾者大多来自远方，侨居既久，各建祠宇以为恭桑敬梓之地，耸翠流丹，足令山川增色矣。旧志止山陕、江西会馆，兹推而广之，附于古祠之后，亦见商贾辐辏，为民物滋丰之一助也”，可见会馆的一部分亦转化为市场。汉口山陕会馆的附产马王庙市，“先由庙僧及骡市骡店经营……后由汉阳县断归西会馆”，成为当地著名的骡马市场。
四 异地乡关拜云长
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为自己构造的故乡家园，是他们表征乡情的情感符号和张扬本土优异文化的物象标志。会馆浸润着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它是四海漂零的异地客商心头永驻的情感归宿和灵魂慰藉。因此，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设立的具有本土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精品。
首先，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浸润着浓郁的陕西本土文化的鲜明特色。陕西川原秀错，天地宽阔，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国，因而陕西人的藏盖以土木结构的一进式或两进式四合院为主，陕西商人从小便生活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那里有他的父老爹娘，那里有他的儿时梦想，那里有他的新婚洞房，那里有他的吮奶儿郎。那一首苍劲有力的《诡地方》喊出了陕西商人心中的追求与梦想：
养娃的地方，
养爷的地方，
养皇上爷的诡地方，
养活了多少英雄儿郎。
西北风还是那样刮呀，
老城墙还是那样个方，
陕西人还是那样个腔呀，
西安人的倔脾气一点没变样。
好神的地方，
好怪的地方，
好游玩的诡地方。
南山顶还是那样高呀，
渭河岸还是那样个长，
陕西人的腰杆子还是那么个硬呀，
西安人的脚板走呀走四方。因此，陕西商人在建造会馆时便将家乡的四合院活脱脱地搬到了异地他乡，各地的山陕会馆一律由山门、照壁、钟鼓楼、东西厢房、大殿、配殿、春秋楼构成，一律的绿瓦赭墙，一律的水磨砖砌墙，各地会馆的琉璃砖瓦所用的瓷土都是用骡马从陕西和山西驮来。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基本形态，可以从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略见一斑。
西秦会馆背依自贡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红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复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对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楼与大丈夫抱厅南北相望，金镛、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型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拔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的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三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镛、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坝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召，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拔。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七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年)扩建的正殿，建于会馆最高处。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彩塑。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细节，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外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禄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描写和刻画了34个历史故事，这就是《黄金窟》《忠义堂》《王母寿》《郭府寿》《杨府寿》《管仲荐宁戚》《百里奚荐蹇叔》《算粮》《游湖》《双蝴蝶》《魏征动本》《纪信替主》《大登殿》《失代州》《洪江渡》《秋江》《卸甲封王》《伐子都》《会昌九老》《八珍汤》《柳毅传书》《高山流水》《渔父辞剑》《三打祝家庄》《三英战吕布》《开铁弓》《南阳关》《出潼关》《千里送京娘》《戏牡丹》《洛阳桥》《金星皇娥》《钟馗嫁妹》《魁星点头》等，肆意宣泄着以周礼为主脉，以忠孝节义为内容的儒家文化，张扬着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主题价值取向。
而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最能代表本土文化优势的是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它是山陕会馆区别于其他商帮会馆的重要标志。
秦人会馆铁旗杆，
福建山西少这般。
更有堂戏难及处，
千余台戏看一年。
这首清代《成都竹枝词》集中概括了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即会馆山门前竖有一对万斤重的铁旗杆。而单纯的山西会馆则没有这种标志。其著名者有：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重五万余斤，使会馆壮观有加。
河南唐河县源谭镇陕西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17.5米。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门前竖立着一对铁旗杆，高耸云霄。
湖北老河口山陕会馆门前有万斤铁铸盘龙旗杆，当地民谣称“上会馆(山西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会馆)铁旗杆，江西会馆像磁器店”。
湖北汉口山陕会馆有三斗铁旗杆，与门楼等高。
河南潢川陕西会馆又称“三义观”，门前有铁旗杆一对，所以会馆又被称为“三义观铁旗杆会馆”。
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其竖立年代比社旗山陕会馆还早。
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五丈，重二千三百余斤。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蟠龙铁旗杆一对，高16米，五节三斗，重二万五千余斤。
四川成都陕西会馆嘉庆二年(1797)铸铁旗杆一对，竖在正殿门前，恢宏无比。
在各地山陕会馆的铁旗杆中，尤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最具有代表性。该铁旗杆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所铸，由旅居社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共同捐资3000余金铸就，高17.6米，重5万余斤。其杆基为高1.2米，长1.03米的青石须弥座。座上的铁狮东雄西雌身躯硕健，昂首挺胸而立。旗杆分为五段，第一段为铸铁楹联处，有铸铁楹联“浩气千秋照日月，英灵万古振纲事”；第二段分挂“大义”“参天”合为一横批；第三段分铸两条苍劲腾飞的蟠龙；第四段杆身之间设云斗，下云斗侧镂刻“寿”字吉祥纹样，上云斗则镂作金钱形，表达商人们希冀财源广进之愿，云斗下挂风锥，上四角插旗；第五段旗杆顶端作关羽所用之青龙偃月刀状。旗杆凌空直插云霄，故被世人称为“霄汉铁旗杆”，使会馆呈现出庄严雄伟的气象。
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既从物质层面展现了清代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铁器铸造技艺，又从文化层面反映了陕西商人厚重质直、气冲霄汉的人生品格。它以摩天大蠹的形式在异乡的土地上炫耀着陕西商人失落的故土情结，张扬着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的梦想。
清代陕西是全国的主要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内丰富的铁矿资源，使陕西的冶铁业自清代以来有长足发展。凤县黑河沿河遍设冶铁炉，“大厂常川二三千人，小厂亦数百人”，故被称为“铁炉川”；留坝的光化山有不少铁厂，熔铁为锅，运销西北，其他如略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镇安的洞沟、旬阳的骆家河均为铁产之地。火爆的冶铁必然带动铁器铸造业的发展。长安自唐代以来作为国都汇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因此，清代陕西的铁器铸造在全国很有名。仅华阴的柳子镇就有千家铁匠，所制的刀箭剑全国闻名；朝邑安仁镇也是铁业名匠云集之地，他们子承父业，世代相继，保持着铁器铸造的精湛技艺。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西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该镇名匠之手。如社旗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就是该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的能工所制；随州历山镇陕西会馆中的铁旗杆也是由“陕西同州府徐福长祖孙七人”合力铸造。因此，各地陕西或山西会馆门前巍然屹立的铁旗杆，向世人宣扬了陕西高超的铁器铸造技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陕西商人在流寓之地，不惜重金竖立铁旗杆，正是为了从物质层面炫耀陕西乡土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以其物质表象向世人宣告了陕西商人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旗杆上耸入云端腾飞的铁龙，向世人宣扬了陕西作为龙的故乡，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昭示着陕西商人作为龙的传人，为实现中国龙的腾飞坚贞如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勇敢地向世人昭示了陕西商人追求赚钱发财、企盼发家致富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陕西商人公然把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举着拜金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同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体现了中国商人欲冲破自然经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风貌。这种骇世惊俗、张扬时代精神的大胆举措，只有厚重质直、轻生重死的陕西商人才能够表现出来。只要看一看清代陕西商人公开将反清的楹联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大殿的明柱上，便可知道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陕西商人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商人团体。
陕西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是陕西商人经营意识的体现，是实物广告的经典范例。春秋战国，中国出现的最早广告就是宋人沽酒“悬帜甚高”，而“悬帜”就必须有旗杆，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正是这种悬帜广告的历史延续。而陕西商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悬帜广告与中国楹联文化结合起来，两支旗杆上用铁字铸就一副楹联，中间悬挂横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使悬帜广告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意蕴，从另一方面表现了陕西商人“儒商”的文化品味。而在明清各地会馆林立的情况下，唯独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商人追求独树一帜的创新意识，使铁旗杆成为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的重要标志。人们一看到铁旗杆，就自然会联想起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许多陕西或山陕会馆干脆被人们称为“铁旗杆”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是陕西商人文化取向的标志和象征，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人们的一件杰作。
祭拜神灵，联络乡情，是会馆的基本功能。但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既寄托着流寓商人对故乡的怀念，又杂糅着商人对市场风险的恐惧和对发财致富的企盼，从而使工商会馆的祭拜神灵活动有着不同于一般神庙祭祀活动的复杂内容。
首先，工商会馆的乡土神祭拜，寄托着客居异乡商人对故乡的眷恋和浓郁的故乡情结。北京《正乙祠碑记》记载了流寓客商的苦状：
商贾江湖，以阜其财。而其又次者则操其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逐所便易，则不惮涉山川，背乡井，往往至数十年而不返。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进一步证实了山陕商人的漂泊之苦：“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入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始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或命途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不通音问者亦往往有之”。这种“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生境遇，使商人们每每把祭拜本地乡土神作为化解乡愁，寻求心灵归属的精神寄托，通过乡土神祭拜寄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是商人对市场风险的恐惧在心灵上的释放。恐惧是迷信赖以产生、存在和保持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商情莫测，逆顺难料，特别是对久羁逆旅、远别家乡的客商来说，人地生疏、四处漂泊更增添了生活的不安全感，他们通过神灵崇拜来释放对此岸世界的恐惧，心存对彼岸世界的想往。河南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中对商人祭拜神灵的化险祛灾需求说得很透彻：
商贾抑去父母之邦，营利于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财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佑，故竭力崇奉。而《泉漳会馆兴修碑记》则对商人祭崇神灵的求福攘利功能有深刻分析，“吾邑人旅居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崖，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
其三，工商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又是商人们整饬行业行为，发展经贸事业的需要。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是以地域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而商帮作为地域性行会组织，本身包容了同籍商人的不同从业帮口。汉口山陕会馆就包含有太原帮等“萃十帮之众”。社旗山陕会馆则包括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烟帮等数十个帮口。周口山陕会馆也包括杂货行、麻行、油行、丝行、布行等15个帮口。这些不同的工商业帮口常常通过祭拜行业神来整饬行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以收敬业乐群的效果。因为在封建社会，官府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商人们从事贸易无成法可依，只得靠神灵来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正常竞争。北京《重修正乙祠整饬义园记》就指出，商人所以敬神庥就是因为“人无论智愚，未有对神明而敢肆厥者”。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中也指出，会馆之所以各祀其乡之神，就是“惧人心之不齐，或又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因此，四川《什邡县志》对会馆求神拜佛的发展规律有总结性的说明：
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益多，至光绪中极盛。
正因为工商会馆对神灵崇拜有更多的市场诉求，这便使得其对祭拜神灵的选择，完全从属于市场经营的需求，使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既有对天下共神的祭拜，又有对行业神和乡土神祭拜的多样化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山陕商人对关羽的崇拜，充分反映了流寓商人对国家共神、乡土神、行业神共同祭拜的多样化综合性特点。
关公坚毅果敢、忠心不二的品格，自古以来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到明清两代更被推崇到国家正神的至高地位。关公宋封侯、元封王、明封“关圣帝”，清更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规定关庙规格享受帝王待遇，正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与皇宫同色，还下令“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使“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未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国家正神。对关公的祭拜成为封建国家意识的象征。所以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就反映了陕西商人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山陕商人祭拜关公，宣扬仁、义、礼、智、信统治阶级意识的功能表述得很明白：
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
关公又是山陕商人的乡土神，对关羽的崇拜寄托了山陕商人对家乡的幽思。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因此山陕商人与关公有乡土亲缘联系。他们祭拜关公主要是为了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亲不亲，故乡人，“官爱官，民爱民，关老爷爱的蒲州人”。通过关公祭拜形成联系同籍商人的纽带，将同籍商人紧紧地团结在会馆周围，增强他们在客地的竞争力量。诚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所言：
赊镇……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帝君亦蒲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
而且，关公忠勇仁义、讲信修睦的人格力量，又是山陕两省商人结盟的思想基础。社旗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就表达了这种认识：“浩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汉口山陕会馆志》对此有详细说明：“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近而国亲……旧有山陕会馆也，所以联两省之乡情，动四方之瞻礼，典重圣神之祀”。但也有例外，当山陕商人联合设馆时，他们共同祭拜关羽为乡土神，如1884年山陕商帮在乌鲁木齐设晋陕会馆，共同祭拜关公。但当1917年晋陕两帮分化，陕西商帮发起另建陕西会馆，则供周文王、周公为乡土神，而山西会馆供奉的是圣武关公。奇台陕西会馆亦供奉文武成康诸王。就连北疆小城玛纳斯的陕西会馆亦供奉着文王、周公。这既反映了陕西商人在新疆实力的增强，又说明山陕商人在乡土神的选择上亦存在着本土文化的差异。
关公更是山陕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品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物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见”。山陕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正因为关公对山陕商人来说具有天下共神、乡土神和行业神的多重性格，因而各地山陕会馆多以关公为主祭之神，山陕会馆亦被称为“关庙”。
第二，山陕商人除主祭关公外，另在山陕会馆大殿左右的配殿中又多祭拜各自的行业神。由于山陕商帮从明初以来就是靠向边疆贩运粮食起家，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又是行商本色，行栈运输业在山陕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山陕会馆多祭祀马王爷，以企求道路平安，人畜兴旺。同时，商人别井离乡，异地经商不外是为了赚钱发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而山陕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条件下，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遂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山陕商人的这种愿望：“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而且，陕西为西口药材的主要出产地，岷州的枸杞、凤县的党参、泾阳的大黄都是全国著名的大路药材，使药材帮在山陕商帮中有着重要地位，在西部各地做药材生意的以山陕商人为多，加之药王孙思邈又是陕西耀州人，因此，山陕会馆又多祭祀药王。而自明清以后，在山陕商人的推动下，兰州水烟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全国急剧兴起。贩运水烟的主要是山陕商人，而水烟袋的制作又带动了铜锡业的兴起，使得水烟和铜锡制造业的行业神火神亦成为山陕会馆大量祭祀的对象。此外各地山陕会馆又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和从事行业不同，各自祭祀不同的行业神。如河南上蔡，地处黄河岸边，为求河神保佑山陕商人渡河平安，该地山陕会馆东殿供“黄河大王”。河南周口做酒曲生意的山陕商人不少，故周口山陕会馆又专庙供酒神。河南正阳从事厨艺和粮食业的山陕商人很多，该地山陕会馆又专祭“灶君”。北京河东会馆为山陕钢铁商人的专业会馆，该会馆又专祭作为“炉神”的太上老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林林总总的多样化局面。现将各地山陕会馆祭祀神灵的情况，列表于下：
明清时期，当中国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后，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便开始超越了一般的祭祀神灵，被商人们渲染了更多的商业色彩，使其充满了世俗性的功利目的，充分表现了商人们务实的人生态度。
首先，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充满了崇商色彩。北京《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之设“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至于“互相而谋福利”的内容，上海《泉漳会馆兴修碑记》有详尽的注解：
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更仰赖关圣尊神灵佑，俾使家家通达义理，心一而力同也。这说明商人祭祀神灵是为了往返利益、舟顺人安，崇拜关公更是为了使同籍商人通达义理，心一力同，商务世俗目的直白了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16世纪后中国产生市场经济萌芽，会馆的祭拜神灵不能不被打上市场的深深烙印，带有开发人际资源的市场经济倾向。清代北京山西票号商人已本能感受到这种变化，“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若能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而苏州《嘉应会馆碑记》将这种认识更提升到理性的高度，“唯思泉贝之流通，每与人情之萃涣相表里，人情聚则财聚，此不易之理也”。这里已将会馆拜神活动与开发人际关系、谋求商业利益相联系，其市场经济的倾向十分显见。因而四川《灌县志》作者敏锐地记载了这种变化：
客籍人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闻人，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愫，亦人群之组织也。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充满了商业运作的务实精神。以博取赢利为鹄的商人，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务实精神的人群，寻常之物一经波斯之眼，便身价百倍。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神灵崇拜，既然服从于商人市场经营的需要，因而商人们便根据自己的世俗要求，肆意改变着庙堂的肃穆气氛，使之充满了商业文化的氛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铁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它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未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又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辽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的是“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氛围。
同时，商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因而商人对祭拜神灵的选择，便不像一般信徒那么虔诚专一，而是以我为主，神为我用，佛、道、儒三界的区别，在商人的眼中并没有严格界限，凡能够带来利益的神，商人都祭拜；凡能护佑赚钱的佛，商人都磕头，从而使作为馆庙合一的工商会馆并不像寺、庙、观、庵的三教分祭那么佛道分明，而是每每三教皈依，多神合祭，使天上诸神同心协力为尘世商人赚钱发财的动机服务。这种多神合祭正是工商会馆区别于一般寺庙的根本所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汉口山陕会馆。该会馆既有祭祀北方乡神关公的佛殿，又有祭祀江南水神的“天后殿”；既有祭祀行业神的韦驮殿、财神殿，又有祭祀儒家列贤的文昌庙；既有祭祀现实诸神的七星殿，又有祭祀道家始祖的吕祖殿，真正体现了商人多教合一、神我一体的现实眼光。其他各地的山陕会馆亦是如此。青藏边地的结石山陕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少，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火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室，故曰奉祀公所”。西宁的山陕会馆也是多神合祭，会馆内除供奉关公外，尚有供奉吕祖、儒家的专祠。会馆敬神从一神走向多神，表明商人争取多方面发展的进取性，多神合祭又起着规范人心行为的作用。
其三，会馆在庙堂主持人的选择上也没有严格标准，而是采取了僧、道、儒并用的务实态度。会馆作为馆庙合一的庙，一般请和尚、道士住馆主持祭拜事务，清代《成都竹枝词》描绘这种情况是：“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钱亿万花。新样翻来嫌旧样，落成时节付僧家。”而汉口的《荆沙竹枝词》也描绘说“各帮会馆尽堂皇，演剧偏多是武昌。江渎三清雄而观，道人闲散庙宽畅”。前一首说和尚，后一首言道士，说明代替会馆主持寺庙祭拜活动的主要是僧道二家。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有供和尚参禅打坐的僧房与僧室，社旗山陕会馆则有“会馆道士起居及招待显贵的道坊院”。而在住持的具体人选上也是顺乎自然，僧道并用。山东邹县山西会馆的住持人就是山西商人柴一贯。《续修邹县志稿》卷六载：“柴一贯，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室，掷商业，易俗装而道服，投师谈玄，主持山西会馆”。西宁山陕会馆“雇请和尚、道士看守会馆、义园。由于会馆是商业团体，所以在请用‘主持’问题上对佛教道教并没有严格区分和限制，而是折衷佛道并用”。
五 魂归故里设灵堂
在中国封建社会，面对官府贱商勒索、牙人趁势敲诈、道路土匪不靖、经营逆顺难料的社会环境，一般中小商人仍属弱势群体，他们艰难求存，破产歇业，客死他乡时有发生。各地工商会馆设义地或瘗所收葬异乡孤魂，正是封建商人经营艰难的悲凉写照，同时也体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在异地活动提供乡缘关系范围内的社会化保障和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经贸活动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一般中小商人为生活所迫，行商远贾，充满了不易和艰辛，要经历诸多的磨难，绝非如某些著述描绘得轻快有趣。这些磨难概括起来有：
一是离家之苦。在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安土重迁的自然经济下，商人们挟资江湖，客外经营，首先要面对离乡背井、抛妻别子的人生苦难，这种勇气是一般株守家园的小农所不曾具有的。明代嘉靖《朝邑县志》指出：“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商者离井，又负债辇重，不辞劳苦。”成书于清代的市井小说《歧路灯》则借陕商阎相公之口，诉说商人离家之难，“我们生意人……来贵省弄这个钱，少不得吃尽辛苦，奔走道路，食粗咽糠，独床独枕的过，每逢新年佳节，思念父母妻子，夜间偷哭各人湿各人的枕头”。
二是经营之苦。市场经济乃风险经济，经营逆顺难料，市场风云不测。加之行商客地经营，借地生财，语言不通，风俗不谙，导致经营失败者大有人在。有人研究说在明清之际经商的山西人中，“经营衰败，则是普通的现象”。所以纪昀才说，山西商人外地经营“或命运蹇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敝，耻还乡里，萍飘蓬转”。在明清时代，陕西商人因“食盐开中”和“随军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的经营失败也时有发生。明人韩邦奇说：“成化初，西边用兵官府给金，购粜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逾年征粜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明代为助边防，召山陕商人随军贸易，但“及大军既撤，仅留守城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魂失业者，比比皆然”。入明清后期，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贫富不定，起落无常，高下失均，各自张皇，山陕商人因之破产歇业者俯拾皆是。陕西三原商人周双柏，世代为商，“祖俱贾直隶东光县，父贾无天幸，尽废母钱又负债以数百计”。长安商人杜子春在扬州作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资，千千顷田地”，后因经营失败“金银搬光，屯盐卖竟”，落了个“衣服凋敝，米粮大缺”的结局。陕西商人王君“独游河滨，见一他乡少年将投水者。急止而询之，则为主库者，收得债百金，不幸遗失”，故欲投河自尽。这是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的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常见现象。
三是亡命之苦。商人远出经营，奔走江湖，风餐露宿，鸡店茅舍，身疲心累，孤苦伶仃，病死的、因经营不顺上吊投河自杀身亡的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碑记》就指出：
我山陕之人寄此汉江之地，不远千里，本冀锦旋。讵料无常，忽遭魄落，虽存亡有数为斯世之常然。
检索明清以来陕西地方志之“烈女传”，陕商因远出经营命绝身亡的例证满目皆是，读之令人酸鼻。
凡此商人在经营中的种种苦难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体制下，一般中小商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财产、性命尚无安全保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成为商人们对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无奈叹息。面对这种不利的社会条件，商人们只好以乡缘关系为纽带，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抱团自救，设会馆为自己的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后援保证，以在乡缘关系更扩展的范围内实现“伤有所疗、老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经营安全保障。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瘗所、义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明清时期流离异乡的商人们合资兴修会馆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孤身于外所面临的疗伤归葬等后顾之忧问题，为自己的异地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安全保障和稳定的心理依靠。对此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碑记》有充分说明：“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瘗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柩，并取费资以展时祀”，从而使聚生人、厝死人成为工商会馆的日常功能和重要任务。在我们检索到的全国各地山陕会馆资料中，有福地、瘗所、义园文字记载的会馆有22所。兹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可作如下分析：
第一，福地、义园、瘗所成为明清工商会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使得安旅故、襄义举成为会馆的基本职能，各地会馆设立的瘗所义地“除供死者棺榇暂厝之所，更为病人养疴之所和供岁时游嘱之所”，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的活动提供了养病、疗伤、停柩、厝葬等有组织的乡缘社会化保障，使同籍商人免去异乡飘零的后顾之忧，成为他们流离异地的生命归宿和精神安全之岛。为此，会馆对瘗所、福地、义园的投资不遗余力，建设规模并不比会馆本身小。广东佛山山陕会馆在西边头置有福地一处，同治年间又于近地更置义庄，曰“江右别墅”，这所别墅有正厅、楼房、观音堂、花圃亭榭及左右侧室，其规模和构件与会馆并不逊色。而且据《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载，维持福地运转的经费计有“老首事前存银585.26两，厘金银4567.248两；香资银1230.26两；房租银8283.58两；利息银3130.35两；批头银177.6两；余平银43.568两；七宗共计18049.08两”，给人的印象是万两白银，财力丰厚。它既反映了山陕商人在佛山的雄厚实力，也反映了会馆对义园、福地建设的重视。许多会馆对义园、瘗所形成详细的管理制度，将其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汉口山陕会馆《瘗旅公所议定章程》规定：旧例旅榇以五年寄顿，俾死者之家遣人携带回籍或其家人无人闻问，五年后即代为安葬义地，标石立碑。公所存寄灵柩每年清明、中元、寒食三节必施食超度，并形成寄厝执照的管理制度。进入近代后，许多山陕会馆的瘗所、义园还向其他籍贯的商人开放，如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墓地向河南、山东等省的商人开放；汉口山陕会馆的瘗旅公所也允许“无论会内会外”之灵柩均可存放，透露了会馆从地缘行会向业缘商会组织转变以及会馆从边缘化地位向本土化地位转变的时代消息。
第二，会馆设立义园、福地，强化了同籍商人的乡情联系，表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生命的终极关系。流寓异地的商人背井离乡，“同在异乡为异客”，思亲和乡愁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暗影。会馆设义园、瘗所为同籍商人提供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使同籍商人“爰谋净地，聊作佳城”，“既无暴露之虑，益安亡者之魂……死者人土为安，生者益无遗憾，则曲尽乡谊而义举体恤至微者也”。
这种会馆义地将封建社会的血缘亲族关怀发展为同籍乡缘关怀，提高了安全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包含着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瘗所、义地之设，又表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使商人无暴露之虑，获得魂归故土、落叶归根的慰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同籍商人的团结。因为“厝死人”说到底是为了“聚活人”，以乡情故土关系为纽带，增强了同籍商人在客地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为他们在异地的商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人性化帮助。而且，会馆对义地的规范管理，四季三节的洒扫祭奠亦安抚了同籍商人的心理恐慌，淡化了他们的飘零之慨。清人叶丰的一首《甘肃竹枝词》：“新关刚出义园过，山陕三江两浙多。寒食清明人上冢，故乡风景问如何”，便充分反映了义园福地在加强同籍商人乡情联谊方面的作用。而且，会馆设福地供商人养疴，建瘗所供商人厝柩，置义地对不能扶榇归乡的商人进行埋葬，使流寓商人能够安息于异地的故土之中，灵魂有所归附，这都体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表现了中国商人富有人情味的人本主义情怀。
第三，会馆义地、瘗所又表现了封建商人对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的历史能动作用。天下黄土皆埋人。工商会馆义园、瘗所的设立表现了封建商人敢于冲破素守本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他们携资江湖，锐意贸迁，为获取利润而趋之若鹜的大丈夫志在四方、不安于家食的勇敢精神，为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康定秦晋会馆的义地，亦叫“白骨塔”，一副对联写着“满泪蓬蒿游子泪，一盅麦饭故乡情”，从行文可知为关中乡音，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在川康古道上背茶的陕西茶商伙计和背茶人的尸骨，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义园里三百多穴秦腔艺人的坟地，是陕西秦腔艺人在明清两代为秦腔在西北流播作出不朽贡献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