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兴衰哀怨黄土地
　　明清时期在政府特殊政策的感召下，进城经商的陕西农民，为抱团自保，发展贸易，自然地把农村村社制度引入商业经营领域，形成以本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帮，在明清中国的商界纵横捭阖长达五百年之久。但是，正因为他们是农民在政府政策刺激下进城经商的，而不是自身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便注定了他们不可能斩断与封建农业的联系，完成自身的近代化过程。他们是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最终又回归到农业中去，终于没能走出厚重的黄土地。这是陕西商人无法摆脱的历史命运，也是内陆商帮背向海洋的百年迷茫。
　　陕西商人在明清时期被称为“西商”或“山贾”，被定格在西部农耕经济的框架之内，与东南沿海的苏、浙、闽、粤商帮的“海商”或“南商”形成鲜明对照。作为农耕经济派生的商人，他们身上流淌着自然经济的血液，无法割舍与黄土地的亲情联系，最终注定了他们还是个农民，充其量是一个发了财的农民，而无法完成自身近代化的蜕变。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因此，他们并没有割断与农业的联系，他们不是弃农经商，而是经商却不弃农，经商只不过是他们脱贫致富的过程，并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他们的人生目的是在重构家乡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中安度他们的晚年。陕西商人经商之初，就是把农业上的优势转化为商业投资，这使他们倍感农业经营的重要性，采取农商结合的多角化资源配置方式，大致就是“力农致富，经商发家”“从末尽财，以本守之”，体现了陕西农民农商兼营、农与贾交相支撑互相转化的人生策划。这是因为在封建社会里，农业耕作辛苦，又因靠天吃饭而丰歉难料，加之官府的横征暴敛，“任是山深更深处，亦应无计避征徭”，单纯靠农业很难富起来。经商虽然赚钱较易，但背井离乡，风餐露宿，又因商海风险难测，贫富不定，富贵无常，加之官府的勒索报效，单靠商业也很难富得长久。这便使得他们只能把农业和商业捆绑在一起，实行农商兼营的多角化经营模式，以赚取“农商兼利”的双赢利润。他们既力农又经商，力农为经商提供物质保证，经商为力农提供资金支持。农民进城经商转化为商人，商人携资归乡又转化为农人，依靠地租商利的双重利润，谋得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托畎亩鱼盐海市……儒与贾胤能带耕而神运也”。在明清时期，大多数陕西商人走的都是这条农商兼营的发展道路。潼关商人刘逊若“日与诸兄弟经营度日，兄弟三人或生理，或耕作，狼狈相顾”。户县商人张鉴堂“世居邑北大王镇，家道中落时，一椽风雨，数亩先畴，君常作小贾，铢积层累，稍有盈余，即恢畎亩。迨后转白圭，计然数，由小贾为中贾，而家渐饶裕，居近于廛，出则为商，入则耕课”，典型地反映了陕西商人的一般形态。潼关师世卿“督耕之余，兼事服贾”，申玉林“出外贸易，留氏在家，申早逝，年仅三十八岁，遂令长子务农，以糊一家之口；次子贸易，以继申公之业；三子赶脚，以供一日之用，日积月累，家景乃称之小康焉”。
　　这种农商兼营的多角化经营模式，虽然增强了农民对市场风险和官府暴敛的抵御能力，但却最终无法完成农业与商业的剥离，使商业无法彻底分离农业中的自然经济，造成双方都最终无法完成市场化的历史悲剧，形成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历史结局。
　　第二，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一方面他们无法割断与黄土地之间的亲情联系，另一方面经商既要面对市场风云变幻的风险，又要面对官府需索报效的骚扰，还有盗贼悍匪之忧、抛妻别子之愁。有人写《劝人行乐》诉说商人的苦况是：“逸而常少，劳者常多，安舆出门，东听行情，西看市面，至日晡犹不得闲在”。为伙计者“为人作伙，朝背牌门，暮盘弄钱，至深夜犹不成寐”。说明商人是“金多而事烦”，伙计是“业卑而自劝”，都不是好营生。
　　在这种情况下，经商业贾远不如购地出租，坐收地租之利来得安然而保险。因为赁地出租既无盗贼之忧，又无水火之愁，而且常新不旧，剥削无量。因此，大多数陕西商人经商赚钱后，将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携资归乡，求田问舍。因此，购买土地、置办田亩是陕西商人资本的一般出口。在我们掌握的陕商个案材料中，几乎没有见到商人不购地的记录。择其要者，如大荔八女井李家经营盐井、布店发家后，在八女井购买土地近万亩，使八女井镇周边的土地几乎都是他家的，仅他们家的墓地就占地20余亩，现已被发掘为文化景点。朝邑富商温纪泰，有地万亩之上，他家的耕畜七八百头，邻村的张家堡一村人为温家做牛笼头，成为专业村。每年春耕，他家牛耕地时，比过会都热闹，远近的人们都赶来观看。渭南阳郭镇贺士英家，业钱成富，买下了阳郭镇到县城沿途的土地，使他家人进城都不踩别人家的地。阳郭镇的另一富商姜绪望，买下了临县蓝田县的大片土地，为此还专门在阳郭镇搞了一个雇募人工的“人市”，专门耕他家的地。渭南板桥常家不仅在本村有地，还在四川金堂县购置了九千余亩地，几乎占到金堂县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陕西商人把大量商业利润在购买土地中耗散殆尽，而没能转化为再投资，成为阻挠他们把生意做强做大的最主要障碍性因素。而且商业利润向土地投资的转化，无端扣除了农业生产技术的投资总量，使陕商向近代化工业投资乏力，成为陕西商人无法走向近代化的根本原因。陕西商人的原始投资，通过力农致富从农村中来，又通过购买土地回归到农村中去，是陕西商人五百年没能够走出的怪圈和历史宿命。这是陕西商人在手工劳动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眼光狭隘、观念保守农民心态的天然流露，也是内陆商帮无法跨越的心理底线。因为，他们背向海洋，只见山不见水，无法触摸近代化的曙光，谁让他们是进城经商的农民呢!
　　第三，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身上流淌着几千年自然经济的血液，不可能一朝转换。百年的商海奔腾，使他们对货币的神奇作用有了更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而商海贫富不定、富贵无常的风险又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不安全意识，加之他们活动的时代尚不具备进行大规模工业投资的条件(1867年陕西商帮解体后，中国人向工业投资尚处于在洋人在华企业中附股搭伴的萌芽时期)，因此，陕西商人从他们早年窖藏粮食以备欠年的习惯出发，将大量商业利润转化为窖藏银两，使其从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退出了运动和流通，这是促成陕西商人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陕西商人活动的时代正是世界贸易领域白银东来，大量外国白银潮水般涌向中国的时候。有人统计从1540～1644年的一百年间，从日本流入中国的白银达7500吨，1570～1644年从美洲流入中国的白银12620吨。而陕商一手创办的西北地区市场网络体系，每年的“走镖”之期，从西北各地流入陕西泾阳、三原的白银就有2000～3000万两之巨，占到清朝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些银两主要落到了陕商手中。陕西渭南孝义镇赵家，一次从四川运回的银子，挑银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后来银子太多了，搬不完，干脆埋到连襟乔家的地里。所以当地有一句民谣叫做“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同时，巨额金属货币的流通，巨大地冲击着人们自然经济的观念，使人们产生货币拜物教及其拜物教观念。明清小说《常言道》中有一首《咏钱》诗将这种拜物教观念描述得淋漓尽致：
　　一家过活富贵如何，有钱时骨肉团圆，没钱时东西散伙；有钱时醉膏粱，没钱时担饥饿；有钱时曳轻裘，没钱时茅檐下卧；这壁厢妖童季女拥笙歌，那壁厢凄风苦雨两人一个，要我来不要我。
　　而商人在封建社会是最有钱又最爱钱的阶级。商人对金钱的体验比一般社会阶层更为真切，尤其是从农民转化为商人的陕西商人更是嗜钱如命。明清小说《蜂申报》中描写商人段老陕“放银子，顺便作兑换生意”，只讲钱财，平生一文无舍。后被人诬陷，拘禁下狱，狱卒索钱，段老陕以财为命，宁死受刑，百般私刑俱已受过，也只肯出十两银子。在这种心理支配下，陕西商人将大量商业利润窖藏起来，许多陕西商人家中都有藏银的银窖。大荔八女井李家，是陕商巨富，他们家一门五房均有银窖，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将多隆阿一次从他家银窖中搬出的银子就有上千两之多。大荔富商温纪泰，有良田万顷，其母心中不悦，认为光有土地没有银两，不算富翁。温纪泰将其母引到他家藏银的地窖前，让他妈看里边藏着的千两白银，并说这样的银窖家中还有好几个。其母听说后，心中大悦，当场笑死在银窖前。陕甘回民起义期间，起义军围攻孝义镇，赵家当家人命将窖藏的银子朝外砸，回民义军赶着拾银子，才保住了孝义镇。户县秦渡镇亦是如此，也是将大块的银锭朝外抛，才缓解了义军的进攻，足见陕商藏银之巨。
　　陕西商人将大量白银窖藏起来，而没有转化为继续投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利润增值的速度，成为陕西商人的一个致命弱点。资本家与守财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资本家懂得货币在运动中增值的道理，而守财奴则一味地窖藏货币。因此，陕西商人终究是个守财奴。从农民蜕变为近代商人是一个多么艰难的灵魂再造过程啊!不换脑筋的陕西商人，终究不过是一个农民。
　　第四，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虽然创造了“合伙制”新型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并依靠这个模式保证了他们事业五百年的辉煌，但是“合伙制”下“两权分离”的经营模式，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财东(即出资人)乡居，从体制上阻挠了陕西商人向近代化的转变。在“合伙制”体制下，财东(也是股东)只投资不经营，而由他所聘任的掌柜则只经营不投资。财东投资无限而经营有限，掌柜经营无限而责任有限。因而，财东只坐享盈利而不事经营，“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这便使得财东大多居住在农村，因为财东们最初是力农致富起家的，他们发家后求田问舍、盖房建院又多在农村。“长安居大不易”的千年古训，使他们在比较成本最优的经济规律下，选择了农村居住地。对此，清代文人张英《归田琐记》中的一段话，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心声：
　　人家富贵……有二三千金之产，方能居城，盖薪炭蔬菜鸡彘鱼虾醋醢之属，亲戚人情应酬宴会之事，种种皆取之于钱……乡居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人，可以供八口，鸡彘畜之于栅，蔬菜畜之于圃，鱼虾畜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且山水间优游俯仰，复有自得之乐而无窘迫之忧。
　　自此陕西商人在普遍采取“东西制”经营体制下，财东多乡居。如渭南孝义镇的严、赵、柳、詹；渭南阳郭镇的姜、贺、李、刘；朝邑八女井的李、赵以及泾阳的刘、孟、姚、于这些富室巨户，其店铺字号遍布陕、甘、川、鄂、豫、楚各地，但其东家均为乡居，不离本土。《清实录》中说：“其籍隶山西、陕西、安徽等省之商人，所有营运等事系交商伙代办，本商多在原籍居住。”这种财东乡居、经商于外地的经营形态，正是“力农致富，以末尽财，以农守之”致富模式的典型反映，充分表现了陕西商人经商不离乡、经商不离土的浓厚乡土观念和关中人对黄土地的亲和依恋之情。
　　商人乡居，一方面为商人将商业利润转化为土地投资提供了便利条件。因为财东乡居必然以在原籍广置田产为生存基础，形成了堡寨为核心的土围子，并为商人喜藏银两提供了自然基础。另一方面，财东乡居，必然使大量商业利润流回农村，并在奢侈性消费中耗散殆尽，斩断了它们流向工商投资的道路。同时，财东乡居，对外面的世界信息不通，又阻隔了商人与市场的联系，使他们更多和更容易向农民阶层流动，更多转化为富民，而不可能转化为“市民”，失去了与近代化接轨的历史机遇。
　　由此可见，陕西商人所依托的八百里秦川这块厚重的黄土地，既成就了陕西商人五百年贸易经商的宏图大业，又种下了陕西商帮过早解体衰亡的悲剧性种子。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哀怨黄土地。
　　二 人生皆因泥塑成
　　陕西沃土千里，厥土黄壤，土脉纵横，高原兀立的自然风貌，形成了秦人质本天成、厚重不阿的“泥性子人”本色性格。这种“泥性子人”本色性格，一方面使陕西人博大劲直，诚信阳刚，富有高原兀立的坚强性格，但又造成了陕西人性朴心实，不善变通，木讷缺智的性格缺憾。这种性格缺憾表现在商业经营中，就是生、愣、蹭、倔。
　　生 是说陕西人做事博劲刚直，不计成本，不计后果。清代陕西商人在四川自贡投资井盐，有一陕商王姓老五，在做下节时携带银两耗尽尚未打出盐卤，便将盐井托付给自贡有名的富商大户王郎云，自己回陕筹集资本。当年自贡流传着的一句民谣就是“你不姓王，你不姓李，老子不怕你”。这个“王”就是自流井一霸王郎云。王姓陕商归陕后，王郎云将废井转租他人，不久便打出盐卤。待陕商王老五携银归来，盐井已转手易主。王姓陕商见状，二话没说，背起银子就朝四川总督处跑，指名道姓专买富顺县令(自流井当时归富顺县管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王郎云拘捕下狱。过堂时，王姓陕商问王郎云：“你服不服。别人怕你，我老陕不怕你。”王郎云无奈，只好将原井退还。这件事可见陕西商人做事“生整”的刚劲性格。
　　生，还表现在陕西商人做事的好大喜功，财大气粗。陕西为十三朝皇都的首善之区，长期的区域优势，形成了陕西人豪迈不羁的狂放性格，做事以我为主，豪气冲天，说话冷语伤人，不察自省。清代乾隆年间，在苏州作草帽辫生意的陕西商人，就是因为生意火爆而财大气盛，豪言大语，引起了苏州商人的反感，他们便串通散布谣言，说陕西商人靠发放草帽串通结竞，图谋造反，诱使官府将在苏州的陕商全部逮捕下狱，后因搬动乾隆心腹李锦告知乾隆帝真相，在乾隆帝的直接过问下，才平了冤狱。以致后来修苏州陕西会馆时，会馆碑记中专门就此事进行了检讨。其碑记曰：
　　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诽……然局于闻见，斤斤自好，不可振拔者亦所时有。
　　明末清初，陕西商人以汉族正统自居，反清复明，从扬州撤资入川，积蓄力量，在自贡建“西秦会馆”，专门竖一反清的藏头匾额，并在会馆门前设茶馆，只要说声“反清”，即举杯取饮，分文不取。这在清初的政治高压下，是很不明智的举动。同时，在会馆修造上，陕西商人更是大手笔，一掷千金，在所不辞，动辄耗银成千上万，由于四川“会馆最多数陕西”，四川人对陕西商人挥金如土的作派不理解，便写《竹枝词》讽刺陕西商人是：
　　争修会馆斗奢华，
　　不惜金银亿万花。
　　新样翻来嫌旧样，
　　落成时节付僧家。而汉口的土著人对陕商修建会馆花钱若流水的现象亦不理解，他们写的《竹枝词》讽刺得更为直白：
　　赀财千万作灰场，
　　富客豪商气不狂。
　　九九归原谁受累，
　　大道东主是西帮。
　　生，更是说陕西人事大手大脚，简单粗犷，不拘细节。陕西土脉纵横、沃野千里、高山耸立、天宽地阔的自然风貌，造成秦人做事大手大脚、粗枝大叶的人生性格，缺乏从事商品经济应有的细致周全，缜密思维。如陕西耀县陈炉镇，出产“耀州瓷”，从宋代起已是享誉全国的四大名瓷之一。但进入明清之后，由于烧制的瓷件技术粗劣，着釉不全，所产“耀瓷老碗”半釉半陶，质量粗劣不精，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陕西商人孙豹人，早年因家穷，赴扬州为盐商，三年之中，三致千金。一日过扬州城门，忽发奇想，“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如不摘取官印如斗大，何不闭门读书”，遂将金银散尽，在扬州董相祠租屋读书，成为著名诗人。但因失去生活来源，最后活活饿死在三原县城内。武功商人康海扬州致富后，酷爱秦音，弹一手好琵琶，被称为“琵琶圣手”。一次在扬州焦山演奏，倾倒众人，后人将焦山改为“康山”。但因沉溺戏曲，惮于经营，生意失败，死后家徒四壁，仅留乐器300余件。
　　愣 陕西苍山峙立、高原纵横、雄关环抱、水土妖夷的自然风貌，造就了秦人质本天成、骨耿成性的性格特点，使陕西人说话直来直去，做事简单明快，脾性倔强坚毅，长期以来被国人称为“陕西愣娃”。清代即有谚曰：“南方出相，北方出将，陕西愣娃排两行”。
　　愣，表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语言简略，干脆硬正，不拖泥带水。由于陕西人是喝烧酒、吃泡馍、吼秦腔长大的，因此说起话来粗喉咙大嗓门，像吵架一样。如陕西人请人吃饭，主人端着碗往客人怀里一塞“吃”，如客人客气地说：“我吃过了”，主人就会把眼珠子一瞪：“你这人，嫌啥?”这就是陕西人的语气。再譬如做生意，如果客人在店铺挑挑拣拣而不购买，陕西商人会不耐烦地说：“你买不买，不买就出去，不要耽误我做生意。”这就是陕西人的经营方式。乾隆年间，御史赵熙出使西安城，路过西安，最大的感觉是陕西商人“语言粗陋，不识文断字”，而这正是违背了“和气生财”的从商规律。清代有一首《劝作买卖》的“醒世词”将和气生财的生意经描写得细腻周全，陕西人极值一读。其词曰：
　　买卖发财是什么?见人时一团和气，就是王八也让坐呀。迎面笑呵呵，张口叫哥哥，装烟倒茶要热和；若逢购顾买货，急忙恭身拿过。贴实讲价莫旷多，见得方可出脱，休要钻到牛角。纵在童婆，也罔欺瞒暗张罗；无嫌利而薄，只要卖得多，卖得多来把财发，切莫学盐当看天不答，金主也看不上他眼窝。诡作无实靠不着，一心常想欺瞒客，歹货顶好货，见利渴过十分还嫌薄。虽然赚利大得多，怎知顾主不来何，终日寂寞。却省得迎人啰嗦。愁只愁停货无利，将本钱日日消磨。东家问他把本夺，伙计与你不合伙，只落得忍饥挨饿。
　　愣，在商业经营上还表现为心沉自负，不喜交往，独往独来，不抱团合作。陕西数千年个体农业的生产方式，“鸡犬之声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造成陕西人独立自负、互不服气的脾性。他们虽然表面上纯朴木讷、寡言少语，而心中却活泛多计，老练狡黠。正如“陕西八大怪”中所说的那样“陕西人心中沉得太”。这种心沉自负的心理积淀，使陕西人做生意很难长久合作，只能创业于前，而不能守成于后，多少陕西商人做生意皆因“窝里斗”而折阅赔本。陕西渭南信义富商大户焦家，其创始人焦荣栋、焦耀栋兄弟二人早年均在陕西岐山马家在四川办的“金盏号”谋生，荣栋为金盏号总管，耀栋为分号经理。有一年荣栋让耀栋故意超假不归，按号规将其开除，众伙计劝阻无计，只好凑本钱让耀栋出柜，另立商号。这正中两兄弟下怀，后荣栋利用总管职权，将马家资本不断转向自家商号，迅速发达起来。三原商人李忠业与同乡王进才、李四喜合伙在龙驹寨开设“盛新”布行，创业之初业务蒸蒸日上，仅存布的榻房就占了丹凤县城半条街，人称大掌柜李忠业为“李半街”，几年后第一次“开股”三家各分红利二千五百余两。但日后生僚，另二位股东怀疑李忠业多吃多占，要求拆股，官司打到陕西藩台处，在官府干预下资金三三分账，分手散伙，多年艰辛开创的大好经营局面付之东流。这种心存不爽、内讧拆股的事情，在陕西商人的经营史上所在多有，成为制约陕商发展的重要因素。
　　愣，在商业经营上更多表现为大胆任性，不计后果，常有惊人之举。陕西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使秦人生存不易，“其生也艰”，这种艰难世事消磨了秦人的生活勇气，使秦人形成“轻生重死”的生命价值取向，做事任性自我，常常不惜性命，作惊人之举。长安商人杜子春，世代在扬州作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私，千千顷田地”，后来便大肆挥霍，在扬州建造楼台庭院，置买歌儿舞女，结果落得个“金银散尽，屯盐卖光，衣服凋敝，米粮大缺”的下场。大荔许多商人，经商发家后，生活奢华“街巷车马辚辚，往来如炽，一剧场幕车辄数十辆，市商一饭动费七八千钱，流而不返”。更有甚者，三原富商李永皋从扬州归故里，大宴宾客，结果“胃益弱，竟不食而死”，活活撑死了，这就是陕西商人的“愣娃”形象。
　　蹭 陕西临悠崖、荡河赡、风刚土厚的生态环境，造成秦人刚正不阿、耿直暴烈、率直天然的性格特点。这种性格特点在商业经营上的表现就是思维线性，简单平面，不留余地，令别人难以合作。
　　蹭，首先表现在陕西人做事简单爽快，害怕麻烦，说话斩钉截铁，不留余地。陕西人作生意常常是“人硬、货硬、脾气硬”，前两者尚符合经商规律，而“脾气硬”却是陕商的弱点。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就有批评陕西商人是“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折人非”，意即陕西人说话心直口快，容易伤人，遇有不爽，即刻指正，不给人留有情面，使人很难合作。商业谈判，成则一拍即合，不成即抬脚走人，不会圆润斡旋，多方磨合，无端丢失了许多商业机会。
　　蹭，还表现在陕西人自重自我，不修边幅，不注重自身形象和商业宣传。陕西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造成秦人厚重质直、不事张扬的性格特点，做生意抱定一个“货硬”“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蜘蛛商法”，等客上门，而不善商业宣传，多方传达市场信息。加之秦人生活简约，不修边幅，不注重个人形象。客商湖北的陕西商人穿皮袄，吃葱蒜，被当地人称为“老西”或“侉子”，有《湖北竹枝词》形容陕西商人的形象是：
　　高底馕鞋踩烂泥，
　　羊头袍子脚跟齐。
　　冲人一阵葱椒气，
　　不待闻声知老西。在四川经商的陕西商人是戴瓜皮帽，背钱搭子，眼光狡黠，一副“奸商”形象，被当地蔑称为“老陕”，四川有一个民谣叫“豆腐老陕狗，走尽天下有”。有一首《四川竹枝词》形容陕西人是：
　　核桃柿饼与花椒，
　　文县人来赶岁朝。
　　叫喊闻声知老陕，
　　几回争价不相饶。
　　倔 陕西自秦代以来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千余年来与西北游牧少数民族杂处，陕西人身上流淌着西北游牧民族的血液。加之陕北高原横亘，天宽地阔，一望无垠，这些人文自然风貌造就陕西人粗犷豪爽、坚毅果敢、激昂不羁的性格，做事常常一根筋，一条道跑到黑，不撞南墙不回头，而且认死理，一旦上火犯犟，七八头牛都拉不回来。
　　倔，表现在商业经营上就是认死理，不灵活，不会随行就市，灵巧多变。在市场经济下，“言不二价”是对的，但言不二价并不等于不随行就市，“漫天要价，就地还钱”，体现了商业的灵活性。而陕西人作生意常常不会讨价还价，价格一定即死。而且认死道理，呆板不变，善于抬死杠，常常容易丢掉许多上门的商机。陕西布商师从政，在苏州做棉布生意，有一天几个陕西布商扎堆在一起抬杠，有知情人告诉他们有一客户需要大批棉布，但此人不善交际，谁也很难争到这笔钱，几个布商在一起为此事争得面红耳赤，呶呶不休。这就是陕商坐而论道的脾性。唯独师从政，因口吃“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不善抬杠，只在一旁静听，然后携布前往，众人皆抚掌大笑，言其笨也。不久师从政持金归来，众人皆愕然。
　　倔，在商业经营上还表现为自以为是，一条道走到黑，见了黄河都不落泪。陕西三原商人王洵，少时为诸生，习知盐法掌故，于赀繁殖不屑顾也。长期不得志，有官府中人劝其纳粟中盐，经商致富。王洵曰“我为孝廉子，岂能沦为赀郎邪”，终生穷困潦倒。三原商人秦四器，祖业盐扬州，万历四十六年(1618)考中举人，授山东郯县知县，赴任途中，斧资皆尽，乃归扬州，至其家见积盐处变为累冢，人劝四器复其祖业，四器曰“君子当拼骼埋胔，而怎能靠业盐发家?”置之不问。长安杜陵商人张迈，少家道中衰，乃秉父命经商，不数年足迹遍天下，“关中言贾者皆出公下矣”，但张迈却不惮厚利，而仅取其足曰：“苟可以给日用，则生道所关，夫何以厚为哉”，眼睁睁地放弃了商业发展的大好时机。
　　综上所述，陕西农耕经济所产生的本土文化，包含许多阻碍陕西商人将生意做强做大的限制性因素，用《新修陕西会馆碑记》的话说就是“仅仅自好，不可振拔者亦所时有”。这些思想文化层面上的惰性因素是造成陕西商帮过早解体的内在原因。
　　三 千里魂归四合院
　　陕西商人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早年周流四海，闯荡天涯，栉风沐雨，受尽千辛万苦。本着“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传统观念，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晚年在故乡建造荫庇子孙的“四合院”。这种“四合院”既是陕西商人经营业绩的物质标志，又是陕西商人保守心态的物象反映。陕西商人是既没有走出厚重的黄土地，又没有走出封闭的“四合院”。
　　清代陕西有一出秦腔名剧《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道出了陕西商人的生活理想：
　　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
　　到晌午把燕窝伴成疙瘩。
　　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
　　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在故乡宽阔的川道平原上盖一院四合院，供全家人安居乐业是陕西商人终生的理想。陕西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安排自己的居住，因此关中居民的四合院全都是方方正正的，大多数取正南正北取向，它体现了关中人有棱有角的性格和做事钉是钉铆是铆的直爽。而建筑本是人与自然之间亲和关系的体现，中国人尤其是关中人受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影响，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全部融入建筑物中去，即“天地入我庐”。因而中国的伦理思想又体现在建筑上，建筑群体向四面四处作有序展开，平面布局有严格纵直的“中轴”意识，讲究对称、均齐、严格的建筑秩序。加之陕西耕耘为食，土木为居，土地木材是农耕文化的有力馈赠。因此，陕西四合院均为木土结构，由门房、过庭、厦房、上房构成。四合院又分为单独或二进、三进以上连接四合院组成的组合庭院。而旧时陕西商人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前庭房、后楼房，两面厦房加厨房”，体现了陕西商人封闭型、内向型的心理要求。
　　对陕西商人来说，在家乡盖一院四合院，是他们全部心血的凝聚和展望。陕西商人早年背井离乡，外出经营，奔波一世，年老落叶归根，在故乡建造堂皇的四合院，以光宗耀祖，炫耀事业的成功，是他们全部生命价值的体现和一生心血的结晶。同时盖一院可以荫庇子孙的四合院，又是陕西商人为人父母的责任感和留给儿孙的最大遗产。陕西商人一生抛妻别子，外出经商，很难克尽丈夫之情和父母之道，他们闯荡天涯，拼命赚钱攒钱，就是为了回乡为妻儿盖一庄四合院，既作为对妻子终生劳碌的馈赠，又为儿孙留下世代可以记下恩情的遗产，并作为晚年可以获得赡养的保障。因此，四合院可以说是陕西商人创造力的物质标志，四合院的大小和气派，是陕西商人财富和兴旺的物质表达。因而，成功了的陕西商人在故乡莫不建造深宅大院、高房大瓦的四合院。
　　渭南孝义镇赵家 赵家是陕西有名的盖省财东，发财后在孝义镇修了九庄宅院，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
　　渭南信义焦家 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分为三门，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
　　渭南板桥常家 板桥常家创始人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发家后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担子从中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
　　渭南吝店曹家 曹家发家后，在程曹村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是以创始人曹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十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长廊后花园，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春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南；翘首南眺，可望见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
　　渭南西塬贺家 贺家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5间、厢房6间、书房10间、庭房5间、上房1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耸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到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听东家论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是罕见的。
　　渭南阳郭姜家 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秀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轶事有关。据说有一个江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遂入姜家抢劫，姜家主人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地款待，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家，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就很难入内。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今天阳郭镇政府就驻扎在姜家的一院房中。
　　大荔八女井李家 李家致富后在八女井盖房置地，捐官求名，修了华丽无比的私宅大院，仅李家祠堂就有20余间房屋组成。李家在八女井的墓地就占地240万平方米，仅在靠村的6万平方米中已勘探有16座墓葬，仅发掘的5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砖雕、石图、石字画精美无比，多达404幅。
　　韩城王庄党家 党家致富后，遵循“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老哲学，新建由108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后发展为144院，成为目前陕西保存最为完好的商人住宅群。党家的四合院由门房5间、厢房8间、庭房5间和灶房、马房构成，并前庭背墙中心的“腰庭”，使几个院落连为一体。另外还修了祠堂、暗道、看家楼、节孝牌楼等。其整个村楼建筑宏大，占地63亩。现住360户人家，村内巷道纵横，各种木雕、砖雕、石雕美轮美奂，各个四合院又根据主人身份不同，有不同的门楣，如“进士第”“太史第”“文林第”等。为了防盗，党家在村内巷道又建有“哨门”，每当天黑，放下哨门，就会将几个院落围在其中。清咸丰元年(1851)又建成与村落相连的堡寨，形成“村寨合一”的建筑格局。据党家后人回忆，当时修一院四合院费银在千两以上，足见党家财力的雄厚。党家大院被称为“东方民居的活化石”，日本建筑学会、农村计划委员会委员长，工学博士青木正夫，在考察党家大院时，因兴奋过度，竟然病逝于党家村。
　　泾阳安吴堡吴家 吴家发家后，在安吴村修了规模巨大的堡寨，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为吴家私宅，分为东、西、南、北四大院，外城除了吴家宗亲居住的四大院外，还有迎祥宫、商店、市集、戏台、菜铺、花园、林场、马厩以及外姓人居住的西巷子，“安吴寡妇”独居全堡之中的迎祥宫，俯视全堡。
　　三原孟店周家 周家在鲁桥购地480亩外，还建造了全县闻名的“周家大院”，当地叫“周家大房”。营造数年，建成高大住宅17院，后因年久失修，大都倒塌毁坏。现存大房一院，宽13.8米，深71米，面积979.8平方米。全院由前门、二门、退门和后楼四个部分构成。高大大前门，中为通道，两旁为门房、二门以内建筑东西厢房，接着是五间大厅，厅柱楹联为“燕翼贻谋堂上，箕裘锦福荫；风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香”。后面是退厅，厅后又是东西厢房，最后是青白石铺地的三间楼房。房深五进。这样的大房当年足盖了17院。
　　旬邑唐村唐家 唐家致富后，在唐村修造华丽私宅，号称“唐家大院”，共87个院落，2700多间房屋。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造，每天各种工匠340余名，咸丰元年(1851)工程分为11处，每日工匠增至3200名，直到同治七年(1868)，历时43年，才基本建成。院内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全部砖木结构，一律水磨清砖砌墙，石雕、砖雕装饰，砖缝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呈现出北方四合院和南方苏杭园林艺术结合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唐家雄厚的财力。唐家大院盖成后，唐家专门盖了一座戏楼，唱戏祝贺，光演戏就进行了三个多月。
　　这些陕商大院并不比山西乔家大院逊色，它从物质层面证明了陕西商人五百年经营的成功。今天依然是陕西商人留给我们珍贵的历史遗产。
　　问题在于透过这些陕西商人的高房大院，我们需要去追溯当年陕西商人什么样的心态。
　　首先，四合院体现了当年陕西商人商业利润的出口终端。陕西商人奋斗一生便是为了在家乡修造一院方方正正的宅院。无论这个宅院建修得多么富丽堂皇，终究说明了陕西商人作为农民的社会心态。一则修建四合院耗费巨量资金，成为陕商利润的出口终端，使相当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非生产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陕西商人经营规模的扩大，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创业初期，资本家每天只抽雪茄烟、喝香槟酒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陕西商人终究没有走出地主式“求田问舍”的人生追求。二则陕西商人以在故乡建造四合院为人生目标，又说明陕西商人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取得使用价值，而不是追求价值的无限增值。木土结构的房屋构架，昭示了陕西商人不求厚物长存的短期追求，倒塌与重构体现了陕西商人回归自然的心态，这每每与西方建筑砖石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它深刻反映了陕西商人缺乏追求价值无限增值的内在冲动与万世留名的创造激情。同时“前厅、后楼、两间厦子加厨房”的空间理想，亦说明陕西商人目光短浅，对财富追求受自身消费力限制的局限，尚不具备经营天下的博大胸怀。
　　其次，四合大院的空间布局，反映了陕西商人自闭内敛的保守心态。陕西商人的四合院四面有房，以房为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便于防贼防盗，体现了陕西商人“求居安全”对他人严格的防范心态。同时，陕西商人的四合院内部构架以中轴对称铺开，每个院落由正房厦房构成，正房为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居住在厦房之中，构架本身隐含长幼有序、不得僭越的伦理价值追求，使居住在大院中的后辈们形成对长辈的心理敬畏和身份压抑，不利于人性的平等舒展。而且，四合院地盘平整，平面形状像一颗印，故称“一口印”，又因房与房的转交处能结为槽凳，下雨时上下面对水柱，形成四柱粗水流到堂前，故称“四水流堂”，体现了陕西商人内敛聚财的心理需求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私心态。
　　其三，四合大院的大门偏开和影壁，又反映了陕西商人藏富自赏、不露外财的封闭心态。按照关中人的心态，“门内为隐”，因此自家隐私，他人不得窥知，而“中堂为宗”后辈不得冒犯，这便使四合院的正门一般开在右侧山墙，这种正门偏开折射了陕西商人含财不露、家富勿扬的保守意识，别人只能从偏门窥视院中一角，而不能鸟瞰全景，正是陕西商人聚财内赏、他人不得与其共享自私心理的诉求。“门外为避”四合院大门前一般都设有影壁，起遮挡宅内活动之作用。影壁本身就是“隐蔽”二字的谐音，门偏开以防窥，起影壁以遮挡，足见陕西商人对外人浓厚的防范心理，诉说了陕西商人关门过活、不求与外的封闭心态。
　　陕西商人四合院的存在，不仅耗散了陕西商人一生的主要财富，而且在陕西商人心头也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四面墙，使他们的心和全部梦想都被这四面墙严严地封闭着，而不可能放飞追求和希望，这不能不成为陕西商人过早衰落的物质和心理原因。联想近日中国的旧城改造，拆除各地散落的四合院，改建四面来风的高楼大厦，正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必由之路。
　　四 陕甘回民起了义
　　如果说农民意识、黄土心态、四合院情结是导致陕西商帮过早衰落解体的内在原因的话，那么1867年的陕甘回民起义和随之而来的清军搜刮掠抢则是造成陕西商帮衰落的外在原因。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使近代的陕西成为阶级斗争激烈化地区之一。太平天国革命后期陈得才、蓝大顺领导的太平军余部与清军周旋割据于陕西，为陕西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点燃了火种；张宗禹、宋景诗领导的捻军与清军转战于陕北，为陕西农民革命播种了新的希望，使陕西的阶级斗争浪潮一浪接着一浪。而以满族贵族为首的地主阶级民族压迫民族剥削政策，终于导致了同治初年的陕甘回民大起义。在陕甘回民起义的战争中，回民义军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地主阶级及其商人集团，以摧枯拉朽之势对关中各地的富室大户进行了彻底的扫荡，而多隆阿、左宗棠率领百万清兵入陕征剿，数十年来，征粮派饷，捐资助剿及其烧杀抢掠，使陕西数百年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被搜罗殆尽，陕西的元气被剥夺无余，明代以来陕西经济的发展态势到此戛然而止。从此以后，陕西便陷入了长期的经济破坏，战乱不已、灾害频仍的悲惨境地，直到1949年都基本上没有改变。
　　同治初年，陕甘回民起义发动于陕西商人最为集中的渭北各县。因此．在回民起义中首先遭重创的是渭北各县的富商大贾。渭南的孝义镇“士商千家”，“巨室富户甲于天下，严赵两姓家资数百万”。回民起义不久即攻破孝义镇，“家室悉为回所戮”，“藏镪遗资悉为贼有”，兵燹之后“尸横遍野，骨积如山”，“戕焚伤掠不堪矣”。朝邑八女井李家财东富埒关中，回民围攻李家城垣，“家人初以砖头回击众。砖头完了，在箱里找出元宝抛出”，八女井被攻破后该镇被夷为平地。华渭起事后，回民义军鼓而西行，横扫关中“攻城陷邑变延数年烧杀之惨，秦川八百几无完邑”，而“著名殷实户族罹祸尤为残酷”。如长安的六村堡“著名富足，居民万余”，回民攻六村堡时“堡民力守数日，火药已尽，仅以沸汤米粥向外浇洒”，后来又“以元宝下掷”，均不能阻止义军的进攻，“堡破，屠战死尽”。再如三原义军攻陷北关后“房舍多半焚毁，即绅士男妇……列难者不可枚举”，所幸民军死守“虽孤城无虞，而县旧隶五百余术俱遭残破”，富室大户，俱已破家，如从明代以来经商四川发家的三原温氏家族“无论三原本支，丹棱、扶风分支，每家无百金之储，恒产少百金之值”。在泾阳，回众先焚掠南关“戕杀店主广林，次日劫城内富户郭氏”，而后攻克县城“枕尸籍骸，垒叠如山”，“满镇生灵，一朝骈死，血流成渠，尸堆如邸”，使泾阳百年积累起来的富足，毁于一旦。在礼泉桥北的朱家堡，“朱家在礼泉占很多房产，与大地主贺家不差上下，回民烧了朱家的全部住房，朱家从此破产”。在户县炉客集中的牛东村“十室九空；村堡几虚无人”，“村舍寺庙，焚毁一空。至今四十年，萧条尤昔”。在回民起义打击下，朝邑“家道中落者极多”。在合阳，回民起义以来“服贾者穷于兵燹，力农者穷于岁荒”。这说明陕甘回民起义首先沉重打击了陕西各县的富商巨贾，使他们数百年贸易通商积累起来的财富被“焚掠殆尽”，“资产尽付兵燹”，处于“家产荡然”的破坏境地。
　　而清军入陕征剿十余年来的征粮派饷、捐资助剿以及陕西商人的重整家园，使陕西商人数百年积累的货币财富被搜罗殆尽，资本存量一扫而光，失去了任何捕捉生聚教训机会的能力。陕甘回民起义后，清廷先后派多隆阿、左宗棠率百万大军入陕征剿，用兵十余年，时值多事之秋，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趁火打劫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搞得清政府财政困顿，库款空虚，根本无力支付陕甘清军每年900余万两的军费开支。入陕清军的开支主要靠地方协款和就地征调，致使清军为筹措经费而烧杀抢掠，关中的富商大户又首当其冲。清将黄鼎率“兵勇三百人自三原至泾阳……突入北街抢掠，杀伤数人，登城聚啸……掳金币万余而去”。同时清军“饷难筹办，饬召局委员不时筹借商款”，实行“劝富分输”政策，勒逼各地富商“捐资助剿”。各地富民为保平安只得挖肉补疮，将大量营业资本转化为军费开支，使资本存量耗散无余。如回民义军围攻三原时，“各商店捐了八千多两银子，成立‘同德局’……先后曾捐了30多万两”，其中城东刘可奄兄弟“劝本邑富家商铺各输捐，顷刻万两”一次就捐银90万两，刘映著捐“三万两”，刘权棠捐“二万五千八百两”，刘质慧捐“数万两”，胡历峰出资五万金，才确保了三原东城不被攻破。从此三原富户捐资助剿成为定例，同治初年“局款千磬……富绅各出城店资本，共捐钱十一万两”，完全是以运作资本充作军费，其挖肉补疮之态即可概见。而后为支持清军的转粟运械，又在三原成立“永运局”，“陕商悉趋三原，其取之行商者曰套儿钱，坐贾者曰串底钱，岁入巨万，兵撤后不改其取，而钱无存故”。这种捐资助饷不独三原，各地皆然。回民困凤翔时，各商捐输，仅郑素范“家素丰……凤郡围包，独捐银万三千两城守始备”。渭南各富户亦多有输捐，阳郭镇姜家“军饷二万七千两”，西方曲里的焦家“多忠勇公西征，倡议助饷五千金，以八千金筑村堡”。就连远在甘肃庄浪业粮肆的渭南人权允清“以所积粟二千石如数助饷……又捐金五百金以备犒军”。这种以“城店资本”或“所积粮粟”捐资助饷，使陕西商人“新畴已废，旧藏旋空，掠搜既颇，避移无所”，数百年积蓄倾囊而空，再也无力重整旧业。
　　在陕甘回民起义中，陕西兵荒马乱二十余载，“无论富贵贫贱，半死刀兵，半死疫疠，通省既然”，致使贸易东南的陕西商人在“本籍被灾”“家产荡然”的情况下，为解救家乡亲属父老，只得把大量资金抽回故乡，重建家园，成为陕西商人在外省经营迅速萎缩的直接原因。对此《三原新志》有总结说明，其志云：“原邑士勤学问，民多商贾……数年不归……乡间自遭兵燹，人不聊生，救死不暇”。一个“救死不暇”，就很形象地说明当时旅居外省数年不归的陕西商人的一般动态。如三原温文俊“经营于蜀，同治元年花门之变，……全家遇难十余口，庐舍荡然，时公在蜀闻讯，乃返里”。又如大荔李文科“贾于蜀，回叛时，桑梓糜烂，乡人之商子川者，稔知文科忠信，公议集赀举文科携归分给赡家……文科偕数十人携数百金旋里”。这些从外省抽回来的资金又主要用于修造房屋，建构堡寨，在非生产性消费中消耗净尽。如渭南孝义镇就是同治六年(1867)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严家、赵家、乔家、柳家……积巨资为本镇经济……卓有贡献”；阳郭镇的姜绪望同治十一年(1872)“捐城工银三千两”；西方曲的堡寨就是该村富商焦荣栋出八千金修筑的，富平庄里镇的城墙为该镇张臻家所捐钱修建。可见同治元年(1862)以来，关中战火纷飞，官民互相格杀，临渭泾原韩朝各县“膏脂殷富者早已毁家”，由明代贩运起家的关中富室巨户，莫不因外资耗折，内藏旋罄而元气大伤，从此一蹶不振。
　　陕甘回民起义平复后，陕西农村经济十余年浩劫，萧条残破，恢复乏力，一如左宗棠在朝廷报告中所言“民人空亡大半，牲畜掠食鲜存，种艺既乏壮丁，耕垦亦少牛马，生谷无资，利源遂塞”。在明代边境贸易刺激下发展起来的陕西商品经济停滞败落，“承平之日东来皖豫各贩，以绸缎南杂各货为大宗，川甘东去之商，以水烟药材等物为巨贾”的中西部贸易通商，因乱后陕西“地既残破，富者挚资远去，贫者无力经营，内鲜聚积之人，外少往来之贩”，而陷入“既不能招徕外商，更无人贩运”的困顿境地。在从事中西部贸易通商中兴盛数百载的陕西商帮，因家财毁败，内囊耗尽而富室飘零，相率歇业，“著名如泾阳三原等县，向号商薮……从前各处财富之户，多贸易于东南，自东南用兵，陕省物力既已潜消默耗，又加本籍被灾，资本悉付兵燹”，只落下“家产荡然”“资本荡然”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