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儿行千里母担忧
　　明人冯梦龙编撰的《喻世名言》中有一篇“杨八老越国奇遇”，借陕商杨八老之口道出了陕西商人的家庭生活之苦，其诗《天下最苦为行商》中写道：
　　一年三载不回程，
　　梦魂颠倒妻妇惊。
　　灯花思报引人至，
　　阖门相庆如更生。诗中真实描写了陕西商人少小离家、音讯不通、生死未卜、梦魂颠倒、恍若隔世、悲喜交加的家庭生活场景。
　　陕西商人一般是十二三岁离家出门学生意，学徒六年方准归家探亲，叫做“学满六年回家转，跪倒堂前拜祖先”。因此，陕西商人们少小离家，奔走天涯，四海求财，亡命商海，母忧儿愁，一路辛酸。《泾阳县志·艺文志》描写泾民奔走于道的凄凉景象是：沅湘客多于十千，跨鹤远游儿多于南亩。女忆草萋之王孙，男听鸡声于茅店。有一首流传于渭北的近代民谣道出了商人们对父母的怀念：
　　青山年年有，明月照九州。少年人儿江湖上游，游来游去不回头。好忧愁，好忧愁。愁的是父母在，不远游。唉，光阴迅速流。
　　无论商人们走向何方，父母永远是他们最牵挂的人，是他们的灵魂归宿和精神依赖。有一首诗描写商人对双亲的思念：
　　一日离家一日深，
　　好似狐狸入山林。
　　虽然此处风景好，
　　还有思家一片心。
　　因此，陕西商人以孝为先，始终将孝敬父母作为存身立命的责任。《二十四孝图》是陕西商人会馆、厅堂、墓室悬挂的首选内容。有许多陕西商人就是为了赡养父母才走上亡命商海的经商道路。三原商人赵宏作“家贫，愿为贾养母，继而有赢资，走江淮间”。泾阳商人李鸿虞“弱龄丧父，有母尸饔，劬劳万状，赖以成立，翁事母克尽孝道，遂成良贾”。潼关商人刘泰安“弃举子业，肆力经营，以奉高堂甘旨，屡得欢心”。户县商人闰永连服贾江南，又怕母亲年事高，戚远别，无以承欢，乃设肆于离家较近的眉县槐芽镇，艰苦自力，铢积寸累，经商发家，归以奉母。
　　陕西商人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泣血难报，情深似海，谱写了很多动人的故事。泾阳商人郭子璋，早年与父亲在扬州作盐商，清初，清军南下围攻扬州，屠其城，子璋背着父亲藏匿于僧舍，每日冒锋刃沿街乞讨，为父求饼饵，才供父不得死。泾阳人王宾，少年随父占籍扬州，“少负奇才，性俶傥”，及长举于乡，康熙二十二年(1683)会试京师，忽闻父死，惊绝目直视泪不得下，不食不寝，五日而死。
　　商海艰险，风波难料，许多陕西商人外出经商，生死不测，音讯久绝，家中妻儿牵挂，演绎了许多千里寻父的人生苦剧。
　　陕西商人王恭远出商贩，莫知所之，其子王良长大后不见父面，遂遍历江淮，千里寻父。待到寻见父亲时，王恭已年逾八十，沿街讨饭为生，不能归乡。父子街头抱哭，行人为之酸鼻。
　　陕西华阴商人张云，父亲因家贫赴宁夏中卫以制帽为生，父出门远贾时，张云尚在襁褓中，落拓未归，竟染病死，在中卫经商的陕西乡党聚金买棺，将其父葬于城北的荒地中。张云长大后，千里迢迢赴中卫寻父，在乡亲的指引下，于乱岗中找到父亲的坟墓，墓中父亲所戴的毡条皮帽犹存。张云忍悲，携骸归乡，将父亲安放在故土中，然后再赴中卫，作皮商以继承父亲遗志。
　　陕西三原商人周承姬，年轻时以薄资到湖北老河口做生意，不久便染病客死他乡。其妻周王氏命其子奔丧其处，有老人指引其父墓地，子恐有误，老人当即拿出承姬所遗旧装及遗书，方知老人为承姬当时所寓旅店之主。
　　二 君在天涯妾在家
　　行商经商远游，两地相思、夫妻牵挂是他们说也说不完的话题。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是商人家庭生活的隽永主题。
　　首先是新婚别。杜甫曾写过一首《新婚别》：“妾身不分明，何以拜姑璋”，那是要送新郎去从军。而陕西也有不少“新婚别”，却是新郎要去经商。陕西商人郑绍华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经月余绍曰‘我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女曰‘鸳鸯匹配，未闻经月离也’，绍不忍矣。经月余绍复言曰 ‘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益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出行，亦也有不乐’。女见绍言切，方许之，乃橐货就路。”新婚娇妻也没有留住陕西商人求富的脚步。
　　《陕西艺文志》载，泾阳泾村“里有晏贞女者，幼许字里人某某，客巴里坤久不归。女家贫，戚族将有夺而嫁之，女不可，矢志守节，泾村(牛振声)知女之无以自赡也，终恐不免于夺，爰置田若干亩为女衣食资，乃详述颠末书数十纸，托里人贾之巴里坤者，遍贴通衢间，某见之感泣而归”。
　　长安商人郭先生，有女儿韶兰嫁给长安商人任宗，婚后任宗到湖南经商，数年不归，音讯全无。韶兰思念夫婿，寝食不安。有一天她见家中堂上有一对燕子，戏于梁间，韶兰长叹一声，对燕子自言自语地说：“我听说燕子来自东海，往来中要飞过湘中，我丈夫离家数年不归，生死存亡不得而知，想写信给自己的丈夫，却连地址也不知道。”说完泪如雨下。燕子闻声，似有所悟，上下盘旋于韶兰周围，韶兰对它们说：“你们能为我传书吗?如果能传，就请你们飞到我怀中。”燕子听罢，飞停于韶兰的膝上，韶兰当即吟诗一首：
　　我婿去重糊，
　　临窗泣血书。
　　殷勤凭燕翼，
　　寄予薄情夫。
　　然后写在一张小纸上，系于燕子腿上，燕子飞鸣而去。当时任宗在荆州做生意。一天，一只燕子飞旋于他的头上，任宗非常惊讶，抬头看着这只燕子，燕子遂落在他的肩膀上，他见燕子的腿上系有一封书信，解而读之，原来是妻子借燕传书，以表思念之情，召唤他归家团圆。任宗读后，伤心落泪，想到自己经商千里之外，数年未归，将新婚的妻子扔在家中，独守空房，不禁暗自责怪自己。遂料理生意，即刻返回家中与妻子团圆。从此韶兰日日望着天空，祈祷这只有情有义的燕子也能够似自己的丈夫一样从天而降，回到自己的身旁，与她终身相伴。
　　其次是结良缘。陕西商人旅外经商，一别数年，家有贤妻，对于稳定心态、锐意经营有重要的保证作用。因此，渴望找一个贤淑的妻子是每一位陕商的良好愿望。稷学稼著文记录了一位聪明贤淑的商人妻子。李某有二女，长女嫁巴氏甚贫，其妹适富农邹氏，妹笑其姐家贫，长女作诗曰：
　　谁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邹。池中罗水马，阶下列蜗牛，燕麦储无数，榆树散不收。夜来添巨富，新月挂银钩。像这样贤淑聪慧的妻子在陕商中也不少。陕西渭南阳郭镇富户姜恒泰的发家就与他父亲娶到一位好妻子有关系。
　　据传姜望绪中年丧妻，到西安去相亲，住了十几天没有媒人上门，回家前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头黄牛，引了四个牛犊，第二天一早便有媒人上门。姑娘是西安城墙东南角人，姓黄，她后来给姜望绪生了四个儿子。因此姜家的堂号叫“四经堂”，老大叫“六积堂”，老二叫“寿安堂”，老三叫“德法堂”，老四叫“五福堂”。
　　渭南板桥常家就是因为娶到一位贤淑的妻子而保持了家业的兴盛。常家五代孙叫祥和子，早年凭家大财多而不务正业，整日赌钱玩牌和玩“狗撵兔”。还养有名马“独角兽”，此马因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腊月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就不算圆满。常家当家人常生春独具慧眼，为孙子专门迎娶了信义镇富户焦家的姑娘平鸽。平鸽知书达理，嫁过来后，知道祥和子良心未泯，每每在闺房好言相劝，使祥和子恶习渐改，走上正道，成为常家中兴明主，为常家后期的兴旺立下了汗马功劳。
　　渭南孝义镇赵家就是因为与同村严家喜结良缘而家业兴旺。赵家的银子多。赵家主要在四川办盐井，一次出标银时，先头的担子已进了赵家大门，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力，干脆埋在乔家地里。严家的功名大，后人里出过大官，道光朝抵抗派领袖湖北巡抚严树森就是他家的后人。赵严两家联姻，相得益彰。赵家有严家的官威作后盾，银子更多。严家有赵家的财力作基础，官做得更大。当时渭南流传的一句民谣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韩城王庄党家也是因为与贾家联姻而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朝至元二年逃难到陕西韩城，从其祖党恕轩开始迁徙到党家村定居，以农为生。党恕轩有四子，有三子留在党家村，四子一支又迁回甘肃武威。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党景平在河南南阳瓦店摆摊经商，由于经营有方，赚钱发财，为党家的富厚打下了基础。传到振疆、定疆、街疆、守疆这一代，党家商贸事业开始上了一个台阶，在瓦店开设“恒兴栋”“恒兴成”“恒兴柱”“恒兴永”四商号，还在韩城县城设立“永成”“恒丰”“恒升”三个当铺和“福盛成”“福德明”两个估衣铺，家业丰饶。贾家其祖贾伯通，原籍山西洪洞县，明初迁徙韩城贾村，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1525)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
　　泾阳安吴堡吴家就是因为迎娶了孟店富户周梅村的独生女儿周颖，才得以保持秦商领袖的地位。吴家是安吴堡的大姓，吴家从清代起做布匹、茶叶生意发财，特别是吴家兼任通奉大夫吴蔚之子吴介侯迎娶了三原孟店有名富商周梅村之女为妻。周梅村为三原著名布商，其父周梅林为清代工部主事和大盐商。这桩亲事使吴家力量进一步雄厚，吴介侯早夭，周氏守寡多年，长期主持吴家之政。周氏为富户之女，很有经商才能，在她主政期间，吴家在泾阳的主要字号“兴隆重”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周氏有眼力，重用了富有经营经验的邓监堂为掌柜，邓经营作风稳扎稳打，注重质量，使吴家生产的“天泰”“德恒”牌泾阳砖茶畅销西北各地。而且邓监堂很有经商头脑，有一时期茶价暴跌，别家都赔累不堪，独有“裕兴重”两年多净吃净坐没有卖过一封茶，到后来茶价大涨，“裕兴重”乘势畅卖，大获其利，资金积累到四五十万两银子，坐了泾阳茶商的头把交椅，其兰州分店掌柜胡服九还做过多年兰州茶商的“总商”。庚子年慈禧西逃至西安后，吴家捐银50万两，周氏被慈禧看作义女，诰封一品夫人，经常被慈禧叫到西安的行宫中陪老佛爷聊天说话，被人称为“安吴寡妇”，其堂号叫“吴式仪堂”，在关中享有盛名。
　　其三是长相思。陕西商人作为涉外商人，风尘奔走，三年中有两年不在家。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抚养儿女的任务便落在妻子身上。妻子白日里忙于家务，到夜晚独守空房，思念天边的夫君。有一首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的民谣云：
　　悔不该嫁给买卖郎，
　　丢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还是庄稼汉，
　　一年四季常作伴。更有一首陕西民谣《丢奴独坐》将商人妻子思念丈夫的心态描写得很传神：
　　哎!丢奴独坐空房中，
　　唉!忽听窗外有人声，
　　呵!莫非丈夫回家来，
　　哼!才是风动竹帘声。
　　在古代社会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夫妻之间的相思，全凭鸿雁传书。清代乾隆年间《商贾便览》中摘录了两封商人家书，颇为真实地描绘出商人与其妻子的两地相思。
　　家妻寄丈夫书
　　送别后妾心时刻牵挂，关山远隔为卜，贵体康健否?家中大小情吉，不需过虑。但老亲在堂，虽难言孝道，而柴米油盐逐日不可缺少也。且母亲寿诞界在，某时，备货乏资，望夫君银信早寄，源源而来，以使妾自珍不备。
　　夫外地答妻书
　　觅利远方，殊非我愿。只缘食指累人，不得不去父母之帮而为风尘中之劳人耳。接来音知家中四字缺乏，并贺寿缺钱，只得暂挪银两若干寄回，以应目前之急。老亲赖为奉侍，儿女要为抚恤，我稍得银两，自当频寄，便羽赋音，善体为妻。
　　外地夫寄家妻书
　　家贫亲老，欲托无由，不得不觅利远征，风尘奔走。岁身在异地，而心未一刻忘家也，二亲在堂，幼于子怀，多望贤妻维持调护，米珠薪贵，借贷艰难，家中苦况，自不待言，今寄去银两若干，请查收，暂充家用。等吾归家再办物接济，临行言以纯切，不附赘词。
　　家妻答外地丈夫书
　　寄来银两已收，知夫婿幸获安康，妾心喜慰，只是银钱艰难，家徒四壁，告贷无门，些微之物，实不够用。伏望设法续寄家用。至于事姑婶，抚儿女，此妾分内之事，各尽其道，无烦夫君顾虑。余情缕缕，笔不能尽。
　　家书中全是些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倒也说出了夫妻之间的真情实意。古代社会男尊女卑，书信往来很难说出卿卿我我，但从他们朴实无华的叙事中，人们可以深深体会到夫妻之间那种真切的关怀之情，使人读之不禁慨然。
　　其四是贤内助。陕西商人奔走天涯，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客乡渡过。有人算过一笔账，以陕西商人12岁出家业贾，60岁告老还乡，在外漂泊的时间是48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家中的妻子为他们支撑起半边天，对此许多陕西商人感慨不已，不少陕西商人的墓志铭中刻有孺人的行状，大多是对妻子的感激之词。如高陵富商《刘承渠及妻宁氏合葬墓志铭》中说：
　　承渠公商游广陵，三岁中率二岁在外，孺人理家，勤而能俭，待奴隶严而有恩，渠公自幸内助有人，益得肆力贾业，家赀隆隆起也，孺人之力居多焉。事实确是如此。许多陕西商人均是在家中贤妻的资助下才得以承受住商海的风浪，最终致富发财。陕西泾阳商人孙镇辍学为商，连年亏损，几乎到了破产的地步，全凭妻子纺纱织布，卖布换钱，苦苦支撑，终于使孙镇时来运转，生意和顺。
　　陕西扶风商人樊现，早年丧母，后来又被继母赶出家门，仅有破屋半间。樊现在妻子的支持下，勤俭持家。妻子鼓励樊现离开家园，出外闯荡经商，奔走于江南塞北，终成巨富，家中积有银上万两，成为陕西有名的富翁。
　　三原商人刘海若，先世为温饱之家，后家道中落，遂与妻子共同经营家务，夫妻协力，家业较前益裕，为一镇之冠。
　　当然，商人妻子的辛劳也得到商人们的回报。有一首陕西民谣《富家婆娘》这样形容商人妻子的衣食穿戴：
　　瓜子脸，黑头发，樱桃小口糯米牙。想吃啥，就吃啥。想穿啥，就穿啥。穿的是苏州绫子广东纱，吃的是兰州水烟福建茶。药壶不断，窗台上的药渣。
　　又有一首山陕民谣《想哥哥》具体描写了商人对妻子的回报：
　　今年柜上买卖好，
　　捎回珍珠和玛瑙。
　　捎回人参好几根，
　　捎回狐皮大氅貂皮袄。
　　穿在俺妻玉体上，
　　大街市上走一遭。
　　三 一颗泪珠记一年
　　上述商人妇女是幸运的，他们虽说辛苦，但丈夫最终还是归来了。最不幸的是那些守候多年而丈夫却一直没有回来的商人妇女们，他们最终成为守寡的“活死人”。
　　当年离家远去经商的商人们，很多人都没有回来。晋陕交界的山西河曲县有个风俗，每年清明节点河灯，追忆那些在走西口中丧生的亡灵。翻一翻陕西地方志里的《列女传》《孝子传》，都有大量陕西商人客死他乡的记载：
　　大荔田立本，服贾粤东，殁于旅邸；
　　泾阳张体仁，远出行贾，殁于云南；
　　渭南李俊奇，贸易客死湖广；
　　渭南李栖风，贸易河南，二年殁；
　　郃阳安尚起，商于河南，病亡；
　　高陵马世英，殁于客；
　　西安孙尚义，贸易中卫，病故；
　　三原周承姬，出贾于老河口，未几亦死。
　　这样的记载不绝于书，说明许多陕西商人的妻子是在绝望的等待中走完了自己的一生，这就是在陕西关中农村，每每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节孝牌坊、节孝祠的原因。在封建传统浓厚的陕西关中，妇女再醮的事情并不多见，因此这些未亡的陕商妻子，只有在无限煎熬中苦渡终生。
　　陕西三原富商王恕，务农经商，家道殷富，其母24岁守寡，教子持家，其妹王氏年轻丧夫，守寡30余年，姐妹一门寡妇。另一富商张鸾，27岁早逝，其妻24岁寡居，不再嫁，为儿子娶妻，但婚后不久子殁，媳亦守寡，婆媳全是寡妇。这样的记录在陕西地方志中太多了。更有感人的《纪岁珠》故事。新婚夫妇，结婚月余，丈夫便外出经商，此后杳无音信，其妻孤身一人在家，全靠刺绣纺织为生，略有结余，每年便置一颗珍珠，用彩线串起，称之为“纪岁珠”，以便记住丈夫离家的时间更是寄托对远在千里之外的丈夫的思念。等到丈夫回乡时，妻子已经不堪劳苦去世3年，只有箱子里留下的20多颗“纪岁珠”，诉说着妻子的苦苦守候。这是何等的辛酸与无奈。
　　真可谓：
　　鸳鸯**双飞逐，
　　柔夷惯绣禽丹绿。
　　几度执针背人哭，
　　一岁眼泪成一珠。
　　也有不少商人的妻妾，在逆境中奋起，加入到商人的队伍中来。三原东关著名的胡寡妇，是大富户，在城里有生意，在四川开当铺，并放高利贷。紫阳商民任项之妻，幼年丧夫，历六十年茹茶艰辛，不事装饰。泾阳张体仁妻，嫁时年仅十四，逾三月，夫远处行贾，殁于云南，以纺织自守。高陵马世英，夫殁，年二十余，织履度日。富平张光寿妻，夫殁，以纺织养霜姑。渭南石氏，年二十孀居，抚诸子成立，尝集纺织，置植桑地13亩。更有合阳张尚起妻，尚起商于河南，病亡，氏闻讣，复卖家产完夫所贷。潼关申玉林之妻张氏：
　　自氏于归后，不数年间申公即外出贸易，留氏在家。申公早逝，氏年仅三十八岁，遂令长子务农，以糊一家之口；次子贸易，以寄申公之业；三子赶脚，以供一日之用。日积月累，家境乃称小康焉。
　　陕西川原厚错、沟壑纵横的自然生态，成就了陕西妇女刚烈不屈的情怀。明清陕西商帮的队伍中，应有陕商妇女的一席地位。没有她们，陕西商帮便不会显得炽热多情，诚信厚重。
　　四 青楼留得薄幸名
　　在中国传统社会，士农工商四类人中，商人地位低下，多受社会冷眼和歧视，心理处于压抑状态。加之商人远处经商，数年不归，自身的生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商人却是社会最富有的阶级，他们以自己手中的钱财，寄情声色犬马，借以宣泄心中的压抑和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因此，凡是商人聚集的地方，青楼文化就比较发达，这是一个规律。
　　明清的陕西商人也未能免俗。他们是农民进城经商，从陕西到扬州，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江南靓丽娇娃，眼珠子都看直了。因此，便将自己辛苦赚来的钱财在当地转化为构别室，养瘦马，娶小老婆，形成“两头大”的生活模式，是他们一手促成秦淮河畔服务业的繁荣。
　　明人冯梦龙编撰的《喻世名言》中“杨八老越国奇遇”为我们具体描绘了陕西商人“两头大”的生活方式。
　　陕西周至商人杨复，小名八老。祖上原是闽广为商，后杨复与妻子分别，“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至漳浦，下在薛姨妈家，专待收买番禺货物。薛姨妈有一女儿二十二岁，死了女婿。薛姨妈见杨复本钱丰厚，又志诚老实，意欲将寡女招赘。八老初时不肯，被薛姨妈再三劝道：杨官人，你千乡万里，出外为客，若没有切己的亲戚，那个知疼着热?如今我女儿年纪又小正好相配官人，做个“两头大”。你归家娶大娘子在家，在漳州来时，有我女儿。两边往来，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顺溜的。这就是“两头大”。商人在家中有正室，在外地又“构置别室”，奔走于三原与扬州之间，忙得不亦乐乎。还有《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那个富商孙富，也是以山陕商人为原型的。这种“构置别室”的事情，在陕商中多有发生，冯梦龙的故事并非虚构。四川双流县有女叫蒲花浓，幼年许配同里彭生，彭生报丧于汉阳，久而不返，晚母贪利，鬻于陕商贾，矢志不屈。《虞初新志》也载“江南白妪携小娇生四名，均钱树子，第一被西贾攫去”。《尺闻录》中记叙，无极黄氏有女“谋质于西贾，议聘五十金，已交纳矣，女闻之夜晚遁，西贾疑其匿女吞金，欲扭黄赴官，黄有口难辩，只得卷宅作价而后矣”。
　　在明代旅居江南的陕西布商中，置买外室姬妾的事例特别多，这或是因旅途寂寞难耐，或是江南水乡多倩丽吴娃，使腰缠万贯的陕西布商“孙富”类流连忘返。如常州轩辕孝廉之妻张氏甚妒，趁其夫外出欲卖其妾，“俄而有陕西布商，丑且胡，背负三百金来，呼姬出见，喝彩不已，即成交易”，后妾跳涧逃亡，“陕客已蹋门入曰：‘我买人非买鬼，汝家买妾未曾说明，何得逼良为贱，欺我异乡人，速还我银!’怒且骂，张氏无以答，畀原银三百两去”。又如无极黄氏有女“西贾闻女美，原以五十金致聘，黄利而许之……女察知其谋，毁装涂面，乘夜遁去……黄翁自女亡失，西贾逼退聘礼，业已耗去其半，售居宅，始得偿”。更有人财两空的例子。沂人王生，妻富室女兰氏“有陕中贾某，媒通兰氏，遂就生第于妇合，半年中修建连亘，贾出经商，又买妾归，自此不安其室，贾亦恒数月不归。生讯得其故，怒，系马而入……呼妾出，年十八九，风致亦佳，遂于寝处，贾托村人求反其妾，妾哀号不肯去，生乃具状，将讼其霸产占妻之罪，贾不敢言，收肆而去”。《绘圆》中也记载有小韩者，杭州人，精会计，为陕西盐商主家计，当时“贾老矣，家于杭州，积赀四十万，侍妾数人，有妻与子居关中”。小韩阴谋设计陷害陕商，得其赀，于是小韩“广璋典库，纵畜少艾，道以杭城富人”。
　　在康定的陕西茶商亦是如此。由于康定的锅庄多由漂亮的女主人经营，锅庄藏语叫“阿佳卡巴”，意即住着能说会道、精明强干女主人的地方。因此，不少陕西茶商在康定包置锅庄，当地称为“打沙鸨”，有的陕西商人为沙鸨买舞衣就花掉数百两银子。康定陕商百年老店德泰合，就是因为少东家要找女人，把企业搞得毫无生机，甚至差点破了产。渭南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少爷，也是因为在上海包舞女，后来被黑社会绑架，成为上海民国时期著名的“四大绑票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