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家乡建造一座方方正正的“四合院”，是古代秦商一生奋斗的最大愿望，其规模和华丽程度并不在晋商大院之下。报告主要说明了20个遍布在三秦大地上秦商大院的基本情况、建造规模、形制特点及其历史价值。并分析了这些四合院既是明清时期秦商辉煌的物象反映和历史见证，又是秦商在那一历史时期衰落的思想原因。那时的秦商既没有走出厚重的黄土地，也没有走出封闭的四合院。虽然这些四合院仍然令今日的秦商“抱愧不已”。
　　关键词：
　　四合院、建造过程、物象反映、衰落原因
　　秦商是农民进城经商，他们早年周流四海，闯荡天涯，栉风沐雨，吃尽千辛万苦。本着“富贵不归故里，如衣锦夜行”的传统观念，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晚年在故乡建造荫蔽子孙的“四合院”。这种“四合院”既是秦商经营业绩的物质标志，又是秦商保守心态的物质反映。
　　清代陕西有一出秦腔名剧《张连卖布》，借布商张连之口，道出了秦商的生活理想：“清早起人参汤先把口下，到晌午把燕窝伴成疙瘩。张口兽琉璃瓦高楼大厦，置几顷水浇地百不值下。”
　　在故乡宽阔的川道平原上盖一院四合院，供全家人安居乐业是秦商终生的理想。陕西地势平坦，视野开阔，使人们有足够的空间安排自己的居住，因此关中居民的四合院全都是方方正正的，大多数取正南正北取向，他体现了关中人有棱有角的性格和做事“钉是钉，铆是铆”的直爽。而建筑本是人与自然之间亲和关系的体现，中国人尤其是关中人受道家“返璞归真”思想的影响，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全部融入建筑物中去，即“天地入我庐”。因而四合院建筑群体向四面四处做有序展开，平面布局有严格纵直的“中轴”意识，讲究对称、均齐、严格的建筑秩序。加之陕西耕耘为食，土木为居，土地木材是农耕文化的有力馈赠。因此，陕西四合院均为木土结构，由门房、过庭、厦房、上房构成。四合院又分为单独或二进、三进以上连接四合院组成的组合庭院。而旧时秦商最理想的模式就是“前庭房、后楼房，两面厦房加厨房”，体现了秦商内向型的心理诉求。
　　对秦商来说，在家乡盖一院四合院，是他们全部心血的凝聚和展望。秦商早年背井离乡，外出经营，奔波一世，年老落叶归根，在故乡建造堂皇的四合院，以光宗耀祖，炫耀事业的成功，是他们全部生命价值的体现和一生心血的结晶。同时盖一院可以荫蔽子孙的四合院，又是秦商为人父母的责任感和留给儿孙的最大遗产。秦商一生抛妻别子，外出经商，很难克尽丈夫之情和父母之道，他们闯荡天涯，拼命赚钱攒钱，就是为了回乡为妻儿盖一庄四合院，既作为对妻子终生劳碌的馈赠，又为儿孙留下世代可以记下恩情的遗产，并作为晚年可以获得赡养的保障。因此，四合院可以说是秦商创造力的物质标志，四合院的大小和气派，是秦商财富和兴旺的物质表达。因而，成功了的秦商在故乡莫不建造高房大瓦的四合院。
　　就目前检索和调查到的秦商大院，主要有：
　　一、渭南孝义镇赵家大院
　　赵家是陕西在明代最早从经营盐业中发家致富的商业家族。清代末年陕西有一首流传的民谣《荒岁歌》，其歌词曰：“孝义镇它本是渭南所管，赵老五也算是关中富汉”，就说的是孝义镇赵家的事。而清末文人李伯元所写的世情小说《官场现形记》就是从孝义镇赵家写起。该书开宗明义写道：“陕西有个朝邑县，朝邑县有个孝义镇，赵家是镇中富户，有一年赵老爷的一个孙子考上了状元，阖镇祝贺，另一富户方家见了眼红，也找了一个举人夫子名王仁给他儿子老三做私塾先生，在庆贺赵家孙子中举中，王乡绅大谈制艺入官经济之道”，足见赵家在全国的影响。赵家原本是山西人，明初从洪洞县大槐树下移居陕西朝邑望乡关，后迁到渭南孝义镇，从明初利用“食盐开中”，力农致富，家资数百万，自明迄今，累世忠厚。赵家在明代出过廉访使，到清代主要是经商发财，一门九府，皆是富户。赵家主要是经营盐业、布店、典当、茶庄、粮店发的家。西安有不少赵家的生意，西安的“赵鼎元”、旬阳的“乾益号”、咸阳的“调元号”都是赵家的生意。入清后，赵家向四川发展，主要是开盐井和贩茶。赵家在自流井和乐山五通桥开有盐井和盐场，叫“元记”盐号，在涪州有“恒盛元”盐号，两号的规模都很大，既经营盐坊又办运销，川盐入黔有不少食盐是由赵家参与包销的。还在泾阳设有“恒春益”茶号和“德厚堂”茶号，从湖北运茶，在泾阳加工后运到甘肃等地。赵家还在西安湘子庙街开有当铺，并在兴平、武功、户县、周至各县设有分号。咸丰时赵家的赵渭南是关中赫赫有名的大财东，同治年间的赵老九和赵元中都是有名的陕西绅士。赵家在孝义镇修了九座宅院，恢宏宽敞，仅院内的戏台就有七间房宽，还修了占地很大的祖墓，石狮、石兽分布左右，修墓基时以石匠雕刻石件的粉末付工钱，一两粉末一两银子。乔家后人乔峰泰说：“赵家每年赚的银子都从四川运来，运的办法是人挑、马驮，成群结队的，这些银子经常有保镖随行，所以也叫出镖银。一次，赵家出镖银时，先头部分已进了赵家大院，后一部分还仍在渭河滩上，挑银子的担子足足排了八里路长。”有的银子是大块的，搬运不易，干脆埋到乔家的地里。在孝义镇与赵家并富的还有严、柳、詹三大财东。严家也是从山西迁来的，与赵家是老表关系。严家后人出过不少当官的。如道光朝抵抗派领袖之一，历任河南、湖北巡抚的严树森就是严家的后人，所以当时孝义镇就流传着“严家功名大，赵家银钱多”的话。严家的生意主要在四川，在四川乐山五通桥办有乾记盐号，从灌县到松潘的茶运业、伐木业几乎都被严家垄断着，并在成都、什邡、绵竹、灌县、彭县有商号(名称为“义和”)，还有大量水田。严家发财后，举家迁到了四川的新繁县。柳家是孝义镇四大财东中发财最早的，主要是在四川开当铺和金货铺，以“亨顺”为号，仅在成都开的店铺就有48家，赚的钱很多，当时渭南人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钱多比不过姓柳的”。柳家发家早，衰败的也早，据说今天已经绝户。詹家也是做生意发的家，但富厚不如前三家。孝义镇的“赵、严、柳、詹”四大财东，共同支撑了孝义镇几百年的辉煌，当年渭南流传的一句谚语就是“孝义的银子，赤水的蚊子”。
　　二、渭南信义焦家大院
　　焦家在渭南信义镇南焦村，其兴家在焦荣栋、焦耀栋之手，二人的事迹《续修渭南县志》卷8“笃行”中有记载。荣栋、耀栋兄弟二人最初在四川彭县岐山马家(马松岭)开的“万盛”号当掌柜，荣栋为“万盛”八分号总管，耀栋为“万盛”一号掌柜。由于焦荣栋精明能干，深得“万盛”号另一东家——渭南王家的信任，很快荣升为“万盛”号总经理，并使业务蒸蒸日上，道光六年(1826)资本积累到10万两银子。道光十七年(1837)，王马两家发生分歧，折股分伙，王家将其渭南籍雇员一齐迁到四川新都，仍以焦荣栋为经理，在焦荣栋的精心执掌下，“万盛”号业务发展很快，从一号发展为八号，支号81处，遍布成都、新都、什邡、温江、荣宁、广信各地，资本积累到100万两。后焦荣栋兄弟生有离心。有一年，老二耀栋回陕西过年，老大荣栋嘱其迟归，并以违犯店规为由硬要将老二开除，当时有人劝老大资助老二点钱，让其另立门户，老大佯作不许。陕西籍客商纷纷解囊资助耀栋在新都开设“恒丰荣”商号，焦荣栋见策划成功，暗中将“万盛”号输向“恒丰荣”并辞东不干，专意经营“恒丰荣”号。在兄弟二人勤奋努力下，“恒丰荣”从一号发展为五号，其为新都“恒丰荣”、彭县“恒丰顺”、金堂“恒丰新”、成都“恒丰裕”、郫县“恒丰合”五号，主要经营烟、茶、票、当诸业，在川东成都一带主营典当，在川西雅安一带主营茶业。另外，在西安、华县、潼关、羌白、赤水等地设有分号，主营钱业与皮货。到光绪年间，焦家业务发展到极盛时期，除四川五号外，在陕西分了西安“恒丰益”，渭南“恒丰德”，大荔“恒丰永”“新盛裕”“谦太和”“敬盛祥”等六号，又在陕西开当铺八处，其他行业18处，店员800余人，成为渭北三大富户之一。焦家致富后，在家乡信义焦村大兴土木，盖了“九院三堂”的华丽住宅，总堂叫“协和堂”，下设三堂，老大荣栋为“德厚堂”，老二耀栋为“春敬堂”，老三相栋为“天一堂”，每堂三院，每院建筑花费千余两，号称“焦家大院”。老大、老二经商，老三在家务农，体现了“以商求富，以农守之”的经营策略。并且上联官府，下惠乡党，博取积善名声。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焦家助饷5000两，被赏以花翎，还以3000两修筑了本村的堡寨。1870年渭南修县城时，焦家出资数千两，1877年、1880年的饥荒中，焦家又分别赈捐麦粮千石，施惠乡里，得官府青睐。在焦家的支持和联引下，南焦村共63户人家，从商的就有62户，可谓一村皆商。如焦承祥在成都温江县开设“泰和昌”号放贩生理，有焦承武在成都李氏处帮贸，道光十四年(1834)“承祥念系同宗，将承武携入号内为伙，承祥从李氏号中带过银八百两，寄存生息”。焦家还巴结官府，庚子年间，慈禧、光绪逃难陕西，焦家捐银5万两，麦6000石，被授予“资政大夫”衔，“恒丰号”资东焦联奎出任刑部员外郎，焦联甲出任四川新丰知县。仅老三相栋一门中，二儿任四川昭化县令，三儿任山东济宁道台，六儿秀才，七儿湖北试用知府，使焦家财大气粗。光绪三十四年(1908)“国丧”期间，例禁演戏，而焦家七老爷焦振甲过寿照旧演戏，知县张世英路过，闻听锣鼓喧天，派差查问后，不敢干涉改道而过。焦振甲死后，举办盛大葬礼，送礼的有当朝亲王贝勒、宰相、督抚等。
　　三、渭南板桥常家大院
　　常家现住渭南故市镇板南村一组。常家祖上从山西迁来，因此对于常家的姓氏读音有不同说法，按山西发音读“尚”，按陕西发音读“常”，五音不纯正说明常家系迁徙户。据说常家的发家人叫常克珍，道光年间人，出身贫苦，初为手工裁缝，后在四川金堂县设估衣铺，又入岐山马家“金盏”号为经理，发家后于咸丰年间在金堂县设“光义珍”号，长期自东自掌，独家生意。常克珍有五子，称“常五经堂”，即华新、华中、华栋、华宾、华坤。第一代掌柜为常克珍，故店号曰“义兴珍”；第二代掌柜为长子常华新；第三代掌柜为次子常华中；第四代改革为“东西制”，东家为克珍长孙常生春，掌柜为外姓人马朝贵。常生春秉承祖脉，自幼善于经商，18岁开始主政，他有一套经营秘诀，凡是从四川本号回来的伙计、学徒都要留在常家住一个月才能回家。在这一个月中，通过与伙计攀谈，对四川生意的经营情况了如指掌，而常家生意在他的管理下长达50年，发展极盛。而常生春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敢于重用外姓人马朝贵。马朝贵是岐山人，精明能干，是个行家里手，在他的执掌下，“义兴珍”获得大发展，先后开设了简阳“义兴珍”、成都“义兴和”、新都“丰裕森”、广汉“义兴珍”、彭县“义兴惠”、绵竹“义兴恒”、什邡“义兴珍”、金堂“义兴珍”等八号，支号20余处，主营典当和钱业，典钱以土地为抵押，仅金堂县“义兴珍”号就掌握土地8000亩，几乎占据了金堂县全部土地的2/3。每年收租1万多石，现金120万，利息10余万两。光绪初年又在陕西开设了汉中“义兴琳”，西安“义兴泰”、“自积永”，故市“顺兴生”、“公正诚”、“凝运长”等号及其他行业20号，房产200余座。仅西安“义兴泰”从郑州、河北贩运各种布匹到西安、甘肃各处贩卖，生意最盛时有10万银两的资本，店员30多人。“义兴珍”系统最盛时资本300万两，总值450万以上，店员800余人。常生春对马朝贵礼遇有加，每次马朝贵回陕向东家汇报业务时，常生春都亲自带上乐人、轿车到渭河岸边迎接，放炮敬酒，亲自为马朝贵执镫，一路吹吹打打，场面极为隆重，体现了良好的“东伙关系”。对其他伙计、学徒也是以礼相待，帮其在家乡结亲娶妇，发送亲故，使伙计有知遇之恩。辛亥革命后，四川动乱，总号“义兴珍”的伙计们将账本藏好后，携带500两银子逃回陕西交给东家。东家问：“这么多银子交给我咋办?”伙计们答道：“四川那边乱了，人都散了，银子是你家的，不交给你给谁!”后来东家无法，除一部分分给伙计外，均分给自己的儿子，体现了东伙的诚笃人格。常家当年财宏气盛，“五经堂”在板桥南村修有五大房院，都是水磨砖砌成，有大量石雕、砖雕，大厅宏畅，后院修竹，一派富贵气象。房梁的担子从终南山买来，两个人都抱不拢。二门还专门养有戏班，有陕西著名秦腔名角王文明，艺名双喜，来××等，社长叫金叶子，逢年过节在常家戏台办堂会，在渭南很有影响。光绪二十七(1901)年，常生春其母“过三年”举办大祭，演大戏五台，小戏十几台，知县张世英闻讯不准，但见有省藩台樊增祥送的挽幛，并派兵队前去护卫，只好作罢。庚子年间，义兴号五经堂助银10万两，捐粮5000石(每石300市斤)受褒奖，被封为“资政大夫”。常家生活奢靡，常生春有孙叫祥和子，养有名马叫“独角兽”，因马头生角而得名，十分珍贵，名闻全省，每年全省三原腊八古会上跑马，若独角兽不到场，会就不算圆，后来被慈禧太监李莲英知道了，要出1000两银子占为己有，祥和子赶忙偷骑回家藏了起来。
　　四、渭南吝店曹家大院
　　曹家现住渭南吝店镇程曹村三组。其发家人叫曹元绅，嘉庆年间在兰州贩马，后入岐山马家“万盛”号为学徒，学得经营本领，后来归乡在吝店设“新兴惠”商号放账为业，开始走上发家道路。曹家三兄弟，总堂号为“三经堂”，老大元绅为“树德堂”，老二元卫叫“同庆堂”，老三叫“四聪堂”。产业在陕西和四川。老号“新兴惠”设于吝店，总号“新兴盛”设于四川彭县，主营典当钱业，蒲城“永兴公”经营粮食，凤翔陈村有烟坊，并在成都也有字号。最盛时每号资金都在10万两以上，店员500余人，仅蒲城“永兴公”就有100多名伙计。曹家发家后，在程曹大兴土木，修建了华丽的曹家大院，有房屋千间以上，尤其以元绅的五间厅和花园别墅最负盛名。元绅别墅占地10亩，入门三间大厅，步入蔽日长廊入后花园，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树，又修八角亭，极目北望，可见渭河，翘首南眺，可望蒲城宝塔，成为渭南有名的私家花园。庚子慈禧西狩，各县筹款甚急，曹元绅捐银1万两，粮2000石，并声言不要借据，西太后褒曹为陕西开明士绅，其子曹京贤授为河北宛平知县。曹认为是神灵显佑，便携其母三月三日在程曹立古会为神还愿，使曹村三月三古会成为渭南著名庙会。立会三日，连唱三天大戏，皮影二三十台。过会时以经营木材、骡马为主，木材来自华阴、华县，木材所集比整个渭南县都多，三天后若卖不出去，全由曹家收购，成为渭南有名的木材市场。牲畜交易量也很大，一晌上市的牲口就有一两千头，是有名的“骡马大会”。曹家还与板桥常家、程曹焦家互相联姻，曹家三代云瑞之姐嫁给程曹焦家三少，住在西安柏树林，云瑞之侄女平鸽嫁给板桥常家祥和子之子，使三家荣损与共，成为渭河北岸著名的“焦、常、曹三大富户”。
　　五、渭南西塬贺家大院
　　贺家在渭南阳郭镇贺家洼村，是清代陕西有名的财东，人称“九龙贺家”。贺家是关中大姓，据说他们家是明代从湖北迁入陕西，分为三支：一支在湖北；一支在贺家洼；一支在蒲城。现今每逢清明，三支还互相走动。贺家在明代出过一个总兵，当官的人不少，入清后二门还出过一个临汾知府，但官运下降，开始走上经商之路。贺家在清代兴起于贺士雅、贺士英之手。贺士雅兄弟五人，长门贺士泰、二房贺士雅、三门贺士杰、四门贺士英、五门贺士顺。从贺士雅、贺士英起，贺家办钱业起家。贺士雅时在陕西及西北各地办有36座当铺，每一当铺同一街上又设两个钱铺，即72座钱铺，到贺士英时在“西同凤乾五郡四十余州县质库凡八百余”，当时办一座当铺至少需万两白银，可见贺家财力之盛。据贺家后人回忆，他家“每年的进息当有八九十万缗”。贺家的当铺建筑很有特点，首重高大坚固，两邻的隔墙必高出屋面数尺，以防火灾蔓延，因此，见到这种建筑，打眼一望便知是贺家的当铺，成为很好的实物广告。而且贺家人口众多，仅贺家洼就有390户，每次分家，哪家分得哪个当铺，就随哪个当铺住在哪个镇，由哪家当铺供应生活，从而使贺家的当铺分布于渭河以南及蓝田灞河流域各镇。如临潼斜口、新丰、零口、马额，渭南的三张、阳郭、年曲等镇，蓝田的洩湖、普化、李后等镇，都有贺家当铺的分支，从而使贺氏家族遍布关中各地。贺家在清中叶后一直执陕西钱业的牛耳，贺士英一句话可以左右陕西的金融。徐炘抚陕时，见典当利息每月三分，疾典病民，提出减息二分，遭到同业反对，贺家当家人贺士英去见陕抚，提出“不可力取，我(家)质库在省者八百余，下令各典当终年二分利，贴招贴于通衢，质者见利轻，不之他而质之士英”，不久关中40余质库，胥改为终年二分，足见贺家财大气粗。贺家除办典当外，还在四川、兰州、新疆等地办有字号，做皮毛、茶叶生意，贺士雅和贺士英入川巡视从不歇别人家的店。贺家还在眉县黑水峪、蓝田清明山(也叫青草坪)设有林场和石灰场，所以贺家典当都是自建，不采购别家材料，木料从太白山经黑河运来，工匠则用自家常年雇用的铁木匠人，从而保证了贺家当铺建筑的如出一辙。贺家还大量购置地产，阳郭镇至严村方圆几里都是贺家的产业，还买断了从阳郭镇到县城的路，使贺家人去县城经商办事不踩人禾。西安有贺家大量房产，北院门的一条街都被贺家买下，青年路省政府招待所、建国路的东南城墙角的房屋也为贺家所有，使“九龙贺家”成为当时陕西闻名的富户。贺家钱铺的钱很多，东家们说多得用不完，钱都摆成一摞一摞的，便在家乡大举建宅。宅院规模很大，一般一个院子包括：门房五间、厢房六间、书房十间、庭房五间、上房一间，庭房中设暖阁，还有花园、戏楼、书楼等。贺家洼九条巷子，十里内都盖满了，这便是“九龙贺家”的由来。贺家还在村中修了四个牌楼和一座魁星楼，像一叶桅杆矗立在贺家洼的船形建筑形制上，表现了贺家外向发展的气象，后来陕西巡抚樊增祥在贺家巡视，专门写诗称赞贺家的富厚。更值得一提的是，贺家还在贺家洼修了有名的“贺家会馆”，由36间房子构成，每年岁末36家当铺掌柜回村汇报业务，便各自住在自己的招待室中，听由东家评功行赏。这种私人会馆在中国会馆史上是并不多见的。贺家致富后不忘同乡，施惠乡党，兴办了大量的公益事业。贺士英捐资修建了西安的渭南会馆，“计屋四百五十间，八榻器具，费金三万五千两”都是他家拿出的；捐修了渭南城东通往阳郭镇的石桥，方便行旅；还捐资了华山千尺幢上的铁链，至今的铁链上还刻有“贺士雅捐赠”的字样。为了惠及乡党，贺家在贺家洼设了两个“市”，一是四月初十的“古会”，会期唱大戏，招引各地客商，贺家声言凡带来的东西不论农具、牲畜、食品、衣物，都在会上销售，售不完的一律由贺家收购，决不让乡党带回去。这个古会立了百余年，至今还是渭南有名的物资交流大会。另一个是劳动力市场，即“人市”，贺家声言凡是来村西头人市揽活的乡党，没被雇用者，一律由贺家包下来，为贫困村民提供了干活的机会。有趣的是贺家还从扬州娶了一房姨太太，这位姨太太在贺家住了几十年，做饭从不烧木材，而是烧书做饭，她说：“用书做出来的饭有书香。”就是这位姨太太，有一年除夕不小心把贺家用制钱堆的“钱山”蹬倒了，于是贺家财东大惊失色，说是不祥之兆，钱山倒了贺家就没钱了。这当然是“女子祸水”的一种版本罢了，不过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封建商人对商海不测风云的恐惧和担心。
　　六、渭南阳郭姜家大院
　　姜家现住渭南阳郭镇南姜村。姜家世代为商，嘉道年间从姜望绪起已发家，姜望绪因荒年散粟七次花费制钱万缗而成为渭南著名乡绅，《续修渭南县志》卷八“笃行”中有记载。嘉道年间，姜恒泰在渭南城西门开了一间药铺叫“药济堂”，为人行医抓药治病，为人厚道善良，穷人买药可长期赊账，在渭南小有名气。姜家的发家与陕抚谭钟麟有关系。谭钟麟最初为陕西藩台，因事被参，赴京受刑部盘问，离西安时大小官员都冷眼相待，到渭南后因与姜恒泰有金兰之交，受到姜的热情款待，并送给上京的盘缠。谭钟麟便对姜恒泰的情谊铭记在心，入京后不仅没有丢官，反被提升为陕西巡抚，回陕行职途经渭南，西安大小官员到渭南东门接官厅迎接，谭钟麟停轿未问别人，只说了一句话：“姜恒泰来了没有?”有人回答说“来了，跪在后边”，谭巡抚急步走到姜的身边，拉着姜的手走进接官厅。为感激姜恒泰解救于危难之间，谭封姜恒泰为黄河水利道台。河督是清代最来钱的部门，从此姜家开始发达起来。姜恒泰做生意很有头脑，他看到发行私家货币(当时称为绺子)很能赚钱，便投资办钱庄发行绺子，随时可以兑换制钱，一共发行了百万串，折换白银百万两，是融资的便捷手段，但有挤兑风险。有一次姜家发生挤兑风潮，形势危急，姜恒泰去找省抚，谭钟麟命陕西藩台打开藩库，以库银接济姜家兑银之需，人们看到姜家有省库为靠山，从此对姜家的财力深信不疑。姜家不仅办钱庄、典当，在陕西各县都有生意，字号叫“悦茂号”。除此之外，姜家还在川省和西北经营水烟、药材、山货等生意，由渭南到兰州沿线都有姜家的店铺，据说从阳郭到兰州，姜家的东家们从不住外人的店，成为与阳郭贺家并驾齐驱的渭南西塬两大富户，人称“贺家的钱多，姜家的官大”。姜家发家后在阳郭镇南姜村修造老宅，占了南姜村半个村，南北共八院，其中坐南朝北五大院，一律五开间，有门房、厢房、庭房、上房、围房，还有西北两花园和绣楼等。院内除花坛外，不见黄土，一律砖石铺地。各院后房都是横向庭房，打开院门，五院便连为一体。与众不同的是，五院的外围不用围墙，而是建成三面的围房，房檐高五六米，外人很难爬入。姜家这么做，与一段逸事有关。据传有一个汪洋大盗听说姜家很有钱，入姜家抢劫，姜家主人将其礼请入内，好吃好喝款待，对强盗说：“你不用强抢，你要什么给你什么。”强盗很感动，临别时告诉姜家，如果用高大的围房将住宅围起来，外贼就很难入内。从此姜家的围墙便翻盖成围房。今天阳郭镇政府就驻扎在姜家的一院房中。姜家致富后，也做了不少施惠乡里的事情。咸丰年间捐银27000两，同治年间捐城工银3000两、庙工街署银2000两，光绪年间捐考卷银2000两、赈荒捐麦2800石、籽种耕牛1000头，还捐修了渭南城到阳郭路经的“油河大桥”。同贺家一样，姜家也给本村的穷人立了一个会，即腊月三十的穷人会，姜家订立规矩，凡这一天上会者，不许向人讨债，如有要账的，由姜家家丁持棍棒将其赶出会，使穷人可以安心过年。年三十晚上，姜家还大摆宴席，宴请村中穷苦老人，博取“乐善好施”的好名声。
　　七、大荔八女井李家大院
　　李家原址在大荔县八鱼乡八鱼村。八鱼村原名“八女井村”。相传久远时期，关中大旱，天宫的八位仙女，私下凡间，在此挖井，为民解忧，村民为纪念，在村中建牌楼，以所据井为名，故为“八女井村”，近代后逐渐演变为八鱼村。李家原为山西洪洞县人，明初从山西迁徙陕西，占籍八女井村。从其先祖李训起已历十三代。李家从其先祖起分为凤展、凤翅两支，明代以来就是朝邑有名的富户。这与凤翅一门的李鹏有关，李鹏在乾隆年间，因“生而精敏”，从商于广东一带，权子母利，“不数十年而盈宁丰裕”，为李家的商贸事业打下了基础，使李家在此后的几百年间能够富甲一方，商号遍布南北各地。李家到第八代树字辈发展到极盛，其中凤展一门树敏、树本、树德、树玉分为四大堂号，即“永远”“明远”“致远”“定远”，将李家的商贸事业在嘉庆至道光年间经营得烈火烹油般繁盛。据传这与李自成有关。明末李自成起义失败后弃京返陕，兵败八女井京王店，将从京中携带的大量元宝埋在八女井一带的地下，此元宝有不少为李家所得，所以他家常有明代的银元宝在外流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投资。李家主要经营布匹、盐业和粮食，遍布全国的字号都以“万”字头命名，如老二“明远堂”开的“万顺德”，老三“致远堂”开的“万顺贵”在当时都很有名，总号设在大荔库道，在泾阳、三原有分号。布从湖北运来，贩到陕西、甘肃去卖。老三还开有“俊明”商号和“振恒丰”钱庄，总号设在三原，在同州城还开有“万顺李”铁货铺。当时从大荔到西安18马站都有李家的生意，此外兰州、上海也有他家的字号，号称“走遍天下，不吃别家饭，不住别家店”。李家经商致富后，广置田产，在土改前，李家拥有八女井一带的土地1万亩，租于村内外的农民耕种。李家商贸兴盛，累世富厚，家藏万金。陕甘回民起义期间，清军多隆多率军从李家的一个地窖里就挖出白银1000余万两。后来回民起义军包围了八女井，李家的城垣被围，家人最初用砖块回击，砖打完了就从地窖里搬出银元宝向外抛，足见李家存银之巨。李家致富后在八女井盖房置地，捐官求名。修了华丽无比的私宅大院，仅李家祠堂就由20余间房屋组成。李家在八女井的墓地就占地240万平方米，仅在靠村庄的6万平方米中今日就勘探有16座墓葬，仅发掘的五个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石雕、砖雕、石图、石字画，精美无比，多达404幅。李家还花大量钱财捐官求名，从第三代李朝恩起，代代捐有官衔，第七代李子瑜官居武翼都尉，为二品；弟李聘清皇帝诰封中宪大夫，赏戴花翎，议叙郎中候补禄署正，都是当朝官职较高的京官。李家殖货财贵，也做了不少慷慨乐施的有益事情。第七代李滋亭曰：“稍有蓄积不能慷慨乐施，刻苦吝啬留为子弟奢荡之资，以供后人笑骂，吾甚耻之。”因此从其祖李鹏起“屡岁薄收，捐粟施粥，不一而足，公对众焚券，略无德色”，几代以来不间断地捐资新修、重修、翻修同州考院，捐修灞桥、城县署衙、同州文庙，所费不赀。还在本村舍地80余亩，举办义学，又供社田百亩，资救本村贫困，这些在《新修大荔县旧志稿》《耆志传》中都有记载。
　　八、大荔羌白温家大院
　　温家原在大荔羌白镇青池村，是回民。温家的发家人叫温纪泰，是在四川自贡办盐井发的财。发家后将商业投资转化为土地投资，在家乡大量购置土地，从青池村，经过庞家庄、张家堡到渭南官路镇，到处都是他家的土地。他家养的牲畜也很多，牛马成群，结队相连，有几百头，有卖牛笼头的到村中出卖，温家倾车而购，尚感不足，还在专做牛笼头的赵村定做。春天，他家耕地时，红马对红马，白马对白马，煞是好看，如同过会，一派繁忙的“盛世春耕图”。有一年附近汉人村演戏，但群众不愿意看，而要看温纪泰家耕地的热闹场面。温家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家中藏银数量多，是陕西回民中有名的大财东。有一年温纪泰的母亲见家中粮食多，银钱少，很不开心。温纪泰对母亲说：“咱家的银子比粮食还多”，就引着母亲到一个藏银的地窖中去看，里面藏着大块的银锭足有百万锭。温的母亲看到后，竟高兴得笑死了。温家在陕甘回民起义后，在左宗棠迁徙政策下，整族迁到四川去了。
　　九、韩城王庄党家大院
　　党家在韩城王庄镇党家村，也叫“党家圪”。由党、贾两姓构成。党家最初在甘肃敦煌居住，元朝至元二年(1265)逃难到陕西韩城，从其祖党恕轩开始迁徙到党家村定居，以农为生。党恕轩有四子，有三子留在党家村，四子一支又迁回甘肃武威。到十三代党景平手中，党家开始走上以商致富的道路。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贾家五代贾连娶党家女为妻，因有“郎舅之亲”，贾家遂于明嘉靖四年(1525)移居党家村。两姓联姻，成为党家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党家商贸事业开始发展到极盛时期。到贾姓贾翼唐时，党贾两家在河南南阳郭滩镇设立总号“合兴德”，道光年间为图谋发展，又迁往当时河南商贸中转中心之一的社旗镇，即今日之社旗县，经营范围从唐河经汉口、湖南达于广东佛山等地，并在豫、鄂、湘及唐河流域分设分支机构。经营业务是将北方的小麦、黄豆、芝麻、香油、酒、药材等贩往江南，又将江南的杉木、茶叶、夏布、瓷器、南药驮运陕西、甘肃出卖，成为宛南有名的富商巨贾。党家在社旗的势力很盛，社旗的一条街“太平街”全是党家的字号，为了运输方便，党家在唐河上拥有多艘木帆船，还专门修了社旗的唐河码头和购地500顷出租收利，业务最盛时仅“合兴德”号就拥有店员500余名。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叫党燕堂，就是党家“合兴德”的东家，成为社旗商界的代表。据党家的后人回忆，党家在最盛时每月都有“标银”运回党家村，“日进纹银千两”，为此党家专门修了两座“分银院”和两座“分银楼”，运回的银子，各房按股份提取，分银时不用钱秤，而是用斗量，每房用斗往家里提银子。党家致富后，遵循“富润屋，德润身”的古老哲学，新建由108个四合院组成的“党家大院”，后来发展为144院，成为目前陕西保存最为完好的商人住宅群。党家的四合院由门房5间，厢房8间，庭房5间和灶房、马房构成，并通过前厅背墙中心的“腰厅”，使几个院落连为一体。另外还修了祠堂、暗道、看家楼、节孝牌楼等。其整个村落建筑宏大，占地63亩。现住360户人家，村内巷道纵横，各种木雕、砖雕、石雕美轮美奂，各个四合院又根据主人身份不同，有不同的门楣，如“进士第”“太史第”“文林第”等。为了防盗，党家在村内巷道又建有“哨门”，每当天黑，放下哨门，就会将几个院落围在其中。1851年又建成与村落相连的堡寨，形成“村寨合一”的建筑格局。据党家后人回忆，当时修一院四合院费银在千两以上，足见党家财力的雄厚。党家大院被称为“东方民居的活化石”。注重教育是党家的突出家风。在党家几百年的发展史中，出过5个举人，44个秀才，全村半数以上人家通过考试和捐输享有功名，其中著名者为党蒙，由举人考中进士，被慈禧点为翰林，因文字很好，受慈禧赏识，党家院落的“福”字即为党蒙恳请慈禧所题。为了提携教育，党家还在村东修了一座七层高的“文星阁”，成为全村最高的建筑，并将村中进学中举者的事迹刻于塔内，以教育后生。这个“文星阁”的造型与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春秋楼”形制如出一辙，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党家还乐于捐施，党梦一次给韩城县捐粮1000万石，合今制30万斤，赈救灾荒；河南“合兴发”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以至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会首就是党家的财东党燕堂。
　　十、富平县北李家大院
　　李家是明代关中发家最早的富商之一。李家利用明初“食盐开中”的政策机遇，“起盐荚，种粟塞下，擅素封，历二百年”。从其祖李月峰起，在嘉靖、隆庆年间，从关中运粮到延安柳树涧“数千万石”，“供安边、定边、安塞军数万人”，以一家供数万人边防军的军需，足见财力之广大。并且在当时关中的边商中，李家很有名，由于李月峰武艺高强，“掇武科”，“善骑射”，“凡往来荒檄之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假其名号以自免”，成为陕西粮商中的领袖人物。李家输粮边关换引后转化为扬州盐商，在扬州经营盐业起家，“家益大，客日益多”。在扬州和陕西广置田产，从三原、大梁到广陵，到处都有李家的客舍，“李氏往来如归”，又在富平建房置地，“美田与芦场独多，仍创新宅以居之”，成为关中有名的富户。并且善施予，乐公益。李家发家后，陕西布政司“请以金助边”，李家当家李尽心询其数，官府说量其力即可，起初捐五十金，以后涨到千金，官家大为吃惊，“疑其有狂疾”，而李家后竟捐纳两万金于诸司库，成为陕西商人“佐国事”的表率。又富平县北门外大河有“永兴桥”，是向边关运粮的大道，因年久倾塌。明万历年间，李家当家人李尽心“捐赀辇石刻为巨桥”，为纪念李家“急公益”的善举，人们将桥名改为“李公桥”。李家还捐义仓粮粟千石，救济穷黎，又捐千金修富平县的文庙，百金修富平的城楼，成为知名的乡绅。而且李家重视教育，后代中出的人才不少，其著名者如李因笃，是清代关中著名学者，善诗文，精于经学，康熙中被举荐为博学鸿儒科，授翰林院检讨，入仕一月即辞官回陕讲学，与周至李二曲、眉县李柏并称为“关中三李”，成为陕西明末清初一代学人的代表。
　　十一、富平庄里张家大院
　　张家从明代成化年间已是富埒关中的大盐商。张家是商业世家，“上世皆隐于贾”，到张臻时，利用开中政策更是发展到兴隆的阶段。张臻与其兄弟泰、凤经商走遍天下，“走河东，东至辽阳，北至甘凉之墟，浮淮海而南”，最终以贩盐起家。成化中携其全家居扬州，成为专业盐商。由于张臻为人“慷慨自许，急人以难，义所宜施，挥金不吝”，被推举为陕西商人在扬州的通行领袖，“关中贾杨者，皆推戴公，盖数百人皆公纲纪之，婚丧及诸不平，皆往质公”。陕西商人在扬州聚会，张臻不到场，大家都不敢举杯，这不仅在于张臻有财力，而且在于张臻有人格魅力。当时在扬州做盐业做得很大的还有长安张克让，人称“东张”，而张臻被称为“西张”，由于张克让俭吝，好义之士不归焉，独尊“西张”。张家由于能急官府所急，“输粟边庭，助天子伐匈奴”而被授七品散官，于是花数千金在扬州盖了私家花园“张园”。前有高门巨屋，后有假石流水，荷塘修竹，今天依然是扬州著名的文化景点。张家发财不忘乡党，后来又捐资在家乡庄里修了庄里全镇的城墙。
　　十二、泾阳王桥于家大院
　　于家在泾阳县王桥镇东街村，是清代泾阳的首富，当时泾阳的“四大家族”，即“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及王村一撮毛”的“一撮毛”就是指王桥于家。于家起家很早，从其祖于天赐时在四川做生意，在四川开有很多当铺、茶店和布店，在汉中、汉阴也开有分号，当时最有名者为“恒泰盛”茶号，堂名“务本堂”。由于王桥在龙洞渠岸边，这一带水田很多，因此容易发财致富。而且，泾阳是当时陕甘贸易中心，烟货由西而东，茶叶、布匹则由东而西，所以泾阳有钱的人以商为业，形成“与其吏也宁贾”的价值取向，于家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成为泾阳于、孟、姚、刘四大家族之首。于家发家后在本村建造了华丽的府第，成为清代关中商宅的代表。
　　十三、泾阳社树姚家大院
　　姚家在泾阳以南石桥与王桥两镇之间的社树村。相传为元代驸马的后代，主要是在四川、上海做生意发的家，所以姚家的财东很多，分为“恒昌”“惠谦”“燕义”“居敬”“祝新”“仁在”六支。姚家不仅在泾阳、三原、西安设有货栈、字号，而且业务发展到巴蜀、康藏、云贵地区。在巴蜀以雅安为中心，又设分号于缅甸、越南、印尼等地，主要是经营布庄、当铺、茶叶三种生意。与姚家齐名的还有石桥川流村的刘家和石桥西南赵村的孟家，号称“东刘西孟”，他们都是在四川做生意发的财。尤其是刘家在雅安和松潘开的“义兴”茶庄，在当地很有影响，雅安和康定的茶行领袖长期以来是由他家的财东们担任的。姚家贩茶叶，卖布匹，鬻水烟发家致富，仅在西安就有17处房产，归家后在树老家耗巨资盖了九进的“姚家老宅”，连带附产，把社树一个村子都快盖完了。姚家老宅的构成是：大门，一院落，院后偏正两院，正院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两间，楼房两间，楼后为小院，厢房两间，上房三间，偏院左右厢房各三间，大厨房一座，院后书房三间，小房三间，后花园一座，大井一个，共为九进的庞大建筑群。另外在村东有偏宅，包括：土地堂一座，街房两间，厢房两间，客厅一座，厅后厢房两间，楼房三间，楼后井房杂房三间。并在老宅对面有药铺，名叫“天增泰”，专供本村村民方便抓药而设。药铺东北有花园，内有：荷池、熙亭、水井、房屋六间，为停柩之所。在老宅外西南角还有“魁星楼”专供朝拜孔子所用，其结构、排场远比晋商“乔家大院”恢宏得多。
　　十四、泾阳安吴堡吴家大院
　　吴家在泾阳嵯峨山唐德宗崇陵脚下安吴堡村，因元代在这里设有近祥宫，故名庵吴堡，清代后读“庵”的谐音为“安”，改称安吴堡。吴家是安吴堡的大姓，吴家从清代起做布匹、茶叶生意发财，特别是吴家兼任通奉大夫吴蔚之子吴介侯迎娶了三原孟店有名富商周梅村之女为妻。周梅村为三原著名布商，其父周梅林为清代工部主事和大盐商。这桩亲事使吴家力量进一步雄厚，吴介侯早夭，周氏守寡多年，长期主持吴家之政。周氏为富户之女，很有经商才能，在她主政期间，吴家在泾阳的主要字号“裕兴重”发展到鼎盛时期。由于周氏有眼力，重用了富有经营经验的邓监堂为掌柜，邓经营作风稳扎稳打，注重质量，使吴家生产的“天泰”“德恒”牌泾阳砖茶畅销西北各地。而且邓监堂很有经商头脑，有一时期茶价暴跌，别家都赔累不堪，独有“裕兴重”两年多净吃净坐没有卖过一封茶，到后来茶价大涨，“裕兴重”乘势畅卖，大获其利，资金积累到四五十万两银子，坐了泾阳茶商的头把交椅，其兰州分店掌柜胡服九还做过多年兰州茶业的“总商”。庚子年慈禧西狩西安后，吴家捐银50万两，周氏被慈禧看作义女，诰封一品夫人，经常被慈禧接到西安的行宫中陪老佛爷聊天说话，被人称为“安吴寡妇”，其堂号叫“吴式仪堂”，在关中享有盛名。除经营茶叶外，吴家在四川还开有当铺，仅在重庆就有五家。陕甘回民起义期间，吴家又捐银6万两，重修了三原东关的城墙，雇壮丁守城，才使三原东关未被攻下。吴家发家后，在安吴村修了规模巨大的堡寨，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为吴家私宅，分为东、西、南、北四大院，外城除有吴家宗亲居住的四大院外，还有近祥宫、商店、市集、戏台、菜圃、花园、林场、马厩以及外姓人居住的西巷子，“安吴寡妇”独居全堡之中的迎祥宫，俯视全堡。吴家有钱有势，讲究耕读传家，培养出像国学大师吴宓这样的学术巨擘。吴宓一生学术贡献巨大，在中国创建了比较文学之科，并且是“红学”研究专家和著名诗人与教育家，成为近现代闻名全国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十五、三原孟店周家大院
　　周家在三原城东鲁桥镇孟店村。从明末清初周梅林做盐商发家，官拜工部主事，到其子周梅村主要在江南做棉布生意发大财。周家长期以来在苏州设布庄收布，贩回陕西整染后再卖往甘、宁、青一带，家业大饶，仅家藏白银就有36万两，生活豪华。每年腊月二十八三原古会，周家不到场，会就不能开场。周家香车宝马，招摇过市，看戏时，周家的驾车马脚踏四个碗，碗内盛满温水，一则保持稳定马不挪蹄，二则马蹄不冷，被世人惊叹。周家在鲁桥购地480亩，还建造了全县闻名的“周家大院”，当地叫“周家大房”，营造数年。建成高大住宅17院，后因年久失修，大都倒塌毁坏。现存大房一院，宽138米，深71米，面积9798平方米。全院由前门、二门、退厅和后楼四个部分构成。高大的前门，中为通道，两旁为门房、二门以内建筑东西厢房，接着是五间大厅，厅柱楹联为“燕翼贻谋堂上，箕裘锦福荫；凤毛济美阶前，兰桂发奇香”。后面是退厅，厅后又是东西厢房，最后是青白石铺地的三间楼房，房深五进，结构严谨，蓝砖青石，异常坚固，木材是上等松木，砖是水磨，寿石镌刻，屋架头拱重叠，墙壁雕琢博古画屏山水人物，飞禽走兽。门窗木雕历史故事“郭子仪上寿”“陈桥兵变”等，刻工细致，栩栩如生。这样的大房当年足足建了17院，足见周家当时财力之雄厚。
　　十六、三原城师家大院
　　师家是陕西明代最早以经营盐布起家的富商之一。师家最初是泾阳孟店人，到其创业人师庄南起，因三原为西北棉布中心，遂移家三原县城，主要从事棉布生意。师家一门三代，都是生意通。师庄南最初务农城南，故自号“庄南”，后见经商起家易，“以贫求富，农不如商”，遂开始做商人，在三原设庄贩布，“往来姑苏与吴越诸处，贸迁有无”，还将贩布赚的钱放贷，“任人转生息，所收甚厚”，家都称赞师公“善贾”，什么生意到他手里都能赚钱，“居泉货价辄骤溢”。后师庄南在扬州做生意时，见到经营盐业更容易赚钱，便将其子分工，大儿子师从政在扬州为盐客，主要贩盐；二儿子在三原贩布，“客与家诸方略，听公指授”。由于师公调度有方，到他年老时已积资巨万，成为三原有名的富户。其子师从政更是经商的行家里手，从少年时起就随其父经商，“操钱千，市布崛起”，在苏州做秦商布业领袖多年，赚了万两白银，并自豪地说：“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有一日，师从政与众商在苏州布市谈天，有一同乡客人为捉弄师从政故意说：“我听说有一家人办事急需要布。”师从政听罢背起布就到那家去卖。众客商鼓掌大笑，均言师上当了。可过一会，师从政持布银归来，众客商张口结舌，对师从政说：“难道天下对你掉钱否?”师从政笑着说：“命乃尔。”说明师是猎取信息的市场能手。师从政有口吃的毛病，在稠人中终日不吐一词，但唯独做起生意来一身伶俐，所至辐辏，简真是个经商天才。师家发家后，在三原也做了不少好事。多次以百金购粮输泾阳，以粮120石输三原，救济穷黎，捐百金修缮三原城郭，温纯倡修清水河石桥时，又积极响应，捐200金修桥，今日亦被三原人民称道。
　　十七、三原县城温家大院
　　温家是明代以业盐起家，以官、学闻名的关中巨族大姓之一。温家从其祖温朝凤起家，分为三支，本支在三原，一支在扶风，另一支在成都。温家从其祖温朝凤起经商发家。温朝凤十四五岁因家道中落而弃学为商，做小本生意。稍有积蓄后，开始在四川贩盐，在湖北贩布，家业大起。温朝凤武艺高强，胆量过人。有一次在四川做生意时租船返陕，江中遇大盗数十人登舟，杀人越货，同舟人皆战栗伏舟，唯朝凤挺身手持弓箭，射中三人，众盗见状吓得作鸟兽散。从此，温朝凤声名鹊起，在三原很有名。温朝凤的另一兄弟温廷秀后来移家成都，成为成都富商，今日成都“四川民俗博物馆”据说就是温家在四川的产业。温朝凤以商起家，却心喜儒学，发家后命其子温纯一心从儒，温纯乡试为三秦解元，第二年赴京城会试，推为进士，授山东寿光县令，历被升迁，万历朝曾任户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是陕西省有名的京官。温纯居高位而关心家乡建设，见清浴河将三原古城辟两半，南北阻隔，交通不便，遂有建桥之志，并于万历十九年(1591)倡导集资兴建三原清浴河石桥，历时12年建成，人欲以温公命桥，温纯坚拒不从命，而定名为“龙桥”，使之成为沟通三原南北的交通要道和三原八景之一。万历二十一年(1593)又倡议捐修三原北城和补修三原南城，为家乡建设做出了贡献。温家一门学人，名扬关中。其仲子温日知，著名诗人；少子温自知，知名学者，著有《海印楼文集》七卷；四代孙温仪，清康熙朝进士，官至兵部侍郎，全国著名画家；六世孙温蕙，乾隆癸酉举贤书，曾讲学关西书院，其门下名士多人。
　　十八、武功城东康家大院
　　康家自明代起一门俊秀，为关中望族。从明初康汝楫起，累世为官。到永乐年间，永乐帝闻康汝楫之子康年从商，赐以千金，钱数万贯，并特敕免去康家从商的税收，凡康家的生意，所经关津不得盘查，使康家势倾关中。后世康家经商的不少，如康銮父子就是在扬州贩盐而发财，并在扬州筑有“焦山别墅”。一门英才荟萃，其子康海，弘治年间考中状元，修翰林院修撰。后因不满陕西兴平人宦官刘谨专权，解职回乡，专意在扬州做盐商，并以造歌作乐排遣忧闷，成为陕西著名文学家和戏曲家，弹得一手好琵琶，人称“琵琶圣手”。一次在扬州焦山演奏，倾倒观众，后人将焦山别墅改名为“康山别墅”以示纪念。康家发家后，不忘乡邻。康海见武功贸易寂寥，乃出资在城东设赛会，数日间乐工集者千人，商贾集者千余人，四方宾客长幼来观者数千人，使之成为武功有名的古会。
　　十九、旬邑唐村唐家大院
　　唐家在旬邑城东唐家村，从清初起已是远近闻名的富户，由于旬邑世称“三水”，人称“三水唐家”。唐家从其祖唐应弼起经商发家，到四世唐景忠以商为兴家，以农守之，家族贸易发展到鼎盛时期，商号遍及陕西、甘肃、四川、安徽、江苏、福建、辽宁、浙江等13省50多个县，商业街坊达90余所，人称“汇兑13省，包捐知府道台街，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人走四川不歇人家店”，并在本县与邻县拥有土地19290亩，佃农489户，年收租3000余石。全家60口人，雇佣人丫环165人，有鹦歌轿66辆，出入讲究“出门不离车马轿，全堂执事开道锣”。唐家致富后，在唐村造修华丽私宅，号称“唐家大院”，共有87个院落，2700多间房屋。从道光五年(1825)开始修造，每天各种工匠340余名。咸丰元年(1851)工程分为11处，每日工匠增至3200名。直到同治七年(1868)，历时43年，才基本建成。院内有戏楼、假山、花亭、鱼池等。全部砖木结构，一律水磨青砖砌墙，石雕、砖雕装饰，砖缝用石灰、糯米汁浇灌，呈现出北方四合院和南方苏杭园林艺术相结合的建筑风格，体现了唐家雄厚的财力。大院盖成后，专门盖了一座大戏楼，唱戏祝贺，光演戏就进行了三个多月。
　　二十、西安灞桥洪庆张家大院
　　张家大院在西安灞桥洪庆街道内。其主人是清代在西安开设“德合生”商号的张洪声，号称“张百万”。张洪声的父亲张步福，为了养家糊口，做小买卖起家，开始生意做得很小，在西安、三原等地摆地摊起家，当时有个伙计偷吃了一碗凉粉，就被解雇了。后来有了一些积蓄，就在蓝田开木器厂，他们家后来盖房子用的木料都是那时候攒下来的。
　　张家到了张洪声这一代人手里，才逐渐发展到鼎盛时期。张洪声几弟兄，到青海、天津、新疆(远到喀什)等地跑生意。他们从西安到西宁带去茶叶、丝绸，从西宁带回来皮货、药材，这样循环往复，慢慢积累起来。到了清末民初，在西安创办了“德合生”商号，又在三原办了个分号叫“洪裕园”，是张家的酱菜点心店，每年八月十五，张家都要派人到三原去挑点心，点心上刻着福禄寿等图案，非常讲究。据说三原有名的小吃蓼花糖、开口酥等都跟张家的点心铺有渊源关系。张家还在宝鸡、兰州、西宁、乌鲁木齐、天津、上海等地开设商号，并与日、美等国商人有贸易往来，是远近闻名的富商。有一年年底分红，张洪声分了100万两银子，那时的100万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张洪声遂被人们称为“张百万”，从此，“张百万”这个绰号就被传了开来，叫作“郭家的地，高家的房，张百万的银子拿斗量。”
　　关于“张百万”的来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传说清末光绪皇帝晏驾，全国停止娱乐。张家却恰逢给张步福过寿，请客三天，大摆宴席，不管亲戚朋友还是路过的行人，都好吃好喝招待。当时的西安知府对张家的做法不满，张家坚持要过寿，知府就责令张家拿出100万两银子来，否则就不能大摆宴席。张家立即拿出银子，从此落下“张百万”的名号。
　　“德合生”的生意做得很大，是在全国组织货源。一般是在天津等地设“坐庄”组织货源，再雇用脚行、骆驼辗转运至兰州、西宁等地设立的“分庄”出售。张家做生意，讲究不走空头，即来去都有货，来回都有生意做，意思就是走到哪里就暂时安营扎寨在哪里，收集当地的货物、土产，到别的地方出售。那时候叫“庄客”。比如，当时从湖南安化收回来的茶叶，要先运到泾阳加工成“茯砖”，再运兰州。张家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有人形容说，从西安到西宁，从甘肃到内蒙古，张家人不用住别人家的店，沿途都有张家的分号。张家在抗战前还经营过土布，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张家的钱庄，还在西安开有当铺。1910年之后，北洋政府软弱无能，很多资力雄厚的商号都走向衰落，“德合生”也在其中。
　　张家发财后，大兴土木，在西安修建公馆、花园20多处，仅在车家巷张百万就有十几个院子，在开通巷还有十几院房子，三学街、太阳庙街、朱雀门到含光门一段，以及建国路都有他家的院子。三原还有很多张家的房子。张家在故居灞桥洪庆的街道上，修建了一座7套14院水磨砖砌、雕梁画栋的深宅大院，号称“张八家大院”。
　　张家大院坐落在灞桥洪庆街道56号，是一座五进深的宅院。光绪三年盖的，南北两院，结构、造型均相同。一进院门，便看到这家供奉的土地神龛，神龛很讲究，飞檐、斗拱、雕花一样不少。神龛下面的地上，蹲着一只石狮子。前院正房(厅房)漆黑的木梁，笔直而圆润，梁上清晰可见雕刻的八卦太极图，以及色彩如新的雀替，梁上叉手、驼峰俱存，抱头梁下有穿插枋，镂空雕花。过厅有扇巨大的木板屏风，屏风前放着一个方桌，桌子上方两侧贴着吉祥平安的对联。这组屏风很高大，顶端有十个用来悬挂牌匾的凸出的木雕。屏风很像一道结实的门，门这一面，是庄严大气的厅房，门后面是一进院子。
　　大院中间的花圃里，中有一颗非常罕见的“金线吊蝴蝶”树。这棵树是张家从北京移植回来的，百余年了。这树五六月份开花，花是紫红色的，到了七八月份，树上的果子熟了会自己炸开，炸开后的果子是红色的，悬在细细的枝条末端，就像拿细线串起来的蝴蝶，风一吹就像有满院子蝴蝶在飞，非常好看。
　　院子两侧南北对着的是厢房。厢房一溜的青砖蓝瓦，镂空雕花的门窗，主人在窗户上贴着一个大大的福字。院子的山墙外层包着砖，上面刻着很多图案。屋檐有三角形莲花纹滴水，屋檐下还有麻叶头装饰。
　　张家大院雕梁画栋，砖雕、石雕精美异常。右边的砖雕叫“鹿鹤同春”也叫“六合同春”，“鹿”取的是“‘陆”，“鹤”取的是“合”的谐音。配以松树、椿树，都预示“春”的意思。“鹿鹤同春”反映了主人期盼国泰民安、家庭富裕祥和的愿望。
　　院子里的山墙与厢房接口处，墙上的砖雕丰富多彩，有“喜鹊登枝”，也叫“喜上眉梢”。喜鹊圆润饱满，梅花则疏朗简洁，活灵活现了一幅喜气祥和的光景。两幅砖雕的上部，都有一个蝙蝠，仔细看，蝙蝠嘴里还衔着两枚铜钱。蝙蝠衔钱取其“福”字之谐音，有招财纳福的意思。还有笛子、葫芦、团扇、宝剑、莲花、渔鼓、横笛、阴阳板等八件器物，代表着“八仙过海”，也叫“暗八仙”。
　　门房的门两侧有副对联，上面写：“读书好，耕田好，学好变好；创业难，守城难，知难不难。”据说是白鹿原上的牛才子给写的。门墩是两个有长方底座的圆形石雕，圆环的四周，刻的是缠枝莲，上面的图案是麒麟，地下底座的纹路是海水，叫“海水朝阳”，象征吉祥兴旺的意思。
　　张家大院在结构上有一个特别的做法，就是用“火檐墙”将不同的院子隔开。火檐墙就是屋顶的墙上顶部做成云钩形精美的如意，一层层叠加，错落有致，墙中间还有门洞可以通过，而且沿着墙又搭出来一道走廊，方便两家走动。以前陕西人盖房子，都是土木结构，木料用得很多，容易着火。如果邻家失火，木材燃烧最突出部分自然在椽头。房与房之间的椽头部分，如果延伸出一段高墙，就能起到阻挡火势的作用。
　　此外还有武功路家大院、西安芦荡巷姚家大院、长安王曲郭家大院等秦商名宅，依然保持完好，诉说着秦商的辉煌。
　　这些秦商的高房大院，反映了当年秦商什么样的心态?
　　首先，四合院体现了当年秦商商业利润的出口终端。秦商奋斗一生便是为了在家乡修造一院方方正正的宅院。无论这个宅院建修得多么富丽堂皇，终究说明了秦商作为农民的社会心态。一则修建四合院耗费巨量资金，成为秦商利润的出口终端，使相当部分商业利润转化为非生产性消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秦商经营规模的扩大，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创业初期，资本家每天只抽雪茄烟，喝香槟酒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秦商终究没有走出地主式“求田问舍”的人生追求。二则秦商以在故乡建造四合院为人生目标，又说明秦商的人生价值取向是取得使用价值，而不是追求价值的无限增值。木土结构的房屋构架，昭示了秦商不求厚物长存的短期追求，倒塌与重构体现了秦商回归自然的心态，这每每与西方建筑砖石结构形成鲜明对比。它深刻反映了秦商缺乏追求价值无限增值的内在冲动与万世留名的创造激情。同时“前厅、后楼、两间厦子加厨房”的空间理想，亦说明秦商目光短浅，对财富追求受自身消费力限制的局限，尚不具备经营天下的博大胸怀。
　　其次，四合大院的空间布局，反映了秦商自闭内敛的保守心态。秦商的四合院四面有房，以房为墙，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便于防贼防盗，体现了秦商“求居安全”对他人严格的防范心态。同时，秦商的四合院内部构架以中轴对称铺开，每个院落由正房厦房构成，正房为长辈居住的地方，子女只能居住在厦房之中，构架本身隐含长幼有序，不得潜越的伦理价值追求，使居住在大院中的后辈们形成对长辈的心理敬畏和身份压抑，不利于人性的平等舒展。而且，四合院地盘平整，平面形状像一颗印，故称“一口印”，又因房与房的转交处能结为槽凳，下雨时上下面对水柱，形成四柱粗水流到堂前，故称“四水流堂”，体现了秦商内敛聚财的心理需求和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自私心态。
　　其三，四合大院的大门偏开和影壁，又反映了秦商藏富自赏，不露外财的封闭心态。按照关中人的心态，“门内为隐”，因此自家隐私，他人不得窥知，而“中堂为宗”后辈不得冒犯，这便使四合院的正门一般开在右侧山墙，这种正门偏开折射了秦商含财不露，家富勿扬的保守意识，别人只能从偏门窥视院中一角，而不能鸟瞰全景，正是秦商聚财内赏他人不得其共享自私心理的诉求。“门外为避”四合院大门前一般都设有影壁，起遮挡宅内活动之作用。影壁本身就是由“隐蔽”二字演化而来，门偏开以防窥，起影壁以遮挡，足见秦商对外人浓厚的防范心理，诉说了秦商关门过活，不求与外的封闭心态。
　　秦商四合院的存在，不仅耗散了秦商一生的主要财富，而且在秦商心头也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四面墙，使他们的心和全部梦想都被这四面墙严严的封闭着，而不可能放飞追求和希望，这不能不成为秦商过早衰落的物质和心理原因。联想近日中国的旧城改造，拆除各地散落的四合院，改建四面来风的高楼大厦，正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