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秦商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培育和形成了“秦商精神”。本报告主要阐述了“秦商精神”产生的条件、秦商精神中“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的核心价值观、以“忠、道、勇”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构架以及所包含的时代精神、开拓精神、求富精神、创业精神、敬业精神、诚信精神、节俭精神、忠义精神等科学内涵。
　　关键词：
　　秦商精神、核心价值观、精神构架、科学内涵
　　一、秦商精神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
　　秦商是黄土地上产生的内陆性商帮。秦商的成败兴衰，勃兴亡忽，甚至性情观念都与这片黄土地有无法割断的联系。
　　1.秦商精神形成的生态条件
　　陕西黄土高原，土厚水深，风吹分选，使黄土沉积层土壤颗粒均匀，不呈沙化，又不黏重，含水性能好，适合植物根系向下生长。这便为秦商厚重质直、忠义仁勇精神的生长发育，提供了承载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八百里秦川土壤颗粒均匀，又不黏重，适合农作物向下生长的土地自然结构，以及适合这种土地结构而来的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使秦商形成特有的平原文化模式。其特点是：
　　首先，陕西荡河源，澹海滣，临幽崖，风刚土厚，地僻泉庞的生态环境，哺育了秦人厚重质直，刚毅果敢，忘死轻生的性格。陕西地处黄土高原，这里高原横亘，土脉纵横，野茫天苍，一望无垠，生长于其间常使人天籁自然，厚重质朴，心胸宽阔，荡气回肠，“秉者博大劲直，无委屈之态”。而且陕西四塞雄封，左崤函，右潘冢，雄关环抱，群峦耸峙，山高水远，人生其间，羽化山川气象，骨鲠成性，多负气刚勇。加之陕西水深土厚，地僻风刚，临险绝之土，求生也艰的生存环境，亦形成秦人轻生重死，亡命涉险的强悍性格。这些都使得秦商具有不畏艰险，万里投荒的刚毅果敢精神，可以坦然面对西部严酷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锐意贸迁，视关山如平履，赴死地若比邻，取得中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朱子诗传》所云：“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娇惰浮糜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勇驱之，则刚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亦如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论及秦商在川藏贸易中兴盛的原因时分析的那样：“川人不善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辞艰辛，亦所罕及者”。
　　其次，陕西川塬纵横，土厚风烈，田地狭瘠的自然条件又形成秦人吃苦耐劳，服食简约的朴素民风，“暖窑热炕一盆火，稀饭咸菜泡蒸馍”是陕西人的家常乐事。这种勤苦俭啬的民风习俗形成秦商甘辛苦、安俭素的生存风格，使许多秦商生活俭朴，富而不奢。如三原巨贾河浒公用盐莢，起赀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布衣蔬菜，不啻一窭人；梁竹亭故富厚，号巨万，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向春贾四十年，致富厚，然食无鱼味，衣屡浣衣，一巾数年不易，俗少年姿侈盛衣者，见公退震而不敢前。所以明代三原文人温自知在其《印海楼文集》中说“吾邑大小贾甚伙，然少有辄营宫室裘马，以明得意者”。而雍正《渭南县志》卷二则总结说，渭南商人“富即家累千金，出入一布袍耳”。这种习勤耐苦、人崇俭约的生存风格，使秦商能够十分自然地适应西部艰苦生活条件的需要，寄迹廛市，客外经营，在西入陇蜀、东走齐鲁的中西部贸易通商中“莫不得其所欲”。正如《新疆图志》“商务志”所指出的那样：新疆的秦商“俗能薄饮食，忍嗜欲，与佣保杂作……而居久逾富”。旅居河陇的陕帮商人亦是如此，有人撰文说，经商兰州的秦商“吃得简单一些，一般是两盘小菜，盐、醋、油辣子，只是初一、十五才改善生活，叫作‘陕西的店，初一、十五不问饭，晌午包子晚上面’”。而经商湖广的秦商其特点更是“一大二土”，一大是说他们资本多，生意大，一次运来的购布白银就数几千万两；二土是说他们在生活享受方面与沿海洋化了的资本家截然不同，有的近似苦行僧，穿棉布衣，戴瓜皮帽。
　　2.秦商精神形成的经济条件
　　陕西山川雄伟，土田衍沃，水土饶盈，有八百里秦川之誉，陕西因其物产丰盈，交通发达而成为中国商业的发祥地和中国商人的故乡。潘岳《西都赋》概括陕西的经济优势是“黄壤千里，沃野弥望，华实纷敷，桑麻条畅。邪界褒斜，右滨阡陇，宝鸡前鸣，甘泉后涌，面终南而北云阳，跨平原而连潘冢……南有元灞素浐汤井温泉，北有清泾濁渭兰池，周曲浸决，郑白之渠，漕饮淮海之粟，林茂有户之竹山，挺蓝田之玉，班述陆海珍藏，张叙神皋奥区”。
　　陕西自古有素称发达的农业资源。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厥土黄壤，厥田上上，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柘，沃野千里，号称陆海。并兼有泾渭灞浐沣滈潦潏河洛漆汭汧沮等水，源远流长，郑国、六辅、白公等渠纵横网络，灌溉滋润，民慕农桑，自汉唐以降便成为我国精耕农业的发祥地之一和农业经济最发达的省份。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中估计“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迄至明清虽斗转星移，陕西仍土厚民殷，夙称富庶。明人张瀚在所著《松窗梦语》中比较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程度时，指出“关中之地，当九州三分之一，而人民不过什一，量其富厚什居其二”。到清初中期，由于秦巴山的开发增加了陕西的农业生产总量，这里土质肥美，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鱼米之乡。汉中自康熙以来休养生息百余年，蔚为繁富之区，至道光咸丰间，农多饱暖，商裕货财，县境世家望族闾里之民户口繁滋，极称富焉。安康河稻田畦尤饶美，四乡田亩膏腴，棉桑遍野，男耕女织，富甲全境。使陕西始终保持着山川雄厚，土田衍沃，古称天府。光绪《户县县志》指出，陕西在陕甘回民起义前经济形势是“休养生息二百余年，潼华以西，既富且饶，娱乐无疆，土木妖异”；《岐山乡土志》也指出“岐雍之地，俗厚民庞……遍地麦禾，收成丰稔，官则仓库足额，民则盖藏充盈，夜不闭户，路鲜丐者”。这种农业生产持续几千年的发展，为陕西商帮以及秦商精神的产生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3.秦商精神形成的社会条件
　　陕西北有胡苑之利，南有巴蜀之饶，加之明代陕西布政使司管辖着祖国西北的广大区域。这里地处荒檄，关山险远，急涧巨川，戈壁瀚海，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西出长安达于陇坂，回首秦川，墟舍桑梓与云霞一色，瞻望前程则天苍野茫，辽荒万里，堑山湮谷，荒村野店。其途中景色一如唐代诗人岑参诗中所言“平明发咸阳，暮到陇山头。陇水不可听，呜咽令人愁。沙尘扑马汗，雾露凝貂裘”。由兰州而西往甘凉，四面险固，皆阻大涧，朔风怒号，黄尘万斛，“有时无行人，沙石乱飘扬，夜静天萧条，鬼哭夹道旁”，陇上仍是一派荒凉。清代诗人李涣《甘泉道中》形容当时的情景是“一渡黄河满石砂，只闻人语是中华。四时不改三冬服，五月常飞六出花。海兽满头番女饰，兽皮作屋野人家胡笳听惯无凄婉，瞥见笙歌泪转赊”。出嘉峪关而趋哈密沙碛千里，风动沙移，地无水草，热毒鬼魅，硗确难行，难怪人有“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看鬼门关”之叹。出哈密而通西域，途中更是天山巉削，古垒啼乌，戈壁浩瀚，夏炎如烧，冬寒裂指，秋冬之际，劲风卷地，扬石拔木，寸草不生。更有“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热身之坂，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险阻危害，不可胜言”。由陕西而康藏其途一如河陇，途程三千余里，山岭连延，道路崎岖，危关隘路，羊肠小道，春夏之时，江水泛涨，横流绝渡，秋冬之际，层冰凝滑，大雪封山，加以山势高峻，气候稀薄，罡风怒号，酷暑凌逼，偌高空偶为生息振荡，则雷雨交加，冰电骤止，而蹊径幽遽，大雪弥漫，人马失足，葬身雪窟者，时有听闻。
　　明清时代的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风劲雨缺，春短冬长，谷粟难生，六畜不全，生活条件亦十分艰苦。清人无名氏曾写过一首《七笔勾》，大致可以反映当时西部的生活状况，不烦赘录：“万里遨游，百二关河天尽头，山秃穷而陡，水恶声似吼，四月柳条抽，百花无锦绣，一阵狂风，不辨昏和昼，因此上把万紫千红一笔勾；堪笑儒流，一顶蓝衫便罢休，才入黉门口，文字辄丢手，匾额挂门楼，繁华已尽够，坐吃馒头，不向长安走，因此上把金榜题名一笔勾；……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丢，冬帽尖而瘦，棉裤宽且厚，纱葛不须求，褐衫且耐久，毡片遮身，被褥何曾有，奶子煎茶敬一瓯，面饼葱椒醋，锅盔和盐韭，牛蹄和羊蹄，带毛随入口，风卷残云，食尽方丢手，因此上把山珍海味一笔勾；未雨绸缪，窑洞低洼尽土修，夏日旺难透，阴雨偏肯漏，土炕砌墙头，灯油壁上溜，马粪牛溲，腌臢且腥臭，因此上把雕梁画栋一笔勾”。要在如此艰辛的生活条件下贩贱鬻贵，设店成廛，非要有吃苦耐劳、不羡奢华的精神不可。
　　明清时代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险恶，而且社会条件亦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人少牲畜多，地处边檄洪荒，民族杂居，风俗各异，又关山险远，管束鞭长莫及，兵匪一家，加之山高涧深，征剿不易，致使这里常常强盗蜂起，土匪横行，部族格杀，一语不慎，死即随之，持赀携重的商人往往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主要对象。面对如此险恶的贸易环境，非要有刚劲尚武，不惧锋镝的英雄胆色不可。这些说明，只有具备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和负气尚武的素质，才有可能适应明清时代中西部严酷贸易环境的需要，获得“往来莫不得其所欲”的经营自由。
　　陕西自秦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尚武精神，乾隆《合阳县志》说“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加之陕西自周秦汉唐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风俗不纯，其人负气尚勇，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入明清后又远居边檄重地，军垦商屯兵民合一，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惧锋镝的粗犷强悍性格。正如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分析陕西人的性格特点是“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制，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关中无士非将，无民非兵，置兔之士古称干城，斥喉之妻，令常折获，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区”。这便使得秦商能够适应西部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西商形象，在兵匪没道的漫漫商路上挟赀携重，扬鞭走马，奋志经营，闯荡天涯。试举几例为证。明高陵巨商刘锡客南潭日，宿蝎蜇岭，夜盗止，欲戳兄，仲操戈与戟，以身蔽兄，有贼魁二人来攻，接锋，连毙于戈下。三原名商温朝凤往来蜀楚间成中贾……旅蜀江中，遇大盗数十人薄舟，舟中人皆伏，家大人捷身手弓矢连中三人，盗鸟兽散；三原巨富刘志学尚行商蜀，舟至黄龙岗，遇群盗其势甚凶，同舟者大恐，皆匿舟中，不敢出，志学独出问曰，诸君何为?盗中有以杀言者。志学曰，诸君之来，不过欲得吾辈财耳，舟中之物任其取去，何以杀为，盗去，众皆称其有胆量。而三原巨富贾云山更为武林渠首，少儿贾，历大江南北，入武林览天下之秀……武林天下都会，大贾鳞集，亡不闻贾大名，愿来交权贾公。这些都说明，秦商之所以能够在明代中西部边境贸易中迅速崛起，是因为秦商在天宽地阔环境下所形成的博大劲直、英勇尚武内在素质使他们恰恰适应了西部边境贸易环境对人才素质的要求，因此才取得了变边地之绝塞为边贸之利途的经营效果。
　　4.秦商精神形成的文化条件
　　陕西是中国文化的发祥之地之一，中华五千年全部学术的精华直接成为秦商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源泉，形成三教兼营的传统。
　　秦商三教兼营的传统，首先表现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乡土情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亲不亲，一乡人。秦商眼中的自然就是生养他们的黄土地，他们生活在一方土地上，饮一泉之水，享受着同一种文化，有着共同的生活模式，是他们生活地域的民族化。
　　乡土，其本意就是指家乡的土地，它是养育人的根本。《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不能不爱，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荀子》说：“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可见人与土的亲缘关系，直接涉及生存安邦之大事。村落是乡土的基本单元，无论是同一家族村落，或者由姻亲组合成的亲戚村落，还是杂姓同居村落，他们都是构成乡土共同体的核心。这种村落性质深受儒家的培植，最初具有宗法血缘的意义，因此尊重宗族乡党即是尊重宗法血缘关系，这是体现了儒家由近及远的亲亲原则。《论语·子路》中孔子认为，“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生活在一个乡土共同体的人们，以宗族为孝，以乡党为父老兄弟，正是个人的价值体现。
　　因此，秦商形成浓厚的乡土意识。陕西谚云：“金山银山，不如自家的土山”；“金窝窝，银窝窝，不如自家的土窝窝”。虽有夸张，但却反映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道理。陕西民间，姑娘出嫁时，当父亲的得从自家地里抓一把土包在黄纸里，放在嫁妆盒里作为陪送，名之曰“神嫁妆”，意思是告诫她永远不要忘记养育她的家乡土地和父老兄弟。到了婆家，由女婿再把土撒到自家地里，以表示两家亲和到不能分开。人们长期生活在祖祖辈辈耕耘的那块土地上，结下了乡土之情，终年四季不忍离开，而一旦迫于生计外出，也是朝思暮想，牵肠挂肚。有一首西部《花儿》唱道：“想了人着想地哩，泥土香着进梦哩，尕妹虽好吃饭哩，没有土地咋办哩”。所以，秦商有“怀土”的习俗。清代秦商下四川经商，临行时要用手帕包一包家乡的黄土，以志“不忘故土”。经连云栈道到阆中后，就将此土寄放在阆中陕西会馆的后墙外，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座土山，这就是阆中“秦堆”的由来。
　　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乡土情谊是通过道德文化建立和实现的。自汉以来，陕西名儒辈出，儒教之风昌盛。管同《与朱干臣书》中说：“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为化”。即讲究以身作则的表率和强调榜样力量的德治观念，也正是孔子说的“道之以攻，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德治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信条。儒家的德治是“以礼为行为规范”，“以仁为思想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知为认知手段”。其中，礼是主要的。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就是说，仁还要通过礼才能体现出来。《中华文化史》说：“中国素称‘礼仪之邦’……中华文化又可视为一种礼文化……具有社会政治规范和行为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礼’的宽泛的覆盖面使它得以成为中华文化的高度浓缩、抽象的概括。”秦人早于周代就享有崇高的礼仪文化。举凡长幼、男女、主客、婚嫁、丧葬、饮食、服饰、祭祀、起居，等等，无不有自己的一套范式。因而，礼教成为道德教化的根本内容。因此，秦商多有名人治家格言的商俗风情。陕西著名商业家族韩城王庄党家大院，每一个院落都有工笔书写的“治家格言”，如：“富时不俭贫时悔，平时不学用时悔，酒后失言醒时悔，健不保养病时悔。”再如“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圆，行欲方，能欲多事欲鲜。言有教，行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舜有存。”这些家训使商人弟子抬头化育，从小接受商业文化的熏陶，为以后经商业贾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秦商三教兼营还表现在以道家思想为核心的“无为情结”。
　　陕西是道教活动最早的地区。相传，在未有天地之时，元始天尊大帝孕育了东王公和西王母。二神产出了阳伏羲和阴女娲。伏羲和女娲结成了夫妻，化育出了人和万物。西王母一时高兴，跪到了天尊那里说：“我得道了。”天尊说：“用你的道去教人吧。”于是有了道教。民间宗教也极力倡导道教的“圣人处无为之事”“上德无为而不为”“我无为而民自化”等一系列“无为”的思想情趣。道教中的“无为”，就是要摒弃悭贪心、淫邪心、嗔恨心、懈怠心、散乱心、愚痴心、杀害心、妄想心、计较心，而要存善心、仁义心、礼智心、孝道心……。由此可以看出，民间宗教中的“无为”，实际上是融儒家的“仁义”于道家的“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补充、改铸消极的“无为”，从而收到“无不为”的功效。陕西大儒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大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显然司马谈之谓“道”，是黄老之术，儒、墨、法之学的大融合。陕西民间讲究的“无为”甚至是以儒家的忠、孝、节、义为基础的。认为忠孝节义是天经地义的事，重忠孝节义就是顺应了天地自然，从而也就“无为而治”了。
　　“无为而无不为”的道学思想对陕西人的思想和行动影响极大。《老子》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的这些朴素的对立统一论直接影响到民间关于祸与福、悲与乐、曲与全等认识论和行为观。陕西民间认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知福者祸来至”“人欢事出来，驴欢屁出来”“只有委屈才能求全”“石头大了绕着走”“吃亏是福……”实际上正是对老子的“祸兮福之所依，福兮祸之所伏”“乐极生悲”“曲则全”的亲身感受。而在秦商身上所表现的驽而不贪，正是道教“无为而无不为”思想的身体力行。秦商受儒家中庸思想影响很深，深知市场上“良贾五之，贪贾三之”的道理，做生意不贪图眼前暴利，而是长线远鹤，志在久远，所以亳州山陕会馆大门上镌刻的一副对联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贪贪得无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万象皆空。”汉口山陕会馆财神殿的对联是：“慕管鲍高风云秦关渡汾河共浮江汉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分利；值春秋佳日奏郢曲效楚舞兼采蘋蘩以献一堂礼乐尽诚联报十分恩。”这些文字都充分表达了秦商做事中庸不贪暴利的东方商人对世界、市场、人生的哲学思考，他比西方商人追求财富的无限增殖浅层次表象应该深刻得多。
　　二、秦商的精神构架及其内涵
　　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从而育化了明清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价值，以“道”为经营理念，以“勇”为行为特色的精神构架。这种精神构架支撑了陕西商人在明清中国商业史上创造了辉煌。
　　(一)陕西商人的核心价值：忠
　　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培育了陕西商人以“忠”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成为陕西商人行为的旨规和标尺，并代表着那一历史时期中国商业文化的主流方向。
　　陕西商人的“忠”，首先是指“忠义”。就是忠于国家，将商业经营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自秦商鞅变法以来，陕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国”“家国一体”的家国意识，自觉地将经商行为与国家兴亡合而为一，以实现民族兴旺和富国强兵为商业经营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国都意识”和“首善理念”在经商领域的展现，也是陕西人作为华夏文化“守墓人”的责任自觉。还在明代初年，为了确保边疆安全，拱卫京师，陕西商人积极响应明政府“食盐开中”政策号召，“疾耕积粟，以应开中”，将大量粮食贩运边关，确保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成为第一个登上历史舞台的商人资本集团。同时，又积极响应明政府“茶马交易”的制度安排，将陕西紫阳茶区每年所产的115万斤至1100万斤茶叶，经陕甘茶马古道贩运青海、宁夏换取战马，既确保了边疆安宁，又增强了国家军备力量，使“西陲宴然，终明世无蕃寇之患”，表现了帝都商人的大气与胸怀。明代万历年间，陕西布政使司号召陕西商人“输金助边”，富平商人李尽心闻讯赴有司询其数，司大夫初望出五十金，李摇头说：“太少”，后速增至千，司大夫疑其有“狂疾”，后李家竟“输二万金纳诸司库”，这就是陕西商人的爱国情怀。明代末年，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当晋商投入满族贵族怀抱，捞取政治资源好处时，陕西商人在扬州公然竖起“反清复明”的正义旗帜，面对清军“扬州十日”的屠杀，毅然放弃获利丰厚的淮扬盐场，转向战乱不毛的四川积蓄反清力量。并在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公开悬挂“钦崇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侯为王为帝为君当日抵不愧为臣”的反清楹联。充分表现了“秦人素秉忠义，闻风具起”“矧夫忠烈，义耿丹宵”的板荡忠臣气节。清朝末年，慈禧西狩，尽管已是流亡政府，但陕西人仍然不计前嫌，自觉奉为王权正宗，纷纷慷慨解囊，捐金献银，帮助清政府渡过难关，一时“资政大夫”的牌匾遍悬渭北各县。这种“忠义”精神《汉口山陕会馆志》有总结性说明：“秦晋商人体夫子(关公)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孝悌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
　　陕西商人的“忠”又包含“忠厚”之意。陕西地处黄土高原，土厚水深，塬庑川广的自然环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质直、敦厚朴实的人格特征，使陕西商人在其经营中忠厚为本，朴实不欺，以“陕棒槌”的文化表征符号在明清中国商界广为传扬。清末文人郭嵩焘在比较秦晋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惟其心朴而心实也。”陕西户县商人郭仰山“设药市镇上，而拣材精审，身亲刨炙，虽极贵品，不敢以假乱真。盖公曰：‘药之良否，人命攸关，敢儿戏乎!’虽贫穷，或严冬昏夜叩门户，无不与者”，被远近人称为“不二郭家”，这是经营忠厚。清顺治年间，陕西商人崔维荞经营山东，行至河南在旅店拾得白金三百两，维看守之累日，遗金人至，原来是山西商人朱应孚买布之资，验实还之，朱以五十两为报，崔曰：“得汝五十金，何苦在此等尔数日”。陕西大荔商人赵第魁，在四川为人做伙计，见东家有冤狱，帮其打官司，申雪冤情，主感其恩，欲以店铺赐之。第魁旋即辞归，并对主人说：“吾帮汝打官司是出于义耳，如取尔家财，为世人所诟。”这是为人忠厚。陕西商人王君，在兰州做棉花生意，薄有家资。一日在黄河边见一少年投河欲死，急止而询之，原来这一少年收债百金遗失，无法复账。王听罢，遂执子之手至酒肆，写一欠债百金的欠条，嘱少年曰吾家在某处，明日当持券索还。翌日，少年至，王对家人说：“此乃故人子，我早年欠其父债，当速还之。”儿奉父命以百金授之，少年受金拜谢而去，待王君殁后数年，少年复至泣拜祠堂并倍还其金，得白其情。这是人性忠厚。正因为陕西商人宅心仁厚，质朴无诈，才结缘各方，人们都愿意与陕西人做生意。对此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有总结性说明，“吾乡土厚水深，风淳俗厚，人多质直慷爽，词无旁枝，不侵为然诺，意所不可，不难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几无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乐与其易而谅其心。”
　　陕西商人的“忠”还包括“忠诚”“忠信”的价值取向。陕西山高泉庞，雄关峙立的人文环境，形成秦人骨骾成性，质直不欺的性格特点，使陕西商人在经营中至诚至信，忠信为本，以诚信不二而著称中国商界。清代文人薛福成在总结中国商人的特点时说：“中国地博物阜，迥异诸国，前此善通有无者，有徽商、有晋商、有秦商，皆以忠实为体，勤俭为用，此颇能创树规模，相嬗不变者数世”。
　　陕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内竖有《众商合议戥秤定规矩碑》，该碑除了对戥秤有统一规定外，还对秤做了文化阐释，认为“秤星”就是“诚信”的谐音，每一个秤星代表一个人生坐标，缺一两不仅罚银五十两，相当于一个四品官的年俸，而且折福；缺二两折禄；缺三两折寿；缺四两折喜，表现了陕西商人在忠厚诚信上的硬制度与软约束。陕西商人党德佩在社旗结识一云南商人，有一年云南商人将800两银子和一批名贵的江西瓷器托付给党德佩后就杳无音讯。若干年过去后，党德佩在社旗与云南商人相逢，如数交还银两和瓷器，云南商人感动地说：“居乱世，未闻有如此之伟男子也”，遂贷给党德佩一大笔资金，党德佩用这笔银两返回家乡盖了由125个四合院组成名闻全国的韩城党家大院，这是陕西商人忠信发家的范例。陕西商人刘相坤在渭南凭信镇做生意亏本破产，资产殆尽，儿子送人，妻子饿死，自己奄奄一息，他将妻子尸体挪于坟墓且仰卧待毙，又在坟外放有纺车、镰刀各一车，上书：“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有埋我者，以此相酬”，更从极端的层面表现了陕西商人忠信诚实的风骨。对于陕西商人这种忠信诚实精神，河南洛阳山陕会馆陕西商人所献《山陕会馆关帝仪仗记》有精当总结，“帝君之忠义神武实是以震浮起扉，为万世则故即载……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竟刀锥子母者，日夕旅录于帝之旁，庶其触目警心，不至见利忘义，角乖张而尚狙诈也。”(该碑现存洛阳山陕会馆内)
　　(二)陕西商人的经营理念：道
　　忠心事商，并不是就可以任意为之，所欲而行。忠心指导下的商事实践也必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陕西商人生长于中华文化释、道、儒三教起源之地，几千年的传统教化，以及道教发祥之地的耳濡目染，使陕西商人懂得规矩经商，依道谋财的道理，形成按商道办事的经营理念。
　　陕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经营的规则和制度。无规矩不成方圆。按商业规则行事就会左右逢源，纵横捭阖，否则就会失道乱为，贪利坏法。因此，陕西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设，他们通过厘定《店规》《行规》《会规》等经营规则，规范商人的市场行为，使陕西商人以制度之严整，队伍之整齐而著称中国商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区域地理学泰斗任乃强先生总结陕西商人在西康经营成功的经验就是：“其组织似粗，而实严密，各方皆能顾到，故少失败，人各乐于努力，乐于积存，故其业有兴无败者。我国旧式商业，山陕人最为擅长，凡此规模，即其所创”。李亦人先生写《西康综览》时亦描出，秦商“资本之雄厚，规模之阔大，态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锐，在康地商人中，皆为首屈”。陕西商人开发自贡井盐的成功，也缘于制度的健全，“李有四堂经营盐业的制度受了些陕帮的影响，在边岸行商业务上更是完全采用”。而明中叶以降，陕西商人在湖南安化经营湖茶顺利，也得力于制度安排得精当，“客帮来湘制茶以闽商为早……次之为陕西山西两帮，但西帮纪律之整肃，资本之雄厚，与组织之严密，其势亦不可漠视”。在四川雅安“陕帮凭什么站住了脚，而且还牢牢扎下了根?是雄厚的经济实力，丰富的从商经验，诚信的商业精神”。这些不是溢美之词，而是对历史的客观总结。对于陕西商人按道经商，苏州《新修陕西会馆记》也有说明：“异时天假之缘，乘兴为东南之旅，尚愿与吾乡士人，班荆故道，访缔造之艰难，联任恤之谆厚，相勖相劝，斯无替前修焉”。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又是指按规则办事，行为须符合商业经营原则，不惶短期效应眼前利益，而是追求长线远鹤的经营效果，表现了稳健成熟的经营心态。蒲城雷太初，成化后，边疆屡屡告急，商屯亦坏，为传输军粮由官府先“贷金给商，购籴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公独不领金。众曰，值高限远，奇货可居也，奈何不敢，公不答。逾年征籴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徙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公独斋本色，同行者笑其拙，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亦同样反映了陕西盐商不为急功近利所动，人趋我避，独立审慎的沉稳经营作风。
　　陕西商人经营的“道”，更是指规律，指经营之道。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给了陕西商人能够穿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质的灵气，使他们能够在风波骤起、跌宕起伏的商业经营中探寻商业发展规律，将商业实践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现了极高的商业素养。在中国商业史上，是陕西商人最先提出了“贾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贾道经营的科学思想，这是陕西商人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还在15世纪，陕西咸阳商人樊现就提出商业规律的问题，他说：“谁言天道难信哉。吾南至江淮，北进边塞，冠弱之患独不一者，天监吾不能欺尔!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以不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
　　而后陕西武功商人康銮更将樊现的“天道”思想，提升到“贾道”的理性高度。他批评一个待价而沽的商人时说：“彼不知贾道也。俟直而后贾，此庸贾术不失也。可终岁不成一贾。凡吾所为，岁可数十贾，息固可数十倍也”。这里陕西商人已经把“贾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并将薄利多销、转快利多作为“贾道”的基本内涵，表现了极高的经营灵性和职业自觉。正因为陕西商人努力探索商业经营之道并按商业规律办事，才在明清之际涌现出诸如贾云山“贸迁有道，财乃大归”；秦后渠“为商也善节缩，视时高下”；师从政“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等一大批经商才俊，成为明清时期中国优秀商人的代表。
　　(三)陕西商人的行为特点：勇
　　陕西商人在明清之际被称为与“南贾”相对应的“西商”，他们主要经营祖国西部的贸易事业。而祖国西部天苍野茫，土厚风刚的自然条件和土匪漫道以及社会不靖的人文环境，使得在这一区域经商的人非得有强毅果敢，不畏险阻的风格不可。而明清之际的陕西商人恰恰适应了这一贸易环境的需要，使他们在西部的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贸易莫不得其所欲”。
　　陕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艰难，万里投荒的经商气概。秦商坦然面对西部的贸易环境，携资江湖，万里投荒，取得西部贸易通商的胜利。正如近代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综览》中也说：“川人不喜经营，尤畏远道，故不能与陕人竞争。陕人之富于涉远性经营商业，不避艰辛，亦所罕见者。”
　　陕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强暴，奋力拼搏的负气尚武精神。明清时期的西部，不仅自然条件恶劣，社会条件也很不安定。这里天高皇帝远，地处边关洪荒，民族杂居，风俗不纯，“荒郡村烟少，频年寇骑多”，土匪没道，加之山深沟阔，征剿不易，使这里土匪横行，持货负银的商人常常成为他们劫掠追杀的对象。翻阅明清以来的陕西地方志，陕西商人被土匪杀死在这条漫漫商路上的记载所在多有。这便说明只有具备不畏强暴，英勇尚武的素质，才能在这条西部的商道上杀出一条血路，服牛格马，周流天下。而陕西自商鞅变法以来，寓兵于农，形成秦人“易于公战怯于私斗”，“秦人喜斗，平居睚眦，视生死甚轻”的尚武精神，加之陕西自秦汉以来，都会所在，五方杂处，胡服骑射，“多游侠轻薄之风，甚至好斗轻死”，入明清后，陕西远居边陲，兵民合一。军垦商屯，更形成秦人尚武好斗，不畏强暴的粗犷性格，不少陕西商人本身就是武林高手，正如顾炎武所言：“按三代而下，兵防之政大明为盛，大明兵备之副，将士之勇陕西为盛，况设百二之险，地藏九死之躯”。这使得陕西商人能够适应兵荒马乱土匪剪径的社会环境，以“骏马快刀英雄胆，干肉水囊老羊皮”的英武形象，在西部扬鞭走马，驰骋搏杀，成为中国内陆唯一的武装贸易集团。
　　陕西商人的“勇”更是指敢冒风险，勇闯禁区的开拓精神。在整个明代，陕西商人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贸易体制进行顽强抗争，一次次向政府划定的政策红线发动冲击，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区，推动政府进行政策的调整，才使明清西部贸易发展到波澜壮阔的局面。
　　在西北边茶贸易中，陕西商人明初首先对明廷不准在陕西境内贩茶，“茶户私鬻者籍其园入官”的“禁茶”制度发起冲击，蓄茶自贩，私茶横行，迫使明政府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民间采茶除税官外，余皆许给文凭于陕西腹里货卖”。明代中叶，他们又再次冲破明政府“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贩运湖南安化茶叶到西部销售，迫使明政府再次放宽政策“各商给引，先给汉川毕，乃给湖南”。在西北边地，虽然明廷规定“有私越黄河及边境通番易马者，究问如律”，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营的步伐，他们“雇请土人，传译道行，群附党援，深入番境，潜往不出”，搞得明政府束手无策。
　　在西南边茶贸易中，陕西商人打破“西南边茶只准以碉门，雅州为互市地点，不准通番贩鬻”的政策规定，他们“私开小路，经通嗒葛”，致使明政府不得不将边茶贸易中心“自雅令嘉岩，渐至打箭炉焉”。入清后，陕西商人又突破汉商“不入夷地”的规定，到草原深处的炉霍贩茶，“使炉霍的商情顿行活跃”，然后又“赴甘孜设市”，使该地“市场因之勃兴。”
　　在四川边盐贸易中，陕西商人不顾清政府“边商均在川黔接壤设店发卖”引岸制度的规定，冒死犯禁，携带盐船，“由黔侵灌而湘而粤而滇”一路凯歌，将川盐销区扩大到云贵十分之七的府县。
　　在陕北边地贸易中，陕西商人冲破政府“内地民人不许擅入蒙地”的限制，“携带牛车，三五人一帮……一直向内蒙古地区西进，流动于伊盟各旗之间”，这就是《神木县志》记载的“土著贾人，每赴蒙古各旗贩买驼马牛羊，往他处转卖”的史实。
　　有研究认为，商业文化一定产生于海岛或边塞，本身不能生产大量生活品的地方。这些明清的陕西都具备。问题是当陕西商人以集团的形式登上历史舞台时，他们身上不得不打上陕西区域文化深深的烙印，他们只能是陕西商人而不能是别的地区的商人。由于陕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和十三朝文明古都，这种“国都意识”的浸染，将“忠义”的家国意识根深蒂固地植根于陕西商人的灵魂之中，使他们位卑不敢忘忧国，视以商事国，以商兴国为己任，五百年天涯奔走，不敢怠慢。而陕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构造，又赋予了陕西人穿透尘埃的空灵气度，使他们努力去发现和践行商业规律，按道行商，依道求财，追求诚商良贾的社会存在。而对商业规律的把握，艺高人胆大，又使陕西商人具有负气尚勇的胆略和气概，从而形成忠、道、勇的精神构架，并在这种精神构架的驱动下，在西部天苍野茫的天地里，驰骋奋斗了整整五个世纪。
　　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其心也忠，其行有道，其人也勇的精神构架，在他们的商业实践上就表现为“秦商精神”。这种秦商精神在其内涵上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抓住机遇、乘势而起的时代精神。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陕西商人可贵的历史品格。春秋战国时期，陕西商人抓住诸侯对贸易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机遇，以商求富，迅速迎来发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时期，陕西商人抓住政府实行开明政治，对外开放的政策机遇，充分利用丝绸之路的便利条件，形成了大发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时期，陕西商人在陕西地处边陲的不利条件下，却能抓住明清政府对陕西实行“食盐开中”“茶马交易”“随军贸易”的政策机遇，乘势而兴，成为中国历史最早形成的商人集团，以“秦晋大贾”“秦晋商人”的雄浑气势，垄断中国东西部贸易通商达500年之久；就是进入近代社会后，陕西商人依然能够充分利用边区割据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公营、私营商业，为新中国商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说明在公平竞争、协调发展的共同条件下，谁抓住机遇，谁就优先获得了发展的资源和时机，谁就会创造历史。否则，不进则退，落后就会挨打。
　　(2)不畏艰险、闯荡天涯的开拓精神。祖国西部高山巨川，黄尘漫天，冬长夏短，生活艰苦，南方商人长期视为畏途。但这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却不能阻挡陕西商人经商致富的脚步，他们上入甘，下进川，在天苍野茫的西部广阔天地里如鱼得水，贩贱鬻贵，为家乡挣得财高北斗。道光年间，赵熙出使新疆，走到千里戈壁“一道泉”的地方，唯见有一瓦屋招待行旅，进店问老板，乃知为一陕西三原人，年轻时随军贸易流落于此，在茫茫戈壁上独自生存了30多年，并娶有妻室，成为瀚海戈壁唯一的一户人家，所以叫“一道泉”。这就是陕西商人的开拓精神。寸草不生，飞沙走石的千里戈壁尚且有陕西商人的袅袅炊烟，试问还有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能够阻挡陕西人求富的脚步呢?
　　(3)不恋家舍、锐意经营的求富精神。在自然经济社会里，恪守家园，“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常常是束缚人们闯荡天涯，奔走江湖，客外求富的思想阻力。清代有一首民谣《不愿离家》形象表现了人们的这种心态，其歌曰：“半截瓮，栽蒜薹，栗子花儿长上来。儿出门，娘安咐，接窗看看我媳妇。白白脸，黑头发，梳的油头戴的花。看的看的舍不下，不如在家做庄稼”。
　　与之形成明显对照的则是陕西商人郑绍经华山遇皇尚书女，遂婿。“经月余绍曰，‘我常暂出，以缉理南北之财’，女曰‘鸳鸯匹配，未闻经月离也’，绍不忍矣。经月余绍复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益是常分，虽深诚见挽，若不出行，亦也有不乐’。女见绍言切，方许之，乃橐货就路”。新婚娇妻尚且不能留住陕西商人求富的脚步，这不正是今天我们应当学习的吗!
　　(4)不辞劳苦、奋志经营的创业精神。人生最苦为行商，异地求财，客地经商，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和艰辛。清代乾隆年间，成都的陕西商人欲修筑“陕西会馆”，却遭到当地士人的阻挠，言说会馆可盖，但不许动用当地一杯黄土，以免风水外泄。陕西商人不为所动，毅然回到自己的故乡西安、同州府，经千里巴蜀古道，硬是背一口袋一口袋家乡的黄土，在四川盖了华丽的陕西会馆。这种毅力汇成的创业精神，不正是我们今天所要学习的么!
　　(5)恪守本职、坚忍不拔的敬业精神。经商业贾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用心经营，有人解释“生意”两字中的“意”字是从立、从曰、从心。从心就是说做生意要用心，不能见异思迁，三心二意。明末清初陕西大商人孙豹人，在扬州做盐商，三年之间三致千金，后来一边业贾，一边读书，成为陕西有名诗人。康熙二十八年召试博学鸿儒科，授官内阁中书衔，豹人固辞，曰“吾侨居广陵(扬州)数十年饔餮待我，使我官京师，不令举家饿死乎?”辞官归商，宁吏也贾，很是表现了陕西商人的敬业精神。
　　(6)诚实经营、恪守贾道的求实诚信精神。陕西富平汉代以来就有一个叫“直镇”的市镇，做生意一言九鼎，不言二价，故曰“直镇”，这是陕西商人诚信精神的物象反映。三原王勣治盐淮扬时，“治盐使者行疏通法，商随倚以营私，名曰超掣，或拉君，君谢不往，诸君大有获，乃诮君不听吾而失厚利，君笑应曰‘吾不得鱼，幸有吾荃，若视吾荃在否，不悉不得鱼也’，有识者以君言为是”，也很能反映陕西盐商不违法图近利，而是长线远鹤，功在持久的稳健经营作风。
　　(7)富而不奢、生活朴素的厚重精神。一部分陕西盐商居扬州贾盐富厚后，亦能保持秦人生活俭朴的淳厚民风，淡泊自守，不为声色犬马所动，在扬俗奢侈的风气中亦属难得。如三原贠维新“贾淮扬治盐莢，扬俗侈，他贾日高会醵饮声妓间，伯子独淡泊自守，即众嗤听焉，珠累寸积不数载赀起万……自是益菇苦殚力或废食恶衣，不数载赀又起万余”，可称之为勤劳节俭致富。梁竹亭虽号称梁巨万，居扬州时“广陵富贵鳞集，扬俗侈务以衣食居室相高，又最荡好狎游娼家，君在广陵促屋居隘，仅容膝身，常衣浣濯衣，日食仅一鲑，菜无重味也”。还有三原石象“用盐莢起赀淮上，俗争奢侈而君折节为俭，居常衣蔬食，不啻一窭人”。
　　(8)热心公益、惠及乡党的忠义精神。三原友槐公“座之前亦出数百金，分散三党之戚”；师庄南“以百麦输泾阳，以糈百二十石输三原，又输谷种数十石，输缮城二百金，缮河桥二百金”；贠维新“万历壬辰葺邑城郭，癸已建石梁，捐助几二百金”；富平李月峰“捐赀辇石”，重葺县北石桥，乡党皆碑；而三原商贾捐资修建三原城中龙桥更被称为古今佳话。据李维祯《创建龙桥碑记》载三原“邑南北两城，清河贯其中，故架木为桥，不可久，水涨桥败”，盐商后裔太子太保温纯倡为石桥“计度费可五七万金，先以千金为倡，邑人及监司守令各捐助有差……继之厥绩而成”。其中贠维新捐近“二百金”，师从政捐“二百金”，王一鹤亦捐了不少钱。凤翔的塔寺桥亦是由商民1520余户，集资1600余缗，重新扩建而成的人车分道，三轨行驶的石拱桥。对于陕西盐商这些惠及故乡的善举，《两淮盐法志》曾有总结性说明，该志编者按曰“两淮商人籍隶徽西，各为善于其乡，如建宗祠，置祭田，立义庄，义学以及修理学宫，兴复书院，于夫桥梁道路一切利济事各有其郡志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