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天下会馆数陕西”，明清时期陕西商人是在全国建造会馆最多的商人。他们在全国各地建造了有资料可查的397座会馆，这是明清时期保证秦商顺利发展的组织基础，并为今日秦商的发展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经验。报告主要分析了明清时期秦商会馆产生的原因、建造过程、组织结构、基本功能和文化特点，为秦商保留一份弥可珍贵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
　　秦商会馆、产生原因、功能、历史遗产
　　一、秦商会馆的产生
　　“天下会馆数陕西”，明清时期在全国建造会馆最多的是秦商。据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由秦商建造的有实物遗存和文字记载的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共有352座，目前在全国作为文化景点开放的有66座，始终处于名列前茅的地位。(详情见附表《明清秦商在全国建造会馆一览表》)
　　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商帮和会馆互为表里。商帮是会馆的组织形式(一般称为秦商大会)，会馆是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因此，会馆与商帮是一同产生的社会组织形式。会馆是商人在异地经商的招待所、存货栈、交际所、议事厅、游乐场、夜总会、疗养院，会馆综合维护着客帮商人在异地的各种利益。所以明代文人刘桐在《帝京景物考》中说：“尚考会馆之设于都中，古未有也，始嘉隆间。”
　　会馆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会馆是同籍商人乡情的归宿。在明清之际从事涉远经营的商人，他们背井离乡，身居客地，举目无亲，风俗不同，语言不通，以“客”的身份侨居各地，多有“同在异乡为异客”的感慨。白日里，他们启门售货，送往迎来，心苦脸笑，还得面对商场的尔虞我诈，强势逼凌。到夜晚，思念远在天边的父母妻子，家乡父老，“各人湿各人的枕头”，一种“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会萦绕心间，产生“断肠人在天涯”的乡土感情失落心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抚慰异地商人的失落乡愁，使商人们在感情上保持与家乡文化的联系，以张扬乡土文化为内容的会馆便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产生的会馆的基本职能就是“联乡谊”。苏州《新修陕西会馆碑记》对秦商集资修会馆的目的说得很直接明白：“吾乡幅员之广，几半天下。微论秦陇以西，判若两省，河渭之间，村墟鳞栉，平时有不相洽者，一旦相遇于旅邸，乡音方语，一时荡然而入于耳，嗜好性情，不约而同于心。加以岁时伏腊，临之以神明，重之以香火，樽酒蓝脯，欢呼把臂，故乡骨肉，所极不忘耳。”这一段文字将秦商修建会馆，为同籍商人提供一个叙乡情，话桑麻，寄托对故乡幽思“乡音方语，蔼然入耳”“欢呼把臂，故乡骨肉”的场所，描绘得酣畅淋漓。而四川自贡《西秦会馆关圣帝庙碑记》亦说，修建西秦会馆的目的是“客子天涯，表稀里散，情联桑梓，地据名胜。剪棘刊茅，邃壮丹台，则又怀睦亲以敦本，于礼协，于情安……此西秦会馆关帝庙所由建于此。”这更说明了秦商修建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商怀睦亲以不忘故土，联桑梓以去游子之愁。所以北京宣武门外的关中会馆门前，一副对联就写着“义皇故里河溯根源”充分表现了秦商与故土文化的联系和强烈的寻根意识。由于明清之际秦商与山西商人多联手做生意，所以他们也多联手共建会馆。汉口《山陕会馆志》将秦晋商人联手共建会馆以加强两省商人的感情联系，同样表达得细致入微：“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也。地近而人亲，客远而国亲，适百里见乡人而喜，适千里者，见国人而喜，适异域者见之国人而亦喜。”这些都说明，明清秦商建造会馆的直接目的，就是为经商异地的秦商提供一个化解乡愁的地方，使流寓商人“他乡遇故知”不致有孤零之叹
　　其二，会馆是同籍商人利益的护祐。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产生在中国已经出现“市场经济因素”的历史条件下，而商帮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因素”的体现。这便使得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必然会超越“叙乡情”的浅表层次，而朝着利益共同体的功利主义方向发展。这种会馆的功利主义趋向，是由明清时期中国商界的“三大矛盾”所推动的。这三大矛盾就是：
　　第一，土客矛盾。明清时期周流天下的商帮是借地求财，他们在客地做生意，无论是流转批发，还是设廛门市，都会挤占本地商人的市场份额和本地商人的利润。而且商帮是以客帮商人的身份与本帮商人对立，他们在客地人生地疏，势单力薄，是外来户，本身缺乏社会资源的护祐支持，“外来燕雀独脚伙，本地麻雀帮手多”，遂使客帮商人与本帮商人的矛盾不断尖锐。“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本帮商人常常会凭借地缘优势，侮辱欺凌客帮商人。如清代初年，陕西经营草帽辫的商人，因心高气傲得罪了苏州的本地商人，本地商人便以秦商散发草帽辫是意欲结党造反为由，将秦商告上官府，致使官府将在苏的秦商全部逮捕下狱，后经秦商多方奔走，惊动了乾隆皇帝，在皇帝的亲自干预下，才平了这一场冤狱。清代在河南社旗镇做生意的秦商，由于生意兴隆，使本地商人很眼红，他们便煽动不满情绪，说秦商将“河南的银子搬走了，将土地买光了”，鼓动本地商人用铁锅装上砂石，堵塞了社旗唐河上游的水源，使秦商因社旗下游不能行船而致其业务一落千丈。清代在四川经营典当字号的秦商由于组织严密，办事认真，赚了不少钱，本地商人很不服气，当秦商欲在成都盖会馆时，他们多方阻挠，说秦商坏了当地的风水，不准秦商动当地一抷土，致使秦商不得不返回故乡将家乡的黄土一袋袋背到成都，才盖起了成都的陕西会馆。清代洛阳的陕西布商，由于业务顺利，得罪了当地商人，他们买通官府，唆使官府向秦商每匹布多收12钱的税。这种日益深刻的土客矛盾，使客帮商人不得不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合力抱团，组成会馆的利益共同体，作为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固堡垒，以利于占有更多的市场份额，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第二，客客矛盾。在明清之际的中国商界，各地商人群雄并起，逐鹿商场，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尤其是明代以来，陕西商帮、山西商帮与后起的徽商之间的竞争就十分激烈。明初，秦晋商人利用“食盐开中制”政策上的优势，称雄淮扬，在淮扬盐场有压倒的优势。但明中叶以后，徽商渐入淮扬，欲从秦晋商人手中挤夺市场份额。他们鼓动安徽籍宰相叶琪，实行盐法改制，“输银于运司”花钱买引，使徽商得以迅速挤入淮扬贩运，并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压倒了秦晋商人。而秦晋商人没有将自身的力量整合起来，对徽商进行反击，而逐渐失去了在淮扬盐场上的优势。进入清代，在全国各大商埠与秦晋商人竞争的主要对手还是徽商。如在汉口，秦晋商人的劲敌仍然是徽商。从经营行业上看，山西帮在汉口经营的有茶叶、布匹、药材、皮货、典当、纸张、果品等行业；陕西商帮经营的主要是牛皮、羊皮、羊毛、生漆、水烟、药材、茶叶。而徽商经营的货物不少与秦晋商帮的货物相同，有的是买方和卖方的关系，有的是经营同一个行业，因此竞争性就很大。在四川，主要是陕西商帮与楚帮、江右帮之间的竞争，由于川陕毗邻，秦商博大劲直，无忸怩之态，故川人喜陕帮之人，而湖北江西商人，多“鼠牙雀舌”之事，每每斤斤计较，故川人不喜江西人。在湖北两河口，有秦晋徽浙等八省商人的竞争，史称“八帮之争”。
　　这种客帮之间的激烈竞争，有时会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如明代初年，秦晋商人在扬州的势力很盛，他们的子侄有学儒者，随父、兄在两淮，不能回籍考试。为了奖励秦晋商人，朝廷特别恩准秦晋商人在扬州特立商籍，并附入扬州府学，在扬州参加考试，不必赶回原籍。而徽州为南直隶所辖，不能享受这一优惠政策，徽商对此恚忿不平。到明末崇祯年间，徽商买通巡按御史，准其子弟亦在扬州附籍，入府学考试。秦晋商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不符合政府当初制定这一政策的“柔远之初意”，纷纷到运司去说理，掀起过一场不小的请愿风潮，对政府施加压力；又凭借山西人扬州知府张公的支持，“力主其政，斯事遂寝”，秦晋商人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到了清代中叶，徽商又一次向朝廷申诉，要求子女能进入府学学习，终于被朝廷批准，并在原府学附籍的7名童生中将名额增加到14名。三帮围绕“附学之争”几乎竞争了近300年。这些说明客帮之间的矛盾亦推动同籍商人走向联合，设立会馆来捍卫自己的共同利益。
　　第三，客内矛盾。明清之际同籍商人赴异地经商，由于利益的驱动，亦存在见利忘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搅乱市场秩序，伤害了客帮商人在当地的形象。如清代在河南社旗做生意的秦晋商人内部就存在“改换戥称，大小不一，独网其利，内弊难除”的不规范市场行为。陕西旬阳《蜀河镇船帮会馆扬泗庙行航公议章程》中也说，设会馆就是因为该行业存在不规范市场行为，如“人船混闹，阻拦客货，不准远行，只图借机作索”。这些不正当竞争行为严重干扰了商业营运的正常秩序，侵害了诚商良贾的正当利益，个体商人碍于情面，无由发作，他们也需要有一个同乡组织，共同厘定斗斛铨衡，行规业律，以维系市场运作的正常秩序。因此会馆是同籍商人维护利权，行业自律自治的社会组织形式。
　　其三，会馆是同籍商人的精神家园。
　　明清时期的工商会馆源起于利润分享，维护利权，共担风险的功利、物质诱因。但它同时又超越功利之上，派生出宗教伦理与艺术支脉融合，本土文化与异地文化交相辉映，财富表征与精神隐喻合璧的文化精品。
　　会馆是客帮商人张扬本土文化的最佳场所。客帮商人流寓异地，远离家乡，故乡的父老亲情是他们心中永久的牵挂。加之客帮商人身居异地，流寓客乡，异域的文化构架使他们因习俗不同，语言不通而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常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飘零感。又因客地生疏，举目无靠而受本地商民的侵害欺侮。这些被压抑的心怀，常使他们愤恨不平，从而产生心理反弹。他们以手中的金钱作为反抗世俗的批判武器，在建造会馆时极力张扬陈铺本土文化，为自己在客地营造一个故乡文化的氛围，使之成为“客乡家园”，以寄托自己对故乡的情怀和寻求灵魂慰藉。同时又通过极力陈铺故乡文化的优越，来释放异乡飘零的失落心态，为自己在异乡树立起竞争求胜的精神支撑。因此，山陕会馆的营造无不极力张扬本土文化，突出故乡文化在异地文化中的个性特色。如秦商在四川营建陕西会馆就是将家乡的四合院移植到蜀地。会馆建筑采取北方建筑风格，布局严谨对称，正殿为重檐歇山顶，以黛色简瓦覆盖。正脊两端，饰以龙形兽物，房屋构架为梁柱式，木窗雕镂精细，斗拱累叠，表现了与蜀地不同的文化特色。四川自贡西秦会馆的建筑风格与秦地阿房宫有相似之处。北京关中会馆极力张扬自身“义皇故里，河溯之源”优越本土文化的价值取向。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兴山陕会馆碑记》中说，建造会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之“毅然蔚起，数十里外犹望见之诚，赊镇之巨观也”。汉口山陕会馆《重修西会馆关圣帝君正殿记》中讲，建造会馆就是为了让人们“弥生西北之辉煌乎，有亲重尽东南之美如是”。开封山陕甘会馆《晋蒲双厘头碑记》强调，秦晋商人之所以将会馆修得“金碧交辉，俎豆森列”，就是为了让“四方君子轩车过之，亦莫不羡山陕人士奉圣为格也”。而河南舞阳北舞渡镇山陕会馆创建牌坊的过程更有趣。该会馆《创建牌坊碑记》中记载说，镇南筑山陕会馆，宫殿墙崾已臻尽美，就是少牌坊一座，“当事者为之四顾踌躇焉，而未能满志也”，遂捐资又修了美轮美奂的牌坊，以“彭其美”使之成为“舞渡之雄关也”。
　　会馆是客帮商人祷福求财，祐神免灾的心灵寄托。商海潮起潮落，贫富无常，富贵不定的风险万种，使商人常常心怀恐惧，祸福不测，逆顺难料，不得不祈求于神灵的祝祐。因此，会馆的“神灵崇拜”便成为商人们安放不稳心灵的归宿。由于关公不仅是秦晋商人的乡土神，山西运城是关公的故乡，陕西潼关是关公的改姓之地，而且关公又是武财神。因此秦晋商人莫不祀拜关公，山陕会馆亦多称为“关帝庙”。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中说，秦晋商人之所以祀拜关公，就因为关公是他们的乡土神“帝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开封山陕甘会馆《增制宝幔銮仪碑记》中讲，他们之所以祀祠关公就是因为关公保佑他们发财致富，“太平之民贸易于兹土者，人既多，生理日臻茂盛，莫不仰沐神庥，咸被默祐也”。
　　会馆还是同籍商人施行教化再造人格的圣坛。在物欲横流、钱神卓地的现实世界，对财富追求的商人们常常会为追逐金钱而迷失本性，“无商不奸”便成为人们蔑视商人的基本理由，而诚商良贾并非天之造化，而是后天教育的结果。这便使商人们不得不加强自身职业道德的教育，进行完善人格的再造。而关公身上所体现的“忠义”“仗义”精神正是与诚信的市场规则相吻合的，所以山陕会馆祀祈关公，正是对商人们进行诚信精神的培育，感化他们仁中取利，义先利后的良知，惩戒不仁不义、见利忘义的不良行为。而洛阳山陕会馆《关帝君仪仗记》更将祀祈关公对商人们的激励作用做了清晰的表述。其志说，秦晋商人祀祈关羽不仅是“祈福云尔哉”，更是因为：“亦以帝君之忠尽仁义，武实是以震浮起靡，为万事则故。既载诸祀兴祭其德而极其功，而又推其磊落光明之慨以风示商贾，使熙熙攘攘竞刀锥子母者，日夕承于帝君之旁，庶其触目惊心，不至见利忘义，角祷张而相俎诈也。”
　　凡此均说明，明清时期产生的工商会馆，实质上是以省(县)籍乡缘关系为纽带，以利润分享为杠杆，以维护利权为鹄的的商帮自治性组织形式。它既承载了传统，又反映了社会的变化，是中国商人进入明清后，根据社会转型初期的需要而进行的制度安排。对此，20世纪30年代工商部《工商同业公会法》站在社会进化的角度对此有精当的总结，不妨赘录：“自舟车交通，商贾往来中，贸易远方，异地聚处，本其民族精神，渐次结合成立团体，是为公所会馆之滥觞。其始也仅为乡谊上之观念，醵资建筑馆舍，以供祭祀及同乡会集之所，或举办公益善举事业，如停寄柩棺，施给医药开办义塾等。继则基于营业上之共同利害关系，会集讨论，或公订规约，以资相互维系，盖由公益团体性质进而及于商业关系。故吾国工商团体，本于会馆公所制度之精神。”这里将会馆、公所提到“制度安排”的高度，应视之为国家主流评价。
　　二、秦商会馆的组织形式
　　会馆作为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组织体系，体现了秦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创新意识。
　　秦商会馆的基础是秦商大会。而秦商大会就是会馆的最高权力机关，会馆的基本制度安排和具体运作都是在秦商大会的统筹下进行的。如四川自贡的秦商，在清代乾雍年间就形成集团化经营的商帮“西秦大会”，由在自贡经营钱业的100多家秦商组成，并于雍正十年以西秦大会的名义购买自贡房龙山房主李光华的房基，作为西秦会馆的基础。该会馆《地契基约》上载明“立约卖座房龙峰山文约人李光华……今甘愿请中卖于西秦大会建修庙宇，永远管业”。汉口的山陕会馆也是由当时驻汉镇的太原帮、汾州帮、红茶帮、盒茶帮、捲茶帮、西烟帮、闻喜帮、雅帮、花布帮、土果帮、西油帮、陆陈帮、疋头帮、皮货帮、众帐帮、核桃帮、京卫帮、均烟帮、红花帮、当帮、皮纸帮、汇票帮“萃数十帮之众”于康熙年间组成山陕大会，购买循礼坊地基，建造山陕会馆作为“山陕两省士商办公之所”。陕西丹凤县的船帮会馆，也是因为有一年六月六庙会，船帮因风雨阻隔，逾期未到遭到其他帮会的羞辱。一气之下由500多名船主和船工组成的船帮大会决定，从搬运的每件货物中提取三个铜钱，醵资建造船帮会馆。
　　在秦商大会的统筹下，会馆有严密的组织机构，按《汉口山陕会馆志》的记载，会馆内部组织分工细密：“有次输助、有劝捐抽、有约经理、有法修废、有时登临、有赋流览、有唫乐生、有宴恤逝、有神昭布、有像祈祝、有祀仪物、有制宴会、有期缘起、有主分行、有业法守、有规整齐、有禁岁息、有产出入、有经支销、有总增置、有录其亩券址。”
　　三、秦商会馆的建造过程
　　明清时期会馆的建设和制度完善往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流淌了数代秦商的心血。
　　秦商在京师设立会馆，最早的是明代天启年间由秦商后裔京官温纯倡议捐修的“关中会馆”。温纯，字景文，陕西三原人，其父温朝凤为著名秦商，在四川经营盐业致富，成为陕西著名商业大族，子温纯科举致仕，官拜工部尚书、左都御史等职。温纯成名时，秦商在京师经商业贾已历有年所，乾隆年间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说，“自有明以来……陕西(商人)……由来久矣”。他们为了存货物、敬神庥、议商事而在温纯倡导下创修“关中会馆”，其规模比温纯万历年间倡修的“三原会馆”更加宏大。《三原县志·佚事》卷中记载，该会馆“宏敞壮丽甲天下，环以居民，主人京职，法备资饶”。说明该会馆已规范成型，所以“法备”，同时以商人为主体，所以“资饶”。后因年久失修，不见记闻。到清代乾隆年间，陕西韩城出了个状元王杰，“列三鼎甲之首，消息传出，在京陕职官员纷纷祝贺，庆贺之际，新状元提出集资筹建陕籍会馆一事。第二年，保安寺关中会馆落成”。该会馆主祀关公，故称“关帝庙”，以保佑商事安康，《重修会馆碑记》中记载“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并说关帝庙“自有明以来……由来久矣”。关中会馆是秦晋商人最早在京师以省馆名目出现的会馆，因为“关中”乃陕西的代名词。
　　至于山陕两省商人以合省形式修筑的“山陕会馆”，最早出现的是河南上蔡和伊川的“山陕会馆”。河南是古中州，与山西和陕西毗连，在丹江水运没有开通之前，河南是秦商赴江南贸易的必经之路，河南汴梁孙家楼是大运河连接通往陕甘东大路的水旱码头。加之河南是人口大省，其“民不谙货殖”，“令其营商做官，则群视为畏途，盖有视离乡为莫大之苦，视宦商如登天之难”。秦晋商人乘势而入，成为明清时代河南行商的主要力量，“商贾多山陕河北之民”，“坐地贸易如花、布、煤、粮各行户……全系西商”。使中州大地到处游动着秦晋商人的身影。他们为了联络乡谊，推广贸易，在河南所到之处创修会馆，商蔡的山陕会馆是目前可知秦晋商人在外地商埠修建的最早的联省会馆。“上蔡山陕会馆位于上蔡县城西南部，据1951年土地房产证第1352号‘登记单’载，该会馆共有面积七亩七分八厘五毫。据考证，该会馆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因该会馆拜殿室内东间，悬挂铁钟一口，重约三百余斤，系明嘉靖丁亥六年(1527)铸造，距今已有五百年历史。建会馆的目的是，维护上蔡的秦晋商人的财富和利益，防止外人欺凌，使死有所葬，生有所聚。他们并沿用其家乡习俗，在馆内庆大典，搞祭祀，逢年过节，熙熙攘攘。祭典时，均大开中门，悬灯结彩，各殿房蜡烛辉煌，香烟缭绕，山陕两省的人携带眷属，络绎不绝，爆竹声声，人人欢快，至除夕夜，爆竹声更是通宵达旦。每年从正月初一起，在馆里戏楼上，演戏三天，热闹非凡”。河南伊川山陕会馆也是秦晋商人建造较早的联省会馆。“伊川在洛阳南，明万历年间，秦晋商人就聚集此地，在白元镇修建了山陕会馆(俗称山陕庙)，并在馆内兴建了戏楼”。这说明，从明代中叶起，秦晋商人就开始在他们经商驻地积集修建会馆，使山陕会馆随着秦晋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西北新疆的边塞小城玛纳斯到南疆贵阳，从东北的吉林到江南的嘉定，到处都有山陕会馆的历史遗存。一部山陕会馆建设的历史就是一部部秦晋商人在全国经营奋斗的创业史和真实记录。据我们调查的资料显示，他们在全国各地共建了山陕会馆计约352所。从明清山陕会馆的创建过程看，一般都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随着会馆功能的日臻完备，会馆建筑群也日益壮丽恢宏。
　　山陕会馆最初的创建目的主要是为了供流寓异地的秦晋商人借寓住宿，存放货物，类似于“同乡商人招待所”。对此，山东聊城山陕会馆《旧米市街太汾公所碑》有生动说明：“聊援为营运通街，南来客舶，络绎不绝，以故吾乡之商贩者云集，而太汾两府尤伙，自国朝初康熙年间来者踵相接，侨寓旅舍几不能容，有老成解事者，议立公所，谋之于众，佥曰：‘善’，捐厘醵金，购旧家宅一区，因其址而肯修之，号曰‘太汾公所’。”显然是旅聊的秦晋商人为了解决“侨寓旅舍几不能容”的困难，才动议修筑了山陕会馆。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重修大关帝庙碑记》也记载说，修会馆的目的是“首事王壁，朱孔颖，皆籍系西陲，西行于亳，求财谋利，联袂偕来，丞谋设会馆，以为簪盖之地”。苏州陕西会馆设立的目的也是为了“士商之游处四方者，道路无燥湿之虞，行李有聚处之乐”。明人沈德符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之居停，相沿甚便”。而苏州《永禁官占钱江会馆碑》更把会馆初设是为了安故旅、存货物的目的说得更清楚。该会馆碑文中指出：“查商贾捐资，建社会馆，所以便往还而通贸易。或存货于斯，或客栖于斯，诚为经营交易时不可缺之所……若借作公馆，使客货反无依归，势必另为觅地安顿，良多未便，甚非恤商之道。”
　　这些说明工商会馆最初设立的目的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招待同乡商人食宿和存放货物的“客栈”，以为同乡商人解决初来乍到、人货无所依归的现实困难，体现“同乡相恤”的人文关怀。只是到了后来，客商在流寓地落地生根，繁衍生息，人数日益增多，贸易日益展开，矛盾日益尖锐，为整合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才使会馆逐渐增加了管理、协调、仲裁、联谊、保障的功能，会馆作为对流寓异地的同乡商人的管理社会组织的性质，才日臻完备。对这一过程，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和山东聊城山陕会馆的碑刻资料有很好的记述。社旗山陕会馆石碑刻记载“赊旗店四方客商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户原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多开张买卖载者二十余家”，“商贾辐集，而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君亦浦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其余金则缮廊芜，岁时伏腊，同人展廊，评讲公事咸在乎”。聊城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大殿序》中也说，所以在原“太汾公所”的基础上扩建会馆，就是因为“东昌为山左名区，地临运漕，四方商贾云集者，不可胜数，而吾山陕为居多，自乾隆八年创建会馆以祀神明而联桑梓……秦商诸友辐辏而聚此地其势至涣也”。
　　从山陕会馆的建设过程看，因其工程浩大，常常历有年所，经数代秦晋商人的不懈努力，才最终落成。充分表现了秦晋商人前赴后继的坚忍不拔精神。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二十年初建春秋楼，嘉庆六年设修主体建筑悬鉴楼，道光六年竣工，规模初成，历时60余年。咸丰七年毁于战火，同治元年重建，光绪十八年始成，历时18年，会馆建设可以说基本陪伴了清王朝的大部分历史时期。汉口的山陕会馆创于康熙二十二年，咸丰四年被毁，同治九年重修，光绪二十一年方成，历史36年之久。开封山陕会馆初建神庙于康熙年间，道光四年扩建卷棚，道光五年添修牌坊，光绪八年增修东西两庑、钟鼓楼，同治三年修后道院，光绪二十八年又在大殿后增建春秋楼，历时几乎半个世纪。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于乾隆元年“爰卜井街东北，新构圣祠”，历时18年始成。河南周口山陕会馆康熙三十二年初建关帝庙，到咸丰二年大修方告完成，历时160余年。这期间不知凝结了多少秦晋商人的心血，记录着几代秦晋商人的艰辛。
　　从山陕会馆创立资金的来源看，因建筑宏大，所费不赀。社旗山陕会馆耗资87788两白银，聊城山陕会馆耗资60465两白银，四川自贡西秦会馆耗银40000两，汉口山陕会馆仅春秋楼一项耗银249066两。醵集如此巨量资金，无非富商捐资和同乡摊派两种途径。会馆的创设一般是由官绅富户倡其先，同乡商人助其后，众人划桨开大船。因此富户捐资对会馆创设资金的聚集往往起着表率和带头的作用。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就是由首事富商王壁、朱孔颖捐资带头，其他同乡商人云集响应集资而成。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亦是由“蒋中和、谭财盛、宋三发等新兴布行集资建成”。而陕西关中著名商人家族的捐资往往成为会馆创立资金的重要来源。如四川金堂县陕西会馆就是由陕西渭南巨商板桥常家捐资所建；四川双流、绵竹的山陕会馆，陕西岐山巨商马家的捐资占很大比重；渭南西塬贺家洼巨商贺士英“补葺京城会馆捐金若干”。而陕西韩城王庄党家村巨商党家，在社旗镇办有字号“合兴发”，占有社旗镇太平街的全部街房，党家给社旗山陕会馆多次捐银10000两、8000两、5000两不等，社旗山陕会馆首之一的党燕堂就是党家族人。但会馆毕竟是同乡商人的共同事业，会馆创立资金的主要来源则是同乡商人的摊派捐银。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乾隆四十七年修建春秋楼耗银7916.03两，共有408家商号参加了捐资活动。开封山陕甘会馆议修东西两庑时，“与东行同约：铺中每进钱一千，抽取二文，银钱亦然。自嘉庆四年五月初二日起，自十三年正月二日止，□□共抽银三百八十三千一百七十文”，作为修建费用。汉口山陕会馆费用亦是由“大众复会议定：凡两省字号在汉作贸易者及过往之货物，平允抽资，共哀善兴”而成。四川自贡的西秦会馆，初建耗银5万两，系由自贡的137家陕西盐商捐资而成，其中有一家捐银千两以上。广东佛山的山陕会馆嘉庆年间第一次续修时，由191家商号捐抽厘头银汇聚而成，道光年间第二次续修时增至208家。其中“复生义”号第一次捐银271两，第二次捐银277两；“西永泰”号第一次捐银73两，第二次为228两；“兴隆泰”号第一次为48两，第二次猛增为351两。陕西龙驹寨的船帮会馆是由过载的布匹中每匹抽银二钱修缮而成。湖北荆州沙洋镇的山陕会馆规模很大，可驻军两个团，该馆的筹建资金来自每匹布抽两个制钱的“厘头金”。这种集腋成裘的只积寸垒的集资方式，把会馆与同乡商人的利益挂起钩来，使同乡商人人人对会馆有份，突出表现了会馆商人集团所有制的性质。
　　四、秦商会馆的职能和作用
　　在秦商大会的统筹下，山陕会馆的功能也日臻完备，从最初的联乡谊、敬神庥、安故旅逐渐发展到议商事、厘行规、结人脉、保安康的商人自律自治的社会团体，成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经商业贾的落脚点和出发点。
　　第一，会馆是联乡谊，同籍商人抱团发展的场所。
　　联乡谊、安故旅是山陕会馆的基本职能。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重修山陕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的职能就是“叙乡谊、通商情、安故旅”。流寓客商无论是中途周转，还是设市成廛，在异域的文化氛围中，会馆成为首选投靠的落脚点，是他们在异地他乡中的“故乡家园”。一位耄耄之老的山西商人为我们讲述了他早年在西安山西会馆的生活经历，使我们可以再现当年会馆对商人们的重要作用：“六十年前我由山西来西安，先到东关山西会馆找了个落脚地。山西会馆在长乐坊街北，先在厢房登了同乡会录，然后去后堂关老爷像下敬香、磕头，有人领着读‘尊敬同乡长辈，不坑人骗人，不吸鸦片，如违纪，同乡会也要开除’，过了三天，一位姓楚的管事，介绍我到东关南街万盛行药堂当临时工……”
　　因此，会馆首先为流寓商民提供了一个落地容身之所。明人沈得符就曾说：“京师五方所聚，其乡各有会馆，为初至居停，相冶甚便。”而乡亲里党关系在宗法制社会里，又必然表现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饭食相招，资表比服的亲情关系，使会馆通过亲情联引而转化为安排同乡就业的市场中介组织。据兰州市民建会副主席雷志乾先生的回忆：“解放前秦晋商人赴兰州做生意，先找同乡会馆，由会馆接待其吃住，然后由会馆牵线为他在同乡商号中安排就业，若当学徒则由会馆出面找一个本籍商人作保证，荐官有人身担保作用。”
　　工商会馆不仅为同乡提供就业机会，同时也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会底银两”转化为同乡创业资金，是会馆为同乡创造就业机会的重要措施。工商会馆通过收取会费和经营生利产业，积累了大量剩余资金，即“会底银两”。光绪时甘肃布政使恩麟向皇帝报告说：“陕西富商巨贾，在川贸易各属地方，公建陕西会馆，历年积有会底银两，盈千累万，为数甚巨。”而“会底银两”的一个重要去向就是向同乡提供创业资金。这有两种形式：一是“会底银两”作为公共资金，向会员提供资金帮助。当时工商会馆的一般惯例是：“会馆的剩余款项，会员只要有相当的保证，便可以借用，定利每月6厘，按期纳付，返还之时以五年为限。”这里“会底银两”显然是作为同乡互助金为同乡创业提供资金帮助。再一种形式是“会底银两”作为独立投资，经营商贸事业，转化为工商业资本。清末包括晋陕会馆、陕西会馆在内的乌鲁木齐“六大会馆”就有规定：“同乡人中愿意从事商业者，可以从会馆‘领东’，或与会馆合资，个人与会馆立有字据，部分盈余由会馆提取。”乌鲁木齐著名的老药铺“凝德堂”就是由陕西华县李姓商人受领的陕西会馆的生意。这里“会底银两”无论作为“同乡互助金”或是作为独立投资，为同乡提供创业资金，都在客观上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工商会馆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因素表现得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把“联乡谊，叙乡情”、开发同乡人际资源与经商谋利相联系，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商人在市场经济时代行将到来之际观念的变化，以及对会馆功能所进行的相应整合。工商会馆作为商人的同乡组织，以“敦乡情，联桑梓”为基本功能，这同当时的“公车试馆”“移民会馆”的功能并无二致。但问题在于，明清时代的工商会馆已开始把同乡联谊活动与开发人际资源、促进工商活动联系起来，使同乡联谊活动更多地带有商业运作的色彩和满足商务活动需要的新时代变化的特征，使工商会馆越来越具有“商人俱乐部”的市场化因素。
　　第二，会馆是议商事，同籍商人整治市场的商务之所。
　　工商会馆作为工商行帮常设的办事机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同帮商人在此集会，交流市场信息，计有无，权损益，制定各行价格，以指导市场的正常运作，从而使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运营不可或缺的场所。北京《颜料行会碑记》中指出，“诸行之有会馆也，所以为评论市价。”佛山《参药会馆重修碑记》中更明确说明，修建会馆是为了“明其约，释其疑，主客交孚，民物充赖”，保证市场的正常运营。湖北应山县陕西会馆《会议布帮条规》中规定得更详细，该条规“公议庄码价目”条规定，“开庄之后，就逐月朔望两日，齐集公所，斟酌起跌，不准私行开价。”而湖北沙市的十三帮公所对这种会馆挂牌开市的市场运作制度有更具体的规定。包括秦晋商人在内的十三帮商人，共同推举总会首一人，办公的地方在旃檀庵十三帮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算通过了。”这些充分说明，工商会馆成为市场营运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化倾向已十分明显。
　　工商会馆作为固定的办公场所，在会馆召集众商评议市价，沟通商情，制定行规业律，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以保证本帮商人业务在客地的正常发展，这是工商会馆作为商帮常设机构获得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如陕西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和驮帮会馆，就是为了摆脱牙行的阻挠和制裁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明代龙驹寨：“水走襄汉，陆入关铺，千户成廛，万蹄通货，巨镇也。古维任民投主，往来熙攘，后……百姓收客为牙，稍征逐未以备行户，嗣又以争利构讼，希令图赖。”严重干扰了市场的正常秩序，迫使船户、脚夫以会馆为依托，告议官府，“申元任客投牙，每小船抽银一千，头区三分，刻石为令。”又据该会馆现存的《鋁铜脚价古例碑》载，由于奸商张善“万恶横恣，飞派影散，给钱而不给银”，使脚夫骡客“狼狈含冤”，后朝邑、咸阳等六县骡客，通过会馆集议，联合行动，制裁张善，迫使其交出侵吞钱财，并勒石为记，保证了过载业务的正常开展。河南社旗山陕会馆也是因为，“赊旗店四方客商集货兴贩之墟，原初码头买卖行数有数家，年来人烟稠密，开张买卖者二十余家，期间即有改换戥称大小不一者，独往其利。”为了维护公平买卖的市场秩序，“合行商贾会同集头等会集关帝庙公议，制定规矩，称足十两，戥以天平为例……公议之后，不得暗私称戥，有更换犯此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称禀官究治。”充分表现了会馆在整顿市场秩序、维护正当竞争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其三，会馆通过厘定行规会律而成为市场的管理者。明清时期，政府对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没有相应的商法保证商人们的正当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会馆承担起管束同籍商人的任务。会馆通过秦商大会、制定行规业律，将同籍商人的活动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使会馆成为市场商务活动的仲裁所。因此，会馆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邀集行户，聚会议事，厘定帮规行律，这是会馆之所以为会馆的本意。对此各地资料记载很多。顾禄说苏州“他省商贾各建官祠于城西，为主客公议条规之所”。天津“延邵纸商会馆”的碑文中说，创立会馆就是为了“须集众思，兼办公事”。宁夏固原秦晋会馆有乾隆年间建馆的铁碑，其碑文曰“盖此馆当商议事处”。《申报》说汉口众商设立会馆也是为了“议规整条”。甘肃临夏山陕会馆规定，“对外市务也，由两省商人在会馆内开会决定”。重庆包括陕西会馆在内的八省会馆规定，确立和修改帮规须“邀集行户并山客等于府庙公议”，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同行商贾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行规由“各行商会同集头等齐集关帝庙公议”。所以，制定行规业律成为会馆的大量日常工作，几乎每个山陕会馆都由行规业律的勒石碑刻，不妨摘要如下：
　　自贡《西秦会馆关帝庙碑记》中刻有行规包括：①加强本帮团结，抵制外帮捣乱；②对内不挖墙脚，遇事开会商量；③严于律己，不说别人坏话；④会员业务上有困难，同行要予以协助；⑤一家吃不了的业务，可多户联营承接，盈亏共同负责。甘肃武山汲滩镇山陕会馆，有道光七年的石碑一通，记过会馆整顿盐业市场的规定：“不准私买卖食盐，派乡保查询。有违反通报各盐行同仁并送官府惩处。如有开新店，须交公银12两，每升盐出钱一文，施为会馆焚修香火之用。如停业不开，所为余盐以行价照买同行，不准任意买于他人。”河南社旗山陕会馆有《公议戥称定规矩碑》规定：称足十六两，等以天平为则，庶乎较准均匀者，公平无私，俱各遵依。河南舞阳山陕会馆有行规并立碑记载：“买卖不得论堆，必须邀亲过秤，违者罚银五十两；不得在门外拦路会客，任客投至，违者罚银五两……每年正月十五日演戏，各家具有齐备，违者不得开行；有新开行者，必先打出官银五十两，到店吃饭。”这些行规业律是“俗例，而非官例，私禁而非官禁”，体现了秦商对市场交易规律性的认识，表现了秦商的职业自觉和自律敬业精神，反映了秦商对诚信市场规则的诉求。
　　会馆的议商情，涉商务的管理功能，还表现在评议市价，均平度量，调节纠纷，沟通信息，保障商贸活动的正常进行。会馆既为“经营交易不可缺之所”，这便使得通市情、议商事成为会馆管理的基本职能。湖北沙市包括山陕帮在内的“十三帮”，在旃檀庵设立公所，“当时各行各业的物价也由十三帮掌握和控制……各行业的货物涨价，要写一个议单，到旃檀庵张贴，并演半本或一本戏，戏一唱就通过了”。二是统一度量。由于公馆“事从公论，众有同心”，因此会馆颁发的度量标准具有公平性和权威性。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就专门厘定有《公议戥称规矩》，便“同行有和戾之情”。湖北利川县山陕会馆的“斗市”，成为全县统一标准，“县并无牙行，唯关庙设有斗市”。苏州的枣商做生意以会馆的官斛为准，“凡零客载货到苏，许有零贴官牙领用会馆烙印官斛，公平出入，毋许妄用私秤，欺骗病商”。
　　会馆的议商事，涉商务的管理功能，更表现在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牙行曲折斡旋，保护了同籍商人的合法利益，维护了秦商的正当权益。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官商不相交接，商人社会地位低下，惧怕官府，避见衙吏，常常在遇见官府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时因势薄力单而忍气吞声。在这种情况下，会馆代表同籍商人的整体利益，与官府斡旋谈判“捭消衅隙，保全实多”，这可从陕西丹凤船帮会馆所存的《铅铜脚价古例碑记》得到说明。该碑记载说：“龙驹寨距省417里，实系秦楚咽喉……铅铜之运……朝廷旧例，凡铅一运，计数35万斤，每50斤为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纹银二钱，417里共给银8钱3分4厘……其于民也不谓不厚也”，后因个别奸牙为利润所驱使，“讵意奸行……鲸吞归己”，其中尤以张善文“万恶横恣，飞派影撤……而且给钱而不给银”，以致众脚夫“狼狈含冤”，为整饬市场秩序，朝邑、咸阳、蓝田等众驮客集聚会馆，呼吁对张进行制裁，并由会馆代表众骡客“蔓延诉讼”，迫使张善文将侵吞的银两吐出来，“照依从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并立碑二石，“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者兴甚”。再如嘉庆十九年，洛阳官府提高对潞泽梭布的税收，引起秦晋商人的不满，山西潞泽会馆以会馆名义告至河南布政使处之，责令河南知府评查，历时一年，最后胜诉，“照准奏册完税，制止苛征”，并在潞泽会馆勒石志记。明清时期，青海的秦晋商人与外国洋行商人在羊毛市场上竞争激烈，秦晋商帮大德隆商号以山陕会馆为靠山，到甘肃督军处打官司并取得胜诉，保证了利益不外溢。
　　第三，会馆是敬神庥，同籍商人进行精神教化的场所。
　　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为自己构造的故乡家园，是他们表征乡情的情感符号和张扬本土优异文化的物像标志。会馆浸润着浓郁的本土文化特色，它是四海飘零的异地客商心头永驻的情感归宿和灵魂慰藉。因此，会馆是客帮商人在异地设立的具有本土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化精品。
　　首先，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浸润着浓郁的陕西本土文化的鲜明特色。陕西川塬秀错，天地宽阔，八百里秦川，天府之国，因而陕西人的藏盖以土木结构的一进式或两进式四合院为主，秦商从小便生活在这个恬静的天地中。因此，秦商在建造会馆时便将家乡的四合院活脱脱地搬到了异地他乡，各地的山陕会馆一律是由山门、照壁、钟鼓楼、东西厢房、大殿、配殿、春秋楼构成，一律的绿瓦赭墙，一律的水磨砖砌墙。各地会馆的琉璃砖瓦所用的瓷土都是用骡马从陕西和山西驮来。明清时期山陕会馆的基本形态，可以从自贡西秦会馆略见一斑。
　　西秦会馆背依自贡龙凤山，在长80米的轴线上，依次建造了武圣宫大门、献技、大观、福海诸楼，大丈夫抱厅，参天奎阁，中殿和正殿；轴线两侧，依次对称建造了金镛、贲鼓二阁，左右客廨以及神庖、内轩等建筑通过山墙和廊楼的环绕与衔接，有机地组合成多层次的复合式建筑群体。
　　从武圣宫大门进入西秦会馆，是一个宽敞的大坝，由石板铺成，名为天街，面积约800平方米，以天街为中心，献技、大观、福海诸数与大丈夫抱厅南北想望，金镛、贲鼓二阁东西对峙，其间以廊楼相连。
　　武圣宫大门和献技诸楼，从前后望去，自成一体，但从基座到屋顶却又穿插交错，形成一座不可分割的复合建筑。宽约32米的武圣宫，重檐歇山屋顶达四层之多，下面三层断开化作两翼飞出，檐角成行，依次加宽。献技诸屋顶的基本结构为两个歇山屋顶重叠组成并与武圣宫屋顶连成一气，而在屋顶紧靠正脊外，又加建一个六角攒尖屋顶，其后两角则嵌进歇山屋顶之中，组成牢固的复合结构，在外形上构成一个嵯峨雄奇的大屋顶。复合屋顶下，环列24个檐角，起翘修长，参差起伏，尖角如林，造型奇特。武圣宫与献技诸楼由22根浑圆的石柱和众多的梁枋组成坚实的框架，承受着大屋顶的重量。其中两根最长的大石柱，拔地而起直贯四层。这座复合建筑的一层为进入西秦会馆的通道；第二层献技楼单向天街，舞台正对抱厅；第四层福海楼则仅以高窗面向大街；第三层大观楼下接“献技”，上承“福海”，贯通前后。这样，楼身虽为四层，但前后望去均为三层建筑。
　　天街东西侧廊楼中部所建金镛、贲鼓二阁，原为鸣钟南海鼓之处，其形制和结构完全相同。由天街两侧拾级而上，便是大丈夫抱厅。这是一座五开间的横向敞厅，高出院坝2.2米，左右两端与东西廊楼相接。抱厅正前方为一石筑月召，为显贵绅商看骊之所在。
　　穿过大丈夫抱厅，登上石级，太平池上建有一座单孔石桥，参天奎阁便建在桥面上。阁高12米，六角攒尖屋顶，四重檐，内饰藻井，垂脊曲折圆和，檐角高昂挺拔。这里前是抱厅，后为正殿，左右各设屋廨，建筑群高度密集。参天奎阁后角柱与中殿内柱仅距1.6米。设计者巧妙地使檐角起翘时刺破中殿前檐，造成两座独立的建筑在空间穿切的现象，同时，又用参天奎阁下的石桥把水池一分为二，辟出各为20平方米的空间，形成密中见疏、错落有致的布局。
　　中殿紧接参天奎阁，单檐结构，七柱落地，层高6米，面阔25米，进深10米，中无隔墙，宽沿空阔。左右两壁嵌有木记述西秦会馆建造缘起、扩建经过、体制和规模。
　　中殿之上为道光七年至九年(1827—1829)扩建的正殿，建于会馆最高外。殿分两层，较中殿阔；其面积与高度，均为全馆殿阁之冠，关羽和陪祀诸神就曾供奉在这里。
　　西秦会馆建筑华丽，整个建筑装饰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彩绘和泥塑。木雕大多用梁架、斗拱、额枋、挂落、垂花、雀替等建筑细节，并集中于献技诸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栏板之上。木雕数量众多，遍布全馆，仅不同面貌、神情、形态和服饰的人物，就有500多个，大者盈尺，小者寸许。献技楼和金镛、贲鼓二阁的楼沿木雕栏板共长22.3米，宽60厘米，在这三外栏板上，刻有人物350余个，还配置了大量福寿喜、山川木厂、屋宇车马、花草虫鱼等雕件。栏板木雕分上、中、下三层，分割成大小不等的208幅画面。描写和刻画了34个历史故事，这就是《黄金窟》《忠义堂》《王母寿》《郭府寿》《杨府寿》《管仲荐宁戚》《百里奚荐骞叔》《算粮》《游湖》《双蝴蝶》《魏徵动本》《纪信替主》《大登殿》《失代州》《洪江渡》《秋江》《卸甲封王》《代子都》《会昌九老》《八珍汤》《柳毅传书》《高山流水》《渔父辞剑》《三打祝家庄》《三英战吕布》《开铁弓》《南阳关》《出潼关》《千里送京娘》《戏牡丹》《洛阳桥》《金星皇娥》《钟馗嫁妹》《魁星点头》等肆意宣泄着以周礼为主脉，以忠孝、礼义为内容的儒家文化，张扬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主题价值取向。
　　而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最能代表本土文化优势的是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它是山陕会馆区别于其他商帮会馆的重要标志。清代成都《竹枝词》记载说，“秦人会馆铁旗杆，福建山西少这般；更有堂戏难及处，千余台戏看一年。”集中概括了明清陕西或山陕会馆一个突出的文化特征，即会馆山门前竖有一对万斤重的铁旗杆。而单纯的山西会馆则没有这种标志。其著名者有：
　　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重5万余斤，使会馆壮观有加。
　　河南唐河县源谭镇陕西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17.5米。
　　河南周口山陕会馆门前竖立着一对铁旗杆，耸立云霄。
　　湖北老河口山陕会馆门前有万斤铁铸盘龙旗杆，当地民谣称“上会馆(山西会馆)赛如金銮殿，下会馆(陕西会馆)铁旗杆，江西会馆像瓷器店”。
　　湖北汉口山陕会馆有三斗铁旗杆，与门楼等高。
　　河南湟川陕西会馆又称“三义观”，门前有铁旗杆一对，所以会馆又被称为“三义观铁旗杆会馆”。
　　河南开封山陕甘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其竖立年代比社旗山陕会馆还早。
　　湖北随州历山镇山陕会馆门前的一对铁旗杆，高5丈，重2300余斤。
　　安徽亳州山陕会馆门前有蟠龙铁旗杆一对，高16米，五节三斗，重25000余斤。
　　四川成都陕西会馆嘉庆二年铸铁旗杆一对，竖在正殿门前，恢宏无比。
　　在各地山陕会馆的铁旗杆中，尤以河南社旗山陕会馆的铁旗杆最具有代表性。该铁旗杆是清嘉庆二十二年所铸，由旅居社旗的陕西同州府商人共同捐资3000余金铸就，高17.6米，重5万余斤。其杆基为高1.2米，长1.03米的青石须弥座。座上的铁狮东雄西雌身躯硕健，昂首挺胸而立。旗杆分为五段，第一段为铸铁楹联处，有铸铁楹联“浩气千秋照日月，英灵万古振纲事”；第二段分挂“大义”“参天”，合为一横批；第三段分铸两条苍劲腾飞的蟠龙；第四段杆身之间设云斗，下云斗侧镂刻“寿”字吉祥纹样，上云斗则镂作金钱形，表达商人们希冀财源广进之愿，云斗下挂风锥，上四角插旗；第五段旗杆顶端作关羽所用之青龙偃月刀状。旗杆凌空直插云霄，故被世人称为“霄汉铁旗杆”，使会馆呈现庄严雄伟的气象。
　　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既从物质层面展现了清代陕西作为全国冶铁中心的优越地位和精湛的铁器铸造技艺，又从文化层面反映了秦商厚重质直气冲霄汉的人生品格。它以摩天大矗的形式在异乡的土地上炫耀着秦商的故土情结，张扬着秦商追求赚钱发财的梦想。
　　清代陕西是全国的主要冶铁铸造中心。秦巴山内丰富的铁矿资源，使陕西的冶铁业自清代以来有长足发展。凤县黑河沿河遍设冶铁炉，“大厂常川二三千人，小厂亦数百人”，故被称为“铁炉川”；留坝的光化山有不少铁厂，熔铁为锅，运销西北，其他如略阳的锅厂、定远的明洞子、镇安的洞沟、旬阳的骆家河均为铁产之地。火爆的冶铁必然带动铁器铸造业的发展。长安自唐代以来作为国都会集了全国的能工巧匠，因此，清代陕西的铁器铸造在全国很有名。仅华阴的柳子镇就有千家铁匠，所制的刀箭剑戟全国闻名；朝邑安仁镇也是铁业名匠云集之地，他们父业子承，世代相继，保持着铁器铸造的精湛技艺。全国各地的陕西会馆或山西会馆中的铁旗杆，均出自该镇名匠之手。如社旗山陕会馆中的铁旗杆，就是该镇“金火匠人双合炉院”的能工所制；随州历山镇陕西会馆中的铁旗杆也是由“陕西同州府徐福长祖孙七人”合力铸造。因此，各地陕西或山西会馆门前巍然屹立的铁旗杆，向世人宣扬了陕西高超的铁器铸造技艺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秦商在流寓之地，不惜重金竖立铁旗杆，正是为了从物质层面炫耀陕西乡土文化的优越性。
　　同时，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以其物质表象向世人宣告了秦商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追求。旗杆上耸入云端腾飞的铁龙，向世人宣扬了陕西作为龙的故乡，希冀中国龙腾飞的铁血之心；昭示着秦商作为龙的传人，为实现中国龙的腾飞坚贞如铁、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旗杆上的钱形方斗，勇敢地向世人昭示了秦商追求赚钱发财，企盼发家致富的价值取向。封建社会，在重农抑末、君子不言利的社会风气下，秦商公然把追求金钱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高举着拜金的钢铁旗帜，这是十分大胆的举动。它同15世纪英国重商主义者宣告追求赚钱发财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处，表现了中国商人欲冲破自然经济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时代风貌。这种骇世惊俗、张扬时代精神的大胆举措，只有厚重质直、轻生重死的秦商才能够表现出来。只要看一看清代秦商公开将反清的楹联镌刻在自贡西秦会馆大殿的明柱上，便可知道在大兴“文字狱”的清代，秦商是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商人团体。
　　陕西会馆门前的铁旗杆又是秦商经营意识的体现，是实物广告的经典范例。春秋战国，中国出现的最早广告就是宋人沽酒“悬帜甚高”，而“悬帜”就必须有旗杆，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正是这种悬帜广告的历史延续。而秦商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悬帜广告与中国楹联文化结合起来，两支旗杆上用铁字铸就一副楹联，中间悬挂横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使悬帜广告更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无穷意蕴，从另一方面表现了秦商“儒商”的文化品味。而在明清各地会馆林立的情况下，唯独陕西或山陕会馆门前有一对铁旗杆，这本身就表现了秦商追求独树一帜的创新意识，使铁旗杆成为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的重要标志。人们一看到铁旗杆，就自然会联想起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许多陕西或山陕会馆干脆被人们称为“铁旗杆”庙，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因此，陕西会馆或山陕会馆门前的铁旗杆，是秦商文化取向的标志和象征，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商人们的一件杰作。
　　祭拜神灵，联络乡情，是会馆的基本功能。但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既寄托着流寓商人对故乡的怀念，又杂糅着商人对市场风险的恐惧和对发财致富的企盼，从而使工商会馆的祭拜神灵活动有着不同于一般神庙祭祀活动的复杂内容。
　　首先，工商会馆的乡土神祭拜，寄托着客居异乡商人对故乡的眷恋和浓郁的故乡情结。北京《正乙祠碑记》记载了流寓客商的苦状：“商贾江湖，以阜其财。而其又次者则操其赢，权子母，以博三倍之利，逐所便易，则不惮涉山川，背乡井，往往至数十年而不返”。这种“同在异乡为异客”的人生境遇，使商人们每每把祭拜本地乡土神作为化解乡愁，寻求心灵归属的精神寄托，通过乡土神祭拜寄托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是商人对市场风险恐惧在心灵上的释放。恐惧是迷信赖以产生、存在和保持的原因。市场经济是风险经济，商情莫测，逆顺难料，特别是对久羁逆旅，远别家乡的客商来说，人地生疏，四处漂泊更增添了生活的不安全感，他们通过神灵崇拜来释放对此岸世界的恐惧，心存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河南山陕会馆《重修关帝庙碑》中对商人祭拜神灵的化险去灾需求说得很透彻：“商贾抑去父母之邦，营利于千里之外，身与家相，财与命相关，析灾患之消除，惟仰赖神明之福祐，故竭力崇奉”。
　　其三，工商会馆的行业神崇拜又是商人们整饬行业行为，发展经贸事业的需要。明清时代出现的工商会馆，是以地域乡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商帮的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而商帮作为地域性行会组织，本身包容了同籍商人的不同从业帮口。汉口山陕会馆就包含有太原帮等“萃十帮之众”。社旗山陕会馆则包括盒茶社、蒲茶社、众票帮、陕西药帮、西烟帮等数十个帮口。周口山陕会馆也包括杂货行、麻行、油行、丝行、布行等15个帮口。这些不同的工商业帮口常常通过祭拜行业神来整饬行业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以收敬业乐群的效果。因为封建社会，官府对工商业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商人们从事贸易无成法可依，只得靠神灵来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正常竞争。四川宣汉县《重修禹王宫碑记》中也指出，会馆之所以各祀其乡之神，就是“惧人心之不齐，或又相欺相诈者，因质诸神明以为凭”。因此，四川《什邡县志》对会馆求神拜佛的发展规律有总结性说明：“清康雍乾时代，各省人来什(邡)者先建设会馆，增修寺观，创立神会，复购置田房收租金，为演剧、酬神、燮献之用。迄道咸同光时庙产益富，神会益多，至光绪中极盛”。
　　正因为工商会馆对神灵崇拜有更多的市场诉求，这便使得其对祭拜神灵的选择，完全从属于市场经营的需求，使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既有对天下共神的祭拜，又有对行业神和乡土神祭拜的多样化特点。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秦晋商人对关羽的崇拜，充分反映了流寓商人对国家共神、乡土神、行业神共同祭拜的多样化综合性特点。
　　关公坚毅果敢，忠贞不贰的品格，从古以来受到统治阶级的褒扬，到明清两代更被推崇到国家正神的至高地位。关公宋封侯、元封王、明封“关圣帝”，清更被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并规定关庙规格享受帝王待遇，正殿及大门“易绿瓦为黄”，与皇宫同色，还下令“各直省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时展谒典礼”，使“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未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成为统治阶级推崇的国家正神。对关公的祭拜成为封建国家意志的象征。所以自贡西秦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钦祭历有唐有宋有元有明其心实惟知有汉；徽号或为王为侯为帝为君当日只不愧为臣”，就反映了秦商反清扶汉的爱国情绪。而《汉口山陕会馆志》中又把秦晋商人祭拜关公，宣扬仁、义、礼、智、信统治阶级意识的功能表述得很明白：“夫人读麟经深明大义。故身虽陷敌，志百折而不回，以刘豫州分固群臣而恩，则如手足，千古群臣相得无有逾君……今秦晋商人体夫子之心，以事君则忠君也，以事孝则孝子也，以敬先则悌弟也，以交友则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笃敬”。
　　关公又是秦晋商人的乡土神，对关羽的崇拜寄托了秦晋商人对家乡的幽思。关公是山西运城人，陕西是关公改姓之地，因此秦晋商人与关公有乡土亲缘联系。他们祭拜关公主要是为了寄托对家乡的思念，亲不亲，故乡人，“官爱官，民爱民，关老爷爱的蒲州人”。通过关公祭拜形成联系同籍商人的纽带，将同籍商人紧紧地团结在会馆周围，增强他们在客地的竞争力量。诚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铁旗杆记》所言：“赊镇……山陕之人为多，醵金构会馆，中祀关帝君，以帝君亦蒲东产，故专庙貌而祀加虔。”而且，关公忠贞义气，讲信修睦的人格力量，又是山陕两省商人结盟的思想基础。社旗山陕会馆大拜殿前的一副对联就表达了这种认识，“浩气已吞吴并魏，庥光常荫晋与秦”。《汉口山陕会馆志》对此有详细说明，“山陕古秦晋姻好之国，地近而人亲，客近而国亲……旧有山陕会馆也，所以联两省之乡情，动四方之瞻礼，典重圣神之祀”。但也有例外，当秦晋商人联合设馆时，他们共同祭拜关羽为乡土神，如1884年秦晋商帮在乌鲁木齐设晋陕会馆，共同祭拜关公。但当1917年晋陕两帮分化，陕西商帮发起另建陕西会馆，则供周文王、周公为乡土神，而山西会馆供奉的是圣武关公。奇台陕西会馆亦供文武成康诸王。就连北疆小城玛纳斯的陕西会馆亦供奉文王、周公。这既反映了秦商在新疆实力的增强，又说明秦晋商人在乡土神的选择上亦存在着本土文化的差异。
　　关公更是秦晋商人供奉的行业神。关公除了具有讲信义的商人最应具备的品格外，还有算术头脑，发明了“记账法”。相传关公挂印封金辞曹时，留下一封账单，设有“原、收、出、存”四个题目，把曹操赐送的各种财物详细登记，其项目格式设计十分科学，开商业记账之先河。因此，晋以来，关公“被人视为武神、财神及保护商贾之神，人遇有争执时，求彼之明见决见。”秦晋商人多以关公为行业保护神，极力供奉，以保佑他们实现赚钱发财的愿望，对此北京的关中会馆《重修会馆碑记》中有很好说明，“秦晋富商大贾，无不祭祀关壮缪者，亦谋利而不忘。”正因为关公对秦晋商人来说具有天下共神、乡土神和行业神的多重性格，因而各地山陕会馆多以关公为主祭之神，山陕会馆亦被称为“关庙”者。
　　第二，秦商除主祭关公外，另在山陕会馆大殿左右的配殿中又多祭拜各自的行业神。由于秦晋商帮从明初以来就是靠向边疆贩运粮食起家，服牛格马，周流天下又是行商本色，行栈运输业在秦晋商帮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山陕会馆多祭祀马王爷，以企求道路平安，人畜兴旺。同时，商人别井离乡，异地经商不外是为了赚钱发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故而秦晋商人在视关公为国家正神的同时，又常以财神赵公明为祭拜对象，以谋求经营逐意，财源不涸。山东聊城山陕会馆财神殿前的一副对联，真切表达了秦晋商人的这种愿望，“位津要而掌财源，万里腰缠毕至；感钱神以成砥柱，千秋宝载无虞。”而且，陕西为西口药材的主要出产地，陕西岷州的枸杞、凤县的党参、泾阳的大黄都是全国著名的大路药材，使药材帮在秦晋商帮中有重要地位。在西部各地做药材生意的以秦晋商人为多，加之药王孙思邈又是陕西耀州人。因此，山陕会馆又多祭祀药王。而自明清以后，在秦晋商人的推动下，兰州水烟业作为新兴产业在全国急剧兴起。贩运水烟的主要是秦晋商人，而水烟袋的制作又带动了铜锡业的兴起，使得水烟和铜锡制造业的行业神火神亦成为山陕会馆大量祭祀的对象。此外各地山陕会馆又根据所处地理位置不同和从事行业不同，祭祀不同的行业神。如河南上蔡，地处黄河岸边，为求河神保佑秦晋商人的平安，故在会馆的偏殿祭奠“河神”；河南周口操酿酒业的秦商人不少，故周口山陕会馆又专庙供酒神。河南正阳从事厨艺和粮食业的秦晋商人很多，该地山陕会馆又专祭“灶君”。北京河东会馆为山陕钢铁商人的专业会馆，该会馆又专祭作为“炉神”的太上老君。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山陕会馆的神灵崇拜，呈现出林林总总的多样化局面。现将各地山陕会馆祭祀神灵的情况。
　　明清时期，当中国出现市场经济萌芽后，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便开始超越了一般的祭祀神灵，被商人们渲染了更多的商业色彩，使其充满了世俗性的功利目的，充分表现了商人们务实的人生态度。
　　首先，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充满了崇商色彩。北京《重修临汾会馆碑记》中指出，会馆之设“匪仅为祀神宴会之所，实以敦睦谊，联感情，本互相而谋福利”。至于“互相而谋福利”的内容，上海《泉漳会馆兴修碑记》有详尽的注解：“会馆而有庙，有庙而春秋祭祀，遵行典礼者……皆仰赖天后尊神里庇，俾时时径来利益，舟顺人安也……”这说明商人祭礼神灵是为了往返利益，舟顺人安，更是为了使同籍商人通达义理，心一力同，商务世俗目的直白了然。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16世纪后中国产生市场经济萌芽，会馆的祭拜神灵不能不被打上市场的深深烙印，带有开发人际资源的市场经济倾向。清代北京山西票号商人已本能地感受到这种变化，“一人智慧无多，纵能争利商无几何……若能相聚议各抒己见，必能得巧机关，以获厚利。”而四川《灌县志》作者敏锐记载了这种变化：“客籍人怀故土而会馆以兴，彼各祀其乡闻人，使有统摄，于以坚团结而通情愫，亦人群之组织也。”
　　其次，工商会馆的神灵崇拜又充满了商业运作的务实精神。以博取赢利为鹄的商人，是封建社会最具有务实精神的人群，寻常之物一经波斯之眼，便身价百倍。明清以来的工商会馆神灵崇拜，既然服从于商人市场经营的需要，因而商人们便根据自己的世俗要求，肆意改变着庙堂的肃穆气氛，使之充满了商业文化的氛围。如各地山陕会馆门前都有铁铸的丈余铁旗杆，作为会馆商业文化的标志，旗杆上有用四枚钱型铸就的云斗，这在不言利的封建社会是大胆的举动，它反映了商人们追求赚钱发财的价值取向和会馆拜金主义的现实追求，成为会馆招摇市场的广告商标。而会馆内部的雕饰所到之处，无不张扬着商业文化的渴求。社旗山陕会馆主楼“悬鉴楼”上镶嵌着巨匾“既和且平”，寄托了商人们和气生财，平安营利的商业期盼；西厢房额枋左侧雕一钱串，右侧雕一算盘；而正殿前第一根望柱石狮前爪下未踏绣球，却按着一串铜钱，立于中央瞩目之位。会馆装饰之崇商色彩可见一斑。开封山陕甘会馆拜殿两山的“悬匾”上破例写着“公平交易”“义中取财”的商业用语，大门前照壁上砖雕“二龙戏珠”的珠，既非夜明珠，又非火焰珠，而是一只有眼有嘴之蜘蛛，意寓蜘蛛吐丝结网，联通八方的商业需要。聊城山陕会馆的献殿——会馆聚会议事处，上方悬的是“富国裕民”的匾。所有这一切都使会馆充满了重商色彩，烘托着会馆的市场氛围。
　　同时，商人来到这个世界，是“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因而商人对祭拜神灵的选择，便不像一般信徒那么虔诚专一，而是以我为主，神为我用，佛、道、儒三界的区别，在商人的眼中并没有严格界限，凡能够带来利益的神，商人都祭拜；凡能护佑赚钱的佛，商人都磕头。从而使作为馆庙合一的工商会馆并不像寺、庙、观、庵的三教分祭那么佛道分明，而是每每三教皈依，多神合祭，使天上诸神，同心协力为尘世商人赚钱发财的动机服务。这种多神合祭正是工商会馆区别于一般寺庙的根本所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汉口山陕会馆。该会馆既有祭祀北方乡神关公的佛殿，又有祭礼江南水神的“天后殿”；既有祭祀行业神的韦驮殿、财神殿，又有祭祀儒家列贤的文昌庙；既有祭祀现实诸神的七星殿，又有祭祀道家始祖的吕祖殿，真正体现了商人多教合一，神我一体的现实眼光。其他各地的山陕会馆亦是如此。青藏边地的结石山陕会馆“系商界所建，犹各地之关帝庙。惟此地因市面甚少，仅此一庙，各神祀于一室，除关帝外尚有孔子、财神、火神、马王等，可谓文武一堂，圣神合室，故曰奉祀公所。”西宁的山陕会馆也是多神合祭，会馆内除供奉关公外，尚有供奉吕祖、儒家的专祠。会馆敬神从一神走向多神，表明商人争取多方面发展的进取性，多神合祭又起着规范人心行为的作用。
　　其三，会馆在庙堂主持人选择上也没有严格标准，而是采取了僧、道、儒并用的务实态度。会馆作为馆庙合一的庙，一般请和尚、道士住馆主持祭拜事务，清代《成都竹枝词》描绘这种情况是“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钱亿万花。新样翻来嫌旧样，落成时节付僧家。”而汉口的《荆沙竹枝词》也描绘说“各帮会馆尽堂皇，演剧偏多是武昌。江渎三清雄而观，道人闲散庙宽畅。”前一首说和尚，后一首言道士，说明代替会馆主持寺庙祭拜活动的主要是僧道二家。河南周口山陕会馆有供和尚参禅打坐的僧房与僧室。社旗山陕会馆则有“会馆道士起居及招待显贵的道坊院”。而在住持的具体人选上也是顺乎自然，僧道并用。山东邹县山西会馆的住持就是山西商人柴一贯。《续修邹县志稿》卷六载“柴一贯，晋人，乾隆末来邹，年逾四旬，弃家室，掷商业，易俗装而道服，投师谈玄，主持山西会馆”。西宁山陕会馆“雇请和尚、道士看守会馆、义园。由于会馆是商业团体，所以在请用‘主持’问题上对佛教道教并没有严格区分和限制，而是折中，佛道并用”。
　　第四，会馆是举义举，同籍商人的社会保障组织。
　　在中国封建社会，面对官府贱商勒索，牙人趁势敲诈，道路土匪不靖，经营逆顺难料的社会环境，一般中小商人仍属弱势群体，他们艰难求存，破产歇业，客死他乡时有发生，各地工商会馆设义地或瘗所收葬异乡孤魂，正是封建商人经营艰难的悲凉写照，同时也体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在异地活动提供乡缘关系范围内的社会化保障和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
　　在封建社会重农抑末的社会环境下，商人的经贸活动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和保护，一般中小商人为生活所迫，行商远贾，充满了不易和艰辛，要经历诸多的磨难，绝非如某些著述描绘得轻快有趣。这些磨难概括起来有：
　　一是离家之苦。在封建社会男耕女织、安土重迁的自然经济下，商人们携资江湖，客外经营，首先要面对离乡背井，抛妻别子的人生苦难，这种勇气是一般株守家园的小农所不曾具有的。嘉靖《朝邑县志》指出：“秦人皆力农，朝邑颇事贾……商者离井，又负债辇重，不辞劳苦。”成书于清代的市井小说《歧路灯》则借秦商闫相公之口，诉说商人离家之难，“我们生意人……来贵省弄这个钱，少不得吃尽辛苦，奔走道路，食粗咽糠，独床独枕地过，每逢新年佳节，思念父母妻子，夜间偷哭各人湿各人的枕头”。
　　二是经营之苦。市场经济乃风险经济，经营逆顺难料，市场风云不测。加之行商客地经营，借地生财，语言不通，风俗不谙，导致经营失败者，大有人在。有人研究说在明清之际经商的山西人中，“经营衰败，则是普通的现象”。所以纪昀才说，山西商人外地经营“或命运骞剥，或事故萦牵，一二十载不得归，甚或金尽裘敞，耻还乡里，萍飘蓬转”。在明清时代，秦商因“食盐开中”和“随军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的经营失败也时有发生。明人韩邦奇说：“成化初，西边用兵官府给金，购糶宽限，以召商人，人争趋之……逾年征糶以年之稔也，倍其数且输之边，死徒者殆百家。后部粮甘肃，众以官值易布冀，规厚利……抵肃而兵殷用急，部使者比仗日且二三四，边一时不能贸易，有司督并妻子捶楚无完肤至破家以偿”。明代为助边防，召秦晋商人随军贸易，但“及大军既撤，仅留守城官军，食口既少，则所需不繁，货价大减……商贾为之色沮，落魂失业者，比比皆然”。明清后期，市场风险进一步加大，贫富不定，起落无常，高下失均，各自张皇，秦晋商人因之破产歇业者俯拾即是。陕西三原商人周双柏，世代为商，“祖俱贾直隶东光县，父贾无天幸，尽废母钱又负债以数百计”。长安商人杜子春在扬州做盐商，曾积累了“万万贯家资，千千顷田地”，后因经营失败，“金银搬光，屯盐卖竞”，落了个“衣服凋敝，米粮大缺”的结局。秦商王君“独游河滨，见一他乡少年将投水者。急止而询之，则为主库者，收得债百金，不幸遗失”，故欲投河自尽。这是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市场规律发挥作用的常见现象。
　　三是亡命之苦。商人远出经营，奔走江湖，风餐露宿，鸡店茅舍，身疲心累，孤苦伶仃，病死的，因经营不顺上吊投河的，自杀身亡的更是司空见惯之事。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碑记》就指出：“我山陕之人寄此汉江之地，不远千里，本冀锦旋。讵料无常，忽遭魄落，虽存亡有数为斯世之常然。”
　　凡此商人在经营中的种种苦难说明，在中国传统社会重农抑末体制下，一般中小商人作为社会弱势群体，其财产、性命尚无安全保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成为商人们对缺乏基本社会保障的无奈叹息。面对这种不利的社会条件，商人们只好以乡缘关系为纽带，将自己的头聚在一起，抱团自救，设会馆为自己的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后援保证，以在乡缘关系更扩展的范围内实现“伤有所疗、老有所养、死有所葬”的经营安全保障。明清时期工商会馆的瘗所、义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在历史舞台之上。
　　明清时期流离异乡的商人们合资兴修会馆的直接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解决孤身于外所面临的疗伤归葬等后顾之忧问题，为自己的异地经贸活动提供有组织的安全保障和稳定的心理依靠。对此，汉口山陕会馆《重修瘗旅公所记》有充分说明，“汉口山陕会馆建有泰山庙西为瘗旅之所，为厝柩之所，更置义地一区，在汉阳七里庙地方。良以两省之人贸易于斯者盈千累万，疾病死亡在所难免。有义阡以埋葬，有公所以行柩，并取费资以展时祀”。从而使聚生人，厝死人成为工商会馆的日常功能和重要任务。在我们检索到的全国各地山陕会馆资料中，有福地、瘗所、义园文字记载的会馆有22所。
　　第一，福地、义园、瘗所成为明清工商会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存在使得安旅故、襄义举成为会馆的基本职能，各地会馆设立的瘗所义地“除供死者棺梓暂厝之所，更为病人养疴之所和供岁时游嘱之所”，为流寓客商在异地的活动提供了养病、疗伤、停柩、厝葬等有组织的乡缘社会化保障，使同籍商人免去异乡飘零的后顾之忧，成为他们流离异地的生命归宿和精神安全之岛。为此，会馆对瘗所、福地、义园的投资不遗余力，建设规模并不比会馆本身小。广东佛山山陕会馆在西边头置有福地一处，同治年间又于近地更置义庄，曰“江右别墅”，这所别墅有正厅、楼房、观音堂、花圃亭榭及左右侧室，其规模和构件与会馆并不逊色。而且据《重修山陕会馆福地碑记》载，维持福地运转的经费计有：“老首事前存银585.26两，厘金银4567.248两；香资银1230.26两；房租银8283.58两；利息银3130.35两；批头银177.6两；余平银43.568两；八宗共计18049.08两”，给人的印象是万两白银，财力丰厚。它既反映了秦晋商人在佛山的雄厚实力，也反映了会馆对义园、福地建设的重视。许多会馆对义园、瘗所形成详细的管理制度，将其纳入规范化运作的轨道。汉口山陕会馆《瘗旅公所议定章程》规定：旧例旅梓以五年寄顿，俾死者之家遣人携带回籍或其家人无人闻问，五年后即代为安葬义地，标石立碑。公所存寄灵柩每年清明中元寒食三节必施食超度。并形成寄厝执照的管理制度。进入近代后，许多山陕会馆的瘗所、义园还向其他籍贯的商人开放，如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墓地向河南、山东等省的商人开放；汉口山陕会馆的瘗旅公所也允许“无论会内会外”之灵柩均可存放，透露了会馆从地缘行会向业缘商会组织转变以及会馆从边缘化地位向本土化地位转变的时代消息。
　　第二，会馆设立义园、福地，强化了同籍商人的乡情联系，表现了会馆对同籍商人生命的终极关系。流寓异地的商人背井离乡，“同在异乡为异客”，思亲和乡愁是他们挥之不去的心理暗影。会馆设义园、瘗所为同籍商人提供灵魂归宿和精神家园，使同籍商人：“爰谋净地，聊作佳城”，“既无暴露之虑，益安亡者之魂……死者入土为安，生者益无遗憾，则曲尽乡谊而义举体恤至微者也”。
　　这种会馆义地将封建社会的血缘亲族关怀发展为同籍乡缘关怀，提高了安全保障的社会化程度，包含着社会进步的因素。同时瘗所义地之设，又表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使商人无暴露之虑，获得魂归故土，落叶归根的慰藉，这些都进一步强化了同籍商人的团结。因为“厝死人”说到底是为了“聚活人”，以乡情故土关系为纽带，增强了同籍商人在客地的凝聚力和竞争力，为他们在异地的商贸活动顺利开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和人性化帮助。而且，会馆对义地的规范管理，四季三节的洒扫祭奠亦安抚了同籍商人的心理恐慌，淡化了他们的飘零之慨。清人叶丰的一首《甘肃竹枝词》“新关刚出义园过，山陕三江两浙多。寒食清明人上冢，故乡风景问如何”，便充分反映了义园福地在加强同籍商人乡情联谊方面的作用。而且，会馆设福地供商人养疴，建瘗所供商人厝柩，置义地对不能扶梓归乡的商人进行埋葬，使流寓商人能够安息于异地的故土之中，灵魂有所归附，这都体现了会馆对商人生命的终极关怀，表现了中国商人富有人情味的人本主义情怀。
　　第三，会馆义地瘗所又表现了封建商人对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的历史能动作用。天下黄土皆埋人。工商会馆义园、瘗所的设立表现了封建商人敢于冲破素守本分，安土重迁的传统观念，体现了他们携资江湖，锐意贸迁，为获取利润而趋死地若鹜的大丈夫志在四方，原不安于家食的勇敢精神，为发展商品流通和传播文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康定秦晋会馆的义地，亦叫“白骨塔”，一副对联写着“满泪蓬蒿游子泪，一盅麦饭故乡情”，从行文可知为关中乡音，这里不知埋葬了多少在川康古道上背茶的陕西茶商伙计和背茶人的尸骨，被当地人称为“万人坑”。青海西宁山陕会馆的义园里三百多穴秦腔艺人的坟地，是陕西秦腔艺人在明清两代为秦腔在西北流播做出不朽贡献的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