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的意义，已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学术研究单位正与档案部门合作，编辑出版上海、天津、苏州等地卷帙浩繁的商会档案，有关计划还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中的重要内容。目前，《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下册已经出版，苏州、上海商会档案的选编工作也已相继完成。不少著名的学者还就研究辛亥时期商人社团的学术价值及方法提出了极富启发性的意见。例如章开沅教授在其发表的几篇论文中，都对这一问题作了精辟的阐明。①综合前辈学者的有关论述，结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看法，这里将有关研究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学术价值具体归纳为以下几点。
　　首先，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有助于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及其在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作用与地位作更深层次的考察。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何时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是研究资产阶级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尚不尽一致。前已论及，探讨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成立及其活动，将会帮助我们对此获致比较清晰的认识。从新式商人社团特别是商会成立的过程还可发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仍存在着较大的软弱性和依赖性。其成立商会的呼声早已见诸舆论，但在得到清朝统治者支持之前，却无法使之付诸实现，只有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恩准才最终如愿以偿。
　　通过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的成员构成及其权力分配，也可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阶级结构的特点。新式商人社团一般都包容了各个行业的代表，而且不限于商业行业，也包括工业资本家。但各个行业在其中的势力与影响以及权力与地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特点在其社团中的具体反映。从中不仅可以了解近代中国商业资本家与工业资本家在整个资产阶级队伍中地位与影响的差异，而且还能进一步考察不同行业的商人所处的不同地位以及所起作用的大小，进而剖析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队伍中究竟是哪一部分占主导地位并起支配作用。对资产阶级阶级结构作这样的具体分析，无疑将会在原有基础上拓展研究深度。
　　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如何开展各项社会活动，在哪些社会生活领域中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更主要只能通过考察其社团的活动内容和社会功能，才会获得比较完整的了解。晚清新式商人社团诞生之前，资产阶级不可能以独立社会力量的姿态从事社会活动。在此之后的各项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则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其新式社团的组织和领导进行的。所以，考察辛亥时期各类新式商人社团的活动内容，即可深入了解资产阶级的动向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由此把握其活动特点。
　　其次，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还可以从新的视角探究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社会结构是比阶级结构广泛得多的范畴，它涵盖了互相联系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人口、阶级等各个方面的结构要素，每个方面又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可以自成一个结构体系。对社会结构的考察，既可以从宏观上对社会的整体结构进行分析，也可以从中观和微观的角度对各个方面加以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人社团是一个重要社会细胞，近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特征和诸要素的结构特点，在其内部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解剖这一细胞的组织构造，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将会对近代中国社会结构有更为切实的了解。
　　例如前所阐明从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的成员构成及其权力分配，可以发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结构特点。如果再进一步考察造成阶级结构特点的原因，就必须分析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状况与特征。从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特别是商会“官督商办”的性质特点，还可以探溯晚清中国政治体制的结构特征。通过这些分析，即可加深我们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
　　晚清是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的一个历史时期，已呈现出走向近代化的发展趋势。较诸封闭停滞的封建社会来说，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历史进步。但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发展变化极不协调。不仅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等单个结构体系内部发展不协调，而且相互之间常常发生矛盾冲突，使整个社会结构也处于极不协调的状态。社会结构是社会运行的基础，它的严重失调使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在恶性运行之中，无法走上正轨。考察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的社会活动，将有助于从一个具体侧面剖析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上述发展特征。
　　再次，对晚清新式商人社团的系统研究，也可促进中国社会史、商人文化史等新兴学科分支的发展。
　　近年来，复兴和加强社会史研究的呼声在史学界日益强烈，并已先后在天津、南京和成都召开过三次全国性的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生活，即历史上人们的群体生活和生活方式。其具体内容包括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级和阶层的衣食住行、嫁娶丧葬、婚姻家族、宗族聚落、风俗礼仪、观念规范、社团会党、宗教迷信、节令时尚等。目前，学术界对社会史研究内容的看法尚有分歧，但对社团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则均无疑义。特别是近代以降，社会的组织程度大大提高，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大都是通过社团的维系进行的。因而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应该将社团置于重要地位。此外，商人在晚清社会生活中已成为一支极为活跃的社会力量，新式商人社团则是商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依托，故而从社会史角度研究社团，应首先注重于新式商人社团。但迄今为止，由于我国的社会史研究中断了数十年，对近代社团包括商人社团的探讨几乎是空白。《历史研究》杂志1987年第1期发表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一文，对历年来我国社会史研究进行了详细的具体介绍，讲到近代社团方面的研究时，竟至无任何成果可以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陷，亟待填补。
　　文化史在近几年是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吸引了相关学科众多的研究者，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近代商人文化史，却几乎仍然是文化史研究领域中的一块荒芜之地，迄未开垦。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对于弥补这一空白将不无裨益。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思想意识、经营方式、文化教育等，都是近代商人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与传统商人相比较，晚清商人在上述各个方面均有程度不同的变化，并且表现出政治性强和爱国性突出的显著特点。这些变化与特点，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中都有所反映，其文化教育方面的社会活动则大多直接通过商办新式学术教育类社团进行。因此，研究近代中国商人文化史不能不论及辛亥革命时期出现的新式商人社团。
　　最后，从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角度考察，新式商人社团也是极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同时又是目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台湾学者张玉法撰写了《清季革命团体》、《清季立宪团体》两部著作，颇受好评。而有关清季新式商人社团则海峡两岸学者均无系统研究的专著问世，就此而言，在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中，这也是需要填补的一个空白。
　　目前，学术界对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的研究尚处于初期起步阶段，因而还有必要稍费笔墨，在研究方法方面略作说明，同时也借以阐述笔者研究这一课题和写作本书的几点构想。
　　从总体上说，研究晚清新式商人社团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密切结合近代中国的国情，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与此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应该注意借鉴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相关学科行之有效的具体研究方法，包括国外有关学科研究社会、社区、群体、社团的某些方法和手段。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式商人社团本身是一个开放性的整体网络，活动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乃至军事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的研究方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学科，而应采取多学科交叉渗透等新的方式，尽量扩大视野，进行多线索、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这样才能达到全面了解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整体风貌与具体特点的目的。
　　同时，应将剖析晚清新式商人社团与探讨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紧密结合起来，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罗列史实。关于商人社团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双重辩证关系前已论及，这里再次强调在研究中应密切联系近代中国的阶级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以及社会心理结构，对商人社团所处的社会环境作比较切实的考察与剖析，努力从理论高度揭示制约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运行轨迹与特点的社会动因。
　　上下纵横的比较研究，是拓展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研究深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一方面，可以分析新式商人社团与公所、会馆等传统商人行会组织的区别及其联系，从纵向考察其近代特征，阐明传统因素与近代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与欧美诸国近代商人社团进行比较，分析其异同以及造成异同的诸种社会因素，进一步探究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
　　此外，在研究中还应处理好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换句话说，不仅要分析辛亥革命时期商人社团的一般共性特征，而且应该考察不同类别和不同地区商人社团的个性特点。近代中国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乃至阶级结构、经济结构也不无差异，与此相应，不同地区商人社团的组织特点与动向也不尽一致。只有在把握其总体特征的同时，注意相互间的差异，才能避免失之偏颇。
　　以上着重说明的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同样十分重要，而且是最基本的前提和条件。有关新式商人社团的史料非常丰富，只是过去未能充分利用。例如仅商会档案的数量之多，即堪称汗牛充栋，另还有商团、市民公社等社团以及工商企业的档案。在当时许多商务杂志、官方与民间所办各种报刊中，也载有大量的有关资料。尽管搜集这些资料需要耗费相当大的气力，我们仍应以献身科学的精神，克服各种困难，脚踏实地做好这一工作。笔者研究晚清商人社团和撰写此书，就是抱着这种信念，排除诸多干扰，在近十年的时间中，数次奔走转圜于全国各地，不间断地搜集和补充有关史料，并要求自己在研究方法、研究角度和论证过程中，既勇于创新，又实事求是，形成自己的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为发展我国的史学研究作出微薄努力。不过，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尚须专家、读者阅读本书之后才能作出结论。
　　① 参见《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期间社会环境的研究》，均载于《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