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要专节论述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是商办的商人社团，原因在于国内外有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日本学者仓桥正直认为，清末商会“是在官府的坚强领导和大力庇护下设立起来的”，“由商部接受地方政府申请后上奏，然后朝廷颁发上谕裁可，并发给商务总会特别官印——关防”，所以它是“官办的组织”①。法国学者白吉尔在其《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一书中也指出：“资产阶级在形成的时候，开始并不是一个与满清帝国相对抗的阶级，从某些方面来看，他们的一些组织，尤其是商会，甚至可以被看作是帝国政府的下属机构。”②
　　国内有的学者以清末商会介于官商两者之间的特殊身份和关系，认为它是半官方性质的组织。如有的强调商会“受清政府商部(后为农工商部)和各地商务局的控制，经常被札饬承担封建性的差使和支应官场需索，带有半官方的性质。”③有的指出：“各商会的总、协理及会长均受官府‘札委’并颁发关防，俨然衙门”，是“半官方机构”④。
　　以上种种说法，都否认了清末商会是一个商办的民间社会团体，涉及到商会性质这一重要问题，实有辩明的必要。我们认为，清末商会确与官府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但它并非官办组织，也不是半官方机构，而是商办的新式社团。
　　关于商会总、协理由官府“札委”，前面我们已曾提及，它完全不同于一般官办机构，应作具体分析。商务局是道地的官办机构，其主管人员概由清政府任命候补官员担任。带有半官方色彩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天津商务公所，其领导人同样是由官府所指定，而不是商人自己推选。商会的总理和协理，则系商人自己推举，并非官府事先委任。商部在札发各商会的公文中对此说得很清楚，“本部于各总、分会札派总理、协理，必由商家公举，始行委用”⑤。虽然商人自己选定的总、协理必须由商部下文“札委”，但这却是由下而上的报请批准，而不是从上及下的任命，可以说仅仅是履行备案的手续。由于是商人自己推选，并且规定当选者必须确系创办商业、卓著成效的商董，因此所选总、协理都是当地工商界的头面人物，除极个别特殊情况之外，一般都没有在职官僚。与其相应，实际控制商会领导权者当为资产阶级上层代表，而不可能是官府衙门。
　　清末商会的商办性质，从其经费来源方面也可得到证实。带有半官方色彩的天津商务公所，每月由官府拨银百两给予津贴。其他个别社团，也曾得到官府资助。例如农会即是如此。农工商部奏定《农会简明章程》规定：“农会经费应于本地公款中酌量拨助”。1909年福建农务总会创办之际，申请农工商务局拨助银140两。同年武昌农务总会成立时，请由官钱局拨助的开办费多达2000两⑥。商会的经费则完全源于会员所在行业和会友捐助的会费，官府并不给予资助。
　　因是各商会自行决定，所以相互之间会费数额的多少并不完全统一。商务总会所在的大都市工商业比较发达，不乏富商大贾，会员缴纳会费相应较高。例如上海商务总会规定：凡一帮一行“年捐会费300两以上者，得举会员1人，600两以上者2人，900两以上者3人”。年捐会费12两以上，不足300两者，则列名为会友⑦。据有关记载，1905年上海商务总会有会员167人，以每人300两计，每年即达50000余两⑧。继上海商务总会之后成立的苏州商务总会，规定各行帮每年公捐会费300元以上，得举会员一人，依次递加，至举三人为限。一般会友岁捐会费12元。
　　广州商务总会所采取的办法是设立公科会份，每份洋银11元，各行各帮视规模大小和资本多寡，酌情领认，并无强制性的统一规定，只是提倡互相劝勉，踊跃输助。商会将此会份额发商生息，所得用于必要的开支。如日后某商要求出会，仍将其会份银奉还⑨。也有一些商务总会的会员，只须缴纳数额很小的会费。例如保定商务总会规定：“无论何项商业，凡允认常年会费6元以上者，均得入会，并发给门牌，悬挂该商门首，以便保护”⑩。天津商务总会也规定：“无论何项商业，凡允认常年会费4元以上者，均得入会”(11)。
　　商务分会一般位于中小城市和县镇，会员中富商不多，分会所从事的活动规模也较小，开支不大，因而规定所缴会费额比较少。例如苏州商务总会下属的梅里分会规定：会员缴纳会费多至12元，少至2元，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办法。溧阳分会根据会员店铺规模大小，“按月分三等缴费，一等二十角，二等十五角，三等十角”。还有的分会并不规定具体的会费数额，由入会商家自愿捐助。如苏属江震分会规定：“凡商家赞成入会者，即为本会会友。其愿捐本会经费，酌量输助。”平望商务分会也指明，“其愿捐本会经费，每年酌量输助”，“不愿捐者听”(12)。
　　各商会使用会员、会友所缴会费，一般都是“以众商之利，还为众商之用”。“任事诸君，除书记酌提薪水外，其他代表以下均尽义务，概不开支薪水”(13)。有的商会指明，如经费充裕，遇有在会各商存货压本，需赀周转，准该业会员、会友联名具结公保，商会可为筹措贷款，待其营业有起色之后再行归还。此外，许多商会为了开商智，育商才，还自行创办报刊杂志，举办商业学堂。可见，清末商会“商捐商办”的性质十分鲜明。
　　认为商会受商部和商务局控制，是许多论者断定商会为官办组织或半官方机构的另一个主要理由。但从实际情况考察，商部并非直接操纵和控制商会，仅仅只是扮演着类似于监察机构的角色。商部拟定的《接见商会董事章程》曾明确指出：“商会者，并非本部强令各商联合，不过使各商自相为会，而由本部提倡之，保护之，使官与商息息相通，力除隔膜之弊”(14)。此外，清政府在商会中并未派驻督办，各商会办商报，办学堂以及从事其他社会活动，商部也未从中插手干预。因此可以说，清末商会拥有相当的自治权力。
　　不容否认，商部确曾试图对商会的活动范围和权限予以控制，但却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如规定商会不得过问商务之外的内政外交等政治事务，即所谓“会议之内凡所论断，一以商情利弊为宗旨，不得涉及商界以外之事”，而且三令五申，“一丝不容稍溢”，务须“恪遵定章，认真经理”(15)。然而，商会实际上并未受此清规戒律的限制束缚，在清末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极为活跃。1905年，商会发起并领导了全国规模的抵制美货运动，随后又领导商人从事收回利权运动，反对清政府出卖铁路主权；1910年响应立宪派号召，派代表参加国会请愿运动，并向清政府递交数份请愿书，敦促清廷速开国会，施行宪政；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商会更转向革命力量一边，脱离清朝反动统治。这些事实都说明，清末商会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权的商办民间社团，商部并不能真正左右商会的态度和行动。
　　至于地方商务局同商会之间，则更无所谓控制与被控制的隶属关系。当时，有些商务局也曾有过试图监督控制商会的举动，但都遭到商会的反对而未果。例如在江苏，1909年农工商务局增设所谓裁判员，理结商家钱债诉讼等事，规定日后商会受理的各项讼案，不仅要于年终上报农工商部，而且必须按月抄送农工商务局，“以资考核”。这实际上是要求商会接受其督察。苏州商务总会立即回复照会，表示：“商会性质与有司衙门之所统辖者，略有区别”，同“贵局统辖之地方官非可一律，若贵局因裁判员考核之必要，而欲敝会将理结之件按月抄送，似无不可照办，惟是研究商法，要贵互换知识，所有贵局讯结各案，亦请按月抄送一份，以资联络而备参考，谅亦贵局所许可也。”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商会显然是要求与商务局享有同等的地位。收到苏州商务总会这一措词强硬的照会，农工商务局马上回文解释：“此次议设裁判课员，清理商界词讼，专为体恤商情，扫除官气，绝非有增长本局权力之见存于其中，当为贵会见谅”。同时，农工商务局还表示：“来文拟令敝局讯结各案按月抄送一节，事关商民争讼，其纠葛情实，本局不若贵会见闻之真切，遇有疑难，尚须集思广益，随时咨请指示，以晰是非而判曲直。……来文所嘱，自当一体照办。”(16)
　　可见，并非商会受制于商务局，而是商务局向商会“咨请指示”。即使此为敷衍之词，也说明商会非但不受商务局控制，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商务局施加影响。
　　同是1909年，农工商部鉴于各地商会日见增多，公牍往来十分繁杂，曾札文规定以后除有紧要事可径行禀部外，其寻常事务均移请地方官核转。于是，有的官府公然据此视商会为其下属机构，令商会将每年收支数目和所举总理、会董姓名履历等，照送一份以凭查考。对此，许多商会也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柳州商会首先通告全国各地商会，严词指责此举“实有统辖商会意图”，阐明“设使事事奉行，立见有层层掣肘之日。将来不但商会与商部隔膜，即留难壅闭之弊，以及百端抑勒手段，必立施于我商会无疑”。同时还大力呼吁：“此事若不争回权限，势必遇事抑压，办理不无束手”(17)。浙江各商会也联合抗议地方官府这种“摧残商权，压制商会”的行为，并由杭州商务总会主持召开商会联合会，拟定对付办法，坚决予以抵制(18)。在商会的群力合争之下，地方官府监督控制商会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1908年，吉林省延吉厅曾致函珲春商务分会，声称：“各处设立公会，本地方官皆有监督指挥之责”，并要求商会凡有公牍来文，均须按下属机构上行公文格式改用“呈”文字样。珲春分会则以“部章既未载明，至改用呈文一层，各处亦无此办法”为理由，拒绝了这一要求(19)。事后，吉林商务总会专文禀告农工商部，要求明定规章，以防类似事件续有发生。不久农工商部颁布《商务总、分会与地方官衙门行文章程》，说明地方官对商会“无直接管理之权”，只有“提倡保护之责”。规定总会对司、道及以下各级衙门的公文均用“移”，分会对府、厅、州、县等各级衙门的公文均用“牒”(20)。根据清朝定例，只有平行公文才用移、咨、牒之类的字眼。由此表明，一般地方官府也根本不可能控制商会。
　　总而言之，清末商会在创立后受到清政府的保护，这是事实。但它并未因此而接受清政府的所谓“坚强领导”，也没有完全受商部、商务局和其他地方官府的控制。因而称之为官办机构或半官方组织，均与历史事实不无出入。我们强调清末商会是民间性质的商办社团，也并非意味着它在各方面都丝毫不受清政府的限制，否则仍将流入片面。其具体表现，将在第八章论述清末商人社团的局限时再给予说明。
　　① 《清末商会和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
　　②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56页。
　　③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9页。
　　④ 邱捷：《辛亥革命时期的粤商自治会》，《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⑤ 苏州商会档案，第44卷，第3页。
　　⑥ 《商务官报》，宣统元年第32期、35期，“公牍”。
　　⑦ 《上海商务总会公议详细章程》，《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三年第14期。
　　⑧ 《支那经济全书》，第4辑，第70页。
　　⑨ 《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2期。
　　⑩ 《保定商务总会试办便宜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一，商务二。
　　(11) 《天津商务总会试办便宜章程》，《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一，商务二。
　　(12) 苏州商会档案，第8卷，第43页；第4卷，第47、3页。
　　(13) 苏州商会档案，第67卷，第30页。
　　(14) 《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年，第11期。
　　(15) 《商部为重申奏定章程有关条文札苏州商务总会文》，苏州商会档案，第38卷。
　　(16) 以上引文均见《督办苏省农工商务局致苏州商务总会文》，苏州商会档案，第67卷。
　　(17) 《柳州商会照会苏州商务总会文》，苏州商会档案，第85卷。
　　(18) 《嘉府各商会对于劝业道之公愤》，《华商联合报》，第6期。
　　(19) 苏州商会档案，第30卷，第20页。
　　(20) 苏州商会档案，第37卷，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