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有的学者不仅强调清末商会是“官办的组织”，而且认为是地方绅士把持的“御用机构”，并非单纯商人社团。例如有的指出：东北地区的“公议会可以说是由纯粹商人组成的，与官府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商会不同，商人以外还有大量的绅士阶层加入，这是商会的一大特点”。商会的总理和协理，“往往由在政界有势力的和体面的绅士担任”，“官僚及其预备军绅士阶层与有势力的商人们，在商会这一场地上结合成为一体”①。概括其意，有两点是很值得商榷的。第一，商会的主要领导人总理和协理，往往由绅士名流担任；第二，商会并非纯粹由商人所组成，其中拥有官僚和大量的绅士。既然商会的领导人大都是绅士，而且有“大量的绅士阶层加入”，那么，清末商会与其说是商人社团，倒不如说是绅士团体。这个问题更直接涉及到清末商会的性质，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
　　要弄清这一问题，必须借助有关资料具体了解清末商会成员的社会身份，看其到底是绅士还是商人。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商会总、协理的情况，考察出任总、协理者是否大都系绅士。
　　前已提及，商会的总、协理由各商会会员、会董推举，那么，什么样的人才具备当选为总、协理的资格呢?商部奏准颁行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总、协理“应由就地各会董齐集公议，公推熟悉商情、众望素孚者”。熟悉商情和众望素孚并没有明确指定只有工商界商董才能当选，但许多商会在自订章程中却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例如苏州商务总会指明总、协理必须在会董内推选，其必须具备的资格为：(一)品行方正，事理通达；(二)热心公益，谙习公牍；(三)在苏有实业；(四)年在三十以外。《上海商务总会公议详细章程》也规定了如下的总、协理任职资格：(一)品行方正者；(二)的系行号巨东或经理人，每年贸易为一方巨擘者；(三)谙习公牍，明白事理者；(四)身任议董者；(五)年在三十五岁以上者②。《天津商务总会试办便宜章程》则以简略文字说明：“总、协理及会董各员，均系殷实绅商”③。另据我们所见广州、江西等各地商务总会章程，也都有类似的规定。这说明，只有声望素孚、品行方正的工商界头面人物才能当选为总、协理，那些体面绅士尽管在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但如果不从事工商实业，则根本不具备当选总、协理的基本条件。如其赞助商会，独捐巨款，至多也只能列为商会的名誉会员行列。
　　从我们接触到的一部分资料也可看出，担任总、协理的实际上基本均为著名商董，有的工厂主以“商”的身份加入商会，也当选为总理或协理。少数商会的总、协理中，有个别人兼有买办身份。
　　例如，苏州商务总会从1905年的第一届至1911年的第六届，有五人出任总理和协理。其中先后五次出任总理的尤先甲，是当地著名的绸缎业商董；四次担任协理的吴理杲，是钱业商董；其余三人倪思九、张履谦、倪开鼎，则分别为钱业、典业、珠宝业富商。苏州商会的总、协理人选，是与苏州地区商业发展的特殊格局相适应的。长期以来，纱缎、绸绉一直是苏州素称发达的行业，势力和影响极为突出。此外，苏州还以其人间“天堂”之美称，自古即成为宦游寄迹和封建官绅乐不思归的聚居之地，因而金银、珠宝、烟酒等行业畸形发展，钱业和典当业的资产也甚为雄厚。这些行业的商董，遂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依托，相继荣膺商会总、协理要职。
　　其他许多地区商务总会的总、协理，虽然所属行业有别于苏州商务总会，但绝大部分也都是当地颇具名望的商业资本家，极少有绅士，例如汉口商务总会从第一至第六届，相继担任总、协理者共有10人，其中油业、绸缎业、苏货业等大商号号东6人，银行经理3人，民族资本家兼买办身份者1人④。沈阳商务总会自成立到1911年，先后有7人出任总、协理，其中丝业、药业经理各1人，铁路公司总理1人，其余4人均为银行或银号经理⑤。湖南商务总会1906年正式成立，首任总理郑先靖，是淮盐公所总董，著名的盐商。第一任协理，第二、三两任总理陈文玮，原开钱庄和绸缎业商铺，1905年改营服务于近代工业的大煤栈，1909年又投资兴办电灯公司。第四任总理龙璋，很早也投资创办近代工业和航运业，是享有声望的资本家⑥。
　　天津商务总会1904年12月成立，自1905年1月至1911年6月担任总理的王贤宾，是直隶著名的盐商，又是房山商运煤公司总理和华胜烛皂公司、北洋水火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1905年1月至1911年6月担任协理，1911年6月至1912年5月接替王贤宾任总理的宁世福，系英商新泰兴洋行买办，又是天津织染缝纫公司总董、天津考工厂总理和北洋水火保险公司重要股东，兼有买办和民族资本家双重身份⑦。
　　上海商务总会从1904至1911年，先后担任总、协理的共计11人，其中严信厚、严子钧父子相继经营纱厂、轧花厂、商号、票号、盐号等多种企业，属于亦工亦商的资本家。周晋镳、曾铸、孙荫庭等人投资经营多种工矿、航运企业，同时也开设了若干店号。陈润夫是山西票号巨商，朱葆三主要经营洋广五金商业，同时在大有榨油厂、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大达轮步公司和浙江兴业银行等诸多企业中拥有数量不小的股份，并担任英商平和洋行买办，是民族商业资本家兼任买办的典型人物。徐润和贝润生分别是英商宝顺洋行、公平洋行的买办，同时兼营进出口贸易，属于以买办兼民族资本家身份的代表人物⑧。
　　不仅绝大多数总、协理基本上由当地知名的工商界人士担任，会董的情况也是如此。根据商部奏定的《商会简明章程》规定，充任会董必须具备以下资格：其一为才品，即所谓“手创商业，卓著成效”；二为地位，必须是行号巨东或经理人，每年贸易往来为一方之巨擘；三是资格，须于该地设肆经商历五年以上，年届三旬；四是名望，即为各商推重，居多数者。上述规定表明，包括绅士在内，不管职衔和地位有多高，如不直接经营商业，也不能列名为商会会董。为便于对商会会董的社会身份获致比较清晰而具体的印象，我们将1908年和1909年苏州商务总会两届会董的名单及其所属行业汇录列表如下：
　　上表所列第三、第四两届苏州商务总会会董共34人(内有理案议董8人)，分别是纱缎、绸缎、钱业、典业、珠宝业、米业、茶业等大行业的商董，无一在职官僚和绅士。仅以苏州商务总会的情况，当然不足以概括整个清末商会的一般性特征，我们从《华商联合报》上还查到1909年改选的上海、杭州、江宁、九江、汉口、重庆、贵州、天津、吉林、黑龙江等地商务总会会董的社会身份，经列表排列，可以清楚地看出不仅苏州商务总会会董系由各业商董担任，全国各地大多数商务总会同样也不例外，详见76—77页表：
　　至于各地商务分会的总理和会董，大多也基本上是各业商人。例如1907年选举的苏属昆新分会会董包括总理在内共9人，分别是绸缎业、典当业、南北货业、烟业、茶业、药材业、南货业和缏线业商人⑨。同年改选的第二届江震分会，包括总理在内共有会董13人，其中米业3人，钱业1人，木业1人，衣业1人，丝业2人，烛业、油业、花业各1人⑩。1909年改选的福建建宁府商务分会，包括总理在内计有会董9人，其中绸业、茶栈业和药业商人各2名，钱业、典业和米业商人各1名(11)。同年改选的吉林伊通州商务分会，包括总理在内共有会董10人，分别是4名典当商，3名绸缎商，2名钱商和1名杂货业商人(12)。可见，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或者其他一些地区，绝大多数商务分会的领导层基本上都是商人的一统天下。第80—81页表列举全国部分地区商务分会会董人数及分别所隶属的不同行业，进一步说明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然，这并不否认在极少数地区，可能会有土豪绅劣之类把持商会领导权。
　　最后，还需要考察清末商会一般成员的社会身份。前面我们已提到，商会的一般成员有会员、会友和名誉会员(或称特别会员、名望会员)。列名会友的唯一条件，是按会章缴纳规定的会费。不过，这是相对商人而言的。至于会员，许多商会则有一定的条件限制。例如苏州商务总会规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才有资格当选为会员：(一)行止规矩；(二)事理明白；(三)在该地经商；(四)年满24岁。上海商务总会规定，“凡在上海按律经商，有实在营业之本国人民，得入本会”。各行帮所推选的会员，也必须是“确系在本业经商”，“已经本会定议，认为会友者”。名誉会员或特别会员主要是当地的社会贤达，“凡望众品优及捐巨款，实力赞成本会，经本会会友二人以上提议公举，会员定议公认者，可推为本会名望会员。”(13)
　　由上可知，特别会员或名誉会员在职业和社会身份等方面没有限制，会员和会友则必须是当地的商人才具备入选资格。如果说商会里有非工商业者身份的绅士，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在名誉会员的行列中。但名誉会员的数额一般都是寥寥可数。如清末历届苏州商务总会的名誉会员最多时也只二、三人，而且他们只是列名商会的特殊成员，既不担任总、协理，也不出任会董，根本谈不上控制商会。
　　商会会员的具体构成情况，与会董大体相似，基本上是商人，也有少数工厂主和手工业者。例如在苏州，不论商务总会还是商务分会，其会员均为商人。详见82—83页的苏州商务总会及下属部分商务分会会员业别统计表：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商会的总、协理、会董乃至会员，几乎绝大多数都身兼各种虚衔和功名。有的学者即是据此认为他们不是商人，而是绅士，也有的称之为绅商，并进而断定清末商会非属商人社团，是守旧绅士们的御用工具。我们认为，清末商人和企业主顶戴花翎，身兼功名虚衔的现象虽然非常普遍，但这并不能证明他们是传统的绅士，也不能作为否认其资本家阶级属性的依据。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不能简单地“只要看到‘绅商’、‘职商’之类的字眼，看到企业投资者而又兼具官僚、地主身份，就不愿承认这些人新的阶级属性”。事实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地主阶级中当权的官和不当权的绅，由于大量投资近代企业而成为资本家的事例”，已是一种社会发展趋向(14)。
　　具体分析这一问题，首先应该看到，当时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产生并获得初步发展，传统的绅士群体早就开始分化。除了那些顽固保守的旧派绅士仍一成不变地依附于封建主义以外，许多开明者在保留原有功名虚衔的情况下，先后投资兴办近代工商企业，由绅商逐步转化成为资本家。清末实业界名噪一时的张謇、李平书、周学熙等，都可以说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
　　商会内部也不乏这一类型的绅商。苏州商务总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同愈，光绪十五年(1889)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后又相继出任清政府驻日使馆参赞和湖北学政等职。1903年因故回居苏州后，成为当地著名绅士，积极投资从事地方商务和学务活动，并被举为苏纶丝纱厂总经理，不仅在苏州商务总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曾经担任江苏教育会的副会长。五任苏州商务总会总理的尤先甲，光绪二年(1876)中举人，授职侍读衔内阁中书，但一直未能补缺上任，始终只是不当权的地方绅士。后开始在苏州从事商业活动，成为著名的同仁和绸缎庄店东，兼做颜料、中药等生意，是当地声望卓著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历任苏州商务总会会董的潘祖谦，同治十二年(1873)左右即由清朝授虚职三品衔分省补用道，也一直未曾实任。后来，他在苏州经商办学，崛起于典当业和酱业，成为当地著名商董。
　　清末商会领导人及会员普遍身兼各种功名职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商人长期以来横遭鄙视与凌辱，社会地位卑贱，在封建势力和传统陋习的沉重压抑下抬不起头。于是那些家产稍厚的商人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能够与那些达官显贵交际酬祚，不得不想方设法取得虚有其名的职衔功名，跻身于所谓绅士名流的行列。清王朝在财源日渐枯竭的情况下，很早就大肆卖官鬻爵，也为商人通过捐纳报效获取功名虚衔洞开了方便之门。
　　例如江苏盛泽商务分会首届总理张庆镛，系绸业商董，光绪十六年(1890)在苏省筹捐局报捐监生和布政使经历衔。光绪十九年，又在徒阳赈捐局加捐五品衔候选光禄寺署正衔(15)。历任苏州商务总会会董的钱业商董庞延祚，经商致富后于1901年出资捐得同知衔候选布政司理问。靴鞋业商董黄驾雄，系苏州商务总会会员，原仅百元左右资本，1902年开始创办萃成祥操衣鞋帽店，生意兴隆，很快发迹。宣统元年(1909)为挤进社会上层的绅商行列，也出资捐得监生功名。后开设新式旅馆，营业鼎盛，被誉为清末民初苏州的“旅馆大王”(16)。木业商董季筱松系苏州商务总会会董，年少时曾当过学徒，1900年受人之聘担任王永顺木号经理，始渐有积蓄。该店号在其精心擘划之下，发展极为迅速，不数年跃居苏州木业之首，他本人也声誉鹊起，被称为“一代商界巨擘”。为改变其卑贱的学徒出身，季筱松后也出资捐得候选府经历职衔(17)。
　　其他地区的商会中，其成员也有与此类似的例子。曾担任无锡商会总理的大资本家周廷弼，经商发迹后，即求得庆亲王奕劻的庇护，捐获“四品京堂”、候补道等职衔。汉口商务总会会董宋炜臣，被誉为是“汉口的中国头号商人”，为得到经营上的便利和特权，也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交际于显贵达官之间，不惜花费重金捐得候补道职衔，获二品顶戴。
　　正是以上两方面的原因，导致清末商会中的绝大部分商人都身兼不同的功名或职衔。很显然，尽管他们功名在身，甚至有的翎顶辉煌，但却不能视其为绅士。传统的绅士虽然保留了功名职衔，但投资创办近代工商业，其主要经济收入转向来源于经营资本主义企业所得利润，阶级属性当也相应发生变化，从旧式绅士逐渐变成了新式商人。商人以捐纳报效的方式求得虚衔和虚名，并无实任，主要经济活动仍然是经商，其商人属性则并无改变。因此，以所谓兼有职衔、功名、封典否定商会领导人和成员的商人社会属性，确认商会为绅士把持，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
　　① (日)仓桥正直：《清末商会和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下半年。
　　② 见《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三年，第14期。
　　③ 见《北洋公牍类纂》卷二十一，商务二。
　　④ 《夏口县志》卷十二，“商务志”，第14—15页。
　　⑤ 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
　　⑥ 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6页。
　　⑦ 见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第200页。
　　⑧ 《上海总商会同会录》，上海市档案馆藏。
　　⑨ 苏州商会档案，第8卷，第37页。
　　⑩ 苏州商会档案，第7卷，第6页。
　　(11) 《华商联合报》，第15期。
　　(12) 《华商联合报》，第13期。
　　(13) 《上海商务总会公议详细章程》，《商务官报》光绪三十三年，第14期。
　　(14) 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第188页。
　　(15) 苏州商会档案，第4卷，第5页。
　　(16) 朱宏涌：《苏州“旅馆大王”始末记》，《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17) 黄柱天等：《苏州著名木商季筱松》，《苏州史志资料选辑》，第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