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二、学术研究类
各种商办学术研究性质的新式社团，在清末也是数不胜数，十分引人瞩目。
例如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之后，许多商办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研究会即接踵产生。在上海，有两个类似的研究团体。一个是地方自治研究会，其骨干成员多是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除本书前面介绍上海商团和地方自治团体时已提到的郁怀智、顾履桂、王一亭等一些著名人物外，还有源昌、源丰号主叶逵，中西大药房店主顾征锡，阜丰面粉厂经理、上海商务总会第三届(1906)协理孙多森，华通水火保险有限公司总经董李厚祚，上海制造绢丝公司经理李厚祐，胜利公司经理刘树声，原大生纱厂“通沪六董”之一、江浙渔业总公司总董樊棻等。另一个团体是地方公益研究会，其会员“亦多为商界中人”。所研究的问题，包括卫生、公安、工务、社会、教育等等。①
在天津、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也都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或研究社，江苏武进、阳湖等县城的绅商，也公议创办自治期成会，在商界筹集2000元，附设研究所，邀请法政毕业生及有同等学历者为研究讲员，如确有心得，即派往各处实地练习。另设宣讲所，往各处分派宣讲员，讲演有关自治理论，以冀自治思想之普及。②
旨在研究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办学术团体，这一时期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江、浙两省即有上海商余学会、商余补习所、浙江旅沪学会、绍兴商学会、山阴劝学所、商学公会、苏州广货公所同业研究会、杭州商学公会、出品协会、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等等，名目繁多，不胜列举。
这些学术研究团体大都也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例如杭州商学公会“系同志众商集合而成”，“意在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③。会中设有正会长1人，副会长4人，议董15人，书记、会计、理事务2人，以及调查员、编辑员各数人。主要机构有庶务科、文书科、教育科、交通科等。平时分科各理其事，要件则互相商榷讨论。对领导成员的任职资格，也有明文规定。如当选会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品行方正、在杭有实业、谙悉商务、曾任议董，年在30以上。有关会议制度，该会规定以每月朔、望午后三时至五时为常会期，提议要事须由会长认可。遇有重大事项，先期二日分发传单，召集会议，谓之特别会。每年二月和八月为大会期，八月大会预定次年活动及预算，二月大会由会长报告上年情形，并将款项出入一并公布。除常会、特别会外，在会诸人可随时到会所叙谈，不拘集会形式。
很显然，杭州商学公会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术研究团体。其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也相当全面，综要言之，有以下几点内容：(一)研究商学商法。包括讲求专门商学，研究现行商法，会员各就其宜，互相讨论，以期交换智识；(二)调查贸易情形。具体分为本省、外省、国外三种贸易，详细调查，以备各行各业之参考；(三)编辑商务杂志。每月刊行月报1册，报告会中各事。会员论著及调查报告，酌情分别附载。有关商务书籍和文牍，也酌加译述，以饷商界同人之研究；(四)延聘讲习人员。以开通商智为先，延聘精通商学、商法及有专门知识之人员，在会中宣讲，以输入新智识。另还筹集经费，拟创办商业学校，以便商界子弟肄业专科，(五)联络各处商会。举凡本省、外省各埠之商会，均加强联络，以期交换智识，互相切磋商讨。
北洋商学公会的情况与杭州商学公会大体相似。该会于1909年底成立，“系由商界同志集合而成”。据其发起人称：“举凡物产盈虚之故，供求相济之理，在洋商研究有素，而华商则素未讲求，商等经营实业历有年所，深知其失败之原因，断非从事于学不可。……故集合同志，研究商律商规，以开通商界之知识。”④北洋商学公会的“一切章程，均仿照上海商学公会原章，略加删改”。其宗旨为：“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⑤。会内选举会长、副会长各1名，会董14名，会员无定额。据有关文献记载，1910年该会已有会员145人⑥。凡品行方正、按律经商、热心公益，年在21岁以上的商人，经会董或会员二人联名介绍，多数会董认可，即准予入会。关于会长、副会长和会董的选举方法，均有明文规定。会长、副会长由全体会董推举，会董则由全体会员公推，概以不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推选，以得票数多者担任。每年改选一次，会董一般改选半数，前届留任者，下届必须更选。会长、副会长可连选连任，但不得逾3年。
甫及清末，商人普遍意识到：“中国今日商业已有一落千丈之势，若非设所研究，集商界之群策群力，共谋改良发达之机宜，何以自立于商战剧烈之时代?”⑦因此，集思广益，研究工商如何发达，是当时商人的迫切愿望。1909年，广东石城县商务分会总理柳龙章等禀告农工商部：“窃维商会之设，原以联络商情，研究物品，讲求制造，振兴商业为第一要义。中国物产富饶，商力雄厚，若不设立会议研究之所，恐无以联商情而开商智，于商业前途终难望其发达。”为此，提出在各省商务总会附设全省商业研究所，议定章程，选举总董，按期到所会议，“首以银行、航业、渔业、赛会以及办路矿、兴商学、制工艺、垦荒地诸大端为主脑，他如商业应如何改良，商弊应如何革除，工业之新理新法应如何研究仿造，土产之盛衰消长应如何补救维持，务必条陈讨论，以期集思广益。”禀文还特别强调：“当此商战剧烈时期，一省发其先，各省踵其后，是合全国之商会商力，以营商业，业无不成。”⑧农工商部对此建议表示大力支持，认为“该会所禀，系为交通智识，振兴商业起见”，遂札饬各省商务总会据情酌拟办法，切实施行。此后，许多商务总会即相继创立了商业研究所。
1909年底成立的天津商业研究所，以“研究物品，讲求制造，除商弊，利商益，振兴商业为宗旨”⑨。各个行业公举热心公益、熟悉商情的商董一员，作为研究所总董，由全体总董投票，推选染业总董杜宝桢担任议长，米业商董杨明僧、粮商总董王柏田担任副议长，后又增选议员若干名。天津商业研究所每星期召开一次例会，遇有紧要事项，则举行临时会议。凡“关于兴商业，革商弊，调查商业之盛衰，补救商业之困难”，皆约集各董，悉心讨论。议决后，当众书成议案，提交商务总会审核施行。商会如有稍欠完善之处，也由商业研究所研究改良办法，以使之更臻完善。据天津商务总会禀农工商部文称：“我会自成立研究所，颇资臂助”。该研究所注重“研究商情，锐意图为，颇收效果”⑩。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商研究团体产生。例如在1903年，天津商人即发起成立工商研究所及工商演说会，地点在东马路崇仁宫内，由天津著名爱国商董宋则久担任会长。天津工商研究所以启迪民智，兴工振商为要旨，负责调查、研究天津商情，充当工商界的耳目与参谋。每月初一、十五聘请博通工商之商董及各界人士开会研究两次，另于每月初三、十八日邀请各学堂专门教员及工商业家，赴所演说工商要理、试验化学制造等。参加者有津埠木工、瓦工、竹工、织工、漆工、铁工、铜工及鞋商、布商、竹商、东集与西集粮商等各行自立研究会会员。研究所针对市场销售情况，演说各行货品何项畅销，何项滞销，时价涨落之原因，进出口多寡之理以及运费、捐税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开会时预先拟制图表，引导众商分别研究，谋求改良补救之良策。(11)
1908年，北京商人也成立工商研究会，“以研究工商各项实业，条陈所见，以备采择施行为宗旨”(12)。设有正、副会长各一员，会员无定额。该会于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开会，如有重要事件，由会长召集临时会议。每月常会上，各会员至少须提出议案一件。除公议有关事项，该会还注意编纂有关实业各书，组织工商讲习会或评议会，以开通工商智识。
1910年南洋劝业会展出期间，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了劝业会研究会，李瑞清任会长，张謇任总干事。其宗旨是：“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13)各工商出品人与热心研究者，经各所在之地方教育会、劝学所、商会、农会介绍，均可成为研究会成员。研究会另按期特聘国内外毕业于各专门学校，平日研究有心得，能实地试验，著有成效者为名誉研究员。
南洋劝业会陈展各出品近半年，在此期间研究会对农业、教育、工艺、武备、机械、通运等八个展览馆的展品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首先由会中研究员各就本期应行研究之出品详细观览，条陈意见，送研究会事务所。然后进行共同研究讨论，并将研究成果汇集出版，从而使南洋劝业会的举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另还有其他一些各学科的研究团体，也是商界领袖人物在其中居主导地位。例如1904年在上海成立的医学会(1912年更名为中国国医学会)，主要研究医学医理，其会长即是上海商界巨董李平书。1910年成立的书画研究会，也是以李平书为总理。在许多地区，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几乎在绝大多数民间社团中都身兼要职，他们通过这些团体和广泛的社会活动、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例如张謇，在预备立宪公会、教育会、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全国农会联合会等众多社团的领导成员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又如李平书，“凡政界、学界、实业界以及慈善各事业，无不力任艰巨，殚心经营。海内外人士，识与不识，皆翕然称之。”(14)在商团、总工程局、自治公所、商会乃至医学会、书画研究会等社团中，他都是主要负责人。
① 《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57页。
② 《东方杂志》第5年，第2期“内务”。
③ 《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
④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6页。
⑤ 同上书，第307页。
⑥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14页。
⑦ 《华商联合报》第16期，“海内外商会记事”。
⑧ 苏州商会档案，第14卷，第32页。
⑨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6页。
⑩ 同上书，第319页。
(11) 郝庆元：《津门工商史迹谈荟》，《天津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2) 苏州商会档案，第53卷，第55页。
(13) 《南洋劝业会续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
(14) 《沪绅李君平书小影》，《图画日报》第5册，上海环球社已酉七月初五出刊。
例如地方自治运动兴起之后，许多商办地方自治研究社和研究会即接踵产生。在上海，有两个类似的研究团体。一个是地方自治研究会，其骨干成员多是上海商界的知名人士，除本书前面介绍上海商团和地方自治团体时已提到的郁怀智、顾履桂、王一亭等一些著名人物外，还有源昌、源丰号主叶逵，中西大药房店主顾征锡，阜丰面粉厂经理、上海商务总会第三届(1906)协理孙多森，华通水火保险有限公司总经董李厚祚，上海制造绢丝公司经理李厚祐，胜利公司经理刘树声，原大生纱厂“通沪六董”之一、江浙渔业总公司总董樊棻等。另一个团体是地方公益研究会，其会员“亦多为商界中人”。所研究的问题，包括卫生、公安、工务、社会、教育等等。①
在天津、北京、湖北、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也都成立了地方自治研究会或研究社，江苏武进、阳湖等县城的绅商，也公议创办自治期成会，在商界筹集2000元，附设研究所，邀请法政毕业生及有同等学历者为研究讲员，如确有心得，即派往各处实地练习。另设宣讲所，往各处分派宣讲员，讲演有关自治理论，以冀自治思想之普及。②
旨在研究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办学术团体，这一时期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仅江、浙两省即有上海商余学会、商余补习所、浙江旅沪学会、绍兴商学会、山阴劝学所、商学公会、苏州广货公所同业研究会、杭州商学公会、出品协会、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等等，名目繁多，不胜列举。
这些学术研究团体大都也有完善的组织机构，例如杭州商学公会“系同志众商集合而成”，“意在研究商学，交换智识，以冀商业之发达”③。会中设有正会长1人，副会长4人，议董15人，书记、会计、理事务2人，以及调查员、编辑员各数人。主要机构有庶务科、文书科、教育科、交通科等。平时分科各理其事，要件则互相商榷讨论。对领导成员的任职资格，也有明文规定。如当选会长必须具备下列条件：品行方正、在杭有实业、谙悉商务、曾任议董，年在30以上。有关会议制度，该会规定以每月朔、望午后三时至五时为常会期，提议要事须由会长认可。遇有重大事项，先期二日分发传单，召集会议，谓之特别会。每年二月和八月为大会期，八月大会预定次年活动及预算，二月大会由会长报告上年情形，并将款项出入一并公布。除常会、特别会外，在会诸人可随时到会所叙谈，不拘集会形式。
很显然，杭州商学公会是一个比较正规的学术研究团体。其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也相当全面，综要言之，有以下几点内容：(一)研究商学商法。包括讲求专门商学，研究现行商法，会员各就其宜，互相讨论，以期交换智识；(二)调查贸易情形。具体分为本省、外省、国外三种贸易，详细调查，以备各行各业之参考；(三)编辑商务杂志。每月刊行月报1册，报告会中各事。会员论著及调查报告，酌情分别附载。有关商务书籍和文牍，也酌加译述，以饷商界同人之研究；(四)延聘讲习人员。以开通商智为先，延聘精通商学、商法及有专门知识之人员，在会中宣讲，以输入新智识。另还筹集经费，拟创办商业学校，以便商界子弟肄业专科，(五)联络各处商会。举凡本省、外省各埠之商会，均加强联络，以期交换智识，互相切磋商讨。
北洋商学公会的情况与杭州商学公会大体相似。该会于1909年底成立，“系由商界同志集合而成”。据其发起人称：“举凡物产盈虚之故，供求相济之理，在洋商研究有素，而华商则素未讲求，商等经营实业历有年所，深知其失败之原因，断非从事于学不可。……故集合同志，研究商律商规，以开通商界之知识。”④北洋商学公会的“一切章程，均仿照上海商学公会原章，略加删改”。其宗旨为：“研究商学，维持商律、商规，以冀商业之发达”⑤。会内选举会长、副会长各1名，会董14名，会员无定额。据有关文献记载，1910年该会已有会员145人⑥。凡品行方正、按律经商、热心公益，年在21岁以上的商人，经会董或会员二人联名介绍，多数会董认可，即准予入会。关于会长、副会长和会董的选举方法，均有明文规定。会长、副会长由全体会董推举，会董则由全体会员公推，概以不记名投票的民主方式推选，以得票数多者担任。每年改选一次，会董一般改选半数，前届留任者，下届必须更选。会长、副会长可连选连任，但不得逾3年。
甫及清末，商人普遍意识到：“中国今日商业已有一落千丈之势，若非设所研究，集商界之群策群力，共谋改良发达之机宜，何以自立于商战剧烈之时代?”⑦因此，集思广益，研究工商如何发达，是当时商人的迫切愿望。1909年，广东石城县商务分会总理柳龙章等禀告农工商部：“窃维商会之设，原以联络商情，研究物品，讲求制造，振兴商业为第一要义。中国物产富饶，商力雄厚，若不设立会议研究之所，恐无以联商情而开商智，于商业前途终难望其发达。”为此，提出在各省商务总会附设全省商业研究所，议定章程，选举总董，按期到所会议，“首以银行、航业、渔业、赛会以及办路矿、兴商学、制工艺、垦荒地诸大端为主脑，他如商业应如何改良，商弊应如何革除，工业之新理新法应如何研究仿造，土产之盛衰消长应如何补救维持，务必条陈讨论，以期集思广益。”禀文还特别强调：“当此商战剧烈时期，一省发其先，各省踵其后，是合全国之商会商力，以营商业，业无不成。”⑧农工商部对此建议表示大力支持，认为“该会所禀，系为交通智识，振兴商业起见”，遂札饬各省商务总会据情酌拟办法，切实施行。此后，许多商务总会即相继创立了商业研究所。
1909年底成立的天津商业研究所，以“研究物品，讲求制造，除商弊，利商益，振兴商业为宗旨”⑨。各个行业公举热心公益、熟悉商情的商董一员，作为研究所总董，由全体总董投票，推选染业总董杜宝桢担任议长，米业商董杨明僧、粮商总董王柏田担任副议长，后又增选议员若干名。天津商业研究所每星期召开一次例会，遇有紧要事项，则举行临时会议。凡“关于兴商业，革商弊，调查商业之盛衰，补救商业之困难”，皆约集各董，悉心讨论。议决后，当众书成议案，提交商务总会审核施行。商会如有稍欠完善之处，也由商业研究所研究改良办法，以使之更臻完善。据天津商务总会禀农工商部文称：“我会自成立研究所，颇资臂助”。该研究所注重“研究商情，锐意图为，颇收效果”⑩。
与此同时，还有其他许多工商研究团体产生。例如在1903年，天津商人即发起成立工商研究所及工商演说会，地点在东马路崇仁宫内，由天津著名爱国商董宋则久担任会长。天津工商研究所以启迪民智，兴工振商为要旨，负责调查、研究天津商情，充当工商界的耳目与参谋。每月初一、十五聘请博通工商之商董及各界人士开会研究两次，另于每月初三、十八日邀请各学堂专门教员及工商业家，赴所演说工商要理、试验化学制造等。参加者有津埠木工、瓦工、竹工、织工、漆工、铁工、铜工及鞋商、布商、竹商、东集与西集粮商等各行自立研究会会员。研究所针对市场销售情况，演说各行货品何项畅销，何项滞销，时价涨落之原因，进出口多寡之理以及运费、捐税等许多方面的情况。开会时预先拟制图表，引导众商分别研究，谋求改良补救之良策。(11)
1908年，北京商人也成立工商研究会，“以研究工商各项实业，条陈所见，以备采择施行为宗旨”(12)。设有正、副会长各一员，会员无定额。该会于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开会，如有重要事件，由会长召集临时会议。每月常会上，各会员至少须提出议案一件。除公议有关事项，该会还注意编纂有关实业各书，组织工商讲习会或评议会，以开通工商智识。
1910年南洋劝业会展出期间，张謇等人发起成立了劝业会研究会，李瑞清任会长，张謇任总干事。其宗旨是：“集合同志，就南洋劝业会出品，研究其工质之优劣与改良之方法，导其进步，冀合劝业会之真旨，收赛会之实效。”(13)各工商出品人与热心研究者，经各所在之地方教育会、劝学所、商会、农会介绍，均可成为研究会成员。研究会另按期特聘国内外毕业于各专门学校，平日研究有心得，能实地试验，著有成效者为名誉研究员。
南洋劝业会陈展各出品近半年，在此期间研究会对农业、教育、工艺、武备、机械、通运等八个展览馆的展品分别进行了考察研究。首先由会中研究员各就本期应行研究之出品详细观览，条陈意见，送研究会事务所。然后进行共同研究讨论，并将研究成果汇集出版，从而使南洋劝业会的举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
另还有其他一些各学科的研究团体，也是商界领袖人物在其中居主导地位。例如1904年在上海成立的医学会(1912年更名为中国国医学会)，主要研究医学医理，其会长即是上海商界巨董李平书。1910年成立的书画研究会，也是以李平书为总理。在许多地区，商界的一些头面人物几乎在绝大多数民间社团中都身兼要职，他们通过这些团体和广泛的社会活动、赢得了很高的社会声誉。例如张謇，在预备立宪公会、教育会、南洋劝业会研究会、全国农会联合会等众多社团的领导成员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名字。又如李平书，“凡政界、学界、实业界以及慈善各事业，无不力任艰巨，殚心经营。海内外人士，识与不识，皆翕然称之。”(14)在商团、总工程局、自治公所、商会乃至医学会、书画研究会等社团中，他都是主要负责人。
① 《清季上海地方自治与基尔特》，《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57页。
② 《东方杂志》第5年，第2期“内务”。
③ 《杭州商学公会改正章程》，《杭州商业杂志》1909年第1期。
④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6页。
⑤ 同上书，第307页。
⑥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14页。
⑦ 《华商联合报》第16期，“海内外商会记事”。
⑧ 苏州商会档案，第14卷，第32页。
⑨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06页。
⑩ 同上书，第319页。
(11) 郝庆元：《津门工商史迹谈荟》，《天津史研究》1986年第1期。
(12) 苏州商会档案，第53卷，第55页。
(13) 《南洋劝业会续闻》，《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
(14) 《沪绅李君平书小影》，《图画日报》第5册，上海环球社已酉七月初五出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