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二、反封建软弱的政治性格
新式商人社团成立后，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都显得十分活跃，起着组织者和联络者的重要主导作用。相比较而言，其反对封建统治者的进取斗争精神要软弱得多，这与商人对清统治者存在着较大依赖性密切相关。尽管商人对清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不满，强烈要求速开国会，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但在革命高潮到来和清朝覆亡征兆完全显露之前，他们始终对清朝抱有幻想，希望通过清朝至上而下有秩序的宪政改革，开创发展资本主义的新局面。因此，在革命派酝酿发动革命运动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各商人社团都未曾予以支持，有的甚至明确持反对态度。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社团，都是直接以商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团体，并非政治家和思想家联合而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因而它们对待某一政治运动的态度，主要不是考虑运动的宏伟政治目标，而是取决于其对商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何种直接影响。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只要推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商人社团就会予以支持，对待政治运动也同样是如此。这样，就常常容易导致它们以眼前的现实经济利益，取代本阶级的长远政治目标，与代表自己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思想家、政治家分道扬镳，这可以说是商人及其社团与其政治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严重脱节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国近代商人内部成员构成特点，对商人社团反封建软弱的政治性格也有深刻影响。当时，商人中相对而言实力比较雄厚的，主要是与封建主义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据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记载，1912年全国22个省区的钱在资本总额多达75099干元。“商业盛衰，全视钱店之放款松紧为转移”①。钱庄、票号等都是早已有之的旧式金融行业，到清末虽与民族工商业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在性质上有所变化，但其生存发展仍同清王朝和旧官僚有着某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票号，与清王朝的关系可谓更加密切，其汇兑储蓄之款项，主要源于清朝政府公款和官僚私蓄。因此，它的繁荣同清朝统治的盛衰息息相关。如势力最大的山西票号，1911年前后即因清朝的衰败覆亡而成一片倒闭之风，相继有26家宣告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钱业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调换了在苏州担任都督的旧官僚程德全，当地钱商唯恐失去了这一靠山，慌忙不迭地表示：“如都督一变，则苏州之金融必变；苏州之金融既变，各府州县之金融必变；各府州县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商民如婴儿之失乳，如游鱼之失水，不能不相胥而变”。②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其与封建势力难舍难分的深刻经济根源。
上述与封建势力联系更为密切的商人，不仅在工商各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以其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荣膺商人社团要职，掌握了领导权。以在各类商人社团中影响最大的商会为例，苏州商务总会成立至1911年，先后有4人出任总理和协理，其中3人即是钱业和典当业商董。沈阳商务总会自成立到1911年，先后出任总理、协理的7人当中，也有4人是钱业巨商。③长沙商务总会第一任协理，第二、三任总理陈文玮，同样是发迹于钱业的富商。④在各大城市商务总会的会董中，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我们从《华商联合报》查到下列商务总会所选会董的总人数和所属行业，据此可见其一斑。上海商会总数21人，其中钱业2人，票号业3人；杭州商会总共21人，钱业占7人，典当业2人；江宁商会共30人，钱业有5人，典当业有3人；九江商会共12人，其中钱业6人，典当业1人，占总数一半还多；汉口商会共36人，钱业9人，典当业1人；吉林商会共28人，钱业即占12人。如果与其他行业的代表相比较，钱业、票号及典当业所占比重无疑最大。
正是由于整个商人实力软弱，对封建统治者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加上在商人社团中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其中妥协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钱、典及票号业巨商。因此，尽管各种新式商人社团也曾同封建势力进行过一些斗争，但却不可能真正斩断与封建统治者的联系。在主观上，商人社团没有这一要求，在客观实践中，这一目标也难以达到。
商业经营本身的特点，也影响到商人社团对革命运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农工商实业中商业相对而言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社会的动荡往往首先造成市面混乱，影响正常的商业往来，进而导致银根紧张和商品滞销，直接危及广大商人的切身经济利益。所以，商人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加关注，尤其害怕动乱。而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时的社会动荡，波及市面，这就不能不使商人慄慄危惧，或敬而远之，或竭力反对。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商人们即声称：“暴动之足以速祸，前辙已覆，不愿再见此惨剧矣。”⑤于是，通过清政府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自然成为商人所乐意接受的政治变革方式。
商人社团由一般商人群众所组成，其政治参与的程度还有赖于政治代表和思想家的宣传、联络。因为商人受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因素的羁绊，一般不可能象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那样，具有敏感的政治眼光和创新进取精神，故而自身难以抽萌革命思想。其革命思想的产生，需要本阶级先进政治代表的启蒙和灌输。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受客观环境限制和主观上认识不足，未曾在广大商人中间作革命动员宣传工作。这样，商人对革命无所了解，得到的印象仅仅是“暴乱”、“逆匪”，当然不可能表示同情和支持。
立宪派在第一次请愿碰壁之后，即比较注意通过商人社团争取广大商人参加立宪请愿运动，不仅发出“敬告各省商会请联合请愿书”，而且派人分担四出游说重任。由于立宪派的积极宣传联络，商会意识到“各界请愿之注重我商界也可知”，商人自不能“置之度外”，遂发动商人联合起来参加第2次请愿，大大扩充了立宪请愿运动的阶级基础。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工商业政策的演变，对于加深商人对清统治者的幻想和依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清朝政府原来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压制工商业发展。但到20世纪初年新式商人社团诞生前后，清统治者意识到非革故鼎新则不足以为继，由此破天荒地打出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新政”旗帜，正式承认了工商业者的“法人”地位。尽管清廷的“新政”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但工商业者毕竟因之获得了社团“法人”的地位，受到一定保护，民族工商业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这对实力比较软弱，又长期遭受摧残的工商业者来说，无疑是一副兴奋剂，进一步增添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幻想和依赖性，也势必影响其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态度。
商人社团完全寄希望于清廷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对革命疏远冷淡，害怕暴力动乱，这无疑反映了商人反封建软弱的特性。不过，其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华商联合报》第1期刊登的《宣统元年颂词》即曾公开声称：“吾国人民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华商联合会报》也曾载文一一列举了专制统治的弊端：“统计吾国近年，路政不修，币制不一，矿学不讲，工厂不兴，垦牧不倡，林业不振，厘税鲜决行之政见，盐漕乏改革之良规，凡此种种原因，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⑥广大商人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也就是要改变君主专制制度。
其次，商人社团支持和参加立宪请愿运动，还体现了广大商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商会在号召海内外华商参加请愿时，即特别强调：“今天下之祸变亟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维再四，知非国会无以通上下之情，无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⑦可见，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又是商人社团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参加国会请愿运动，还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商人的政治热情，并密切了各地商人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抵制美货运动虽初具全国规模，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地方不平衡性，那么，参加国会请愿运动则是全国商会第一次直接联合进行的政治活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都引导全国的商会加速走向联合。
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商人社团害怕和反对革命的软弱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广大商人的政治向背，又给革命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商会等社团从未动员商人在财政上向革命提供援助，因此革命党始终无法摆脱经费极度匮乏的困境，多次武装起义都因之遭受挫折。在国内得不到起义所需经费及军械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只有漂洋过海向华侨募捐，并求助于外国政府的支援。1900年的惠州起义和1903年的洪全福起义，革命党人即将军械的供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和外国洋行，结果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却希望落空，致使原订起义计划无法施行。孙中山事后曾沉痛地分析一系列起义“皆未能一达目的，无非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⑧。1908年以后，革命党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不辞劳苦奔走于欧美各国之间，舌敝唇焦以求资助，但绕地球一周，走了五、六个国家，尚未达最终之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经费的拮据还导致同盟会上层领导人之间的隔阂加深，使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着的分裂危机日趋尖锐。1907年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掀起的第1次倒孙风潮，虽有其深刻背景，但导火索无疑即是起于经费问题。1909年，陶成章也因向孙中山索取经费不成，遂率一部分江浙革命党人脱离同盟会，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并对孙中山施以人身攻击。使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革命党人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商会等社团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广大商人也随之站到革命的对立面，革命党因为得不到商人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很难在国内公开立足，更谈不上赢得一个比较广阔的地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结果必然导致起义军无法应付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这也是革命党武装起义屡次受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由于缺乏根据地，所需军费枪械主要依靠临时从国外或港、澳输入，为利于接济，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的地点只能选在濒临边境之处，并且大多限于广东及桂、滇等省，于是复又引起内地长江流域革命党人的不满。一系列起义失败后，更进一步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这些对革命的深入发展无疑是相当不利的。可见，商人社团妥协软弱的表现，对革命运动进程影响之深刻是不应忽视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峰，许多商人社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相应带动广大商人转为支持革命，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大多只是一种被动的从权应变。例如武昌起义后曾为巩固革命政权作出重要贡献的武汉商会、商团，最初获悉起义胜利的消息时，也并未即刻态度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甚至还考虑继续协助封建势力维持原有反革命秩序。当从武昌署衙狼狈逃出的湖广总督瑞徵躬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作苟延之举时，其领导人即拟依瑞徵所请举办团练，只是紧接着又接到革命军措词严厉的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⑨这才经过权衡转为支持革命军。
至于其他地区的商人社团，在武昌起义急剧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起初则似大祸降临，无不惊慌失措。当时，各地钱庄一片歇业倒闭之风，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几乎所有商人社团最先考虑的均并非附和革命，而是请求官府赶紧饬拨现洋，缓解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潮。有的商会为此召开十多次专门紧急会议，分别呈文地方各级官府和农工商部，字里行间不无告哀乞怜之意，对革命则无丝毫赞许之情。其次，不少商会唯恐革命给商人的身家财产带来损失，因而迫切希望保持原有秩序。有的一方面派出商团日夜巡逻，严防所谓的“滋扰”，另一方面则“以省城人民财产，以及全省商业关系甚巨”为由，请求官府增兵梭巡，保全地方治安⑩。很显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除首义之区的武汉商人社团迫不得已在次日表明支持革命的态度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未曾马上流露出脱离清朝，归附革命的迹象，而是仍然耽于商人的利益得失，这种表现是与中国商人的畏怯软弱性格相吻和的。
促使多数商人社团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形势获得出乎其意料之外的迅速发展。许多商人社团的领导人眼看旧的秩序无以维持，清朝寿终已是指日可待，方始从权应变。所谓“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为保持永久治安”(11)，实乃商人社团之所以重选择政治依靠的真谛所在。因此，各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程度和阶级力量消长变化的不同，对商人社团政治动向是否转变以及转变到何种程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派力量较强，并发动武装起义的武汉、上海、宜昌、长沙、重庆等地，商人社团的领导人采取了支持甚或参与策划起义的激进态度；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苏州、广东(广东革命力量本不薄弱，只是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分散)等地，商人社团主要是鼓动和平独立；而在封建势力未受到革命冲击而相对强大的北方，商人社团则继续与封建统治者沆瀣一气，反对革命。
即使是转为支持革命的商人社团，由于其软弱依赖性的特征在此后并未改变，不久又投靠实力更强大的袁世凯，胁迫革命党人让出了胜利成果。1913年革命党人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前夕，一些商人社团又希图逼迫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对袁世凯妥协。上海总商会即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律严拿，尽法惩治”，并说什么如是“则爱国之心可大白于天下……不复托名倡乱”(12)。孙中山不无愤怒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依然擂鼓猛进，促成了讨袁之役的正式爆发。商人社团目的未能达到，则随之与革命派的矛盾分裂趋于白热化，其领导人一头扎进袁世凯的怀抱，秉承袁氏旨意，“断绝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积极帮助“速平祸乱”(13)，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绞杀“二次革命”的帮凶。事后，袁世凯亲自通令奖励各省商会、商团：“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14)。由此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终结的最后一幕悲剧中，商人社团扮演的是何等角色。
一场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比较巩固和强大的阶级基础，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作为辛亥革命主要阶级基础的具体体现者商办社团及其广大商人，经济上十分稚弱，政治上畏怯保守，在革命酝酿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站在对立面反对革命，当革命进入高潮时他们也只是与革命先驱经历了短暂的合作，有的则继续持反对态度，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最后较量的决定性时刻，他们又公开与反革命同流合污，共同扼杀革命。辛亥革命虽然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载入史册，但革命仅仅只是少数阶级先驱的活动，并未真正成为整个阶级主体的历史行动，因而其以失败的悲剧告终也就在所难免。
反封建软弱的性格特征，也限制了新式商人社团自身取得更大的政治成就。例如商会和许多地方自治团体虽赢得了比较可观的自治权利，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在某些方面始终受到清政府的监督限制，不敢从根本上跨越清朝《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的范围。所以，不可能发展到建立象近代西方那样的独立城市共同体或城市共和国。
当然，近代中西方不同的城市传统特点和社会政治结构，对商人社团取得更大政治成就也有所限制。封建时代的西欧并不存在城市，主要是自给自足星罗棋布的封建庄园。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发展之后，专司其职者聚居在某些交通便利之处，才日渐形成工商业城市。城市兴起之后，工商业者经过不断的武装斗争或用金钱赎买的方式，摆脱封建领主控制取得了自治权。这些自治的城市选举市议会和其他公职人员，有自己的法院、武装、税收及财政系统，甚至能够单独宣战、铸造货币，颇似自治的城市小国。在这种城市与农村对立并重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下，诞生于城市之中的新兴商人，拥有一个范围比较宽阔的活动地盘，在经济上回旋余地也比较大，较少受旧势力的束缚扼杀，因此发展十分迅速，自治自立的趋向较为突出。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萌发增长，商人的实力愈加增强，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以其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城市共和国。
中国的情况则判然有别。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封建大帝国，中国的城市形成很早，但历来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中心，毫无自治权利可言。直到清末，尽管工商业获得较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业已产生，城市规模也因之愈见扩大，但传统的社会格局始终未变。各个城市既是工商荟萃的经济中心，同时又是封建统治的政治重心，为封建势力所牢牢控制。这种经济政治一元化的传统社会结构，必然大大限制中国商人从事各种活动的社会舞台，迫使其不得不周旋于旧势力的层层夹缝当中，无法取得完全独立的自治权利。
在政治上，西欧英、法等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建立，不是在封建社会初期，而是迟至封建社会的晚期。专制王权出现之后，为强化统治对付割据的领主，在财政上需要依赖新兴商人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英、法等许多西欧国家王权集中的程度也不如中国，与王权并存的还有国会或者是三级会议等机构。例如在英国，国王提出征税须得到国会批准，立法也要经国会通过之后，国王签署方能生效。尽管国会和三级会议时成摆设，但终究对王权有所限制，是商人同王权矛盾激化后向其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
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则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秦汉时代即已确立，其体制之完整严密，皇权之高度集中，都堪称世界封建社会政治史上的典型。在所谓“朕即国家”、上谕就是法律的政治环境里，任何一个阶级或政治派别如果得不到专制政权的批准，就无以公开组织享有合法社会地位的政党和社团。即使获允成立，也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受其监督限制，很难彻底摆脱这种束缚而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
正是因为中国近代商人自身反封建软弱，又加上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所以始终不曾有西方商人那样彪炳史册的辉煌建树。
① 《民立报》1911年3月22日。
② 苏州商会档案，第305卷，第3页。
③ 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
④ 傅志明：《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辛亥革命》，见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6页。
⑤ 《广联合篇》，《华商联合报》第19期。
⑥ 《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
⑦ 《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
⑧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04页。
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192页。
⑩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6页。
(11)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0页。
(12) 《申报》1913年6月5日。
(13) 《申报》1913年8月3日。
(14)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三年版，第70页。
如前所述，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社团，都是直接以商人为主体组成的社会团体，并非政治家和思想家联合而成的资产阶级政党，因而它们对待某一政治运动的态度，主要不是考虑运动的宏伟政治目标，而是取决于其对商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将产生何种直接影响。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政权及其统治者只要推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商人社团就会予以支持，对待政治运动也同样是如此。这样，就常常容易导致它们以眼前的现实经济利益，取代本阶级的长远政治目标，与代表自己根本和长远利益的思想家、政治家分道扬镳，这可以说是商人及其社团与其政治代表——资产阶级革命派严重脱节的原因之一。
此外，中国近代商人内部成员构成特点，对商人社团反封建软弱的政治性格也有深刻影响。当时，商人中相对而言实力比较雄厚的，主要是与封建主义有着更为密切联系的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据民国元年第一次农商统计表记载，1912年全国22个省区的钱在资本总额多达75099干元。“商业盛衰，全视钱店之放款松紧为转移”①。钱庄、票号等都是早已有之的旧式金融行业，到清末虽与民族工商业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在性质上有所变化，但其生存发展仍同清王朝和旧官僚有着某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特别是票号，与清王朝的关系可谓更加密切，其汇兑储蓄之款项，主要源于清朝政府公款和官僚私蓄。因此，它的繁荣同清朝统治的盛衰息息相关。如势力最大的山西票号，1911年前后即因清朝的衰败覆亡而成一片倒闭之风，相继有26家宣告破产，从此一蹶不振。钱业同样也有类似的情况。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调换了在苏州担任都督的旧官僚程德全，当地钱商唯恐失去了这一靠山，慌忙不迭地表示：“如都督一变，则苏州之金融必变；苏州之金融既变，各府州县之金融必变；各府州县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商民如婴儿之失乳，如游鱼之失水，不能不相胥而变”。②寥寥数语，和盘托出了其与封建势力难舍难分的深刻经济根源。
上述与封建势力联系更为密切的商人，不仅在工商各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以其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荣膺商人社团要职，掌握了领导权。以在各类商人社团中影响最大的商会为例，苏州商务总会成立至1911年，先后有4人出任总理和协理，其中3人即是钱业和典当业商董。沈阳商务总会自成立到1911年，先后出任总理、协理的7人当中，也有4人是钱业巨商。③长沙商务总会第一任协理，第二、三任总理陈文玮，同样是发迹于钱业的富商。④在各大城市商务总会的会董中，钱业、票号和典当业商人也占有相当的比例。我们从《华商联合报》查到下列商务总会所选会董的总人数和所属行业，据此可见其一斑。上海商会总数21人，其中钱业2人，票号业3人；杭州商会总共21人，钱业占7人，典当业2人；江宁商会共30人，钱业有5人，典当业有3人；九江商会共12人，其中钱业6人，典当业1人，占总数一半还多；汉口商会共36人，钱业9人，典当业1人；吉林商会共28人，钱业即占12人。如果与其他行业的代表相比较，钱业、票号及典当业所占比重无疑最大。
正是由于整个商人实力软弱，对封建统治者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加上在商人社团中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其中妥协性和保守性最大的钱、典及票号业巨商。因此，尽管各种新式商人社团也曾同封建势力进行过一些斗争，但却不可能真正斩断与封建统治者的联系。在主观上，商人社团没有这一要求，在客观实践中，这一目标也难以达到。
商业经营本身的特点，也影响到商人社团对革命运动的态度。我们知道，在农工商实业中商业相对而言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更为密切。社会的动荡往往首先造成市面混乱，影响正常的商业往来，进而导致银根紧张和商品滞销，直接危及广大商人的切身经济利益。所以，商人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加关注，尤其害怕动乱。而暴力革命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一时的社会动荡，波及市面，这就不能不使商人慄慄危惧，或敬而远之，或竭力反对。经过义和团运动之后，商人们即声称：“暴动之足以速祸，前辙已覆，不愿再见此惨剧矣。”⑤于是，通过清政府的改革实行君主立宪，自然成为商人所乐意接受的政治变革方式。
商人社团由一般商人群众所组成，其政治参与的程度还有赖于政治代表和思想家的宣传、联络。因为商人受身家财产的拖累和传统因素的羁绊，一般不可能象其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那样，具有敏感的政治眼光和创新进取精神，故而自身难以抽萌革命思想。其革命思想的产生，需要本阶级先进政治代表的启蒙和灌输。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受客观环境限制和主观上认识不足，未曾在广大商人中间作革命动员宣传工作。这样，商人对革命无所了解，得到的印象仅仅是“暴乱”、“逆匪”，当然不可能表示同情和支持。
立宪派在第一次请愿碰壁之后，即比较注意通过商人社团争取广大商人参加立宪请愿运动，不仅发出“敬告各省商会请联合请愿书”，而且派人分担四出游说重任。由于立宪派的积极宣传联络，商会意识到“各界请愿之注重我商界也可知”，商人自不能“置之度外”，遂发动商人联合起来参加第2次请愿，大大扩充了立宪请愿运动的阶级基础。
同时还应该注意到，20世纪初年清政府工商业政策的演变，对于加深商人对清统治者的幻想和依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清朝政府原来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传统政策，压制工商业发展。但到20世纪初年新式商人社团诞生前后，清统治者意识到非革故鼎新则不足以为继，由此破天荒地打出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新政”旗帜，正式承认了工商业者的“法人”地位。尽管清廷的“新政”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性质改革，但工商业者毕竟因之获得了社团“法人”的地位，受到一定保护，民族工商业也在这一时期有了长足发展。这对实力比较软弱，又长期遭受摧残的工商业者来说，无疑是一副兴奋剂，进一步增添了他们对清朝统治者的幻想和依赖性，也势必影响其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态度。
商人社团完全寄希望于清廷自上而下的立宪改革，对革命疏远冷淡，害怕暴力动乱，这无疑反映了商人反封建软弱的特性。不过，其以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取代封建君主专制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华商联合报》第1期刊登的《宣统元年颂词》即曾公开声称：“吾国人民困厌于专制政体者久矣”。《华商联合会报》也曾载文一一列举了专制统治的弊端：“统计吾国近年，路政不修，币制不一，矿学不讲，工厂不兴，垦牧不倡，林业不振，厘税鲜决行之政见，盐漕乏改革之良规，凡此种种原因，皆上病国，下病民，而商界实先受其病”。⑥广大商人希望以开设议院获得监督行政、财政和立法的权利，实质上也就是要改变君主专制制度。
其次，商人社团支持和参加立宪请愿运动，还体现了广大商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商会在号召海内外华商参加请愿时，即特别强调：“今天下之祸变亟矣，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事日非，人心瓦解。商等思维再四，知非国会无以通上下之情，无以挽危亡之局而即于安”。⑦可见，敦促清廷速开国会又是商人社团致力于救亡图存的一项重要措施。参加国会请愿运动，还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商人的政治热情，并密切了各地商人之间的联系。如果说抵制美货运动虽初具全国规模，但仍表现出一定的地方不平衡性，那么，参加国会请愿运动则是全国商会第一次直接联合进行的政治活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行动上都引导全国的商会加速走向联合。
然而也要看到，由于商人社团害怕和反对革命的软弱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广大商人的政治向背，又给革命运动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商会等社团从未动员商人在财政上向革命提供援助，因此革命党始终无法摆脱经费极度匮乏的困境，多次武装起义都因之遭受挫折。在国内得不到起义所需经费及军械的情况下，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只有漂洋过海向华侨募捐，并求助于外国政府的支援。1900年的惠州起义和1903年的洪全福起义，革命党人即将军械的供给寄希望于日本政府和外国洋行，结果临近起义的关键时刻却希望落空，致使原订起义计划无法施行。孙中山事后曾沉痛地分析一系列起义“皆未能一达目的，无非财力之不逮，布置之未周”⑧。1908年以后，革命党人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起义。为此，孙中山不辞劳苦奔走于欧美各国之间，舌敝唇焦以求资助，但绕地球一周，走了五、六个国家，尚未达最终之目的。
更为严重的是，经费的拮据还导致同盟会上层领导人之间的隔阂加深，使革命阵营内部暗藏着的分裂危机日趋尖锐。1907年章太炎、刘师培等人掀起的第1次倒孙风潮，虽有其深刻背景，但导火索无疑即是起于经费问题。1909年，陶成章也因向孙中山索取经费不成，遂率一部分江浙革命党人脱离同盟会，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并对孙中山施以人身攻击。使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
此外，在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革命党人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由于商会等社团对革命持反对态度，广大商人也随之站到革命的对立面，革命党因为得不到商人在财力和物力等方面的支持，很难在国内公开立足，更谈不上赢得一个比较广阔的地盘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其结果必然导致起义军无法应付外援断绝后的艰难局面，这也是革命党武装起义屡次受挫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另外，由于缺乏根据地，所需军费枪械主要依靠临时从国外或港、澳输入，为利于接济，孙中山等人发动起义的地点只能选在濒临边境之处，并且大多限于广东及桂、滇等省，于是复又引起内地长江流域革命党人的不满。一系列起义失败后，更进一步使部分革命党人产生了沮丧情绪，这些对革命的深入发展无疑是相当不利的。可见，商人社团妥协软弱的表现，对革命运动进程影响之深刻是不应忽视的。
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浪潮以沛然莫遏之势发展到高峰，许多商人社团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相应带动广大商人转为支持革命，也发挥了令人瞩目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思想准备，大多只是一种被动的从权应变。例如武昌起义后曾为巩固革命政权作出重要贡献的武汉商会、商团，最初获悉起义胜利的消息时，也并未即刻态度鲜明地站在革命一边，甚至还考虑继续协助封建势力维持原有反革命秩序。当从武昌署衙狼狈逃出的湖广总督瑞徵躬临汉口商会，央请设法作苟延之举时，其领导人即拟依瑞徵所请举办团练，只是紧接着又接到革命军措词严厉的照会，谓“各团保安会只可防火，不可用武装相抗，违则严究”，⑨这才经过权衡转为支持革命军。
至于其他地区的商人社团，在武昌起义急剧引起的社会动荡面前，起初则似大祸降临，无不惊慌失措。当时，各地钱庄一片歇业倒闭之风，人心惶惶，秩序混乱。在此情况下，几乎所有商人社团最先考虑的均并非附和革命，而是请求官府赶紧饬拨现洋，缓解迫在眉睫的金融风潮。有的商会为此召开十多次专门紧急会议，分别呈文地方各级官府和农工商部，字里行间不无告哀乞怜之意，对革命则无丝毫赞许之情。其次，不少商会唯恐革命给商人的身家财产带来损失，因而迫切希望保持原有秩序。有的一方面派出商团日夜巡逻，严防所谓的“滋扰”，另一方面则“以省城人民财产，以及全省商业关系甚巨”为由，请求官府增兵梭巡，保全地方治安⑩。很显然，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除首义之区的武汉商人社团迫不得已在次日表明支持革命的态度外，其余绝大多数都未曾马上流露出脱离清朝，归附革命的迹象，而是仍然耽于商人的利益得失，这种表现是与中国商人的畏怯软弱性格相吻和的。
促使多数商人社团政治态度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是革命形势获得出乎其意料之外的迅速发展。许多商人社团的领导人眼看旧的秩序无以维持，清朝寿终已是指日可待，方始从权应变。所谓“旧日专制政府政治势力已失，共和政府势力已成”，“为保持永久治安”(11)，实乃商人社团之所以重选择政治依靠的真谛所在。因此，各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程度和阶级力量消长变化的不同，对商人社团政治动向是否转变以及转变到何种程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在革命派力量较强，并发动武装起义的武汉、上海、宜昌、长沙、重庆等地，商人社团的领导人采取了支持甚或参与策划起义的激进态度；在革命力量比较薄弱的江西、苏州、广东(广东革命力量本不薄弱，只是因黄花岗起义失败而分散)等地，商人社团主要是鼓动和平独立；而在封建势力未受到革命冲击而相对强大的北方，商人社团则继续与封建统治者沆瀣一气，反对革命。
即使是转为支持革命的商人社团，由于其软弱依赖性的特征在此后并未改变，不久又投靠实力更强大的袁世凯，胁迫革命党人让出了胜利成果。1913年革命党人以武力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爆发前夕，一些商人社团又希图逼迫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对袁世凯妥协。上海总商会即曾以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的名义，要求孙中山“通电各省表明素志，其有谋为不轨者，一律严拿，尽法惩治”，并说什么如是“则爱国之心可大白于天下……不复托名倡乱”(12)。孙中山不无愤怒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依然擂鼓猛进，促成了讨袁之役的正式爆发。商人社团目的未能达到，则随之与革命派的矛盾分裂趋于白热化，其领导人一头扎进袁世凯的怀抱，秉承袁氏旨意，“断绝一切与叛党之经济关系”，积极帮助“速平祸乱”(13)，极不光彩地充当了袁世凯绞杀“二次革命”的帮凶。事后，袁世凯亲自通令奖励各省商会、商团：“各商界烛其奸邪，绝其资助，遂使逆谋无由大逞，乱事得以速平，曲突徙薪，功匪鲜浅”(14)。由此不难看出，在辛亥革命终结的最后一幕悲剧中，商人社团扮演的是何等角色。
一场革命运动如果没有比较巩固和强大的阶级基础，是难以获得成功的。作为辛亥革命主要阶级基础的具体体现者商办社团及其广大商人，经济上十分稚弱，政治上畏怯保守，在革命酝酿发展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站在对立面反对革命，当革命进入高潮时他们也只是与革命先驱经历了短暂的合作，有的则继续持反对态度，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进行最后较量的决定性时刻，他们又公开与反革命同流合污，共同扼杀革命。辛亥革命虽然作为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运动载入史册，但革命仅仅只是少数阶级先驱的活动，并未真正成为整个阶级主体的历史行动，因而其以失败的悲剧告终也就在所难免。
反封建软弱的性格特征，也限制了新式商人社团自身取得更大的政治成就。例如商会和许多地方自治团体虽赢得了比较可观的自治权利，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占居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却在某些方面始终受到清政府的监督限制，不敢从根本上跨越清朝《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规定的范围。所以，不可能发展到建立象近代西方那样的独立城市共同体或城市共和国。
当然，近代中西方不同的城市传统特点和社会政治结构，对商人社团取得更大政治成就也有所限制。封建时代的西欧并不存在城市，主要是自给自足星罗棋布的封建庄园。手工业和商业逐渐发展之后，专司其职者聚居在某些交通便利之处，才日渐形成工商业城市。城市兴起之后，工商业者经过不断的武装斗争或用金钱赎买的方式，摆脱封建领主控制取得了自治权。这些自治的城市选举市议会和其他公职人员，有自己的法院、武装、税收及财政系统，甚至能够单独宣战、铸造货币，颇似自治的城市小国。在这种城市与农村对立并重的二元化社会结构下，诞生于城市之中的新兴商人，拥有一个范围比较宽阔的活动地盘，在经济上回旋余地也比较大，较少受旧势力的束缚扼杀，因此发展十分迅速，自治自立的趋向较为突出。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进一步萌发增长，商人的实力愈加增强，城市也就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以其占主导地位的独立城市共和国。
中国的情况则判然有别。作为一个古老的东方封建大帝国，中国的城市形成很早，但历来是封建主义统治的中心，毫无自治权利可言。直到清末，尽管工商业获得较大发展，商业资产阶级业已产生，城市规模也因之愈见扩大，但传统的社会格局始终未变。各个城市既是工商荟萃的经济中心，同时又是封建统治的政治重心，为封建势力所牢牢控制。这种经济政治一元化的传统社会结构，必然大大限制中国商人从事各种活动的社会舞台，迫使其不得不周旋于旧势力的层层夹缝当中，无法取得完全独立的自治权利。
在政治上，西欧英、法等国封建专制王权的建立，不是在封建社会初期，而是迟至封建社会的晚期。专制王权出现之后，为强化统治对付割据的领主，在财政上需要依赖新兴商人的支持，因而不得不实行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各项政策。另一方面，英、法等许多西欧国家王权集中的程度也不如中国，与王权并存的还有国会或者是三级会议等机构。例如在英国，国王提出征税须得到国会批准，立法也要经国会通过之后，国王签署方能生效。尽管国会和三级会议时成摆设，但终究对王权有所限制，是商人同王权矛盾激化后向其进行斗争的重要武器。
中国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则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秦汉时代即已确立，其体制之完整严密，皇权之高度集中，都堪称世界封建社会政治史上的典型。在所谓“朕即国家”、上谕就是法律的政治环境里，任何一个阶级或政治派别如果得不到专制政权的批准，就无以公开组织享有合法社会地位的政党和社团。即使获允成立，也不得不在许多方面受其监督限制，很难彻底摆脱这种束缚而成为完全独立的机构。
正是因为中国近代商人自身反封建软弱，又加上客观环境的种种限制，所以始终不曾有西方商人那样彪炳史册的辉煌建树。
① 《民立报》1911年3月22日。
② 苏州商会档案，第305卷，第3页。
③ 刘恩涛：《沈阳商会七十五年》，《沈阳文史资料》，第1辑。
④ 傅志明：《清末湖南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辛亥革命》，见湖南史学会编：《辛亥革命在湖南》第46页。
⑤ 《广联合篇》，《华商联合报》第19期。
⑥ 《上都察院书》，《华商联合会报》第7期。
⑦ 《拟海内外华商联合请开国会书》，《华商联合会报》第4期。
⑧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04页。
⑨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192页。
⑩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七)，第6页。
(11)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0页。
(12) 《申报》1913年6月5日。
(13) 《申报》1913年8月3日。
(14) 《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上海广益书局民国三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