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商人王廷朴
　　山西商人王廷朴在齐家寨的活动可以典型反映齐家寨流寓商人的一般概况。
　　王廷朴的祖父王文秀是山西稷山县人，其二兄王文在是清朝同治年间的探花。王家家道富足，名望很大，在陕西眉县齐家寨有商号，专做京货生意，由王文秀具体经营。王文秀还兼任稷山县商人王璋在陕西的商业顾问，两人私交很深。王璋被稷山人称为“盖县财主”，直至解放时，王璋在当地置有土地1200亩，饲养骡子36头、耕牛16头、马12匹，雇用长工32人，短工难以计数。除此之外，他还在山西太原、临汾、新绛、稷山开设过商号37座，在陕西西安、岐山、三原、咸阳等地开设商号18座，在河南开封、郑州、洛阳等城市开商号14座，在四川成都、重庆等地开设商号11座，在甘肃兰州、平凉等地开设商号17座。这些商号的总资产达200多万银元。王璋出行视察从不住别人的店，稷山村村民中流传着一句民谣：“坞堆到西安，一路不住店，镇镇有字号，县县有门面。”王璋生一子一女，子名王礼堂，毕业于北京朝阳大学，因与父亲王璋志向不同，负气出走投奔眉县齐家寨的乡党，以篆刻印章、写字为生，并与在齐家寨经商的王文秀之孙王廷朴结为至交。王璋聘请王文秀为顾问，后辈的王礼堂又与王廷朴同村同地经商做生意，可谓世交。
　　王文秀在兄弟三人中年龄最小，但天资聪颖，有经商才能。稷山县在清朝中期就有不少人来眉县齐家寨做生意，王文秀也是由大人带领长途跋涉来到眉县齐家寨，开始学做生意，他常去各家商号串门，结识了不少商号的相公，学得了各家商号的经商经验。学徒期满，在其兄王文在的支持下，开始在齐镇南门一带购地设店做京货生意，商号设名为“德裕生”。
　　在他的精心操持下，“德裕生”的生意渐渐发展起来，到民国中期，已购地5亩有余，坐南向北建门店四间，一进连三的四合院宅，前为商铺，中间为一南北小院，是掌柜和相公、佣人的住房及灶房，房后一庭系内眷居住之处，后为仓库，存放粮食、布匹、绸缎等商品，再后便是后院后门了，在南门外还有一处场院，面积有两亩大。王文秀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亦商亦农，在他做大生意、购置家业的同时，又在西河滩购买水浇地100余亩，种植水稻，在营头铜峪村购置旱地20余亩种植小麦，雇用当地农民常年耕作。
　　王文秀在齐家寨经商，从起步到发展历时近半个世纪。他的长子名王秋涛，保定军校毕业，在山西追随姚以加参加过推翻清朝巡抚的斗争，曾任管带(营长)之职，在夏县聚事时被叛徒告密，不幸遇难，时年23岁，留下了遗孀杨英儿和遗腹子王廷朴。失子之后的王文秀一边苦心经营生意，一边教授次子。年老之后王文秀将本铺生意交与次子经营。次子以后是另谋职业还是遇到了不测不得而知，王秋涛的遗腹子王廷朴长大成人，继承了祖业。王廷朴继承祖业的时候正是王家生意的鼎盛时期，时值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们的京货生意在齐家寨算是佼佼者。
　　抗战期间的齐家寨，由于战争连连，人心惶惶，苛捐杂税无度，物价又天天飞涨，致使市面生意萧条，货物无人问津，生意很不好做。王廷朴下了最大的决心，拿出多年积蓄，到南京采购回大批的绸缎，指望就此翻身重振家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国人振奋，齐家寨也沉浸在欢庆之中，街市老少眉开眼笑，互相道喜，见门就进，不分你我，把杂货铺的鞭炮都买光，一直燃放了整个通宵。王廷朴的母亲说：“日本人投降了，咱们就可以回老家了，再不用在外面逃难了。”谁知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生意急转直下，因为此时物价大跌，原来一尺价值3元钱的绸缎，一下子下跌到每尺只有1元钱，还无人问津。货物积压，债主讨债，逼得王廷朴几乎走投无路，差点儿寻了短见。从此，王廷朴的生意一跌不起，几乎倒闭。
　　为了偿还债务，王廷朴低价出售商品，变卖家产财物，偿还了债务后，家里仅剩空院空房一座和100多亩水、旱地。王廷朴再无回天之力，他开始在齐镇以摆小摊卖香烟为生计，留姓改名叫“王清洁”。现存有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加入“工商业联合会”申请表上留下的唯一墨迹：“王清洁，男，64岁，山西稷山县坞堆村人，纸烟摊贩，投入资金50元。个人简历：由20岁来齐镇，先股东后经理，解放后纸烟摊贩至今。”
　　新中国成立前夕，山西土改的政策和消息传到了王廷朴的耳朵里，他怕因齐家寨的百亩田产而被定为地主成分，欲变卖给别人。在当时那种政策环境下，没钱人买不起，有钱人不敢买，他万般无奈，只好提上点心，白白送给人家。山西土改时，被定为中农成分。1956年的“公私合营”中又将仅剩的房屋院落合营充公。孑然一身的王廷朴，身背淘麦筛子和一直陪伴他的一卷绣花毛毡踏上了归晋之路。屋漏又遇连阴雨，在黄河渡口，遇上强盗，身上带的摆摊所挣的钱也被搜掳一空。他背着筛子和毛毡回到了家里。这个筛子一直保存到现在，成为几代人经商的唯一见证。羊毛毡后来卖给了一个客商。回到故乡后，由于他有文化，当上了家乡小学的一名教员。王廷朴的儿子王焕刚，现为山西稷山县政协常委，稷山县基督教会会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父亲原在陕西经商，由于日本投降亏了本，欠下了一大笔债”，“从未想到日本投降会给我家的买卖带来如此大的损失。因为在日本投降之前，我家向别人借了一大宗钱，从南京等地进了一大批货，日本投降了，货价大跌，值三块钱一尺的绸缎，这时只能卖一块钱，债主又逼着要钱，那一次损失很大很大，我家的‘德裕生’就从那时一跌不起”。“后又遇公私合营，我们‘德裕生’本有一百亩水浇地，但那时谁敢要，只好提着点心，白白送给人家。直到最后父亲把偌大的一个门面开成了一个小地摊，后来小地摊难以维持，就回家务农了，所变卖的几个钱，在黄河滩又遇上强盗，那么大的买卖，就这样空手回来了。回来当了教员，后来被人诬陷入狱，过了七年的监牢生活”。王廷朴的命运遭遇，是那个时代商人的一个缩影。
　　据王焕刚《回忆录》中的记载，探花府是一个规模比较大的宅院，兄弟三人同住一府，各家均有一宅院，并有祠堂、会客招待的地方，也有不少古玩珍宝。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成家子女就得增设屋室，地方就显得越来越小，直至抗战前后才结束同堂而居的生活。王焕刚一家八口居住在探花府古老的一个小院内。
　　进入民国后，晋商在全国全面走向衰落，王家也不例外，王焕刚的母亲在家上伺婆婆，下管五个未成年的子女，艰难度日，为维持生计，只得变卖家中什物。王焕刚《回忆录》中写道：“我的母亲是本县吴壁村人，姓苏，小名叫梨儿，母亲一生脑子管用，巷里人都说：吴壁的真能干。”“母亲的一生，是变卖祖业的一生，父亲生性软弱，在外谋生，家中一切事宜全由母亲担当起来。对母亲来说，的确是个女中英贤。当我们小的时候，母亲就把拍卖行的人请回家中，这对桌子30元，那对椅子50元的卖，反正我们是探花底子，卖也卖不完，今天卖这，明天卖那，全家就靠变卖祖业生活，但卖下的钱，全部用在正当事情上。”“家里的东西，一直卖了母亲一辈子，解放后，我记得给母亲背包袱，到修善会上去卖东西呢，那从太原来的收古董客还亲自来到我家，上了楼，挑选了王文在十几幅字画，胡乱给了些钱就算了事。后来卖得实在没有什么了，我记得她把她的一副豆芽金耳环也让我拿到县银行兑换了几块钱”。
　　(二)扶风县马家的兴衰
　　如果说王廷朴是山西商人在齐家寨的代表，那么，扶风马家则是陕西商人在齐家寨的代表。“盛兴老”商号是清光绪初期扶风揉谷姜嫄村(现属杨凌)马文炳家在齐家寨开设的商业总号，下有九个分号，称十大字号，是齐家寨商界的首富，也是扶风县的首富。
　　马文炳，清咸丰年间人，立有武功，去世后于光绪六年(1880)封赠武信郎，为正六品武职。
　　马文炳有五子，长子马开泰、二子马世泰、三子马新泰、四子马舒泰、五子马临泰。兄弟五人习文练武，务农经商各有所长。有一年马文炳因事借了朋友一笔钱，许诺的还钱时间已到，而他还没有凑足这笔款，朋友讨上门来。马文炳一再向朋友致歉，请求延缓期限，朋友甚是不悦。这时小儿子马临泰挺身出来说：
　　“既然借人钱，就要讲信用按时偿还。”朋友见说话者是一位英俊少年，很是诧异，一个孩子家竟有如此的见识和气度。便问这孩子是谁，马文炳告诉是自己的小儿子。朋友又问，你有几个儿子?
　　马文炳答有五个儿子。朋友让马文炳叫来五个儿子站成一排，只见个个聪明干练，尤其小儿子格外出众。朋友觉得这个孩子必成大器，便对马文炳说：“你若舍得，我就把这娃领走，跟着我学做生意，你欠的账我现在不要了，以后啥时有啥时还。”马文炳当即答应了朋友的要求。这个朋友姓刘，山西人，在齐家寨西街做生意，字号“二合公”。就这样马文炳的小儿子马临泰被带到了眉县齐家寨“二合公”商号当相公。
　　马临泰天资聪明，勤学好问，反应敏捷，账行清楚，办事干练，深得东家的赏识和信任，视同己出，不久就被任用为掌柜。景、刘两家虽家资丰厚，生意昌盛，但后人不济，眼看家业后继无人，成了二人的一块心病。在这种情况下，更器重马临泰。便将九间门面的中间三间卖与马临泰。这样马临泰在继续当“二合公”掌柜的同时也有了自己的生意。
　　光绪年间，斜峪关内有个名叫桃川的地方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大财主，名叫刘云。一天他在自家地里挖出了一窖金银，相传是三国时赵云从斜谷出兵救蜀军时留下的，乍一看，似铁非铁、似石非石，他想能埋地下，一定是值钱的东西，便运回家中看个究竟。
　　刘云是个土财主，钱粮不少但见识不多，想托一个家大根深、知人知底、神通广大又讲信用的人鉴别此物。于是就找到了齐家寨“二合公”的掌柜马临泰。刘、马两家是生意上的老朋友，刘云常将收购的山货土特产卖与马临泰。刘家所需之日常用品亦由马家优惠供应，对外交往也赖马家帮忙打理。两人常来常往，私交很深。马临泰也不知这东西是何物，为此他还专程赴西安找行家进行鉴定，结果属于未充分冶炼的金块，叫乌金。马临泰回来与刘云商议后，将这些乌金买了下来，刘云用这笔钱在齐家寨西河滩又买了几百亩稻田。
　　马临泰在自家的后院搭起了一座小冶炼炉，并从西安请来了专家做技术指导，秘密分金。金子炼出很多。马临泰由此发了大财。他先后在齐家寨两边的东西河滩、五丈原以东、第五村以南购置水、旱地3600亩，租给当地农民耕种。又以他父亲马文炳在扶眉两县的影响力，先后在扶风县城、杏林镇、武功镇、眉县齐家寨及营头建起了以“盛兴”为字号的十大生意：如“盛兴老”(由“二合公”而易)、“盛兴荣”、“盛兴魁”、“盛兴合”、“盛兴东”、“盛兴西”、“盛兴南”、“盛兴北”等。“盛兴老”为总号，设在齐家寨“二合公”原址。“盛兴南”在营头街道，经营有碾坊、油坊、粉坊、铅矿、稻田等；“盛兴东”在老家姜嫄村，经营有酒坊、粉坊、盐库、药铺、染坊、油坊、碾坊等。
　　马家在眉县的两号生意，每年缴纳的税款是各商号中最多的。光绪年间是马家生意最辉煌的时期，每年年底，源源不断的白银从各分号马驮车载运进总号。为了安全，将运回的白银秘密埋入地下银窖，在上边盖上土地堂或房子等。外人搞不清马家到底有多少银两，多少房产、地产。据说后来光景败落后，子孙变卖土地时连地畔也说不清楚。
　　马家兄弟从小跟着父亲马文炳习武练棒，个个都有一身功夫，兄弟几人又曾拜本县侯家村一拳师为师，白天或习文或耕作，夜晚步行十余里去师傅家练武。特别是三子马新泰武功出众，力大无比。传说他练马步拉弓时，要在膝盖上压一块200多斤的大石头；练功用的石锁两三个人都抬不动，他能轻松举起；他能用脚将三四百斤重的石碾轻轻拨到一边……
　　清光绪乙亥年(1875)，马新泰考取了恩科武举，赐封为“武略骑尉候选千总”，马家在扶眉一带的势力更加显赫。
　　五子马临泰在同堂兄弟中排行十四，人称马十四。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起一身兼任扶风、岐山、眉县三县盐局的局长，垄断了三县的食盐销售，依仗专营权牟取暴利。在他任盐局局长期间盐价涨了六七倍，手下批发商行又掺沙使假，还派出盐勇四路堵截不许老百姓到外地购盐，致使许多人家无盐淡食，招致民怨沸腾。光绪三十二年冬，扶风县绛中村武举人张化龙与陈李村人李化虎揭竿而起，聚集六七千人围了扶风县城，提出“减盐价，杀恶绅”的口号，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盐霸斗争。结果知县并未兑现减盐价的承诺，马临泰变本加厉，每斤盐再加价四文。在这种情况下群情更加激愤，张化龙、李化虎率众围了姜嫄村，纵火烧毁了马家“盛兴东”的酒坊、染坊、粉坊和药铺，砸毁了盐库，并砸毁马家石碑五六座。这件历史公案在《陕西通史》及《扶风县志》都有详细记载。这次事件对马家的生意和声誉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民国元年(1912)，马家已是48口人的大家庭了，生意多摊子大，内外矛盾增加，于是兄弟决定分家析产，将整个家产分为五份，五兄弟各占一份。每份都分得两个字号，齐家寨的“盛兴老”、营头的“盛兴南”分给了老二马世泰。人常说“树大招风”，马家人多势众，财大气粗，招致不少人的怨恨，官府、驻军、地痞、恶霸、同行都想打他们的主意。分家后不久，除马世泰在眉县的生意艰难维系以外，其他各家的生意，由于后人染上抽大烟、赌博等恶习很快就败落了。厄运不久也降临到了马世泰的头上。
　　民国十年(1921)冬的一天，马世泰在营头的“盛兴南”商号打理完生意，晚上准备休息时，油坊门前来了一个讨饭的，冻得瑟瑟发抖。马世泰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便让伙计端来了饭菜，之后那人又说天黑没有去处，要求借宿，马世泰随口答应让那人睡在油坊的棉子堆里。半夜时分，一队官兵来到油坊声称搜寻逃兵，结果在棉子堆里搜出了那个讨饭的人，并在其后腰处搜出两把手枪，那个人竟说是马东家让他藏在这里的。带兵的军官立即以私藏逃兵罪将马世泰绑了起来，硬要马世泰赔他一连的兵，马世泰不答应，这伙官兵就将马世泰押到齐家寨吊起来严刑拷打。这实际上是一个圈套，马世泰遭人暗算。
　　马世泰的夫人听得丈夫遭难的消息后，立即坐轿车由姜嫄村家里赶到齐家寨解救丈夫。马夫人问清情况后对那位军官说道，你们无非是想要钱，只要你们放人，齐家寨及营头的生意全归你们。那伙人达到目的后才放了马世泰。由于受辱受气又受重伤，马世泰回家后不久就撒手人寰。马家在眉县的生意就此告终，马夫人一家老小的生活陷入绝境。
　　绛帐镇镇长马炳仁，早就看上了马世泰在姜嫄村的宅子，一心想据为已有，这次借帮助埋葬马世泰，出银50两。后又以此为条件，强索恶要，讹了马世泰的这院庄基房产。马家户族内有本事的几个人不忍心，也不愿意家产这样被人讹去，与马炳仁据理争辩，马炳仁明里笑脸相迎，客气应付，暗地里却勾结土匪，将马家家族中出头的人一个个打死，就连马世泰年幼的儿子也不放过，扬言要斩草除根。马世泰的儿子被逼逃难到武功的舅家，在舅家长大成人。
　　马家从崛起到衰落也就仅仅30余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