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镇小社会，社会大市镇。市场上的物质交流说到底是人的交流，因此市井之象便反映了市场的迭替兴衰，齐家寨也是如此。
　　(一)匪患
　　土匪绑票劫财是旧社会齐家寨商业繁荣掩盖下的一大祸患。关中多旱灾，有旱灾必有饥荒，饥荒必死人，死人多了必生瘟疫，结果死人更多。民国十八年(1929)，特大荒年后，二十一年又逢大灾，各地流行霍乱，死人无数。土匪恶霸纷纷起事，招兵买马、占山为王。多者有枪数百支，白天给老百姓摊派粮款、草料，晚上抢劫、奸淫、绑票。少者三五一伙，拦路打劫行人。齐家寨有个富户程方亭，曾任眉县商会会长和齐家寨民团团长，因和土匪王定邦结仇，被王定邦绑架。程家为赎人，花了大量金钱，土匪吃足了赎金，最后还是撕了票。齐家寨的商家大部分是到西安办货，途经教坊沟、烟筒沟、猴娃桥等地，常遭土匪抢劫，有的连性命也搭上了。后商家团结起来，筹资加固了城门，在主要街道两端加筑了栅栏，成立了民团，后又成立了商保，训练团丁、保丁，武装对抗匪患。齐家寨当地有个张团副，家中富有，与保十团团长崔镇山做了拜把弟兄，家里有七八支枪，五六个保镖，他依仗权势，在齐家寨街上横行霸道，随意抢人，甚至杀人，作恶多端，商家见之唯恐躲避不及。后因抢杀副镇长苏兆黎而被告到陕西省政府主席熊斌处，熊斌大怒，下令宝鸡专署诱捕了张团副，枪毙于宝鸡。
　　(二)烟毒
　　解放前，齐家寨设有大烟馆4～5家，公开买卖大烟土。政府禁烟只是口号，实际上政府官员与当地驻军首领大做贩毒生意，敛取钱财。齐家寨就有官办的专卖鸦片烟的“烟膏局”，由于是官办的，也叫“官膏局”。在南山中多有农户种植鸦片烟，如鹦鸽嘴、高码头、田家河、杨家河、张家山等地种烟的面积较大。割烟时节如同过节，有酒有肉，款待割烟的雇工和收烟的商人。官、商、驻军头子都纷纷派人进山收烟膏。也有从外地贩来的鸦片精制品“白面”。烟馆多在小南街上，官膏局也在南街上。烟馆做的是零售生意，一般有一两间门面，内部设置简陋，卫生条件也很差。到烟馆来吸大烟的多为破落富户及街头混混之类，家道富足的或商铺掌柜、地方官绅抽烟都是派人到烟馆买烟泡在家里吸食。开烟馆的利润很大，烟馆卖的烟泡惯例是要掺上烟灰，八钱烟土可以掺上六钱烟灰。烟馆为了吸引主顾，有的还要兑上甘油，使烟膏甜润可口，有的还掺上白干酒，讲究一点的掺上白兰地酒，一两烟土可掺上一两酒，从口味上形成自家烟馆的特色。有一家王掌柜的烟馆比较大，设施也好，里面有雅座，也有散座。散座是一大屋子，盘一个大炕，许多烟客躺在一个大炕上，伙计蹲在炕下侍候烧烟。两个烟客中间有一个小桌，可以叫茶、叫烟、叫菜。这些烟馆往往在前面铺面有正当生意作掩护。“官膏局”则做的是批发生意，比烟馆利润大得多。旧社会，尤其在清末民初，种鸦片、卖鸦片、抽鸦片之风盛行。据《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存稿选编集萃丛书·烟毒见闻回忆》(张钫)中写道：“1911年夏，我从广州回西安，经三原，途中寓南关外旅店，时值中伏，晚间热不能寝，约伴散步，廊外纳凉，遥见野外场中灯火万点，闪若繁星，大家往前一看，则见地上芦席纵横，每席二人对卧，各枕木枕，赤足袒胸，跷腿曲腰，对灯烧烟泡，聚精会神。”“后与同事谈及途中所见，始知三原烟民之种与吸，若与西路(西府)一带比较，在数量上不过三一。西路户县、眉县、乾县、礼泉、凤翔、宝鸡、陇县一带种烟面积约达耕地的半数。西路出产的‘陕西土’，几可与‘云南土’齐名，畅销河南、山西、湖北、甘肃等省。吸者普遍，不吸为例外。对襁褓中小儿患病亦吸鸦片喷之，以为治病妙方。”“稍大商铺，柜中榻上经常备有烟具。家中客至首先点灯让吸，如现在之待客让香烟者。”民国中后期，政府明查暗保，平原种烟收税，查烟罚款，收烟贩烟是当地驻军军费和政府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明令禁烟。县政府遂在齐家寨北街设立戒烟所。民团和警察抓到吸烟的送到戒烟所关起来，家里有钱的要用钱来赎，没钱的关几天也就放了。一手卖烟，一手戒烟，两手都是为了捞钱。抽烟上瘾的，多数结果是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最后倒卧街头。有的为筹毒资走上偷盗、抢劫、杀人、放火的道路。齐家寨街头恶霸张团副，一家吸食鸦片。有一天探知张赵村杜九家有烟土，就晚上派人到杜家硬抢，把杜九吊起拷打致死，杜九交了烟土也没换下性命。
　　(三)赌博
　　赌博是旧社会一大公害。齐家寨的棉花市、板店巷等处是有名的赌市，有赌馆十几家，设赌者多为有势力的恶棍。赌博形式花样繁多：麻将、单双宝、黑红宝、掷骰子、推牌九、掀花花等。参赌的人从官绅富商、市井流氓到破产农民，形形色色各类人都有。有一夜之间输完家当的；有输了老婆的；有上吊自杀的；有赌徒间大打出手，伤害性命的。开设赌场的人，都要与地方民团或警察局暗中联系，每月供给若干税款(保护费)，一般情况下不予干涉。但当参赌人员中有外地生意人、携款多的人，民团和警察就会“查”。当赌徒赌兴正浓时，忽然一声“不许动，抓赌”，警察和团丁一拥而入，赌金和赌客身上随带的钱财一律没收。“抓赌”成了警察局、民团局和镇公所的生财之道。赌徒的结局大多很不好。俗话说赌徒无赢家。不少赌徒一夜之间失掉一份家业，有的还把老婆输给了别人，沦为耕无地、居无屋的赤贫者。有一凤翔籍商人和一扶风籍商人，同在一条街上做同样的生意，平时明争暗斗均不服输，一日在赌馆相遇，便以生意为赌注要争个高低，空口无凭，立约为据。这牌直打得昏天黑地，一天一夜。扶风人揭了“炸弹”太过激动，高叫一声倒地而亡。牌是赢了，人却完了，生意也完了。古人言“赌近盗”，赌徒沦为盗贼、罪犯也只不过一步之差。齐家寨赌市上也有号称“赌王”的高手，在东街开粟店的老板姚仁在麻将牌桌上揭牌时只揭不看，揭到就藏于袖筒中，到了和牌时袖筒一甩分毫不差，可见其赌技奇高，无人能比。
　　(四)娼妓
　　俗话说：“无娼不成市。”娼妓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四千年前。在封建社会，娼和妓是两个概念。娼指专门经营色情卖淫业的投资者、管理者，俗称“老鸨”、“龟公”、“龟婆”；妓则指被迫出卖皮肉以谋生的女子，也有的是妓娼合一。
　　妓与娼，即妓女与老板的经济关系分为做押账、做分账和自做三种。(1)做押账是妓女为生活所迫向老鸨借高利贷，将自身作为抵押。接客的收入老板得七八成，本人得二三成，债还清了，自身才能获得自由。这类妓女受剥削最重，平日衣饰费用均由自己负担，因此经常入不敷出。家里有事更是用度不足，只好再向老板借债，这样旧债未还，新债又添，一辈子也难脱出苦海。(2)做分账，是妓女依靠老板提供的条件，卖淫的收入与老板分账。一般达到对半分。食宿由老板提供。(3)自做，即自卖自用，也叫暗娼或私娼，年龄大了就买一两个姑娘，代替自己接客。有的有自己的房舍，有的则长住旅馆。私娼的成分很复杂，有家庭妇女，也有学校的女生。有的为生活所迫，有的则陷于吸毒和赌博不能自拔而流为暗娼。齐家寨的妓女多为江淮一带的姑娘，本地女极少。
　　齐家寨妓院主要分布在棉花市、望乡台、北街、南门等处。北街皂角树旁边住的王老汉就养着十八九个姑娘。县档案馆馆藏资料中有一份妓女花名册，反映在齐家寨南街有汤姓老板开的妓院，领班(鸨儿)也姓汤，40余岁，有姑娘八人，均从老板姓汤，登记姓名为“汤小凤”、“汤小红”、“汤金凤”等，都为江苏籍。南门外另一家金姓老板的妓院，妓女一律登记为“金红”、“金玉”等名。妓女与领班一律母女相称。这些妓院的嫖客多为南来北往的商贩、富家浪荡子弟及街头流氓之类。有一很有名气的刘姓富商的一个儿子，不争气，游手好闲，年少时即为妓院常客，恋着几个姑娘不能自拔，花了大把金钱，常被父亲和兄长责打，加之身体元气大伤，30岁就塌腰驼背，人叫“弯弯腰”。新中国成立后，身无长技，后被下放边远农村改造。
　　(五)丐帮与小偷
　　乞讨与偷窃从来是市井伤疤，也是一部分人的生存方式。丐帮与一般意义上的饥民逃荒要饭有着很大的区别。虽然同是乞讨，饥民讨饭是暂时的，年景好转，就会各返本业，而丐帮则以乞讨为业，有严密的组织，有分头把持的地盘。乞讨手段也是花样百出，带有流氓无赖特点，虽不强抢硬夺，但骚扰得你做不成生意。一般商家均对这类乞丐采取容忍的态度。每天准备一定数量的零钱在柜上打发这些人。旧社会到齐家寨的乞丐很多，主要是无家可归的破产农民和旧军队抛弃的伤残老兵。他们长期在一个地方，形成了相对熟悉的圈子，按街道划出各自的地盘。新的乞丐要拜见这片儿乞丐头儿才能行乞，否则便会被毒打赶走。人们最怕的是那些年轻力壮的乞丐，使出手段强讨恶要。有的专门到商店门前大声喧闹，说些无理的话，不给钱就无休无止。有人还随身携带一种极锋利的小铁片，拿着往头上划，立时血流满面或躺在地上装死，招来众人围观，商店的生意就做不成了，弄不好还要落上个不仁不义之名，商人只有花钱了事。这种乞讨法俗称“卖血”。还有一种乞丐用一根七八寸长的铁锥扎在手臂上，鲜血淋漓，十分吓人。还有一种人用铁钉把自己的嘴唇钉在商店的门板、门框上。要起出这颗钉子，要不少银子才能平事。还有一种借助道具以说唱为特点的乞丐，以卖唱讨钱，在北京把这种人叫“光棍莲花落”。他们二人一伙，一人说唱，一人拿两个板子或两块牛肩胛骨敲打伴奏。到了商店门口，板子一响，先唱几句吉祥的话儿，商店伙计即给一枚铜钱；如果店主不肯给钱，便唱开成折成套的戏文，再不给钱第二天清早就会接着来唱，让你的生意做不成。更有说些恶言咒语，让人不舒服，商家耽搁不起只得给钱。还有一种情况叫“吃大户”，即有钱人家过红白喜事，乞丐头儿就会带一伙人前去贺礼，说几句祝贺的话，放两只炮仗，事主必须出面热情接待，像对其他客人一样请入席中酒肉款待。事主为求吉利，不愿意也不敢惹这些人。
　　小偷和乞丐同属流氓无产者，具有相近的特点。一个是明要，一个是暗拿。齐家寨的小偷也是有组织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齐镇的贼头儿一个叫“孙拐子”，一个叫“黄毛”，黄毛是孙拐子的徒弟，他们师徒手下有几十号贼娃子。这些人被划分为几个小组分布到各条街道上。绺窃得到的财物必须上交给黄毛和孙拐子，不得私吞。如有隐藏私吞，黄毛、孙拐子就会把犯规者吊起来往死里打。平时贼头要管贼娃子的吃住。外地刚到的小偷，必须拜见黄毛，给了见面礼，黄毛收下了，才能干活，否则一顿饱打是少不了的。这伙人内部管理很细致，也很严格，街上添了新面孔，他们就会知道。黄毛和孙拐子也成了齐家寨的“名人”。从驻军军官、民团团长、镇长、商会会长、大小商家及至市民百姓都知道黄毛是贼头，但都认可他。他和各方面都有联系，所以大小商店摊贩都还不敢惹他。假如重要人物或官府熟人在街上被偷，镇长或商会会长、警察所长会找黄毛，告之以被偷的地点，黄毛便知道是手下谁干的，用不了多大一会儿，就会物归原主。渐渐地黄毛成了镇上官员离不了的人物。镇上还专门给安排了打更巡夜的差使，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社会治安的管理。更有意思的是黄毛、孙拐子有了一定的特权——“抓集”，也叫“扑集”。就是每到逢年过节前的逢集日，黄毛、孙拐子背上大背篓，挨店挨摊，不管吃的用的，直接抓来往背篓里装。拿得不多，但也绝不空过。商家也与之在嬉笑怒骂中任其拿走，从不发生纠纷。时间长了，便成了齐家寨集市上的一景。好多商店早早准备一份礼物，不等黄毛抓就送到他的背篓里，多少年都相安无事。齐家寨集市很大，几百家摊点商铺，一天抓集下来会收获很多东西。当其他人欢度节日时，小偷们也在黄毛、孙拐子那里分享“抓来”的各色物品。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述这些社会的丑恶现象在短期内便被禁绝，齐家寨才有了历史上未有过的风清气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