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和镇作为地理概念和地理实体，是在商品交易基础上形成的基层商品市场和居民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明清关中商品经济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市镇的发展。
　　一、明清时期关中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代中叶以后，关中商品经济发展迅速。在市场利润的刺激与驱动下，关中经济作物的种植、粮食商品化都发展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促使大量商品进入市场，促进了市镇的发展。这突出表现在棉花、药材、粮食等商品性经营上。
　　明清关中植棉技术的推广，使该地纺织从“以贸家用”的自然经济逐步演变为“织布转生息”的商品经济。如周至“邑民多衣褐，细布贸之会城”①；同官“木棉毡白于雪，抱布纷纷来市场”②；岐山“每年出布18000余匹……贩卖千陇”③；礼泉“每年输出布180万丈，行销甘肃”④；蒲城“贫寒之家亦农隙织布销售”⑤；永寿“乡妇织布，来镇销售，乡妇仍多席地坐候买主”⑥。棉布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棉布交易中心市镇，如三原的盐店街、兴平的店张镇等。
　　明清是“西口药材”盛销全国的时代，关中是市场交易中心。由甘肃来的药材或经旬邑、淳化，或由长武、永寿运向三原；由陕南来的药材经勉县、凤翔汇集三原，使三原成为药材总汇。凤翔成为著名的药材集散地，“时有药材庄和零售配药，小宗加工批发的中药店60多家”⑦。那些常年购药、销药的市镇，在明清关中甚为普遍。
　　明清关中粮食商品化得到发展。如韩城“终岁之获，不敷元元之用，居常仰丹之麦，合阳之粟”⑧。入清后粮食缺口更大，“粟麦独缺，而仰给者，上郡之洛川、宜川、鄜州、延长等处，南之合阳，西南之澄城。每岁负担驴骡，络绎于路，度沟历涧，风雨霜雪，日夜不绝，富家贫室，率寄餐食于市集”⑨，人们只得“多种棉花等，以换取粮食”⑩。泾阳为关中贸易中心，商贾云集于云阳、石桥等镇，他们粮食的消费还需淳化等地供应。(11)周至多粮食输出，米粟等物“多土著之民自行贩卖”(12)。
　　关中有些地方余粮增加，使人们从粮食就地加工转化中寻找出路，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陕西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清代陕西余粮转化发展最快的是酿酒和饲猪。酿酒主要集中在凤翔和永寿等县，规模很大，仅凤翔一县“酿酒作坊城镇有60余户”(13)。永寿更是“每窑酿酒200斤，销咸阳，全年出酒5000石”(14)。
　　明清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及粮食的商品化，有力促进了关中市场的发育和扩展。棉布、药材、粮食、酒等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产品，生产者交换日益频繁，生活用品逐渐成为交换的主体。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的民生日用品大量进入流通，必然有力推动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市场容量的加深。
　　二、明清时期关中集市贸易的扩展和繁荣
　　明清关中市镇范围的扩大，首先表现为农村集市贸易的扩展和繁盛。集市贸易是适应农村商品交换的需要而形成的初级市场。集市的一般特点是“市廛有地，交易有期”，交换以当地产品为主。须逢场期，始来交易，平时市面冷落，几乎没有外地富商大贾，故有谚曰“聚者为集，散者为墟”。集的分布以方圆十余里为度。保证农民一日步行，可以来回，以便不误农时。
　　明清时期，由于民间交易的频繁，使农村集市贸易呈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集市数量的增加、集会次数的增多及庙会经济的急剧发展。
　　据许檀统计，明代时关中大约有集市356处，清初则增为444处，就清末也有380处之多(15)，明显高于明代。
　　定期的年会、庙会、古会是集市贸易的另一种形式，清雍正《陕西通志稿》卷一百九十八载：“陕有赛会每借祀神开设，而实在行销土货，所以通省皆有集场。”清代陕西农村，由于交换发达，庙会成为社区行为，往往各村轮流办会，使庙会成为“村村有会，月月有会”的经常性交易行为。现将民国《续修陕西通志稿》卷一百八十九所记述的关中各县“赛会”情况摘录如下：
　　长安、咸宁“有赛会四，而以四月初八等日都城隍会为最大，商货联集，蔚成巨观”；
　　兴平“城内乡人七行逢会之日，行头倡办演戏各费，西南两街均四月，东街三月二十八日，北街二月十二日，镇如马嵬二月大会七日，店张十二月大会十日，商旅皆来，杂货交易，延展时日”；
　　高陵“冬至之会……商贩云集，俨如货市，牛马估衣行木各器皆居多数，栅帐互支，经月始散”；
　　泾阳“鲁桥镇显佑神会，各演戏数日，商贾贩运估衣京货竹器农具木料及牲畜等类，云集贸易”；
　　富平“东乡卤泊湖滩以三月十五日商贾云集，百货俱备”；
　　耀州“二月大会于城东五台山，八月大会于城内南街……商贾云集，杂货畅销”；
　　大荔“虽以祀神为宗旨而民间借此置买牲畜器具，行之永久，不能废焉”；
　　韩城“城隍庙向立有赛会，当道咸承平时，招致外来商贾，极为殷繁”；
　　华阴“华岳镇有西岳会，本省京货估衣及外省州县药材各行皆至，搭盖席棚，售卖货物并有花马骡马各市约二十余日乃散”；
　　凤翔“城隍冬会，演戏数台，狭旬斗聚山积，珍货谷量”。
　　农村定期集市贸易和庙会的发展，要求打破交换所受到的时间性限制，推动着交换与集镇的常住人口结合起来，导致集镇合而为一，产生和发展了比农村集市贸易初级市场更进一步的市镇。
　　三、明清时期关中市镇经济的兴起
　　随着民间商品流通的兴盛，关中市镇呈现出不断增加的趋势。就渭南明清市镇的变化来说，明代嘉靖年间，渭南有市镇16个(16)，到雍正十二年，市镇增加到30个(17)，与明代相比几乎翻了一番，到光绪十八年，市镇又增到36个(18)。许多市镇成为著名的农村工商业中心，如户县之秦渡镇“商贾辐辏，为邑中最盛”(19)；朝邑之赵渡镇“邑名地也，烟户辐辏，被服济楚”(20)。
　　清代市镇的规模比前代有所扩大，并更侧重于商业贸易。如渭南之孝义镇“为渭南河北之要区……林木葱茏，人烟稠密，百货聚集其间者，极晦明风雨之无阻，人语喧哗之遥闻，城市之繁庶，他属莫能与并”(21)。
　　明清关中市镇经济的兴盛，促进了关中专业化市镇的出现与发展。华州柳子镇铁器业在明代隆庆前后一度十分繁荣，“郡之柳子镇，有千家铁匠，作刀剑剪斧之用，天下士大夫所共索，以为转相赠予者。”(22)礼泉县史德镇“金火匠向最著名，明清两代西北县邑各庙社之铁旗杆、大钟、香炉、醮炉皆其所造，式样精奇，花纹纤细”(23)。
　　三原之鲁桥镇，镇内20多条街巷，居民商店500余户，是经历500多年形成的一座繁华交易集镇，昔日为粮食集散地，渭北耀县、富平、三原的小麦，多集于此交易，是渭北闻名的粮食市场(24)。永寿县之监军镇，为陕甘必经之途，陕西粮食大量经此贩运甘肃，因而亦以粮食市场而著名陕陇，几乎天天有集，俗称“百日集”。蒲城兴市镇以造纸著名，“烟火密万家，业褚以为命。皎洁雪霜明，滑腻脂韦立。各里尽忧虚，兹时独欢庆。贾客通货泉，先王有善政”(25)。凤翔的柳林镇以酿酒著称，“有商号20余家，以烧酒为业，年产400万斤”(26)。同官的陈炉镇“为邑巨镇，镇民俱业陶，而以农为副业，陶厂南北三里，东西绵延五里，炉火杂陈、彻夜明朗，故有炉山不夜之称”(27)，被誉为陕西的“瓷都”。此外，长安的引镇，周至的终南、马召均以地处终南山山口而成为著名木材市场。
　　四、明清时期关中市镇与陕西区域市场
　　区域性市场的形成，一是由于共同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相同的生活习惯，二是由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需要。这种市场在区域范围内，调剂着农村各集市市场和市镇市场的余缺，集散着本区域内的土特产品，并与其他区域性市场进行着商品交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路的增辟，明清陕北、关中、陕南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和生活习惯的不同，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区域性市场。
　　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海拔1000米左右，位于鄂尔多斯草原之南，关中之北，西界宁夏回族自治区，东至黄河西岸，地形复杂，群山连绵，“地瘠民贫，寸步皆山，坡高岭陡，耕种艰难”(28)。这里湖泊成群，草滩平坦，水草丰美，以盛产皮毛、牛羊而闻名全国，自古就形成了农牧兼有的区域性经济。陕北“地多驴马牛羊旃裘筋角”(29)，又自古有同蒙古人贸易的历史，故“腹地各村乡，牛马寄牧，茶盐乳酥，互市络绎”(30)，形成了以沿长城互市为中心，以皮革羊毛为特色的区域性市场。每年产自陕北的畜产品盈千累万，计有羔羊皮51000张，滩羊皮12万张，老羊皮1万张，山羊皮25万张(31)，成为清代风行全国的“西口皮货”的主要供货地之一。
　　陕南习惯上指秦岭以南的陕西管辖地区(包括今天的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市)，其地盆地众多，较大的有汉中盆地、西乡盆地、安康盆地、商丹盆地和洛南盆地等。此地海拔一般为500—700米，气候温暖湿润，特别适于茶叶、药材的生长。清代对秦巴山区的开发，使陕南逐渐形成了以汉中、定远、兴安、商州为中心，以药材、茶叶生产为主的特色区域市场。这从对汉中的记载中可以反映出来，清代的汉中“西则陆通陇蜀，东则水达鄂皖，商贾辐辏，货物山积，虽繁荣不及长安，亦陕西第二都会，尤以东关及县东八里铺为最。……东关商业开行店，大批发行有山、陕、怀、黄、江五帮，出口于汉中者多药材，以甘运来的当归、秦艽、冬花为大宗，余则鹿茸、麝香、甘草、枸杞、凉黄、地黄、麻黄及凤县、西乡、镇巴、佛坪等县所产之党参。由汉口运入者，江帮为磁器，余各帮运湖布、苏缎、京广洋货，并白矾、苏木、黄丹、草果、胡椒、大香、铁丝、连丝纸。运出者以西乡、佛坪、略阳、留坝、凤翔等县所产之木耳，城固产姜黄等”(32)。由各省货物集中于汉中及附近各县货物依靠汉中来集散的情况看，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区域市场在其内部自行调整货物的余缺，带动了附近各县及整个陕南区域经济的发展。
　　关中地区，是陕西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手工业、商业为陕西之最。清代关中的皮毛加工业很发达，泾阳、同州府城和大荔的羌白镇都是有名的皮毛加工中心，皮毛原料不少运自陕北。汉唐以来积累的焙茶技术使关中成为明清茶叶加工中心，而原料大部分来自陕南。较为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使关中市镇成为陕南、陕北农特产品的加工中心，形成了工商兼有的市镇群体，成为陕西区域经济的中心。
　　① 民国《周至县志·物产》。
　　② 乾隆《同官县志》卷三。
　　③ 《陕行汇刊》第7卷，第4期。
　　④ 《陕行汇刊》第1卷，第137页。
　　⑤ 《陕行汇刊》第2卷，第10期。
　　⑥ 《陕行汇刊》第5卷，第10期。
　　⑦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
　　⑧ 乾隆《韩城县志·物产志》。
　　⑨ 嘉庆《韩城县续志·物产志》。
　　⑩ 嘉庆《韩城县续志》卷十三。
　　(11) 乾隆《泾阳县志》卷二，《市镇》。
　　(12) 民国《周至县志·风俗志》。
　　(13) 《凤翔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32—435页。
　　(14) 《陕行汇刊》第4卷。
　　(15)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6) 《渭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14页。
　　(17) 《渭南县志》，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14页。
　　(18) 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一。
　　(19)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百二十九。
　　(20) 李天受：《来紫堂集》卷一，清咸丰二年刻本。
　　(21) 光绪《新续渭南县志》卷十。
　　(22) 隆庆《华州志》卷九，《物产》。
　　(23) 民国《续修礼泉县志稿》卷一，《风俗》。
　　(24) 徐志祯；《解放鲁桥镇侧记》，《三原文史资料》第23辑。
　　(25) 屈复：《弱水集》卷一，乾隆三年弱水草堂刻本。
　　(26) 《陕行汇刊》第1卷，第184页。
　　(27) 民国《同官县志》卷十二。
　　(28)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
　　(29)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四库全书》本。
　　(30) 光绪《靖边县志稿》卷四。
　　(31) 《陕行汇刊》，第90期。
　　(32) 卢坤：《秦疆治略》，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